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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中之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成败关系到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养老保险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是养老金并轨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大家所热议的焦点。本文在对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现行我国改革政策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并对“并轨”改革提出建议。
关键词: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并轨改革
2015年1月，国务院释出了《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该《决定》的释出标志著长期以来我国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障方面的改革开始启动，将会对我国事业单位的进一步改革产生较深刻的影响。
一、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
从90年代起，我国开始对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尝试改革，然而在《决定》出台之前并未有实质性改变。纵观整个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确立历程，从2012年3月在两会上得热议到2013年12月确定并轨方案，再到2014年12月改革方案的通过，最终，在2015年1月国务院释出《决定》预示著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终于要实施。
二、现行改革中可能会存在的问题
与以往相比，本次释出的最新《决定》可谓是一套较成熟的改革方案，但这一改革方案在未来的推行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以下问题:
一职业年金可能会维持待遇“双轨制”，进一步引发公平问题
在我国私营企业没有职业年金，企业年金也是自愿建立的，而从国务院释出的《决定》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来看都要求改革后的机关事业单位要建立职业年金制度，这似乎是在建立新的不平等。另外，职业年金的缴纳也是有弹性的且可能会和津补贴一样，成为一种隐性福利。我们不免怀疑建立职业年金的真实作用是否只是改革的“买路钱”，因此，并轨改革所带来的公平似乎只是表面的。
二缺乏法律制度的支援，理想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
虽然我国近几年出台了一些关于对我国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决定以及办法，但这些都不是具体的法律法规，缺乏制度的强制性。另一方面，改革的理想状态是使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企业三者之间建立起统一的基本养老金制度，最终达到养老保险制度一体化。但实际上，个人缴费只占养老保险缴费的小部分，基金支付和财政补助才是大头且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在初期参保中的个人缴费基数很小，预计短期内，三者的养老金替代率、缴费标准都无法统一。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可能不利于改革的进一步推进。
三国家支付改革的初始成本造成财政负担
《决定》指出改革要与完善工资制度同步推行，在增加工资的同时实行个人缴费。国家为使改革能平稳进行的确应该支付改革的初始成本，但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的增涨无疑会加大国家财政压力。另外，改革中提到“视同缴费年限”这一新词，那么“视同缴费”背后的钱到底由谁出?最终可能还是由财政拨款，这无疑又增加了财政的负担。
三、关于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并轨”问题的完善建议
一为职业年金设立一个准入门槛，逐步下调职业年金
针对上文中提到的职业年金的建立可能会维持待遇“双轨制”这个问题，建议相关部门可以通过设定准入门槛或采用明文条件规定有条件有限制地享受企业年金。另外，相比突然大幅下调职业年金缴纳比例而言，采用逐年下调的方法逐步降低“替代率”更为可取。
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初期分立，后期逐步统一
加快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法律制度建设以及相应配套惩罚措施的完善，用法律法规确立该制度的强制性，这样不仅能为改革提供强大支援，还能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随意性问题。另外，在《决定》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款专用基础上联络我国实情，建议改革初期，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各自区分、为各自所用，待改革取得一定成效时再开始逐步统一三者的替代率与缴费标准从而缩小理想目标与实际之间的差距。
三有针对性提高待遇，积极推动事业单位人员市场化、社会化首先，所谓“完善工资制度”并不是要求突然大幅度覆盖所有人员，可以先提高欠发达地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和基层人员的工资水平。其次，可以通过明令禁止地方随意发放津补贴以及明确制定不同级别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标准来减少财政上不必要的浪费。最后，可以将养老金并轨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制度得改革同时开展，让他们实现市场化、社会化从而更加主动、有效地缓解改革带来的财政压力。
四、小结
虽然在改革实行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但这些并不能否定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对事业单位改革产生的诸多积极影响，相信随着改革的不段深化，我国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会更加健全完善!
作者:王婧 单位:上海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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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养老保险面临基金规模过小、结构失衡依赖单支柱、投资收益率过低、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等问题。通过对智利、瑞典、美国的研究，我可资借鉴的经验启示是：建立多层次的三支柱结构，保证三支柱协同健康发展，以实现养老保险多目标的策略;放宽养老金投资限制，引入市场化运作，以提升养老金回报率;提高投保人的参与度，发挥投保人主观能动性;与其他改革共同推进、协同改革。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2015年，我国老年人抚养比已达到7.7∶1。未来一段时间，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老年人抚养比还将迅速上升。据估计，我国老年人抚养比将于2035年达到3∶1，超过当前西欧水平，2040年将超过同期的美国，老龄化形势严峻。为了保证老有所养，有必要现在开始就对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提前针对未来人口老龄化挑战作出战略部署。
一、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养老基金规模过小、结构失衡
1.养老基金规模过小。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截至2014年末，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存量为31800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存量为3845亿元，两者共计35645亿元，形成我国养老保险的第一支柱;企业年金基金累计结存7689亿元，形成养老保险的第二支柱。这两大支柱构成我国养老保险的基石。此外，我国于2000年8月设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通过中央财政拨款、国有资本划转等方式筹集资金，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调剂，是国家社会保障的储备基金。2014年末全国社保基金资产15356亿元。这些资金总量为58691亿元，相当于2014年GDP比率为9.2%，规模明显过小。与全球和其他国家相比，排名也明显靠后。
2.结构失衡，过于依赖第一支柱。一直以来，由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组成的第一支柱，在养老保险资金来源中占据绝对比重。2014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占比达60.7%，加上全国社保基金的占比26.2%，第一支柱共占比约87%，而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占比仅为13%。可见，我国的养老保险三支柱结构失衡，过于依赖第一支柱，另外两支柱并没有逐步发展壮大。
二资产配置保守、整体收益率过低，未起到保值增值效果
全国社保基金由于投资范围较广、约束较小，可以进行境外投资，且高风险资产配置比重上限为40%，自成立以来年均投资收益率8.7%，明显高于通货膨胀率。然而，占比最大的社会保险基金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范围却局限于国债和银行存款，风险虽低，但收益较差。在通胀较高时，这部分资金面临缩水的风险。以2011年为例，当年物价同比增长5.4%，而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和国债利率均在3%左右，因而社会保险基金当年实际收益率为负。从国际对比看，我国社保基金的收益率也明显低于其他国家。根据OECD统计资料，2014年，荷兰养老保险基金的实际收益率达到了13.5%，排名第一，与2/3国家养老保险基金的实际收益率相比，超出5%。相比之下，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益率可能只有3%以1年期存款利率计算，扣除通胀影响，实际收益率仅为1%。如果按照3种社保基金的规模加权平均，我国社保基金2014年收益率为4.1%，实际收益率仅1.5%，远远低于其他国家。
三依赖财政补贴、隐形债务资金需求巨大，可持续性堪忧
目前，我国养老基金看似资金充足，但实际情况不容乐观。这些年，养老金中一大块是来自于财政补贴。自1997年建立统账结合制度以来，国家财政对养老保险的补贴金额从当年的2亿元，到1999年攀升至168亿元，2007年已高达1157亿元。加总来看，截至2014年，各级财政共补贴养老保险金2万亿元，超过了35645亿元结余总额的50%。这种依赖财政输血的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堪忧。可持续发展的另一个问题是养老保险在明账之外还有隐形债务问题，其未来资金需求巨大。根据中国社科院2014年释出的《现行统账结合模式下隐形债务预测测算》报告，以2012年为基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账结合制度下的隐形债务规模高达86.2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比率达166%，资金缺口巨大。
二、国外养老保险改革经验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面临的挑战，也是过去国际上许多国家经历过的问题，面临过的挑战。这些国家解决问题和迎接挑战的方式与经验，对我国改革和设计养老保险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智利：建立三支柱模式，引入养老基金竞争性管理
智利养老保险改革由于特点鲜明、效果显著，被认为是社保改革的样板，在世界范围内也受到广泛关注。
1.确立三支柱模型。在改革中，智利将养老金制度由原单支柱结构发展为三支柱结构：第一支柱针对贫困人口，主要由 *** 承担，为社会建立最低保障;第二支柱为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划，是三支柱中的主体，第三支柱为自愿性的个人储蓄计划，为自愿养老储蓄提供税收激励。三支柱结构为智利社会提供了多层次、具有灵活性的养老保险体系，使得养老保险制度足以应对扶贫、消费平滑等不同而有一定冲突的多目标。
2.五方参与者各司其职，分工清晰。在智利的养老保险体系中， *** 保障最低收益，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AFPs努力实现高投资收益率，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监督局SAFP监管行业秩序和制定细则，参保人可以按自己意愿选择AFP以管理自己养老金的个人账户，并且每年有4次机会可以在不同的AFPs之间转移，而央行则作为资金托管人保证资金安全。这五方各司其职，分工清晰，因而整个体系最终能够高效率运转。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智利在养老保险体系改革中引入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AFPs对养老金进行竞争性管理，极大提高了投资收益率。自建立以来，养老金年均实际收益率达5%，起到了保值增值的效果。也正是在良好的制度设计促进下，1985年~1995年间，智利养老基金相当于GDP占比从10%扩张至43%。
二瑞典：建立国家养老基金，引入名义账户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瑞典进入老龄化社会，全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7%，加之劳动力供给不足，养老金资金来源下滑，整个国家的养老保险体系面临可持续危机。为克服困难，1999年，瑞典通过了养老保险改革法案，不仅构建了三支柱体系和养老基金市场化管理，而且创造性引入了“名义账户”。
1.建立国家养老基金，引入市场化管理。为了规避国家财政风险，保障现收现付模式运转，瑞典针对旧制度结余建立了缓冲基金。这些缓冲资金交由多只基金AP1-AP4以及AP6投资非上市公司，以市场化方式管理，分散风险，鼓励竞争。
2.引入个人名义账户。名义账户是现收现付制与积累制，固定收益型与固定缴费型的混合模式。转入收入养老金计划的16%的工资是用于支付现期老人的养老金。同时，这部分缴费也会计入参保人的个人名义账户只计入数额，不做真正资本化积累运作，作为退休时个人领取养老金的依据。也即筹资方式是现收现付制，但在养老金支取时，退休金的给付标准原则上却是严格按“固定缴费型积累制”的规则执行的。名义账户集中了各类养老制度的优点，已引起我国专家学者的关注。
三美国：多层次养老制度体系形成多重保障
美国的社保养老制度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不过私人部门固定缴费制DC计划是在近几十年才快速发展的。经过长期的发展和不断调整，美国已形成了多层次的养老金体系，为居民养老提供多重保障，对整个社会以及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1.三支柱结构加上DB与DC型结合，提供足够灵活性和多样化选择。美国的三支柱结构中，第一支柱是 *** 强制性养老金计划，实行现收现付制，由联邦 *** 统一组织，基本覆盖全部就业人口;第二支柱是公共和私人部门雇主养老金计划。私人部门养老金计划上世纪70年代之前基本是固定收益型DB，70年代之后固定缴费型DC快速发展，很快超过DB型计划的规模;第三支柱是个人储蓄养老金计划，完全由个人自愿参加的计划。按照美国现行规定，所有70岁以下且有收入者都可以开设个人退休账户IRA，不论其是否参加了其他养老金计划。
2.401k计划调动企业和员工积极性，成为美国养老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401k计划是补充养老保险计划之一，采用DC型，由雇员和雇主共同缴费，个人账户累积，税收递延，雇员可自主选择投资方式的形式，成为美国诸多私人部门雇主首选的社会保障计划。首先，通过个人缴费的税收优惠政策，实现了国家、企业、个人三方为雇员养老分担责任的制度设计。其次，通过有力的监管对提前取款行为进行惩罚，有效地激励了储蓄。第三，个人账户的管理方式以及雇员的投资选择权，都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和员工参与401k计划的积极性。
3.与资本市场形成良性回圈。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资本市场已比较成熟，法律法规体系和监管体系健全，投资工具丰富。美国私人部门DC型养老金计划的资产配置一直从存款和债券向股票和共同基金转移。近年来，股票投资有所下降，主要投向共同基金。1978年~2013年，美国私人部门DC型养老金计划规模扩大44倍，年均增长率高达29%。截至2013年底，50%的资产投资于共同基金，26%的资产直接投资于股票，债券和银行存款合计占比仅为10%。养老金进入资本市场，既实现了保值增值的目的，也为资本市场引入了稳定的投资者，有助于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养老金增值和资本市场发展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回圈。
三、对我国的启示
一建立多层次的三支柱结构
从三国的经验看，都形成了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以对个人养老形成多重保障，实现养老保险体系的多重目标，尤其以美国最为突出。美国养老保险体系中的第一个层次是国家立法规定的，低有保证、高有限额的强制性的基本保险，起到了保护社会安定、维持基本生活的作用;第二个层次是公共和私人部门雇主养老金计划，且选择了DC型的401k计划为主进行推进，该计划给予个人选择资产配置的权利，有助于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这种多层次的结构，保证了可同时实现养老保险的多个目标。例如，第一支柱可用于进行社会转移支付，减少贫困;第二支柱则可鼓励对养老进行储蓄，熨平消费。建立多层次、保证多样选择的三支柱结构是我国应努力的方向。另外，三支柱还需要协同发展，不能过于依赖单一支柱。目前，我国的第一支柱缴费比例过高，阻碍了第二支柱的发展，未来可考虑适当降低第一支柱缴费比例。
二放宽养老金投资限制，引入市场化运作
1.放宽投资限制。安全性是基金营运的第一原则，但并非是降低风险、提高收益的灵丹妙药。以前述国家为例，适当进入风险较高的资本市场，往往有能够较好实现养老金保值增值的效果。逐步放宽基金的投资范围是大势所趋，包括提高投资股票、股票基金的比例，允许投资于海外资产等等。
2.引入市场化运作。三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都由专业的投资管理机构负责，同时引入多个管理机构进行竞争性管理，并在世界各地选择基金经理或基金产品，进行全球化投资，从而保证了资金的保值增值。
三提高投保人的参与度
目前，在我国的养老基金管理中，投保人的参与度几乎为零。作为保障基金的缴纳者，却对自己缴纳的资金不能参与管理，这无疑会降低个人参保的积极性。相比之下，美国私人DC计划中，个人具有相当的投资选择权;而在智利，参保人可在多个AFPs中自由选择，每年有4次机会可以调整;在瑞典，额外投保养老金计划采取自我管理机制，只有不做主动选择，才进入AP7基金中管理。正是具有高度的参与感，才使得居民愿意参与养老保险计划，将资金放入基金账户。
四与其他改革共同推进
最重要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不是孤立的，需要与其他改革共同推进。
1.与国企改革相辅相成。从历史上看，国企改革就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相辅相成。党的十五大以来，国企改革进入了改革攻坚战阶段。针对国企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中下岗职工增多的情况，党中央作出了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即“两个确保”的重大决策。社会保障为国企脱困改革贡献巨大，为维护社会稳定发挥重要作用。当前，国企改革又到了一个关键阶段，通过划拨更多国企股权充实社保基金，一方面，增加了社保资金储备;另一方面，社保基金进入国企有利于促进国企改革的推进，有望提升国企治理水平。
2.与财政改革互为前提。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还存在城乡分割、群体分割、地区分割和管理分割等现象。其中，地区分割和管理分割的现状与我国的财政制度紧密关联。如果财政制度的改革不推进，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也将非常艰难。
3.与资本市场改革相互促进。养老保险基金需要在资本市场中实现保值增值，而资本市场也需要社保基金作为最大、最稳健的机构投资者来提升效率和成熟度。因此，一方面，需提高社保养老基金投资风险资产的比例;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保障养老保险基金在资本市场中的权益。
作者:张梦云 曹玉瑾 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巨集观经济研究院经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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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财产保险对国民经济发展起着稳固的作用，同时加强对企业财产保险需求进行分析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下面我给大家分享关于财产保险的论文范文，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再谈财产保险的责任保险发展
摘 要：责任保险的发展与宏观经济形势有着很大的相关性。随着经济的发展，公众法律意识、自我意识的提高，对责任保险的需求越来越大;政府对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需要也要求责任保险市场迅速发展。
作为保险公司应该加强对责任保险的探究，改进责任保险技术，培养精通责任保险、法律知识以及各种与责任保险有关的专业知识的人才，使财产保险的责任保险得到健康发展。
关键词：财产保险 责任保险 发展 建议
责任保险的全面开展是保险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重要标志，它的出现与国家经济实力、法律制度、国民的法制意识息息相关。责任保险的开展为顺利地解决各类民事赔偿责任事故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保障和支持渠道。
目前我国的供销市场，已经开始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由量的需求转变为质的需要。只有通过刺激消费，同时促进生产者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产业水平和服务质量，才能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因此，健全法制，倾向于消费者，尽量满足他们的索赔要求将成为国家法律服务的主要目标。此时也正是保险公司大力开发该市场的最佳时机。
一、产品责任保险
目前，产品责任保险的费率不是运用数理统计方法测算出来的，而是根据经验和市场竞争情况确定的。这样的费率无法反映标的风险的大小，保险公司也无法有效地控制风险。由于没有科学的风险评估手段，对风险较小的标的，本来可以以较低费率承保，却因为与标准费率相差太大而不敢承保;而外资保险公司有一套风险评估技术，则敢于承保，造成中资和外资保险公司的费率相差很大。而对于风险较高的标的，却因为无法评估或竞争需要，而盲目以低费率承保，造成亏损。产品责任保险的发展是与相关法律的健全紧密相连的,相比保险发达国家的严格产品责任原则，我国的产品责任法仍不够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归责原则方面，已承认产品责任不是合同责任，但仍未明确规定产品责任适用严格责任。二是在产品的概念方面，《质量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建筑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而日本、美国等国对“产品”的定义则很宽泛，包括一切进入流通领域的物品，不论是加工的还是自然的产物。三是我国产品责任立法比较分散，内容也不够系统、完整，有些条文在表述上也不够清晰。
二、公众责任保险
我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试办公众责任保险 (场所责任保险)，深受公众的欢迎，前景看好。但由于受公众意识的局限，公众责任保险开展得还不够普及。虽然有些涉外单位投保责任保险意识比较强，但还是远远不够。
三、雇主责任保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类合营企业、合作企业、股份企业、租赁企业等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日益上升，在这些单位工作的雇员队伍越来越庞大，他们享受不到国家劳动保险待遇，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已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发展和完善雇主责任保险成为当务之急。
要大力发展雇主责任保险，立法是关键，责任保险与法律制度紧密相关，只有存在着对某种行为以法律形式确认为应负经济上的赔偿责任时，有关单位或个人才会想到通过保险来转嫁这种风险，责任保险才能因此产生和发展，雇主责任保险也不例外。而在我国，在雇主责任立法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1.没有专门的雇主责任法，劳动法则仅适用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集体企业，而目前大量增加的非公有制企业雇员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造成保险人在经营雇主责任保险时，一般只能以民法为法律基础，以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雇佣合同作为法律依据。
2.保险人承保的仍然是一种合同责任，还未上升为法律责任。从法律上讲，雇员要求赔偿的权利不是基于雇佣合同产生的，而是基于劳动保护所享有的权利;雇主所承担的责任也不是因其违反雇佣合同所产生的义务;而是因其违反了法律赋予的一切人不得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普遍义务;雇主所侵犯的是雇员的人身权和财产权。
3.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雇佣合同，其条文不够完善、规范，差异较大，赔偿标准很不统一，因而既不利于雇主责任保险的经营和发展，又不利于保护广大雇员的正当权益。
4.雇主责任保险仍未成为强制保险。在发达国家，为了保护雇员的合法权益，都在劳工法或雇主责任法中规定雇主必须投保雇主责任保险。但我国只有少数地区规定非公有制企业的雇主必须投保雇主责任保险。随着这些雇员的不断增加，他们的权益保障将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四、职业责任保险
由于职业责任保险需要相当高的专业技术知识，并且风险比较特殊，因此在我国仍处于试办阶段，险种很少，业务量也比较小。目前，已经开办的职业责任保险有：律师职业责任保险、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和医师职业责任保险等，但这些只是在小范围内，在职业责任保险的开发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五、开发责任保险市场的时机已成熟
当下传统的有形财产保险市场趋于饱和，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是财产保险的当务之急。
1.从需求方面看，责任保险市场有潜在的和预期的需求。现在责任保险市场需求不旺，人们投保时首先考虑自身，对于“第三者”考虑还不够多，这与人们的经济实力和保险意识紧密相连。但不可否认，责任保险市场有潜在和预期需求。所谓潜在需求，即有支付能力但目前无强烈购买动机的需求，这正是开发责任险市场的意义所在。
从长期看，一定时期后有可能产生的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即预期需求。保险市场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保险险源仍处在增长阶段，责任保险有着大力发展的空间。
2.从供给方来看，责任保险供给数量与质量不足，可发展空间大。在财产保险中，责任保险属较新险种，规模较小，开辟面较窄。在保险市场主体不断增多，市场竞争不断增强的今天，传统有形的财产保险深度、保险密度已经在较稳定的前提下，竞争的余地在变小，而只有开发较新的险种，不断积累经验，才能在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
3.法律制度日益健全，为开发责任保险市场提供了较充分的法律依据。责任保险中所谓的“责任”，是一种法律的创造，它体现着社会的规范标准。责任保险与法律制度和法制环境息息相关。健全的法律制度是责任保险的基础。尤其是民法和各种专门的民事责任法律和法规。我国除《民法通则》外，已陆续出台了《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医疗事故处罚条例》等几十部关于损害赔偿的民事法律法规，为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法律基础。
4.从责任保险的承保风险来看，目前我国判定的民事责任伤害赔偿金额都较低，不会出现人身伤害的巨额赔偿。这与我国特定的社会制度有关。同时，核保人在承保时也会对标的风险进行认真分析，通过限定承保条件来有效地控制风险。再加上强大的国际再保险的支持，没有任何的责任保险是高不可及的。
六、我国责任保险开发的建议
1.充分认识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潜力，在公司内部加强有关责任保险的研究和开发。改变以往单纯争取市场份额的粗放型经营方式。只有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开发新的领域和险种，不断细分市场，才能在新一轮的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在财产保险中，责任保险市场潜力巨大，可以成为财产保险市场新的增长点。在资源配置上向责任保险倾斜，加强探讨。
2.加强对民事责任法律的研究，培养法律方面的人。
首先在设计险种时，为了准确地把握责任保险市场的需求，合理控制风险，了解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定合理的条款，需要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员。保险公司如果有专门的法律人才关注相关法律的完善情况，才能根据需求开发相应的险种。由于责任保险涉及法律法规的内容比较多，条款的制定有其特殊性。只有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员参与开发，才能保证条款的适用性和严密性，才能有效地控制风险。另外，有条件的公司可以挑选一些资深的核保人员派送出去进修法律专业，培养出既懂法律又懂保险的专业人才，以利于险种开发和风险控制。
其次，由于险种不同，其相关的法律法规也不尽相同，因此，需要专业人员进行研究。比如在产品责任 保险方面，重点研究国外的有关产品责任的法律法规，原因是不同国家产品责任的规定不同，尤其是发达国家，往往采用绝对责任，其规定比较严格，应该认真加以研究。在公众责任保险方面，重点研究有关公共场所的相关规定，比如旅游 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和条例，旅馆业、娱乐业等针对旅馆、饭店、娱乐场所的规定等等。在雇主责任保险方面，重点研究《劳动法》以及雇员劳动保障方面的法规。在 职业责任保险方面，重点研究各职业管理条例，明确各职业必须承担的赔偿责任。
3.引进比较成熟的险种和经营方式加以改造，以符合中国多样化的市场要求。
引进国外的成功 经验，借鉴他们的条款，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加以改造。目前企业对财产保险认识比较深刻，但对责任保险仍然认识不够。保险人能否考虑借鉴英美综合责任保单，为企业设计一揽子责任保险 计划，采取菜单的形式，让企业选择投保的项目，以利于责任保险的推广。
4.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分类别、分步骤开发责任保。
由于 经济 发展水平、公众对保险认识程度的差别，决定了责任保险的开发不可能完全统一，必须根据不同的客户，有针对性的开发。比如开发产品责任保险，可以从出口产品的企业入手;开发公众责任保险，可以从涉外企业入手;开发雇主责任保险，可以从外资、合资企业入手;开发职业责任保险，可以从对外交往比较多，了解国际惯例的职业入手。原因是这些领域对责任保险的接受程度较高，推广起来相对容易。
责任保险的设计比较复杂，在开发时可以根据不同客户、不同情况设计专门的保险单，以适应多样化的需求。另外，也可以考虑在财产主险中附加责任保险，让被保险人对责任保险有一个逐步了解的过程。
总之，中国的责任保险目前的发展还不是很充分。从国际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趋势来看，责任保险越来越成为财产保险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占财产保险保费的份额会越来越大。责任保险的技术逐步提高，向综合保障过渡，各险种之间的界限趋向于模糊。责任保险的特点是风险难于控制，所以在美国造成了巨额索赔不断增多。但由于美国政府和保险行业的努力，以及经济发展的需要，保险公司责任无限的情况正在改变，责任保险的发展也更加理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责任保险的发展与宏观经济形势有着很大的相关性。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为责任保险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较好的条件。随着经济的发展，公众法律意识、自我意识的提高，对责任保险的需求越来越大;政府对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需要也要求责任保险市场迅速发展。在这种有利的宏观条件下，必将迎来责任保险迅速发展的时期。作为保险公司应该加强对责任保险的探究，改进责任保险技术，培养精通责任保险、法律知识以及各种与责任保险有关的专业知识的人才，使财产保险的责任保险得到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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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保险论文范文
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当人们遭受不幸事故或因疾病、伤残、年老以致丧失工作能力、死亡或年老退休时，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给付保险金或年金。以下是我精心准备的人身保险论文范文，大家可以参考以下内容哦！
摘 要： 保险利益是保险中经常强调的重要原则。在新保险法中做了相应的修订，添加了新的内容。我国保险利益的确定在利益原则基础上加入了同意主义的内容，以适应成文法国家的需要。此外，在与财产保险进行对比中发现人身保险利益的要求时效有所不同，是适应人身保险特点的体现。在人身保险时效的问题上进一步探讨了一个在案例中比较常见的离婚事件中的人身保险合同的解除与否，以及作为财产的分割问题。
关键词 ：保险利益 保险法 时效
保险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一）本人；（二）配偶、子女、父母；（三）前项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四）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除前款规定外，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个人具有保险利益。”
一、新增雇主与雇员间保险利益
在与旧保险法的对比中可以看到，三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是新增内容，认可了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保险利益。同时又在三十九条中规定：“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此项规定在肯定了雇主对雇员的保险利益之后又对它可能引起的道德风险进行了限定。雇主对雇员的保险利益来源于雇员对企业的价值，雇员可以为企业创造利润，一旦雇员死亡，则其工作必然要停止，会对公司产生一定的影响，使公司遭受损失。但从这一方面来看的话，似乎不应对保险的受益人进行如此硬性的规定。但是保险法的立法似乎是站在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从对受益人的限定上来看，雇主为雇员投保的人身保险是雇员的一项福利，在其死后由其近亲属获得，类似死亡赔偿金。
二、关于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问题
在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问题上，还有值得强调的一点是：人身保险要求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人身保险因为以被保险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而具有其特殊性。首先，为了防范道德风险，保障被保险人的人身安全，要求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同时对受益人的确定也规定要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其次，是对保险利益要求时效的分析。人身保险要求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而不是保险事故发生时。这是因为
（1）人身保险合同不是补偿性合同，所以不必要求保险事故发生时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一定具有保险利益。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规定其目的在于防范道德风险和赌博行为，如果签约时做了严格控制，道德风险一般较少发生于保险合同有效期内。
（2）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是人，基于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血缘、婚姻、雇佣等关系而产生的保险利益极易由于人们的某些行为而消失，而寿险合同多为长期合同，因此此项规定有助于维持寿险合同的继续进行，既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也对保险公司的经营有利。而且寿险合同多具有储蓄性，被保险人受保险合同保障的权利不能因为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保险利益的丧失而被剥夺，否则，有违保险宗旨，也有失公平。
2.下面就由于婚姻关系发生变化导致的保险合同以及保险利益的问题做几点说明。首先，保险利益在婚姻关系解除时发生了变化: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再具有保险法上规定的保险利益关系。又由于保险法在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问题上强调保险合同订立时存在保险利益，所以合同可以继续有效，但是相应的又会出现关于财产分割等一些的问题。而人身保险虽然带有一定的储蓄性，但却不同于银行的储蓄存款，可以随意进行分割。2003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相关的规定，因受益人的不同进行区别对待：
2.1以子女为受益人的，在投保人解除合同时被保险人可以继续缴纳保险费维持保险合同继续有效，不需要对投保人支付保单现金价值。在以子女为受益人的问题上，不需要对财产进行分割，当然也不需要返还现金价值，因为夫妻双方即使离婚对子女仍然具有无限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子女继承父母的财产。
2.2投保人以共同财产投保，以其配偶为被保险人而以自己或其近亲属为受益人的， 离婚时保险合同解除，应返还对方一半的现金价值。投保人以自己或其近亲属为受益人，在离婚后不存在保险利益，易引发道德风险，危及被保险人生命，保险合同应解除。但是由于保险合同是以夫妻共有财产来投保的，所以应返还被保险人一半的现金价值。
2.3当投保人以共同财产投保，以其配偶为被保险人并且以对方或其近亲属为受益人的，被保险人可以继续缴纳保费，要返还投保人一半的现金价值。在以被保险人或其近亲属为受益人的保险合同中，即使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离婚也不至于存在危及被保险人生命的道德风险，因此保险合同可以继续维持，在被保险人要求继续缴纳保费的条件下，应返还投保人一半的现金价值。
3.法律在对这个问题进行规定时遵循了几个方面的原则：首先，以被保险人的生命为标的的人身保险必须不能存在危及被保险人生命的道德风险。其次，对保单的.现金价值进行了合理分配：该不该返还；谁来返还；返还多少等问题。保单现金价值可以看作保险人对投保人的负债，是保单解除时返还投保人的那部分价值。离婚时需要进行分配的财产当然也包括人寿保单中的这部分价值。因为保单保障的是被保险人的身体、寿命，对受益人支付保险金，所以投保人中途解除保险合同只可以得到属于自己的那部分现金价值，而不能觊觎数额较大的保险金。至于以子女为受益人的情形可以看作遗产的继承，因而不需要返还保单的现金价值。现金价值的返还是由离婚后保单的持有人来进行返还的，因为他拿到了之前的保单现金价值，理应对投保一方作出补偿。至于返还多少，则应视原投保人对保单的贡献而定，若以其自己的财产投保，则应全部返还；若以双方共同财产投保，则应返还一半的现金价值。最后，这些规定的实施，均可以降低保单的失效率，维护保险公司以及投保人的利益。若一味地强调保险利益，而在保险利益丧失后只得结束保险合同，这将不利于保险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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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尝试去看看促销策划方面的书，以及那个市场营销关于保险方面的书，因为我学的是保险，专业又是营销与策划，所以对这方面的有一点了解，助理营销师有两本书，都或多或少和保险挂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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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论文英文参考文献
下面是我整理的保险论文英文参考文献，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Syed M.Ahsan， Ali A.G.Ali，and NJohn Kurian. Toward a Theory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Vol. 64， No.3，Aug，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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