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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中国知网 里面有好多论文资料可以查我是日语专业的学生，我的论文好多是在那里查的资料还有去《日语知识》《日语研究》里面查也有只要查到一篇论文，然后看这篇论文的参考资料，再沿途摸索，自然你的参考资料就多了~
感觉你题目有点不对。。。。日本酒の歴史から日本文化を见る。 而且你这个后面看日本文化是不是范围大了一点，有点宽泛，应该要具体一点。偶这么觉得。关于第二章，你应该查资料了解他们的酿酒技术在什么时期开始改进，在每个时期有着怎样的改进，然后取相应的标题。 比如2.1 安土桃山时代 2.2江户时代 2.3明治维新时代 第三章，你要了解日本的清酒成为国粹与日本文化有怎样的关联，与日本人的性格又有怎样的关联，然后朝这个方向去写，挖掘日本的酒文化，比如跟中国的不同之处，中国人饭局上酒是必备品且感情越好越要让别人喝酒。而日本则不然等等诸如此类，因为我也不是很了解，只能说个大概了。
你这是写毕业论文吗？毕业论文一般是有固定格式的你从日本酒的历史中想说明日本的什么文化？第一章写 日本酒史第二章写 酒同文化的关系；用实例说明日本文化与酒的关系第三章 最好从一些论文中引用一起说明和你有相同想法与不同想法的人第四章说明你为什么认为他们之法间是有联系的。一般论文都是先提出问题，说明问题，最后解决问题。当然仅供你参考。
流动中外观澄澈明清，转动中幻化成五颜缤纷的光彩，一入口中，滋味清爽，层层果香、木香、米香、花香继而在脑海中散发开来……此即被称之为日本极究精致精神的代表作“幻之酒”——清酒(又称日本酒)。日本人常说，清酒是上帝赐予他们最好的礼物。在大型的宴会上，在结婚典礼中，在酒吧间或寻常百姓的餐桌上，人们都可以看到清酒，它已成为日本的国粹。 清酒是日本传统文化之一，古时日本人将石炭加浊酒中，待其沉淀后取清澈的酒液饮用，便有了清酒之名。日本人把喝酒当成工作，每天下班必到酒吧报到，重大决定不在办公室里，而在觥筹交错的酒店里，职位变动等事情一概是要喝酒的。酒吧成了日本男人的天堂，下班后都要尽情在里面享受够了才拖着醉态的步子回家。而日本人最喜欢清酒确实名不虚传，它固有的爽口，意味深长以及多样性正在被世界各地所认识和理解。 清酒是用秋季收获的大米，在冬季经过发酵后酿成的。也就是说，清酒是大米、水以及酒曲的完美结合。优质的大米是生产香醇清酒的先决条件，日本的大片森林中孕育了丰富的水源，为生产优质名酒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日本的东北、北陆地区是清酒主要产地。位于关西的神户滩区有着日本最大的清酒制造厂商。传统的酿酒过程最初用米曲，然后酵母培养育种，接下来是发酵。日本酒是在开放的状态下发酵的，因为这是优良酵母大量繁殖所必需的。纯粹的酵母大量繁殖培养后产生的物质被称为酒母。将水、米曲、蒸过的米放在小罐中进行搅拌，然后加入酵母，经过1～4周时间酿制成酒母。然后在酒母中分3次加入水、米曲蒸过的米，形成的物质被称为醪。再用3～5周的时间将醪发酵。发酵完成后，将醪压榨、过滤、加热杀菌、贮藏，出厂时调整酒精度再加热杀菌后装瓶即可。 清酒是一种谷物原汁酒，因此不宜久藏并且很容易受日光的影响。白色瓶装清酒在日光下直射3小时，其颜色会加深3～5倍，即使库内散光，长时间的照射影响也很大。所以，应尽可能避光保存，酒库内保持洁净、干爽。同时，要求低温(10～12℃)贮存，贮存期通常为半年至一年。 日本菜以鱼类海鲜为主，威士忌酒性太烈，与之相配容易破坏日本菜的鲜美。有些人吃日本菜喜欢喝啤酒，但总觉得喝啤酒“不够味儿”。其实，清酒和啤酒的酿造十分相似，清酒酒精度为16％～20％，是使用米曲将淀粉转变成糖类，而啤酒是使用麦芽；啤酒的糖化过程是分开进行的，而清酒的糖化与发酵是在同一个大罐中同时进行的，这种方式被称为“并行复发酵”。在世界上未蒸馏的酒精饮料中，清酒的度数是最高的；另外，清酒是仅使用米酿制，而啤酒是使用大麦、小麦以及其他可能的原料酿制的。 所以香醇爽口的清酒配上日本菜才堪称绝配。日本人后来用大米的“芯”酿造“吟酿造”很受欢迎，这是清酒中的极品。 清酒可作为佐餐酒，也可作为餐后酒。饮用清酒有各种方法。饮用清酒时可采用浅平碗或小陶瓷杯，也可选用褐色或青紫色玻璃杯作为杯具。清酒一般在常温(16℃左右)下饮用，冬天需温烫后饮用，一般加温至40～50℃，用浅平碗或小陶瓷杯盛饮。也可以放入冰箱冷却后饮用。男士举起酒杯，一口一口接着喝下去，而女士则是用右手托着酒杯，左手垫在酒杯下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品尝。 清酒是典型的日本文化代表。一家人坐在精致幽雅的日本庭院，手捧沁人心肺的日本清酒。吹来阵阵微风，畅饮清酒该是多么令人惬意的事情。坐在日本料理店里，听着挂帘瀑布落入水中被石激出的清脆响声，品尝着刺身，再来一壶清酒，那种惬意光是想象都令人陶醉。每年成人节(元月里)，日本年满20周岁的男女都穿上华丽庄重的服饰，与三五同龄好友共赴神社祭拜，而后饮上—杯淡淡的清酒(据日本法律规定不到20N岁不能饮酒)，在神社前合照一张饮酒的照片。这个成人仪式的程序—直延至今日，由此可见清酒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工作之余，来一杯“上善如水”或“男山”，亦或是来一杯“白鹤”，希望能像仙鹤一样神游于心中美好的地方，都是一种文化的享受。 中国的造酒文化对日本影响深远，并经历日本风土的精练和不断完善造就了今日的日本酒文化。其不仅有着特别的酿造过程、饮酒礼仪和保存方法，并且各种清酒的酒标也有着特色，它蕴涵着日本流传千年的酿酒历史与厂商的巧思。这点也颇像红酒的酒标，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由于每一家酒厂所酿制的酒品有很多品牌名称，而同一个品牌又有不同酒种和酒名，因此发展出特有的酒标风格。 传统酒坊的商标在酒标设计上多结合书法、美术的表现手法，从中可以看出古老中国文化对大和民族的文化性格深刻影响。清酒的酒标融合其特有的风格与产品特色，视觉上颇具美感，并在语意上充分具有吟咏玩味的想象空间，表现了日本人对任何事务认真与投入的精神，就好像“吟酿”二字，有着细细慢品、仔细品味的意思。 日本清酒的制造工艺十分考究。这里特别要强调一点的就是，用来制造清酒的大米是专门用于酿酒的大米，与普通食用的大米不同。也就是刚收获的大米在经过打磨后变成精米才能进入酿造的工序。而这一打磨的过程也决定了清酒的种类和等级。将糙米打磨越多，工序越复杂精致，酒的品质越高。清酒可分为三种：其中吟酿酒等级最高，纯米酒次之，本酿造酒排行最后。 吟酿也就是日本人后来用大米的“芯”酿造的“吟酿造”，这是清酒中的极品。吟酿又根据打磨和原材料细分为纯米大吟酿(打磨50％以下)、大吟酿(50％以下)、纯米吟酿(60％以下)、吟酿(60％以下)；同上所述，纯米酒也可细分为特别纯米酒和纯米酒；本酿造酒分为特别本酿造和本酿造。在日本清酒品牌众多，“越乃寒梅”、“久保田万寿”、“上善如水”等是成功人士的首选，因而价格也较高；“盛田”、“玉乃光”、“醉心吟酿”、“朝香大吟酿”、“菊源氏”等价格适中，很受白领的青睐； “菊正宗”、“大关”、“日本盛”等走平民化路线，通常被一般家庭所推崇。1975年，为了建立一个能向追求美味佳酒的消费者提供使其满意的优质清酒的流通网络，也为了青酒在海外受人喜欢，日本成立了日本名门酒会等诸多民间酒类文化组织，加强了日本酒的信息网络。 日本导演以一部部赞美日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电影频获国际奖项；时尚设计师也在不断更新着和服的样式；而日本的制酒者们更是证明了日本清酒能与波尔多葡萄酒相媲美。被称之为“幻之酒”的日本清酒——如此之清亮透明，如此之芳香宜人，如此之口味纯正。说到这里，您是否也产生一种冲动飞往那个樱花的国度，在雪花漫天飞舞时节，在温泉水中美美地放松一番，然后换上宽松的日式和服，慵懒地盘坐在榻榻米上，品尝满桌子华丽的日本料理，再喝上两盅暖呼呼的日本清酒呢?
仁政王道之光 ----从《齐桓晋文之事》看孟子思想礼崩乐坏，诸侯纷争，战乱频仍，百家争鸣。历史的车轮呼啸碾过尘封的记忆，超越时空的对话带领我们聆听亚圣孟子灵魂的真谛。孟子名轲，邹国人，降生于那个古老而纷扰的年代。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没落为士后受学于孔子之孙，在战国时期把儒家学说继承流传，发扬光大。孟子在各国游说政治主张不被采纳时他不贪恋名位，毅然罢官而去，着书立说，广招门徒，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将来，而后与他的弟子们把自己的学说整理成书，即为《孟子》。位列四书，流传至今。《孟子》的出现，是古典散文从章到篇的划时代作品。在这部作品里，不管是义正言辞的说理文也好，高谈雄辩的辩论文也好，幽默的谐趣的讽刺文也好，都具有明畅、犀利的风格。孟子的文章说理畅达，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站在士的立场上将他的政治主张、哲学理论、教育纲领等穿插其中，读之醍醐灌顶，令人受益匪浅，回味无穷。知识浅薄，接触的过孟子精髓不过是冰山一角。从最初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用兵观再到“鱼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的就义观；以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人生观，孟子的思想延续至今，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那篇被选入高中语文教材的《齐桓晋文之事》。“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文中勾画的是一副多么温馨祥和的图景；书中讲述的又是一个多么浅显而深奥的道理。在那个兵戈相向的年景，诸侯各国“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人民陷于战乱的水深火热之中，食不果腹，颠沛流离。”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路有饿殍。”广大下层民众在战争，贫穷，饥饿的夹缝中步履维艰，却还是摆脱不了苛政峻法的剥削，“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所以，孟子提出“仁政”观点，民本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全书中很多篇章都彰显了这种“人民性”，他能够超越阶级的束缚，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分析利害关系，为民请命，是孟子学说进步性的一个体现，也为他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认为，统治者要想恒久稳固，长治久安，首先要“得民心”，“合民意”，与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对于人民的需要要满足他们，给予他们充分的生产资料，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因为“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想要顺应时势的发展，在动荡多变的世界上立足。都应该“制民之产，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方能“王天下”。这种的仁政学说的基础是以是“仁、义、礼、智”四德为标志的“性善论”，推行仁政的关键是人们注重自己的灵魂修养，“养浩然正气”，国君“以德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友爱互助，那社会秩序自然井然有序，文明之气随之蔚然成风！仁政和民本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王道。王道亦是孟子哲学的中心概念。在本章中，孟子就是通过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的方式，循序渐进鼓励齐宣王舍“霸”图“王”，分析了以力求霸必定失败保民而亡必定成功的两种既然不同的结局。这种王道的思想也同样贯穿于《孟子》中的其他的篇章：比如《寡人至于图也章》中孟子针对梁惠王自满于移民，移粟的矜功思想，用五十步笑百步的生动比喻，规劝他回归事物本质，施行王道才能“望民加多”，孟子曾多次借喻梁惠王实行王道，众所周知的“缘木求鱼”典故，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再如《夫子当路于齐章》中，承接本章，孟子对公孙丑首先表示鄙视霸道的态度，反映出当时人们迫切要求统一的呼声；还有《宋小国也章》中点明了“王政”就是同情人民疾苦，替人民做好事，就像尧舜殷汤一样得到天下百姓的拥戴，就算国再小也不怕大国侵略；另外《易其田畴章》《齐王问卿章》中多次提到实行的王政施行后“老有所养”，“路不拾遗”“民胞物与”其乐融融的社会景象……无不在方方面面直接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王道思想。虽然在弱肉强食，称霸争雄的春秋战国有些不切实际，脱离潮流。但王道主张的“以德服人”“中心悦而诚服”“天下归往”却为统治者设计了一条较为科学和清醒的统治道路。在当时为缓和阶级矛盾，客观上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的部分要求，对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这种先承孔子的“仁”，为政以德，后被董仲舒异化为“天人感应”的思想，作为儒家学说的思想主流，和“礼”并用于封建社会的统治之中，产生深远影响。但是与大多儒学思想一样，王道受时代的制约，却具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其一，王道思想片面的强调了“仁”和“徳”，没有考虑到社会所处的客观现实，忽视了法学的作用；其二，受“性善论”驱使太过注重人的自身操守，强调发挥人的自制力和能动性，具有一定的主观唯心的倾向；其三，社会大背景从分裂走向统一，战乱在所难免，孟子笼统反对一切武力有些过于盲目，不如墨子的“非攻”主张来的科学；其四，在社会动荡的年代，儒家所提倡的“德政”和“道德感化”不利于有力地加强中央集权，难以实现国家统一，孟子在那时所勾勒的“大同社会”只能成为一种单纯美好的设想；其五，仁政和儒学都是为小农经济占基础的封建社会服务的上层建筑，所谓的仁政爱民，是一种有阶级的“小爱”而不像墨家所推崇的那种“兼爱”。“民贵君轻”的思想只不过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一种工具罢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对于当今社会，王道中的某些闪光的思想，仍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这其中就包含了现在很流行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的雏形，指出开发索取要有节制，把握好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要爱护自然，保护生态，既要保证当代人的生产生活需要，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定的生存资料供其繁衍生息。这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有先声先导之妙，可见孟子超凡的远见和惊人的卓识！还有孟子和世世代代的儒学家门孜孜追求的那个最高理想社会----大同社会。里边畅想的当大道也就是“王道”施行的时候，能“天下为公”，人们能“讲信修睦，各得其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与东晋诗人陶渊明所期待的世外桃源，还有西方盛行的“空想社会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在当时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社会形态所要求的程度时，一切不过只是镜花水月般蓬莱仙境罢了。但毕竟在那段民不聊生的黑色日子里，能或多或少的在精神上给予身心困苦的人民大众以安慰。而现在不同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时代的日趋进步，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把这个追寻了千年的理想变为现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我们将“王道”的精神发扬光大，依然强调社会道德。但这种以德治事的思想是以雄厚的社会经济实力和物质财富为基础，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保障，依法治国为方略的。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完成中华名族的伟大复兴。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不是纸上谈兵的官文！“仁政王道在，光焰万丈长”，虽历经历史的洗涤，时光的锤炼，正真的精华也不会因年代的沧桑而褪色！“推陈出新，革故鼎新”让我们学着领悟的圣人思想汲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奋发图强，开创明天的辉煌！
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名句，是我们自初中时起，就出现在语文课本中的必学古文，它们均是出自 《孟子》 。 对于孟子其人，我们大多的认知是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儒家学派，与孔子并称为“孔孟”，被后人尊称为 “亚圣” 。 而我们了解孟子及其思想观点主要是通过《孟子》这本著作，自从南宋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并列为“四书”之后，《孟子》一书就成了儒家学派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更是被作为古代文人科考的必考教材。 从古至今，解读《孟子》的文章、书籍可谓是汗牛充栋，我们也多是通过这些书籍的帮助，来理解、记忆《孟子》的经典文字，学习孟子的儒家思想的。 而在距今约2500年前，那个纷乱的战国时代，一个真实的孟子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孟子又是如何展示他的思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的呢？ 贝冢茂树先生1985年所著作的 《孟子读本》 ，以全新的视角，用广博的中国古代史的知识，在解读《孟子》经典篇章的同时，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鲜活的孟子。 日本东洋历史学家、中国古代史专家、京都大学教授贝冢茂树家学渊源极深，父亲是日本著名的地质地理学家，弟弟汤川秀树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贝冢茂树自小跟随祖父习读四书、五经，对中国古籍和历史有极深的造诣与成就。 《孟子读本》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孟子思想的时代背景、孟子其人与思想、《孟子》这部著作。 本书 最大的亮点 就是： 不仅仅是文学层面的解读《孟子》，更是以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为开端，以百家争鸣的文化现象为背景，让我们了解到：一个先贤的成长与思想的形成不是孤立存在的。 同时该书挑选了《孟子》十四卷中最能集中体现孟子思想、观点以及反映孟子性格的章节，进行详细讲解，引领我们融入当代人的思维，用更加辩证的、客观的视角来分析孟子的思想与人格，让我们对孟子这个人及《孟子》这本书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 不管是从： 孟子这个人、《孟子》这本书、孟家的儒家思想 ，这三个角度中的任何一个来阐述、挖掘，我们都需要先来了解一下“时代背景”。 如同一个人的心理、思想、人格源于家庭环境一样，一本书、一个思想也必须要考究它的时代背景，那是滋生它的土壤，是孕育它的“原生家庭”。 即便是解读一篇诗词，我们也是需要探究诗人的创作背景的，比如南唐后主李煜的词婉约深致、情真意切，他的词经常被我们用来表达那种幽幽的恨，淡淡的愁，从字面上我们大多感受到的是一种凄然的唯美： 而当我们了解到这首词是在大宋灭了南唐、作为亡国之君的李煜被抓到汴京做了俘虏、自己的爱妃小周后被宋太宗强行临幸并让画师画下临幸场面的背景之后，你才能深刻地体会到李煜在创作这首词诗时极度悲哀、无奈的心情，才能更好地理解这首作品，才能真正与诗人达到思想上的共鸣。 所以，在《孟子读本》的第一部分，作者为我们描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背景是极为必要的。 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周天子的权威日渐衰落，周朝时期所建立的文化与制度日趋崩溃，最终荡然无存。在这一历史时期，诸侯国之间战事不断，臣子弑杀君主，儿子谋害父亲的现象层出不穷，整个社会失去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的文化现象，这也成为了中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这种百家争鸣的现象的产生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1. 旧的贵族没落了（周天子分封的贵族们）。 2. 有实力的人不问出身门第，凭借才能就可能得到重用。 3. 旧的身体体系完全崩溃。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变革之中，形成了一个新兴的阶层“士”，这个阶层的人多为贵族的家臣，他们之中有著书立说的学士，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勇士，有为人献计献策的谋士。 在这些“士”中，出现了孔子、孟子、韩非子、墨子、庄子、荀子、张仪、许行……等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他们希望通过建立的思想认知来形成新的社会秩序。 被尊为儒家学派开山鼻祖的孔子，前半生游走于列国之中，推行自己的理想，然而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在后半生他开始广收人才，培养弟子，希望通过弟子们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他的众多弟子也确实对于传播儒家思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孟子就是深受孔子及其弟子儒家思想影响的一分子。 充分了解了孟子出生、成长的时代背景，对于我们理解孟子的思想、个性都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孟子读本》所具有的一大亮点。 从前面讲述的历史时代背景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那个时代，只要有真实才学，就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在那个年代没有媒体，甚至连纸都没有，人们如何展示自己的才能与思想呢，这些思想家几乎都是通过游说、辩论的方式来传播自己的思想的。 就在离孟子故乡不远的齐国，齐宣王为了招揽天下人才，在国都临淄的稷下设立了一个专为思想家、学者辩论的场所。 正是在这里，孟子接触到了各色学者，自己的思想也更加丰富充盈，同时孟子的表达方式更是受到了自由辩论方式的影响。 《孟子》的前半部都是以一问一答，一述一驳的形式来阐述孟子的思想的，在这些文字中，我们看到的孟子更像是一名雄辩家，一名伟大的演讲者，他极善于使用带有比喻的类推的辩论手法，自信、笃定的宣扬他的思想与观点。 孟子说用刀杀人和木棍杀人是一样的，因为政治上的失误而使百姓丧命也是杀人，同时孟子又进一步说明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的景象，最终表明为政者使人民忍饥挨饿，甚至暴尸荒野，就是等同于谋杀，从而强化自己 “仁政治天下” 的政治主张。 孟子常常运用比喻的手法，将自己的逻辑层层推进，环环相扣，从而产生了令人惊奇的效果，使自己的论点更容易被对方接纳。 在《孟子》中有很多比喻的类推法的运用，我们可以看到孟子高超的雄辩之术与演讲技巧，而这一点，在很多解读《孟子》的常规注释类读本中，是很少提及的。 由于《孟子》一书主要记录的是孟子登上政治舞台以后的言论，我们对孟子的前半生知之甚少，事实上我们所熟知的“孟母三迁” “孟母断椎”均是出自西汉的《列女传》，而他们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孟子》的记述，了解到更为真实的孟子的。 孟子坚守自己的“性善论”“仁义治天下”“养浩然之气”等思想，对于自己的思想和信仰孟子是极其笃定的，这种笃定正是源于自信。 孟子说 ：“我四十不动心…..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认为“浩然之气”是正直的、高尚的，要经过很多“仁义”之事才能逐渐养成“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是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正是由意志来决定的。 一个人能对自己有深刻地了解与认知，并予以极度的肯定与认可，是一种极为自信的表现，而这种自信源自自己的才能与端正的品性。 公元前314年，齐宣王趁着燕国内乱，一举进攻燕国，杀死燕王哙，攻陷了燕国的首都。当时孟子是齐宣王聘请的高级顾问（同时有老师的身份），齐宣王就攻打燕国以及占领燕国后如何继续占领一事向孟子请教。 孟子的对于攻打燕国一事是支持的，尽管孟子加上了一个前提：“如果燕国的人民支持的话”，但对于反对用武力取得政权治理天下，坚持用“仁义”治理天下的孟子来说，这种行为无疑是自相矛盾、难以理解的，以至于成为孟子一生的污点。 在《孟子·公孙丑下》中记载： 孟子原本有些事情正打算去朝中见齐宣王，碰巧齐宣王派使者来告诉孟子，自己因病无法来见孟子，希望孟子能到朝廷里与自己会面。孟子在这时却谎称自己有病，去不了，因为孟子有一个宗旨——“不奉召”，即就算受到君王的召唤也不去朝廷。孟子认为君王应该有尊师重道的态度，自己作为君王的老师，理应受到尊重。 然而以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想施展抱负才能，更应该珍惜每一个推广自己的机会与舞台，孟子这种拘泥于形式的作法是否是不讲变通的一种表现呢？ 同时在《孟子·公孙丑下》中，另有一则记载： 孟子认为自己与齐宣王日生嫌隙，决定离开齐国返回故都。临行前，齐宣王予以重金挽留，孟子表示自己并不是为了钱财，于是拒绝了齐宣王的挽留。 在孟子拒绝了齐宣王之后，理应迅速离开，但孟子却在齐国国都附近又多住了三天，此事成为了齐国部分文人的笑柄。 其实，看到这里，我也是莞尔一笑的。这让我想起了谈恋爱闹分手的情侣：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而提出分手，对方提出挽留，然而挽留的原因并不是自己想要的，（大部分情况下，提出分手的一方是希望让对方证明对自己的爱），这时仍佯装坚强，坚持选择离开，可心里仍旧怀有深深地眷恋，企盼对方能明白自己的心意。 一向自信满满的孟子，心中的这份柔情无法示人，只能用“多住三天”的行为来表现，我甚至觉得孟子是不是一个外冷内热，外刚内柔的“狮子座”呢！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孟子，一个好面子的孟子，这种做法从情感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一个付出了如此多的心血、一心要施展抱负与理想的政治家、思想家来说，这样的作法是否过于感性了呢？ 但也正因为这些性格上的弱点，我们才更加感受到《孟子》这本书所带给我们的温度，感受到一个有血有肉的孟子。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解释：不得志的时候就要管好自己的道德修养，得志的时候就要努力让天下人就是指百姓都能得到好处。 如果像上面这样，仅仅是需要一个直译的注释类的《孟子》讲解，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读者的选择是很多的。 但如果你希望能够更深刻地通过《孟子》这本书，全面地了解孟子的思想及孟子这个人，贝冢茂树先生的《孟子读本》是极为推荐的不二之选。 相信你读完整本书，不仅对儒家学派的理论思想有了新的认知上的提高，同时，你仿佛也能见到一个自信的、真实的孟子站在你的眼前，他穿越了2500年的时光在《孟子读本》中与你相会。
好的方面可以发扬、铭记，不足之处也要注意甄别。 孟子为亚圣，主要以思想传世，对后世影响很大。 孟子生前虽未能实现其平治天下的愿望，但他的思想是上承孔子、下启荀子的先秦儒学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对后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同时对东西方文化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孟子的思想集中反映在《孟子》一书中。性善说，是孟子思想的基石，它贯穿于整个思想体系之中。为人的自我修养、自我完善提供了可能；为用教育的方法来解决人的问题乃至社会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主张人生来都是善良的，都具有“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心”就是仁、义、礼、智的发端。 “施仁政，行王道”是他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他系统阐述了“仁政”型社会和谐理论，这一理论以经济和谐为基础，以道德和谐为核心，以上下和谐为主干，以善政善教为两翼。他主张“以德服人”，反对暴力治国，认为只有用“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重民轻君”是他“仁政” 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还十分注意人格修养，他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性格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对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性格塑造，更是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孟子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更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心。他赞扬禹稷的救世精神，提倡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他认为，生命与义，都是人所珍贵的，当生命与义不可兼得时，应当舍生取义。 在教育思想上，孟子非常重视培养贤才，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人生最大的乐事。他认为“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他继承和发扬孔子的教育思想，以“性善论”为基础，提出了“明人伦”的教育目的，特别强调学习过程中要有独立思考和见解。 孟子离开我们已经两千多年，他的性善说成为中国传统人性论的主流；他的王道、仁政学说，历代王朝奉为施政准则；他的良知说，启发了宋明理学的革新派；他的养气说，为后来心性论提供了可贵的思想资料；他的仁者无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思想，为后世外交军事的最高指导原则；他关心农业生产，使人民不饥不寒，几千年来被为政者奉为圭臬；他的社会和谐理论是中国古代社会和谐理论的代表，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依然具有多方面的启迪意义。 孟子的思想不仅在国内影响深远，在国外也得到广泛传播，由于地理与政治的原因，《孟子》一书首先同其他儒家经典一起传入了高丽、日本、越南等国。孟子的思想学说在西方也得到广泛的传播，早在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就把《孟子》译成拉丁文传回本国。随后，《孟子》又相继被译为法、德、英、俄等文，在西方诸国刊行。牛津大学把《孟子》中的篇章列为公共必修科目。伦敦大学把《孟子》列为古文教本。面对西方现代化后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许多西方学者对孟子的思想学说特别是道德心性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从中找出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办法。 孟子是邹城市在中国历史和世界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孟子》一书早已成为世界文明的瑰宝，孟子不仅属于邹城、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全人类。
日语论文开题报告题目：中日饮食文化の相违について课题を研究する目的：中国と日本は隣国ですから、多くの习惯や文化が近いと思う。でも、位置、歴史的な背景と宗教思想の差别によって、両国文化の多く方面に区别がはっきりに见える。ここで両国の饮食文化の比较を通じて、両国饮食の共通性と差别性を探索したい。そして両国人民の思想の上の差别を调べたい。课题を研究する内容：一饮食自身の比较1 料理の食材2 调理法3食べ方の违いニ饮食観の相违1饮食観の形成2饮食観の原因三结论方法：比较研究ほ法文献研究法分析法资料：[1] 谭玲著.『饮食文化対比』[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5-20[2] 胡智锋.『日中饮食発展史』[J].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4:1-10[3] 张惠临著.『日本と中国の食文化』[M]. 山西: 山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36-39[4]蔡毅编，《日本における中国伝统文化》[M]，勉诚出版社，2002[5] 高宫和彦著，《色から见た食品のサイエンス》[M]，纪伊国屋书店，2004[6] 张竞著，《中华料理の文化史》[M]，筑摩书房，1997 [7] 芳贺登、石川寛子编.「日本の食文化」[M]. 雄山阁出版社，1998[8] 贾蕙萱著. 《中日饮食文化比较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饭局”是个极有中国特色的词语。总有人在各种“饭局”间疲于奔命，却又乐此不疲，哪怕是一些外国雇员到了中国，也不能免俗。英国首相艾登曾用总共三道菜的国宴招待过周恩来总理。这给中国人留下一个印象：西方国家不兴大吃大喝。据我的观察，西方人的确不大有“饭局”这个概念，在他们的文化里面，吃饭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补充热量而已。以至于很多欧美人士中午不过是几个橘子、一根香蕉打发胃肠。想想这也是合理现象，美国最精致的菜是加上配料的熬豆子，要说下工夫也不过是熬的时间长一点。在这种饮食文化下，“饭局”能有多大魅力可想而知。但是，这个概念却不能用在日本人身上。有位去日本访问的朋友，感慨国内“饭局”众多的风气，认为在日本可能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不料，他在日本遇到“饭局”的次数，比在国内有过之而无不及。更绝的是，在日本“饭局”虽然众多，但常常吃不饱，回来后还要给自己加料。日本“饭局”菜式众多，往往一顿饭下来一二十道菜，盘子大碗大，偏偏盘中菜量少得可怜，一道菜分到每个人盘里不过一勺一口而已，即便二十道菜也不过二十来口。吃一个日本“饭局”常常要耗费三四个小时，这二十来口菜分成三四个小时上来，后面的菜还没吃到嘴里，前面吃进去的都快消化掉了，其充饥水平可以想象。劳神费力地应酬几个小时，居然还求不到一个饱，许多人不免对日本的“饭局”颇有腹诽。其实，认为日本人不重视“饭局”的朋友，多半是不很了解这个国家的传统。如果了解日本人对于“饭局”的思路，这种“马拉松式的吃不饱饭局”就更应该得到理解了。同样作为东方国家，日本和中国一样，自古以来都把“饭局”当作沟通感情、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即便是日本最普通的公司职员，每个星期都少不了一两次“饭局”。时间通常是周末，办公室的同僚们一起出动，下饭馆吃一顿算是惯例。此外，还有五花八门的“饭局”名目，什么“忘年会”、“送别会”和“新人会”等。这些“饭局”可不是能够轻易推辞的。在中国，不参加“饭局”顶多是不给朋友面子；在日本，不参加“饭局”则有丢饭碗的危险。因为日本的“饭局”是一种带有“官方”性质的活动，它的作用在于增进上下级之间的沟通，培养同僚之间的感情，也是协作单位之间增强联系的纽带。说到底，这是工作的一部分。日本的公司或机构有着强烈的等级观念，平时上下级之间界限严格，极少感情交流，只有在酒桌上，双方才会放下身段，坐在一起称兄道弟。这时，日本的老板也会讲笑话，员工也可以无所顾忌地高声谈笑。当然，谁都不会随便到失礼和忘却自己身份的地步。日本人的生意有时也喜欢在酒桌上完成，协作单位的几个头头儿喝了几杯以后，今后的合作意向可能就决定了。“饭局”虽然不是硬性规定必须参加的，但总是不参加“饭局”的职员，一来会被认为不合群，难以合作、难以驾驭，二来会被认为不肯把自己的时间投入“饭局”，为公司的业务付出努力。这当然意味着他对公司的感情不够深，而且没有协作精神。日本的员工不乏因此丢了饭碗的。既然日本的“饭局”承载着这样的社交功能，“吃”本身就不再是饭局的重点。日本“饭局”更重视每道菜的特色和精美，而不在乎是否让客人吃饱。其实，日本的“饭局”费用相当高昂。“饭局”文化大概也来自日本人泾渭分明的性格。如果与中国对比，是颇为有趣的。比如洗澡，中国人并不回避泡澡带来的愉快，有人会在浴池中一边搓洗一边享受。而日本人把泡澡的目的定位为感受热水的舒适，于是必须先在外面洗好了才跳进去泡。在他们看来，洗澡和泡澡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再比如茶道，中国人欣赏茶的品位是有名的，但是品茶的同时也不回避解渴。而在日本人看来，既然是品茶，就只能是一小杯一小杯地喝，慢慢感受茶的味道。在他们心里，品茶和解渴也是两回事，同样不能混为一谈。对待“饭局”也是一样的道理。中国人日本人都视“饭局”为一种社交场合，区别在于，中国人并不反对一边谈事情，一边大快朵颐；而日本人则更多地把“饭局”中的“吃”作为一种饮食的艺术来欣赏，吃饱不是目的。在笔者看来，日本的“饭局”的确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其先进之处，至少有二：其一，日本的“饭局”中一般不劝酒，想喝酒的人也不会自己倒，而是做势给别人倒酒，别人就明白他是想喝了，会反过来给他满上。这样既避免了酒后的无意之失，也是对个人意愿的尊重。其二，日本的“饭局”原则上是自己掏腰包，极少公款吃喝的现象。每个星期的聚餐，都是员工各自缴纳自己的一份，由临时选出的干事负责收钱，吃完后多退少补。因此，大多数日本员工的每月工资，都会预留固定比例作为应酬用款。也许正因为如此，日本“饭局”虽多，却并未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提供一些中日食文化比较论文的参考文献，供参考。[1] 吉牧. 中日饮食文化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分析[J].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7,(01) . [2] 梁爱露. 浅谈中日饮食文化差异[J]. 科技信息(科学教研), 2007,(34) . [3] 郑雅珂. 浅谈中日的饮食文化[J].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02) . [4] 方海燕. 从饮食看日本文化的特征——以中日饮食文化的关系为中心[J]. 科技信息(科学教研), 2008,(04) . [5] 仓石厚子. 中日饮食文化比较——兼论消费与经济观念[J]. 现代日本经济, 1997,(06) . [6]日本的饮食文化[J]. 健身科学, 2004,(12) . [7] 蔡华. 试论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J]. 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2) . [8] 宋淑运. 中日待客与饮食文化差异趣谈[J]. 海内与海外, 2004,(09) . [9] 李直. 中日饮食文化比较[J]. 商业文化(学术版), 2007,(05) .
这个，应该很难吧，日本的贵族还是很有钱的，人家的那才是 真正的混杂文化和餐食。最后，你的切入点很难找吧。我估计也就是能找到 日本贫富差距在餐食上的体现吧。中日对比 餐食 文化 还可以吧。虽然，本人，没写过论文，没文化，见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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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日本右翼势力与东北亚国际关系
作者：王希亮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3-7-31
页数：414
内容简介：《日本右翼势力与东北亚国际关系》以大量第一手史料披露了战后各个历史时期日本右翼运动的时代背景、运动方向、攻击矛头、手段策略等，揭示了右翼运动对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影响变数，分析了东北亚国家及地区应对日本右翼运动的态度、方法和策略等。同时指出，右翼是日本社会的特殊产物，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右翼势力不会灭绝。为了有效地降低日本右翼的影响力，应该认识到日本决策层的政治倾向与美国因素是右翼运动的风向标；主张以理性的思维和策略的应对去了解日本，认识右翼；同时还要认识和支持日本社会的正义力量。这样，才有可能掌握减弱右翼影响力的利器。
作者简介：王希亮，1946年生，原籍山东省黄县，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硕士研究生导师。多年从事东北地方史和中日关系史的研究，1991年受国家教委公派赴日本，在日本学习、研究、工作多年，回国后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先后个人出版专著15部，其中有《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政治统治》、《东北土匪秘录》、《吴佩孚传》、《孝杜将军传》、《日本不是天堂》、《日本来的马贼》等，译著有《二战时期的战略轰炸》，二人合著有《战后50年日本人的战争观》、《日本右翼研究》，其他合著、译著多部。并在国外杂志以及《光明日报》、《日本学刊》、《抗日战争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等国家刊物和省级刊物发表过百余篇论文、译文等，多次获得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目前承担中、日、韩三国学者合编教科书辅助教材的课题以及部分国家、省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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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日本右翼势力与东北亚国际关系
作者：王希亮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3-7-31
页数：414
内容简介：
《日本右翼势力与东北亚国际关系》以大量第一手史料披露了战后各个历史时期日本右翼运动的时代背景、运动方向、攻击矛头、手段策略等，揭示了右翼运动对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影响变数，分析了东北亚国家及地区应对日本右翼运动的态度、方法和策略等。同时指出，右翼是日本社会的特殊产物，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右翼势力不会灭绝。为了有效地降低日本右翼的影响力，应该认识到日本决策层的政治倾向与美国因素是右翼运动的风向标；主张以理性的思维和策略的应对去了解日本，认识右翼；同时还要认识和支持日本社会的正义力量。这样，才有可能掌握减弱右翼影响力的利器。
作者简介：
王希亮，1946年生，原籍山东省黄县，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硕士研究生导师。多年从事东北地方史和中日关系史的研究，1991年受国家教委公派赴日本，在日本学习、研究、工作多年，回国后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先后个人出版专著15部，其中有《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政治统治》、《东北土匪秘录》、《吴佩孚传》、《孝杜将军传》、《日本不是天堂》、《日本来的马贼》等，译著有《二战时期的战略轰炸》，二人合著有《战后50年日本人的战争观》、《日本右翼研究》，其他合著、译著多部。并在国外杂志以及《光明日报》、《日本学刊》、《抗日战争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等国家刊物和省级刊物发表过百余篇论文、译文等，多次获得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目前承担中、日、韩三国学者合编教科书辅助教材的课题以及部分国家、省级课题。
摘 要：中日邦交正常化30多年以来，特别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两国的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合作领域日益扩大，彼此的依赖关系越来越紧密。但挑战与机遇并存，两国也经历了诸多曲折与摩擦。理性分析并全力推动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促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必将给中日两国带来“双赢”局面，对整个亚洲的经济腾飞同样意义深远。本文对现阶段中日贸易状况及相关要素进行全面考察与系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中日经贸，贸易摩擦，直接投资，贸易收支 一、中日经贸关系的总体状况及主要特点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日双边贸易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按中国海关统计，1972年恢复邦交时双边贸易额仅有10.4亿美元，2005年达到1844.4亿美元，34年中增长184.4倍，占中国当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3%，而2006年第一季度达到459.7亿美元，同比增长11.4%，其增长之迅速可见一斑。随着中日经贸关系的不断深化，两国已相互成为对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1993~2003年的连续11年间，日本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04年，受欧盟东扩等因素的影响，日本下降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但两年以来双边贸易额仍继续着快速增长的势头。另一方面，2001年以来，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市场；2002年起，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总体上作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不可动摇。通过对最近几年中日贸易发展状况及相关要素的全面考察与分析，中日经贸关系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由“垂直互补型”向“水平竞争型”方向发展 中日贸易赖以发展的分工基础是以垂直型国际分工为基本特征的,这是由两国生产要素禀赋差异产生不同的比较优势所决定的。这一特征反映在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上,就是日本对华出口以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为主,而中国对日出口则以技术和附加值含量较低的劳动资源密集型的低端产品为主。这也意味着中日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以垂直互补型为主、水平竞争型为辅。 从动态变化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中日贸易赖以发展的分工基础逐渐向水平型国际分工转化,在中国对日出口的商品结构中,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所占的比重正在逐步提高,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越来越显现出“水平竞争型”特点。中国从日本进口最大的变化是钢铁比重逐渐下降，同时一般机械和电器机械迅速上升；中国向日本出口最显著的变化是原料性产品和纺织品比重下降，同时机电产品的比重大幅度上升。 当然，目前在中国对日出口的高端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日本在华投资企业提供的。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增长带来的产业内、企业内贸易迅速扩大，直接推动了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向“水平竞争型”转化。 (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经历剧烈波动后稳步增长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当时投资额仅为1400万美元，一直呈增长趋势,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于1997年达到最高点，此后开始出现剧烈波动,项目数到1999年减少至1167件,合同金额减少至25.9亿美元,而实际使用金额到2000年减少至29. 2亿美元。最近几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又开始显现出迅速增长的势头,按照中方统计,项目数在2003年、2004年和2005年分别增长20.62%、7.94%和19.79%,实际使用金额分别达到50.54亿美元、54.51亿美元和65.30亿美元。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日本企业不断将主要的生产和经营基地向中国转移，带动其生产和经营活动所需机器设备和主要零部件大规模向中国出口，从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诱发出口效果”；另一方面，日本企业不断将主要的生产和经营基地向中国转移，导致日本国内市场所需的大量产品要通过从中国进口来满足，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逆进口效果”。中日双边贸易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形成了中日贸易与投资的良性互动。 (三)中日贸易依赖关系发生变化 近年来，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日本经济停滞的背景下，中日贸易的依赖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具体表现为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和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对华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990年的3.5%扩大到2005年16.7%，而同期对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2.4%下降为13.0%。还可以从贸易密集度角度分析，贸易密集度是反映两国贸易依赖关系强弱的一个最重要指标。贸易密集度又可以分为出口密集度与进口密集度。其公式为： 出口密集度=(A国对B国的出口额/A国的出口总额)/(B国进口总额/世界贸易中进口总额) 进口密集度=(A国从B国的进口额/A国的进口总额)/(B国出口总额/世界贸易中出口总额) 如果贸易密集度大于1，则表明两国的双边贸易关系比较紧密，两国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如果贸易密集度小于1，则表明两国的贸易关系还比较弱。贸易 密集度的绝对数值表明，中日双边的贸易关系一直处于极为密切的状态，两国的贸易依存关系非常强。表1贸易密集度的数值变化则表明，中日两国的相互依赖程度在不断加强，特别是近些年日本对中国出口贸易密集度和中国对日本进口贸易密集度一直呈上升的态势。这实质上意味着中日双边贸易的相互依存关系在迅速扩张的过程中发生着明显变化,日本对华贸易依存度相对提高,而中国对日贸易依存度相对下降，日本对中国出口的增长已经成为其恢复经济景气的重要引擎之一。 (四)中日贸易收支向中方逆差型转变 按照中方统计口径,在中日双边贸易收支关系中早已呈现出双方在不同年份交互出现逆差的特点,而近年则形成中方逆差(日方顺差)不断扩大的特征。在2001年的中日贸易中，中方尚有顺差21.6亿美元,2002年则转为逆差50.3亿美元，2003、2004和2005年逆差扩大，分别为147.3亿美元、208.6亿美元及164.6亿美元。据中国海关最新统计,2006年1—2月中国对日出口124.9亿美元,由日进口149.0亿美元,逆差已达24.1亿美元，同比增长27.5%。步入新阶段的中日贸易在收支关系上之所以朝着中方逆差型发展,主要是基于两大背景:一是中国加入WTO后,正在逐步履行市场开放承诺,而日本早已按照WTO的要求达到了较高的市场开放度,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潜力明显小于中国；二是中日双方经济增长差异导致了明显的进口扩张能力差异。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中国进口增长率也大大高于日本，这势必导致双方在吸纳对方进口商品的能力上也存有很大差距。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经济增长态势差别导致的进口扩张能力的差异在未来还会持续下去,由此势必导致中日双边贸易收支关系继续朝着“中方逆差,日方顺差”的方向发展。
这得取决于老美的态度！！！首先，日韩以及东南亚各国都仅仅是美国的棋子，其作用是牵制中国和试探中国，从近两年来看，美国迫切需要从卫星以外的角度来进一步了解中国，这就需要日韩和东南亚各国发挥作用。菲律宾，越南等通过边境问题挑起事端，美国妄图用这几颗棋子，渲染中国weixielun，以及了解中国的战略思想...好像跑题啦！日韩两国则通过自己的国际地位，不断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向中国施压...综上所述，日本受雇于老美，不仅能放缓中国的发展，而且还能讨好美国，更重要的是利于日本自身利益...告诉你，中国在某些方面看似有些。。。那是中国在寻找机会，要da，中国就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取得胜利，要da，中国就要yizhan确定自己的地位，要da，中国就要da那个最大的！！！你懂得！！！希望我的答案能让您满意！！！中国雄起！！！
鞠躬-抬头-瞪眼-大喊-再鞠躬，如此循环往复
睡觉觉睡觉觉呢别别别居于不
仅供参考 希望对你有帮助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都是落后的封建国家，同样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侵略的威胁。为摆脱屈辱的地位和实现富国强兵，日本于1868年推行了明治维新，中国则在1898年实行了戊戍变法。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把日本带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门槛，成了亚洲的强国，并欲与欧美列强争一高下。而戊戍变法却在短短的103天里夭折了，中国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并最终沦为了半殖民地国家。为什么这两个在时间、文化背景、社会状况和变革目标相近的改革，会有不同的结果呢？现试就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一、实行改革的内部条件不同。 首先看到，19世纪中叶，在中日两国封建社会的内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的先进地区——江南和东南沿海一带同日本比较发达的畿内地区相比，其经济的发展是处于较高水平的。然而，对于一个幅员广阔的中国来说，这些发展无论在水平上还是在地域上，都是极其有限的。在广大的内陆地区，自然经济只受到较小的冲击，甚至有些地方原封不动。加上统治阶级禁止大规模商品经济的发展，抑制工商，从而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在整体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日本向近代社会转变是相对较易的。 其次看看国内革命形势方面。19世纪中叶，日本仍处于诸藩割据的局面。国门被打开后，维新志士为推翻腐朽的幕府统治，提出“尊王攘夷”的政治口号，这符合日本民族渴望由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来结束割据分裂局面的社会心理要求，符合在列强侵略的刺激下日益高涨起来的爱国广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符合千百年来形成的奉王政为正宗的传统道德舆论，有极大的号召力和鼓动力。而中国自太平天国失败以来，革命形势已转入低潮。戊戍变法前，中国从未出现过日本维新前夕的动荡局面，广大群众没有革命的要求和行动。孙中山说：从乙末到庚子，“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那期间，不仅戊戍变法是昙花一现，就连广州起义也遭失败，且不得国人同情。证明维新思潮还未深入人心，全国规模的运动条件仍未成熟。 再来看看文化传统及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方面。中日两国也有很大的差异。郭沫若在分析中日两国的近代改革一败一成的原因时认为，两国在固有文化的负担上的差异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他指出：“中国固有文化的负担太重了，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年代太久，至少有3000年，所以对过去的文化怀着一种憧憬，对新的文化发生抵触，往往视欧美为夷狄之邦。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有光辉，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日本虽有它的固有文化，有中国传来的文化，但细的说来，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便走得快。”特别是由于日本在历史上曾有过大规模吸收中国文化，以促进本国文化发展的经验，日本人把移植外来文化视为当然的事情，只要能够适应形势，任何需要的东西都可以从海外引进，既无顾虑也不以为耻。因此，当日本在19世纪中期开始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威胁时，能够以这些国家为榜样，顺利地实现了本国的社会变革，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二、改革的社会基础不同。由于中日两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都不高，民族资产阶级弱小，所以两国维新运动的基础，均主要是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力量。19世纪30年代起，一些经济实力较强，政治影响较大的西南强藩，就已开始在“幕藩体制”下成功地进行了“藩政改革‘。他们顺应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引进西方先进生产和军事技术，积极扩大对外贸易，促进了藩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长。日本维新志士，是藩政改革核心力量。由于日本实行门阀制，被压迫阶级以及统治阶级的下层向上流动的渠道被堵塞了，他们无法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各藩大名又时刻伺机推翻将军幕府，有的恃着经济力量雄厚，公开与幕府对抗。特别是”天保改革“中幕府改革的失败和藩政改革的成功，更使各大名纷纷效法西南四藩，倒幕维新成为大势所趋。这就为维新志士进行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便他们有所凭借，并且在地方上得到富农、豪商的支持，训练军队，建立倒幕基础。而大批下层武士，由于幕府末期财政状况恶化，上司经常克扣傣禄，生活无着，不少人沦为浪人，他们就更成为倒幕运动的骨干力量了。 在中国，土地自由买卖，只要有财富便可挤身于地主阶级之列；科举制度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升官的道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士人等都把维护封建制度视为他们的共同的根本利益。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具有一种特殊的凝聚力，很难分化出与中央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在中央慈禧大权独揽，在地方上，各实力派在关键时刻无一例外效忠朝廷。维新派没有强大的地方政权和豪商富农作后盾，更无可能和机会有据点去独立地创建训练军队，势力薄弱，焉能不败？ 三、双方领导维新的人物能力不同。明治维新领导人大多参预了藩政改革，于50、60年代比较巩固地掌握了藩内实权，他们受过比较长期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戊戍维新的领导人，却缺乏政治实践锻炼。他们成长于书斋，维新前都未从事过际的社会管理工作。日本维新派精明强干，长于韬略，是一批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们目标坚定，百折不挠，富于大无畏牺牲精神。中国维新派疏于政务，黯于世事，对中国国情、政治斗争残酷性、封建顽固势力反动性、顽固性的认识都不深刻。思想准备上的不充分导致了行动上软弱、妥协，一旦遇到阻力，即惊慌失措，步步退让。政变后，惟有“大众痛哭不成声“‘一筹莫展。他们的个人遭遇，也相对少坎坷，斗争勇气和决心较之日本维新派差距甚大。除谭嗣同、唐才常少数人敢与封建势力一决雌雄外，康有为哭天抹泪急着跳海，梁启超仓皇出逃，严复、黄遵宪一时噤若寒蝉，无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残局。 明治维新中，维新派注意灵活运用政策，集中矛头对准幕府，团结争取社会上各种势力，以减轻维新阻力。在中国，维新运动初期，洋务派包括李鸿章在内，无不争相趋附。但维新派痛恨李鸿章签订不平等条约，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一系力加排斥，致使李鸿章改投顽固派，成为变法阻力。帝党是个人数不多的小集团，除光绪外，成员中权力较大的只有光绪师傅，军机大臣翁同龢。在处理翁同龢问题上，维新派不但不努力挫败后党阴谋，反而利用光绪思想日渐激进，同翁产生了一定程度矛盾促成了翁的被革职。其实，在维新派同顽固派的斗争中，翁、李和王朝内部的洋务派分子、其它非后党的官僚分子，是可以起到缓冲矛盾，甚而牵制削弱顽固派作用的。可是维新派没有看到这一点，至于同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这暴露了戊戍人物缺乏雄才大略。李鸿章视他们为“书院经生、市井讼生之流，不足畏也”。就连同情他们的费行简，也批评谭嗣同“博辩喜事，滥交寡识，初非任事才”，林旭之辈“皆温雅词章这士，更鲜老谋”。另外，日本维新领导人一旦上台，便控制实权；中国维新派尽管曾得过几个军机章京的头衔，但从未真正夺到过政权。 此外明治天皇与光绪帝个人条件也不同。尽管都是无权皇帝，但明治天皇在维新派权臣辅弼下，励精图治，很好地发挥了他的统治才能。光绪虽有抱负，但长居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股掌，是个不折不扣的傀儡，动摇不了慈禧的实权。兼以性格软弱，“每日章疏，上阅后皆封送园中”，百日维新间，光绪帝曾去西太后处“请安驻跸“12次。下诏变法后，新任命二品以上官员须去西太后前”谢恩“。 三、变法受到的阻力不同。由于日本实行禁止土地买卖的领主制，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很容易解体，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幕藩领主阶级的统治也会随之而发生动摇。更因为日本民族看到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所受到的屈辱，决心要摆脱国门打开后面临的民族危机。所以，明治维新时，主要阻力来自于幕府。而幕府由于广大人民反对以及各藩的离心，已摇摇欲坠。在中国，如前在社会基础一点中论述到的，中国的封建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它虽已十分腐朽，但依然能继续维持其反动统治。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产生强大的阻力，封建顽固势力上有清朝政府的各级官僚，下有大量的地主、绅士、僧尼、道士和满洲旗民，还有众多的八股士人，力量十分强大。诚如梁启超所说：“盈朝都是守旧之人”，“改革党人乃个人成分奋螳臂而与这争，犹如孤身入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而欲其无败可得乎？” 四、中日两国所处的国际地位不同。由于当时中日两国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不同，中国所遭到的殖民侵略的压力要比日本大得多。从事日本近代史研究的加拿大著名学者诺曼认为，日本这所以能免于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是由于“英法在日本的阴谋所造成的僵持局面——但最重要的是英国的倾注全力于中国——给了日本一个极其必要的喘息机会，使它得以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同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和利润相比，日本无论是作为外国制造品的市场或是作为西方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其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中国人民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也在相当程度上直接牵制了欧美列强对日本的侵略行动，从而在客观上支援了日本的倒幕维新运动。这些斗争也迫使西方殖民者汲取了某些政治上的教训，从而使他们对日本的人民起义和反幕势力采取了较为慎重的态度，在日本的倒幕运动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没有敢于公开地进行武装干涉，从而使日本的社会变革能够较为顺利地实现。维新成功后，日本逐渐强大起来，英美则虑及自己不利的地理条件，宁可转而采取扶植日本，牵制沙俄的对策，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看家犬。 在中国，列强尤其是英国，希望中国能有一定的变革。不过，英国其实只需要一个高效能的，可以控制局面的奴才政府，而决不容许中国真正独立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英国公使窦纳乐在致英外交大臣信札附件中，就提到“尤堪注意的”是康有为“对中国与列强关系的磋商的情形知道的很少，似乎他只集中精力于内下改革问题，不大注意，甚至毫不注意外交关系”，这说明列强对维新派的支持之所以有限度的原因，只要变革超过他们规定的限度，他们就宁可抛弃维新派，还去要那腐败然而已经驯服了的那拉氏政权。列强中控制中国最深的英国，一直密切注视着戊戍维新的进程和动态。他们早就看出：“康有为是一位富于幻想而无甚魄力的人，很不适宜作一个动乱时代的倡导者”，变革很难“深刻地感动中国的官僚们”，因而前景黯淡，“不可能”实现预定目的和计划；而政变后，“帝党的维新人物中似乎没有一个具有魄力的人来继续支持变法运动，南昌光绪自己则是驯顺地屈服于暴风雨之中”。所以，英国政府虽认为慈禧当政“局势严重”，但基本默认了。 甲午战后，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加深，列强在华势力和对华政治经济军事的控制力，都与当年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不能相提并论。列强在华结为不同的国际侵略集团，矛盾错综复杂，也是中国维新派碰到的大难题，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国际关系相对比较简单。变法后，列强相继调整了彼此关系，统一对华步骤，中国维新派所遇到的国际阻力增大了。更根本地说，中国维新运动处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世界性关键时刻，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角逐（包括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趋势都注定了戊戍维新的失败。 五、两国变法推进的方法不同。日本维新领导人在变法实施步骤上稳打稳扎，十分谨慎。新政府成立，施政方针只有再三斟酌后确定的五条誓约，并无倾盆大雨，但却切切实实地初步改造了政体。然后逐步实行废藩置县，取消身份证，废除士族华族特权。改革地税，发展实业和近代教育，在稳步而又坚决地把大权归揽在维新派手中前提下，最终实现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全面开化。对封建贵族采取赎买政策，用公债偿付形式迫使他们转变为用公债投资于新式企业的资产阶级，大大减少了他们反抗的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须的政治安定局面。 中国的维新派由于对国情了解不够，对变法深刻性、广泛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盲目全套照搬明治维新的方案，使整个变法过程明显地操之过急。 首先，他们只是简单地用诏令交旧有官僚机构去招待办理推行新政，但所派之人大多为顽固派。在各地督抚中，大多数官员不是彼此观望，借故斤就是反对。许多诏令徒有具文，未能确切实施，没有产生社会力量。这一方面是由于“督抚皆西后所用，皇上无用舍之权”，另一方面又说明变法无强有力措施和准备。其次，在有些总是上处理过于简单，没有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后果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预防。废八股断绝了醉心科举士大夫进仕之途，招致反对而无措施。八月三十一日下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旧衙，未能妥善安置好裁汰出路，急于求成。“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感”。其他裁绿营、准令旗人自谋生计等无不招致守旧势力敌视。再次，变法速度过快，涉及面过大。短短103天中，接连颁布了涉及到政治、财政、军事、文教、社会等方面除旧布新上谕100多条，片面追求数量，一哄而起，满足于颁布，没有对新政实施作出可*安排，采取积极措施，没有发布一项，实施一项、巩固一项，不能循序渐进，明显地操之过急。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而中国戊戍变法之失败的缘由来了。在表面上很相近的历史条件中，日本先发动全国人民，自下而上地进行革命，然后再自上而下地实行改革，成为东方向西方学习的成功典范。而中国的维新派由于阶级局限性，不敢发动人民群众，没有经过革命的洗礼，依托旧政权进行改良主义的改革，在中国当时具体的社会环境下是不可能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