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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一被用，11级中德不可以再用
写作思路：首先对中国的发展状况做简要的描述和预测，然后就中美关系的走向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做分析，表明自己的观点。
浅谈中美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众所周知，近代外交始于西方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之际，而奉行“民族国家至上”原则的外交则始于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黎塞留对近代外交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拿破仑滑铁卢之役战败到维也纳会议，梅特涅时代的外交奉行“欧洲协调原则”即是欧洲的保守势力出于共同的国家利益对革命势力的遏制而团结在一起。
俾斯麦统一德国后打破了均势外交，奉行“现实政治原则”即以国家实力及利益来制定国家外交政策。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说“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中国在1840年被迫打开国门后，实际上已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是列强角逐鱼肉的对象。正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在新中国建立前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在此要讨论的是中国在1949年后外交政策的变化。
建国后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有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是与苏联结盟来对抗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1960年因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成了“第三世界的代言人”既反美帝又反苏修，事实证明这种纯粹以意识形态外主，牺牲国家利益的政策是不可取的，从1960—1971年中国实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
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打破了美苏两极格局，形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美联手对抗当时如日中天的苏联，以遏止苏联的扩张。这个历史性的外交转变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为外交政策制定的依据，而改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制定的基石。因为对美关系的改善客观上也促进了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
使中国逐渐融入了国际经济秩序。当今的中国外交政策即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一超独霸，俄罗斯虽已雄风不在，但对世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欧洲离国家的形成还有很长的距离，暂还不能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但欧盟一直希望联合起来以摆脱美国的影响力。日本自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后一直在追求恢复正常国家的地位，以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地位。
而印度随着经济的崛起也想追求大国的地位，称霸南亚。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是当代中国外交的重点。而对美关系则是重中之重。众所周知，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强权，二战后一直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警察”角色。虽有些学者说美国正处于衰落之中，比如“911”后，伊拉克战争，还有目前的金融危机等，但其仍拥有无可比拟的超级实力。
浅谈中美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众所周知，近代外交始于西方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之际，而奉行“民族国家至上”原则的外交则始于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黎塞留对近代外交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拿破仑滑铁卢之役战败到维也纳会议，梅特涅时代的外交奉行“欧洲协调原则”即是欧洲的保守势力出于共同的国家利益对革命势力的遏制而团结在一起。俾斯麦统一德国后打破了均势外交，奉行“现实政治原则”即以国家实力及利益来制定国家外交政策。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说“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中国在1840年被迫打开国门后，实际上已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是列强角逐鱼肉的对象。正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在新中国建立前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在此要讨论的是中国在1949年后外交政策的变化。建国后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有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是与苏联结盟来对抗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1960年因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成了“第三世界的代言人”既反美帝又反苏修，事实证明这种纯粹以意识形态外主，牺牲国家利益的政策是不可取的，从1960—1971年中国实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打破了美苏两极格局，形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美联手对抗当时如日中天的苏联，以遏止苏联的扩张。这个历史性的外交转变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为外交政策制定的依据，而改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制定的基石。因为对美关系的改善客观上也促进了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渐融入了国际经济秩序。当今的中国外交政策即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一超独霸，俄罗斯虽已雄风不在，但对世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欧洲离国家的形成还有很长的距离，暂还不能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但欧盟一直希望联合起来以摆脱美国的影响力。日本自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后一直在追求恢复正常国家的地位，以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地位。而印度随着经济的崛起也想追求大国的地位，称霸南亚。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是当代中国外交的重点。而对美关系则是重中之重。众所周知，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强权，二战后一直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警察”角色。虽有些学者说美国正处于衰落之中，比如“911”后，伊拉克战争，还有目前的金融危机等，但其仍拥有无可比拟的超级实力。如何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将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及复兴。中国自改革开放后一直奉行“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外交政策，也就是国家利益至上的现实主义外交。改革开放即是中国追求国家利益的表现形式之一。同时也表明了中国愿意遵守个维护现今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成为一个利益攸关者。而不是去打破或挑战当今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它关系到国家的统一与复兴。因为国家实力的问题，中国尚没有能力武力统一台湾，也承担不起战败的后果。美国由冷战时期的希望台湾成为远东不沉的航空母舰到现在希望台湾成为亚洲民主的灯塔，美国之所以制止台湾独立，维护“不独”，“不武”的现状是因为台湾独立会威胁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不愿为台独而冒美国可能衰落的风险。中美都是当今世界的大国，双方都具备使对方瘫痪甚至毁灭的实力，双方都承担不起战争带来的后果，所以说维持台海现状乃中美妥协的产物。但中美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方面的确存在很大的差异，美国自威尔逊总统以来一直奉行理想主义外交政策，威尔逊认为国际的和平只能寄希望于“集体安全”的体制。而只有民主国家之间才不会发生战争，如果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实行民主体制，世界将永享和平。他曾说“美国的缔造是为自由而建，而自由不仅是为美国人民，也是为世界人民，如不这样，美国的荣誉将不存，实力也将消散。”这是典型的天赋命运说。威尔逊之后美国的领导人大都受其外交理念的影响。这也是为何美国总是说“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因。笔者认为人权，自由，民主理念的确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但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的时候不全是理想主义，国家利益至上才是美国外交的基石。美国总是拿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干涉别国内政行美国霸权之实。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美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彼此不可分离，中国持有美国第二大的国债，有人曾说如果中国抛售美国国债，美国经济可能崩溃。美国虽不断指责的人权状况，但仍和中国保持紧密的经济关系，这是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除了经济方面，还有朝核问题，核不扩散，恐怖主义，环保等国际问题需要与中国合作。但毕竟中美在意识形态分歧很大，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国会威胁美国在东亚的区域利益，甚至在全球的国家利益，美处心积虑的联合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用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的话说：美国要在全球扮演战略平衡手的角色。这也是他为美国能永葆霸权所开的药方。自苏联解体后，美国就希望在全球找到一个可能出现的潜在竞争对手，而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巨大，领土庞大的中国正符合美国的定义，而且中国仍实行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因此小布什上台后就把中国定为竞争对手，但“911”后出于反恐的需要，中国成了其合作伙伴。为中国争取了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当今的中美关系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果中国经济能保持稳定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将在不远的将来超过日本，2030年将可能超越美国。美国的全球战略是不允许全球任何一个地区出现一个可以与美国抗衡的霸权，所以中美关系在合作中对抗在所难免，美国会继续遏止中国的崛起，而台湾问题正是美国遏止中国重要的战略棋子之一。以现实政治的观点来说，不管一国的意识形态如何，只要其国家实力强大，都会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其国家安全的最大化，而中国也不会例外。所以从国家利益至上的角度考虑，中美之间的国家战略是有结构性矛盾的，也就是说中美关系在合作中会有对抗，在竞争中又相互合作，但前提是中美均不打破目前的国际体系，中国也只有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下才能够和平发展。从长远的发展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内部面临的问题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挑战和巨大考验，如国内的产业升级，贫富差距，腐败，环境，政治改革等。中国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维护国内的稳定，发展，而中共也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外交是一国实力的体现，中国只有把眼前事情做好，同时兼顾长远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望实现。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曾说：“新加坡在短时间内从第三世界发展为第一世界，但新加坡国土小，人口也少，这样的成就不算伟大，但当中国能从第三世界发展成第一世界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伟大”。而中国此时仍任重而道远。
中美两国至1949年以来，关系发展大致经过一下四个阶段：（一、）隔绝与对峙时期）（1949——1971此文对此不做探讨）（二）破冰与建交时期（1972 ——1978）（三）中美双边关系全面发展时期（1979——1989）（四) 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前进（1990至今）。中美关系在建交后的三十年里，得到的发展有目共睹。而在奥巴马继任后，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打背景下，双方关系被历史性、第一次推上历史的前台。可以说中美关系的走向牵动着全球的神经，在国际政治这个诡计多变的环境中，这一问题更显的扑朔迷离。也正是如此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可谓人言言殊。我认为中美关系在历经三十年的风雨后，在各方面关系发展日益成熟时，互相间的不信任也在增大。换句话说，中美两国在一系列广泛问题上变得不成熟时，双方对对方长期意图的更本性不信任却在增大。中美关系发展历程回顾1971年双方以乒乓外交拉开了两国建交的序幕。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中美开始实质意义上的双边关系。1986年十一月，美国太平洋舰队访问中国青岛，中美双边关系有政治、经济领域向军事领域延伸。2005年八月，中美首次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双边关系向战略高度发展。2009年美国信任总统奥巴马上任不久，新任国务卿希拉里访问中国，以密切同中国的联系。此举本外界普遍认为是中美关系新发展阶段到来的前奏。从以上发展历程来看，中美双边关系发展的总趋势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所以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双方的合作还会更加密切。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会不可避免的被美方认为侵害美国利益或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最大威胁。这显然与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有直接关系。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以后的一个时期里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将更加凸显。美国对中国是“既爱又恨”，这似乎听起来很矛盾，可如果你仔细的研究一下美国的对华政策后，就不会再感到惊讶了。事实上，美国对华的大政策没变，可中国却是在不断的变化着，变得日益强大了，而中国的强大无论以何种方式展现出来，都会不可避免的“侵害”美国利益。但另一个方面，美国和中国的依存度，以及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让美国不敢采取过于激烈的措施。由于这种“萝卜加大棒”的情况的存在，在暂时的时期内萝卜被时局推到最前沿，但也应注意的是大棒也在悄然的逐渐强硬起来。这一切决定了中美关系必须在前进与曲折的二重奏里前行。
求一篇2000字关于中美近现代关系的论文
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中，中方应特别注意防止俄罗斯因为和美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如同在二战中就是）而联合（尽管只是短暂的联合），从而对我国造成的不利局面 ------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或者按美国某些人的思路——美国成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国。而中国在“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后成为了继续实行社会主义体制的少数国家中最大且最有实力的国家。不仅如此，通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近三十年时间里把国家机器的首要任务一直定位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很快从“十年浩劫”的低谷中跃起并一路快速发展。其经济的迅速恢复和经济实力的持续扩充，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新亮点。同时，中国的政治和外交、文化等诸元的定位也逐步向国际规则靠拢，渐渐融入国际社会。这样的一个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长，国际地位不糨提升，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多的作用，其影响力日益重要、不可忽视。从冷战后短期内国际社会及政治体系变化中可以看出：中国崛起，中国的水落石出而越发凸显，伴随着俄罗斯在这一时期所扮演的“末日帝国”的角色和美欧之间结构性分歧冲突的长期隐性化，中美之间的关系好似回到两国接触的初始阶段。即一个新兴国家与一个传统大国的对话，不过两者所处地位发生了180度的回转。新兴的美国变成了崛起中的中国，而清帝国这一“全球性大国”或者称之为“全球性帝国”。历史永远不会重演，但历史经常会在不同的时空或相同的空间“重现”，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重现的历史”往往在其中有更多的演绎使其复杂化，增加了其中的诸多不确定因素，造就众多的平等未来。不能否认，中美关系所处环境及两国现状确实比较类似于十八世纪末叶至十九世纪初叶，但这应视为表面现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国际体系系统的更加紧密，以及全球政治外交的连带性趋势更加明显，表相掩盖下的内部冲突较之历史已十分凸显。内部矛盾的显现、明显给，使人们可以以更清醒的头脑去影响和左右历史规律，给各国政治家们创造了更加广阔的施展空间。所以，展望中美关系，很可能以新兴国家对传统霸主这一历史规律为主线和准绳，在各政府政要、国家元首结合信息诸元而作出的决策影响下，呈现波浪式前进。当然，由于美国在“帝国论”中所表现的这一唯一的“全球性帝国”中各种非传统现象，也不排除这一“美国帝国时期”的长期存在。如若这一假设成立的话，中美两国关系和两国发展空间的豪华甚至两国未来都将破天荒的走出历史规律的范围，摆脱其束缚，另辟溪径走上美国长期主导世界的第二条道路，中国作为崛起的 “新兴强国”的形势与地位可能在这一体系下被扼杀，这当然是中国不愿意看到和走上的道路。我们也许可以将其理解为倡导多极化世界就中国而言的内在动因吧。综上所述，中美关系大致有两个发展方向。这两个发展方向都是建立在历史规律和两国互动的基础之上的。但当今国际社会全球化形势日益加强，即使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也要在矛盾中维持并利用现行的国际体系与秩序。全球任何角落所发生的事件或任何一个国家所作出的决策都会不同程度的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引入民族概念是由于欧洲各国的建国理念之一，即“民族国家”，虽然当今世界以主权国家为主体，但不能排除民族的概念化对国家政治、外交乃至世界的影响与作用）产生影响并直接关系致到它们在本地区的利益。所以，再以传统关系准则或观念，仅建立在两国关系基础之上去分析展望两国关系的发展未免有些狭隘。分析中美关系的走向必须从以下这几个方面：美国全球霸权的维系；美国对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与破坏；俄罗斯；欧洲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中国自身的经济影响力与务实外交；伊拉克战事对全球和中美关系的影响；台湾问题的长期化。1． 全球霸权的维系分析所谓美国全球霸权的维系，实际上就是看美国这一唯一的全球性国家在现行国际秩序下的主导力的维持时间的长短。同时，我们还不能排除另一种情况，即美国对全球其他地区的隐性渗透和间接影响力。这两者如若巧妙结合，美国的霸权极有可能长期维系，判断其维持时间在一至二世纪亦不为过。回顾历史，真正对全球而言具备影响力的帝国有四个：即罗马帝国、中华帝国、法兰西第一帝国和大英帝国。（注：对全球的影响力并不表示这四个帝国是“全球性国家”）其中，罗马帝国与中华帝国体系中的汉帝国几乎是同时存在的，两者通过夹在其中的统治波斯的帕提亚帝国和统治今阿富汗及印度西北部的贵霜帝国模糊的知晓对方的存在。这两大帝国都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点：帝国力量建立在由仆从国附庸国、保护地和殖民地加上一般被看作是野蛮人的帝国以外的人组成的等级制度的基础之上；经济是单一的自给自足经济；通过一个政治和经济组织的复杂体系来发挥力量；文化优越感强；体系独立自足、孤立、不受任何外部有组织的对手的挑战。中华帝国自身还有一些特点：集中的政治权威和保证统一的官僚体系。大英帝国破天荒第一次通过海上力量取得了对全球的主宰地位。伦敦成了世界主要的金融和贸易中心。英国人以贸易开路，随后国旗跟上。但作为世界霸主人口相对太少，而且并未控制欧洲，只是使欧洲的力量达到均势。（注：欧洲在世界历史中很长时间是作为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中心的地位）所以与前两面个区域性帝国相比，也不是一个全球性帝国。在其之前较早一些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几乎确立了在欧洲的真正霸权。假如拿破仑成功了，很可能会取得第一个主导全球的大国地位。可是拿破仑惜败于七次反法同盟。与以上形成对照的是，今天美国全球力量的范围和无所不在的状况是独一无二的。假如不拘于概念化的定义，可以发现除自给自足的经济架构和孤立的体系以外，美国拥有以上四大帝国的所有特征，并“控制”了欧洲。除此之外，美国还具有前者不具备的诸多优势。美国经济活力在所有其他国家的经济中鹤立鸡群，为美国在全球起到首要作用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战后，美国一家经济就超过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50%！冷战结束时，美国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特别是制造业生产中的份额，已经固定在大约30%的水平上，除战后例外的年份外，这个比例是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平均数。以经济为后盾，美国保持甚至扩大了在利用最新科学突破为军事目的的服务方面的领先地位，从而建立了一支唯一在理论上能够有效地在全球都发挥影响的部队。在经济上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住处技术领域，美国也一直保持着强大的竞争优势。美国对未来经济中的尖端部门的掌握，意味着美国在技术上的统治地位不可能很快更新更新丧失，在生产率方面保持对主要对手的优势。
写作思路：首先对中国的发展状况做简要的描述和预测，然后就中美关系的走向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做分析，表明自己的观点。
浅谈中美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众所周知，近代外交始于西方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之际，而奉行“民族国家至上”原则的外交则始于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黎塞留对近代外交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拿破仑滑铁卢之役战败到维也纳会议，梅特涅时代的外交奉行“欧洲协调原则”即是欧洲的保守势力出于共同的国家利益对革命势力的遏制而团结在一起。
俾斯麦统一德国后打破了均势外交，奉行“现实政治原则”即以国家实力及利益来制定国家外交政策。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说“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中国在1840年被迫打开国门后，实际上已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是列强角逐鱼肉的对象。正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在新中国建立前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在此要讨论的是中国在1949年后外交政策的变化。
建国后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有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是与苏联结盟来对抗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1960年因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成了“第三世界的代言人”既反美帝又反苏修，事实证明这种纯粹以意识形态外主，牺牲国家利益的政策是不可取的，从1960—1971年中国实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
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打破了美苏两极格局，形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美联手对抗当时如日中天的苏联，以遏止苏联的扩张。这个历史性的外交转变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为外交政策制定的依据，而改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制定的基石。因为对美关系的改善客观上也促进了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
使中国逐渐融入了国际经济秩序。当今的中国外交政策即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一超独霸，俄罗斯虽已雄风不在，但对世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欧洲离国家的形成还有很长的距离，暂还不能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但欧盟一直希望联合起来以摆脱美国的影响力。日本自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后一直在追求恢复正常国家的地位，以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地位。
而印度随着经济的崛起也想追求大国的地位，称霸南亚。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是当代中国外交的重点。而对美关系则是重中之重。众所周知，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强权，二战后一直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警察”角色。虽有些学者说美国正处于衰落之中，比如“911”后，伊拉克战争，还有目前的金融危机等，但其仍拥有无可比拟的超级实力。
回顾50多年来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历史，双方既尖锐的对立，也有真诚的合作。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也曾经出现了多次起伏和危机，但是中美关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对亚洲和世界局势都负有重大责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经济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从历史上看，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诸如国际格局、经济和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以及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等等。其中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在中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稳定同美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关键。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一、在中美经济贸易关系方面，冷战后十几年来，中美在经济上的 相互依存迅速加强。中国在主动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过程中，对美国市 场和资金倚重越来越深。同时，中国也已经成为美国一个稳定并日益 扩大的商品与投资市场，美国在过去20年间，中美两国互为出口增长 最快的市场之一。目前中国是美国的第4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的 第2大贸易伙伴，是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地。二、在安全领域内的关系方面，合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中美均认为，它们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方面，存在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共同利益使中国政府明确坚决地支持美国为打击国际恐怖活动采取的各种措施。中美在反恐领域的合作是互利的。 其二，在朝鲜半岛局势这个东亚地区热点问题上，中美存在共同关注的问题，即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无核化。朝鲜半岛出现任何变化形势，都会影响到东北亚主要强国和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甚至引起大国的冲突。三、是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上，中美的立场越来越接近。接着就是中国主权与领土的问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台湾问题。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实力上升，防范中国在美国亚太安全战略 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亦逐步上升。 到目前为止，美国并没有一定能在台海打赢与中国的战争的把握。最重要的是，由于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已经和将继续升高，美国 因为台湾问题而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其代价将会越来越大，而且亚太安全形势将根本改变，美国现在的亚太安全战略将彻底改变。保证台湾地区稳定的最重要条件，是中美之间的政治关系和军事互信，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系于中美关系的稳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和谐。在人权问题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斗争， 它一直严重制约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在深层次上影响中美关系的各个方面。中美在人权问题上存在分歧，主要是因为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截然对立，另一方面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也有其国内政治的考虑。因此，美国利用人权、民主、自由问题继续对中国施压是必然的。事实也表明，随着中美关系在其他各个领域的发展 和双方在经济和战略领域合作的加深，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 所导致的中国在社会、政治、法律等各个领域的进步，也由于中国政 府在相关问题上有力的斗争， 人权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消极影响正在 相对弱化，今后也不大可能成为中美矛盾的焦点。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 中美相互依存不断上升的同时，还伴随着不断加剧的竞争。两 国之间几乎在两国关系的所有方面都存在着潜在的对抗，从地缘政 治、资源和市场，到意识形态、文明和文化价值等等。这些潜在的对 抗未爆发前，往往表现为不断加剧的竞争。中美不断加剧的竞争是否 会导致对抗，取决于竞争的内容和制约竞争转向对抗的因素。 总而言之，中美关系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各种合作与争吵是不可避免的。可能在将来想当长的时间内，中美不会发生较大摩擦。当然这是发生在中华名族这样的前提下的：中国以维护国家统一和维护国家利益为第一原则，其次才是发展对外势力意图民族崛起。总之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还是很有希望的。
你自己不会完成吗
浅谈中美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众所周知，近代外交始于西方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之际，而奉行“民族国家至上”原则的外交则始于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黎塞留对近代外交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拿破仑滑铁卢之役战败到维也纳会议，梅特涅时代的外交奉行“欧洲协调原则”即是欧洲的保守势力出于共同的国家利益对革命势力的遏制而团结在一起。俾斯麦统一德国后打破了均势外交，奉行“现实政治原则”即以国家实力及利益来制定国家外交政策。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说“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中国在1840年被迫打开国门后，实际上已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是列强角逐鱼肉的对象。正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在新中国建立前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在此要讨论的是中国在1949年后外交政策的变化。建国后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有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是与苏联结盟来对抗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1960年因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成了“第三世界的代言人”既反美帝又反苏修，事实证明这种纯粹以意识形态外主，牺牲国家利益的政策是不可取的，从1960—1971年中国实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打破了美苏两极格局，形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美联手对抗当时如日中天的苏联，以遏止苏联的扩张。这个历史性的外交转变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为外交政策制定的依据，而改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制定的基石。因为对美关系的改善客观上也促进了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渐融入了国际经济秩序。当今的中国外交政策即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一超独霸，俄罗斯虽已雄风不在，但对世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欧洲离国家的形成还有很长的距离，暂还不能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但欧盟一直希望联合起来以摆脱美国的影响力。日本自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后一直在追求恢复正常国家的地位，以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地位。而印度随着经济的崛起也想追求大国的地位，称霸南亚。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是当代中国外交的重点。而对美关系则是重中之重。众所周知，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强权，二战后一直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警察”角色。虽有些学者说美国正处于衰落之中，比如“911”后，伊拉克战争，还有目前的金融危机等，但其仍拥有无可比拟的超级实力。如何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将关系到中国未
网上有很多,自己看看,参考一下,写出自己的观点就可以了~~~
如何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一、增进医患信-任医患之间本应是和谐的关系，医护人员对患者悉心诊治，患者放心地把自己的生命健康寄托于医生。作为利用专业知识为病人服务的医护人员，只有面对病人对他的信-任，才能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才有信心去挑战高难度的治疗手段;作为怀着期待和希望的患者，只有交付出自己的信-任，才能更好地配合医生的诊治，以取得理想的治疗效果。同时，构建相互信-任的医患关系，需要双方的换位思考，增进相互理解，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化，医生在诊治上更需要了解患者心理需要和心理问题，重视心理指导和心理治疗；另一方面，医生工作劳累，竞争激烈，还要承受一定职业风险，加之患者和社会对医务人员要求愈来愈高，医生也希望患者和家属从心理上理解和支持他们的工作，建立融洽的人际关系。二、加强医患沟通医患沟通是建立和谐关系的前提。医患沟通，是对医学理解的一种信息传递过程，是为患者的健康需要而进行的，它使医患双方能充分、有效地表达对医疗活动的理解、意愿和要求。良好的医患沟通有助于医务人员调整自己和患者的医学观念，也有助于医患相互正确理解对方，协调关系，保证医疗活动的顺利进行。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决定了医疗活动中医患角色的不对称，特别在医学的理解和相关知识的拥有上优劣势明显。同样，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的患者，对医疗活动的理解和医疗服务的需求，也存在着差异，这些优劣势和差异要求影响了医患沟通。为此，作为医务人员应当及时了解并满足患者被理解、受重视、受尊重的需求，同时也应掌握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期望、每个医疗环节中的疑虑、对医疗服务的感觉以及医疗服务需求的关键点等，了解患者对医疗服务和疾病治疗效果的满意度。三、尊重医学科学医疗行为是一项高风险的工作，医学上还有许多未知领域，患者自身也存在相当大的个体差异。医患双方都要遵循医学科学的客观规律。医务人员要严格按照医学科学的方法、手段来诊断和治疗疾病，决不能违背科学的客观规律；患者应充分信-任医务人员，决不能隐瞒与病情有关的情况，或故意刁难医生。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患者的死亡、残废和功能障碍等，并非是医务人员的过失所致，而是由于不可预料的和不可避免的并发症所致，完全属于意外情况的。医疗意外的不可预见性，有时可能导致实际治疗效果与患者期望值之间出现偏差。如现行的冠状动脉搭桥术，其术中死亡率是1%，尽管这种不幸的发生率不高，但对于某一患者而言，一旦遇上就是100%。医学损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可逆性，一旦患者或家属对此种情况不能理解，不能以科学的、理智的态度看待疾病的发展和治疗进程，无疑会迁怒于医生，引发医患矛盾。同时，医生也要尊重病人的知情权和自主权，让病人获取更多的医学信息，给病人更多的自主的机会，这是未来医患关系的立足点。
一、做好物理诊断可密切医患关系医患之间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往往是从相互问候开始的，这是一个反复和同学们强调的问题，语调、语态都有艺术，就是贴近患者，比如：称呼“老奶奶，老爷爷”比“老太太，老先生”更有亲和力，对患者家属更有感染力。不可否认，由于大环境造成个别医生的浮躁，使患者对医务人员缺乏信任，那么医生花更多的时间与患者接触，聆听患者的声音，让患者感受到医生关心其疾苦，非常有利于密切医患关系。比如我们临床工作繁忙，很多医生在采集病史时，往往不让患者叙述完毕，就打断患者并进行提问。医生担心患者说到与病情无关的内容，耽误时间，从表面上看这节省了时间，然而，医生频繁打断患者，会严重干扰患者叙述病情的连贯性，不仅医生可能遗漏某些重要的病史细节的采集，也会让患者感到医生不关心自己的感受。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有一篇研究报告，对医生打断患者叙述做了调查，该研究在一家大学附属医院的内科门诊进行，纳入了335例患者。结果发现，在医生不打断的情况下，患者叙述病情只需要92s，78%（258例）的患者在2min内叙述完毕，超过5min的仅有7例。有理由相信，即使医生非常忙碌，在很多情况下，也不需要通过打断患者来节约时间，这对建立医患互信尤为重要。二、做好物理诊断需要扎实的基本技能传统的单一物理诊断体检教学模式逐渐暴露出诸多不足之处，已经不能满足现在的医学教育需要。现在采取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但往往在基础教学中忽视了对学生的医德教育。本文认为在基本检查法教学中贯穿对患者体贴关心，言传身教，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掌握基本技能起到重要作用。比如：上腹痛，要排除心绞痛，要听诊心脏，但我们在实际操作中，还有视诊，观察前后胸壁部，看是否有疱疹。带状疱疹可引起上腹痛，这就要求我们对待患者要心细，要有耐心。又如：患者心悸，除了听诊心脏，还要用爱心拿出你的手背触诊患者额头，可能发现患者发热，而非心脏本身疾患。再如：患者左下腹痛，当你触诊无阳性体征，要叩诊肾区，看是否有扣击痛，再指导进一步辅助检查，明确是否有泌尿系统结石。当你用温暖的手熟练的给患者检查时，是对患者最大的安慰，也赢得患者的信任。每当讲到这些临床实例，同学们都恍然大悟，进一步明确了过硬的基本技能才可获取患者的信任。三、有良好的医患关系才能做好物理诊断中的科研、教学工作物理诊断教学强调多种教学手段的应用，除传统的教学方法，还采用录像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法、标准化病人（SP）及虚拟实验室等现代化新概念教学方法，但对于物理诊断中医患关系的重要性，并没有足够的重视。本文认为，虽然无量化指标来指导学生，但如果在教学中教师言传身教，把与患者零距离接触的临床经验、科研成果、教学感受传授给学生，必定会极大提高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自主性。比如：很多疾病由于发病机制复杂，很难找到满意的实验室标记物来指导临床。而深入研究发现，该病的某些临床表现，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性，完全可以做临床诊断。比如：临床常见病功能性消化不良采用罗马Ⅲ诊断标准，全部由症状构成：有上腹痛，上腹烧灼感，餐后饱胀和早饱之一种或多种，呈持续或反复发作的慢性过程，病程超过半年，近3个月来症状持续，上述症状排便后不能缓解。同时，为了不漏诊器质性疾病，又规定了一套“报警症状和体征”：45岁以上，近期出现消化不良症状；有消瘦、贫血、黑粪、呕血、吞咽困难、腹部肿块、黄疸等；这种依靠症状体征筛检模式简单明了，在问诊和基本检查中就可完成，对临床科研十分必要，这需要医生耐心细致，还需要患者的密切配合。如果没有良好的医患关系很难想象这种诊断模式。再如：物理诊断见习，具有典型体征的患者，往往是那些老患者，或许为了教学我们把他们请回医院，这一传统在我们教学医院一直延续至今。总之，物理诊断是诊断学这门桥梁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基础医学过渡到临床医学十分重要的一门课程。随着医疗技术的飞跃发展，各种先进技术的不断应用、各类先进设备的不断出现并应用于临床，使学生们视野更加开阔，思维更加敏捷，但也普遍出现了忽视物理诊断这一基本的技能。很多医学教育工作者在探索多元化教学方法，以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学习兴趣和诊断思维。本文通过多年教学实践，认为在物理诊断教学中贯穿医患关系教育，强调医患关系实例并与多种教学手段融为一体，相互补充促进，极大提高了教学质量，也有助于培养出高素质、全方位合格医学人才。
是；知识理论的还是现实实践？或者结合？
医患关系是医疗活动中最基本、最重要、最活跃的一种人际。随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人们对健康与疾病的理解不断深入,医学模式有了新的变化,医患关系也面临新的课题和挑战。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医患关系论文，供大家参考。
医患关系论文 范文 一：医患关系下基础医学论文
1.基础医学 教育 面临的挑战
目前我国的医学教育无论是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层次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和临床医学教育阶段，主要采取“基础课-临床课-医院实习”的教育模式。基础医学教育阶段是每个医学生成长为合格医生或医务工作者的必经之路。因此作为医生的摇篮，基础医学教育在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同时基础医学教育改革也必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在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学生 医学知识 有限，学生和老师与患者之间没有直接接触，在医患关系调节方面的作用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处在这个阶段的学生既对获取医学知识正处于极度渴望的阶段，又苦于缺乏接触实际问题的机会，同时他们与进入临床实习后的医学生不同，不会涉及有关患者隐私等方面的利益冲突，在与患者沟通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更容易被患者所接受。因此，他们可以在医患之间构建医学知识和互信的桥梁，从而在基础教育阶段寻求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可能途径将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1.1构架知识的桥梁
对医学专业知识的正确认知是医患有效沟通的基础。患者医学知识匮乏，不清楚医生的诊断，不了解医生的用意，就很容易产生误解。患者饱受病痛折磨，带着毕生积蓄，甚至是四处筹措的医药费，来到医院寻求帮助，对医疗期望值往往过高，由于不了解医疗风险，将责任归咎于医生。比如湖南湘潭市产妇羊水栓塞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的医疗意外，如果患者家属对分娩并发症羊水栓塞的危险性有所了解，也就不至于爆发冲突。另一方面，目前医生接诊量巨大，任务重，很难有充分的时间为患者讲解相关的医学知识。而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老师和医学生肩负着传播知识、服务社会的责任，将正确的医学知识和可能的医疗风险通过合适的途径和 渠道 ，持之以恒地进行系统科普，在患者和医生之间构架知识的桥梁，为医生和患者有效交流提供基础。同时医学生在充当医学知识桥梁作用的过程中，也必然经历一个“学中用，用中学”的过程，有助于解决医学生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加强自己的知识储备，不断面对实际问题以扩展自己的知识结构，活学活用，加快医学生的成长。
1.2构建医患信任的桥梁
患者及其家属与医生之间的相互信任缺失，是造成医患关系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医疗投入相对不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导致一些“医疗乱象”的发生，例如“收红包”、“大处方”等现象，患者不信任医生，有的患者只信任资历深厚或者自己熟识的医生，时刻提防甚至排斥其他医务人员。而有的医生为了规避医疗纠纷中的责任，也会相应的采取一些自我保护 措施 ，比如放弃高风险手术、过度依赖医疗仪器、开具不必要的检查、出现过度医疗等问题。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医患关系的恶性循环。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医学生走进社区，志愿服务，不仅可以起到传播知识的作用，而且和患者长期接触，建立联系，关心其心理感受，一方面医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医患沟通技巧，同时防止把病人当作疾病的载体，只见“病”、不见“人”，为以后医学生步入医生岗位后建立互信、互通、互容的医患关系奠定感情基础。
2.具体对策和 方法
2.1建立健全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加强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教育
医学生的医患关系认知水平和沟通技能的培养，是医学生成长为合格的医务工作者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它决定未来医生的职业态度、行为举止，必将为化解医患矛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而当前我国医学教育过程中，对引导医学生树立科学的医患沟通理念的相关课程体系不够健全。存在只注重临床带教，把医患关系的建立与养成寄于临床实践阶段，忽视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素质培养等现象，是很不可取的。在当前医患关系的新形式下，医学院校必须在注重学生专业基础知识及技能培养的基础上，增加社会学、伦理学、人文科学等非生物学知识的课程比例，在原有的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和政策课程基础上，增设沟通技能、医疗事故与医疗纠纷等课程。要切实避免人文学科教学过程中流于形式，理论脱离实际，生硬地进行概念、理论、原理的灌输，同时要打破与其他学科的“壁垒”，将医学基础课程和临床课程纳入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中，特别是在生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等医学基础课程中及早地渗透人文课程的教育内容，进而使学生潜移默化接受医学学科的人文性，增强医患沟通及医疗纠纷防范与处置能力。
2.2改革现有的基础医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手段
基础医学教育过程中传统的单一以课堂讲述的LBL(lecture-basedlearning) 教学方法 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医患关系对医学生培养提出的更高要求。医学生不仅需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与职业素养，掌握广博的知识与专业技能，又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因此改革现有的教学模式，综合运用LBL、PBL(problem-basedlearning)、CBL(case-basedlearning)以及RBL(resources-basedlearning)等教学方法，积极引入MOOC(massiveopenonlinecourses)教学模式，注意多学科融合，创新教学手段。例如应用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patient，SP)、SimMan综合模拟人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模拟病房和模拟医院等，加强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将基础和临床有机结合，用一切手段实现知识的无缝对接，为学生营造自主、独立、创造性学习的教学环境，为医学生顺利完成向医生的角色转换做好充分的知识技能储备和心理方面的准备。
2.3建立基础教育阶段医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学分制度，开创培养健康医患关系的新机制和途径
为解决医学生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医学教育早期临床实践已经逐渐受到重视，但从医患关系的角度，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和隐私权及无证行医等问题。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可以建立医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学分制度，安排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或假期进入社区，进行医学知识科普活动，让医学生在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群众的健康问题答疑解惑的过程中建立自信，一方面可以提高沟通技巧，使他们逐步掌握应对医患关系的策略，并且与群众逐步建立互信互重的情感联系，增进医学生对患者生命的尊重、敬畏和关爱;另一方面，医学生在 社会实践 中自主观察，不断发现医学问题，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医患关系论文范文二：医患关系下基础医学教育论文
1.医患关系扭曲成因
在医疗市场化的大趋势下，医患关系本应该是共赢的关系，一方面医生为患者解除或者缓解病痛，从而获得一定的劳动报酬，另一方面患者向医生求助，并支付相关费用。目前导致医患关系严重扭曲的成因复杂，涉及患者、医生、医院与政府甚至媒体各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但是调查提示导致医患纠纷的前3位原因仍然是医务人员专业技术水平差、服务态度差、医患沟通障碍。医护工作是个“生命所系，性命相托”的特殊职业，职业的属性要求从业人员首先必须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在当前大众对健康水平要求提高的形势下，对医务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的要求也相应提高，这也提示医学教育应在调节医患关系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除了少数医务工作者医德医风确实存在问题以外，医疗问题的专业性导致患者缺乏了解，对医护人员期望过高，另外医生相对短缺，任务繁重，时间和精力都制约了医患之间的有效沟通。要想走出医患困境，必须加强医患之间的有效沟通。
2.基础医学教育面临的挑战
目前我国的医学教育无论是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层次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和临床医学教育阶段，主要采取“基础课-临床课-医院实习”的教育模式。基础医学教育阶段是每个医学生成长为合格医生或医务工作者的必经之路。因此作为医生的摇篮，基础医学教育在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同时基础医学教育改革也必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在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学生医学知识有限，学生和老师与患者之间没有直接接触，在医患关系调节方面的作用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处在这个阶段的学生既对获取医学知识正处于极度渴望的阶段，又苦于缺乏接触实际问题的机会，同时他们与进入临床实习后的医学生不同，不会涉及有关患者隐私等方面的利益冲突，在与患者沟通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更容易被患者所接受。因此，他们可以在医患之间构建医学知识和互信的桥梁，从而在基础教育阶段寻求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可能途径将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2.1构架知识的桥梁
对医学专业知识的正确认知是医患有效沟通的基础。患者医学知识匮乏，不清楚医生的诊断，不了解医生的用意，就很容易产生误解。患者饱受病痛折磨，带着毕生积蓄，甚至是四处筹措的医药费，来到医院寻求帮助，对医疗期望值往往过高，由于不了解医疗风险，将责任归咎于医生。比如湖南湘潭市产妇羊水栓塞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的医疗意外，如果患者家属对分娩并发症羊水栓塞的危险性有所了解，也就不至于爆发冲突。另一方面，目前医生接诊量巨大，任务重，很难有充分的时间为患者讲解相关的医学知识。而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老师和医学生肩负着传播知识、服务社会的责任，将正确的医学知识和可能的医疗风险通过合适的途径和渠道，持之以恒地进行系统科普，在患者和医生之间构架知识的桥梁，为医生和患者有效交流提供基础。同时医学生在充当医学知识桥梁作用的过程中，也必然经历一个“学中用，用中学”的过程，有助于解决医学生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加强自己的知识储备，不断面对实际问题以扩展自己的知识结构，活学活用，加快医学生的成长。
2.2构建医患信任的桥梁
患者及其家属与医生之间的相互信任缺失，是造成医患关系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医疗投入相对不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导致一些“医疗乱象”的发生，例如“收红包”、“大处方”等现象，患者不信任医生，有的患者只信任资历深厚或者自己熟识的医生，时刻提防甚至排斥其他医务人员。而有的医生为了规避医疗纠纷中的责任，也会相应的采取一些自我保护措施，比如放弃高风险手术、过度依赖医疗仪器、开具不必要的检查、出现过度医疗等问题。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医患关系的恶性循环。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医学生走进社区，志愿服务，不仅可以起到传播知识的作用，而且和患者长期接触，建立联系，关心其心理感受，一方面医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医患沟通技巧，同时防止把病人当作疾病的载体，只见“病”、不见“人”，为以后医学生步入医生岗位后建立互信、互通、互容的医患关系奠定感情基础。
3.具体对策和方法
3.1建立健全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加强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教育
医学生的医患关系认知水平和沟通技能的培养，是医学生成长为合格的医务工作者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它决定未来医生的职业态度、行为举止，必将为化解医患矛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而当前我国医学教育过程中，对引导医学生树立科学的医患沟通理念的相关课程体系不够健全。存在只注重临床带教，把医患关系的建立与养成寄于临床实践阶段，忽视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素质培养等现象，是很不可取的。在当前医患关系的新形式下，医学院校必须在注重学生专业基础知识及技能培养的基础上，增加社会学、伦理学、人文科学等非生物学知识的课程比例，在原有的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和政策课程基础上，增设沟通技能、医疗事故与医疗纠纷等课程。要切实避免人文学科教学过程中流于形式，理论脱离实际，生硬地进行概念、理论、原理的灌输，同时要打破与其他学科的“壁垒”，将医学基础课程和临床课程纳入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中，特别是在生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等医学基础课程中及早地渗透人文课程的教育内容，进而使学生潜移默化接受医学学科的人文性，增强医患沟通及医疗纠纷防范与处置能力。
3.2改革现有的基础医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手段
基础医学教育过程中传统的单一以课堂讲述的LBL(lecture-basedlearning)教学方法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医患关系对医学生培养提出的更高要求。医学生不仅需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与职业素养，掌握广博的知识与专业技能，又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因此改革现有的教学模式，综合运用LBL、PBL(problem-basedlearning)、CBL(case-basedlearning)以及RBL(resources-basedlearning)等教学方法，积极引入MOOC(massiveopenonlinecourses)教学模式，注意多学科融合，创新教学手段。例如应用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patient，SP)、SimMan综合模拟人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模拟病房和模拟医院等，加强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将基础和临床有机结合，用一切手段实现知识的无缝对接，为学生营造自主、独立、创造性学习的教学环境，为医学生顺利完成向医生的角色转换做好充分的知识技能储备和心理方面的准备。
3.3建立基础教育阶段医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学分制度
开创培养健康医患关系的新机制和途径为解决医学生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医学教育早期临床实践已经逐渐受到重视，但从医患关系的角度，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和隐私权及无证行医等问题。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可以建立医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学分制度，安排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或假期进入社区，进行医学知识科普活动，让医学生在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群众的健康问题答疑解惑的过程中建立自信，一方面可以提高沟通技巧，使他们逐步掌握应对医患关系的策略，并且与群众逐步建立互信互重的情感联系，增进医学生对患者生命的尊重、敬畏和关爱;另一方面，医学生在社会实践中自主观察，不断发现医学问题，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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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做好物理诊断可密切医患关系医患之间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往往是从相互问候开始的，这是一个反复和同学们强调的问题，语调、语态都有艺术，就是贴近患者，比如：称呼“老奶奶，老爷爷”比“老太太，老先生”更有亲和力，对患者家属更有感染力。不可否认，由于大环境造成个别医生的浮躁，使患者对医务人员缺乏信任，那么医生花更多的时间与患者接触，聆听患者的声音，让患者感受到医生关心其疾苦，非常有利于密切医患关系。比如我们临床工作繁忙，很多医生在采集病史时，往往不让患者叙述完毕，就打断患者并进行提问。医生担心患者说到与病情无关的内容，耽误时间，从表面上看这节省了时间，然而，医生频繁打断患者，会严重干扰患者叙述病情的连贯性，不仅医生可能遗漏某些重要的病史细节的采集，也会让患者感到医生不关心自己的感受。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有一篇研究报告，对医生打断患者叙述做了调查，该研究在一家大学附属医院的内科门诊进行，纳入了335例患者。结果发现，在医生不打断的情况下，患者叙述病情只需要92s，78%（258例）的患者在2min内叙述完毕，超过5min的仅有7例。有理由相信，即使医生非常忙碌，在很多情况下，也不需要通过打断患者来节约时间，这对建立医患互信尤为重要。二、做好物理诊断需要扎实的基本技能传统的单一物理诊断体检教学模式逐渐暴露出诸多不足之处，已经不能满足现在的医学教育需要。现在采取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但往往在基础教学中忽视了对学生的医德教育。本文认为在基本检查法教学中贯穿对患者体贴关心，言传身教，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掌握基本技能起到重要作用。比如：上腹痛，要排除心绞痛，要听诊心脏，但我们在实际操作中，还有视诊，观察前后胸壁部，看是否有疱疹。带状疱疹可引起上腹痛，这就要求我们对待患者要心细，要有耐心。又如：患者心悸，除了听诊心脏，还要用爱心拿出你的手背触诊患者额头，可能发现患者发热，而非心脏本身疾患。再如：患者左下腹痛，当你触诊无阳性体征，要叩诊肾区，看是否有扣击痛，再指导进一步辅助检查，明确是否有泌尿系统结石。当你用温暖的手熟练的给患者检查时，是对患者最大的安慰，也赢得患者的信任。每当讲到这些临床实例，同学们都恍然大悟，进一步明确了过硬的基本技能才可获取患者的信任。三、有良好的医患关系才能做好物理诊断中的科研、教学工作物理诊断教学强调多种教学手段的应用，除传统的教学方法，还采用录像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法、标准化病人（SP）及虚拟实验室等现代化新概念教学方法，但对于物理诊断中医患关系的重要性，并没有足够的重视。本文认为，虽然无量化指标来指导学生，但如果在教学中教师言传身教，把与患者零距离接触的临床经验、科研成果、教学感受传授给学生，必定会极大提高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自主性。比如：很多疾病由于发病机制复杂，很难找到满意的实验室标记物来指导临床。而深入研究发现，该病的某些临床表现，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性，完全可以做临床诊断。比如：临床常见病功能性消化不良采用罗马Ⅲ诊断标准，全部由症状构成：有上腹痛，上腹烧灼感，餐后饱胀和早饱之一种或多种，呈持续或反复发作的慢性过程，病程超过半年，近3个月来症状持续，上述症状排便后不能缓解。同时，为了不漏诊器质性疾病，又规定了一套“报警症状和体征”：45岁以上，近期出现消化不良症状；有消瘦、贫血、黑粪、呕血、吞咽困难、腹部肿块、黄疸等；这种依靠症状体征筛检模式简单明了，在问诊和基本检查中就可完成，对临床科研十分必要，这需要医生耐心细致，还需要患者的密切配合。如果没有良好的医患关系很难想象这种诊断模式。再如：物理诊断见习，具有典型体征的患者，往往是那些老患者，或许为了教学我们把他们请回医院，这一传统在我们教学医院一直延续至今。总之，物理诊断是诊断学这门桥梁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基础医学过渡到临床医学十分重要的一门课程。随着医疗技术的飞跃发展，各种先进技术的不断应用、各类先进设备的不断出现并应用于临床，使学生们视野更加开阔，思维更加敏捷，但也普遍出现了忽视物理诊断这一基本的技能。很多医学教育工作者在探索多元化教学方法，以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学习兴趣和诊断思维。本文通过多年教学实践，认为在物理诊断教学中贯穿医患关系教育，强调医患关系实例并与多种教学手段融为一体，相互补充促进，极大提高了教学质量，也有助于培养出高素质、全方位合格医学人才。
当代医患关系哲学思考论文
一、当代医患关系性质的改变与医患利益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一向是以服务于生命为宗旨的，客观地具有“善”的属性。从发生学角度看，医学起源于解救疾苦之“善”念。西方医学史上曾有：“减轻病患的痛苦的本能冲动是医学技艺起源的原因”［5］144这一观点。作为医学标志的“蛇仗”，意味着守护健康的向善志向。与此相同，中国医学史也认为由于面对“死于病”的人间苦痛，“圣人”兴发悲悯之情从而创建医药，促使医药学产生，“圣人悯之而医药兴”（《伤寒证治准绳》）。同时，医学的发展也是在“善”的力量推动下实现的。一部人类医学史，就是不断攻克疾病、维护健康、解救疾苦的历史。因此，在医学领域，维护健康、促进生命是一切价值的最终依据和标准。正是由于服务于生命的价值追求，自古以来，医学才得以享有崇高的荣誉。然而，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随着科学技术和市场机制不断深化其影响，医学的价值观念和宗旨出现了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影响着医学性质，并强烈冲击着医患关系。
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着我国医学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客观地说，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重要的是要将科技的位置摆正。而在科技力量的推动下，医学本身产生了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出现了“科学技术万能”、“科学技术至上”等观念，以至于在我国医学发展进程中出现了“技术主体化”［6］1－4的趋势。这一趋势主要表现为“当代医学的一些技术，不是依从医学目的自身的需要，而是依从于技术自身想要做什么和能够做到什么，依从技术自身潜能能够实现的目标，技术因其发展而发展”［6］2，也就是说在医学发展过程中，技术引领着医学目的、规定着医学过程、塑造着医学性质，从而使得技术成为了医学的全部。其中，最根本的改变在于技术由手段变为目的，这使得一向以服务于生命为目的的医学，在价值方向上发生了转变，“善”的属性沦为“技术性”。在这样的医学背景下，技术成了衡量医学价值的标准，医务人员自然充满对技术的无限追求，在为患者诊治过程中，对技术的应用缺乏足够的审慎意识，甚至于盲目应用，这不仅导致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增加，也使得误诊误治率上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医学有时似乎由主要对发展它的技术能力感兴趣的精英领导，而他们很少考虑它的社会目的和价值，更不用说病人个体的痛苦”［7］11－12。传统中医文化认为“医乃仁术”，强调医学这一“生生之具”治病救人的作用。医学不应该是为了技术而发展技术，而应该始终将技术保持在“生生之具”的位置上。对于医术和患者的关系，中医认为是“病为本、工为标”（《黄帝内经》）的关系，意思是患者的生命是本，技术是标，技术是服务于生命的，医术必须基于患者的生命而使用，为和于生命而使用。相比之下，当代“技术主体化”的医学，变得“本末”倒置、“玩物丧志”，其结果是医学和技术形成具有一致过程和目标的共同体，反而将生命和健康从中分离出去。实际上，正是基于医学服务于生命的宗旨，医学和人类生命存在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医患才成为健康利益上的共同体。因此，当医学和人类生命的利益共同体分离之后，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就没有了内在依据，走向分离就是势所必然。
市场的本性是求利，医学的本性是向“善”，两者在性质上互相冲突。如果说技术主体化使医学偏离了“善”的价值方向，那么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则使医学的发展背离了“善”的价值方向。在我国，作为医学载体的医院，被推入市场化以后，在其管理和经营过程中，十分注重“利润”，市场逻辑主导着医院的生存和发展理念，受此影响，医患关系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现在病人往往被称为医疗保健的‘购买者’或‘顾客’，医生则被称为医疗保健的‘销售者’或‘提供者’。这样医患关系就被当做商品交换关系。”［8］36置身于其中的医务人员以“销售者”、“提供者”角色自居，因此，在医疗活动中“求利”意识凸显出来，甚至出现“拜金主义”的现象。可见，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之后，医患关系被简化、扭曲为一种经济关系，当经济关系主导着医患关系，医患共同体就会受到强烈的冲击，以至于出现在看病的“消费”过程中，病人花得多、医生就挣得多，病人花得少、医生就挣得少的普遍现象。如果说技术主体化导致了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分离，那么医疗对利润的追求则使得他们由健康利益共同体变为经济利益对立体。
二、当代医患关系人文精神的失落与医患情感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人”是具有人文性质的，所以人文精神为医学所固有。医患关系是在医疗活动中形成的人际关系，医学观指导着医疗活动的整个过程，医学观念不同医疗活动的过程就不同，结成的医患关系就不一样。医学观念决定着医患关系的特征和类型，在某种程度上，有什么样的医学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医患关系。当医学观念具有人文精神时，医患之间就具有情感凝聚力。在传统整体性医学模式的指导下，医生会关注患者的心理和情感，如希波克拉底曾说：“我们必须知道疼痛是什么，为什么会有疼痛，并且对人造成了何种危害”［5］13。《黄帝内经》也有：“凡治病必察其下，适其脉，观其志意与其病也。”在这种医学观念中，“人”是完整的，其整体性被尊重。医生“既是肉体的医师，也是灵魂的医师”［5］18。同时，在医疗活动中，医患之间注重情感交流和联系，“医师与病人之间应亲密无间”［5］17，医生对病人应“笃于情”（喻昌）等。总之，传统医学观念保持着较为浓厚的人文精神，在医疗活动中，患者的精神需要被关注，医患保持着亲近感，基于治病恢复健康的共同目标，双方具有团结意识，能够真诚协作，在情感上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体［4］。
在1977年美国学者恩格尔哈特教授就提出医学模式应该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我国医学界也从理论上认可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这种转变在医疗实践层面并未实现［9］337－340。也就是说，实际上，生物医学模式仍然主导着今天的医疗活动。在生物医学模式指导下，诊治过程是在“生物属性”的视域里开展并完成的，医生局限于患者的生物层面去探寻疾病及其治疗。患者的心理、感受和情感等得不到充分地关注，这样，疾病和患者发生了分离，疾病和人发生了分离，人的整体性被简化为“生物性”。在医疗活动中，“人很久以来就已经消失了并不停地在消失”［10］419，医疗由“人道主义”变为“病道主义”，逐渐“重病不重人”。同时，医学朝着追求实证化、客观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医学经历“祛魅”淡化了对生命的敬畏之情［11］2，在诊治过程中医生为了更好地专注于他的“科学世界”，不仅对患者的疾苦少有关注，还与患者保持必要的情感距离。比如，按照现代医学的要求，在病历书写过程中，描述患者情况时要求杜绝使用任何主观性的词语，越客观越好，在这样的医学观念影响下，医学不仅没有了敬畏，也弱化了情感。医学认识上主客二分，表现在医患关系层面，即作为认识主体的医生和作为认识客体的患者成为主客二分的关系，彼此相互分离，患者成为医生的客观化、外在化的世界。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沉浸于“科学世界”、患者身处于“生活世界”，医患成为两个世界的人。不仅如此，医疗活动中大量仪器设备等技术化手段的介入，大大减少了医患之间的直接交流，面对面的交流在技术设备的介入中面前变得无足轻重，医患关系被“物化”。在医学被生物模式掌控，由自然科学引领，让技术手段干预的时候，“我们的治疗是机械的和非人格的，我们的医治者以拉开距离、冷静超然、关系正式并运用抽象概念为特征。”［12］可以看出，在医学不断地强化其科学技术性、削弱人文精神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医患之间被主客二分，情感交流的和人情关怀的缺失，医学的人性品质在下降，医学的人文精神在失落，使得原本应该具有亲密感情的医患之间彼此疏远，团结精神欠缺，合作性较低，内在凝聚力丧失，情感走向分离。
三、当代医患关系德性的削弱与医患道德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具有“善”的属性，它的最终实现离不开医务人员内在人性之“善”。虽然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了人性之“善”的指导，其作用就可能是“恶”的。因此，“善”的事业只能依靠“善”的力量给予保证。所以，德性是医学的根本性力量这一根本性力量表现在医患关系上，即德性是医患交往的主要调节力量。实际上，因为医学是“善”事业，与此相应，医患关系的本质是道德性质。其内容是救助者与被救助者的关系。只有以德性作为主要调节力量，这种道德性质才能得到保证，道德性质的医患关系才与医学本身相符合，医疗活动才得以顺利开展。自古以来，医学对德性、美德都极为重视。西方医学自希波克拉底开始就对医生的美德提出了十分全面的要求，强调“他的性格必须像个君子”［5］17西方大哲柏拉图针对医学美德也曾提出：“他们是用心灵医治身体，如果心灵原来是坏的或者变坏了，他们就不可能很好地医病了”［5］22。中医在对美德的要求程度之高，内容之丰富在世界医德史上都十分突出。中医认为“医乃仁术”，以“仁心”行医才能实现医术救人的功能“仁心”即救人之心、活人之心、不忍之心等，它尤其注重仁、智、廉、不欺等主要美德。传统医疗活动以内在德性为基础，在医患交往过程中以内在德性作为调节力量，医生会将患者的需求转化为自我的道德要求，对道德责任的承担是“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这样，医生认同并主动践行医疗活动的道德要求，患者信任医生的道德品质，双方形成了一个道德共同体。
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由个体行医模式转变为团体行医模式，在道德上，由对“好的人”的侧重转变为“好的行为”的侧重，由对个体性美德的注重逐渐转变为对团体性规范的强调。在一定意义上，对规范的强调增强了道德的可操作性，并有利于实现道德要求的客观化和普遍化。这种强调是对医学的促进。但是，由此削弱德性、美德的作用，认为伦理学在医学领域关注的重点是“规范”［8］31－37，使得道德的内在性力量和外在性力量之间失去了张力，这势必会影响道德要求的践行。总之，道德作用的发挥需要在内在德性和外在规范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并形成合力，道德建设需要“合内外之道”。道德规范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内在德性基础上的，如果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单纯依靠道德规范的调节而失去内在德性的保障，那么道德要求就会沦为形式，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就难以建立。实际上，在调节医患关系的形式上，我国医学事业不仅越来越倚重道德规范，还增加了法律和行政手段。这些手段的增加虽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德性做基础，很难取得实质上的成效。就法律手段来看，依靠法律约束医患双方，医生对道德责任的承担不仅会变得更为被动，而且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上。因此，“2002年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要求医生在医疗纠纷中要证明自己无过。这一点现在被普遍认为是过度医疗的开端，医生为了避免有一天对簿公堂时无法自证清白，用‘可做可不做的检查都做’的方式提早准备‘证据’。”［1］可见，没有内在德性的支撑，法律手段不仅不会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增加新的问题。国家卫计委要求（从2014年5月1日起）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患者住院24小时内，均须和患者签订《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双方承诺不收、不送红包以及贵重的物品。虽然这一行政手段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道德规范的要求还是法律要求、行政要求，这些外在要求如果没有转化为内在自我要求，其践行就不是必然的。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从对道德规范的侧重，到增加法律和行政手段，调节力量趋向于外在化和强制化，但削弱了内在德性的作用，最终外在要求和医生内在要求之间不能实现统一，其落实就没有保证。这样，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对道德要求欠缺认同和主观意愿，其对道德责任的承担就会是被动和消极，乃至于沦为形式，因此，患者对医生的道德品质就不能形成信任，医患道德共同体走向了分离。
四、当代医患关系局限性的弱视与医患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从生命的角度看，患者是生命需要救助的人，医生是救助生命的人，和谐的医患关系离不开医患之间关于生命的共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命共同体。虽然医学在救助生命这一方向上的追求是无限的.，“医术造成健康是由于本性”［5］29，但表现在特定时期，医术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进一步看，医学虽然高扬“救死扶伤”的旗帜，但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决定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现实中，医学总呈现为一门“有缺憾的艺术”。作为患方，基于医学的局限性，对不能治疗尤其是病人死亡的情况形成客观的理解和评价，对医患交往有深刻影响。但患方的正确认识离不开医学的引导。在传统医学史上，对于医学的局限性，医生是很关注的。据《史记》记载，因为医术高超，扁鹊在当时“名闻天下”，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以为他能使“死人”复活，听闻这样的赞语，扁鹊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自当生”是医生努力的前提，“非能生死人”则是医生能力的限度。对医学的局限性表现得客观且清醒。因此，中医比较关注“死症”。如《黄帝内经》中说，“五藏已败，其色必夭，夭必死矣”（《素问·三部九候论》）。“死证”代表着生命危机的讯号，洞晓这一讯号，一方面可以救其于萌芽中，另一方面如果死亡已无法挽回，那就只好“顺天”以对之。所以，遇到不能救治的情况，如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就会以实相告。与此相同，在西方医学史上，希波克拉底也曾明确指出“那些病入膏肓的人”，“医学无能为力”［5］15。
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医学在发展过程中将很多“不能”变为“能”，医学能力持续增强，这种发展趋势甚至使人类具有了“上帝”的能力，充当起“上帝的角色”。在医学凯歌高奏、能力巨大的时代背景下，人们习惯了医学之“能”，以至于忽略了医学本身永远存在“不能”。在医疗活动中，医学遗忘了谦虚，医生也往往傲慢。由于医学对自身局限性认识变得弱视，欠缺对患者的正确引导，人们对医学能力的要求和期望拉高，以至于“现代人已无法接受死亡了”、“因为他或她觉得自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死去实在是不应该，怎么如此发达的医学科技就治不好自己的病呢？”［13］655这种认识带给医患交往很深的隐患。在今天的医疗活动中，当患者死在医院时，往往成为医患产生冲突和纠纷的导火索。“患者无论得到多么好的治疗，如果没有治好要走向死途，那么绝对是不甘心的；而患者家属在患者去世后总要把怒火集中投向医生与医院，绝不肯接受这样的后果”［13］655。患者的这种认识和态度固然是医患信息不对称的表现，但从医学角度看，则反映出强化对医学局限性认识的重要性。客观评价医学能力，可以推动人们正确理解死亡。而在医学对其局限性弱视的背景下，由于欠缺对患者关于医学能力客观评价的引导和教育，患者不能正确理解医学“不能”的情况，医生和患者在对死亡的认识上欠缺共识，导致了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综上所述，我国现代医患关系的问题是医患共同体的分离，因此，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发展趋向，进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实际上是医患共同体的重建。如果说，医患共同体的分离是医学偏离了其本身的结果，那么重建医患共同体，实际上是医学向其本身回归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至少需要医学回归“善”的属性以此重建医患利益共同体。需要医学大大提升其人文精神，以此使医患重回情感共同体。需要医学强化对德性力量的重视，以此重建医患道德共同体。需要医学客观面对其局限性，引导人们的死亡观念，以此实现医患生命共同体的重建。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医患共同体应该是在医患“主体间性”（胡塞尔）基础上的重建，不能以共同体的统一性、整体性取消医生的独立性，尤其是在当前医生的人身安全屡遭危险的情况下，更应关注医生的合理权益。这应该成为医患共同体重建的一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