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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认为最早的文人五言诗是班固所写的《咏史》。此后，张衡的《同声歌》、秦嘉的《赠妇诗》赵壹的《疾邪诗》蔡邕的《翠鸟》等都是较早的文人五言诗。
2、《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3、《古诗十九首》之名，最早见于梁人萧统编的《文选》
4、《古诗十九首》大约产生于东汉后期的桓帝、灵帝之世，当是这一时代中下层知识分子所写。
5、先秦两汉时期，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三个重要阶段依次是《诗经》、“楚辞”和汉乐府民歌。
魏晋南北朝文学基础：
1、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儒学禁锢的崩溃，逐渐形成了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其理论形态就是魏晋玄学。
2、西晋末年，在世族清淡玄理风气的影响下，出现了玄言诗，其内容是抽象枯燥的玄理，只不过徒具诗的形式而已。
3、梁陈两代，帝王和世族的生产更加腐朽，精神也更为空虚，他们不再满足于山水的清音，而要寻求强烈的声色 *** ，于是产生了宫体诗。
4、“宫体诗”之名始于梁简文帝萧纲，宫体诗主要是以艳丽的词句表现宫廷生活，其中也有一些类似文字游戏的咏物诗。宫体诗产生并盛行于梁、陈时期。
5、东晋南北朝诗歌经历了玄言——山水——宫体的变化过程。
6、南北朝文学的主要成就有：山水诗的兴起，拓展了诗歌题材；新体诗对古代诗歌的格律化奠定了基础；鲍照发展了七言诗，在题材和诗歌形式上都有开创；文学理论多有建树，出现了《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理论著作；骈文及小说都是新的开创；萧统编选了我国第一部文学选集《文选》等。
7、建安时期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一批诗人，一方面学习汉乐府，描写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一方面歌唱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抱负，形成了一种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风格，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或“建安风力”。
一、建安文学基础：
1、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杰出的诗人曹操。他诗歌创作代表作品有描写汉末战乱和人民苦难的《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蒿里行》中的名句。表现统一天下雄心壮志、充满积极进取精神的《短歌行》中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了他博大的胸怀；《观沧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描写了大海孕大含深的气派。《短歌行》中的“青青子矜，悠悠我心”表现了作者对贤才的渴慕，《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现了曹操积极进取精神。
2、曹操是建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用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先河。他的作品除五言外，四言诗也不少优秀之作，他学习汉乐府，但又有自己的风格。
3、现存最早的完整的文人七言诗是曹丕的《燕歌行》；他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了文学专论，他提倡文学，对建安文学的繁荣起了推动作用。
4、曹植的生活和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为界线，
5、曹植诗歌创作的代表作有描写游侠少年的高超武艺和爱国精神的《白马篇》，其中“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集中表现了少年的爱国精神；鼓励朋友建功立业的《赠徐干》；在思妇身上寄托自己的失意和苦闷的《七哀》；描写一个少年斩断罗网，拯救一只黄雀的故事的《野田黄雀行》；描写海边人民贫困生活的《泰山梁甫吟》；以美女盛年未嫁的苦恼寄托自己怀才不遇之感慨的《美女篇》等。钟嵘称他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6、建安时期重要的作家有“三曹”“七子”和女诗人蔡琰。“三曹”指曹操、曹丕、曹植；“七子”之称见于曹丕的《典论·论文》，指孔融、陈琳、王粲、阮瑀、应瑒、刘桢七人，成就最高的是王粲。
7、“七子”的诗歌创作中反映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的代表作有王粲的《七哀诗》其一，其中“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表现了战乱给人民带不的苦难。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等；抒写个人的抱负和遭遇的代表作是刘桢的《赠从弟》三首等。
8、现存题为蔡琰的作品有五言《悲愤诗》，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最可信的是蔡琰所作的是五言《悲愤诗》。
第二、正始西晋文学基础
1、正始文学泛指魏代末年的文学，此时期的代表作家是嵇康和阮籍。
2、嵇康的散文代表是《与山巨源绝交书》，诗歌的代表作是《赠秀才入军》十八首；阮籍主要的诗歌创作是八十二首《咏怀诗》，最著名的散文是《大人先生传》。
3、阮籍的《咏怀传》在运用王言诗抒情和讽谕方面有较高的成就，其一中“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表现了自己的孤独苦闷，给处于黑暗统治下的进步作家开拓了一条写作政治抒情诗的道路，《诗品》的“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概括的就是阮籍的诗风。陶渊明的《饮酒》，庾信的《拟咏怀》。
4、晋武帝太康前后的“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指导的是张华、张协、陆机、潘尼、潘岳、左思，他们是太康时期著名的诗人。
5、太康文学创作有两种不好的倾向：一是模拟古人的风气大盛；二是追求词藻华美和对偶工整。刘勰所说“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指的就是太康文学。
6、太康时代最著名的作家是陆机，与之齐名的作家是潘岳，还有张华张协等。
7、陆机的代表作有模仿《古诗十九首》的《拟古诗》十二首，描写行旅生活的《赴洛道中作》；潘岳的名作是《悼亡诗》三首。
8、左思是西晋最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直接继承了建安风骨有“左思风力”之称。
9、左思的代表作有《咏史》八首，作品采用了典故，运用了对比等手法，如“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即是对比，“涧底松”和“山上苗”即是比喻寒门知识分子和士族子弟，又是用对比反映寒门知识分子与世族门阀的矛盾。此外，《招隐》《娇女诗》《三都赋》都是他的名作。
10、刘琨的代表作是《扶风歌》，他是著我的爱国诗人。郭璞的代表作是《洲仙诗》十四首，他是一位玄言诗人，《诗品序》中“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即是对玄言诗的批评。
第三、陶渊明基础：
1、陶渊明，又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人，谥号“靖节征士”，因其曾作过彭泽令，所以后人又称他为陶彭泽，他辞去彭泽令后，过着“晨兴埋荒秽，带月荷锄归”的躬耕生活。
2、陶渊明的诗可以分成两类：田园诗和咏怀、咏史诗。他的散文辞的名篇是《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等。
3、陶渊明的田园诗歌按其内容可以分为三方面：一部分表现农村的恬美静穆，和他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代表作有《归田园居》其一（“少无适俗韵”），《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等；另一部分以极大的热情歌咏了农业劳动，以及在劳动中与农民建立的友谊，如《归田园居》其三（种豆南山下），《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人生归有道）等；还有一小部分反映了农村凋蔽和自己的穷困生活，如《归田园居》其四（久去山泽游）、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等。晚年所作的《桃花源诗并记》是他田园诗的一个新发展。
4、陶渊明的咏怀、咏史诗继承了正始诗人阮籍和西晋诗人左思的伎，发扬了建安的精神。代表作有《杂诗》其二（白日沦西阿），《读山海经》其十（精卫衔微木）等。
5、鲁迅称一些陶渊明的咏怀、咏史诗，如《读山海经》其十为“金刚怒目式”的作品。
6、陶渊明诗歌的艺术特色：1、平淡与醇美的统一。陶诗很少用奇特的形象、夸张的手法和华丽的词藻，甚至连形容词都少用。2、情、景、理的统一。
7、陶渊明是魏晋南北朝最有成就的诗人，他的出现打破了了玄言诗的统治，咏怀、咏史诗继承了阮籍、左思的传统，发扬了建安的精神，田园诗是他的独创。“田园诗”成为一个流派在诗歌史上独树一帜，
8、陶诗的艺术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唐代学习田园诗的有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诗人。
第四章南北朝乐府民歌基础：
1、南朝乐府民歌约五百首，大部分属于《乐府诗集》的“清商曲辞”，其中“吴歌”三百二十六首，“西曲”一百四十二首，“神弦歌”十八首。
5、南朝乐府民歌，除吴歌、西曲外，还有一首较长的抒情诗《西洲曲》，属《杂曲歌辞》。
8、北朝民歌主要收集在《乐集诗集梁鼓角横吹曲》中，在《杂曲歌辞》、《杂歌谣辞》中也有一小部分，共约六十多首。
10、北朝民歌是北方各族人民的共同创作，我们所接触到的，除汉人的作品外，还有氐人、羌人、鲜卑人，以鲜卑民歌居多。
12、北朝民歌中最杰出的长篇叙事诗是《木兰诗》，它产生的时代不会晚于陈代，大概是北魏的作品。
第五南北朝诗文基础：
1、晋宋之际代替玄言诗的是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
2、谢灵运因袭封康乐公，故又称谢康乐。他的山水诗的代表作有《登池上楼》（潜虬媚幽姿）和《入彭蠡湖口》（客游倦水宿）等。《登池上楼》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写景名句。
3、鲍照对诗歌形式的主要贡献是为七言诗拓宽道路，其诗歌代表作有《拟行路难》其六（对案不能食），其中“自古圣贤皆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的诗句，表现了对门阀制度的不满，《拟古》其三（幽并重骑射）、其六（束薪幽篁里）《代出自蓟北门行》（羽檄起边亭）等也是其代表作。
4、鲍照的诗歌直接继承着建安文学的传统，大力写作乐府诗，他是继曹丕之后，对七言诗贡献最大的诗人。
5、教材中提到继承建安风骨或发扬其精神的诗人有：阮籍、左思、陶渊明、鲍照。
6、所谓新体诗是指自齐至隋百余年中讲究声律、对偶的作品，名曰新体诗。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所谓新体，是就其形式而言。齐永明年间著名诗人沈约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句中声、韵、调的配合，指出八种应避免的声律上的毛病，叫做“八病”。齐永明年间沈约等人开创的，由声律与对偶互助配合而形成具有格律的新体诗，称永明体。
7、新体诗作家除沈约外，成就较高的还有齐诗人谢朓、梁诗人何逊、陈诗人阴铿等。
8、文学史上把谢灵运和谢朓分别称为“大谢”和“小谢”。谢朓因为做过宣城太守，所以又有“谢宣城”之称。
9、谢朓山水诗有一首写春江日暮景色的名篇，题为《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灞矣望长安）其中的“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描写春江日暮景色，“喧鸟覆春州，杂英满芳甸”写建康（南京）周围的景色，是写景名句。
10、谢朓的一些五言四句的小诗，带有南朝民歌气息，语言精练，情味隽永，如《玉阶怨》（夕殿下珠帘）和《王孙游》（绿草蔓如丝）等。
11、继玄言诗、山水诗后南朝一度盛行的诗歌是宫体诗。
12、杜甫在《解闷十二首》中说：“颇学阴何苦用心”反映的是阴铿、何逮两位诗人。他们的名篇分别是阴铿的《江津送刘光禄不及》（依然临江渚）何逊的《相送》（客心已百念）等
13、集南朝诗歌成就之大成的诗人是庾信，他早年是梁朝有名的宫体诗人，后出使西魏，遂终身羁留在北方，他初步融合了南北诗风。
14、庾信诗歌的代表作是《拟咏怀》二十七首。他是南北朝时期骈赋，骈文成就最高作家，赋的代表作是叙述梁代兴亡和自己身世的《哀江南赋》，五言小诗的名作有《寄王琳》（玉关道路远）和《重别周尚书》（阳光万里道）。
15、骈文是与散相对而言的，它有三个特点：第一是讲究对偶，又多用四六句，因为两句两句的对偶，好象是并驾的两匹马，所以叫骈文。第二是语音方面讲究平仄。第三是多用典故和华丽的词藻。可以说骈文是一种诗化的散文。
16、南北朝骈文中，有代表性的名作有鲍照凭吊广陵的《芜城赋》，孔稚圭讽刺假隐士周顒的《北山移文》，梁江淹的《恨赋》《别赋》，陶宏景的《答谢中书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和庾信的《哀江南赋》等。
17、北朝散文的代表作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
第六魏晋南北朝小说：
1、南北朝小说，按其内容可分为两类，即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
2、南北朝小说中现存比较完整的，并能代表这个时期志怪小说面貌的是东晋干宝的《搜神记》
3、南北朝志人小说的集大成的代表作是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4、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共分三十六篇，为之作注的是梁代的刘孝标。
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
1、我国现存第一篇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专论是曹丕的《典论论文》
2、《典论论文》之后，文学批评史上另一篇重要的作品是西晋陆机的《文赋》
3、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最重要、最系统的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是刘勰的《文心雕龙》
4、成书于梁代的一部专门评论五言诗的菱是钟嵘的《诗品》
隋唐五代文学基础：
1、据清代康熙年间所编的《全唐诗》所录，唐代有诗人两千余人，作品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共九百卷。
2、唐诗的发展一般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
3、初唐前五十年，宫体诗充斥诗坛。以“绮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体”是这个时期的代表。
4、唐代文学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诗歌、散文、小说都得到很大发展，同时还兴起了词和变文这两种文学形式。
5、初唐的中心问题是：（1）冲破六朝诗歌的狭窄题材，使诗歌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和重大的政治问题；（2）摈弃轻浮绮靡的诗风，建立刚健有力的新诗风；（3）确立律体，发展七言歌行。
6、初唐后五十年，先有“四杰”开始突破“宫体”的内容，继有沈宋确立了律诗的形式，最后陈子昂痛斥齐梁诗风，高倡建安风骨，才为唐诗开辟了发展的道路。
7、以李白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是盛唐诗歌的主流，政治诗和边塞诗集中体现了盛唐诗歌的特色。
8、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运动象一条大河贯穿了整个中唐。
9、爱情主题在晚唐十分流行，这是受了市民文学的影响。
清商曲辞是吴歌、西曲的专称。在南朝乐府名歌中大部分属于清商曲辞，主要包括“吴声歌”和“西曲歌”两类 。【清商曲辞】主要是指郭茂倩在《乐府诗集》“清商曲辞”一目中所列“吴声歌曲”、“神弦曲”、“西曲歌”、“江南弄”、“上云乐”、“梁雅歌”六类歌辞，与《乐府诗集》的界定保持一致。【清商曲辞】所涉及的最关键概念自然是【清商】。“清商”又有两个衍生概念，即“清商曲”和“清商乐”。这三个概念的内涵多有交叉之处。后人也习惯于将三者等同。但它们之间实际上有着重要的区别。“清商曲”和“清商乐”都是后起的概念，可以简称为“清商”，主要是乐种学的范畴，与相和歌、燕乐等音乐部类并列；而“清商”本身还有乐声学方面的含义，它还可以指具体的乐声、曲调，与宫音、商音或宫调、商调等概念同称。因此，“清商”较之“清商曲”、“清商乐”等概念，所指更为宽广。来源：互联网【如果你想要多了解这个，推荐你看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的《清商曲辞研究》，作者曾智安。】
两汉所谓乐府指音乐机关.它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制作, 演奏新的歌舞外, 又收集民间的歌辞入乐.《汉书 艺文志》记: 「自孝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 于是有赵,代之讴, 秦,楚之风, 皆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 亦可以观风俗, 知薄厚云」.汉武帝采诗, 除为考察民隐外, 亦在丰富乐府的乐章, 以供娱乐.六朝时, 乐府乃由机关的名称变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 赞同0| 评论
《乐府诗集》，乐府诗总集，南宋郭茂倩编，共100卷，是收罗乐府歌辞最完备的一部总集。乐府原意是掌管音乐的官署。汉魏、两晋的中央政府常常设有音乐机关，制定乐谱，采写歌辞，训练乐工。后来凡由乐府机关采写、配乐并演唱的歌辞就称乐府诗，也叫乐府。
乐府诗来源有二：一是从民间观风采集而来的歌谣；二是文人依曲谱创作的作品。《乐府诗集》收录了汉代到唐五代的历代乐府诗，以及汉以前的古歌谣。分为12类：（1）郊庙歌辞12卷；（2）燕射歌辞3卷；（3）鼓吹曲辞5卷；（4）横吹曲辞5卷；（5）相和歌辞18卷；（6）清商曲辞8卷；（7）舞曲歌辞5卷；（8）琴曲歌辞4卷；（9）杂曲歌辞18卷；（10）近代曲辞4卷；（11）杂歌谣辞7卷；（12）新乐府11卷。每一类又分若干小类。
《乐府诗集》所收集的诗歌，大多是优秀的民歌和文人因乐府旧题创作的诗歌。特别是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广泛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现实苦难和思想感情，如《陌上桑》、《东门行》、《战城南》、《孔雀东南飞》等，具有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其艺术成就、表现方法、语言形象等都成为中国诗歌艺术的楷模和渊源。
全书各类有总序，每一曲有题解，对各种曲调及歌辞的起源和发展，做了考订，“征引浩博，援据精审，宋以来考乐府者，无能出其范围”（《四库全书总目》）。每一题以古辞居前，历代仿作依次列后，对研究乐府诗的源流和发展有极大的参考价值。现有宋《四部备要》本、《四部丛刊》影印本、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据宋本出版的影印本。1979年中华书局重加校勘整理，标点重印，书后附有作者索引和篇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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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写清代绘画的论文，还是专注于某一派别或单个的画家为宜；如“四王”“四僧”“八怪”“娄东”“虞山”“镇江”等，较易于入手。若要论述整个清代的绘画，那就类似于绘画史了，可以参考《中国绘画断代史丛书 清代绘画史.pdf》《中国画学全史》先这些吧只有确定了写作方向，我才好给你相关资料
庆市梁平县的梁平木版年画属于民间美术梁平"三绝"（竹帘、年画、灯戏）之一，是梁平县境内人民群众为庆贺年节而绘制的一种绘画艺术，至今约有三百年的历史，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目录[隐藏]基本信息简介溯源起源发展鼎盛时期品种以及内容艺术特色传承意义梁平年画工艺传承人基本情况基本信息简介溯源起源发展鼎盛时期品种以及内容艺术特色传承意义梁平年画工艺传承人基本情况[编辑本段]基本信息文化遗产名称：梁平木版年画 所属地区： 重庆 · 梁平县 梁平木版年画遗产编号：Ⅶ—10 遗产类别：民间美术 申报日期：2006年 申报人/申报单位：重庆市梁平县 遗产级别： 国家 [编辑本段]简介重庆市梁平县的梁平木版年画属于民间美术梁平"三绝"（竹帘、年画、灯戏）之一，是梁平县境内人民群众为庆贺年节而绘制的一种绘画艺术，至今约有三百年的历史，具有深厚 梁平木版年画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梁平年画用浪漫主义手法，大胆的艺术提炼，以驱邪纳福、喜庆吉祥、历史故事等为题材，画面饱满简洁，造型古朴粗犷，神态生动，构图完整，对比强烈，作为套色木刻版画，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在西南地区,梁平木版年画与川西北的绵竹年画、川南的夹江年画齐名,是四川历史上著名的三大年画之一。 与梁平竹帘、梁山灯戏并称"梁平三绝"，曾被誉为川东奇葩，2000年被评为巴渝十大民间艺术之一。然而，久负盛名的梁平木版年画却濒临灭绝失传的尴尬。 [编辑本段]溯源起源梁平木版年画据传起源于明朝嘉靖年间，到清朝康熙、雍正时已相当发达，民国时达到鼎盛。据《梁山县志》（十卷·清光绪二十年刻本）礼仪民俗中对梁平门神画有以下表述：“腊月二十三、四两日，扫舍宇，夜‘祀社’。”相传灶神是日上天奏人间善恶事，故祷之。“除夕”，易门神，作春贴。用猪首、鸡、鱼祀祖先，迎灶神。放爆竹，少长团聚酌酒，谓之“守岁”。梁平木版年画随着社会风俗的演变而产生，随着印刷术的发展而发展起来。当时，梁山屏锦铺（今梁平屏锦镇）发展到作坊百家，画种过千，家家雕木刻版，户户描绘丹青。 发展梁平屏锦镇1536年最初出现印刷红纸的刷房，当时，刷房在红纸上用墨印单图案和神灵，以满足百姓婚丧嫁娶的需要，后来开始生产年画。清乾隆年间，年画业成立了行会，作坊主与工人都可以参加，名为“梅葛会”，由染纸、年画作坊主捐资修建“梅葛庙”。每年农历6月16日办会，祭祀梅葛先师，并讨论决定行会一切事务，选举总值、值年，协调行内一切事宜。 清代，梁平木版年画"驰名京省处"，畅销东南亚。据《梁平县志》记载：在清康熙年间就已在宜昌、沙市、汉口均设有分庄，产品销往陕西、西南各地及长江流域，盛极一时。据调查，当时的年画作坊在屏锦铺就有“元兴号”、“信立号”、“正兴号”、“恒泰正”、“德和泰”、“凤祥云”、“王幺门神“等。"闲披屏市诸先生,官绿榜黄色色新,更有驰名京省处,钩金水甲土门神。" 这首竹枝词，说的就是梁平年画在清朝盛极一时的盛况。 鼎盛时期1913年到1934年，梁平年画进入鼎盛时期，每年生产数百万幅，除满足当地农民的年货需求外，还远销沙市、宜昌、武汉、汉中、贵阳等地。民国初年，一王姓者把年画印刷业传到袁坝驿（今梁平袁驿镇），其字号叫“锟发号”。由于年画手工业作坊林立，屏锦、袁驿两地逐渐形成了繁华的“刷坊街”。梁平县有30余家作坊，众多的年画手工作坊，小者有艺人二三十人，大者四五十人不等，从业人员数百人。年画由单色发展到多版彩色套印，并在此基础上施以手工彩绘，工艺由简单到复杂，品种不断丰富，成为全国著名的年画产地之一。镇上当年半边是作坊店铺,半边是客栈、茶楼、酒肆,每逢年画定货、销售旺季,全国各地商贾云集,有“小重庆”之称。典型的刷房前铺后坊,分上下两层。底楼多间楼梯通达楼上,供各工序所需材料的搬运;二楼连通作为作坊,工匠们按年画制作工序一字排开,流水作业。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又被苏联、美国和法国等地的博物馆收藏，由此蜚声中外。20世纪末，《中国美术全集》、《中国民间美术全集》、《三峡民间艺术》和《民间年画》等大型画册中都收录了传统的梁平木版年画。 随着历史的变革，梁平年画逐渐衰落，手工作坊也在1958年就先后停产了。 [编辑本段]品种以及内容梁平年画的品种有水货、托货、清章、花笺四大类，钩金描银，画印结 梁平木版年画合，色彩艳而不俗，华美富丽，形势活泼，内容多是门神、戏曲故事、神话传说、各种吉祥图案等。 梁平木版年画的内容大体可分三类，一是门神，主要有《将帅图》、《立刀顿斧》、《加官晋爵》、《扬鞭》、《五子登科》等作品；二是神话传说，主要有《老鼠嫁女》、《麒麟送子》等作品；三是戏曲故事，主要有《四郎探母》、《踏伞》、《钟馗嫁妹》等作品。梁平县也生产各种类型的花笺、花纸和门画。 [编辑本段]艺术特色梁平木版年画所用的纸张为产自本地百里竹海生产的白夹竹手工纸。又名二元纸。由画师描绘出画稿后，刻版工匠用糯米饭捣碾成的浆状物，将画稿完全粘贴在光滑的梨木板上，根据画稿精雕细刻出主要的轮廓线，再根据线版，再刻成各种套色版，一色一版，线条粗细匀齐，清晰、挺拔有张力味。 在绘制技法上，梁平木版年画不仅继承了传统水印木板年画的工艺流程和川派雕刻技术，也吸取了徽派、金陵派的雕版套色技术，还运用西洋绘画中的焦点透视，巧施阴阳（明暗画法），区分远近；其构图饱满简洁，人物夸张变形，色彩对比强烈，动静处理得当，造型古朴粗犷，使人过目难忘。 梁平木版年画有别于四川绵竹木版年画以彩绘为主的艺术处理手法，而是采用以木版套印为主，局部略施彩绘的表现手法。 梁平木板年画 比如画师在给人物开像时，五官的造型就别具一格；将两个黑眼珠的中距离拉得很近，似“对对眼”，但两目对视却炯炯有神，使人物形象格外威武；再者，在人物的五官，如眉或眼的上缘，鬓发的内侧部位，均以手绘大笔触墨黑色块，同时又在二者的下缘或外侧，勾出数根平行墨线。这种粗细、疏密错落有致的线、面组合，形成了一种具有立体感的中间色调，对比强烈，富有鲜明的节奏韵律。民间匠师在处理鼻子时，多以一特制的上小下大有如木杵的鼻子轮廓线板，印墨线于面部中央，然后以此为准，逐一画出五官来，之后，在两颊下部抹上两道红色。这是梁平木版年画独具的艺术特色。通常，民间艺人在面部套印肉色或白粉后，于将干未干之际，用笔涂抹两道红色，或干脆以指代笔，蘸以赭红再蘸少许白酒，迅速抹之。这样，脸部的整个画面色彩在强烈对比中仍然能鲜明地跳出来。特别是门神画中,神灵的威严形象被很好的逗趣化、生活化了,喜庆祥和气氛顿增。梁平年画脸部的细致描绘和椭圆腮红处理的生动活泼,与木版印刷的规整形成对比,机智幽默、妙趣横生,在中国民间年画中独树一帜。 在色彩运用上,梁平年画工艺考究，原料上乘，色彩鲜艳夺目，凝重沉着，保存多年色彩不退。线条运用手绘与套色水印相结合，粗细匀齐，清晰挺拔，细而不弱，遒劲有力。匠人有“红配绿,嫩笃笃;红配黄,喜洋洋”的配色口诀。为达到这种浓艳厚重、对比强烈的色彩效果,软色(取自各种染色植物,加粉后浅淡柔和)、硬色(由各类有色矿物质研磨而成,色泽厚重浓郁)兼用,色调分阴阳(冷暖色),主色块与疏密色块适当搭配,在多次套版印制时的叠加和错版下,画面色彩丰富和谐,正符合民间年画“色多不乱,色少不单”的说法。 梁平年画构图饱满简洁,疏与密、虚与实、静与动对称呼应。有的门神画,在两侧下角通常任意增加一至五个小孩,整个画面显得稳重均衡。“英雄无项,美女无肩,文人如钉,武夫如弓”,梁平年画人物造型古雅雍容,神态生动。尤其是门神画人物,尽量夸大头部突出五官、缩短下肢,全身仅三四个头长,显得粗壮结实,稳健剽悍。 在题材上，无论是描绘风俗人情，还是民间故事、戏曲神话，都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 [编辑本段]传承意义梁平木板年画 作为重庆市惟一的年画产地，梁平年画以其特有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蜚声海内外。作品具有节令性、地域性、集体性、民族性、传承性、变异性，不少传统年画与神话、戏曲故事有着密切的联系，大多数品种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并在发展过程中融会了正统（官方）的和外来的文化影响，逐渐成为观赏性很强的艺术商品。抗日战争时期，不少画作被带往苏、美、法等国家博物馆或被东方艺术爱好收藏。 但随着现代社会环境的转变，民间习俗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梁平木版年画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部分年画和雕版珍品散落民间，一些传承人先后去世，年画技艺后继乏人，濒临灭绝，急需进行抢救和保护。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经历了“四清”、“文革”冲击和现代化冲击的梁平木版年画，目前仍健在的工艺传承人有涂国发、徐家辉、全昌明和刘勇。
可以参考一下这篇可以根据当时的文化和社会情况，讲其分为早、中、晚期来分析。同时可以对比清代绘画和其前后时期的不同来进行比较。~~
北大没有列，据别人说重点看看重要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据说北大考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建议你去“北大中文论坛”看看。
曲学论著。近人吴梅撰。吴梅(1884～1939)，字瞿安，号霜。江苏长州(今苏州)人。终生从事曲学研究，制谱、填词、按拍，一身兼擅。历任北京、南京等地大学教授。著有曲学、词学著作多种：《中国戏曲概论》、《南北词简谱》、《曲学通论》、《词学通论》等；创作则有杂剧、传奇戏曲11种和《霜诗录》、《霜词录》。《顾曲麈谈》分原曲、制曲、度曲、谈曲四章，详细论述了包括散曲和剧曲在内的南北曲的宫调、音韵、作法、唱法诸问题，并对元明清部分作家作品作了评介。其中论宫调一节，备列六宫十一调的管色及所隶的南北曲曲调，以便度曲者能在同一宫调中择曲联套，而免出宫犯调之病。论音韵一节，据清人王《音韵辑要》等书，编出新的曲韵，以作为填词者守部选韵的依据，而不致逾规越矩。论作法最为详尽，计分南曲、北曲、剧曲、清曲四节，分别就音律、文词问题，提出填词者所应知的事项：于音律则要求辨明曲谱、板式，调节音调高低，掌握联套方法。于文章则要求剧曲一要结构谨严，二要词采超妙,三要宾白优美；而清曲则还要少借宫,少重韵，少衬字。论度曲部分，从五音、四呼、四声、出字、收声、归韵、曲情等方面，论述了昆曲的发声和演唱方法。吴梅论曲重在声律和制作，虽有承袭明清人曲论之处，但也颇多他个人研究的创获。《顾曲麈谈》有1916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吴梅戏曲论文集》，收此论著。
戏曲与话剧，均为戏剧之属，都要通过演员扮演人物，运用对话和动作去表现一定长度的故事情节。所不同者，戏曲是运用音乐化的对话和舞蹈化的动作去表现现实生活的，即歌舞的手段。也即人们所熟知的“唱、念、做、打”。全国戏曲全部种类介绍 彩调剧 藏剧 潮剧 楚剧 凤阳花鼓戏 广东汉剧 桂剧 汉剧 黄梅戏 徽剧 荆州花鼓戏 柳子戏 吕剧 山东梆子 绍剧 四川曲剧 甬剧 云南花灯 壮剧 越剧粤剧 越调 豫剧 宜黄戏 扬剧 新疆曲子剧 湘剧 锡剧 婺剧 碗碗腔 天津文明戏 苏剧 曲剧 琼剧 青海平弦戏 秦腔 黔剧 祁剧 蒲剧 莆仙戏 评剧 瓯剧 闽剧 龙江剧 辽南戏 昆剧 梨园戏 京剧 晋剧 吉剧 黄龙戏 淮剧 滑稽戏 花儿剧 沪剧 河北梆子 赣剧 二人转 二人台 川剧 北方昆曲 新城戏 中国五大戏曲指的是 ：京剧、昆曲、黄梅戏、豫剧、评剧 中国戏曲中人物角色的行当分类，按传统习惯，有“生、旦、净、丑”和“生、旦、净、末、丑”两种分行方法，近代以来，由于不少剧种的“末”行已逐渐归入“生”行，通常把“生、旦、净、丑”作为行当的四种基本类型。每个行当又有苦干分支，各有其基本固定的扮演人物和表演特色。其中，“旦”是女角色的统称；“生”、“净”、两行是男角色；“丑”行中除有时兼扮丑旦和老旦外，大都是男角色。
中国戏曲的孕育与形成 中国戏曲，起源于原始歌舞。汉代，在民间出现了具表演成份的“角抵戏”，尤以《东海黄公》为著。到了南北朝时期，民间出现了歌舞与表演相结合的“歌舞戏”，具有了更为浓郁的表演成份，如《拔头》、《代面》、《踏摇娘》等。唐代，出现了由先秦时期的优伶表演发展来的以滑稽表演为特点的“参军戏”；民间的歌舞戏进入宫廷，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民间又出现了“俗讲”和“变文”等通俗说唱形式。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出现很多市民娱乐场所——“瓦舍”和“勾栏”；民间歌舞、说唱、滑稽戏有了综合的趋势，出现了“宋杂剧”。金代，在宋杂剧基础上，北方出现了“金院本”，南方出现了“南戏”。元代，北方形成“北杂剧”，南方南戏进一步发展成熟，戏曲形成。
内容摘要：
本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业余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多彩，而戏曲也渐渐重新得到了人们的青睐，学者、专家对其的研究也逐渐提上了日程。
关键词：
元曲四大家、戏剧经典人物形象、研究述评
正文：
关汉卿的《窦娥冤》，感天动地，使闻者伤心，听者流泪；白朴的《梧桐雨》，向我们讲述了一位帝王与妃子的真挚情感；马致远的《汉宫秋》，写尽了一代明君为了国家的兴盛痛失所爱的心酸；王实甫的《西厢记》表达了“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走近他们，觉得这些人物仿佛成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眼前，引得我们不住的去探究、思索。
一、 感天动地窦娥冤
关汉卿，号已斋叟，汉卿是他的字，前半生坎坷，在夹缝中求生存，后半生积极创作，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剧作，如带有喜剧色彩的《救风尘》和悲剧《窦娥冤》，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和对黑暗腐朽社会的不满。但相比较而言，我更欣赏窦娥，以下是对她的形象研究分析。
简单地说，窦娥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幼年时父亲为了能有盘缠上京赶考，把她卖给蔡婆婆家当童养媳，成年后又经历了丧父之痛，不过这一切对于从小在苦日子中“浸淫”过的窦娥来说，都算不了什么。但是从这时起，才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及生命的终结。在要不要改嫁的问题上，窦娥和蔡婆婆产生了意见分歧，蔡婆婆是年长寂寞，本无可厚非，但她最不该的是不顾窦娥的意愿逼她改嫁，这倒也就罢了，蔡婆婆毕竟是她的长辈，“尊老爱幼”的孝道不允许她忤逆婆婆。当然，如果放在现代，我绝对支持窦娥的做法——拒婚不从，但是那个时代这样的做法是不明智的，更何况她并不是完完全全的不尊重蔡婆婆，至少她的死因是帮蔡婆婆顶罪。窦娥不畏强权、敢于抗争的'精神值得人称道，但她的死往往会让人产生“生不逢时”的惋惜。
在窦娥死前，她曾经发了三个誓言，即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三年大旱，我个人觉得，这三个誓言，除了六月飞雪，都是有可能发生的，而“无巧不成书”，这样的际遇也恰恰证明了窦娥遭受的不平，所以可以说，她是一个骨子里倔强但却有着自己为人处事的原则的人。
二、秋雨梧桐夜落时
白朴，字仁甫，号兰谷。他自幼颠沛流离，作品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浓重的沧桑感。而他所传至今的《梧桐雨》和《墙头马上》，却偏偏是爱情题材的戏剧，而我这里所要说的是及爱情、政治为一体的历史剧《梧桐雨》，题名来自白居易的同题材诗作《长恨歌》中“秋雨梧桐夜落时”一句。这一句给人一种暗示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结局的意味，因而我很喜欢，这是一种凄楚之美。
李、杨的爱情故事，有点俗套于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但因为男女主角身份尊贵，再加上当时的政治动荡，而使得这样的爱情有了一抹不一样的色彩。“自古帝王多薄情”，所以李对杨的情，成了杨“红颜祸水”的佐证，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作为一名帝王，“要江山更要美人”其实有时候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现实情况是“为江山弃美人”，四大美女之一杨玉环的悲剧命运其实与她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的。
三、破幽梦孤雁汉宫秋
马致远，号东篱，他的《天净沙 秋思》被称为“秋思之祖”，他本人也有“曲状元”的美誉。同时，马致远也写过一系列杂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汉宫秋》。
《汉宫秋》是围绕历史上出名的“昭君出塞”的故事而创作的，关于这一历史事件一直以来都是众说非云，而我比较欣赏的“事实”是前几年拍的由李彩桦主演的电视剧《昭君出塞》，毛延寿对昭君一见钟情，因而私藏昭君真实画像，昭君与呼韩邪在成婚前巧遇，两情相悦，而汉元帝则成了彻彻底底的“跑龙套”。这个版本降低了昭君在边塞生活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将呼韩邪与昭君之间由美色产生的欲望上升到由情爱产生的欲望，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昭君由为国牺牲变成了为爱奉献，削弱了她的形象对后人的启发影响作用。不过说到底，她也只是个小女人罢了。但是，即便如此，我仍然很佩服她的远嫁他乡的勇气。毕竟，就现代的观念来看，远距离恋爱都难保劳燕凤飞，何况是为了爱人嫁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呢，也或许，你勇敢了一回，做了选择，但当激情退去，你还能用什么来支撑你的婚姻？因而我认为，“有情人终成眷属”并不难，难的是之后你该怎么做。
所以说，昭君是果决的，亦是幸福的，因为她一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并愿意为此付出努力。
四、天长地久西厢记
王实甫，名德信，代表作《西厢记》，简言之，讲的是丞相之女崔莺莺与赴考考生张君瑞一见钟情，私定终身后终成眷属的故事。
《西厢记》不同于一般的“才子佳人”类的小说，它有一个完美的大结局，但这并不表示我对崔莺莺的做法是赞同的。身为一名大家闺秀，私会男子并以身相许是绝对不明智的，不然现代也不会有“先上车后补票”的事件的发生了，其实追溯起来，古来有之。记得曾经有人说过，年轻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而我要说，女孩子要懂得保护自己，嫁给一个爱自己而自己不爱的人并不可怕，糟糕的是，当一切尘埃落定，“不贞”却成为了夺走你幸福的侩子手。
结论：
“情”之一字，其实是世上最难解的题，当友情、亲情、爱情产生冲突时，该如何取舍？我记得《昭君出塞》中昭君决定虽呼韩邪离开时，呼韩邪问过她选择的原因，昭君说“离开父母我会心痛，而离开你我会心碎，所以我情愿心痛也不愿日后心碎”。这句话曾一度感动了我，至今记忆犹新。誓言往往是美好的，可当它冲撞了现实，选择便成了最为艰难的事，有些事我们没经历过所以不能带有偏见，综观现实才能做出最为恰当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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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元曲四大家中“郑”之归属研究综述》，吴庆晏，四川戏剧，2007年05期
10、《白仁甫杂剧人物形象塑造深探》，田景丽，芒种，2012年08期
戏剧是描写人生的艺术，真实应是它的第一要素，人们常说，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在我看来，真是戏剧的基础，是生命；善是这个生命的意义、价值；美使得这个生命有持久的可以品味的艺术魅力。 何谓真实？它是有一些基本品质的。第一，它能使观众信以为真。观众明知戏是假的，舞台所演是个虚构的世界，看戏是娱乐，是一种精神游戏，为什么又很乐意在心理上接受戏剧的支配，做“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的有意识的自欺”呢？原因就在舞台上表现的人生，能使观众产生可以出入于自身经历的种种联想，从而加深对人生的体悟。有了这种联想、体悟，就会获得虽假犹真的审美愉快。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说：“戏剧与任何艺术相比更要求中肯恰当。如果一出戏能令人相信‘事情正是这样的’，那么，即使它缺点很多，仍不失为好戏。”如果一出戏连可信这一关也过不去，观众在看戏过程中不断产生疑问，就难以进入审美状态，有时甚至感到智力受了伤害。这样的戏还谈什么真实呢？第二，戏剧的真实还必须是动人的，是情感化了的真实。在社会科学中，真实可以用理性来直接表达。但在戏剧中，理性隐藏在情感之中，是靠情感的真实来影响观众的。明代作家袁于令说得好：“剧场假而情真。”这个“情真”，先由艺术家体验到了，他先被自己的体验所激动，才有可能打动观众。而戏剧的情感，是感性状态的理性，总是包含着是非判断的。表现美好的情感或邪恶的情感，都是经过了艺术家理性之光的照耀，是审美化了的东西，不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所以看莎士比亚的悲剧，不会染上麦克白的野心、理查三世的残忍、奥赛罗的猜疑。戏剧中的真总是要通向善的。现代戏曲在对人性的描写上，会超脱于过去的价值判断，其表现方式也不一定黑白分明，有些作品还着力于表现“灰色地带”，仍然不会泯灭是非善恶，泯灭理性精神。那种不包含是非善恶的愉快，只是一般的消遣性娱乐，成不了高尚的娱乐，不是戏剧真正的审美愉快。因而第三，戏剧的真实，还应当是有力量、有力度的。这种力量，源于戏剧的真实、真情，不是细琐的、卑微的，而是表达了某种“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旨趣”（黑格尔语），或者如恩格斯说的“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我们不能要求许多作品都有思想力度、深度，但如果太缺少这类作品，现代戏曲就没有脊梁骨了。 真实不同于事实，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真实是一种感受，是来自客观又对于客观有认识意义的主观感受。真实不同于事实。历史学要靠事实，戏剧艺术要靠真实。戏剧所以要写“事实”（故事）只是为了让观众感受真实，并非为了“事实”本身；而这个“事实”一般也不必是现实中的事实（或称实事）来支持的。鲁迅论讽刺艺术时说：“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艺术离不开虚构，允许幻想，甚至可以出神出鬼。写历史剧，在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之间，艺术家可以自由摆动。摆动的自由，服从于能表现出一种令人信服的“内在的可能性”（莱辛语），并且，它是和艺术家的意图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达到情与理的相互渗透和自由转换。我们似乎有一种重事实、轻真实的倾向，如所谓重大题材，以为找到了它就可以获得巨大的真实了，客观效果常常并非如此，因为受实事的束缚较多，就难以在真实的开掘上获得充分自由。在过去传媒不发达的年代，写时事新闻的戏很有号召力，现在已经不是这种情况了。对于观众来说，戏中的“事实”在时间上离我们是近还是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心灵的贴近对艺术家和观众都很重要。而且还应看到，时间距离恰恰是创作上拥有较大自由度的有利条件，京剧《曹操与杨修》、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就是很好的例子。 真实靠正确的形式支撑黑格尔有句名言：“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供我们观照，打动我们的情感。”艺术家要传递给观众的真实，或者说，能被观众感受的真实，都是经过形式中介的。艺术家是用形式同观众打交道的。所谓“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也可以叫做正确地进行形式化，进行形式创造。联系到戏剧，这个形式怎样才是“正确的”呢？有几个基本观点可说。 首先，在戏剧中，形式化就是动作化。从艺术分类学的角度来说，戏剧是动作的艺术。它有两个基本品质：（一）“动作就是实现了的意志”；（二）“动作在本质上须是引起冲突的”（黑格尔语）。戏剧动作不等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对于后者，必须经过选择、提炼，被赋予以上两个品质，才成为戏剧动作。而意志和冲突，产生于过去又直接指向未来，其当下的感性过程就是戏剧情节，就是性格的历史。因为动作是实现意志、引起冲突的，就会“导致动作和反动作”，就有了戏剧性。我们看戏，觉得“平”、“冷”，觉得“没戏”，多半是由于缺少真正具有戏剧意义的动作。没有动作化的真实，不是戏剧的真实。 其次，戏剧动作是有不同形式的。对于演员来说，动作不是单指形体动作（表情、姿态），而是语言、心理、形体的总和。其感性呈现就是角色形象。戏剧所以会有不同的样式，如话剧、歌剧、芭蕾舞剧、戏曲（要说“剧种”，这才是真正的剧种分类，我们戏曲中的所谓“剧种”，有许多是地方性因素，并不都具备样式类别的意义），归根到底，在于动作有不同的形式。话剧的动作是接近生活本来形态的，它的重点是语言，是口语化的台词。歌剧的重点是歌唱和音乐，舞剧的重点是舞蹈和音乐。歌剧不以舞作为动作形式，舞剧不以歌作为动作形式。而戏曲的动作是一种有歌有舞的综合形式，通常称之为唱念做打。不管是哪一种戏剧样式的动作，包括写实主义的话剧在内，都是“第二自然”，是人工的自然，都是经过了精心处理的艺术形式。所以，要“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时，有个先在的条件，只能“放在”特定戏剧样式的动作形式里，因而动作化时，有没有样式意识，是能否“正确”的一个重要关键。观众看有些戏曲常要批评它是“话剧加唱”，多半是在整体的形式化中缺乏样式意识。有明确的样式意识，是创作上的一种本体自觉。 其三，动作形式既有继承性也有变易性。以戏曲而言，无论唱念做打，都具有历史地积累下来的形式技巧，其规范化形态通常叫做程式。形式既然是艺术家和观众的特殊关系的体现，因而在形式化过程中，重视剧种的样式特征，充分运用固有的程式技巧，是同尊重观众的欣赏需要相一致的。然而这种继承性又是相对的，它会随时由于表现真实的需要，作出某种幅度的变易。所以形式化不可以简单地等同于程式化。形式化大于程式化，形式化中可以吸纳、融入非程式的因素。说得再大胆一点，在现代戏曲的创造中，形式化乃是程式化和反程式化的多样统一。现代戏曲的形式化，还包含一个新的任务：要实行形式上的更广泛的新的综合。有了这种更广泛的新综合，才能在同一种戏剧样式中，实现演出样式的多样化。演出样式的核心是演员的动作，是动作的样式特征，但光有这个核心还不够，还要有它的外延部分，包括听觉方面的音乐、音响和视觉方面的化装、服装、布景、灯光。另外，还可以在观演关系上作特殊的空间处理。有了这些因素的积极而又“正确”的介入，演出样式才能获得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而这方面的经验，戏曲自身较少，要靠借鉴外来经验，这是戏曲现代化中不能跳开的过程。引进外来经验，常常会产生不协调，吸纳容易消化难呀，却又不能因噎废食。艺术上的现代化，有创新和破坏的两面性，要尽量保护创新，减少破坏。这要靠实践经验的积累，培养出一批艺术大家，才能逐渐减少混乱和痛苦。真实的形式化一旦获得整体性成功，会给观众以极大的审美愉悦。到了这儿，真又通向了美。观众看戏，既要由真带来感动，又要由善带来心灵的净化、升华，还要由美带来反复的品味，持久的陶醉。但满足于感动以至心灵的震撼，还不是戏剧审美经验的全部，能够达到朱光潜说的“内容沉没下去，形式浮现出来”（沉没不是消失，浮现出来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这时候，才可以说，我们真正是把戏曲当艺术品来欣赏了，才能深入体会戏曲艺术的无穷
摘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关汉卿的研究进行梳理，分别从元明清三个朝代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在对关汉卿的人物评价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在关汉卿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关键词：关汉卿；戏剧；关学引言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对的关汉卿研究己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沉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对关汉卿的研究简单的梳理。本论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为中国文学史上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辉煌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在于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其发展则远远不如戏剧创作本身。元代对于关汉卿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的研究，是十分匮乏和片面的。一些零散的点评并没有达成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论述。包括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这也为后人的研究和学习留下了一种空白。元代对与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多数是针对其才能方面，与理论相关的很少。元代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主要是对关氏的肯定：（一）对关汉卿才学的肯定，以及对关汉卿戏剧语言风格的赞誉，确立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地位，肯定他戏剧的社会价值。熊自德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武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关汉卿、庚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殊。”杨维祯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庚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杨维祯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祯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原故。（二）对关汉卿的人品性格方面的评价。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德说“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的风流品性。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严格限制戏剧活动，《大明律·刑律杂犯》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代大力推行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将戏剧活动乃入到掌控范围之内，将戏剧变成教化人民的工具。这里要提到皇室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朱权认为，论剧最高标准应为“治世”，最高艺术境界为“安以乐”与“心之和”为。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推崇“神仙道化”剧，并将其列在《杂剧十二科》之首。他极力主张剧作家应当“有不吃烟火食气”，而“无纤翁尘俗之气”，以阻隔剧作家与显示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戏剧观念必然使朱权在评价元代已经被推崇为戏剧大家并占有第一位置的关汉卿时，不得不说他是“可上可下之才”。（二）明代从“诗”的角度对元杂剧进行评价。如朱权“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又如明代刘揖《词林摘艳.序》云：“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词擅场者，如关汉卿，庚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虽异而宫商相宜，此可被于弦竹者也。”明代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以上均是从元杂剧“诗性”语言的角度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的评价，所以，关汉卿在明代戏剧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三、清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清代对于关汉卿的态度较为平和。有关记载如下：李玉《南音三籁·序言》中云：追至金元，词变为曲。实甫、汉卿、东篱诸君子，以濒瀚天才，寄情伴吕，即事为曲，即曲命名，开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宫十三调之正始，或为全本，或为杂剧，各立赤帜，旗鼓相当，尽是骚坛飞将。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二《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有云：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俄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焦循《易余篱录》卷十五：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乃论其诗，失之矣。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中有云：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著也。诸家虽未开南曲之体，然南曲正当得其神味。观彼所制，圆溜潇洒，缠绵蕴籍，于此事固若有别材也。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王弃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嚎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综合以上记录，从研究关汉卿的角度讲，不仅肯定了关汉卿的文学地位与创作风格，也给后人进行关汉卿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另有两则记录对关汉卿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则是清代中后期的梁廷梢，他在《藤花亭曲话》卷二中有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娇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散彼美，计赚婚姻，文义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在关汉卿众多的戏剧创作中，梁廷梢选择了不是关汉卿优秀之作的《玉镜台》进行评论，颇为新奇，他所说的“本事”应该是指戏剧创作的“立意”，而对于《玉镜台》的“立意”，他是认为没有新意、过于直白，或者说没有跳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对《玉镜台》的“结构”又有赞赏之意，表达了他个人对戏剧创作要讲究“结构布局”的观点。另一则记录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其中卷八《纪事》中“关汉卿故里”条云：汉卿，元祁州之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人也。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很少很少，其中关氏生平、籍贯的资料更是少而又少，现存的记录有：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记有关汉卿“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的记录；清姚之胭《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三引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的记载。《祁州志》的记载，使研究关汉卿的籍贯又增添了一条新的信息，为后来的诸多学者研究关汉卿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开拓了研究的范围。四、20世纪对关汉卿的研究关汉卿研究在20世纪成为研究元代杂剧中的热点，对其在元杂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充分的认识，肯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纪文学、戏剧史上的“大家”和杰出地位。王国维是近现代开启中国古代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研究之幕的第一人，也是研究关汉卿的第一人，他对关汉卿的评价奠定了20世纪元杂剧研究中的崇高地位。与王国维大致同一时代的吴梅（1884—1939）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肯定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地位和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很有见地的。郑振铎也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续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15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后来，郑振铎又在1958年6月28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也关注元杂剧的研究，1936年发表了《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其结论为：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过杭州，在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还嫌太早。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得”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的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在130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卓有成效，对当代的研究者很有影响，对他的推论也很难找到资料、证据进行质疑。孙楷第在《关汉卿行年考略》一文中认为，关汉卿生年在宋淳枯元年至十年（1241—1250），卒年在元延枯七年至泰定元年（1犯0—1犯4）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冯玩君在《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中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表现了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1958年的“关热”形成了1949年以后元杂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关汉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一是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者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提出了各种观点，对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辨析，并发现了新的史料，通过讨论，学界对关汉卿的生平以及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文章有：赵万里《关汉卿史料新得》公布了他发现的《析津志·名宦传》中的关一斋小传；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戴不凡《关汉卿生平新探一一从高文秀是东平府学生员说起》等都是研究关汉卿的重要成果。二是对关汉卿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评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研究作品是这一时期关汉卿研究的特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观点后，研究者主要把关汉卿的曲辞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研究。自1949年至“文革”开始的17年里确实是元杂剧也是关汉卿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尽管有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政治思维定势的介入导致的学术讨论方向的偏颇，但总体上讲，对关汉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铺垫的基石作用，为当代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十年期间，大陆的学术空气凝滞，研究停止，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还是下工夫对关汉卿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梁沛锦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合著的《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该书对关汉卿现存杂剧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而卢元骏的《关汉卿考述》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初步探讨关汉卿生平创作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的进步使研究者又获得了“科研”的春天，很多学者的心情与干劲像接受阳光与雨露的小草在科学园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学术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大量注入，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受西方思潮的启发，打开并形成自己新的学术视野。这些同样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形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热烈的学术氛围，并推动了各项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继1958年后，关汉卿研究再度出现高潮。20世纪50年代末期，田汉、夏衍等人还倡导建立“关学”，此项工作虽然没有像他们期盼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关汉卿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成立了全国性的关汉卿研究会，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文章，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仅关汉卿的传论，就有野马的《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谭正璧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等论著。多种选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收集了关汉卿现存的18部全本杂剧（包括存疑的）3种残剧，并且在编注、注释、剧本存疑探讨等方面，作到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再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宣传关汉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20世纪，关汉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起到了保存和宏扬中国古代戏剧的作用，也使人们包括整个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除诗歌、小说以外元代戏剧艺术的辉煌和关汉卿在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结论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的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历史局限性的。纵观20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的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参考文献：1.论关汉卿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林岳晋阳学刊2003年02期2.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李样林华夏文化2003年02期3.“铜豌豆”与“马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杂剧创作倾向之不同李建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2期4.关汉卿的民间情怀孙燕华上海戏剧2003年01期5.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南权本质张维娟戏曲艺术2003年02期6.试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张海燕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2期7.人文奥运为何要请关汉卿吴志根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10期8.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何悦玲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02期9.“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钱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10.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章宏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04期
辞赋专著（含学位论文） 编号、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月备注AA0-001、赋史、马积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7AA0-002、赋史大要、铃木虎雄 殷石臞译、台北：正中书局、1967.5、原日本富山房1939年初版，1942年正中书局出版殷石臞译本。AA0-003、赋史述略、高光复、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3AA0-004、辞赋流变史、李曰刚、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6AA0-005、辞赋学纲要、陈去病、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1、原出版於1927年AA0-006、赋学、张正体、张婷婷、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2AA0-007、赋选注、傅隶朴、台北：正中书局、1977.8AA0-008、中国的辞赋家、蔡义忠、台北：汉威出版社、1988.1AA0-009、中国辞赋与韩国歌辞之比较研究、金星洙、文化大学中文硕士论文、1985、王熙元教授指导 编号、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月备注AA1-001、先秦辞赋原论、姜书阁、齐鲁书社、1983.9AA1-002、屈荀辞赋论稿、李金锡、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12 编号、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月备注AA2-001、汉赋研究、李善*、台北：撰者、1967AA2-002、汉赋研究、张清钟、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1AA2-003、汉赋研究、李兆兰、台北：书恒出版社、1980、尚无资料AA2-004、汉赋研究、龚克昌、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5AA2-005、汉赋研究、许建章、台北：崇德出版社、1985.4AA2-006、汉代文赋之研究、林达琪、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4、尚无资料AA2-007、汉赋之史的研究、陶秋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0.2、原由上海中华书局1939年初版AA2-008、汉赋通义、姜书、齐鲁书社、1989.10AA2-009、汉赋通论、万光治、巴蜀书社、1989.12AA2-010、楚辞到汉赋的衍变、张书文、台北：正中书局、1983.4AA2-011、汉赋体裁与理论之研究、朴现圭、台师大国文硕士论文、1983、方祖燊教授指导AA2-012、汉赋源流与价值之商榷、简宗梧、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12AA2-013、论汉赋之写物言志传统、曹淑娟、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8、台师大国文硕士论文（1982）、叶庆炳教授指导AA2-014、汉赋：唯美文学之潮、刘斯翰、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4AA2-015、司马相如、扬雄及其赋之研究、简宗梧、政大中文所博士论文、1976、高明、卢元骏教授指导AA2-016、王褒及其赋之研究、白承锡、东海大学中文硕士论文、1983、简宗梧教授指导AA2-017、张衡生平及其赋之研究、廖国栋
辞赋首先在于形式，形式体式是文字组合成为辞赋的先决条件。作品影响作者指出“目前辞赋还没有近体诗词那样的大众培育基础，没有出现象唐宋胜景那样的发展迹象。辞赋要想冲击时代高峰，必须承袭和注入汉字的独特表现力和丰富内涵。现代辞赋繁荣，我们要求的不仅仅是辞赋数量的繁荣，更需要象中国现代诗歌那样出现高峰，而且我们现代辞赋还应当以这种高峰是否出现，作为辞赋发展创新的转形期、风格期的唯一判断标准，而不是其它霰弹枪。”。形式特点作者指出：“现代辞赋繁荣之承古期的出现，是历史的一个必然。把辞赋文化现代语言化这种理论本身就是辞赋的倒退。从中华文化传承源脉来看，中国最早出现的文字文学样式只有两种，一种是诗词，一种是辞赋。现代辞赋可以扩展现代汉语表现的灵活性和容量，现代汉语当然可以大大减小辞赋的创作难度。提倡辞赋就是复古，其实这是概念的混淆。辞赋以意境高、文词俪美为标准，并不是以今和古为标准。”。语言特点作者指出：“用现代语言来套用传统辞赋的形式新的语言方式，是很难表达赋人的心境的。创新，若你承传都没有做好，半文半白，不典不今，非格非式，那与散文何异乎？中国辞赋以现代语言的形式为先为童，辞赋就永远没有出路，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中国辞赋对汉字的表现力和丰富内涵的依赖性，因辞赋名篇的出现而被明确下来。这种题裁体式对中国古典语言的依赖性及既定作用，已经被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乃至部分现代古韵诗词加以证明，它不会因时代变迁而减弱，只能被辞赋创作实践进一步强化和证明。”。实际应用作者指出：“可划分为‘袭、用、承’三个层次来立篇创作，或者叫区分三个类别来调度文字。袭，学也。辞赋，是一种对偶、用典、声律、辞藻、意境、言志、抒情、形式等特范的体式，自古以来本来就是注定会让一些人望而却步的领域，张扬辞赋国学的路本来就注定会难艰的了。一个时代大的语言环境是复杂和丰富多彩彩的。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提高了，整个赋人创作和赏析素养提高了，中国辞赋诗歌的繁荣发展则顺理成章”。
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索引粗略统计，1996——1997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70篇左右，涉及了诗赋、散文、小说、文论等各个方面。兹择要予以概述。 一、总论 这两年发表从宏观角度研究该时期文学的论文约35篇。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述了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认为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的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南朝时，佛教的非理性生命思想全面地被释放出来，并被文人群体普遍接受之后，魏晋式的生命情结被解开，文学中的生命情调因而淡化，甚至消失。〔1〕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梳理了从汉到南朝文体辨析的历史发展，认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汉人已有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时期文体辨析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南朝时期对纯文学文体辨析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受了文学的本质。〔2〕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目录的发展》，论述此期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状况，指出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是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主要形式〔3〕“文学的自觉”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此期围绕该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不同意鲁迅的看法，认为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从战国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4〕刘晟、〔韩〕金良美也撰文对“魏初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认为鲁迅的论说不足为据，张少康的看法也不确切，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亦大可不必，“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应回到体的范畴上进行”。〔5〕李文初则连续撰文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鲁迅的论述并未过时。〔6〕此外，孙明君的《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对这一问题的滥觞和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和描述，并认为建安时代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有其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7〕 二、魏晋诗歌研究 这两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有250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宏观研究方面，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解读魏晋文学，试图展示魏晋文学的心路历程。〔8〕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有一脉相承关系，“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9〕钱志熙《魏晋“杂诗”》对魏晋时期的“杂诗”一类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认为“杂诗”在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种类，它是魏晋文人抒情诗的代表性作品，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自觉的抒情，虽名为“杂”，却体现了纯诗的精神。〔10〕 关于建安文学，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从时代、政局及文化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方面论述了建安前后期诗风的转变情况〔11〕；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则从地域风习的角度探讨了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认为颍川之士荀或、锺繇等代表的新思维对于建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12〕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13〕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14〕 这两年对于正始名士的研究，重在从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角度进行论述，没有大的突破。西晋文学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5〕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16〕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认为仅从社会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出其杰出艺术成就的原因，文章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探明形成左思的性格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以及他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直接原因。〔17〕 对于东晋文学的研究，(陶渊明之外)有三篇文章较为突出，一是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想割断历史而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演化过程，那么，对于东晋这样一个历史阶级的文学，也应该适当予以注意。”文章征引大量的材料，说明“东晋不仅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南北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民族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南北士族之间由矛盾而日趋溶合”，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东晋文学的变迁“不光表现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应该说是在内容方面。文学内容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思想界的变化。”文中还指出，东晋一代的山水散文已很盛行，而东晋的道教诗“和玄言诗一样，都是山水诗出现的先河”。〔18〕二是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章认为，“玄理与论辩玄理而产生的玄远超迈和面对美好自然心中的感发，此二者的相互融合构成了玄言诗的魅力”，玄言诗作者为了从诗中概括出哲理来，就不能让自然景物有太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不违背普遍性的同时而突出某方面的特殊性，就成为玄言诗实现魅力的关键”。但是，“在玄言诗中，主人公摆脱了‘情’的束缚而进入‘理’的领域翱翔”，“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这种“消失了人生道路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就必然地流于“淡乎寡味”，失落其魅力了。〔19〕三是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文章认为“东晋人玄览山水以悟道，虽然有理性思辨的意义，却要通过‘流目四瞩’的感性直观手段才能实现”，“诗人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确实使清新秀丽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诗中独立自足的美感意象。”东晋诗坛对山水声色描写的倾向日益显著，而个人情感的抒发，则相对地较为淡薄， “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20〕这三篇文章都从宏观把握的角度对东晋诗的特色和文学史地位作了深刻阐述。 陶渊明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这两年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在125篇以上，涉及到渊明其人其文及陶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下几篇文章尤为突出。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文章由这一思想方法入手，对于内外资料详按细察，结论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76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子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21〕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22〕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认为，陶渊明的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此追问中所建构的新的人格范型；而正是南山的自然、真率与冲淡、虚静，铸成陶潜诗歌永远的神韵。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菊东篱，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诗性与神美的层面，达到了完满的契合；二是借“形、影、神”之间的人格对话消释人格主体“营营以惜生”之苦，将大钧之力、大化之功融入南山人格；三是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华。〔23〕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则从陶渊明的诗文和生活经历出发。指出陶渊明有他“真”和“拙”的一面，“但他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陶渊明自正式归隐后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人格趋于成熟单一，虽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但与他先前那种相当典型的双重人格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这几篇文章或以考辨精细见长，或发人之未发，是此间陶渊明研究的有力文章。 三、南北朝诗歌研究 这两年发表有关南北朝诗歌的文章约85篇，以论述山水诗和宫体诗者为多。 关于山水诗，木公《山水诗兴起原因新探》从道教对山水诗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文章指出道教徒最早自觉进入山林并赋予山水以新的意义，道士的山林活动引起了文人对山水的重视；文章考察了当时许多著名文人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各种各样的山林生活经历，认为这引起了山水文学的产生，而山水诗中养生游仙的“道味”也反证了山7k诗兴起与道教的关系。〔25〕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和《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则从谢灵运与慧远关系入手，把南朝的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前文认为，从东晋后期，影响名士们游览山水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谢灵运不仅是以名士的身份写山水诗，而且还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其文章还指出，“东晋刘宋之际主要有四类诗值得注意，它们是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从思想倾向上看，玄言诗、田园诗是同类，属于道家；佛理诗、山水诗归入另一类，属于佛家。从作品风格看，玄言诗和佛理诗相近，都是大谈玄理，淡乎寡味；田园诗和山水诗类似，多写自然风光，饶有情趣。”后文具体考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与慧远的净土信仰的关系，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表现的“赏心感受”、“大顿悟境界”和“定慧观”等都受了慧远净土信仰的影响。〔26〕朱起予《论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将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左月右兆)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27〕 关于宫体诗，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详细考察了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的诗人诗作状况，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认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必然的发展联系，后者是前者逻辑顺序的演绎结果。〔28〕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抓住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社会风气表示强烈批判态度并有切实整齐措施和行动与其时宫体诗中看似荒淫的追情逐声的描写之间的矛盾，逐层分析了宫体诗内容对佛教内容的模仿，认为宫体诗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乃是实施教化的一种手段，“宫体诗在内容上总的特征就应该是极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为了充分展示女性的丑恶，就得要不遗余力地体味女性的客观美。所以，宫体诗的大肆铺写欲色从根上来说是承袭了佛经的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法。”该文为观察宫体诗内容特色及其产生的背景提供另一视角。〔29〕此外，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30〕和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31〕分别对梁代宫体诗人和梁陈宫体诗题材予以考证和清理。 山水诗和宫体诗之外，另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文章认为江淹的拟古、游历和赠和之作均有丰厚的文化意义：其拟古诗发扬光大了拟古这一特殊题材，形象阐明了五言古诗的流变，并奠定了江淹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游历之作在反映其个人部分生活经历、感情变化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赠和之什则反映了由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过渡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抒情的清婉和语言的清丽。〔32〕二是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该文认为，梵呗对南朝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声音的哀亮特征，二者因共同追求哀怨境界而互为推助；用汉语转读汉译佛经这一模式所分别之三声为中国声韵中固有的平上去三声，永明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来；伎乐供养作为佛所特许的通向天国最为方便的途径，供养者趋之若鹜是显然的，供养既多，遂也就演化成了佛门礼佛的仪式之一，南朝文学声色大开不能说与释子的“行方便”毫无关系。〔33〕 四、魏晋南北朝辞赋、散文、小说研究 此间发表关于辞赋的文章30多篇，关于散文的文章10多篇，关于小说的文章30多篇，计80多篇。 辞赋方面，亦多就单篇作品进行阐释、赏析和考辨，如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和庾信的赋作均被纷纷论及。其中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将曹植《洛神赋》作为梦幻辞赋名作进行考察，并据以评述了论者对《洛神赋》本意的三种看法。文章认为《洛神赋》的创作方法是梦幻主义，其艺术结构依据梦幻主义作品一般具有的梦前、梦中、梦后的结构形式，也可分为入梦、告梦、思梦三部分；《洛神赋》本意的三种说法，即“感甄”说、“君臣大义”说和“赞美女神”说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够圆满，《洛神赋》作为一篇梦幻主义的爱情名作，其“艺术结构与描写，是不应等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更不同于结构严密的论著，而是具有忽然性、跳跃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主观随意性、不能自控性和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34〕此外，还有一些从宏观角度立论的文章，如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将中古辞赋的诗化归结为四个阶段和五大重要特性〔35〕；郭建勋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魏晋南北朝骚体诗赋进行系统的探讨，是这方面用力最勤者。〔36〕 散文亦是此期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对南朝的山水文从兴起过程、繁盛原因和演变轨迹等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认为，南朝山水文不逊于山水诗，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学中占一席之地；以其篇幅上从冗长夸饰向短小精悍演变、字句上从密丽新巧向清新疏朗演变、意境上从单纯写景向情景交融演变而论，南朝山水文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北朝。〔37〕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认为，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写体例，虽说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街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38〕 小说方面，关于志怪小说的文章不多，其中欧阳健《东晋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对曹毗、祖台之、孔约等东晋几位志怪作家进行了考证，并且指出志怪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东方式思想，而且它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非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39〕钟林赋《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对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这类小说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产生与古老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密切关系，佛教的影响甚微；魏晋六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其滋生的沃土；它的怪诞之美，独具魅力，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至深。〔40〕关于志人小说的文章，全部围绕《世说新语》进行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的关系》用一般小说应具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比照分析，认为《世说新语》在人物、情节、结构上均不类小说，又不能归于历史，“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即在于此，它从中呈现的独自个性有：(一)内容的纪实性；(二)篇幅短小；(三)清通简要、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即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指出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画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41〕此外，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42〕、美国学者Richard 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43〕也都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论述了《世说新语》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成就。作者认为该书的艺术风格是“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其形成源于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它记写的对象密不可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它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富于表现力；同时，它又将口语熔铸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语言，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概括力。〔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