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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元稹(公元779年至831年或唐代宗大历十四年至文宗大和五年)，字微之，河南府东都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唐朝著名诗人、文学家、宰相，父元宽，母郑氏，为北魏宗室鲜卑族拓跋部后裔，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十四世孙。下面是关于他的生平故事，欢迎阅读：
家族背景
元稹(779年-831年)，字微之，别字威明，唐河南府东都洛阳(今河南洛阳)人，父元宽，母郑氏，为北魏宗室鲜卑族拓跋部后裔，是什翼犍之十四世孙。元稹家族久居东都洛阳世代为官，五代祖元弘，官至隋北平太守，四代祖元义端，官至唐魏州刺史，曾祖元延景，为歧州参军，祖父元悱官至南顿县丞，父亲元宽任比部郎中、舒王府长史。
早年经历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二月，元稹出生于东都洛阳城南，八岁那年父亲元宽因病去世，出生书香门第的母亲郑氏，用柔弱的肩膀担起了元稹上学的担子。天资聪颖的元稹不负母亲厚望，15岁参加朝廷举办的“礼记、尚书”考试，实现两经擢第;23岁登吏部科，授校书郎;28岁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授左拾遗，职位为从8品。早年元稹和白居易共同提倡“新乐府运动”，后人把他和白居易并称“元白”。
初进宦海
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十五岁的元稹以明两经擢第。唐代科举名目甚多，而报考最多的科目则为进士和明经两科。不过两科相比也有难易之分，进士科难，“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科“倍之，得第者使一二”，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而唐代文人也更为看重进士科。元稹为尽快摆脱贫困，获取功名，选择投考的为相对容易的明经科，一战告捷。及第之初的元稹却一直无官，闲居于京城。但他没有终止勤奋学习。家庭藏书给他提供了博览群书的条件，京城的文化环境和他的广泛兴趣，陶冶了他的文化修养。次年得陈子昂《感遇》诗及杜甫诗数百首悉心读之，始大量作诗。
贞元十五年(799年)，二十一岁的元稹寓居蒲州，初仕于河中府。此时，正当驻军骚乱，蒲州不宁。元稹借助友人之力保护处于危难之中的远亲。乱定，与其家少女相爱。不久，元稹牵于功名，西归京城应制科试。
选婚高门
贞元十八年(802年)冬，元稹再次参加吏部试。次年春，中书判拔萃科第四等，授秘书省校书郎。贞元十九年(803年)，二十四岁的元稹与大他八岁的白居易同登书判拔萃科，并入秘书省任校书郎，从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好友。 元稹出身中小地主，门第不高，只有入仕以后，才有结婚高门的资本，如今作了校书郎，这时，元稹正值风华正茂，才华横溢，自然就把终身大事提上了日程。据韩愈《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墓志铭》云：“选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祺时始以选校书秘书省中”，元稹授校书郎后不久便娶韦夏卿之女韦丛为妻。十月，岳父韦夏卿授东都洛阳留守，赴东都洛阳上任，由于韦丛是”谢公最小偏怜女”，割舍不下，于是元稹、韦丛夫妇一同侍从韦夏卿赴洛阳，元稹夫妇就住在东都洛阳履信坊韦宅。元稹次年初才返回京城，而依据元稹诗文韦从则久居洛阳，这一阶段元稹因家事多次往返于京城与洛阳。
一贬江陵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四月，元稹和白居易同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白同及第，登第者十八人，元稹为第一名，授左拾遗。元稹一到职立刻接二连三地上疏献表，先论“教本”(重视给皇子选择保傅)，再论“谏职”、“迁庙”，一直论到西北边事这样的大政，同时旗帜鲜明地支持裴度(时任监察御史)对朝中权幸的抨击，从而引起了宪宗的注意，很快受到召见。 元稹奉职勤恳，本应受到鼓励，可是因为锋芒太露，触犯权贵，反而引起了宰臣的不满，九月贬为河南县尉。 白居易罢校书郎，亦出为县尉。此时，母亲去世，元稹悲痛不已，在家守孝三年。此后，三十一岁的元稹被提拔为监察御史。
元和四年春(809年)，奉命出使剑南东川。初登官场，意气风发，一心为民，报效国家，遂大胆劾奏不法官吏，平 反许多冤案，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和崇高赞誉。白居易更是作诗赠他“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东川八十家，冤愤一言申”。这一举动触犯了朝中旧官僚阶层及藩镇集团的利益，很快他们就找了机会将元稹外遣——分务东台。东台就是东都洛阳的御史台，用意在于将他排挤闲置。即便遭受到这样的打压，元稹仍然坚持为官之初的原则，秉公执法。同年，正值仕途受挫时，其娴熟聪慧的妻子韦丛盛年而逝，韦丛之死，对元稹打击很大，使他常常夜不能寐。由于难遣伤痛，元稹写下了有名的悼亡诗——《遣悲怀三首》。
元和五年(810年)，元稹因弹奏河南尹房式(开国重臣房玄龄之后)不法事，被召回罚俸。途经华州敷水驿便宿于驿馆上厅，恰逢宦官仇士良、刘士元等人在此，也要争住在上厅，元稹据理力争，却遭到仇士良的漫骂，刘士元更是上前用马鞭抽打元稹，打得他鲜血直流，最终被赶出了上厅。后来唐宪宗便以“元稹轻树威，失宪臣体”为由，贬元稹为江陵府士曹参军。从此开始了他困顿州郡十余年的贬谪生活。
二贬通州
元稹因才华出众、性格豪爽不为朝廷所容，流放荆蛮近十年。随即白居易也贬为江州司马，元稹量移通州司马。虽然通州、江州天远地隔，可两人来往赠答，计所做诗，有自三十韵、五十韵直至百韵者。江南人士，驿舍道途讽诵，一直流传至宫中，里巷之人互相传诵，致使市上纸贵。由诗中可知其流离放逐之心境，无不凄惋。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三十七岁的元稹一度奉诏回朝，以为起用有望。途经蓝桥驿曾题诗留赠命运相似的友人刘禹锡、柳宗元。抵京后，与白居易诗酒唱和，意气风发。元稹收集诗友作品，拟编为《元白还往诗集》，但书稿未成，却突然与刘禹锡、柳宗元一同被放逐远州。元和十年(815年)三月，元稹“一身骑马向通州”，出任通州司马。流落“哭鸟昼飞人少见，怅魂夜啸虎行多”(《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的通州，他“垂死老病”，患上疟疾，几乎死去。曾赴山南西道兴元府求医。潦倒困苦中，诗人只能以诗述怀，以友情相互慰藉。在通州完成了他最具影响力的乐府诗歌《连昌宫词》和与白居易酬唱之作180余首。
三贬同州
随着平淮西后的`大赦和元稹知己旧识崔群、李夷简、裴度相继为相，逐渐改变了他在政治上长期受压抑的处境。元稹于元和十三年(818年)已代理通州刺史，岁末，转虢州长史。元和十四年冬(819年)，唐宪宗召元稹回京，授膳部员外
郎。宰相令狐楚对其诗文深为赞赏，“以为今代之鲍、谢也”。 元和十五年(820年)，唐穆宗及位后，因宰相段文昌之荐，元真授祠部郎中、知制诰。唐穆宗为太子时已喜爱元稹诗歌，此时特别器重于他，经常召见，语及兵赋及西北边事，令其筹画。数月后，被擢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与已在翰林院的李德裕、李绅俱以学识才艺闻名，时称“三俊”(《旧唐书·李绅传》)。在迅速升迁的同时，元稹陷入了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漩涡，与李宗闵的积怨爆发，埋下党争的种子。不久，由于误会等原因，裴度弹劾元稹结交魏宏简，元稹被罢承旨学士，官工部侍郎。次年春，元稹、裴度先后为相。在唐王朝与地方军阀的斗争中，元稹积极平息骚乱，拟用反间计平叛。可觊觎宰相之位的李逢吉与宦官勾结，派人阴谋诬告元稹谋刺裴度，后虽查清真相，但元、裴被同时罢相。元稹出为同州刺史。 长庆三年(823年)，他被调任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唐敬宗宝力元年(825年)，元稹命所属七州筑陂塘，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在浙东的六年，元稹颇有政绩，深得百姓拥戴。
四贬武昌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九月，元稹入朝为尚书左丞。身居要职，有了兴利除弊的条件，他又恢复了为谏官时之锐气，决心整顿政府官员，肃清吏治，将郎官中颇遭公众舆论指责的七人贬谪出京。然而因元稹素无操行，人心不服。时值宰相王播突然去世，李宗闵正再度当权，元稹又受到排挤。大和四年(830年)正月，元稹被迫出为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军节度使。大和五年(831年)七月二十二日暴病，一日后便在镇署去世，时年五十三，死后追赠尚书右仆射，白居易为其撰写了墓志。
因为唐诗论情，写了元稹，又承继了陈寅恪老先生的观点。找了些事实铺排了一下他巧婚巧宦的内容。结果呢，在某乎却被不无鄙视的贴了元黑的标签。其实，对于元稹这个级别的大诗人，俺向来是仰望之而不可及的。而元稹一生仕途并不算太顺畅，又有投靠宦官的行为。所以不需我黑，良莠自明。只是看历史人物永远不要二元论，也不要非此即彼的贴标签。每一个行为背后，可以考证出来的往往都有可能是“人性的扭曲”或者“道德的沦丧”之类的悲剧。所以呢就着某乎有人问春蝉这首诗，俺再来聒噪些内容吧。
春蝉是一首典型的排律，严格来说，排律的概念应该是直到宋元时期才被固化下来的，唐人诗词中严谨的排律不多，很多都是歌行等为主的古体诗。但是初唐之后的诗人，五言的排律往往也还不少，这个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就是唐代科举中就有类似于此类排律的作诗要求。所以元稹这种曾在元和元年的考试中高中的才子自然也是熟稔这个形式的。我先把这首诗放在后面吧。 春蝉（唐·元稹） 我自东归日，厌苦春鸠声。 作诗怜化工，不遣春蝉生。 及来商山道，山深气不平。 春秋两相似，虫豸百种鸣。 风松不成韵，蜩螗沸如羹。 岂无朝阳凤，羞与微物争。 安得天上雨，奔浑河海倾。 荡涤反时气，然后好晴明。 单看这首诗，似乎仅仅是一套牢骚和郁积的志气。这是作为一个熟练地七律写手的基础功力。一首诗的格调往往是比较容易嗅出来的。但是却又不能单看这一首，因为这里是一个套路。或者说这是一个结果。而且这其中还有一套完整的元才子的心路历程。所以呢我再提一下另外的一首诗，也就是春鸠。 春鸠（唐·元稹） 春鸠与百舌，音响讵同年。 如何一时语，俱得春风怜。 犹知化工意，当春不生蝉。 免教争叫噪，沸渭桃花前。
这两首诗一起参看，才算是比较完整的诗人角度。而且明显春鸠是在春蝉之前。元稹应该是先写的春鸠，八句五言，一顿纯度比较高的牢骚。然后似乎又觉得不过瘾，而且纯牢骚又太丧了一些，所以又写了春蝉，给自己也出口气顺便再抒发一下自己的志气。这种比较简单的理解似乎就已经能概括这两首诗的情绪了。不过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这真的就只是一场牢骚吗，待我细细道来。
首先要从可以定位时间的地方说起。我自东归日这第一句的指向非常明确——东归之日就开始讨厌春鸠了。而元稹的东归指向却有不少解释，有人说就是从东川回长安的路上，简称东归；这个说法和把遇到困难叫“遇难”一样，不严谨的有了搞笑的作用。反正最后学术界公认的东归指的其实是元稹在元和五年（810年）春天，从东都洛阳回西安的路上。那么问题来了，元稹为什么要从东都洛阳回长安呢？这还得从前一年说起。
元和四年，在宰相裴垍的推荐之下，元稹得以担任监察御史的官职。监察御史的位置，虽然只有正八品上，还不如县令的品级，但是却颇有权柄，类似于后世的监察巡视组官员，其品阶虽低，其职务则剧，其权限则大，而其迁转亦速。元稹上任后出巡东川，在梓州上奏弹劾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贪污没收百姓财物、房屋田产，私自加税。朝廷虽然有所动作——退还没收财产，对经手人员罚俸处理；但是却也没又能够彻底的落实政策。反而是因此天下的藩镇都开始对元稹这样清刻的监察官员产生了怨恨。加上巡视归途之中，元稹又顺手弹劾了山南西道节度使裴玢私自加收草料扰民的事情。也加剧了各地藩镇的对立情绪。所以朝廷内的权贵忌惮，当年六月将元稹排挤出长安，转任到东都洛阳的御史东台留守。虽然监察御史的身份没变，但是却又一次被踢出了权力中心。
不幸之中的万幸是此时遣悲怀的女主角——与元稹共患难的韦丛病重，却正好在洛阳韦氏老宅居住；元稹却也正好得到了陪自己的苦命妻子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机会。
说到这里岔开话题，有唐一代。大诗人无数。但是最令人肉麻的CP无疑就是元稹和白居易。但是这二人之间还有这非常明显的不同。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云：
白氏主张待时而动，时不至则潜藏等待，而元稹则在《酬别致用》中云：
元氏主张不以境遇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理想，如果情况不顺，则要通过人为的努力创造条件达到目的——简而言之就是创造条件也要达到理想。所以无论这个思想境界上的差异也让二者在后世的名声有了非常大的差异。
把话题转回来，这样坚韧而有毅力的元稹，监察御史的差事还在，当然不会虚度在东都御史台的日子。在度过了亡妻韦丛的伤痛之后，又蹦出来搞了一个大事件。当时的河南尹——也就是大约河南省长的高官房式由于贪污事发，结果元稹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将其停职，带到东台讯问。
河南尹在当时朝廷的位置要接近于现在的直辖市一把手，不仅仅只是一方大员还是有资格参与朝廷的大事的高官。这个就好比《人民的名义》里的侯亮平发现省委书记沙瑞金的问题后不请示不汇报直接把人扣下并给沙停职一般。这个胆子不是一般的大，血也不是一般的热啊。这样做的结局显而易见，元稹直接就被拿下，罚俸一季，追赴西台。直接给调回长安听后处理了。刚才说的东归也就是这个时候从洛阳回长安的路上。
这个事情的背景讲清楚了，我相信春鸠的意思也就很明显了。鸠的意象，在古人文字之中常有无志小人的意思。庄子的逍遥游中有云：
百舌也叫乌鸫，叫声宛转悠扬，人们常常将其与八哥一起养。取其叫声优美。而斑鸠的叫声则是单调的如格子一般的咕咕声。元稹在春鸠此诗中，以百舌自况；表明自己的才智无人赏识，却不得不与春鸠一般聒噪而没有志向的小人为伍。前四句的意思明显。后面四句，其实是后面春蝉诗的主旨，也是一个与元稹后来的心路历程颇有关联的故事……
之前说到，春鸠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元稹因为事发而从洛阳东归长安的旅途中。那么这个旅途中发生了什么呢？有一件真的有些涉及到“道德的沦丧和人性的扭曲”的事情就发生在这不算很长的旅途中——敷水驿事件。
敷水驿的位置应该在现在的华阴县夫水镇，洛阳到长安的话应该是进入潼关前的最后一个大驿站了。元稹正是在在这个驿站碰到了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事情。我直接引用一段旧唐书的记载：
作为二十四史之一的旧唐书中的这段描写可以说是相当的戏剧化。元稹临时住在敷水驿的上厅，也就是上房。这个是监察御史的权利。《唐会要》中有明确规定。就算是中使——也就是皇帝的使者——也需要和他分先来后到。所以当时的宦官刘士元与他争房间其实是一种倚仗权势横行跋扈的行为。而刘太监为啥这么跋扈呢，很简单，他是和中晚唐第一大太监仇士良一起来的。
说到仇士良其人熟悉中晚唐史的都会倒抽一口凉气。这个宦官在这段时间之内可以说是超越了后来魏忠贤几倍的存在。仇公公一生杀二王，一妃子，四宰相；这个狠角色足足在中晚唐跋扈了二十多年。而且当朝的皇上唐宪宗李纯正是仇士良侍候长大的太子。这种角色，难怪他手下的刘公公敢踹门，吓得元稹没穿鞋，穿着袜子就跑了，还被用马鞭打伤了脸。最关键的是之后的处罚更是让人瞠目。
皇帝根本就没问谁对谁错，直接就把元稹贬到江陵做士曹参军。虽然士曹参军的品级与监察御史差不多，但是这明显是贬官。况且元稹之前的罪过已经处理过，罚俸一个季度；这次贬官又寻旧过错并超常规的从严从重处理。这个对于元稹的打击可就是非同凡响的了。从个人的角度推断，其实元稹这一次与宦官势力的冲突已经彻底的结束了他可能上升的仕途。中晚唐从宪宗开始，朝堂的势力已经基本被宦官和藩镇把持了；就算是经过短暂的元和中兴，唐王朝的末路也是难以避免的。而元稹之前在东川就已经得罪了天下藩镇，这次又得罪了大宦官仇士良。不被贬谪又能怎样？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元稹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而春蝉这首诗就是他在贬谪的处理明确之后，从长安到江陵赴任的途中写的。而春鸠的那首诗的后面四句的意思也就出来了。 犹知化工意，当春不生蝉。 免教争叫噪，沸渭桃花前。 春天本来就没有蝉，蝉是从夏季开始到秋季才会大量的出现的。那么这里的春蝉指的是啥呢？很简单就是那些飞扬跋扈的宦官。汉时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璫，附蝉为文，貂尾为饰，后因以蜩蝉指宦官。这个意思其实就是，我知道老天爷的意思是春天是没有蝉的，这些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太监。只会在我面前瞎叫唤。 而整个春蝉诗的意思也可以做如下解释：
我从洛阳回长安就是因为被小人害的。
这里的怜应该是做遗憾讲，我写诗遗憾造化工巧，你不应该搞出这些宦官（蝉）啊。
商山道是从长安到江陵的必经之路，也说明了我在被贬谪的道路上颇有些不平之气。
这句话其实暗含诅咒，虫豸是无法过冬的，所以春天到秋天你们就先鸣叫吧，看你们能折腾到什么时候。
在这美好的季节里，清高的松树在风中的声音也显得如此清冷，哪里比得上知了们疯狂的叫声。
何况又没有朝阳的凤鸟，也不好意思和这些小小的虫子争着发声。
最后这四句就是泄愤似的慨叹，干脆来一场大雨，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冲干净得了。这样才会有清明世界。 这么一看，大才子这是在隐晦的骂奸佞小人和跋扈判官吧。
如果故事到这里，那么这么一个嫉恶如仇又被邪恶势力疯狂打压的才子当然是一个高大上伟光正的形象。但是，还是得说但是，这次贬谪也许是元稹个人心路历程的一个转折点。
其后的十几年元稹都是在各个州县轮转。大约也正是在这些轮转中，之前说到的元白之间的差异开始凸显。能够作为儒家正道的白居易谨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原则，而元稹则在自己所谓的积极奋斗中逐渐的开始迷失。虽然现代的学者卞孝萱等人纷纷辩白，但是 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都将元稹后来的复出为相归因为结交了宦官崔潭峻、魏宏简；同时巴结元和六年调任江陵尹的严绶的结果 。如此看来，试图通过创造条件也要达到理想的元才子还是迷失在自己的理想里，也终于成为了自己最讨厌的人。
古诗词可以不用古文传记要备注
引言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但是却是封建社会上升的阶段，也是中华民族逐步走上大融合的阶段。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格局多次反复，统一战争、民族战争成为这一时期战争的主要形态。在魏晋南北朝的战场上，骑兵成为绝对战争胜负的主要兵种，出现了骑兵大兵团远程奔袭以及千里迂回的机动作战，这一时期的军事思想也得到不断地完善与发展。 魏晋南北朝形势图 重装甲骑兵出现的历史条件 重装甲骑兵就是人和马都披甲的骑兵。我国古代叫做「 ”甲骑”或「 ”铁骑”。这种骑兵具有较强的防护力和集团的冲击力。在对没有装甲的轻骑兵或步兵作正面突击时，具有相当的威力，曾经一度成为战场上的决定性力量。恩格斯说: 「 ”条顿族的骑兵征服者在西欧各国建立的贵族政体，开创了骑兵史上的新纪元。各地贵族都组成骑兵，他们担任铁甲骑土勤务，成为一种装备最分发重的骑兵，不仅骑士，而且连马匹也都披戴金属的铠甲。” 恩格斯还说:「 ”我们发现，在多次大会战中，参战的骑士不到八百至一千人。但是，他们只要把敌人的重装甲骑土逐出战场，通常便足以诱对付任何数量的步兵了。”可见这种骑兵的主要任务就是击溃对方的重装甲骑兵，以便较容易地击溃对方的步兵。这种骑兵最大的缺点，就是由于马匹的负担过重，降低了骑兵特有的快速性和机动力。 因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后就为轻骑兵所取代了。据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证明：人的甲胄在春秋战国以前就有了。马的防护装备，在汉代才有皮革制的「 ”当胸”，曹魏时才出现马铠，十六国时，才有了结构完善的马铠，南北朝时已成为骑兵部队普遍拥有的装备。直到隋代， 甲骑都是军队的核心。 马铠模型 《晋书•石勒传》记载：永嘉六年石勒守襄国，打败疾陆眷，于追击中，获铠马五千匹；义熙五年，刘裕灭南燕的临胸之战，恭容超曾出动铁骑万余，前后夹击刘格军，同年秦主姚兴遣使威胁刘裕说:「 ”秦王已遣铁骑十万屯洛阳。”从上述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成千上万使用「 ”铁骑”于战场，甚至可以号称「 ”十万”。重装甲骑兵，已经是军队的核心力量了。考古发掘也发现南北朝的墓葬里，常常放置大量甲骑陶俑。 魏晋重装骑兵与步兵作战 早期重装甲骑兵的形态 甲骑”的大量编入军队，并成为军队的核心力量，标志着我国古代骑兵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是氏族门阀制度和游牧民质氏族军事组织结合的产物。南北朝的氏族门阀势力，在西晋大量发展，自东汉经魏晋、形成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部曲佃客荫户制。 豪族地主都有自己的部曲私兵，这些部曲私兵装备精良，而且拥有其武器装备的制造业和储备，因面可能人、马都披甲。例如晋桓伊家就拥有马的具装百具，步铠五百领。北齐高季式「 ”自领部由千余人，马八百匹，戈甲器仗皆备。”这些部曲私兵， *** 起来就成为当时军队的核心。 部曲私兵 西晋以后，北方形成各民族纷争的局面，其中匈奴、鲜卑等民族，在进人中原以前，还是游牧民族，长于骑射，军事制度往往还保留着氏族的形式。进人中原后，与世族门阀制度相结合，形成了以大量骑兵为核心的世族门阀武装，也采用了甲骑的具装。例如刘曜的近卫部队——亲御郎，就是一支精锐的重装甲骑兵部队。《晋书•刘曜载记》说： 「 ”召公卿以下子弟有勇敢者，为亲御郎，披甲乘铠马，动止自随，以充折冲之任。” 重装骑兵的装备和编成 重装骑兵的特点就是骑手披甲载胄，马也披甲。人披的铠甲，主要是「 ”两当铠”，也就是胸前一片甲，背后一片甲，两片甲在肩上用带联结起来。也有在肩部加「 ”披膊”的，头上戴兜鍪（头盔）。 两当铠构想图 战马所披的甲，古代叫具装。这种具装披在马身上，除眼、鼻四肢和尾外，其余部分都能得到铠甲的保护。铠甲有皮革制成的，也有钢铁制的。一般是人的铠甲和马的具装都用样的质料，一样的颜色。重装骑兵的武器，主要还是用弓、驽、矛、载和刀创。远战用弓弩，近战用矛载，刀剑，特别是马刀则是重要的格斗兵器。恩格斯说： 「 ”马刀无疑适于白刃格斗，长矛太长太重，从这点看，就不适于冲锋，但在追击溃逃的敌骑兵时，长矛就成了有效的武器。几乎所有善骑的民族，都惯于使用马刀。锋利适用的精制马刀仍然是骑兵武器之王。” 我国在西汉时出现了短柄长刀，东汉以后，炼钢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魏晋以后，造刀数量常以万计。这都说明当时刀已成为军队的主要武器。 古代军刀 关于重装骑兵的编成，可以大业七年隋炀帝进攻高丽时为例。据《隋书•礼仪志)记载，当时军队的主力都是甲骑具装。陆路部队，左右各十二军，隋炀帝亲率六军，总共三十个军。每军设大将、亚将各一个，下辖骑兵四个团，团有偏将一人。每团辖十队，每队一百人。计一军之内，骑兵四十队，步兵八十队。 重装甲骑兵的使用、队形和战法 由身体强健而体重尽量轻的骑手组成的重装甲骑兵，主要应作为以密集队形进行集中攻击的力量。这些重装骑士，通常成横队作战，排成一列，这种横队，一与敌人接触，便立即散开，单骑作战。所以，会战是以单纯的白刃格斗面结束。 会战中的白刃战 我国历史上，从东晋到隋代的许多战看来，重装甲骑兵也都是集中使用在主要方向上作战的。其队形虽无详细记载，但从理论上说，重装甲骑兵，由于马匹负担很重，冲击行动缓慢而冲击力量较强，它不像轻骑兵那样机动灵活，那样变换队形容易，因而不宜于作较大纵深的配置，更不能成纵队进行冲击，必然也要采用横队以行冲击。 晋穆帝永和八年，冉闵与慕容格廉台之战，慕容恪就曾用铁锁连马为方阵，以抵御冉闵的进攻，而另以两军从旁夹击而大破冉闵军。重装甲骑兵既然一般都用在主要的、决定性的方向上，往往就必须和对方的重装甲骑兵相遇，而以短兵格斗来结束战局。因为远战的弓箭对重装甲骑兵的杀伤力是不大的。 重装甲骑兵对战略战术的影响 （1）战略思想日益成熟 魏晋以后，战略指导艺术日臻成熟，战略计划也比较完善。公元279年，晋武帝司马炎平吴之战，战前三年，羊祜《请伐吴奏疏》，即制定了伐吴的全面战略计划，其内容不仅提出了战略企图——扫灭东吴，统一天下；还进行了全面的情况判断——从地形、人力、物力的对比和形势上断定伐吴必胜；特别是还制定了具体的进军方略「 ”引益梁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近临江陵；平南、豫州、徐、扬、青、兖并会秣陵”。晋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279年分遣四路大军伐吴，顺利取得成功。这确是继诸葛亮《隆中对》之后，又一个事先制定的全面的、成功战略计划的范例。 晋灭吴作战图 此后，燕灭后赵，以小攻大，以弱击强，而慕容廆能抓住时机，乘机进军，其战略指导，并然有序；符坚在王猛铺佑下，统中原诸战役，特别是灭赵之战，部置周密，步骤协调，拓跋珪兴魏灭燕，则依靠其强大的骑兵集团，得力于对燕的形势，了然于胸，才能相机进取，完成其灭燕大业；匈奴刘汉利用其骑兵的机动力，纵横袭扰，以破坏西晋的经济基础，控制面而孤立点的战略，终于灭亡了西晋；东晋刘裕的战略奇袭等都是根据全面而正确的情况判断而制定其正确的战略决策的。可以说这一时期，战略指导思想已臻于成熟了。 （2）战术运用有所发展 1.大纵深的前进与后退 北朝自拓拔硅开始，即依靠其游牧民族的特点，建立起以骑兵为主的军队，并在华北大平原上，充分发挥其骑兵快速机动的能力，进行大纵深的前进与后退。如拓拔魏与后燕之战，魏军自平城远向西方后撤，并诱逼后燕东撤。然后，将其大骑兵集团分为几个纵队，进行远程奔袭，分进合击，一举而歼灭了后燕军。在以后一统北方的战争中 也屡用此法而取得成功。 游牧民族的骑兵 2.攻坚战法 魏军在进人中原地区后，在重要战略要地上，常常遇到坚固防守的城池。最初只是用长围和强攻两种方法。强攻则往往采用「 ”前仆后继”，积尸与城齐之后，用骑兵趁势冲入。后来用崔浩之计，绕过坚固城池，以长驱人侵江淮，逼得南朝政权，陷于溃乱。这种战法，充分发挥了骑兵机动迅速的特点，可以说是战术上一个新的创造和发展。但其缺点是粮运不济，难以持久。又因南方炎热的夏天不适宜于北方骑兵，特别是重装甲骑兵的活动，往往只能冬季进军，而夏季北撒，因而始终未能征服南方。 3.重装甲骑兵的突击战法 北朝分为东西魏后，都是以骑兵为主的军队，装甲骑兵一般用在主要的、决定性的方向上，以进行冲击。公元537年，东西魏沙宛之战，宇文泰军就是用伏击，击败高欢；409年，刘裕攻南燕，慕容超曾以一万铁骑夹击刘裕军。值得一提的是宇文泰两次以寡敌众，两次运用内线作战各个击破的方法，击破东魏军，可以说是个新的创造。 骑兵军团对战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国势弱、军备劣、兵制乱，特别是没有足以与北朝抗衡的大骑兵集团，战略上基本处于防守地位。东晋以后，常以凭江淮以进行防御，形势有利时，则出淮泗而抵河济。不利时，则屯兵积粮据守城池，并利用江河泛滥以阻止北军，长期坚持，以待来年春后，北军不耐炎热气候而自退。 结语 恩格斯说过，骑兵在整个中世纪（指封建社会），是一切军队的主要兵种。在中国的魏晋南北朝，也是一样的情况，封建时代的典型特点，就是以骑兵为主要兵种的战争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政权逐鹿中原，在于汉族融合的过程中，利用游牧民族本身的优势，形成了骑兵军团作战的战争形态。而骑兵由于其固有的高度机动性以及威烈的冲击力，往往执行着正面突击和迂回、包围、奇袭、侧击等出奇制胜的决定性任务。在骑兵作战的特点的影响下，诞生了各种战略以及战术思想，促进了我国军事思想的发展。 参考文献 《晋书》 《隋书》 《三国志》 《资治通鉴》 《中国古代兵器论从》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
2000字2016浅谈魏晋人物品评的转向及其原因论文语文论文频道小编搜集的范文“2016浅谈魏晋人物品评的转向及其原因论文”，供大家阅读参考，查看更多相关论文 ，请访问语文论文频道。从勾勒出了人物品评转向的大致理路，由“德”向“才”转向。本文从魏晋人物品评的缘起出发，来透视人物品评发生转向的原因，以下就是由精品学习网为您提供的浅谈魏晋人物品评的转向及其原因。魏晋人物品评相比于汉代及以前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向，这一转向是在魏晋这一鲜明的时代政治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其内涵丰富，意义深远。一、 魏晋人物品评的缘起人物品评古已有之，如孔子将门人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孟子将人格的道德修养所达到的境界分为善、信、美、大、圣、神六个等级等等。到了魏晋六朝时期，人物品评最初是和相书联系在一起，对人物的贵贱、贫富、祸福等进行评论、预测。这样的方式，虽然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其中包含的将人物的内在精神同外在形体相联系的合理内核为后世所彰显。真正使人物品评成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风尚，则起始于东汉的清议。这与当时政治上提拔、任免官吏要求士人必须在言行举止上有比较好的声望，必须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体系有着直接的关联。地方宗族乡村集体对名士的品评和鉴定，普遍是被作为品评人物的核心依据，直接关系到士人的升迁、提拔及其政治前途，由此，品评人物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重视。人物品评在曹魏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曹操的“唯才是举”与曹丕的“九品中正制”是对东汉以来统治阶级所极端重视的却业已经成为空虚的道德标准的人才标尺的一个极为大胆而有力的冲击。这种重才轻德的“叛逆”对冲破传统儒家思想束缚具有极其重要的解放性意义，导致了当时的人物品评由重“德”向尚“才”的历史性转变，即从强调人的道德伦理的本位性，转向强调个体的智慧才能的重要性。“这就使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打开了对人的本质的研究的一个领域，开始集中地对个体的智慧才能，包括对个体的气质、心理、个性及其外在表现进行研究。”汉末魏初的政治动乱使人对自身的生命短促、欢乐少有、悲伤凄凄等发出了一连串的怀疑和追问，而当时经学的衰落又使人对儒家礼教离心离德，从而给议论、争辩的风气打开了一条门缝，使这一时期的道德、哲学、文艺等都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士人对此前传统的功业、信仰、经学发生了极大的怀疑，同时，伴随着这种思考，一种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出出来了，这标志着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的传统标准和价值信仰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的生命意义和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种觉醒除受玄学思潮影响外，亦在人物品评中鲜明而具体地体现出来。分析考察一下人物品评的发展演变历程即可明白，魏晋前由政府主导下的官员人选决定着人物品评的基本内容，所评论的对象必须做到仁义、孝廉，言行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而才智则远远置于仁义礼智之后。具有规范性、广泛性的道德标准讲究唯德是评、唯贤是论，从根本上遏止和压抑了潜藏在不同士人身上的才智的充分发挥，使人物的个性不得不长期牵制于所谓一般共同性。自曹魏氏政权唯才是举推行后，便赋予了“才”以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它成为人物品评由政治伦理性向审美性转变的桥梁，促进了人的独立觉醒、人的自我认识意识的萌发，无疑是当时思想解放的先声。及至《世说新语》问世，这部把人物品评作为主要内容的志人着作， 从重才情、尚思理、标放达、赏容貌等方面，对人物作了全方面的审美性考察。它排除了在人物品评上事关伦理、道德、学问等德性方面的诸多内涵，其所侧重的重才，是对人的本质的多重体现，虽仍然包含政治之才，但更多的是指绘画、书法、音乐、思辨等方面的创造欣赏、玄学思辨以及日常生活中其他方面表现出来的人的种种智慧和才能，亦即是对此前几百年来才屈于德、人服于礼的一个重大反驳。正是这种转变使魏晋六朝的审美理想更具艺术趣味，更有利于文艺创作的发展，也为这一时期文艺美学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先秦诸哲以争鸣的方式说，是道德实践的美，是智慧思考的美，而魏晋六朝在审美性的人物品评兴起后，却赋予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人所追求的作为人的本质在于审美和自由! 如果说，在两汉时，人是善恶伦理的化身;那么，在魏晋六朝时期，人便是心灵和精神的化身，是诗意般的人生体验。经学的崩溃和儒学的经离给了魏晋这一特定时代的人们充分欣赏自己的绝好机会，它促使人们去感受人的存在、人生在世的意义及价值。这是一个讲求个性，欣赏自己，追求主体内在精神自由的时代，更是一个发现人本身、弘扬人格美的时代。魏晋六朝文学因为有肥沃的艺术土壤，便在此背景下显示出文学的自觉。也正随着文学的自觉，在创作上结出了许多丰硕的成果。二、魏晋人物品评特色形成的基本原因人物品评最终脱离了“作为国家和地方政治人才选拔舆论准备的既定轨道， 成为广大士族文人相互之间进行审美性的评价、认识和了解的主要渠道， 成为门阀士族彰扬和宣泄本阶层意志、观念乃至审美趣味的主要途径”。这一阶段许多文学上宝贵的收获都留下了人物品评的痕迹，都或多或少地、或直接或间接地与当时审美性的人物品评分不开。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浅谈魏晋人物品评的转向及其原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索引粗略统计，1996——1997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70篇左右，涉及了诗赋、散文、小说、文论等各个方面。兹择要予以概述。 一、总论 这两年发表从宏观角度研究该时期文学的论文约35篇。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述了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认为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的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南朝时，佛教的非理性生命思想全面地被释放出来，并被文人群体普遍接受之后，魏晋式的生命情结被解开，文学中的生命情调因而淡化，甚至消失。〔1〕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梳理了从汉到南朝文体辨析的历史发展，认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汉人已有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时期文体辨析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南朝时期对纯文学文体辨析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受了文学的本质。〔2〕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目录的发展》，论述此期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状况，指出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是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主要形式〔3〕“文学的自觉”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此期围绕该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不同意鲁迅的看法，认为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从战国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4〕刘晟、〔韩〕金良美也撰文对“魏初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认为鲁迅的论说不足为据，张少康的看法也不确切，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亦大可不必，“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应回到体的范畴上进行”。〔5〕李文初则连续撰文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鲁迅的论述并未过时。〔6〕此外，孙明君的《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对这一问题的滥觞和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和描述，并认为建安时代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有其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7〕 二、魏晋诗歌研究 这两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有250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宏观研究方面，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解读魏晋文学，试图展示魏晋文学的心路历程。〔8〕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有一脉相承关系，“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9〕钱志熙《魏晋“杂诗”》对魏晋时期的“杂诗”一类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认为“杂诗”在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种类，它是魏晋文人抒情诗的代表性作品，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自觉的抒情，虽名为“杂”，却体现了纯诗的精神。〔10〕 关于建安文学，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从时代、政局及文化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方面论述了建安前后期诗风的转变情况〔11〕；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则从地域风习的角度探讨了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认为颍川之士荀或、锺繇等代表的新思维对于建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12〕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13〕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14〕 这两年对于正始名士的研究，重在从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角度进行论述，没有大的突破。西晋文学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5〕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16〕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认为仅从社会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出其杰出艺术成就的原因，文章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探明形成左思的性格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以及他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直接原因。〔17〕 对于东晋文学的研究，(陶渊明之外)有三篇文章较为突出，一是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想割断历史而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演化过程，那么，对于东晋这样一个历史阶级的文学，也应该适当予以注意。”文章征引大量的材料，说明“东晋不仅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南北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民族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南北士族之间由矛盾而日趋溶合”，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东晋文学的变迁“不光表现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应该说是在内容方面。文学内容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思想界的变化。”文中还指出，东晋一代的山水散文已很盛行，而东晋的道教诗“和玄言诗一样，都是山水诗出现的先河”。〔18〕二是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章认为，“玄理与论辩玄理而产生的玄远超迈和面对美好自然心中的感发，此二者的相互融合构成了玄言诗的魅力”，玄言诗作者为了从诗中概括出哲理来，就不能让自然景物有太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不违背普遍性的同时而突出某方面的特殊性，就成为玄言诗实现魅力的关键”。但是，“在玄言诗中，主人公摆脱了‘情’的束缚而进入‘理’的领域翱翔”，“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这种“消失了人生道路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就必然地流于“淡乎寡味”，失落其魅力了。〔19〕三是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文章认为“东晋人玄览山水以悟道，虽然有理性思辨的意义，却要通过‘流目四瞩’的感性直观手段才能实现”，“诗人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确实使清新秀丽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诗中独立自足的美感意象。”东晋诗坛对山水声色描写的倾向日益显著，而个人情感的抒发，则相对地较为淡薄， “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20〕这三篇文章都从宏观把握的角度对东晋诗的特色和文学史地位作了深刻阐述。 陶渊明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这两年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在125篇以上，涉及到渊明其人其文及陶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下几篇文章尤为突出。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文章由这一思想方法入手，对于内外资料详按细察，结论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76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子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21〕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22〕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认为，陶渊明的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此追问中所建构的新的人格范型；而正是南山的自然、真率与冲淡、虚静，铸成陶潜诗歌永远的神韵。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菊东篱，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诗性与神美的层面，达到了完满的契合；二是借“形、影、神”之间的人格对话消释人格主体“营营以惜生”之苦，将大钧之力、大化之功融入南山人格；三是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华。〔23〕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则从陶渊明的诗文和生活经历出发。指出陶渊明有他“真”和“拙”的一面，“但他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陶渊明自正式归隐后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人格趋于成熟单一，虽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但与他先前那种相当典型的双重人格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这几篇文章或以考辨精细见长，或发人之未发，是此间陶渊明研究的有力文章。 三、南北朝诗歌研究 这两年发表有关南北朝诗歌的文章约85篇，以论述山水诗和宫体诗者为多。 关于山水诗，木公《山水诗兴起原因新探》从道教对山水诗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文章指出道教徒最早自觉进入山林并赋予山水以新的意义，道士的山林活动引起了文人对山水的重视；文章考察了当时许多著名文人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各种各样的山林生活经历，认为这引起了山水文学的产生，而山水诗中养生游仙的“道味”也反证了山7k诗兴起与道教的关系。〔25〕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和《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则从谢灵运与慧远关系入手，把南朝的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前文认为，从东晋后期，影响名士们游览山水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谢灵运不仅是以名士的身份写山水诗，而且还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其文章还指出，“东晋刘宋之际主要有四类诗值得注意，它们是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从思想倾向上看，玄言诗、田园诗是同类，属于道家；佛理诗、山水诗归入另一类，属于佛家。从作品风格看，玄言诗和佛理诗相近，都是大谈玄理，淡乎寡味；田园诗和山水诗类似，多写自然风光，饶有情趣。”后文具体考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与慧远的净土信仰的关系，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表现的“赏心感受”、“大顿悟境界”和“定慧观”等都受了慧远净土信仰的影响。〔26〕朱起予《论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将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左月右兆)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27〕 关于宫体诗，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详细考察了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的诗人诗作状况，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认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必然的发展联系，后者是前者逻辑顺序的演绎结果。〔28〕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抓住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社会风气表示强烈批判态度并有切实整齐措施和行动与其时宫体诗中看似荒淫的追情逐声的描写之间的矛盾，逐层分析了宫体诗内容对佛教内容的模仿，认为宫体诗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乃是实施教化的一种手段，“宫体诗在内容上总的特征就应该是极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为了充分展示女性的丑恶，就得要不遗余力地体味女性的客观美。所以，宫体诗的大肆铺写欲色从根上来说是承袭了佛经的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法。”该文为观察宫体诗内容特色及其产生的背景提供另一视角。〔29〕此外，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30〕和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31〕分别对梁代宫体诗人和梁陈宫体诗题材予以考证和清理。 山水诗和宫体诗之外，另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文章认为江淹的拟古、游历和赠和之作均有丰厚的文化意义：其拟古诗发扬光大了拟古这一特殊题材，形象阐明了五言古诗的流变，并奠定了江淹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游历之作在反映其个人部分生活经历、感情变化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赠和之什则反映了由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过渡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抒情的清婉和语言的清丽。〔32〕二是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该文认为，梵呗对南朝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声音的哀亮特征，二者因共同追求哀怨境界而互为推助；用汉语转读汉译佛经这一模式所分别之三声为中国声韵中固有的平上去三声，永明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来；伎乐供养作为佛所特许的通向天国最为方便的途径，供养者趋之若鹜是显然的，供养既多，遂也就演化成了佛门礼佛的仪式之一，南朝文学声色大开不能说与释子的“行方便”毫无关系。〔33〕 四、魏晋南北朝辞赋、散文、小说研究 此间发表关于辞赋的文章30多篇，关于散文的文章10多篇，关于小说的文章30多篇，计80多篇。 辞赋方面，亦多就单篇作品进行阐释、赏析和考辨，如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和庾信的赋作均被纷纷论及。其中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将曹植《洛神赋》作为梦幻辞赋名作进行考察，并据以评述了论者对《洛神赋》本意的三种看法。文章认为《洛神赋》的创作方法是梦幻主义，其艺术结构依据梦幻主义作品一般具有的梦前、梦中、梦后的结构形式，也可分为入梦、告梦、思梦三部分；《洛神赋》本意的三种说法，即“感甄”说、“君臣大义”说和“赞美女神”说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够圆满，《洛神赋》作为一篇梦幻主义的爱情名作，其“艺术结构与描写，是不应等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更不同于结构严密的论著，而是具有忽然性、跳跃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主观随意性、不能自控性和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34〕此外，还有一些从宏观角度立论的文章，如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将中古辞赋的诗化归结为四个阶段和五大重要特性〔35〕；郭建勋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魏晋南北朝骚体诗赋进行系统的探讨，是这方面用力最勤者。〔36〕 散文亦是此期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对南朝的山水文从兴起过程、繁盛原因和演变轨迹等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认为，南朝山水文不逊于山水诗，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学中占一席之地；以其篇幅上从冗长夸饰向短小精悍演变、字句上从密丽新巧向清新疏朗演变、意境上从单纯写景向情景交融演变而论，南朝山水文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北朝。〔37〕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认为，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写体例，虽说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街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38〕 小说方面，关于志怪小说的文章不多，其中欧阳健《东晋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对曹毗、祖台之、孔约等东晋几位志怪作家进行了考证，并且指出志怪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东方式思想，而且它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非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39〕钟林赋《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对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这类小说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产生与古老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密切关系，佛教的影响甚微；魏晋六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其滋生的沃土；它的怪诞之美，独具魅力，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至深。〔40〕关于志人小说的文章，全部围绕《世说新语》进行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的关系》用一般小说应具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比照分析，认为《世说新语》在人物、情节、结构上均不类小说，又不能归于历史，“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即在于此，它从中呈现的独自个性有：(一)内容的纪实性；(二)篇幅短小；(三)清通简要、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即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指出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画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41〕此外，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42〕、美国学者Richard 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43〕也都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论述了《世说新语》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成就。作者认为该书的艺术风格是“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其形成源于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它记写的对象密不可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它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富于表现力；同时，它又将口语熔铸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语言，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概括力。〔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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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文中引用整首诗，如果是另外开始一段，就可以与正文字体一样的，如果是在正文的中间，则用仿宋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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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教育科研论文是中小学教育科研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作用在于：显示研究的水平与价值。提高研究者的研究水平。
在撰写科研论文过程中，对实验研究过程所取得的大量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实现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和升华，使研究活动得到深化，使人们的认识得到深化。
推动教育科研活动自身不断完善，教育科研活动是个探索未知领域的活动，并无既定模式和途径可循，为了保证教育科研活动越发卓有成效，为了给进一步开展教育科研活动提供可靠依据，在每一科研活动终端都撰写报告或论文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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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概括文章的内容，抓住以下几个要点：(1)把握论文的要素，以写事为主的应明确写什么事，写人为主的应明确写什么样的人。(2)把握关键性语句，揣摩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些人，事。(3)分析层与层之间的关系，理清文章脉络，然后概括。二是弄清论文和文学作品的结构特点及表现形式。掌握以下划分段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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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另外一种方法，如果你想多学一点东西，请接着往下看。 选中所有的尾注文本，点【格式|字体】，改为“隐藏文字”，切换到普通视图，选择【视图|脚注】，此时所有的尾注出现在窗口的下端，在【尾注】下拉列表框中选择“尾注分割符”，将默认的横线删除。
同样的方法删除“尾注延续分割符”和“尾注延续标记”。删除页眉和页脚（包括分隔线），选择【视图|页眉和页脚】，首先删除文字，然后点击页眉页脚工具栏的【页面设置】”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上点【边框】，在【页面边框】选项卡，边框设置为“无”，应用范围为“本节”；【边框】选项卡的边框设置为“无”，应用范围为“段落”。
切换到“页脚”，删除页码。选择【工具|选项】，在【打印】选项卡里确认不打印隐藏文字（Word默认）。
2.对话框中选择“尾注”，编号方式选“自动编号”，所在位置选“节的结尾”。 3.如“自动编号”后不是阿拉伯数字，选右下角的“选项”，在编号格式中选中阿拉伯数字。
9.切换到普通视图，菜单中“视图”——“脚注”——尾注的编辑栏： 10.在尾注右边的下拉菜单中选择“尾注分隔符”，这时那条短横线出现了，选中它，删除。 11.再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尾注延续分隔符”，这是那条长横线出现了，选中它，删除。
存在一个小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 1，单击要插入对注释的引用的位置3。 2，单击“插入”菜单中的“引用”——“交叉引用”命令。
3，在“引用类型”框中，单击“脚注”或“尾注”。 （加粗者为首选） 4，在“引用哪一个脚注”或“引用哪一个尾注”框中，单击要引用的注释。
5，单击“引用内容”框中的“脚注编号”或“尾注编号”选项。 6，单击“插入”按钮，然后单击“关闭”按钮。
不过得注意：Word 插入的新编号实际上是对原引用标记的交叉引用。如果添加、删除或移动了注释，Word 将在打印文档或选定交叉引用编号后按 F9 键时更新交叉引用编号。
参考文献是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对某一著作或论文的整体的参考或借鉴。征引过的文献在注释中已注明，不再出现于文后参考文献中。按照字面的意思，参考文献是文章或著作等写作过程中参考过的文献。然而，按照GB/T7714—2005《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的定义，文后参考文献是指：“为撰写或编辑论文和著作而引用的有关文献信息资源。”参考文献按照其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以阿拉伯数字连续编码，序号置于方括号内。⑴文后参考文献的著录规则为GB/T7714—2005《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适用于“著者和编辑编录的文后参考文献，而不能作为图书馆员、文献目录编制者以及索引编辑者使用的文献著录规则”。⑵顺序编码制的具体编排方式。参考文献按照其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以阿拉伯数字连续编码，序号置于方括号内。一种文献被反复引用者，在正文中用同一序号标示。一般来说，引用一次的文献的页码（或页码范围）在文后参考文献中列出。格式为著作的“出版年”或期刊的“年，卷（期）”等+“：页码（或页码范围）.”。多次引用的文献，每处的页码或页码范围（有的刊物也将能指示引用文献位置的信息视为页码）分别列于每处参考文献的序号标注处，置于方括号后（仅列数字，不加“p”或“页”等前后文字、字符；页码范围中间的连线为半字线）并作上标。作为正文出现的参考文献序号后需加页码或页码范围的，该页码或页码范围也要作上标。作者和编辑需要仔细核对顺序编码制下的参考文献序号，做到序号与其所指示的文献同文后参考文献列表一致。另外，参考文献页码或页码范围也要准确无误。⑶参考文献类型及文献类型，根据GB3469-83《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规定，以单字母方式标识：专著M；报纸N；期刊J；专利文献P；汇编G；古籍O；技术标准S；学位论文D；科技报告R；参考工具K；检索工具W；档案B；录音带A；图表Q；唱片L；产品样本X；录相带V；会议录C；中译文T；乐谱I；电影片Y；手稿H；微缩胶卷U；幻灯片Z；微缩平片F；其他E。
如果是对诗词的名词解释，只能是注释如果你引用了另外作者对诗词的解释或者心得体会，算是参考文献。但要有文献的名称，出版社或者卷、期等信息。
写有关古诗词的论文引用古诗词不用在参考文献中注明。
论文引用的参考文献指的是是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对某一著作或论文的整体的参考或借鉴。文献信息资源包括：图书、连续出版物（期刊、报纸等）、小册子以及学位论文、专利、标准、会议录、政府出版物等。
国家标准《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GB3469-83）根据实用标准，将文献分成26个类型，即：专著、报纸、期刊、会议录、汇编、学位论文、科技报告、技术标准、专利文献、产品样本、中译本、手稿、参考工具、检索工具、档案、图表、古籍、乐谱、缩微胶卷、缩微平片、录音带、唱片、录相带、电影片、幻灯片、其他（盲文等）。
扩展资料
参考文献类型的字母标注如下：
1、参考文献类型：专著[M]，论文集[C]，报纸文章[N]，期刊文章[J]，学位论文[D]，报告[R]，标准[S]，专利[P]，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A]。
2、电子文献类型：数据库[DB]，计算机[CP]，电子公告[EB]。
3、电子文献的载体类型：互联网[OL]，光盘[CD]，磁带[MT]，磁盘[DK]。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文献信息资源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参考文献
古诗词可以不用古文传记要备注
对当前小学语文古诗教学的探讨
摘 要： 随着新课程的逐渐改革，对小学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应该为学生自身的发展夯实基础。诗词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更是我国古典文学的精髓，因此，如何提高学生对诗词的学习成为了教学过程中的一大难题。传统的教学模式是教师讲解，学生死记硬背，显然这种教学方式已经与新课程下所设定的教学目标背道而驰，通过对当前小学语文古诗教学展开探讨，从而提出合理的教学建议。
关键词：小学语文；古诗；教学
古诗教学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我国古典文学的精髓。学习好古诗词不但可以提高学生对语言文学的学习兴趣和对语言文字的敏锐度，还可以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可以说古诗词犹如一条延绵不绝的河流，容纳百川，滋补着炎黄子孙；又如一棵参天大树，成为民族文化发展的支柱。作为新时代的小学语文教师，应该把提高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作为重点，积极探索，有效地达到新课程下对小学语文教学所设定的指标。
一、运用故事情节进行烘托，加强渲染力
为了提高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兴趣，更为了让学生充分理解及领悟到诗词中所包含的意思，教师应该对作词者的个人简历及诗词写作的背景充分了解。比如，教师在讲述《赠汪伦》这首诗时，就可以巧妙地利用故事来抛砖引玉，激发学生学习的激情。教师在讲解此诗时就可以这样开头：从前有个诗人名叫汪伦，汪伦的性格十分的豪爽，喜欢广交朋友。在当时，李白在诗坛上名满天下，被人们称为"诗仙",而汪伦此时只是一个无名小卒，那么他如何才能结交这位伟大的诗人李白呢？然而在接下来，汪伦等到了一个绝妙的时机，因为他听到李白将要去安徽游历的消息，所以汪伦下定决心给李白写信，诚挚的邀请李白。李白这个人有两大嗜好：第一，好酒；第二，好游。只要具备美酒和美景，那么李白肯定会赴约。因此，汪伦在写信的时候完全满足了李白的两大条件，他这样写道："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先生好饮乎？此地有。"李白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非常高兴，于是李白接受了汪伦的邀请，在汪伦那里停留了好几天，与汪伦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李白要离开时，汪伦在家里设了宴给李白送行。在李白登上一艘小船，船将要出发时，传来了一阵歌声。李白一回头，看到了令自己大为吃惊的一幕，自己的好朋友汪伦和一群村民，正在演奏着歌曲，给自己送行，这让李白非常感动。这时李白立刻提笔，写下这首《赠汪伦》，成为歌颂友谊的名诗，流传百世。因此，通过以故事的情节进行渲染，让学生产生一种亲切感，使学生从情感上完全融入这首诗词里，从而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习诗词的课堂也变得活泼起来，同时也为学生将来的学习奠定了基础。
二、运用朗诵代替讲解
语文教学是一个耳濡目染、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对古诗的'教学更是这样的过程。随着新课程的逐渐改革，对古诗的教学也有了新的要求及目标。新课程要求学生通过对诗词的充足阅读，逐渐累积，亲身感触，学以致用，逐渐提高学生的审美标准及欣赏层次。因此，教师就没有必要针对一首诗教学问题上锱铢必较，教师应该在如何营造一种古诗学习氛围上多下工夫，让学生在潜移默化过程中提高自身的诗词素养。比如，在学习《忆江南》这首词时，教师可以借助乐器，给学生伴奏，让学生跟着优美的音乐开始朗读。除此之外还可以设定场景来辅助学生阅读等多种渠道。与此同时，也为学生学习其他古诗词打下了基础。通过这种方式，学生把学习古诗词当成了一种享受，一种乐趣，从而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兴趣。
三、善于运用诗词来对诗词进行讲解
所谓借诗解诗就是借助学生熟悉的一首诗来对此诗加以理解。比如，教师在对王翰的《凉州词》进行讲解时，就可以让学生联想其他的边塞诗来学习这首词。学生可以想到"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或者"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等豪情壮志，报效国家的伟大情怀，更好地去理解、感悟《凉州词》中"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情怀，深刻地理解此地的"醉"代表的真正含义，不是为了感悟生命更不是一种消极心态，而是一种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雄伟壮志，更是一种临危不惧的豪迈气魄。
四、善于用诗组诗
新课程改革下，对教学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加强学生对教材的理解，懂得发挥学生的创造性，懂得如何更好地利用教材，多挖掘课外资料，采用活学活用的教学措施。所以在古诗词教学过程中，更不能就诗教诗，应该搭建一个开放式的活跃的诗词学习平台，使学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及创造力。
综上所述，小学语文古诗的学习对学生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国外，流传着许多赫赫有名的古代经典的建筑或家喻户晓的雕塑，作为其他国家的显著代表。而中国历经沧桑，许多文化古迹都被历史所湮灭，只有一种经典尚且完好，那就是古诗词。这是我国古典文化的精髓，引领着我国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发展的步伐。所以，学生在学习古诗词时，一定要对现实生活充满一种新鲜感，从而更有力地促进学生对未知知识的探索和对生命价值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古文化，才能确保古诗词的魅力永垂不朽。因此，指引学生走进诗词的天地，去感悟、欣赏诗词中的美，学会享受这份情感，是最成功的古诗教学。
参考文献：
王保兰。小学语文古诗词课堂教学探讨.文学教育：中，2014（1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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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小华。新课程背景下小学语文古诗教学的探讨.课程教育研究：新教师教学，2013（1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