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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科理论研究有新意 尹国蔚《历史地理学科性质评议》（载《史学理论研究》第2期）一文，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龚胜生《历史医学地理学刍议》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 二 历史时期河流海岸研究新见迭出 本年度长江中游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那么发生洪灾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呢?邹逸麟《关于加强对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98年11月6日）指出：这场洪水向我们敲响了环境失衡的警钟，认为历史上人与水争地、与林争地，将大量荒山湖荡开辟为万顷良田，是以牺牲环境平衡为代价的；因此他呼吁：“现在应该静下心来，实事求是地研究迄今为止的我国全部人地关系发展的历史，分析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蓝勇也在《光明日报》撰文（见1998年9月25日《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一文）探讨长江水灾的根源，认为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不仅影响了上游的生态环境，还加重了长江中下游的洪涝灾害，上游含沙量急增，促使中游河道日渐淤升，形成悬河，同时上游涵养水源功能削弱，使上游洪水无所阻碍，洪峰增大，造成中游堤防危急。文章特别强调：“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最大限度地加强长江上游水土保持，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能性。”刘沛林《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基本上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指出：“过度的垦荒引起严重的生态失控，进而导致水土流失，河湖淤塞、加上围湖造田，最终成为引发和加剧流域洪涝灾害的直接原因。”关于长江的研究，中国社科院重点课题《长江三峡历史地理研究》已通过专家鉴定，不久将公开出版。 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800余年，这是谭其骧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著名观点。《地理学报》第5期上有赵淑贞、任伯平《关于黄河东汉以后长期安流问题的再探讨》一文，对这一观点提出商榷，认为决溢次数的多寡并不能等同于洪水、泥沙的多寡，对历史上森林、草原恢复的能力也不能估计过高，认为东汉以后黄河河道行洪能力有所提高、水患史料缺失，均是导致“安流”局面的因素。本年度松花江、嫩江流域也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而关于松花江源头的说法，历史上至少有南源(第二松花江)说、北源(嫩江)说和南北二源并存说，这极不利于全流域防洪体系的完善和协调。谢永刚《关于松花江河源问题及其主流认定过程的历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了松花江各河段名称的演变和对源头认定的变迁，指出隋唐及其以前嫩江与松花江干流同名难水、难河，江源认定为北源；辽、金时才转为南源说，并一直承续下来；但无论从河流长度、流域面积还是年径流量来说，嫩江应是松花江正源。松花江长度为2309公里，应为我国第三大河。 一般认为，黄浦江水系的吴淞江下游及入海口在明代有过一次人为的摆动。傅林祥《吴淞江下游演变新解》（《学术月刊》第8期）一文全面考察了这一演变过程，认为这是自然演变的结果，并不存在明初的人工改道，明代数次治江只是确认了这个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已。�上海地区和莱州湾历史海岸变迁研究本年度有显著进展。张修桂《上海地区成陆过程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历史地理》第14辑）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例如传统认为是唐代海岸线的下沙沙带海岸，他认为不迟于东晋初年时业已形成；下沙捍海塘的位置也不在南汇下沙镇，而是今浦东里护塘故址；里护塘始筑年代也并非传统认为的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而是北宋皇佑年间吴及所筑，对旧捍海塘位置与年代的争鸣也作了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对上海地区成陆过程作了重新概括。王守春《公元初年渤海湾和莱州湾的大海侵》（《地理学报》第5期）根据西汉时期在莱州湾沿岸滨海地带设置的诸县在东汉时被废弃、东汉时渤海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区诸郡国的县均人口居全国之首、以及《水经注》中记载的有关事实，揭示和论证了西汉末年不仅在渤海湾，同时也在莱州湾发生的一次大海侵，认为此次海侵持续时间至少在一个半世纪以上，海侵影响范围有可能达到4米等高线甚至更高。 三 自然环境变迁研究继续受到重视 人类只有一个家园，如何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已是一个世界性的共同话题。 邹逸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以先秦、西汉时期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产生这种意识的历史地理背景和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其后果，认为古代人民的环境意识是很强的，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很多地方环境还十分脆弱。李并成《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的调查研究》（载《地理学报》第2期），运用考古学、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了河西走廊民勤西沙窝、古居延、古阳关等十片汉唐古绿洲沙漠化区域，揭示了它们的分布特点和形态结构特点，认为古绿洲沙漠化主要发生在汉代后期以后，最晚的延及明代中期，沙漠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为方面。王建革《马政与明代华北平原的人地关系》（《中国农史》第1期）通过分析人、马、地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明代华北平原农业系统内部生态关系的变化。高俊虎《三百年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趋势初探》（《干旱区研究》第2期）认为自清朝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的趋势是干旱程度逐渐加强，水土流失、植被减少趋势明显。今天对历史上环境恶化过程的研究，并不是一味责备古人，而是了解环境恶化的内在原因，根据今天科技水平去改造和保护我们的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四 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仍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强项 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运用政治地理学的一般原则，对从秦到清的最高一级行政区划、统县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发现秦时两者相符，汉代脱节，隋唐契合，宋代渐离，元朝完全背离，明清渐合，经历了循环往复，并且详细探讨了形成这一过程的原因，认为“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按照西方科学发展模式，应先有政治地理，而后才有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但是中国现代地理学中的政治地理分支很薄弱，所以作者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研究在理论上是超前的。周振鹤著《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一书则代表了目前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最高水平。 1997年3月，中央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从历代政区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衡量设立重庆直辖市合理与否，学术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王元林《重庆直辖市建置溯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从自然条件、政区溯源、川东盆西经济差异、巴蜀文化差异四点因素论证了它的合理性。靳润成《从城镇分割到城市自治》（《天津师大学报》第4期）从考察城市型政区逐渐形成的过程入手，认为本世纪初以来城市型政区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是城市近代化的必然产物，是城市得到健康、完善发展的标志，依此规律来衡量我国现行城镇管理体制最突出的缺点是城市型政区的地域化；而重庆设立直辖市后包括八万多平方公里面积，三千多万人口中三分之二是农业人口，是典型的城市型政区地域化，因此他写道：“重庆号称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直辖市，其实更确切的说法应当是一个省”，认为“单纯采用提高城市行政地位、扩大行政辖区的办法，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 以往研究政区都注重县级及其以上的政区，傅林祥《清代的次县级政权与辖区》（刊《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则选择清代介于县与乡之间的巡检司和分防县丞厅这些次县级政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它们的辖区、分布、职能和作用，认为总体上呈东部南部地区密、西部北部地区疏的状态。次县级政区研究是个薄弱环节，今后学术界应加强研究。 历代疆域的研究方面，朱玲玲《夏代的疆域》（《史学月刊》第4期）用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出古籍记载中的夏代疆域和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及其分布，证明两者分布地域正相吻合，从而加深了对中国文明起源、早期国家形态的认识。钮仲勋《元代“四海测验”中“南海”观测站地理位置考辨》（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逐一检讨了广州说、林邑说、黄岩岛说和西沙群岛说立论的史料依据，认为前二说不值一驳；黄岩岛位置与史书记载比较接近，但据C14测定该岛年龄为470±95年，也就是说700多年前黄岩岛尚未露出水面，因而郭守敬不可能到该岛测量，所以作者认为西沙群岛说较其它诸说为可取。 历代疆域研究中认为“越古越好”、“越大越有利”的观点，本年度有所抬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上有《西藏载入中国版图始见于〈夏书·禹贡〉》一文，主要根据樊绰、康熙帝、刘逢禄三人文辞这三条晚出的、非原始性的所谓“证据”，把“危”字硬等同于“卫”字，认为《禹贡》中的三危是指三个人口较为密集的中心地区，因而将三危比定为卫、藏、康三地，并以此为出发点推定《禹贡》梁州的黑水为今西藏的那曲(在藏语里“那”是黑、“曲”是河的意思)，从而认为早在四千年之前西藏地方已载入中国版图。的确，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古”到什么时候? 应该实事求是地研究，并非越古越好，更不能违背历史常理将“古”无限地往上延伸。事实上，该文置一系列《禹贡》研究成果于不顾，不要说对学术界关于《禹贡》成书年代的不同说法一无所知，就连对顾颉刚的《禹贡》撰成于战国时期这一著名观点也不了解，而只是说：“《禹贡》所书之事在大禹之时，迄今已逾4000余年”!可见作者对《禹贡》的认识还停留在七十多年前禹贡学会创办之前的水平上。 五 历史军事地理研究进展显著 陈可畏《楚汉战争的垓下究竟在今何处?》（《中国史研究》第2期）否定了垓下在今安徽灵壁县东南的传统说法，指出在今河南鹿邑县东之说也不能成立，认为垓下是一个地区名称而非聚落名，提出垓下在陈县北部即今河南淮阳县的新观点。 辛德勇《巨鹿之战地理新解》（《历史地理》第14辑）重新审视了有关秦末巨鹿之战的一些地理问题，对几个关键性军事地点的方位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看法，如将项羽北上救赵所经过的“安阳”推定在巨野泽以东、无盐的南侧或西南侧(传统认为即今河南安阳市)，项羽北渡黄河的地点应是平原津(而非传统认为的白马津)，把章邯驻军的棘原拟定在东临黄河、北近洹水同时也在漳河之南的位置(传统认为在今河北巨鹿县城南七里)，认为《史记·项羽本纪》中的“污水”可能为“洹水”之讹等等，从而对整个战役进程进行了重新解释。 李万生《河南之地与三国之争——以侯景叛东魏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史研究》第3期），详细分析了公元547年侯景叛东魏所引起的东魏、西魏、梁共同争夺河南的军事形势及结果，探讨了东魏最终保有河南的三点原因，即梁军缺乏战斗力、西魏和梁没有形成军事同盟、东魏的经济政治军事状况都较好。 胡阿祥《东晋南朝地方州镇略说》（《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逐一论述了这一时期荆、扬、雍、江、豫、郢、梁、益等州镇的军事实力及其政治地位，认为这不仅是理解东晋南朝内部斗争的一个关键，也是影响这些朝代疆域变迁的重要因素。 关于战国齐、魏马陵之战战场的今地，向有元城(今河北大名)、鄄城(今山东莘县大张乡)二说，近年又有山东郯城马陵山的新说。徐鸿修等《马陵战址“新说”商榷》（《山东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在没有更强的证据足以推翻传统说法以前，马陵战址还是以定在莘县大张乡为好，并且严正指出：“山东郯城县马陵之战研究课题组在坚持和发展《沂州志》误说时所表现的主观片面性和任意添改古书等不正之风，在近年的学术讨论中是罕见的!” 六 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向纵深发展 古代文化地理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近年来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年度的成果显示出这一领域有向断代和区域纵深发展的趋势。 王子今著《秦汉区域文化研究》以论述秦汉时期的基本文化区及其文化风貌为重点，分别讨论了秦汉时期12个文化区的人文社会面貌和民俗文化构成，分析了当时最主要的有突出代表意义的区域文化的特征，着重探讨了秦汉文化共同的形成及其区域文化传统基因(如乡土意识、文化节奏、儒风流布、人口流动等)，还对秦汉时期最高统治集团的区域文化观和区域文化政策进行了认真的历史总结，“作者对秦汉区域文化方面的研究有诸多独到的见解，是一部成功的多有创见的著作”(史念海序)。程民生著《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也是一部断代文化地理研究的专著。 蓝勇所著《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篇幅多达90万字，共分十三章，以西南地区四川(当时含重庆)、云南、贵州三省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历史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种与民族、汉族移民与文化嬗变、教育、学术、信仰、丧葬、艺文、饮食、服饰、民居、交通等各种文化要求的地理分布及其动态变迁状况，最后一章划分了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综合文化区，并且深入探讨了政区沿革、方言、风俗、地理环境、居民气质性格特征与综合文化区划的关系，堪称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区域文化地理研究专著；此前，学术界对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考古、教育、学术、信仰、艺术、方言等文化因素上，且对这些因素在历史时期的空间变化上着力并不多；而对大文化因素中的人种、饮食、服饰、居室、交通等空间变化研究就更是十分薄弱了，本书便有意识在这些方面下了更多一些功夫”(作者后记)。 关于唐代宦官的来源地，传统认为是岭南、闽地。杜文玉《唐代宦官的籍贯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详细统计了迄今有籍贯可考的唐代宦官籍贯分布状况，认为北方籍宦官远比南方籍要多(比例分别为81%和19%)，而仅关内一道宦官即占总数的一半以上(52%)，传统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不过，南方籍的上层宦官在总数中的比例较北方籍为高，加上朝中专权的宦官多系南方籍，因而凭直觉很容易形成宦官中以闽、岭人居多的错误印象。 七 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势头良好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领域中的热门，以往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马正林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编著了《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一书，主要概述了城市的起源、城址选择、城市类型、城墙、形状、规模、平面布局、水源、园林、规划等具体内容，并且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对象和任务，“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城市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的成熟”（陈桥驿序）。 这一领域的专题论文也颇有深度。韩光辉《〈徐霞客游记〉桂林城市复原研究》（《历史地理》第14辑）揭示了明代桂林城作为省会、府治、县治三位一体行政中心的复合城市的平面布局、建筑设施及其职能与内外交通等问题。他的另一篇论文《中国古代都城户口规模研究的方法与实践》（《中国史研究》第4期）是作者多年从事历史城市与人口地理研究的经验总结，他认为：在中国古代都城市政建置或相当于这种建制的机构出现之后，都城城市户口即由都城自身的行政机构及其所属社会治安机构管理与统计，而不是传统认为的属于附郭之京县；探讨古代都城户口规模及其演变，必须从研究各朝代都城户口的户籍制度及其户籍构成入手；研究古代都城行政管理体制和居民管理系统成为探索各时期都城户口规模的重要方法，而完备的社会治安组织同样为探索有关时期都城户口规模提供了重要资料；结合政治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状况进行都城户口规模演变过程的分析，还可以进一步验证不同时期都城户口规模的可信程度。杜瑜《闽粤间对外窗口》（《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2期）着重论述了明清时期漳州、厦门、潮州、汕头、南澳岛港口发展的地理条件，分析了这些港口城市的经济腹地、海外走私贸易及其发展的局限性，认为客观条件限制了它们，使它们难以发展成象广州、泉州那样的对外贸易门户，只能是地方港、中转港，仅仅起到对外窗口的对作用。 八 历史地理典籍与学术史研究成果丰硕 本年度这方面专著有李勇先著《舆地纪胜研究》，深入研究了作者王象之的家世与生平，《舆地纪胜》的成书与流传、在编纂方法上的特点、在校勘与辑佚上的价值、与《方舆胜览》的关系等，并对今本《舆地纪胜》作了辑补(共辑佚文900条)。 本年度这方面有近20篇专题论文，主要集中在对《山海经》、《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徐霞客游记》、正史《地理志》的研究上。朱玲玲《从郭璞〈山海经图赞〉说山海经图的性质》（《中国史研究》第3期）把263首郭璞《山海经图赞》的赞文分为八类，详细分析了每类所赞之图的性质，结果认为均非地图，而是一些动植物神怪之类的绘画，从而否定了《山海经图》系指地图的说法。姜福武《盛弘之〈荆州记〉校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4、5合期）校出曹元忠、陈毅、王谟三种辑本20条24处错讹。王守春《〈水经注〉中〈注〉否〈经〉之考释》（《历史地理》第14辑）对30处注文否定经文情况作了详细的考释。华林甫《论〈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地理研究》第2期）对《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作了重新评价。汪前进《现存最完整的一部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全面分析了《元和郡县志》中的四至八到，发现其中的方向和里程数据是用来绘制地图的，认为整套数据是现在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其绘图方法是极坐标投影法。孙继民《敦煌所出伯希和文书4648号的写作年代及其研究历史交通地理的资料价值》（《历史地理》第14辑），缜密地考证出该文书写成于后唐长兴三年三月至十一月之间。李孝聪《〈宋史·河渠志〉考证札记》（载《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对该志的刊误、史实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对宋代黄河变迁的历史地理进行了探索。胡阿祥《〈徐霞客游记〉中的地名记述与研究》（《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对本论题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吴必虎《徐霞客的生命路径及其区域景观多样性背景》（《北京大学学报》第3期）运用时间地理学中的生命路径(lifepath)理论研究了徐霞客旅程的时空背景，颇有新意。 在这一领域，徐规《〈宋史·地理志〉补正》（《历史地理》第14辑）、冯永谦《〈辽史·地理志〉考补》（《北方文物》第3期）二文堪称传世佳作。前者积数十年治宋史之功，补《宋志》之缺漏、正《宋志》之讹误，共得107处(内6处系谭其骧先已指出、实得101处)，诚为不刊之论；同时指出《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据《宋志》绘出成都府路的“江原”系“江源”之误。后者根据文献资料，结合多年来的考古调查与研究，补充了《辽志》失载的中京道10州1军、南京道1军、西京道3州1军，以及隶属关系不详的20州、4军名称、政区沿革及其治所状况。 学术界对罗马天主教传教士马国贤(MatteoRipa)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注意不多，李孝聪《马国贤与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印制》（台湾《东吴历史学报》第4期）一文根据作者在意大利拿波里的调查，介绍了马国贤制印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经过、目前收藏在意大利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两种铜版印本与马国贤在拿波里创办中国学院有关的中文地图，以及早期中文地图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进而指出：是马国贤把欧洲人用硝酸腐蚀铜版法印制地图的技术介绍给中国人，印制出铜版中国全图，并带回欧洲，才孕育出欧洲人新刻制的、更加准确的东方地图。 关于学术史研究，周汝英《中国古代地理方位标志法探索》（《史学月刊》第3期）将古代标志法区分为五行、八卦两种体系。姜道章《论传统中国地图学的特征》（《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从与欧洲地图相比较的角度出发，归纳总结了传统中国地图学的十大特征，即：以天圆地方为基础，计里画方的应用，详于画水而略于画山，地图上表示绘图者的思想概念，方向以使用者为中心的地图定位，行政区划变迁地图为历史地图的主流，地图绘制是政府行为而非私人企业，地图上有许多文学注记，手稿地图占极重要的地位，用高度象形图画式符号表示山和建筑物。 综上所述，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与现实紧密结合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同时也应当指出，学风问题应当引起各个方面的普遍重视。
早期嬴秦与姬周关系初探--------------------------------------------------------------------------------2004年01月09日 19:05辛怡华秦俑秦文化研究之早期嬴秦与姬周关系初探早期嬴秦与姬周关系因文献简略，说法不一，本文主要从甲骨、金文资料入手，结合考古资料，对姬周与早期嬴秦关系作初步探索，不妥之处，恳请指正。一、甲骨、金文中所反映的早期嬴秦与姬周关系(一)中时期与姬周的初次交锋在商代晚期的卜辞中有蘕族率众在“京”地活动的记载，“京”与族有关，而亚族徽是秦人的族徽，“京”地之地望在今陕西周原一带。周原一带的商晚期遗文化存可分为三类：一类属先周文化，一类属姜戎文化，惟有“壹家堡类型文化”与上述两类文化面貌有别，虽含有商文化因素但与商文化有差异，有学者著文认为周原附近的扶风壹家堡类型文化可能就是秦文化或其的一支。[1]。殷墟卜辞中有反映商、周关系的就涉及到秦族。如：“丁巳卜，贞：周弗致 丁巳卜，贞：周致 贞：周弗致”(《乙》7312)。这是一条正反对贞卜辞，其内容为周人来献秦女。太王迁岐后，周原一带的京地秦族曾与周发生过纠葛[2]，上面卜辞的内容很可能与此背景有关。《秦本纪》云：“(中衍)其玄孙曰中，在西戎，保西垂。”又云：“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可见嬴秦族在中时就已归顺于周，并为其保西垂。中之子蜚廉生活在周文武王时期，那么中与周太王季历时代相当是讲是得通的。中能与初迁岐地的周人发生碰撞，从逻辑上讲，其活动地域最大可能也只能在在周原附近。周原附近的扶风壹家堡类型文化是秦文化，从考古、文献、时代上考察，中族很可能就是创造壹家堡类型的文化的主体。嬴秦族在周人迁岐后不久，便归顺于周，并效力于周室是可能的。申国是姜姓国，与周室通婚，从后来宣王时期的诗篇《诗-大雅-崧高》最能反映周王室同申国的亲密关系。中与申又是甥舅关系。《秦本纪》中“以亲故归周”比较费解，是由于申侯与周有亲缘关系，中与申是甥舅关系，中自然与周沾亲带故，是归周，保西垂还是中与周结亲，归周，保西垂不过无论哪一种情形，嬴秦与姬周关系变得密切，中XL贑效力于周室则是肯定的，由于申侯的中介作用，中与周人有碰撞的结果，中归顺于周，西迁到天水一带，为周看守西北门户。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甘肃东部的甘谷毛家坪、天水董家坪找到了西周时期的秦人墓葬，毛家坪的秦文化年代上限可至西周早期[3]。近年甘肃礼县城东大堡子山秦公大墓惨遭盗掘，出土国宝重器甚多，大多流失海外，对于该墓的年代学术界还有争议。文献记载表明，秦人自商代晚期的中贑开始，至襄公、文公在礼县苦心经营西垂约三百年。考古工作者近年在大堡子山发现了一批秦国中、小型墓，学者们相信那里必有商至春秋时期的大批中小型秦墓发现[4]。(二)女防、旁皋时期嬴秦族与姬周关系的加强周原甲骨(H11：32)云：“王秦……”，此片虽残，却很重要，所记礼制同于宝鸡戴家沟旧出的《方鼎》。《方鼎》有“秦”句，第一个(饮)酒礼，第二个字是清酒，秦饮当是秦地的清酒。从《方鼎》铭文看，“秦”是庆祝凯旋的礼仪[5]。据《秦本纪》女防时期大致相当于西周成王时期，周原甲骨H11：32、《方鼎》的时代也在成王时期，那么秦地酒是谁酿造的呢秦人至迟在商末已活动于陕甘一带，其一支在中时已归顺于周，并为周保西垂。《后汉书-东夷纪》载：“东夷率皆土著喜欢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在史前诸系统文化中，酒器的发达以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最为突出，亦最引注目，由营县陵阳河六号墓随葬葬了40个酒杯，可证当时东夷人酗酒之甚[6]。根据考古资料，我国酿酒业产生于距今大约7000年的北辛文化时期，东夷人很可能是我国人工酿酒业的最早发明者[7]。秦人祖先伯益曾是东夷酋长，秦人在西迁过程中把酿酒技术带到西部而擅长酿酒是顺理成章之事。周原近于秦地，《方鼎》出土于宝鸡戴家湾，就属于秦地。因此，笔者认为“秦”之“秦”就是当时居住在关中西部、甘肃东部一带秦人酿造的，作为上好的贡品进献于周室，用于重大活动的庆典。周原甲骨H11：51、107可缀合，全辞为“夷其邦兹丰”。关于这批甲骨的年代上限到文王，下限到穆王，有明确年代的绝大部分在成王以前，最晚的当是H11：131和H11：135[8]。从概率上讲H11：51、107在成王以前的机率最大，最晚也在康昭时期。“夷”应是居住在陕甘一带嬴秦族的一支，因为该卜辞出土于周原，当时的周原分散着一些夷人居住点，很可能是周王占卜周原附近的聚落邦国情况。从该卜辞内容分析，当时这支嬴秦族已建立了小邦国，政治地位比较高，周王室很关心其农业收成状况，暗示这支秦人与姬周关系比较密切。(三)太几――公伯时期秦族地位逐渐提高太几――公伯时期相当于周穆王――厉、共和时期，属于这一时期的金文资料有懿王时期的《询簋》[9]，孝王时期的《师询簋》和厉王时期的《师酉簋》[10]。“询”“师询”为一人，而“师酉”乃“师询”的孙子[11]。因其先祖辅佐周室受天命而世代受封，成为周室重臣，耐人寻味的是师酉家族非姬姓。在《询簋》中懿王册封询的权职很大，管理的人众多达十三四种：邑人、先虎臣后庸、西门夷、夷、秦夷、京夷、畀身夷、师苓侧新、囗华夷、人、成周走亚、戍秦人、降人、服夷。询之所以被周王重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丕显文武受命，则乃祖奠周邦”。原来，在周朝建立过程中，询的祖先出了很大的力，这是应当注意的。在询所管理的人众中，有以身份划分的，有以地域划分的，可能还有以职业划分的。虎臣为师氏属下，《周礼》中师氏之职“使其属(即虎臣)帅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外，且跸”。“跸”，本意是帝王出行时，开路清道，禁止通行，泛指与帝王行止有关的事情。《询簋》铭文先虎臣后庸下有：“西门夷、夷、秦夷、京夷”等。学者们普遍认为虎臣是保护王的卫官、卫士，包括众多的夷人在内。由于保卫王常在王的左右和王亲近，而且在关键的战役中他们承当敢死队的角色，因此，他们必须对王室忠诚。“京”之地望在今扶风、岐山一带的周原，秦人至迟在商代末年就已活动的陕甘一带，京夷即居住在周原附近的嬴秦族；商周时其在今宝鸡县虢镇以东的渭河南岸，有一个地[12]。夷大概是居住在这一带的秦人；秦夷应该是居住在秦地的秦人。值得注意的是铭文中同时出现了秦夷、秦人、戍秦人三个概念。关于嬴秦西迁大体有三次，第一次发生的夏末商初；第二次约在商代末年；第三次在周初[13]。发生在周初的秦族西迁，是因为其参与了东土叛乱，周王朝采取了强迫政策使嬴秦族背井离乡，有一部分被安置于宗周京畿地区[14]。从《询簋》内容可以看出，当时周原附近星罗棋布的分数居住着嬴秦族人，有政治地位高的，也有地位卑微的。笔者以为地位高的嬴秦族，可能是早期居住在陕甘一带的嬴秦族，如秦人、戍秦人；而秦夷、西门夷、夷、京夷等可能是周初被迫迁至京畿附近的东夷族，地位卑微。但无论是戍秦人，还是诸夷，他们对周室是非常忠诚的，周室对他们也是信赖的。作于孝王元年二月的《师询簋》其铭文表明，上一王之末年周室曾经发生了祸患(天疾畏降丧)。《周本纪》云：“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汉书-匈奴传》亦云：“懿王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虏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狁之故。”此间师询曾汲汲尽力于周室，并对新王有辅立之功(“汝汲屯周邦，妥立余小子”)。孝王即位第二个月便册命师询并赏赐夷 300个。“夷”之“”金文作“”，笔者以为乃“”字之讹，盖宋人薛尚功摹刻失真所致。甲骨文中“”字作“”形，像用手按其屈服之形。依字形分析，这种人可能是俘虏或罪奴。在甲骨文中，有关的记载很多，都是占卜以为人性的。因此，“夷”是奴隶，其地位卑微。从《询簋》《师询簋》铭文分析，询与师询就是一个人，询因其祖先辅助周室之功而被懿王重用，掌治王宫卫士及各种庶人、奴隶，在懿王末年社会动荡中为周室出了大力，因而新王即位第二个月又被重用，并一次赏赐夷 300人。这在金文中也是不多见的。这里的夷可能是秦族中地位较低的一支。《师酉簋》作于厉王元年，由于询的册命是首次，因此其仪式是由周天子亲自主持的，而其孙师酉是世袭其祖恩荫，于是改作史官“墙”册命即“史墙册命师酉嗣乃祖啻官邑人……”因其世袭爵位，影响较小，因此其权力也显著缩小，《询簋》中询管理的人众多达十三四种之多，而《师酉簋》中师酉仅管理7种。夷人的范围也在缩小，可能表明一部分夷人的地位提高。太几――公伯时期，在周原附近星罗棋布地居住着嬴秦族，虽然他们的地位微卑，但其对周王室是非常真诚的，也得到姬周王朝的信赖，他们孝忠于周室，同时也发展壮大了自己，到厉王时其整体政治地位逐渐提高。(四)秦仲、庄公时期嬴秦族的崛起此时大致相当于宣王时期，宣王即位就封秦仲为西垂大夫，嬴秦地位显著提高，秦仲在与西戎战斗中被西戎所杀，可谓为周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其簋》所记是周宣王时其庄公与西戎的一次战役，不其就是秦庄公的小名[15]。周王命伯氏和不其抗击猃狁侵扰，在甘肃天水西南不其随伯氏大胜猃狁，伯氏回朝向周王献俘，不其率兵车继续追击，又与戎有搏战，有所斩获，此事可与《秦本纪》互证。庄公时期，嬴秦还镇守着西周的西北门户，在西戎族不断侵扰周王的情况下，秦族成了周王朝的西方屏障，而秦也凭藉周王室依托发展壮大了自己，成为秦族正统的一支。二、早期嬴秦与姬周关系之特点(一)太王迁岐，姬周与嬴秦周原碰撞；中蚥西迁，嬴秦与姬周世代修好自太王迁岐与秦族接触后，嬴姬和睦是周秦关系的主流。秦人至迟在晚商已活动于陕甘一带。太王迁岐后，与居住在周原附近的中族发生碰撞，因申侯的中介作用，中很快归顺于周，西迁至天水一带，效力于周，成为姬周防御西戎的屏障，在武王伐商的战役中，秦族是其主力。周初，秦族与姬周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擅长于酿酒的秦人把酿好的上等美酒贡献于周室，成为周王进行重大庆典活动的国。酒这时一部分秦人可能已建立了小邦国，周王室很关心其农业收成状况，秦人的丰歉与周王室戚戚相关。从懿王时期的《询簋》可知周王卫队主要是由秦人组成的，这些被称为夷人的秦人，虽政治地位不高，但其对周室却是非常忠诚的，周王对这些夷人也是十公信赖的，并委以重任。厉王时，其中的一部分夷人已脱离宗族奴隶的身份，秦人的整体政治地位在不断的提高。秦仲被宣王封为西垂大夫，这是嬴秦族崛起的标志，是秦周世代修好的结果。秦人在不断抗击诸戎的行动中，一方面壮大了自己，另一方面也得到姬周的青睐。宣王对秦仲的册封这在秦人发迹史上是件划时代的大事，秦仲一支成为秦族中的正统一支。需要指出的是，秦族西迁主要有三次，商末以前西迁的地位较高，可能已建立了小邦国，而周初西迁被安置到宗周京畿地区的秦族，其地位一落千丈，沦为家族而居的周王室的奴隶，但有一点必须明确，无论地位如何，秦人对周王是非常忠诚的。(二)嬴姬结姻，嬴秦依附周王室；以夷制夷，姬周利用秦贵族在上文我们曾说被周王册命，手握大权的师酉家族不是姬姓。一般说来，青铜器铭文中出现日名者，可推断非周氏族人。询、酉称其称为乙伯体现了日名制度；师酉祖先的配偶均为姬姓女子，因此可能肯定，师酉家族不是姬姓周族。师询又释作师，酉字与酒有关，甲骨、金文中有直接用酉字借指酒的辞例。古人常以职业为姓氏或名。师酉家族成员与酉字有关的命名很可能与他擅长酿酒有关。嬴秦族是一个长于酿酒的民族，周王室以秦酒作为国宴的佳酒。当时在非姬姓中，秦人最为被周室所赏识。师酉家族很可能就是秦族人。《不其簋》中不其之祖公伯配偶为姬姓，不其即秦庄公，师酉的祖先配偶也为姬姓，因此，我们认为师酉家为秦贵族世家。询被周王重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丕显文武受命，则乃祖奠周邦”，这个信息非常重要。文武受命，即文王、武王革命。这表明在推翻殷纣暴政，建立周王朝的过程中，询的先祖为周室立下了汗马功劳。嬴秦自中时就已归服于周，为周保西垂，在后来周王左右卫队、敢死队的成员主要是秦夷，而首领为秦贵族。从《询簋》给我们的信息可以推测，在武王革商的战役中，一定有秦人参加，而且其起主力作用。史书之所以不另外指出是因为姬周把秦人当作自己的亲信，这可能就是以后几百年间嬴姬关系和睦的基点。《不其簋》为庄公器，庄公之祖父公伯娶姬姓之女孟姬为妻，这是秦姬结缘最确凿的证据，近年，在河南三门峡出的季嬴铜鬲铭文曰：“虢仲之嗣国子硕父作季嬴羞鬲，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学者认为此鬲铸造年代在公元前800年前后。据《竹书纪年》幽王七年(-775)，虢人灭焦，在原焦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西虢国自西虢宝鸡东迁而来[16]。也就是说，此鬲铸造地应在西虢。虢仲为虢国国君，是国子硕父之父，季嬴为某嬴姓家族中排行最小的女子，此应是国硕父之妻。西虢，姬姓国，乃王季之子虢仲的封地，在今宝鸡县虢镇一带。铭文中的虢仲与王季子虢仲应是两人。这是姬嬴联姻的又一个证据。周初实行了分封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有效地统治全国，在主要分封亲族的同时，西周还对一些异姓部族首领进行了加封，对殷民，采用以殷治殷有办法，笼络殷贵族，治理殷遗民。嬴秦民族是一个善于利用形势，与强大异族和睦相处的民族，在殷商时期与子姓关系密切，当太王迁岐后，很快与姬周改善了关系。秦自中时期就为周保西垂，在武王伐商时，秦族是其军队的主力。周初周王室曾用秦人的酒举行重大朝事活动。作为周王左右的卫队亲近，成员主要是由秦夷组成的，卫队是由秦贵族指挥的。周王也一直很关系夷邦的农业收成。更重要的是，从很早起，秦就与周攀亲，一方面是嬴秦想依附于姬周；另一方面是姬周想利用嬴秦，重用秦贵族，治理秦夷人，是其“以夷制夷”基本国策的体现。[1][2]刘军社：《壹家堡类型文化与早期秦文化》，《秦文化论丛》(第3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3]赵化成：《寻找秦文化渊源的新线索》，《文博》1987年第1期。[4]陈平：《浅谈礼县秦公墓地遗存与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5]李学勤、王宇信：《周原卜辞选释》，《古文字研究》(第四辑)，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6]王震中：《夏商周文化中的东方渊源》，《华夏文明》(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7]逄振镐：《东夷及其史前文化试论》，《东夷古国史研究》(第1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10月版。[8]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9]][11]黄盛璋：《墙盘年代与微族国别辨正》，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五届年会论文，1984年7月，西安，油印稿。[12]《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第11―12页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版。[13]尚志儒：《早期嬴秦西迁史迹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1期。[14]郭向东：《嬴秦西迁问题新探》，《秦文化论丛》(第三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16]李学勤：《秦国文物的新认识》，《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16]王龙正等：《季嬴铜鬲与虢石父及虢国墓地年代》，《中国文物报》1998年11月4日第3版。
王子今著《秦汉区域文化研究》以论述秦汉时期的基本文化区及其文化风貌为重点，分别讨论了秦汉时期12个文化区的人文社会面貌和民俗文化构成，分析了当时最主要的有突出代表意义的区域文化的特征，着重探讨了秦汉文化共同的形成及其区域文化传统基因(如乡土意识、文化节奏、儒风流布、人口流动等)，还对秦汉时期最高统治集团的区域文化观和区域文化政策进行了认真的历史总结，“作者对秦汉区域文化方面的研究有诸多独到的见解，是一部成功的多有创见的著作”(史念海序)。程民生著《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也是一部断代文化地理研究的专著。<中国古代行旅生活>是古代生活大型丛书，是适应社会文化需要的新举措，也是进行学术领域开拓的新尝试。比较系统具体而生动地秒描述了中国古代行旅生活史。全书从“心理准备““行装与旅费”“行旅送别礼俗”“行旅方式”“旅食与旅宿”“行程与行速”“行礼与行具”“行旅的安危”等方面，从社会史的角度评述了行旅在中国古代社会文明成熟，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意义，可以更为真切地了解许多生动具体的历史事实，看到一幅幅绚丽多彩的风俗画卷，领略其中隽永幽婉的意趣风致。反映出中国历史文化的若干重要特色。正文之中，往往是引用典故的堆砌，却少有注释，帮助读者阅读；看起来更像是“古代行旅生活考据”一类的文章。不是说这样写不行，而是这样写没有针对丛书的目标读者是谁们，而造成读者的阅读困难。所以，这一本“行旅生活”是看得最慢的。 目录:一 行诱的心理准备 1卜行择吉 2行神祭祀 二 行装与旅费 三 行旅送别礼俗 1灞桥折柳 2饯别形式的演变 四 行旅方式种种 1徒行时代与徒行阶级 2骑乘形式 3篮舆伊轧 4乘车行旅 5舟筏行水 五 旅食与旅宿 1行旅饮食 2宿息 宿泊 3民间行旅食宿服务业的经营 六 行程与行速 1远行的历史记录 2行旅速度：急脚 快马 飞车 3晓行与夜行 七 行李与行具 1行囊与行橐 2行滕与行缠 3其他随身行具 八 行旅的安危 1行旅交通事故 2贫病转零落 故乡不可思 3虎患及其他山林行旅灾难 4旅途盗劫危患 九 行旅生活百昧 1游学行迹：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2游宦生涯：区区牛马走 趋驰名利牵 3游贾事业：周流天下 无所不至 十 旅人的精神寄寓 1家园忘却酒为乡 2弦管笙歌销客愁 3客舟唱咏与驿壁题诗 十一 软脚·洗尘·接风中国古代行旅生活"的书摘……人们平时常常用“衣食住行”，也就是衣服、饮食、住居、出行，来概括社会物质生活的基本内容。“行旅”，一般是指历时较久、历程较远的出行活动。古代中国文明长期以来一直建立在以小农为经营主体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从而导致形成了相对封闭的文化传统，也曾经形成了对“行旅”活动存有某种消极偏见的生活观念。《老子》一书中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的蓝图，是以“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种彼此严重隔绝的社会生活为标志的。晋代名士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对于“与外人间隔”的所谓“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的社会生活环境的记述，也寄托着大体类同的梦想。与此相应的淡漠交往，厌畏出行的习尚，似乎久已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重要特色之一。尽管民间行旅在传统中国古代的总体社会生活中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但是行旅促进社会文明成熟，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意义仍然是显而易见的。据说民间原本通行以“衣食住”作为主要生活形式的说法，后来孙中山先生有感于近代世界交通与交往作用之重要，力倡加入“行”字，于是始有“衣食住行”之说。其实，早在先秦时代，《荀子·修身》中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大意是说，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应当遵循“礼”的规范，如此方能和谐有序，否则就会导致祸患。这里所说的“食恢、衣服、居住”，自然也就是“衣食住”，而所谓“动静”，与“行止”涵义大体相近。这可以由《周易·艮（gen亘）》中的一段话得到说明：“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行”和“止”，“动”和“静”，都要合乎时宜，这样才可能接近理想境界的实现。当时人所说的“动”或者“行”的涵义，其实是包括行旅活动的。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行旅生活在社会生活总体内容中的地位，似乎并没有完全受到漠视。
一部人类服饰演化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感性化了的人类文化发展史。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过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万年。我们的祖先在与猿猴相揖别以后，披着兽皮与树叶，在风雨中徘徊了难以计数的岁月，终于艰难地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懂得了遮身暖体，创造出一个物质文明。然而，追求美是人的天性，衣冠于人，如金装在佛，其作用不仅在遮身暖体，更具有美化的功能。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沉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的精神文明内涵。 原始社会服饰(公元前21世纪之前) 战国时人撰写的《吕氏春秋》、《世本》及稍晚的《淮南子》提到，黄帝、胡曹或伯余创造了衣裳。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演化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1.9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 商周服饰(约公元前16世纪～前771年) 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衣料用色厚重。 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服饰(公元前770～前221)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成为趋势。 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可能形成于春秋战国之交。深衣剪彩独特，衣与衫相连在一起，制作时上下分裁，中间有缝相连接，用途最为广泛，隆重程度仅次于朝祭之服。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颁胡服令，推行“胡服骑射”。胡服指当时“胡人”的服饰，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的服装有较大差异，特征是衣长齐膝，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便于骑射活动。 秦汉服饰(公元前221～公元220) 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qiān]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 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 公元前202年，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定都长安， 汉初统治者汲取秦亡的教训，对农民采取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一般制度多无太大改变，冠服制度，也大都承袭秦制。直至东汉明帝永平二年，才算有正式完备的规定。 汉初，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提高。当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就是纺织业。这一时期丝绸锦绣产量极多。汉代的纺织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 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相传汉朝赵飞燕被立为皇后以后，十分喜爱穿裙子。有一次，她穿了条云英紫裙，与汉成帝游太液池。鼓乐声中，飞燕翩翩起舞，裙裾飘飘。恰在这时大风突起，她像轻盈的燕子似的被风吹了起来。成帝忙命侍从将她拉住，没想到惊慌之中却拽住了裙子。皇后得救了，而裙子上却被弄出了不少褶皱。可是说来也怪，起了皱的裙子却比先前没有褶皱的更好看了。从此，宫女们竞相效仿，这便是当时的“留仙裙”。］
自己不研究就想交功课？想跟社会上那些拿着文聘找不到工作的人一样后果吗？现在的企业招工说是要什么什么专科生，实际上是不看文聘的，而是找个专业人士问你一些比较有深度的问题。看你熟知的程度和理解的深度。所以那些有文聘没文化的人是找不到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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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之滨的秦皇岛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饮食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从殷商时代起，到明清日臻成熟，关里关外满汉民族大融合，也带来了饮食文化的融合，逐步形成了以冀菜为基础的京东沿海派特有风格。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4年秦皇岛市被国务院定为沿海开放城市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旅游事业的突飞猛进，与之息息相关的饮食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来自东、西、南、北不同地域和不同流派的饮食风格荟萃于一城，可谓“人间品味飘溢秦皇岛，天下名厨汇聚美食城”。它不仅丰富了秦皇岛市民生活，而且为中、外广大宾客提供了丰富多彩的饮食服务，有利地促进了国际交往、经济发展，特别是为发展旅游事业做出了贡献。 O 风味名吃 长城饽椤饼 相传明朝将领戚继光率领以浙江人为主力的“戚家军”镇守山海关，北方粗粮较多，戌边士兵生活艰苦，因此有人利用每年五月长城沿线饽椤叶鲜嫩时机，制成饽椤饼，粗粮细做，改善生活。据说这种食品已经传到日本，做法基本相同。 成品为一张饽椤树叶内裹淀粉作皮，三鲜为馅的饼，饼皮隐约透明。三鲜馅和饽椤叶散发沁人的清香，是纯粹的民俗食品。 制作单位：山海关鸿宴饭庄（山海关城关南路109号） 四条包子 四条包子铺是1958年开业的老字号企业，因座落在古城山海关四条这条街上而得名，其店初创时服务质量比较高，吸引顾客较多，因而名气越来越大。选用普通的面粉，其馅料口味独特、醇而不霸、肥而不腻，为古城和外地游人喜欢。 制作单位：山海关四条包子有限责任公司（山海关南大街98号） 回记绿豆糕 清真回记糕点部始建于1945年，因初创人是回民又姓回而称“回记”。半个多世纪来，用地产绿豆以及白糖，按祖传秘方的调制生产出口味醇正的产品，深受本市以及周边地区群众的欢迎。 制作单位：山海关清真回记糕点部（山海关天心胡同22号） 老二位麻酱烧饼 麻酱烧饼是老二位饭店的优质产品之一，色泽微黄，层次分明，麻香醇正，松软适口。与涮火锅喝羊汤相搭配同吃，味道尤佳。 制作单位：海港区老二位饭店（文化北路15号） 煎饼合子 成品外观整齐，颜色亮黄，外皮酥脆，馅心鲜香。各种原料均产于本市，地方特色浓郁。 制作单位：同盛快餐有限公司（海港区东港镇柳村） 杨肠子火腿肠 始创人杨庭珍曾在山东济南给一家德国老板马斯萨兹制作火腿肠，1932年杨庭珍与人在天津合开“胜利肠子铺”，1941年“胜利肠子铺”迁至北戴河海滨，从那时起“杨肠子”即作为杨庭珍的艺名而名扬四方。 成品肠鲜香浓郁，口感独特，回味悠长。曾获河北省消费者信得过产品，省质量检验协会推荐产品等称号。 制作单位：北戴河盛利肉食加工厂（北戴河剑南路19号） 莲蓬山牌火腿肠 产品呈玫瑰色圆柱形，表皮干爽光泽有纹，色香味形俱佳，1981年以来曾获首届中国博览会金奖等国家、部、省级荣誉称号八个。 制作单位：北戴河商业局肉食加工厂（北戴河草场东路14号） 晓晓炸排骨 创建以来，以其赵氏家族传统工艺经过去腥、除味、增香、调色等工序，采用焖、炸、熏、烤等独特技法，制成种类繁多的熟食制品。成品红黄明亮，外脆里香、味美醇香，老少皆宜。其中油炸排骨现制现卖，为店中畅销品种。 制作单位：海港区晓晓熟食部（马坊市场82号） O 地方菜肴 品 名 制 作 单 位 芝麻羊肉 穆斯林大厦 蟹黄鱼米 国际饭店 昌黎拔丝葡萄 昌黎鸿宾楼大酒店 三椒虾丝 市交通局山海关培训中心龙源酒店 爆原汁海螺 山海关粮食局望洋楼饭店 炸熘子蟹 昌黎鸿宾楼大酒店 绣球鲜贝 秦皇岛大酒店 酱爆皮皮虾 秦皇岛佳伦酒店有限公司 秦皇鸡 秦皇岛求仙大酒店 三吃比目鱼 阿康饮食服务有限公司 煎大虾 国家旅游局北戴河金山宾馆 麻仁红薯 抚宁新区美食城 红烧牛舌尾 秦皇岛燕明园餐饮有限公司 八带鱼炖肉 国家旅游局北戴河金山宾馆 双色海蛎 秦皇岛海景大酒店 白菜肉卷 秦皇岛佳伦酒店有限公司 蟹黄扒蜇头 国家旅游局北戴河金山宾馆 美味鱼子 山海关云鹏饭庄 青蛤氽鲫鱼 华联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天华大洒店 红焖栗子鸡 青龙万德福美食娱乐城 清蒸加级鱼 山海关粮食局望洋楼饭庄
写作思路：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上的饮食文化进行追溯描述，从古至今的饮食的传承与发展等等，比如“以和为美”与中国食文化，“意境美与中国食文化”等等。
正文：
食文化历史非常悠久，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就其内容来说非常广泛，包括烹饪基础理论、烹饪技法、食料食器、餐宴风俗、名厨名菜名楼以及“食文学”等。
中国食文化与中国传统美学的关系渊源流长，传统审美思想渗透到食文化的整个领域。因为中国饮食早已超越了维持生存的作用，不仅是为获得肉体存在的需要，而且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快感的需求，它如同绘画、音乐一样有着丰富多样的形式，以及深厚的审美意境和优雅的和谐美。从古到今，许多文人墨客通过撰文诵咏美食。
陆游的《鹧鸪天》、苏轼的《老饕赋》、《猪肉颂》、《黄洲食诗帖》等。名画《朝熙载夜宴图》描写了当时唐代餐宴的盛景。画像砖《进食图》生动地描写了店小二送食的情景。这些是中华食文化艺术表现形式的典范。
“美”在中国传统艺术语言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美”字的形成与食文化也有内在联系。古人认为，好吃就为美。后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于“美”字采用了“羊大为美”的说法。“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甘，美也，从口含一”。字的构成上“美”字也是“大”字与“羊”字的结合体。
从类审美意识的历史发展来看，人类对于美的感受是与味、声、色所引起的感官上的快感分不开的，其表现形式是直觉化的，二者都是属于自然感受的愉悦。美食所带来的味觉的快感中已蕴含了美感萌芽。羊作为六畜之一，主要是使用，也是美味的象征。
“羊大为美”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于美的最原始的理解。中国也有许多文学艺术作品将味觉与艺术鉴赏联系在一起。如欧阳修：“近诗万古硬，咀嚼苦难嘬，又是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六一诗话》），苏轼：“成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送参寥师》）。人们也常用“余香满口”形容优美的诗句，用“秀色可餐”来形容姑娘的美貌等等。
和谐观作为中国传统辩证的思维方式，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审美根基。古人云“天地之道而美于和”，“天地之美，莫大于和”。“和”字从“禾”从“口”，“以和为美”的传统审美观念同样对中国食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烹饪处处力求达到和谐的境地。
《周礼》中所说的“割烹煎和”，为“和”是贯穿烹饪全部过程的`。西周史伯提出了“五味以调口”，他认为“故先王以土与金木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调口……声一无听，物一无闻，味一无味，物一不讲”（《国语·郑语》），史伯认为单一口味的菜肴算不上美味，只有各种味道和才是美味。春秋时齐国的晏婴也提出“和如美羹”，用美羹来说明君臣和谐的道理。
其实，以和为美不但要求是味觉感官上的和谐而且也是与身体健康相统一。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已认识到摄取食物时偏好某一种味道或摄食过多均会引起疾病。《周礼·天官》就讲到，应该根据季节变化调节食物口味：“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只有每天摄入的食物与自然气候相调和，才能有健康的身体。
古人云：美食不如美器。菜肴与食器搭配生动地体现了“以和为美”审美的观念。清代著名诗人袁枚，是广集众美的烹调爱好者。纵观古今美食与美器搭配关系的一个精练总结。首先，人们很注重菜肴与食器在色彩上的对比统一的关系，没有对比会使人感到单调，对比过分强烈也会使人感到不和谐。
如将嫩黄色的蛋羹盛在绿色的莲瓣碗中，色彩格外清丽，产生了清爽悦目的艺术效果。还有，在纹饰上食的料形与器的图案也要求相得益彰。根据菜肴掌故选用图案与其内容相称的器皿，如中国名菜“贵妃鸡”盛在饰有仙女拂袖而舞图案的莲花碗中，会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善舞的杨贵妃酒醉百花亭的故事。
次之，菜肴与器皿在形态上体现了和谐的追求。如人们把八珍汤盛在水晶碗里，汤色莹澈见底，透过碗腹，各色八珍清晰可辨，使其增色不少。
中国菜很注重调味适度，宴席也讲究不同口味，不同菜肴与食器之间的相互搭配，有浓有淡，有甜有咸，色泽上对比变化，不但品种要多样，食器的造型和色彩也丰富多彩。这样，佳肴耀目，美器生辉，蔚为壮观的席面美景便会呈现在眼前，才能称之为美食。
意境美是中华民族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审美思想境界。中国食文化同样具有蕴藉隽永，余味无穷的意境美。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中国菜讲究色、香、味俱全。人们同样重视菜的视觉形象所带来的优美意境，来满足精神上的快感和对现实生活的体味和享受。
许多菜不但味美，而且通过精美的造型和色彩创造意境，构成一种内在的含蓄的美感。比如《辋川图》是唐代诗人和画家王维的作品，被当时的美食家吸收做成了《辋川图》小样的拼盘。再如，在民间，各种岁时节令，婚丧嫁娶，生辰寿延等人们会做面塑礼花蒸制、供奉、食用，如过年的“如意年糕”，婚礼上的“鸳鸯饼”等等，用来祈求幸福，平安。
民间艺人们用大红、大绿等高纯度色彩，自然随意地涂出欢快、热烈的气氛。不但用笔泼辣帅气，无拘无束，同时造型生动，圆实朴厚。表现了劳动人民自然质朴的审美意境。中华美食不但注重口，而且构思立意独特，意味深长，注重所带来的意境。现代许多高档餐厅的菜名多以写意手法命名，用字典雅瑰丽，含意隽永深远，充满了诗情画意。如把白菇摆在青菜上叫“金钱满地”。
中国食文化历史悠远，名声远扬。中国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中一颗璀璨明珠，在世界上影响深远，让许多外国友人叹为观止。《易经·系辞上》讲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从中国饮食这一有形的物，正反映出来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格局，体现了华夏民族的文明形态，这一无形的道。
我推荐你到山海关文化局去了解下。或者看看 秦皇岛电台的 漫话秦皇岛 里面会介绍一些吃的。如 鲜花饼 之类的。
从特质看，中国饮食文化突出养助益充的营卫论（素食为主，重视药膳和进补），并且讲究“色、香、味”俱全。五味调和的境界说（风味鲜明，适口者珍，有“舌头菜”之誉），奇正互变的烹调法（厨规为本，灵活变通），畅神怡情的美食观（文质彬彬，寓教于食）等4大属性，有着不同于海外各国饮食文化的天生丽质。中国的饮食文化除了讲究菜肴的色彩搭配要明媚如画外，还要搭配用餐的氛围产生的一种情趣，它是中华民族的个性与传统，更是中华民族传统礼仪的凸现方式。从影响看，中国饮食文化直接影响到日本、蒙古、朝鲜、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是东方饮食文化圈的轴心；与此同时，它还间接影响到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像中国的素食文化、茶文化、酱醋、面食、药膳、陶瓷餐具和大豆等，都惠及全世界数十亿人。
长安文化的定义及其特征论文
摘要：鉴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流派中，长安文化不显于世，从文化传统的整体性上对长安文化的定义进行了研究，并对其文化形态的发展阶段、主观基础、客观奈件进行了梳理，归纳出长安文化5个方面的特征。分析认为，长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陆地文明的代表，其内在的普适性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值得继承和发扬。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长安文化；周秦文化；汉唐文化
在历史上，长安地区的文化深深地影响了周边地区和邻邦，也曾深深地打动了世界其他文明体系的心灵。中外文化在长安地区交流互动，使得世界越来越深人地了解了中国，中国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流派中，长安文化虽厚重却不显于世。其中有多个方面的原因。笔者以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长安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比较模糊，与其他概念相交叉、重叠，其主体性特征和全国其他地区的文化相比较也显得不容易归纳。这种比较大多是从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性、独立性以及完整性来考量的。如果以现代意义为价值取向来追溯，古代的长安文化虽然复杂多变，但也包含了一些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特点，而且，作为陆地文明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长安文化的内在普适性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长安文化的基本定义与发展阶段
这里所说的文化，根据其发生和影响的范围，从基本形态上来划分有地区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国家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等5种类型。最基本的观察和分析的出发点不外乎“大中见小”和“小中见大”，实质上就是研究和比对文化的一元性与多元性的相互关系。文化上的一元和多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事实上也没有绝对的一元文化或多元文化，总是一元中有多元，多元中有一元。文化的一元性必然以多元为基础，而多元文化也必然有一元性的共同价值观与追求。一元与多元之间的和谐性与社会的和谐性成正比例关系，而文化与社会的和谐度也构成了该文化范围文明程度的标志。
长安文化属于地区性文化。其名称有二义:第一，顾名思义，就是这一地区称名“长安”时期的文化;第二，以称名“长安”时期的文化为这一地区传统文化的概括与代表，因而自然包括称名“长安”之前的萌发和之后的延伸。从时空概念上分析，具体由以下几个要素构成。
第一，长安文化是称名为“长安”时期的文化。称名“长安”的时期，即从汉代到唐代(当然也可以延续到现代，一方面是有“长安地区”的存在;另一方面是长安文化陆地文明的一些传统特色仍然有遗存。这需要联系现代与古代来研究，特别要调查古代长安文化的现代遗存，所以暂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尽管有汉长安和隋大兴、唐长安的区别，但从地理范围和文化特质的传承来讲，本质上没有大的区别。“长安”虽然是城市的名称，是因为称名“长安”的时期是这一地区文化发展史的鼎盛阶段，具有比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第二，长安文化是“长安”地区的文化。这里指的是长安地区，不仅仅是城市地区。其具体的地域范围可以分为核心地区和辐射地区。核心地区又有两个部分，即长安城区和关中地区。长安城区包括了津、镐、咸阳、大兴和长安。关中地区，也就是地理学上所划分的渭河平原，古称八百里秦川，南至终南山北麓，北至渭河以北的黄土台源地带。其辐射地区，是直接受长安文化影响以及与其他地区文化交流渗透的地区，即东至洛阳，南至秦巴山区，西至河西走廊的东部，北至渭北高原。
第三，长安文化是“活着的”文化，是“存在的”文化。“礼失求诸野”，文化的传承是一种自觉的本能。尽管沧海桑田，长安屡经劫难，但是长安文化并未因此而衰亡。这主要缘于长安文化的“草根”性，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还应该重视文化的精神和物质2个层面。在陕西现存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不少文化遗产深浅不等地打着长安文化的印记，如兵马俑的制造、法门寺佛指舍利的信仰、鼓乐、老腔、还有民间的丧葬制度等等。也就是说，长安文化不仅是一种历史的文化，而且衰而不亡，也是一种现实的文化，其生命力和影响力依然存在，是“活着的”文化。
第四，长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内在的必然性和由此而呈现出的阶段性。地区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是长期的过程，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长安文化从汉代到唐代为核心时期，也是鼎盛时期，自然也有此前的积累和之后的延伸。
从文化的发生学意义来讲，长安文化从形成、发展到衰落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然后绵延至现代。其中，长安文化的孕育阶段，是从渭河文明到先秦;长安文化的形成阶段，是从先秦到秦汉;长安文化的鼎盛阶段，是从秦汉到隋唐;长安文化的衰落阶段，是从五代到现代。
二、长安文化概念上的重叠与交叉
从不同的时代和角度来概括，习惯上把这一地区的文化归纳为各种不同的名称，如周秦文化、三秦文化、汉唐文化、隋唐文化、盛唐文化等，都各有其着眼点，有具体的针对性和各具特色的局限性。这些都与长安文化有重叠和交叉的地方。笔者认为，这些命名和长安文化虽有重叠和交叉之处，形式上以及时空上有重合之处，但本质上应该区别开来。从这些文化体系中可以抽象出长安文化的内容，但是这属于一元与多元或根与枝叶的关系，并不影响长安文化的独立性。这里存在2个问题需要辨析。
第一，长安文化与国家文化的关系。周秦文化、汉唐文化、隋唐文化以及盛唐文化，从性质上来说都是国家文化，是中国国家文化的历史形态。而三秦文化虽有较强的地域性，但其文化属性的时代特征比较狭窄，文化内涵也比较庞杂，而且不能不涉及到北面的草原文化和南面的巴蜀文化，这就影响到对三秦文化深刻性方面的界定。
所谓国家文化，是各个优秀的、先进的地域文化的总和与代表，而地区文化是独特的地方性文化，是国家文化的基础，也就是前文所说的一元与多元的关系。在多元的地区文化的基础上，才能抽象出一元的国家文化。相对于国家文化，长安文化属于后者。有的时候，某些地域文化的优势和先进性会因为客观环境的便利而上升，与国家文化的主流相汇合，地方文化与国家文化高度和谐。这是完全正常的，如当年的长安文化。但长安文化的根基扎在陆地文明的土壤中，地域范围上毕竟受内陆型文化的限制，所以即使是在最辉煌的时期，如盛唐时代，长安文化也不能完全代表国家文化。另外，在有的范畴上，如典章制度，其性质也属于国家文化，不能划归人长安文化。
我们也需要对同属国家文化的周秦文化和汉唐文化作分析、对比。在周秦文化中，受时代和文明发展程度的限制，地域性相对更强一些，而汉唐文化不仅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在世界性的范围内影响也更为广泛。在这些时期，长安文化也同样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二，长安文化与“京城文化”的关系。长安是十三朝建都之地，自古就有西罗马、东长安之说，长安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曾有过非常发达的“京城文化”。长安文化与“京城文化”之关系非常密切，有些方面可以重叠，但仍有本质上的区别，长安文化不能等同于“京城文化”。尽管长安文化在一定的时期内很容易与“京城文化”融为一体，甚至被“京城文化”的光芒所掩盖，因为“十三朝古都”的语境很容易导致二者的混同。
“京城文化”的概念比较清晰，地域小，更绚丽时尚，领风气之先，但根基浅，往往短暂而变化多端(当然，这里也需要把“京城文化”从“国家文化”中剥离出来)。在同样的时空环境下，长安文化为“京城文化”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这一方面说明了长安文化的张力和所能上升的高度，另一方面反映了长安文化形态的丰富多彩，但这些毕竟与长安文化自身的体系结构是两个概念。
从文化的整体性分析，以上文化名称上的“国家”、“京城”等，只是一些相对区别的概念，其定义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而“地域”的文化内涵则显得更清晰、准确，历史的延续性更为持久，也更为“草根”性。这也是长安文化作为基础性地区文化的基本属性之一。
三、长安文化形成的客观条件
文化的形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长安文化不是刻意“打造”出来的。受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制约，文化的形成有其自身非常复杂的规律，是长期的发生、积淀与发展的过程。为什么长安文化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和连绵不断的持续性?这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从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生产方式以及生活环境中去寻找原因，需要和其他文化区的客观环境作比较。归纳起来，长安文化形成的最基本的客观条件有3个方面。
第一，土地问题。长安文化植根于内陆型农耕文化的土壤中，黄土文化的生存条件是规定长安文化的根本要素。这一地区有非常良好的农业耕作条件，位居渭河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国内类似的地方也有，但不是很多，持续性的开发时间也有区别。汉代司马迁记载道:“关中自汗、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禹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那，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墙，殖五谷，地重，重为邪。”“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川。附近的山区还有丰富的资源可资利用，如终南山:“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樟、檀、拓，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仰足也”。而且河网密布，可资利用的水资源非常丰富，满足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日用和农业灌溉的需要。
第二，保证农业耕作秩序的安全和稳定问题。在古代，中国以农业大国闻名，统一与战乱时相交替，保障农业耕作秩序的安全和稳定极为重要，同时也关系到民众的生存以及生存的质量。这一地区不仅土地肥沃，浇灌方便，而且四面环山，有许多台源，为四塞之地，军事上易守难攻，和其他地区相比较有天然的优势。这一地区又名“关中”，自古以来关中四周修建有许多关隘，扼守要冲。东面中条山、蜻山、熊耳山，有函谷关、潼关、武关、临晋关、龙门关，西面六盘山有尧关、旬关、子午关、饶凤关、骆谷关、斜谷关、阳平关，北面黄龙山、子午岭有金锁关、石门关、冉店关、阳峪关，等等，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关隘。另外，在交通水运方面，附近河流众多，设有许多渡口。如黄河上的蒲津渡、风陵渡，渭水上的渭水渡、渭南渡、东渭渡、西渭渡、宝鸡渡，南面还有汉水上的汉中渡、安康渡等，都控制着拱卫关中的水路要冲。以上这些关隘和渡口从陆上和水上全面保证了关中的安全，维护了农耕经济的社会稳定。
第三，地理位置与发达的交通状况促进了长安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交流。文化依靠获取不断的信息创新、获取发展的动力，形成不断的生长点，而创新就必须借鉴其他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在文化信息的交流上，交通问题是制约古代文化交流的关键因素。中国是一个内陆型国家，而关中本身也是一个封闭型的地区，但关中所处地理位置的大环境经常是开放的。
秦和隋的两次大统一促进了长安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交通发展。秦、汉的驰道、栈道连通了全国各地。通西域之后，这里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交通路线一直延伸到南亚、中亚。隋唐时代，潜渠连接渭河、黄河，自成体系。隋朝时:“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憧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唐代交通更为发达，如:“东至宋汁，西至岐，夹路列店肆，待客酒撰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骚驴。南至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显然，依靠这些便利的交通条件，长安地区获取了比其他地区更多的文化信息。 四、长安文化形成的主观基础
在有利的环境条件下，长安文化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动态积淀过程。这个过程与齐鲁、荆楚、巴蜀、岭南等地的文化形成过程迥然有别。
远古时代，关中就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仅从考古发现来看，100万年前，“蓝田人”在这里生活，20万年前，渭河北岸又生活着“大荔人”,2万年前氏族公社时期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已有大量发现，特别是洛、径、溺、沪、橘、沫、皂、漆等河流的两岸。之后，仰韶文化的代表有著名的溺桥半坡遗址和骊山姜寨遗址，龙山文化则有洋西客省庄遗址和西安东郊的米家崖遗址。5000年前，渭河文明有了新的发展，炎黄部落崛起，把渭河文化传向东方。从西周至唐的约1100年间，这一地区连续成为西周、秦、西汉、新莽、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王朝的建都之地。频繁的政治活动和中外商贸活动促进了文化往来，使得这一地区的文化长时间地保持着激扬多彩的活力。
国内外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增强了长安文化的包容性和丰富性。进人封建社会之后，亚洲腹地的社会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社会分工和生产方式都有了各自的进步，长安地区成为中原农耕文化圈在西北的门户，也是西北草原文化东进和南下的人口，这一政治、经济之要地的战略地位，使得各民族争相在这里活动，从而带来了各个民族的文化融合。汉通西域之后，这里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更承担起了将东方文化输往西方并首先审视和接受西方文化的重任。西晋末的“永嘉南渡”，使得鲜卑、匈奴、揭、氏、羌“五胡”南下，又长期处于民族大迁徙、文化大交融的格局中。斑斓多彩的各民族文化在这里激荡、展示，大大增强了长安文化的包容性，也赋予了长安文化开放性的品格。
国际文化的长期交流形成了长安文化博大雄浑的气魄，形成了不同于国内其他地区文化的胸襟与眼界。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和长期处于中国政治中心的有利因素，长安地区成为当时中国对外交往的“窗口”，也是中国最先吸纳、消化和再创造域外文化的地方。例如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为长安地区最先接受，在这里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在这里完成了“中国化”和“化中国”的进程。一方面，长安地区中外高僧云集，寺塔林立，担任了北传佛教译传中心的重任，被称为佛教的“第二故乡”;另一方面，“三武一宗禁佛”的3次激烈冲突都发生在这里，同时说明了域外文化被中国文化改造的曲折经历，也说明了长安文化具有刚性的一面。
五、长安文化的特征
综上所述，和国内其他地域文化相比较，长安文化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特征，这些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5个方面。
第一，原生文化历史悠久，积淀深厚，连绵不断，通常表现出先进性。以这种先进性为基础，成为千余年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支撑点之一，在历史的长河中以一波又一波强烈的冲动为中华文化的繁荣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第二，东方文化基础上的农耕民族文化与草原民族文化汇合状态下的多元结构，是多民族文化的共同体。多种成分并存，有比较强的包容性，既活跃又丰富多彩。
第三，文化的主体性不鲜明。在所谓的中原文化圈里，这里也不处于中心地带，但却带有世界性文化的色彩。这与其他以本地域传统为核心而凝结和升华的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等有明显的区别，很难在文化上归纳出一个完全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主体体系，而是保持着一种百花齐放、此起彼伏的态势。
第四，文化外形多变。虽然是地方文化，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又与国家文化相和谐，有时又以民族文化为特点，有时又流露出京城文化的个性特征，有时又显示出国际文化的色彩。
第五，文化性格开放、活跃，文化态度宽松、宽容，文化形象大气而粗豪，刚毅而散漫。排他性较少，创新性强，富于进取和开拓精神，也显示出较强的凝聚力与反馈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五代之前，以长安地区为代表的西部文化是开放的、活跃的，保守的、故步自封的因素较少，有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特别体现在对异地文化信息的吸收、兼容、改造以及将新的文化信息向外传播上。向外传播的文化信息增强了适应性和融合性，增强了长安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吸收的文化信息越多，传出的文化信息也越多，形成了良性循环。
六、结语
以上是从理论上对长安文化定义和特征进行了简单梳理，仅一家之言而已，实际上还有许多课题需要研究，如长安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定性与定位，长安文化的体系、功能以及具体表现，长安文化的当代形态及其与现代文化的关系等，都需要进行大量深人的研究，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努力。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人类陆地文明发展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长安文化内在的普适性价值无疑值得进一步研究，而且值得继承和发扬。
主要品种有绿茶红茶▲晋代、南北朝茶文化的萌芽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业已形成，不仅帝王、贵族聚敛成风，一般官吏乃至士人皆以夸豪斗富为荣，多效膏梁厚味。在此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养廉”的问题。于是，出现了陆纳、桓温以茶代酒之举。南齐世祖武皇帝是个比较开明的帝王，他不喜游宴，死前下遗诏，说他死后丧礼要尽量节俭，不要以三牲为祭品，只放些干饭、果饼和茶饭便可以。并要“天下贵贱，咸同此制。”在陆纳、桓温、齐武帝那里，饮茶不仅为了提神解渴，它开始产生社会功以有，成为以茶待客、用以祭祀并表示一种精神、情操的手段。饮茶已不完全是以其自然使用使用价值为人所用，而是进入了精神领域。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骚乱，各种文化思想交融碰撞，玄学相当流行。玄学是魏晋时期一种哲学思潮，主要是以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玄学家大都是所谓名士，重视门第、容貌、仪止，爱好虚无玄远的清淡。东晋、喃朝时，江南的富庶使士人得到暂时的满足，终日流连于青山秀水之间，清淡之风继续发展，以致出现许多清淡家。最初有清谈家多酒徒，后来，清谈之风渐渐发展到一般文人。玄学家喜演讲，普通清谈者也喜高谈阔论。酒能使人兴奋，但喝了多了便会举止失措、胡言乱语，有失雅观。而茶则可竟日长饮而始终清醒，令人思路清晰，心态平和。况且，对一般文人来讲，整天与酒肉打交道，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于是，许多玄学家、清谈家从好酒转向好茶。在他们那里，饮茶已经被当作精神现象来对待。随着佛教传入、道教兴起，饮茶已与佛、道教联系起来。在道家看来，茶是帮助炼“内丹”，升清降浊，轻身换骨，修成长生不老之体的好办法；在佛家看来，茶又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物。尽管此时尚未形成完整的宗教饮茶仪式和阐明茶的思想原理，但茶已经脱离作为饮食的物态形式，具有显著的社会、文化功能，中国茶文化初见端倪。黄茶▲唐代茶文化的形成780年陆羽著《茶经》，是唐代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其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茶书、茶诗，有《茶述》、《煎茶水记》、《采茶记》、《十六汤品》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茶有提神益思，生精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茶，在寺院周围植茶树，制定茶礼、设茶堂、选茶头，专呈茶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中国茶道分宫廷茶道、寺院茶礼、文人茶道。▲宋代茶文化的兴盛宋代茶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茶叶文化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千人社”等。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茶之士，在宫庭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赐茶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给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茶文化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徙，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民间斗茶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自元代以后，茶文化进入了曲折发展期。宋人拓展了茶文化的社会层面和文化形式，茶事十分兴旺，但茶艺走向繁复、琐碎、奢侈，失去了唐代茶文化深刻的思想内涵，过于精细的茶艺淹没了茶文化的精神，失去了其高洁深邃的本质。在朝廷、贵族、文人那里，喝茶成了“喝礼儿”、“喝气派”、“玩茶”。绿茶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标志着中华民族全面融合的步伐大大加快。一方面，北方少数民族虽喜欢茶，但主要是出于生活、生理上的需要，从文化上却对品茶煮茗之事举趣不大；另一方面，汉族文化人面对故国破碎，异族压迫，也无心再以茶事表现自己的风流倜傥，而希望通过饮茶表现自己的情操，磨砺自己的意志。这两股不同的思想潮流，在茶文化中契合后，促进了茶艺向简约、返璞归真方向发展。明代中叶以前，汉人有感于前代民族举亡，本趄一开国便国事艰难，于是仍怀砺节之志。茶文化仍承元代势，表现为茶艺简约化，茶文化精糖果与自然契合，以茶表现自己的苦节。▲明、清茶文化的普及此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茶类，茶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徵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茶类的增多，泡茶的技艺有别，茶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到清朝茶叶出口已成一种正式行业，茶书、茶事、茶诗不计其数。乌龙茶▲现代茶文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茶叶从1949的年产7500T发展到1998年的60余万T。茶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为我国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82年，在杭州成立了第一个以宏扬茶文化为宗旨的社会团体--“茶人之家”，1983年湖北成立“陆羽茶文化研究会”，1990年“中国茶人联谊会”在北京成立，1993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在湖洲成立，1991年中国茶叶博物馆在杭州西湖乡正式开放。1998年中国国际和平茶文化交流馆建成。随着茶文化的兴起，各地茶艺馆越办越多。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已开到第五界，吸引了日、韩、美、斯及港台地区纷纷参加。各省各市及主产茶县份份主办“茶叶节”，如福建武夷市的岩茶节、云南的普洱茶节，浙江新昌、泰顺、湖北英山、河南信阳的茶叶节不胜枚举。都以茶为载体，促进全面的经济贸易发展。[编辑本段]茶文化特性历史性 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其历史非常悠久。 武王伐纣，茶叶已作为贡品。原始公社后期，茶叶成为货物交换的物品。战国，茶叶已有一定规模。先秦《诗经》总集有茶的记载。汉朝 ，茶叶成为佛教“坐禅”的专用滋补品。魏晋南北朝，已有饮茶之风 。隋朝，全民普遍饮茶。 唐代，茶业昌盛，茶叶成为“人家不可一日无茶”，出现茶馆、茶宴、茶会，提倡客来敬茶。宋朝、流行斗茶，贡茶和赐茶。清朝，曲艺进入茶馆，茶叶对外贸易发展。茶文化是伴随 商品经济的出现和城市文化的形成而孕育诞生的。历史上的茶文化注重文化意识形态，以雅为主，着重于表现诗词书画、品茗歌舞。茶文化在形成和发展中，融化了儒家思想，道家和释家的哲学色泽，并演变为各民族的礼俗，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化模式。时代性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给茶文化注入 了新的内涵和活力，在这一新时期，茶文化内涵及表现形式正在不断扩大、延伸、创新和发展。新时期茶文化溶进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新闻媒体和市场经济精髓，使茶文化价值功能更加显著、对现代化社会 的作用进一步增强。茶的价值是茶文化核心的意识进一步确立，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新时期茶文化传播方式形式，呈大型化、现代化、社 会化和国际化趋势。其内涵迅速膨胀，影响扩大，为世人瞩目。民族性 各民族酷爱饮茶，茶与民族文化生活相结合，形成各自 民族特色的茶礼、茶艺、饮茶习俗及喜庆婚礼，以民族茶饮方式为基础，经艺术加工和锤炼而形成的各民族茶艺，更富有生活性和文化性 ，表现出饮茶的多样性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情趣。藏族、土家族、佤族 、拉祜族、纳西族、哈萨克族、锡伯族、保安族、阿昌族、布朗族、 德昂族、基诺族、撒拉族、白族、肯米族和裕固族等茶与喜庆婚礼， 也充分展示茶文化的民族性。地区性 名茶、名山、名水、名人、名胜、孕育出各具特色的地 区茶文化。我国地区广阔，茶类花色繁多，饮茶习俗各异，加之各地 历史、文化、生活及经济差异，形成各具地方特色的茶文化。在经济 、文化中心的大城市，以其独特的自身优势和丰富的内涵，也形成独 具特色的都市茶文化。上海自1994年起，已连续举办四届国际茶文化 节，显示出都市茶文化的特点与魅力。国际性 古老的中国传统茶文化同各国的历史、文化、经济及人 文相结合，演变成英国茶文化、日本茶文化、韩国茶文化、俄罗斯茶 文化及摩洛哥茶文化等。在英国，饮茶成为生活一部分，是英国人表 现绅士风格的一种礼仪，也是英国女王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程序和重大 社会活动中必需的仪程。日本茶道源于中国。日本茶道具有浓郁的日 本民族风情，并形成独特的茶道体系、流派和礼仪。韩国人认为茶文化是韩国民族文化的根，每年5月24日为全国茶日。中国茶文化是各国 茶文化的摇篮。茶人不分国界、种族和信仰，茶文化可以把全世界茶 人联合起来，切磋茶艺，学术交流和经贸洽谈。中国茶的历史及其发展，不仅仅是形成简单的一种饮食文化的过程，而同样映射出一个具有上下五千年历史的民族的精神特质。 [编辑本段]1、绿茶常识篇绿茶做为中国的主要茶类，全国年产10万吨茶叶，产量位居六大初制茶之首。中国生产绿茶的范围极为广泛，山东、浙江、河南、安徽、江西、江苏、四川、湖南、湖北、广西、福建、贵州为我国的绿茶主产省份。绿茶是未经发酵的，中国产量最多，饮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茶.它的特点是汤清叶绿。绿茶据传发源于湖北省赤壁市。相传元朝末年，朱洪武率领农民起义，羊楼洞茶农从军奔赴新(疆)蒙(古)边城。他们在军中见有人饭后腹痛，便将带去的蒲圻绿茶给病者服用。服后，患者相继病愈。这件事被朱洪武得知，他记在了心里。当了皇帝后，朱洪武和宰相刘基到蒲圻找寻隐士刘天德，恰遇在此种茶的刘天德长子刘玄一。刘玄一请朱皇帝赐名。朱洪武见茶叶翠绿，形似松峰，香味俱佳，遂赐名“松峰茶”，又将长有茶叶的高山，命名为松峰山。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太祖朱元璋因常饮羊楼松峰茶成习惯，遂诏告天下：“罢造龙团，唯采茶芽以进。”因此，刘玄一成为天下第一个做绿茶的人，朱元璋成为天下第一个推广绿茶的人，羊楼洞成为天下最早做绿茶的地方。市场上常见有，日照绿茶，西湖龙井，峨眉雪芽，黄山毛峰，洞庭碧螺春，庐山云雾茶，汉家刘氏茶，信阳毛尖，竹叶青茶，六安瓜片，顾渚紫笋，江山绿牡丹，太平猴魁，慧明茶，老竹大方，恩施玉露，蒙顶甘露，剑春茶，休宁松梦等等，都属于绿茶类。绿茶是将采摘来的鲜叶先经高温杀青，杀灭了各种氧化酶，保持茶叶绿色，然后经揉捻、干燥而制成，清汤绿叶是绿茶品质的共同特点。[编辑本段]2、绿茶品种篇绿茶的特性，较多的保留了鲜叶内的天然物质。其中茶多酚、咖啡碱保留鲜叶的85％以上，叶绿素保留50％左右，维生素损失也较少，从而形成了绿茶"清汤绿叶，滋味收敛性强"的特点。最新科学研究结果表明，绿茶中保留的天然物质成分，对防衰老、防癌、抗癌、杀菌、消炎等均有特殊效果，为其他茶类所不及。中国绿茶中，名品最多，不但香高味长，品质优异，且造型独特，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绿茶按其干燥和杀青方法的不同，一般分为炒青、烘青、晒青和蒸青绿茶。炒青绿茶：由于在干燥过程中受到机械或手工操力的作用不同，成茶形成了长条形、圆珠形、扇平形、针形、螺形等不同的形状，故又分为长炒青、圆炒青、扁炒青等等。长炒青精制后称眉茶，成品的花色有珍眉、贡熙、雨茶、针眉、秀眉等，各具不同的品质特征。如珍眉：条索细紧挺直或其形如仕女之秀眉，色泽绿润起霜，香气高鲜，滋味浓爽，汤色、叶底绿微黄明亮；贡熙：是长炒青中的圆形茶，精制后称贡熙。外形颗粒近似珠茶，圆结匀整，不含碎茶，色泽绿匀，香气纯正，滋味尚浓，汤色黄绿，叶底尚嫩匀；雨茶：原系由珠茶中分离出来的长形茶，现在雨茶大部分从眉茶中获取，外形条索细短、尚紧，色泽绿匀，香气纯正，滋味尚浓，汤色黄绿，叶底尚嫩匀；圆炒青：外形颗粒圆紧，因产地和采制方法不同，又分为平炒青、泉岗辉白和涌溪火青等。平炒青：产于浙江嵊县、新昌、上虞等县。因历史上毛茶集中绍兴平水镇精制和集散，成品茶外形细圆紧结似珍珠，故称"平水珠茶"或称平绿，毛茶则称平炒青；扁炒青：因产地和制法不同，主要分为龙井、旗枪、大方三种。龙井：产于杭州市西湖区，又称西湖龙井。鲜叶采摘细嫩，要求芽叶均匀成朵，高级龙井做工特别精细，具有"色绿、香郁、味甘、形美"的品质特征。旗枪：产于杭州龙井茶区四周及毗邻的余杭、富阳、萧山等县。大方：产于安徽省歙县和浙江临安、淳安毗邻地区，以歙县老竹大方最为著名。在炒青绿茶中，因其制茶方法不同，又有称为特种炒青绿茶，为了保持叶形完整，最后工序常进行烘干。其茶品有洞庭碧螺春、南京雨花茶、汉家刘氏茶、金奖惠明、高桥银峰、韶山韶峰、安化松针、古丈毛尖、江华毛尖、大庸毛尖、信阳毛尖、桂平西山茶、庐山云雾等等。在此只简述二品，如洞庭碧螺春：产于江苏吴县太湖的洞庭山，以碧螺峰的品质最佳。外形条索纤细、匀整，卷曲似螺，白毫显露，色泽银绿隐翠光润；内质清香持久，汤色嫩绿清澈，滋味清鲜回甜，叶底幼嫩柔匀明亮。金奖惠明：产于浙江云和县。曾于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金质奖章而得名，外形条索细紧匀整，苗秀有峰毫，色泽绿润；内质香亮而持久，有花果香，汤色清澈明亮，滋味甘醇爽口，叶底嫩绿明亮。烘青绿茶：是用烘笼进行烘干的。烘青毛茶经再加工精制后大部分作熏制花茶的茶坯，香气一般不及炒青高，少数烘青名茶品质特优。以其外形亦可分为条形茶、尖形茶、片形茶、针形茶等。条形烘青，全要主要产茶区都有生产；尖形、片形茶主要产于安徽、浙江等省市。其中特种烘青，主要有黄山毛峰、太平猴魁、汀溪兰香、六安瓜片、敬亭绿雪、天山绿茶、顾渚紫笋、江山绿牡丹、峨眉毛峰、金水翠峰、峡州碧峰、南糯白毫等。如黄山毛峰：产于安徽歙县黄山。外形细嫩稍卷曲，芽肥壮、匀整，有锋毫，形似"雀舌"，色泽金黄油润，俗称象牙色，香气清鲜高长，汤色杏黄清澈明亮，滋味醇厚鲜爽回甘，叶底芽叶成朵，厚实鲜艳。晒青绿茶：是用日光进行晒干的。主要分布在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有少量生产。晒青绿茶以云南大叶种的品质最好，称为"滇青"；其他如川青、黔青、桂青、鄂青等品质各有千秋，但不及滇青。蒸青绿茶：以蒸汽杀青是我国古代的杀青方法。唐朝时传至日本，相沿至今；而我国则自明代起即改为锅炒杀青。蒸青是利用蒸汽量来破坏鲜叶中酶活性，形成干茶色泽深绿，茶汤浅绿和茶底青绿的"三绿"的品质特征，但香气较闷带青气，涩味也较重，不及锅炒杀青绿茶那样鲜爽。由于对外贸易的需要，我国从80年代中期以来，也生产少量蒸青绿茶。主要品种有恩施玉露，产于湖北恩施；中国煎茶，产于浙江、福建和安徽三省。绿茶是历史最早的茶类。古代人类采集野生茶树芽叶晒干收藏，可以看作是广义上的绿茶加工的开始，距今至少有三千多年。但真正意义上的绿茶加工，是从公元8世纪发明蒸青制法开始，到12世纪又发明炒青制法，绿茶加工技术已比较成熟，一直沿用至今，并不断完善。绿茶为我国产量最大的茶类，产区分布于各产茶省、市、自治区。其中以浙江、安徽、江西三省产量最高，质量最优，是我国绿茶生产的主要基地。在国际市场上，我国绿茶占国际贸易量的70％以上，销区遍及北非、西非各国及法、美、阿富汗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市场上绿茶销量占内销总量的1/3以上。同时，绿茶又是生产花茶的主要原料。[编辑本段]3、绿茶精品篇龙井是中国极品名茶，产于浙江杭州，是绿茶中绝品。因其产地与炒制技术的不同，可分为狮、龙、云、虎四个系，今天已经归并为狮、龙、梅三大品类，其狮峰最为珍贵，采于谷雨前更佳，成品以色翠、香味浓郁、味甘、形美四绝而着称于世，有“国茶”之称。黄山毛峰产于安徽黄山风景区，是历史名茶。特级黄山毛峰产于桃花峰的桃花溪两岸的云谷寺、松谷庵、吊桥庵、慈光阁以及海拔1200米的半山寺周围。黄山毛峰芽叶肥壮匀齐，白毫显露，形如雀舌，成茶色泽嫩绿微黄，泛象牙色，鱼叶金黄，香郁味醇，回味甘甜，耐冲泡。品质主要特征：外形略卷匀直显露，色泽翠绿微黄油润，香气高而持久，滋味鲜爽回甘，汤色清澈，叶底嫩绿明亮。汉家刘氏茶属于绿茶类。产于湖北省谷城县。20世纪80年代创制的汉家刘氏代表茶，外形扁直平整翠绿悦目，内质香高持久，滋味鲜醇回甘。云雾毛尖茶产于湖北省随州市云峰山茶场，该茶的特点是：条索紧秀，圆润弯曲显毫，色泽绿润，汤色嫩绿明亮，栗香持久，滋味鲜醇回甘，叶底嫩绿明亮。各类绿茶名：西湖龙井；惠明茶；洞庭碧螺春；顾渚紫茶；午子仙毫；黄山毛峰；信阳毛尖；云雾毛尖；曾侯银剑；大悟绿茶；平水珠茶；宝洪茶；上饶白眉；径山茶；峨眉竹叶青；汉家刘氏茶；南安石亭绿；仰天雪绿；蒙顶茶；涌溪火青；仙人掌茶；天山绿茶；永川秀芽；休宁松萝；恩施玉露；都匀毛尖；鸠坑毛尖；桂平西山茶；老竹大方；泉岗辉白；眉茶；安吉白片；南京雨花茶；敬亭绿雪；天尊贡芽；滩茶；双龙银针；太平猴魁；源茗茶；峡州碧峰；秦巴雾毫；开化龙顶；庐山云雾；安化松针；日铸雪芽；紫阳毛尖；江山绿牡丹；六安瓜片；高桥银峰；云峰与蟠毫；汉水银梭；云南白毫；遵义毛峰；九华毛峰；五盖山米茶；井岗翠绿；韶峰；古劳茶；舒城兰花；州碧云；小布岩茶；华顶云雾；南山白毛芽；天柱剑毫；黄竹白毫；麻姑茶；车云山毛尖；桂林毛尖；建德苞茶；瑞州黄檗茶；双桥毛尖；覃塘毛尖；东湖银毫；江华毛尖；龙舞茶；龟山岩绿；无锡毫茶；桂东玲珑茶；天目青顶；新江羽绒茶；金水翠峰；金坛雀舌；古丈毛尖；双井绿；周打铁茶；文君嫩绿；前峰雪莲；狮口银芽；雁荡毛峰；九龙茶；峨眉毛峰；南山寿眉；湘波绿；晒青；山岩翠绿；蒙顶甘露；瑞草魁；河西圆茶；普陀佛茶；雪峰毛尖；青城雪芽；宝顶绿茶；隆中茶；松阳银猴；龙岩斜背茶；梅龙茶；兰溪毛峰；官庄毛尖；云海白毫；莲心茶；金山翠芽；峨蕊；牛抵茶；化佛茶；贵定云雾茶；天池茗毫；通天岩茶；凌云白茶；蒸青煎茶；云林茶；盘安云峰；绿春玛玉茶；东白春芽；太白顶芽；千岛玉叶；清溪玉芽；攒林茶；仙居碧绿；七境堂绿茶；南岳云雾茶；大关翠华茶；湄江翠片；翠螺；窝坑茶；余姚瀑布茶；苍山雪绿；象棋云雾；花果山云雾茶；水仙茸勾茶；遂昌银猴；墨江云针, 日照北纬35度绿茶。 绿茶，又称不发酵茶。以适宜茶树新梢为原料，经杀青、揉捻、干燥等典型工艺过程制成的茶叶。其干茶色泽和冲泡后的茶汤、叶底以绿色为主调，故名。中国绿茶中，名品最多，不但香高味长，品质优异，且造型独特，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绿茶按其干燥和杀青方法的不同，一般分为炒青、烘青、晒青和蒸青绿茶。炒青绿茶：由于在干燥过程中受到机械或手工操力的作用不同，成茶形成了长条形、圆珠形、扇平形、针形、螺形等不同的形状，故又分为长炒青、圆炒青、扁炒青等等。长炒青精制后称眉茶，成品的花色有珍眉、贡熙、雨茶、针眉、秀眉等，各具不同的品质特征。如珍眉：条索细紧挺直或其形如仕女之秀眉，色泽绿润起霜，香气高鲜，滋味浓爽，汤色、叶底绿微黄明亮；贡熙：是长炒青中的圆形茶，精制后称贡熙。外形颗粒近似珠茶，圆结匀整，不含碎茶，色泽绿匀，香气纯正，滋味尚浓，汤色黄绿，叶底尚嫩匀；雨茶：原系由珠茶中分离出来的长形茶，现在雨茶大部分从眉茶中获取，外形条索细短、尚紧，色泽绿匀，香气纯正，滋味尚浓，汤色黄绿，叶底尚嫩匀；圆炒青：外形颗粒圆紧，因产地和采制方法不同，又分为平炒青、泉岗辉白和涌溪火青等。平炒青：产于浙江嵊县、新昌、上虞等县。因历史上毛茶集中绍兴平水镇精制和集散，成品茶外形细圆紧结似珍珠，故称"平水珠茶"或称平绿，毛茶则称平炒青；扁炒青：因产地和制法不同，主要分为龙井、旗枪、大方三种。龙井：产于杭州市西湖区，又称西湖龙井。鲜叶采摘细嫩，要求芽叶均匀成朵，高级龙井做工特别精细，具有"色绿、香郁、味甘、形美"的品质特征。旗枪：产于杭州龙井茶区四周及毗邻的余杭、富阳、肖山等县。大方：产于安徽省歙县和浙江临安、淳安毗邻地区，以歙县老竹大方最为著名。在炒青绿茶中，因其制茶方法不同，又有称为特种炒青绿茶，为了保持叶形完整，最后工序常进行烘干。其茶品有洞庭碧螺春、南京雨花茶、金奖惠明、高桥银峰、韶山韶峰、安化松针、古丈毛尖、江华毛尖、大庸毛尖、信阳毛尖、桂平西山茶、庐山云雾等等。在此只简述二品，如洞庭碧螺春：产于江苏吴县太湖的洞庭山，以碧螺峰的品质最佳。外形条索纤细、匀整，卷曲似螺，白毫显露，色泽银绿隐翠光润；内质清香持久，汤色嫩绿清澈，滋味清鲜回甜，叶底幼嫩柔匀明亮。金奖惠明：产于浙江云和县。曾于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金质奖章而得名，外形条索细紧匀整，苗秀有峰毫，色泽绿润；内质香亮而持久，有花果香，汤色清澈明亮，滋味甘醇爽口，叶底嫩绿明亮。
人物简介陈椽，又名陈愧三。1908年3月8日出身于福建省惠安县崇武镇的一个小商人家庭。幼年时期，他父亲常常向他讲述戚继光、郑成功、林则徐的故事，灌输爱国主义思想，鼓励他长大后要像这些民族英雄那样为国家干一番事业。1934年，26岁的陈椽从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毕业后，先后在茶场、茶厂、茶叶检验和茶叶贸易机构工作。他既看到了茶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也看到了当时中国茶叶科学的落后。于是下定决心献身茶业教育事业。在他任浙江茶叶检验处主任时，就开始着手收集茶叶科学的有关资料，建立了茶叶检验实施办法和一套完整的表格。1940年，他拒绝了堂兄弟为他谋得群商组织的如达公司董事长的聘请，毅然赴浙江英士大学农学院任教，专心致志地开始研究茶学。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到处狂轰滥炸，英士大学数迁校址，教学与生活都十分艰难。但在教学中，他照旧认真备课、讲课，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鼓励学生为发展祖国的茶叶科学而努力学习。没有教材，他就深入茶场、茶厂搜集资料，编著了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高校茶学教材《茶作学讲义》。这本教材包括茶业通论、茶树栽培、茶叶制造、茶叶检验等方面的内容，从而被晋升为副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受聘到复旦大学任教，继续为创立茶业教育体系而努力。先后编著了《茶叶制造学》、《制茶管理》、《茶叶检验》、《茶树栽培学》等4部教材，以满足教学的需要。在教学的同时，他还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不断充实教学内容。编辑本段生平对茶叶锲而不舍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茶业教育和科研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从此更激发了他的工作热情。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他自愿要求到工作、生活条件较艰苦而盛产茶叶的安徽工作，担任安徽农学院副教授兼茶业系主任，亲自抓教学大纲的制定、课程的设置和生产实习基地的建设，为该系的创办、教学科研逐步走上正轨化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1957年晋升为教授。这期间他还致力于提高《制茶学》的教学水平，两次主编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材《制茶学》以及《茶叶检验学》，出版了《茶树栽培技术》、《安徽茶经》和《炒青绿茶》等专著，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离开教学、科研岗位后，也从未中断过写作。他结合自己的教学和实践经验，将平时收集的资料加以整理，写成了《制茶全书》，分“总论”、“绿茶”、“黄茶和黑茶”、“白茶和青茶（俗称乌龙茶）”、“红茶”等5个分册，共100多万字。 “文化大革命”后，他又回到了教学、科研第一线，这时虽已年高体衰，但精神更加焕发，他说：“我好像严冬下的一棵‘老茶树’，春天来了，我这棵‘老茶树’又重新抽枝发芽了。”1977年，他虽然肌膜炎复发，不能走路，但还是忍着疼痛，夜以继日地在病榻上撰写了《茶业通史》、《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史》、《茶与医药》3部共100多万字的巨著，向全国科学大会献礼，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对党和人民的赤诚之心。同时，他还向国务院提出了茶业教育事业发展的设想，1978年，建议并参与在安徽农学院茶业系创办全国第一个机械制茶专业。1978年9月，他不顾自己年迈体弱，不畏路途遥远，带领9所院校茶叶专业的教师深入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茶区，历时1个多月，搜集有关茶叶生产的科研资料，以充实《制茶学》内容，按时完成了教育部、农业部交给的高等农业院校统编教材《制茶学》的主编任务。之后，他又编著《制茶技术理论》，作为研究生必修课的教材，主编《中国名茶选集》，作为制茶学的补充教材。正如他的学生们所说：“陈老师的一生是著书的一生，也是育人的一生。”在完成上述教材后，他又着手编写茶业经济专业的教材，主编了《茶叶商品学》，受农业部乡镇企业管理局委托编写了《茶业经营管理学》，还编写了《茶药学》、《茶叶市场学》、《茶叶贸易学》，这些教材有的已经出版，有的即将出版。他说：“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还想完成茶业经济专业的最后一本教材《茶业经济学》，这样就初步建立了完整的中国茶业教育体系和各专业的主要教材。”他就是这样锲而不舍地追求，废寝忘食地工作。他说：“毛主席有两句话我印象最深刻：外国人有的我们要有，外国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一生要为此奋斗，建设外国人没有的茶业教育体系。” 几十年来，陈椽在教学的同时从未间断过茶叶科学的研究工作。早在40年代，他就在制茶技术、茶叶化学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研究，特别是在茶叶“发酵”的理论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提出了制茶的变色学说，论证了制茶变色的原理和色变的机制与实质。证明制茶过程的变化主要是多酚类化合物在一定条件下的氧化变化，从而形成了各类茶的品质，产生了茶叶的各种色泽。1951年，前苏联科学院院长奥巴林院士来我国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特意来复旦大学茶叶专修科参观访问，向陈椽询问黄茶的制作方法，陈椽把他在茶叶化学研究方面的大部分内容提纲式地写在黑板上，这位院长看了之后发现自己的假说“茶叶发酵与呼吸有联系”是错误的。回国之后，即在杂志上发表文章，高度赞扬陈椽在茶叶科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文中写道：“谁说中国人不研究茶叶，复旦大学陈椽教授不是在卓有成效地研究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茶叶研究受到重视，条件也好多了，陈椽更集中全部精力潜心于茶业教学和科研，不断实验，不断总结，昼夜伏案地撰写专著和论文，到1990年8月止，共发表189（部）篇共1000多万字的论文和著作，为中国茶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 80年代以来，国外许多学者都慕名前来或写信向陈椽求教。日本丰茗会理事长松下智专程来合肥拜会陈椽，向他求教制茶起源、饮茶起源等问题。1987年2月，日本研究黑茶专家将积祝子教授也从日本来到合肥参加庆贺陈椽80寿辰大会。她在祝词中说：“陈椽先生是我的导师，他像慈父一样，对我循循善诱，进行了多方面的指导。我是一个尚未成熟的研究者，研究还刚开始，主要从事日本黑茶的研究，今后还想继续在陈椽先生的指导下，从各个角度深入开展研究……。”1987年10月，英国皇家农业中心邀请陈椽参加皇家国际农业展览会，他虽然因年老不便远行，但他的几部著作在展览会上展出后，同样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此外，他又为在北京召开的由北京市政府、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烹饪协会、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和北京饮食文化国际研讨会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饮食文化国际研讨会”撰写了《茶树起源及其原种》和《十二论茶文化大观》两篇论文。所有这些活动均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茶叶文化和学术的交流。为国家培养了几代茶学科技人才陈椽自1940年登上大学讲坛至今，已经有50个春秋了，目前，他仍以80多岁的高龄风雨无阻的亲自到教室给学生讲课，在黑板前一站就是两个钟头，大家都为他这种对教育事业火样般的热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所感动。 他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几十年来一丝不苟地对待每一堂课，有时遇到出席重要会议，会议结束后他总是及时地把课补上。他常把学生请到家中，听取他们对教学的意见，以提高教学质量。他说：“教学、科研是我们大学教师的首要任务，为四化培养人才不提高教学质量是不行的。”《茶叶商品学》从原来的8章增加到14章，就是在接受学生意见的基础上而增补改写的。 陈椽善于改革教学方法，积极推行启发式教育。他要求学生在上课前要预习3次，第一次阅读全章的内容；第二次找出全章的问题；第三次用红笔画出难题，然后思考问题自己解决，如有困难先在同学间切磋，不能解决的问题在上课时请教老师。全国制茶助教进修班和研究生班都是采取的这种教学方法。在每章学习结束后，要求大家写出读书报告。这样做不仅较全面地复习总结了本章的主要内容，而且还锻炼了大家书面语言的表达能力。同学提交的章节论文短的一二千字，长的1万多字，他都认真批阅。有的还当面和学生交换意见，或指出不足之处，或表扬学生的独立见解。他还常常亲自指导学生的制茶实习，言传身教，耐心细致地讲解制茶原理，亲自指导操作技术，有时为了制好一种茶，要连续操作到深夜，连饭都顾不上吃。 他在教书的同时还重视育人，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他说：“过去那种教书不教人的教育方法害死人，必须彻底改革，我们要培养出合格的高级科学技术人才，教书就得教人。”由于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同学热情帮助，体贴关心，所以经常有不少学生登门求教。他从不以来访者、来函者身份的高低、年龄的大小而区别对待。有求必应，来者不拒，这是他待人的准则。他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1989年获全国高等院校教学成果二等奖。 半个多世纪以来，陈椽为国家培养了几代茶学科技人才。除了2年制的专科生和4年制的本科生外，1980年恢复研究生制度后，又先后招收了制茶、茶机、茶叶检验、茶史、茶叶贸易、茶叶市场学等方面的硕士研究生13名。为了加速高校的师资培养，1986年开办了全国制茶助教进修班，亲自编写教材并讲授《制茶技术理论》课程。并多次配合农业部、商业部等单位举办全国性制茶技术训练班，以及通过下场、下乡举办短期学习班等方式，培训基层技术力量。通过上述多层次的教学方式，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高、中级人才，他的学生中不乏教授、专家及茶叶部门的业务骨干。论证中国云南是茶树原产地20世纪40年代，英、美、日、印度等国某些学者提出“茶树原产地是在印度阿萨姆，中国茶树是从那里传来的”，并说：“中国茶的起源据可靠史料，约在公元350年”，还说：“绿茶含有大量鞣酸，绿茶会把肠胃鞣坏”等等。面对这样严峻的挑战，陈椽在长期分析研究我国茶业发展历史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多方查阅国内外有关茶业发展的史料，经过周密考证，以大量事实进一步证实了茶树的原产地在中国云南，1979年撰写了《中国云南是茶树原产地》一文。该论文发表后，日本茶叶专业杂志很快转载了这篇论文，汉英法农业词典编辑委员会也以此为据，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一年之后，陈椽又撰写了《再论茶树原产地》一文，批评了二元论和“非中心”论者的观点。日本名城大学农学部研究茶树起源的专家桥本实来信表示支持陈椽关于茶树原产地的一元论。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对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确立科学的茶叶分类法日本人古在油泽于1980年在研究制茶绿变红时提出“微生物发酵说”，认为茶叶变红是微生物作用，与工作上一般的发酵相同。之后，又由此演变为全发酵茶、半发酵茶和不发酵茶的茶叶分类法。这种分类法以共性掩盖个性，氧化作用与呼吸作用混淆不清，是非科学的。陈椽积数十年教学和科研经验，1979年撰写了《茶叶分类理论与实践》一文，以茶叶变色理论为基础，提出了新的分类法，系统地把茶叶分为绿茶、黄茶、黑茶、白茶、青茶和红茶六大茶类。这种新的分类法，既体现了茶叶制法的系统性，又体现了茶叶品质的．系统性，以上六类茶类的排列次序，实际上就是各类茶叶叶绿素破坏程度及黄烷醇类变化程度的顺序，因此也体现了茶叶主要内含物变化的系统性。这一科学分类法的建立与应用，不仅对我国的茶叶教育、科研及生产流通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迅速传播到国外，得到了国外学者的高度评价。该论文由法国植物学研究中心梅塔耶（Georges Metailie）博士推荐给他的导师——英国剑桥大学世界著名生物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而李约瑟博士请东方历史科学图书馆馆长米开尔?萨尔特（Michael Salt）翻译为英文，并发表在法国植物生物史专刊（Journal d' Agriculture Traditionnelle et de Botanique Appliquee）上，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日本来函邀请陈椽赴日参加《茶的起源》和《茶叶分类》讨论会及讲学，1984年和1986年，陈椽的名字和简历被英国伦敦皇家朗曼（Longman）集团名人出版中心分别列入《世界农业科技名人录》和《世界科学家亚洲分册》；1988年被印度收编入《世界名人传记》一书中。完成国内外第一部茶史专著《茶业通史》中国茶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历代群书都有零星记载，但研究茶史，则茫无边际。1982年，国家有关部门为了满足我国茶叶生产和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需要，把撰写世界上第一部《茶业通史》的任务交给了他。为了写好这部著作，他谢绝了赴国外讲学的邀请，集中全力，伏案写作。这部44万字的巨著运用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有关史料，阐明了茶的起源、茶叶生产的演变、制茶技术的发展与传播、中外茶学、茶与医药、茶与文化、茶叶经济政策、茶叶对外贸易、中国茶叶今昔等，共15章48个专题。该书的出版不仅获得了国内茶叶工作者的高度评价，也得到了国际友人的好评。日本茶叶团体丰茗会在每月聚会时，都要逐段逐句地学习这部著作；法国梅塔耶博士还把《茶业通史》节译为法文。这部著作的出版对推动茶叶科学的进步，促进我国茶叶生产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我国茶叶科学文库中的重要文献。该书于2008年9月陈椽先生百年诞辰之际由安徽农业大学茶与食品科技学院修订再版。为发展茶叶事业献计献策陈椽身在茶业教育战线，心怀祖国茶叶事业，时时刻刻关心着全国茶叶生产的发展，他经常利用参加会议的机会和其他各种渠道向国务院、农业部、商业部、外贸部、安徽省政府就如何发展我国和安徽的茶叶生产提建议，他还通过由他主编的《中国茶讯》、《茶业通报》等专业刊物以及《人民日报》、《安徽日报》等，先后发表文章数十篇，为发展茶叶生产献计献策。如1958年发表了《解放后中国茶叶工业的成就及今后的发展方向》，1965年发表了《乘大好形势，努力发展茶叶生产》，1979年《我国茶叶生产发展的形势》，1980年《向茶业现代化进军——管理体制必须彻底改革》，1983年《茶叶商品产销脱节必须研究解决》，1984年《国际茶叶市场动态与华茶推销对策》、《世界茶叶市场预测》，1987年《开发名茶生产与茶业发展》、《走向农村，科技下乡是山区扶贫致富必由之路》等文章，就各个时期我国茶业生产的形势，国际市场的变化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对茶叶生产的发展起到了指导作用。 他始终强调茶叶科研必须与生产实际相结合，1972年他亲自到福州茶厂参加全国协作的国家课题《茉莉花茶隔离窨制新技术研究》，撰写了《茉莉花茶生产技术革新试验研究》和《茉莉花理化性质》等论文。1988年，他带领研究生到安徽军天湖茶厂试验研究茶叶揉捻机棱骨的特性及最佳设计组合。1981年以来，在他的主持下，组织了全国茶业教育、科研、生产等有关单位专家、科技工作者共64人，通过四年的调查研究、资料搜集、制作样品、测定成分和感观审评，于1985年撰写完成了《中国名茶选集》，这对推动我国名茶生产，提高茶叶经济效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他每年约有1／3的时间深入茶区山村，送科技下乡，指导茶叶生产，改进制茶技术，带头创制名茶。1984～1986年，曾3次冒着酷暑赴陕西省茶区指导、讲学、帮助创制“秦巴雾毫”、“午子仙毫”、“汉水银梭”等名茶，使陕西的茶叶生产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制茶品质有明显提高，制茶技术大有进步。他多次到安徽省的宁国、潜山、太湖、金寨、霍山、宣城、芜湖、贵池、东至、含山、旌德、六安、青阳、九华山等茶区指导制茶，使许多失传的名茶，如天华谷尖（南阳谷尖）等得到再生，又创制了“天山真香”、“齐山翠眉”、“黄花云尖”等一批名茶，提高了茶叶生产的经济效益，增加了茶农的收入，使许多贫困地区走上致富之路，为此他曾两次获安徽省政府扶贫先进个人奖。 陈椽为茶叶事业呕心沥血50多载，他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对人民所作出的贡献得到了人们的尊重和敬慕。《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全国十几家报刊都先后多次报道了他的事迹。但他仍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就，他说：“我虽然年已耄耋，风烛残年，但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表示决心将余热全部献给我国的茶叶事业。 1908年3月8日出生于福建省惠安县。 11935年任浙江省第四区农场技术员。 1936年任浙江省鄞县农场技士兼代主任。 1937年任福建省集美农业学校教员、教务主任、代理校长、农场主任。 1938年任浙江农业改进所茶叶检验处主任，兼浙江省油茶丝棉管理处宁波办事处主任。 1939年任福建茶业管理局技正，福州办事处代主任兼福建省贸易公司茶叶部襄理。 1940年任福建示范茶厂技师兼政和制茶厂主任。 1940—1945年任浙江英士大学农学院讲师、副教授。 1946—1952年任上海复旦大学茶叶专修科副教授、科主任。 1952—1991年历任安徽大学农学院副教授、茶叶专修科主任，安徽农学院副教授、教授，茶业系主任，安徽农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6—1984年任安徽省茶业学会理事长，1984年以后任该会名誉理事长。 1964—1984年任中国茶叶学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会主任， 1984年后任名誉理事。 1977—1984年任中国农学会委员、理事，中国农学会安徽省分会常务理事，1984年后任荣誉理事。 1999年仙逝。编辑本段主要论著1陈椽．茶作学讲义．杭州：国立浙江英士大学农学院，1942． 2陈椽．茶树栽培学．上海：新农出版社，1948． 3陈椽．茶叶制造学与制茶管理．上海：新农出版社，1949（第一、二册），1950（第三册和制茶管理）． 4陈椽．茶叶检验学．上海：新农出版社，1951． 5陈椽．安徽茶经．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60（第一版），1984（补充再版）． 6陈椽主编．茶叶检验学．北京：农业出版社，1961． 7陈椽主编．制茶学（全国高等农业院校试用教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61．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6，2版． 8陈椽．制茶发酵的概念与实质．中国农业科学，1963（10）． 9陈椽．评茶始用于何时．茶叶科技（四川），1979（2）． 10陈椽．红茶在先青茶在后．茶叶通讯（贵州），1979（2）． 11陈椽．制茶变化的实质．茶叶通讯（湖南），1979（2），（3）：29—34． 12陈椽．茶叶分类的理论与实践．茶叶通报，1979（1，2合刊），英国东方历史科学图书馆馆长译为英文． 13陈椽，陈震古．中国云南是茶树原产地．中国农业科学，1979（1）． 14陈椽主编．制茶学（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材）．北京：农业出版社，1979，1988（2版） 15陈椽．制茶萎凋理论与实践．茶业通报，1981（2）． 16陈椽．红茶的变色原理．茶叶科技（四川），1982（3）． 17陈椽．神农本草研究．茶业通报，1982（6），1983（1）． 18陈椽．杨晓华．世界茶叶市场预测——产销两旺．茶业通报，1984（2）． 19陈椽．茶业通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 20陈椽．制茶技术理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21陈椽主编．中国名茶选集．合肥．安徽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安徽农学院科研处，1985． 22陈椽．日本皋芦种似安溪佛手种．茶业通报，1985（1）． 23陈椽．茶业技术史与发展．中国发展，中国农业博物馆开馆纪念特刊，1986． 24陈椽．茶药学．芜湖：展望出版社，1987． 25陈椽．陆羽研究会编，茶经论稿序言．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26陈椽，岳鹏翔．制茶机械发展史．茶机设计与研究，1989（2）． 27陈椽．茶叶市场迫切需要管理．茶报（上海），1989（4）． 28陈椽．十讲茶与中国文化发展．茶业通报，1989（4）． 29陈椽主编．茶叶商品学．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0． 30陈椽．茶业经营体制要根本改革——组织乡镇联营股份公司．茶业通报，1991（1） 北京农业大学学友乡镇企业经营管理研究会，学友通讯，1991（1）． 31陈椽．茶叶贸易学．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 陈椽教授与王泽农教授分别是茶叶人文派和生化派主要代表,人文派讲究茶叶和中国文化紧密相连,而生化派从生物化学的角度将茶叶仅仅当作一个植物去研究。事实证明生化派是导致茶叶在社会生活中饮料市场失去主导地位的主要原因。所以现在的安徽农业大学更加重视陈椽教授的一系列理论。
1、儒家：孔子（春秋中期）《春秋》（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私人编著的通史）（五经之一）、曾子（春秋后期）《大学》（四书之一）、子思（战国前期）《中庸》（四书之一）、孟子（战国中期）《孟子》（四书之一）、荀子（战国后期）《荀子》 2、道家：老子（春秋前期或春秋中期）《道德经（老子）》、庄子（战国中期）《庄子（南华经）》 3、法家：申不害（战国中期）《申子》（大多散佚）、韩非（战国晚期）《韩非子》 4、墨家：墨子（春秋中后期—战国前期）《墨子》 先秦时期其他一些经典作品： 《论语》：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根据孔子的言行编纂的儒家经典。（四书之一） 《国语》：传为左丘明所著。 《春秋左氏传》：左丘明所著。孔子所著的《春秋》为经，此书则为传，并与《国语》的内容互相参证。 《易经》（周易）：传为周文王所著。（五经之一） 《礼记》：传为孔子整理。（五经之一） 《孙子兵法》：“兵圣”孙子所编。 《吕氏春秋》：由吕不韦召集门客所编。 《诗经》：孔子整理。（五经之一)主张:1儒家：仁政,民贵君轻。 （儒士的哲学）2道家：顺应自然，无为而治。 （隐士的哲学）3法家：“法制”，中央集权。 （谋士的哲学）4墨家：兼爱，非攻。 （武士的哲学）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子路出言不逊质疑老师求官心切吃相不雅。
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派别的总称。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最为著名的不过几十家而已。归纳而言只有12家被发展成学派。
诸子百家之流传中最为广泛的是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中国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中国有五千多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文化典籍极其丰富。
墨子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创立了与儒家对抗的墨家学派，成为中国古代与孔子齐名的学者。他提出了一整套独特的教育理论，构建了相当完备的思想体系。墨子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在政治上要求不分贵贱地任用贤能；在教育内容上，墨子突破了儒家的六艺教育范畴，表现出非凡的创造性；在教育方法上，注重力行，独树一帜地提出“强说人”、“不叩亦鸣”的教师主动精神。与同时期的诸子百家相比，墨家学派有自己独特的理论见解，其范围涉及生产知识、科学技术、战术训练、形式逻辑、教学实践等多方面。然而，令人深思的是，秦汉以后，特别是汉代儒学独尊后，墨学逐渐衰微，整个学派几乎被埋没两千年。只是近代西学东渐之后，墨家的学说才又重新被人们拾起，重新肯定了墨子及其建构的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价值。一)理论学习与实践运用高度统一墨子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实践家。墨子注重实践，他认为“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修身》)他严格要求言行的一致，不论在生产或战斗中，都是坚决执行任务，不屈不挠。与儒家的重行和泛道德主义的倾向相比，墨子更注重实践的效果。判断一件事和评价一个人，他不是单纯地从结果来看，而是重视“志”(动机)和“功”(效果)的统一。墨子提出“合其志功而观焉”，就是主张以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去评价人的行为。例如一个人去做事，其效果是好的，但如果这个人的动机不纯，那么这个人是好是坏便很难判定了。因此，墨子要求弟子“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乐上》)并注重培养与锻炼弟子的意志，要求弟子要有自我牺牲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墨子门下多勇士，“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墨家在教育精神上实行高度的统一性，特别注重“道义”。墨子是春秋后期社会大变革中从小生产者阶层中涌现出来的，代表农民与手工业者的利益，所以门下弟子多是“匹夫徒步之士”、“农与工肆之人”，所收弟子不分贫富贵贱，只要能从事艰苦的劳动，具有吃苦耐劳的实践精神，并忠心耿耿履行墨家“道义”，即可成为墨门弟子。(二)道德教育与知识学习高度统一墨子将“兼爱”和“义”视为最高的道德理念。他将“兼爱”视为仁德、认为倡导“兼爱”可以消灭战乱与社会的混乱，可以为天下百姓创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墨子的“兼爱”观，有三个特点：其一是“爱无差等”，要求“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即使在爱他人和自己的父母上，也不应有先后、亲疏的差别。这与儒家爱有差等的思想截然对立，是对孔子倡导的宗法道德教育的一大突破。其二是“兼以易别”。墨家认为彼此相“别”和对立，是造成社会混乱的原因，只有“兼以易别”，才能消除强劫弱，众暴寡，富侮贫，贵傲戏。这种以“别”为非的思想，含有反对等级歧视的意义，与墨家“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尚贤思想是一致的。同时，也是墨家反对侵略战争的理论依据。其三，反对“杀彼以利我”。“杀彼以利我”是巫马子根据儒家“亲亲有术(衰)，尊贤有等”提出的个人利己主义道德观。《墨子-耕柱》以兼爱观为依据，对此进行了批驳，指出必须爱别人，自己才能得到别人的爱护，“杀彼”者，是不能“利我”的。墨家对个人利已主义的批驳，在道德教育史上是颇有价值的建树。墨翟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以节俭为美德的教育家。《墨子》中《节用》、《节葬》和《非乐》等篇，集中阐述了这一理论。儒家也主张节用，但是“节用以礼”，这就为维持奢华的贵族生活方式提供了依据。墨子倡导节俭则是从珍惜劳动成果，减轻劳动者的经济负担出发的。它对儒家厚葬久丧等礼乐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厚葬”是浪费财富，“久丧”是破坏生产和生育，其结果是“国家必贫，人民必穷”，忠孝皆无以奉行，天下不得安宁。因此，厚葬久丧乃是非仁、非义的非礼行为。《墨子·非乐上》揭露贵族阶级的弦歌鼓舞，使“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耗费了“民衣食之财”。墨翟非乐，是为反对挥霍无度的贵族生活，并非像道家那样否定人类的艺术生活．即“子墨子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而是因为贵族所行之乐，“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日为乐非也。”在墨翟看来，“美”应从属于“善”，凡是损害百姓利益的文娱活动，都应禁止。这种非乐观有其合理性，也有片面偏激之处。墨子还倡导节用，反对浪费，主张节省财政。以为人的衣食住行，都应有度．例如穿衣之道，在于御寒，其它诸项也是如此。至于财政开支，“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同样反对统治者只顾个人享受、加重百姓的经济负担。《墨子·辞过》郑重指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将节俭的美德，提高到治国安邦的高度，开“俭以养廉”的政风，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诸子百家简介一、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论语》、《孟子》、《荀子》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孟子的思想主要是“民贵君轻”，提倡统治者实行“仁政”，在对人性的论述上，他认为人性本善，提出“性善论 ”，与荀子的“性恶论”截然不同，荀子之所以提出人性本恶，也是战国时期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的表现。二、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列子。作品：《道德经》、《庄子》、《列子》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三、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 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 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四、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商鞅。作品：《韩非子》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及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五、名家：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和桓团。作品：《公孙龙子》 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六、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 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 《汉书·艺文志》著录此派著作二十一种，已全部散佚。成于战国后期的《礼记·月令》，有人说是阴阳家的作品。《管子》中有些篇亦属阴阳家之作，《吕氏春秋·应同》、《淮南子·齐俗训》、《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保留一些阴阳家的材料。 七、纵横家：代表人物：苏秦、张仪。创始人：鬼谷子。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 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 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 《战国策》对其活动有大量记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曾有著作「十六家百七篇」。 八、杂家：代表人物：吕不韦 杂家是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汉书．艺文志》及颜师古注)而得名。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着的《吕氏春秋》，是一部典型的杂家著作集。 九、农家： 农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此派出自上古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孟子．滕文公上》记有许行其人，「为神农之言」，提出贤者应「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表现了农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此派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也注意记录和总结。《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被认为是研究先秦农家的重要资料。 十、小说家：小说家，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诸子百家简述诸子百家中，儒家创始人孔子因继承三代中原文化正统，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以致儒家学说不仅在诸子百家中地位显著，而且还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核心内容，对中民民族精神形成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儒家学说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也是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它已渗透传统文化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之中，极大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每一个领域。凡是从中国土壤里产生的学说思想、宗教派别，甚至是外来文化、外来宗教，都不能避免带上儒家文化的痕迹。于今而言，犹不止此。儒家思想亦对世界文化还产生了永久的影响（我们知道，日本和“四小龙”推崇儒学也是在它们已实现或者基本现代化后，为解决现代化所带来的信仰危机、道德滑坡问题而采取的补偏救弊措施。所谓“东南亚文化圈”，基本上就是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构成模式。它有力地推动了东南亚的社会文明与进步。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伦理正在进入西方国家）。 关于对诸子百家的派别归类，司马谈列举了六家，“乃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中的刘歆《七略》的诸子略分为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除去小说家不谈，所以称“九流十家”。 诸子所以说是政治学派的总称，是因为其各家的基本宗旨大都是为国君提供政治方略。儒家主张以德化民；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信赏必罚；墨家主张兼爱尚同；名家主张去尊偃兵。汉代以后，墨家和名家成为绝学，农家独立成一门技术性学科，阴阳家演化为神秘的方术。因此对后来大一统王朝政治产生影响的只有儒、道、法。 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军事思想等，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便是那“诡辩”的名家，也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逻辑学领域。我们可以、也应该鉴借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己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也鉴借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法家的“废私立公”等等思想。十一、兵家。兵家重点在于指导战争，在不得不运用武力达到目的时，怎么样去使用武力。创始人是孙武，兵家又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兵家主要代表人物，春秋末有孙武、司马穰苴；战国有孙膑、吴起、尉缭、魏无忌、白起等。今存兵家著作有《黄帝阴符经》、《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等。各家学说虽有异同，然其中包含丰富的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因素。兵家的实践活动与理论，影响当时及后世甚大，为我国古代宝贵的军事思想遗产。【出自】西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十二、医家：代表人物：扁鹊中国医学理论的形成，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到公元三世纪中叶，共经历了七百多年。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到封建制度确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社会制度的变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意识型态、科学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形势，其中包括医学的发展。医家泛指所有从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