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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笔名更好记住
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名字不好听，不深奥，没有含义，所以他们用笔名
有利于发表自己的观点笔名是一种化名、代名，作者使用笔名，总有一些不愿披露真名的原因，为避免引起文字麻烦，特用笔名行世。此类笔名通常见于学术争鸣或 表自以为尚不成熟的文章。
1、周树人笔名鲁迅
1918年4月，他发表了《狂人日记》，在这上面他用了鲁迅这笔名。他是这样解释自己的笔名的：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的意思。
2、谢婉莹笔名冰心
冰心小时候她就接触中国古典文字，特别喜欢唐诗。她对唐代诗人王昌龄作的《芙蓉楼送辛渐》一诗特别欣赏，其中的“一片冰心在玉壶”尤为喜爱。为了表明她不与黑社会同流合污，她就取“冰心”为笔名。
3、舒庆春笔名老舍
在“舍予”前面添“老”字，而后面去掉“予”字，便成了现今人们熟知的“老舍”。这个“老”并不表示年龄大，而是含有一贯、永远的意思，合起来就是一贯、永远“忘我”。
4、阿列克赛·彼什希柯夫笔名高尔基
“高尔基”在俄文中有“痛苦”的意思，哪他又为何取这个名字呢？原来他从小父母双亡，读了两年书就开始在社会上谋生了，遭受了很多的人间苦难，为了纪念自己的经历，所以取了“高尔基”这个笔名。
5、查良镛笔名金庸
金庸是拆最后一个镛字而来的。
古人的？陈情表
朱德的《回忆我的母亲》朱自清的《背影》胡适的《我的母亲》贾平凹的《关于父子》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苏轼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1、《背影》
《背影》是现代作家朱自清于1925年所写的一篇回忆性散文。这篇散文叙述的是作者离开南京到北京大学，父亲送他到浦口火车站，照料他上车，并替他买橘子的情形。
在作者脑海里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父亲替他买橘子时在月台爬上攀下时的背影。作者用朴素的文字，把父亲对儿女的爱，表达得深刻细腻，真挚感动，从平凡的事件中，呈现出父亲的关怀和爱护。
2、《孝心无价》
《孝心无价》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一篇散文作品。作者在文章开始举了两个关于“孝”的例子：一种是求学的苦孩子，一种是离家的游子，作者并不认可他们的“孝”，由此引发出行孝这一平常而又深刻的话题。
作者相信天下每一个赤诚忠厚的孩子，都曾在心底向父母许下“孝”的宏愿，但作者更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时间的流逝，将会带走行孝的机会。因为人生是短暂的，父母可能在我们想行孝之时已离开人世。
3、《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小说家老舍的作品。《我的母亲》是一篇质朴无华、情真意切的回忆母亲的散文。文章中体现了母亲对子女的舐犊之情，子女对母亲的感激、怀念和赞颂之情。
在文中，老舍细细地描述了母亲的性格，她勤劳、热心、疼爱儿女。母亲给他的是“生命的教育”。
这篇文章的风格是纯朴而清新的。语言随情而发，自然朴素，字字句句都是浓得化不开的情深之语；结构任性而为，平实流畅。结尾处，一声沉痛的叹息，明白如话，却是意悲而远，感人至深。
4、《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胡适的作品。《我的母亲》是一篇自传体散文，作者通过具体的事例，回忆了母亲对自己的教育、关心以及与家人和睦相处的过程，展示了母亲对自己的爱和母亲善良、宽容、有刚气的性格特征，表达了作者对母亲的感激和怀念之情。
该文没有花哨的文字，没有华丽的比喻，语言简洁流畅，举重若轻，显示了白话文的美感与魅力。
胡适的母亲对胡适的教育严而有宽，宽容不纵容。这种方法既保护了孩子的自尊心，又让胡适有了是非意识，学会担当。有了过失就必须自己承担后果。
胡适的母亲没有直接灌输给胡适多少知识，但她重德垂范，用较为科学的方法始终勉励儿子一心向学，鞭策儿子学有所成。该篇文章经改动后收进中国中学语文课文。
5、《回忆我的母亲》
《回忆我的母亲》是朱德早起创作的记叙性散文，记叙了作者母亲的生平，为母亲而写下的散文集。选自《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回忆我的母亲》是朱德同志深切悼念自己母亲的回忆性散文，文中的母亲是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妇女是美的典型。
1、《背影》，作者：朱自清。 2、《关于父子》，作者：贾平凹。 3、《早期教育和天才》，作者：林村久。 4、《蕉窗日记》，作者：王豫。 5、《生日卡片》，作者：席慕容。 6、《母亲的羽衣》，作者：张晓风。 7、《家庭》，作者：古德。 8、《回忆我的母亲》，作者：朱德。 9、《我的母亲》，作者：胡适。 10、《秋天的怀念》，作者：史铁生。
儒家德治思想是一门在古代社会治国安邦起到重要作用的思想，下面我为大家整理了一篇关于儒家德治思想内涵的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摘要： 儒家德治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治国安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当代中国治国实践仍有一定借鉴意义。儒家德治思想内涵可以从德制、德政、德教和社会理想四个方面来论述。
关键词： 儒家 以德治国
中华文明孕育了儒家德治思想，儒家德治思想又推动中华文明向前发展。儒家德治思想产生于奴隶社会，几经曲折，最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统治中国两千多年。儒家德治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治国安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且具有当代性。儒家德治思想内涵丰富，本文从德制、德政、德教和社会理想四个主要方面予以论述。
一、德制
儒家推行以德治国方略，建立了一套制度，保障其德治思想顺利实施。这套制度，姑且称之为德制。德制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礼”。《礼记》是儒家 “五经”之一。礼，甲骨文形状是一个器具里装着两串玉。古人常以盛玉之器以奉神人，作为献给神的礼物。礼产生于祭祀活动，其本义是宗教的祭祀。殷商时代，祭神是神权政治的一部分，因而祭神礼仪不仅被宗教化，而且被政治化。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祭神活动中有不同的祭礼资格，并由此而逐渐演化出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等级秩序及其相应的行为规范。这样，礼就不仅仅是一种日常的生活礼仪、礼节，而成为一种维护神权统治的政治谋略和手段。作为我国奴隶制时代政治文化核心本体的殷周之礼便由之而形成，由之而完备，由之而扩散。从古老的祭祀活动中延伸出来的具有政治意义的礼，随着社会发展，逐渐演绎为一整套用以规范人们行为的政治法则和伦理规范。
礼，起源于治国。古人对于礼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有的把礼的起源说成是天意的安排，有的说成是人的原有本性。荀子是儒学的集大成者，曾经建立了完备的礼学体系，他对“礼”的论述较为精当，对后世影响很大。荀子这样论述“礼”的起源：“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1]荀子认为人生来都是有欲望的，如果人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争夺，争夺则会引起社会混乱和贫困，因此，统治者就制定了“礼”。荀子又说：“故礼者，养也。”[2]意为“礼”是用来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需要的。荀子认为，礼起源于圣人对人之所欲的调节，礼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即“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3] “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4]
礼，是统治者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制度。荀子认为，制礼的目的就是为了“明分”，即辨明贫富贵贱等级界限，使人们各有差等。荀子说：“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曰：‘维齐非齐。’此是谓也。” [5]荀子不赞成人人平等，因为人人平等必然导致谁也制服不了谁，于是争乱泛起，社会动荡。为此，必须用礼来规范各人的本分，保持贫、富、贵、贱的等级界限，这就叫“维齐非齐”。“维齐非齐”出自《尚书·周书·吕刑》，主要辨明同与不同的关系，要做到同就得有不同，要做到齐就得有不齐。荀子的意思是要说明，保持国家的整齐秩序，就得有贫富贵贱的等分，而礼就是用以规范这种等分的行为标准。“分”作为礼的实质，主要有两层意义：一是“区分”之分，即通过礼把人们区分为各种互不相同的等级;二是“本分”之分，即通过礼来规定人们的本分和职责。把人们区分为各种不同的等级，就意味着各自都有其固守的本分;人们能固守其本分，其实也就意味着人们之间是有分别的，而且这种分别是合理的。荀子关于礼的实质的论述，其实是着眼于宗法制度下对人们的政治权力和财产待遇的一种分配和确定，并以此来表明每一个人在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即人的身份，而这种身份确立的依据则是宗法血缘关系。而礼的现世功能也主要依据这种宗法血缘关系而定，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如所谓：“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 [6]。“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另同异、明是非也。”[7]荀子说：“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8]董仲舒说：“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春秋繁露》)等级制是荀子“礼”的核心内容。荀子明确地指出，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9] “礼”有贵贱的等级，有明确和严格的是非标准。《中庸》里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荀子·非相》中说：“分莫大于礼”。这样的“礼”，也就是这样的等级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的秩序。“礼”实际上是统治者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制度。
礼，是治国之根本。《礼记》上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荀子说：“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10]认为“礼”事关国家的命运，又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11]指出了为人、办事、治国都必须依靠“礼”。“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权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12]认为国家没有礼仪就不能很好地治理，治国的礼法标准既已确定，那就任何人都不能进行欺。荀子认为，“礼”是养民富民的根本，荀子提出用“礼义”道德节制人欲，从而达到养民富民的最终目的，他说 “故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13]宋元时期，治国方略基本是沿续儒家的政治主张，最为典型的代表是朱熹。朱熹一贯主张德治。他仔细探讨政刑德礼的相互关系，认为德礼为治国之本，政刑为治国之具。他说：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为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朱熹所讲的德是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道德观念，统治者实行德治，就是通过修德以使民众感化，然而单纯的道德感化还不能使民众达到完全至善，这就需要以礼齐之，礼在这里可以看作是为维护道德而制定的外在的行为规范，礼是德的保障，礼治能够协调君臣、父子、夫妻等各种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
对于孔子思想，大家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呢？下面就随我一起去阅读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相信能带给大家帮助。
论文摘要:
孔子的教育思想有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以约驭博、寓教于乐等,分析其教育思想对当今教学方法有重要启示。
论文关键词:
孔子;教育思想;当代教育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一生非常重视教育,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含有丰富的唯物辩证法因素,因此至今仍有不朽的生命力,它对今天的教育仍然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从中我们可以获得极大的教益和启示。
1 倡导“有教无类”,主张“因材施教”,发展学生个性与全面教育相结合
孔子,作为我国第一所私学的开创者,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提倡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孔子在招收弟子时,不重身份,不看财产多少,也正因为如此,孔子的弟子很多,各个社会、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还有父子二人同学于孔子的,如颜回、曾参等。孔子的这种思想观点,奠定了后世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基础,开历史之先河,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教学中不能没有统一要求,但不从学生实际出发,忽视学生在资质、性格、才能、兴趣等方面的差异就无法达到统一要实现的目标。孔子将因材施教与全面教育巧妙地结合起来,解决了教学过程中的这一矛盾。在《论语》中,有不少生动的事例表明,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法,例如,在(《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樊迟的资质较鲁纯,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已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这样,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做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就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
“因材施教”这个概念孔子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出,是朱熹在概括孔子的教学经验时,指出:“夫子教人各因其材”,遂有了“因材施教”的名言。但孔子的教学实践却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他始终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各方面才能的人。孔之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与他对学生有深刻、准确、全面的了解是分不开的。孔子十分注意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方式,观察了解学生,他非常熟悉学生的特点,能够用精辟的语言相当准确地概括出学生的特征。如:“由也果”(认为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为人豁达、大度),“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柴也愚”(高柴较迟钝),“参也鲁”(曾参较耿直),“师也辟”(子张较偏激),等等。对每一位学生的才能特点、性格特征,孔子心里也都有数。并且他还把学生的性格特征分为三种类型:“狂者”、“中行”、“狷者”,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即人有偏激、拘谨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三种不同性格。
再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共西华曰:“由也问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样的问题,由于询问者的情况不同,孔子的答复也不同,“一进之,一退之,所以约之于义理之中,而使之无过不及之患也”。由于学生的个性特点不同,所以在他们问仁、问礼、问政、问孝的时候,孔子的回答往往是深浅难易、繁简详略各不相同。
在因材施教的同时,孔子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全面教育。《论语述而》篇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史记孔子世家》也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子弟”。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同样学习文行忠信、诗书礼乐,程度不同,能力也各异。有的“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有的“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之宰”;有的“束带立于朝,可与宾客言”,同样是身通大艺者,也各有特长,“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我们从孔子运用“因材施教”这一原则的经验中,可以受到两点启发:第一,教育和教学必须从学生实际出发,避免盲目性;第二,既要坚持共同目标和统一标准,又要善于发现和注意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避免一刀切。
2 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
谈到“启发式教学”,许多人都会想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以“产婆术”著称的启发教育,但事实上,孔子不仅一贯坚持启发式教育,而且“启发”这个名称本身也是由孔子所创造的。孔子所创造的启发式教学其内涵要比苏格拉底更丰富、更为深刻。我们不妨将之称之为“产婆术”的苏格拉底启发式对话与孔子的启发教学作一下比较。
一位名叫欧谛德谟的青年,一心想当政治家,为帮助这位青年认清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苏格拉底运用启发式方法和这位青年进行了下面的对话(以下都苏问,欧答)问:“虚伪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偷盗、欺、奴役等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如果一个将军惩罚那些极大地损坏了其国家利益的敌人,并对他们加以奴役这能说是非正义吗?”答:“不能。”问:“如果他偷走了敌人的财物或在作战中欺敌人,这种行为该怎么看呢?”答:“这当然正确,但我指的是欺朋友。”苏问:“那好吧,我们就专门讨论朋友间的问题。假如一位将军所统帅的军队已经丧失了士气,精神面临崩溃,他欺自己的士兵说援兵马上就到,从而鼓舞了斗志取得胜利,这种行为该如何理解呢?”答:“应该算是正义的。”问“如果一个孩子有病不肯吃药,父亲他说药不苦、很好吃,哄他吃了下去,结果治好了病,这种行为该属于哪一类呢?”答:“应属于正义类。”苏格拉底仍不罢休,又问:“如果一个人发了疯,他的朋友怕他自杀,偷了他的刀子和利器,这种偷盗行为是正义的吗?”答:“是,他们也应属于这一类。”问:“你不是认为朋友之间不能欺吗?”答:“请允许我收回我刚才说过的话。”
从这一段生动的对话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启发式教学的特点是:抓住思维过程中的矛盾,启发诱导,层层分析,步步深入,最后导出正确结论。
下面再看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按照宋人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未达其辞。”可见,“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进行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明白时的矛盾心理。这个时候老师应该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启发思路,这就叫“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一种想说又难以表达的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孔子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它却生动地表现出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出现的两种心理状态,或者可以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和苏格拉底对话法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彼此都十分重视学生思维过程中的矛盾,但二者处理思维矛盾的方法完全不同:苏格拉底是通过教师连续不断地提问,迫使学生陷入自相矛盾的状态,从而把学生的认识逐步深化,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由此可见,苏格拉底的对话法实际上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完全被老师牵着鼻子走,这种启发式教学虽然能够是学生印象深刻,但由于学生的主动性发挥得不够,对于较复杂问题的理解恐怕难以深入。
而孔子则是由教师或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认真思考,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第二种矛盾且暂无法解决时,教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可见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自终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教师只是从旁边加以点拨,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两种启发式教学都很有效,都能促进学生进行思维,但是,显然孔子的启发式有更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因而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
3 求知应求实,勤奋,学思并重
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主张求知应先端正态度,求知应先求实。一个有智慧的人贵在自知,明白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一个人能够做到自知,就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也就能通过学习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另外孔子曾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论语述而》)他对当时人们对历史上不确凿的事任意牵强附会大为不满,教导学生做学问要实事求是,要向古人学习,古人对待历史不确凿的作法就是存疑。存疑,并不是有疑问不提出来而有所保存。恰恰相反,他是指在自己实事求是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要敢于对自己认为不确凿的问题提出疑问。“尽信书,不如无书”,在当今的教学实际过程中恰恰就需要这种思想,要鼓力学生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所接触到的事物,要敢于从课本中走出来,不要唯书本马首是瞻,对自己认为有错误的问题要敢于质疑。否则,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一旦失去,在学习上就永远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一、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二、孔子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二）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三）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本人转一个（供参考）：一个社会要起码满足两点，一，社会稳定，二，社会发展。任何社会文化都基于这样两种状况，一，人必须以社会形态存在。二，人有千差万别。一个稳定的社会要求：人必须以社会形态存在，就要设法尽量消除内部冲突和矛盾，成员之间和谐相处。人有千差万别，就要设法把社会成员之间差别造成的冲突化解到最低程度。儒学为此做了两点：一，提出泛义的“仁爱”，以符合第一种状况。二，为解决第二种状况的矛盾，采取了承认等级的合理性，并自觉遵守社会等级。为此儒家选择了涉及政权和社会稳定的几个最主要的等级体系------以官职尊卑、以长幼为序，后来又增加了男女主次的三大体系。也就是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和谐的实质就成了，一，对待不同的等级要安分守己；二，对相同等级要谦让和睦。儒学符合历代统治者社会、政权稳定的需要，经过几千年固化，“和”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对社会、政治产生着深刻影响。影响主要有三点：一，民众对压迫的承受能力大大增强，为了“和”民众不轻易反抗统治者的压迫，社会矛盾要积累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才会突然爆发，造成中国社会一次次毁灭性巨大震荡。二，丧失了社会正确发展方向。是非标准不是以实际情况决定，而是由“君、父、夫”等权威来决定，无论对错，“臣、子、妇”都要无条件服从。而中国历史几千年，根本不了解民情的“君”决策错误层出不穷，几千年中国科技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三，人情泛滥，丧失社会正常评价体系。和为贵使人们丧失了判断社会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人情可以替代制度乃至法律。其结果裁判吹黑哨，垃圾论文堂而皇之被通过，毒奶粉配方可以获得国家科技奖，提干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人情院士、人情教授滥竽充数，十三亿人，竞拿不到一个诺贝尔奖。人情执法、人情评判使一切社会行为事非不分。四，腐败严重。承认上级的绝对权威，同时奉行和为贵争为耻的道德标准，地位越高的人越没有约束机制,民众无权干预也无理干预，眼睁睁看着官员腐败。失去监督的权力导致严重腐败。严重腐败又导致政权更替，社会动荡。以上弊端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在封建徘徊数千年之久！
《詹天佑》写得也不错！
远眺前方，我们的祖国母亲正以崭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回首过去，华夏五千年灿烂文化展现眼前。这一幕幕是无数的爱国者用他们的爱国激情造就的这一切，是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用滚烫的热血浇铸的史册……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怎能不让人心潮澎湃，思绪起伏！爱国英雄岳飞曾经说过：“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为此，岳飞的母亲在他背上刻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他的一生也确实做到了精忠报国；爱国科学家钱学森，被誉为导弹之父，美国人说他抵百万雄师。但他却抛弃高官厚禄的利诱，在新中国成立后，毅然回到祖国投身于导弹研究中；“人不能有傲气，但不能无傲骨”，在革命党统治时期，爱国作家朱自清宁死也不吃美国送来的救济粮，因为他知道这是一种耻辱，是对中国人的一种歧视……这些爱国志士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但他们的名字将被千秋万世所铭记。因为他们对祖国的拳拳之心让后人永远不能忘记。的确，我们的祖国曾经有过辉煌，但也有过刻骨铭心的耻辱史，这一切已经被一个岁月的见证人--历史无声无息的记载了，想抹也抹不掉。我们不能忘记，：清朝末年，清政府腐败无能，外国列强趁机入侵，侵略者们用中国人发明的火药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战败的中国只好在中国人自己发明的纸上写满了无数屈辱的条约，从此，中华民族遭受到空前浩劫。人民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这一切都应该归罪于清政府的迂腐无能，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卖国贼却丧权辱国，祸国殃民，割让土地，出卖主权。使中国处于风雨飘渺之中。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让子孙后代知道他们，唾骂他们。
《祖国之爱》 著名作家 秦牧 美文欣赏 当戴红领巾的小朋友,右手五指并紧,高举头上,严肃而又天真地行礼时,我常常觉得那是一幅很美的生活图景.这个姿势表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里,我觉得这既表示对人民的忠诚,也表示了对祖国的热爱.最近,我曾经到广东一个著名的华侨故乡——台山县去了一趟.在那里,我看到多少动人的情景啊!这个县有许多非常漂亮的学校,这些学校是怎样来的呢?那是归国的老华侨捐建的.有一些中学,有很多漂亮的图书馆,那是在外洋做工的校友捐建的.请想想吧!这些华侨,他们全家在外,家乡已经没有什么亲人了,然而他们万里迢迢跑了回来,诚心诚意为家乡、祖国献出一点力量.还有,就是看一看祖国日新月异的建设,尝尝家乡的井水,再包一点家乡的泥土带在身边.这是怎样的一种感情呢?这是一种可贵的、深厚的、热爱祖国的感情. 祖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摇篮,也是我们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摇篮.每一个受到祖国的民族文化熏陶,受到爱国主义潜移默化教育的人,每一个正直善良的人,都会热爱自己的祖国.为了使祖国——我们共同的母亲健壮起来,多少代的人们曾经前仆后继,不断奋斗,以“振兴中华”为己任.这种对祖国对人民的爱,是这样深沉,这样无私,这样的不惜个人一切的牺牲.而且,越是伟大的人,这种爱就表现得越发强烈.鲁迅为了去掉祖国肌体上的痈疽,面对白色恐怖,不顾个人安危,横眉冷对敌人,以笔为匕首、投枪,进行了坚韧的战斗.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卓越的中国科学家,为了建设祖国,献身人民,他们不但视待遇优厚的职位如草芥,而且冷对一切利诱,藐视一切威胁,毅然回到祖国.像钱学森、李四光这些卓越的科学家,就是历尽了磨难,才回到新中国来的.有过这种光辉事迹的科学家不是寥寥几个,而是有那么一大批,就像众星闪耀、群花竞放一般.百余年来,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推翻国内的反动派,为了祖国强盛,为了人民幸福,因而驰驱战场,坐穿牢狱,粉身碎骨,不惜肝脑涂地的英雄人物有多少呵!党像灯塔,照亮了展现在祖国面前的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新中国以巨人般的雄姿,大步行进在这条历史必由之路上.虽然社会主义祖国的花圃里,也有虫害、寒流,前进的航线上,也曾遇到恶浪、礁石,但是,亿万儿女在党的领导下,以磐石般的信念,水晶般的忠诚,火焰般的热忱,在开拓、创业、奋进!祖国换了容颜,各条战线的事业都在蓬勃发展,取得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伟大而可爱的祖国,终究以百花盛开、春光满园的英姿,博得世界人民的赞扬和敬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祖国的前程光辉似锦.德国诗人海涅说过：“锥不属于自己的祖国,他就不属于人类.”这话说得多么精辟呀!一个对于生我育我,我们祖祖辈辈、子子孙孙命运之所寄的祖国,没有感情,没有爱心的人,说他能够爱世界人民,爱人类的正义事业,还不是一句空话吗!所以,我认为少先队员行队礼的姿势,是十分美好和激动人心的.那高举过头的手指,代表着这样的强音：我爱人民,我爱祖国! 再问： 第二段是秦牧的吗 再答： 是的
1、闻一多《最后一次讲演》
2、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3、余秋雨《华语情结》
4、李大钊《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
5、巴金《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
1、闻一多《最后一次讲演》：在1946年7月的李公朴追悼会上闻一多做了一次讲演，在这次讲演中闻一多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而当天下午闻一多就遭到了国民党特务人员的暗杀。这次讲演代表了闻一多反抗的决心。
2、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清朝末年梁启超作散文《少年中国说》，这年正值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900年，散文中极力地歌颂少年的朝气，指出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是“老大帝国”，希望出现与之不同的“少年中国”。文章具有强烈的鼓励性和进取精神，寄托了梁启超对“少年中国”的热爱和期望。
3、余秋雨《华语情结》：《华语情结》是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之一，此文主题厚重，思想深刻，表现出一种跨越历史与现实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意识，浸满了历史的思考和感叹。
4、李大钊《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此书中作者用大河奔流比喻民族生命的进程，用崎岖险路比喻中华民族所逢的史路，告诉我们在艰难困苦中也不能放弃，要对革命保持着必胜的信念，要拥有豪壮雄健的气魄。全书流露出了革命的乐观主义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
5、巴金《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巴金的家乡曾经遭受战乱，土地荒芜贫瘠，百姓流离失所，但是它的孩子是永远不会嫌弃它的，充满同情，虽然不得已远离家乡，但内心对乡土的挚爱眷恋却挥之不去。此文正表现了作者对乡土爱和恨交织的复杂情感。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最后一次演讲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少年中国说
陈敬熊在电磁理论方面，电线与微波技术方面都做出了比较杰出的贡献和成就，还获得了国家发明一等奖，专业知识非常过硬，是一个为做出了杰出贡献的科学家。
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是继法拉第之后集电磁学大成的伟大科学家。1831年11月13日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自幼聪颖，父亲是个知识渊博的律师，使麦克斯韦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0岁时进入爱丁堡中学学习14岁就在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二次曲线作图问题的论文，已显露出出众的才华。1847年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数学和物理。1850年转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数学系学习，1854年以第二名的成绩获史密斯奖学金，毕业留校任职两年。1856年在苏格兰阿伯丁的马里沙耳任自然哲学教授。1860年到伦敦国王学院任自然哲学和天文学教授。1861年选为伦敦皇家学会会员。1865年春辞去教职回到家乡系统地总结他的关于电磁学的研究成果，完成了电磁场理论的经典巨著《论电和磁[1]》，并于1873年出版，1871年受聘为剑桥大学新设立的卡文迪什试验物理学教授，负责筹建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1874年建成后担任这个实验室的第一任主任，直到1879年11月5日在剑桥逝世。 麦克斯韦主要从事电磁理论、分子物理学、统计物理学、光学、力学、弹性理论方面的研究。尤其是他建立的电磁场理论，将电学、磁学、光学统一起来，是19世纪物理学发展的最光辉的成果，是科学史上最伟大的综合之一。他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这种理论预见后来得到了充分的实验验证。他为物理学树起了一座丰碑。造福于人类的无线电技术，就是以电磁场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麦克斯韦大约于1855年开始研究电磁学，在潜心研究了法拉第关于电磁学方面的新理论和思想之后，坚信法拉第的新理论包含着真理。于是他抱着给法拉第的理论“提供数学方法基础”的愿望，决心把法拉第的天才思想以清晰准确的数学形式表示出来。他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对整个电磁现象作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凭借他高深的数学造诣和丰富的想象力接连发表了电磁场理论的三篇论文：《论法拉第的力线》（1855年12 月至1856年2月）；《论物理的力线》（1861至1862年）；《电磁场的动力学理论》（1864年12月8日）。对前人和他自己的工作进行了综合概括，将电磁场理论用简洁、对称、完美数学形式表示出来，经后人整理和改写，成为经典电动力学主要基础的麦克斯韦方程组。据此，1865年他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电磁波只可能是横波，并计算了电磁波的传播速度等于光速，同时得出结论：光是电磁波的一种形式，揭示了光现象和电磁现象之间的联系。1888年德国物理学家赫兹用实验验证了电磁波的存在。麦克斯韦于1873年出版了科学名著《电磁理论》。系统、全面、完美地阐述了电磁场理论。这一理论成为经典物理学的重要支柱之一。在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学方面麦克斯韦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气体动理论的创始人之一。1859年他首次用统计规律得出麦克斯韦速度分布律，从而找到了由微观两求统计平均值的更确切的途径。1866年他给出了分子按速度的分布函数的新推导方法，这种方法是以分析正向和反向碰撞为基础的。他引入了驰豫时间的概念，发展了一般形式的输运理论，并把它应用于扩散、热传导和气体内摩擦过程。1867年引入了“统计力学”这个术语。麦克斯韦是运用数学工具分析物理问题和精确地表述科学思想的大师，他非常重视实验，由他负责建立起来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在他和以后几位主任的领导下，发展成为举世闻名的学术中心之一。他善于从实验出发，经过敏锐的观察思考，应用娴熟的数学技巧，从缜密的分析和推理，大胆地提出有实验基础的假设，建立新的理论，再使理论及其预言的结论接受实验检验，逐渐完善，形成系统、完整的理论。特别是汤姆孙W卓有成效地运用类比的方法使麦克斯韦深受启示，使他成为建立各种模型来类比研究不同物理现象的能手。在他的电磁场理论的三篇论文中多次使用了类比研究方法，寻找到了不同现象之间的联系，从而逐步揭示了科学真理。1888年，赫兹用实验成功证明电磁波的存在，而麦克斯韦理论也因此获得了无上的光彩 麦克斯韦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研究方法是人类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陈敬熊先生是中国第1代航天人，奠定了东风1号天线理论基础，参与建造了雷达建设，填补多项技术的空白，动手编写了电磁波理论，为中国的科研建设贡献了一生，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位科学家。
陈敬熊院士用自己的光和热，照亮了祖国国防事业的一片天地，用一生的追求与探索，践行着一名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