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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史论文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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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史论文主题

当代医患关系哲学思考论文

一、当代医患关系性质的改变与医患利益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一向是以服务于生命为宗旨的,客观地具有“善”的属性。从发生学角度看,医学起源于解救疾苦之“善”念。西方医学史上曾有:“减轻病患的痛苦的本能冲动是医学技艺起源的原因”[5]144这一观点。作为医学标志的“蛇仗”,意味着守护健康的向善志向。与此相同,中国医学史也认为由于面对“死于病”的人间苦痛,“圣人”兴发悲悯之情从而创建医药,促使医药学产生,“圣人悯之而医药兴”(《伤寒证治准绳》)。同时,医学的发展也是在“善”的力量推动下实现的。一部人类医学史,就是不断攻克疾病、维护健康、解救疾苦的历史。因此,在医学领域,维护健康、促进生命是一切价值的最终依据和标准。正是由于服务于生命的价值追求,自古以来,医学才得以享有崇高的荣誉。然而,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随着科学技术和市场机制不断深化其影响,医学的价值观念和宗旨出现了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影响着医学性质,并强烈冲击着医患关系。

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着我国医学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客观地说,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重要的是要将科技的位置摆正。而在科技力量的推动下,医学本身产生了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出现了“科学技术万能”、“科学技术至上”等观念,以至于在我国医学发展进程中出现了“技术主体化”[6]1-4的趋势。这一趋势主要表现为“当代医学的一些技术,不是依从医学目的自身的需要,而是依从于技术自身想要做什么和能够做到什么,依从技术自身潜能能够实现的目标,技术因其发展而发展”[6]2,也就是说在医学发展过程中,技术引领着医学目的、规定着医学过程、塑造着医学性质,从而使得技术成为了医学的全部。其中,最根本的改变在于技术由手段变为目的,这使得一向以服务于生命为目的的医学,在价值方向上发生了转变,“善”的属性沦为“技术性”。在这样的医学背景下,技术成了衡量医学价值的标准,医务人员自然充满对技术的无限追求,在为患者诊治过程中,对技术的应用缺乏足够的审慎意识,甚至于盲目应用,这不仅导致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增加,也使得误诊误治率上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医学有时似乎由主要对发展它的技术能力感兴趣的精英领导,而他们很少考虑它的社会目的和价值,更不用说病人个体的痛苦”[7]11-12。传统中医文化认为“医乃仁术”,强调医学这一“生生之具”治病救人的作用。医学不应该是为了技术而发展技术,而应该始终将技术保持在“生生之具”的位置上。对于医术和患者的关系,中医认为是“病为本、工为标”(《黄帝内经》)的关系,意思是患者的生命是本,技术是标,技术是服务于生命的,医术必须基于患者的生命而使用,为和于生命而使用。相比之下,当代“技术主体化”的医学,变得“本末”倒置、“玩物丧志”,其结果是医学和技术形成具有一致过程和目标的共同体,反而将生命和健康从中分离出去。实际上,正是基于医学服务于生命的宗旨,医学和人类生命存在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医患才成为健康利益上的共同体。因此,当医学和人类生命的利益共同体分离之后,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就没有了内在依据,走向分离就是势所必然。

市场的本性是求利,医学的本性是向“善”,两者在性质上互相冲突。如果说技术主体化使医学偏离了“善”的价值方向,那么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则使医学的发展背离了“善”的价值方向。在我国,作为医学载体的医院,被推入市场化以后,在其管理和经营过程中,十分注重“利润”,市场逻辑主导着医院的生存和发展理念,受此影响,医患关系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现在病人往往被称为医疗保健的‘购买者’或‘顾客’,医生则被称为医疗保健的‘销售者’或‘提供者’。这样医患关系就被当做商品交换关系。”[8]36置身于其中的医务人员以“销售者”、“提供者”角色自居,因此,在医疗活动中“求利”意识凸显出来,甚至出现“拜金主义”的现象。可见,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之后,医患关系被简化、扭曲为一种经济关系,当经济关系主导着医患关系,医患共同体就会受到强烈的冲击,以至于出现在看病的“消费”过程中,病人花得多、医生就挣得多,病人花得少、医生就挣得少的普遍现象。如果说技术主体化导致了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分离,那么医疗对利润的追求则使得他们由健康利益共同体变为经济利益对立体。

二、当代医患关系人文精神的失落与医患情感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人”是具有人文性质的,所以人文精神为医学所固有。医患关系是在医疗活动中形成的人际关系,医学观指导着医疗活动的整个过程,医学观念不同医疗活动的过程就不同,结成的医患关系就不一样。医学观念决定着医患关系的特征和类型,在某种程度上,有什么样的医学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医患关系。当医学观念具有人文精神时,医患之间就具有情感凝聚力。在传统整体性医学模式的指导下,医生会关注患者的心理和情感,如希波克拉底曾说:“我们必须知道疼痛是什么,为什么会有疼痛,并且对人造成了何种危害”[5]13。《黄帝内经》也有:“凡治病必察其下,适其脉,观其志意与其病也。”在这种医学观念中,“人”是完整的,其整体性被尊重。医生“既是肉体的医师,也是灵魂的医师”[5]18。同时,在医疗活动中,医患之间注重情感交流和联系,“医师与病人之间应亲密无间”[5]17,医生对病人应“笃于情”(喻昌)等。总之,传统医学观念保持着较为浓厚的人文精神,在医疗活动中,患者的精神需要被关注,医患保持着亲近感,基于治病恢复健康的共同目标,双方具有团结意识,能够真诚协作,在情感上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体[4]。

在1977年美国学者恩格尔哈特教授就提出医学模式应该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我国医学界也从理论上认可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这种转变在医疗实践层面并未实现[9]337-340。也就是说,实际上,生物医学模式仍然主导着今天的医疗活动。在生物医学模式指导下,诊治过程是在“生物属性”的视域里开展并完成的,医生局限于患者的生物层面去探寻疾病及其治疗。患者的心理、感受和情感等得不到充分地关注,这样,疾病和患者发生了分离,疾病和人发生了分离,人的整体性被简化为“生物性”。在医疗活动中,“人很久以来就已经消失了并不停地在消失”[10]419,医疗由“人道主义”变为“病道主义”,逐渐“重病不重人”。同时,医学朝着追求实证化、客观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医学经历“祛魅”淡化了对生命的敬畏之情[11]2,在诊治过程中医生为了更好地专注于他的“科学世界”,不仅对患者的疾苦少有关注,还与患者保持必要的情感距离。比如,按照现代医学的要求,在病历书写过程中,描述患者情况时要求杜绝使用任何主观性的词语,越客观越好,在这样的医学观念影响下,医学不仅没有了敬畏,也弱化了情感。医学认识上主客二分,表现在医患关系层面,即作为认识主体的医生和作为认识客体的患者成为主客二分的关系,彼此相互分离,患者成为医生的客观化、外在化的世界。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沉浸于“科学世界”、患者身处于“生活世界”,医患成为两个世界的人。不仅如此,医疗活动中大量仪器设备等技术化手段的介入,大大减少了医患之间的直接交流,面对面的交流在技术设备的介入中面前变得无足轻重,医患关系被“物化”。在医学被生物模式掌控,由自然科学引领,让技术手段干预的时候,“我们的治疗是机械的和非人格的,我们的医治者以拉开距离、冷静超然、关系正式并运用抽象概念为特征。”[12]可以看出,在医学不断地强化其科学技术性、削弱人文精神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医患之间被主客二分,情感交流的和人情关怀的缺失,医学的人性品质在下降,医学的人文精神在失落,使得原本应该具有亲密感情的医患之间彼此疏远,团结精神欠缺,合作性较低,内在凝聚力丧失,情感走向分离。

三、当代医患关系德性的削弱与医患道德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具有“善”的属性,它的最终实现离不开医务人员内在人性之“善”。虽然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了人性之“善”的指导,其作用就可能是“恶”的。因此,“善”的事业只能依靠“善”的力量给予保证。所以,德性是医学的根本性力量这一根本性力量表现在医患关系上,即德性是医患交往的主要调节力量。实际上,因为医学是“善”事业,与此相应,医患关系的本质是道德性质。其内容是救助者与被救助者的关系。只有以德性作为主要调节力量,这种道德性质才能得到保证,道德性质的医患关系才与医学本身相符合,医疗活动才得以顺利开展。自古以来,医学对德性、美德都极为重视。西方医学自希波克拉底开始就对医生的美德提出了十分全面的要求,强调“他的性格必须像个君子”[5]17西方大哲柏拉图针对医学美德也曾提出:“他们是用心灵医治身体,如果心灵原来是坏的或者变坏了,他们就不可能很好地医病了”[5]22。中医在对美德的要求程度之高,内容之丰富在世界医德史上都十分突出。中医认为“医乃仁术”,以“仁心”行医才能实现医术救人的功能“仁心”即救人之心、活人之心、不忍之心等,它尤其注重仁、智、廉、不欺等主要美德。传统医疗活动以内在德性为基础,在医患交往过程中以内在德性作为调节力量,医生会将患者的需求转化为自我的道德要求,对道德责任的承担是“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这样,医生认同并主动践行医疗活动的道德要求,患者信任医生的道德品质,双方形成了一个道德共同体。

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由个体行医模式转变为团体行医模式,在道德上,由对“好的人”的侧重转变为“好的行为”的侧重,由对个体性美德的注重逐渐转变为对团体性规范的强调。在一定意义上,对规范的强调增强了道德的可操作性,并有利于实现道德要求的客观化和普遍化。这种强调是对医学的促进。但是,由此削弱德性、美德的作用,认为伦理学在医学领域关注的重点是“规范”[8]31-37,使得道德的内在性力量和外在性力量之间失去了张力,这势必会影响道德要求的践行。总之,道德作用的发挥需要在内在德性和外在规范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并形成合力,道德建设需要“合内外之道”。道德规范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内在德性基础上的,如果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单纯依靠道德规范的调节而失去内在德性的保障,那么道德要求就会沦为形式,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就难以建立。实际上,在调节医患关系的形式上,我国医学事业不仅越来越倚重道德规范,还增加了法律和行政手段。这些手段的增加虽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德性做基础,很难取得实质上的成效。就法律手段来看,依靠法律约束医患双方,医生对道德责任的承担不仅会变得更为被动,而且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上。因此,“2002年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要求医生在医疗纠纷中要证明自己无过。这一点现在被普遍认为是过度医疗的开端,医生为了避免有一天对簿公堂时无法自证清白,用‘可做可不做的检查都做’的方式提早准备‘证据’。”[1]可见,没有内在德性的支撑,法律手段不仅不会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增加新的问题。国家卫计委要求(从2014年5月1日起)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患者住院24小时内,均须和患者签订《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双方承诺不收、不送红包以及贵重的物品。虽然这一行政手段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道德规范的要求还是法律要求、行政要求,这些外在要求如果没有转化为内在自我要求,其践行就不是必然的。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从对道德规范的侧重,到增加法律和行政手段,调节力量趋向于外在化和强制化,但削弱了内在德性的作用,最终外在要求和医生内在要求之间不能实现统一,其落实就没有保证。这样,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对道德要求欠缺认同和主观意愿,其对道德责任的承担就会是被动和消极,乃至于沦为形式,因此,患者对医生的道德品质就不能形成信任,医患道德共同体走向了分离。

四、当代医患关系局限性的弱视与医患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从生命的角度看,患者是生命需要救助的人,医生是救助生命的人,和谐的医患关系离不开医患之间关于生命的共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命共同体。虽然医学在救助生命这一方向上的追求是无限的.,“医术造成健康是由于本性”[5]29,但表现在特定时期,医术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进一步看,医学虽然高扬“救死扶伤”的旗帜,但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决定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现实中,医学总呈现为一门“有缺憾的艺术”。作为患方,基于医学的局限性,对不能治疗尤其是病人死亡的情况形成客观的理解和评价,对医患交往有深刻影响。但患方的正确认识离不开医学的引导。在传统医学史上,对于医学的局限性,医生是很关注的。据《史记》记载,因为医术高超,扁鹊在当时“名闻天下”,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以为他能使“死人”复活,听闻这样的赞语,扁鹊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自当生”是医生努力的前提,“非能生死人”则是医生能力的限度。对医学的局限性表现得客观且清醒。因此,中医比较关注“死症”。如《黄帝内经》中说,“五藏已败,其色必夭,夭必死矣”(《素问·三部九候论》)。“死证”代表着生命危机的讯号,洞晓这一讯号,一方面可以救其于萌芽中,另一方面如果死亡已无法挽回,那就只好“顺天”以对之。所以,遇到不能救治的情况,如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就会以实相告。与此相同,在西方医学史上,希波克拉底也曾明确指出“那些病入膏肓的人”,“医学无能为力”[5]15。

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医学在发展过程中将很多“不能”变为“能”,医学能力持续增强,这种发展趋势甚至使人类具有了“上帝”的能力,充当起“上帝的角色”。在医学凯歌高奏、能力巨大的时代背景下,人们习惯了医学之“能”,以至于忽略了医学本身永远存在“不能”。在医疗活动中,医学遗忘了谦虚,医生也往往傲慢。由于医学对自身局限性认识变得弱视,欠缺对患者的正确引导,人们对医学能力的要求和期望拉高,以至于“现代人已无法接受死亡了”、“因为他或她觉得自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死去实在是不应该,怎么如此发达的医学科技就治不好自己的病呢?”[13]655这种认识带给医患交往很深的隐患。在今天的医疗活动中,当患者死在医院时,往往成为医患产生冲突和纠纷的导火索。“患者无论得到多么好的治疗,如果没有治好要走向死途,那么绝对是不甘心的;而患者家属在患者去世后总要把怒火集中投向医生与医院,绝不肯接受这样的后果”[13]655。患者的这种认识和态度固然是医患信息不对称的表现,但从医学角度看,则反映出强化对医学局限性认识的重要性。客观评价医学能力,可以推动人们正确理解死亡。而在医学对其局限性弱视的背景下,由于欠缺对患者关于医学能力客观评价的引导和教育,患者不能正确理解医学“不能”的情况,医生和患者在对死亡的认识上欠缺共识,导致了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综上所述,我国现代医患关系的问题是医患共同体的分离,因此,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发展趋向,进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实际上是医患共同体的重建。如果说,医患共同体的分离是医学偏离了其本身的结果,那么重建医患共同体,实际上是医学向其本身回归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至少需要医学回归“善”的属性以此重建医患利益共同体。需要医学大大提升其人文精神,以此使医患重回情感共同体。需要医学强化对德性力量的重视,以此重建医患道德共同体。需要医学客观面对其局限性,引导人们的死亡观念,以此实现医患生命共同体的重建。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医患共同体应该是在医患“主体间性”(胡塞尔)基础上的重建,不能以共同体的统一性、整体性取消医生的独立性,尤其是在当前医生的人身安全屡遭危险的情况下,更应关注医生的合理权益。这应该成为医患共同体重建的一个原则。

走中西医结合之路——论中医药的发展中国,一个有五千多年历史的大国。而中国的医药学则接受着历史的长河的洗礼,越来越变得丰富、精彩。原始人类在依靠植物为生的长期过程中,开始逐渐熟悉植物的营养、毒性和治疗作用。中国古代称药物书为“本草”,英语中称药物为“druz”(即干燥的草木),这都说明药物是起源于植物的。有人认为最先被人认识的药物是镇痛药(茄科植物)和对消化系统有刺激的植物。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弓箭的发明,人类开始了狩猎及畜牧。于是出现对损伤的简陋救助法,如创伤、骨折、脱臼的治疗;同时人类开始认识了动物的营养价值,动物药也随着出现;畜牧经济又使牧人观察到植物对动物的作用,从而又促进了对植物药的认识。如根据希腊史家的记载,牧人曾发现了藜芦。因此医药知识的起源是人类集体经验的积累,是在与疾病斗争中产生的。随着奴隶社会的发展和巩固,医学中的宗教色彩增多了。中国的《山海经》里记载:“巫彭”、“巫抵”“巫阳”等都是神医。在奴隶社会就开始有了“职业医生” 。在奴隶社会,文化上的卓越成就之一是文字的发明。有了文字,古代奴隶制国家才留下大量医学文献。其中《内经》就是史料有记载的最早的一部医学著作,它是黄帝所作,因此又被称为《黄帝内经》。它是一部包括丰富的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经验的古典医学著作,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学发展的成就,在我国医学史上和世界医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内经》为祖国医学的学术理论体系奠定了广泛的基础,对促进后世医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直到今天,它仍是中医学的必读之物。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记述了397条治法,载方113首,总计5万余字,但《伤寒杂病论》中杂病部分没了踪迹。王叔和的功劳,用清代名医徐大椿的话说,就是“苟无叔和,焉有此书”。其中,此书包括《脉法》、《辩脉法》,等等很多内容。并且在这部著作中,张仲景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药物灌肠和胆道蛔虫治疗方法。《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业医者必修的经典著作,历代医家对之推崇备至,赞誉有加,至今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仍是中医学习的源泉。非典期间,该书和张仲景便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在西医是不可想像的,因为,不可能有哪本19世纪的解剖学著作可以作为今天的教科书,现在西医的治疗也不可能到几百年前的老祖先那里找根据。还有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共有52卷,载有药物1892种,其中载有新药374种,收集医方11096个,书中还绘制了1111幅精美的插图,是我国医药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是对16世纪以前中医药学的系统总结,被誉为“东方药物巨典”,对人类近代科学影响最大。再者神农、扁鹊和华佗也是医学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其中,神农氏是传说中的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他的最著名的事件就是“神农尝百草”。并且为了纪念他造福人间的功绩,老百姓就把这一片茫茫林海,取名为“神农架”。把神农升天的回生寨,改名为“留香寨”。扁鹊,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在总结前人医疗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总结出望、闻、问、切的诊断疾病的方法。在这四诊法中,扁鹊尤擅长望诊和切诊。当时,扁鹊的切脉技术高超,名扬天下。华佗医术十分精湛,他首创用全身麻醉法施行外科手术,被后世尊之为“外科鼻祖”。他不但精通方药,而且在针术和灸法上的造诣也十分令人钦佩。华佗采用酒服“麻沸散”施行腹部手术,开创了全身麻醉手术的先例。在医疗体育方面也有着重要贡献,创立了著名的五禽戏,华佗还善于应用心理疗法治病。中国医学史,名人名书众多。为世界医学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时间面如了现代,中国首创中西结合医学。给人类医学特别是各国各民族传统医学发展带来了深刻启示及深远影响。按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学术是事业发展的基础,所以,90年代制定的“中西医并重”卫生工作方针,其根本是中医与西医两个医学理论体系应当并重。不可重西轻中,更不可以西代中。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而言,科学是技术的理论依据,技术是科学的实践应用,所以,讲“中西医并重”,核心是中医与西医各自的科学、理论部分必须并重,既不能以技术代替科学,更不能在科学、理论上以西非中。因此在东西方文化与科学多元共存的今天,科学地理解“中西医并重”的战略方针,同样也是一个政治问题。面对21世纪,必须使全国上下清楚地认识到:中医正处于一个千载难逢的全面振兴的前夜,这是人类科学发展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性惠顾,必须抓住机遇,不可彷徨、蹉跎。其一:20世纪里,在西医飞速发展的同时,越来越暴露出西医无法克服的自身观念、理论的局限性;西药化学合成药物的毒副作用以及2/3以上的内科疾病缺少特异性治疗的现实,迫使西医不得不“回归自然”,希望从传统医学中求得互补与自救。而在世界的传统医学领域,形成相对完整理论体系者,唯独只有中医。其它各国的传统医学,在理论上尚处于粗浅的萌芽水平,实际上只是经验性的传统治疗方法与技术而已。当今,西医向传统医学求得互补,其视野已经集中在中医上了,所以“中西医并重”很可能发展为21世纪人类医学的大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药要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就是要把国外没有的地地道道、原原本本的中医,传播到世界各国去。尽管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计划、分步骤进行,但决不是把中医西化以后再送到国外去。其二:中国是中医的故乡,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中药材生产大国。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并逐步走向世界,那么中医就很可能发展为我国最大的知识经济产业。比如,全世界每年用在医疗卫生上的总投入大约2. 5万亿美元,我们12亿人口的大国仅占其中的1.6%左右。如果中医在不断振兴的同时逐步走向世界,那么,我们在医学传播、药品输出、医疗服务等方面精心组织、科学管理,从全世界医疗卫生总投入中取得10%的份额,并非天方夜谭。果能如此,每年将会拿回2,500亿美元的外汇。到那时,中医就自然成为我国独有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巨大的经济增长点,并造福于全人类。对于中医来说,这就是我们的大政治。所以,中医不但不能“西化”、“不能丢”,而且必须振兴和发展。21世纪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将沿着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的“促进中西医结合”方向和目标不断向纵深发展。(一)在中国已形成的中西医结合认识,必将深化发展。实践将进一步证明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必然性、优越性、规律性和创新性,展示中西医结合是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二)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科学家、医学家、药学家,乃至医药企业等将投入到中西结合研究中,使中西医结合研究朝着多学科、多层次、高层次、综合性研究方向发展,从而吸纳多学科知识成分,提炼出新医学认识,形成新的医学范畴,产生新的医学成果和医学技术,编织新的中西医结合医学新概念框架之网,构建中西医结合理论体系,促进中西医药学理论与实践的融汇贯通。(三)紧紧围绕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重大疾病及常见病开展防治研究,以及新药物和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等,仍是21世纪中西医结合研究主要方向。中西医药结合必将成为“综合防治”人类疾病的重要途径。(四)中西医结合医学教育必将迅速发展,教育体系不断完善,以满足社会发展及医学发展的需求。如中国的“全科医师”必将是中西医结合的全科医师。(五)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医疗机构建设将迅速发展,愈加显示出中西医结合医疗机构在医疗、预防、康复、保健、护理、社区卫生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中西医结合的思路方法及研究成果,将在各种类型医疗机构得到进一步推广应用。(六)中西医结合医学将与现代医学、中医药学并驾齐驱,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促进和实现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学发展的方向和远大目标,是我国医药卫生工作者以及科技工作者共同承担的历史使命。21世纪必将是中西医结合医学蓬勃发展的世纪。也是全人类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相结合的“结合医学”蓬勃发展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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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中药有效成份抗人绒癌耐药细胞JAR/MTX作用的体外研究

中药“通腑洁肠汤”对不全性肠梗阻结直肠癌术前肠道准备的效果观察 两种中药方剂联合甲氨喋呤治疗异位妊娠的作用探讨

中药四气理论的现代研究

二、中药治疗肝癌研究现状论文主要内容

原发性肝癌是临床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我国原发性肝癌多具有乙型肝炎和肝硬化背景,起病隐匿,进展迅速,确诊时往往已是晚期,患者生存期较短,预后差。积极探寻符合我国国情,高效且不良反应少的系统化中西医联合治疗方案是肝癌治疗的.重要课题。

对于肝癌的认识,中医认为属于“症瘕”“、积聚”、“黄疸”、“肝积”的范畴。已有临床疗效观察研究表明,中医药治疗肝癌的优势一方面在于能有效稳定病情,减轻毒副作用,改善临床症状,延长患者带瘤生存时间,使部分患者肿瘤缩小;另一方面治疗费用相对低廉。因此中医药治疗成为肝癌治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中药治疗肝癌的理论基础中医认为肝癌的病因及病机为外受寒邪、损伤脾胃、肝气郁滞、气滞血瘀、结而成积。中医治疗应以清热解毒和活血化瘀为主,同时配合益气健脾和疏肝理气,并与手术、介入、放化疗等其他方法联合应用,可起到减毒增效之功效。具有益气健脾、活血化瘀、清热解毒、软坚散结、柔肝止痛等功效的中药经常被用于肝癌的治疗并取得临床疗效,临床应用及现代药理学研究较多为“有毒”中药及活血化瘀中药。

1.1 “有毒”中药与肝癌治疗 中医认为恶性肿瘤与“毒邪”有关,因此“以毒攻毒”为重要治疗方法,即用峻猛中药以攻邪。历代医家有颇多论述,如虞抟《医学正传》中“大毒之病,必用大毒之药以攻之”[1],明代罗天益《卫生宝鉴》“凡治积非有毒之品攻之则不可”[2]。这种“以毒攻毒”的方法目前在肝癌的治疗中也经常应用,常用的此类中药有、蜂房、全蝎、水蛭、蜈蚣、蟾蜍、守宫、常山、半夏、天南星、马钱子、巴豆、附子和乌头等。

1.2活血化瘀中药与肝癌治疗 气滞血瘀证是肝癌患者常见临床症候,历代医家常从气血运行失常而致气滞血瘀来探讨肿瘤形成的病机。如《圣济总录》认为“瘤之为义,留置而不去也,气血流行不失其常,则形体平和,或余赘及郁结壅塞,则乘应投隙,瘤所以生”[3]。王清任《医林改错》认为“肚腹结块,必有形之血也,血受寒则凝结成块,血受热则煎熬成块”[4]。

因此行活血化瘀也是中医药治疗肝癌的常用方法,常用中药有丹参、赤芍、三棱、水蛭和等。

中药治疗肝癌具有广泛的理论基础,在浩如烟海的中医古籍中不乏与肝癌相关病症的治疗,这些相关病症与肝癌及其并发症的对应是否精确还值得商榷。加强文献学的进一步细化整理研究是深入发掘中医治疗肝癌理论基础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增强中医治疗肝癌说服力的重要途径。

2中药治疗肝癌的实验研究中药治疗肝癌的实验研究主要包括中药复方和单味中药的研究。随着分子生物学广泛应用于中医药研究,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研究中医药防治肝癌的机制,筛选抗肿瘤中药复方及单味中药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2.1中药复方抗肝癌作用机制的研究 历代古方中可用于肝癌治疗的中药复方较多,临床上常常根据肝癌的不同证型,选取与之对应的方剂进行加减治疗。如李江等[5]通过研究证实,采用水煎法、梯度乙醇提取法及醇水法从小柴胡汤中获得的提取物对小鼠H22肝癌实体瘤生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具有提高荷瘤宿主免疫功能的作用。季幸姝等[6]通过观察膈下逐瘀汤对肝癌Bel7402细胞和大鼠肝癌组织中丝/苏氨酸激酶蛋白及FIEN编码蛋白表达的影响,发现P13K/Akt信号转导通路相关蛋白PA kt水平的降低和PT EN蛋白水平的升高可能是膈下逐瘀汤抗肝癌的主要作用机制之一。杜标炎等[7]研究发现六味地黄丸联用对小鼠移植性肝癌自杀基因治疗具有一定的增效作用,其疗效优于单纯自杀基因疗法或单纯六味地黄丸治疗。进一步研究发现,六味地黄丸含药血清对自杀基因系统10% tk/GCV杀伤大鼠肝癌CBRH7919细胞具有协同增效作用,且有一定的量效关系。

中药复方治疗肝癌的疗效不可否认,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中药复方成分的复杂性使其作用机制难以应用单一的药理途径阐明。以辨证论治为特色的中医个体化诊疗要得到推广,必须进行具有统计学说服力的临床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应使临床研究对象的选取进一步细化,在此基础上使中药复方规范化,同时通过网络药理学等方法对中药治疗作用产生的人体综合生物效应进行整体观察和分析,增强中药治疗肝癌有效性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

2.2单味中药抗肝癌作用机制的研究 中药单体能在诱导肝癌细胞凋亡、抗肝癌细胞侵袭及转移、诱导肝癌细胞分化、抗肿瘤血管生成、抑制癌基因表达、促进抑癌基因表达、逆转肿瘤多药耐药等多个环节抑制肝癌的发生和发展。陈小义等[8]研究发现,0.01 mol/L及以上浓度蟾蜍灵对SMMC 7721细胞具有显著细胞毒作用,细胞生长相关基因P21wafl/cipl在蟾蜍灵诱导下表达上调,同时受P21wafl/cipl调控的增殖细胞核抗原的表达下降,二者呈负相关,提示中药可通过直接杀伤肝癌细胞和抑制其增殖而发挥抗癌效应。黄应申等[9]以10 mmol/L脂蟾毒配基处理Bel 7402细胞24 h后,发现癌细胞出现凋亡的形态变化,其凋亡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细胞;脂蟾毒配基引起线粒体膜电位下降,释放入胞质中的细胞色素c增多,促进Caspase 3蛋白活化,抑制Bcl 2蛋白表达,诱导细胞凋亡,其诱导凋亡作用可能通过线粒体通路实现。黄炜等[10]探讨了18 β-甘草次酸和甘草酸对Bel 7402细胞增殖的抑制和诱导分化作用,揭示二者有抑制人肝癌细胞增殖和诱导分化的作用。魏志霞[11]研究发现,川芎嗪可提高SMMC7721/多柔比星细胞内化疗药物的浓度,增强多柔比星作用,表明从中药筛选出低毒的多药耐药逆转剂是可能的。

何芳等[12]探讨人参皂苷Rg3联合三氧化二砷对肝癌裸鼠移植瘤模型的治疗作用,发现人参皂苷Rg3能通过抑制肿瘤新生血管形成,明显降低肿瘤内微血管密度;人参皂苷Rg3与As203联合应用能明显抑制裸鼠肝癌移植瘤的生长。罗明等[13]通过采用腹腔注射苦参碱和氧化苦参碱观察二乙基亚硝胺诱发肝癌的大鼠肝脏病理改变、肝表面癌结节数和血清ALT、GGT、ALP 的变化,发现苦参碱和氧化苦参碱组的大鼠体重明显高于模型组,肝表面癌结节数、肝/体重比和血清ALT、GGT 明显低于模型组(P<0.05)。而 ALP 升高,说明苦参碱和氧化苦参碱能延缓二乙基亚硝胺诱发大鼠肝癌形成,保护肝细胞免受损伤。

单味中药治疗肝癌的研究较中药复方研究更为深入,其原因在于相对于中药复方,单味中药的有效成分相对容易确定,其量效关系及药理学、药代动力学研究较中药复方易进行。目前的问题之一在于此类研究较多采取的是某味中药的提取物。尽管提取物能在某一方面说明该味中药的生物学效应的机制,但表现的生物学效应与该味中药相比有多少差距尚不能明确;另一方面单味中药提取物的研究往往是发现了某一化学成分的生物学效应或临床疗效,如何将其与中医的辨证论治治疗肝癌结合起来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须要增强中药治疗肝癌研究的科学说服力,这仍有不易克服的困难。类似于中药药性本质及其临床效应生物学基础的相关研究为单味中药治疗肝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3中药治疗肝癌的临床研究3.1中药联合放化疗治疗肝癌的研究 顾本宇[14]通过观察益气健脾疏肝中药联合化学药物动脉灌注治疗中晚期原发性肝癌的临床疗效,发现中药联合化疗药物治疗组的稳定率为71.88%,明显高于对照组的53.13%(P<0.05);治疗组 12、18、24 个月的生存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尤建良等[15]通过观察中药调气行水方联合顺铂、白细胞介素-2腹腔内注射治疗肝癌腹水的临床疗效,发现该疗法能有效控制腹水,改善体力状况,提高患者生命质量,缓解常见临床症状,提高疾病控制率,提示配合中药能减轻化疗药物及生物反应调节剂的毒副反应。

目前中药联合化疗治疗肝癌的研究主要在临床有效性方面,阐述其有效机制的研究尚少,进一步深入研究须说明为什么联合中药会有较好的效果,这一点须要借助分子生物学等技术手段来寻找中药疗效的效应物质基础及作用靶标,这也是今后中药临床有效性的重点研究方向。

3.2中药联合手术治疗肝癌的研究 目前肝癌治疗普遍采用的根治性治疗方式为手术切除和肝移植,约30%~40%患者采用此法,肝移植的总体疗效优于手术切除治疗。 现阶段肝移植治疗肝癌的最佳适应证仍为米兰标准,但由于移植器官不足,对移植适应证的扩大应慎之又慎,术后的复发和转移是影响疗效的主要因素。通过使用药物预防或延迟肿瘤的复发,针对肿瘤生物发生途径中的关键分子进行靶向治疗也可使肝癌治疗发展日趋完善[16]。中药联合手术治疗肝癌为有效的治疗方式,如陈立武等[17]通过观察中药全身治疗与手术相结合的协同作用,将60例患者随机分为2组,中西医结合治疗组(30例)在手术前1周开始复方中药治疗并于术后续行中药治疗,对照组(30例)只作单纯手术治疗,比较2组的疗效、生存率及并发症。结果发现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24、36 个月生存率有显著差异(P<0.05)。

提示在肝癌围手术期中应用复方中药可减少并发症,提高手术疗效及累计生存率。

中药复方联合手术治疗肝癌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对症候的改善、生存率的影响、并发症的减少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相关临床资料的样本数较少;

症候学改善等尚未建立统一的评价体系;未能深入分析其疗效的生物学机制等。进一步的研究须要扩大样本数量,建立症候学统一客观化评价体系,同时深入研究其疗效改善的机制,才能增强中药联合手术治疗肝癌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3.3中药介入治疗肝癌的研究 中晚期肝癌患者常因伴有明显的器质性和功能性改变,难以进行手术治疗。肝癌介入治疗作为中晚期肝癌患者可选择的重要方法,能够延长患者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

存在的问题为化疗介入药物多可造成肝功能不同程度的损害,介入药物的不良反应又严重影响中远期的疗效。因此介入治疗中如何减少肝功能损害是治疗的重点。通过大量临床实践,目前已筛选出许多具有抗肿瘤作用的中药及其有效成分,与肝动脉化疗栓塞介入疗法结合进行研究,为肝癌的介入治疗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

李琦等[18]进行了去甲素微球介入治疗大鼠肝癌的有关研究,结果显示此疗法对大鼠肝癌有较好治疗作用,其作用机制与栓塞肿瘤微血管,缓慢释放去甲素,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和下调肝肿瘤细胞Ki-67的表达,从而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相关。

冯敢生等[19]将白及用于肝动脉栓塞治疗肝癌,并与明胶海绵对照。结果表明,白及具有强大的栓塞作用,侧枝循环形成均在6个月以上,介入治疗间隔时间长,肿瘤坏死、缩小率及1、2、3 年生存率均优于明胶海绵。陈武进等[20]研究认为,采用酸钠联合常规化疗药物介入治疗中晚期肝癌患者可明显降低甲胎蛋白,提高疗效,同时减轻化疗药物对骨髓的抑制。以上研究表明,中药介入治疗具有增强免疫、抗炎、抗病毒和促进黏膜修复等作用,对肝功能无明显损害,无骨髓抑制,并有升高白细胞等作用。这些优点使中药可能部分或完全取代西药,成为肝癌介入治疗较理想的栓塞剂。

中药在肝癌的介入治疗中具有独特优势。中药介入治疗能减轻不良反应,使患者生存期延长,生存质量提高,而且中药资源丰富,经济合理,有利于减轻治疗负担。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中药的介入治疗总体上发展仍不够成熟。进一步的研究可从规范治疗方案,合理选择介入治疗药物,建立严格的疗效评价标准,研发抗癌中药新制剂和新剂型等方面进行。

3.4其他中药治疗肝癌的研究 中药用于肝癌的治疗方法除口服和介入注射外,还有许多新的途径可用于肝癌及其并发症的治疗。中药穴位注射治疗肝癌也被证明有明确的临床疗效,如胡军和瞿晓东[21]每天1~2次以丹参注射液、柴胡注射液或黄芪注射液进行双侧足三里、阳陵泉、曲池及内关注射。内关穴1 ml,其他穴位2~4 ml,4穴位交替进行,能够明显缓解晚期肝癌疼痛。中药瘤体内注射也可用于晚期肝癌的治疗,如涂小煌和戴西湖[22]曾应用超声引导下瘤体内注射去甲素治疗中晚期原发性肝癌,取得较好疗效。

中药治疗肝癌的方法较多,形式多样,从方法学的角度讲,有着更大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目前的研究须要注意如何更好地将这些方法进行合理的推广应用,同时临床疗效的观察还须进行严谨的实验设计,以增强中药治疗肝癌的有效性和可信度。

对于中药治疗肝癌的深入研究,须要更细化更严谨的文献研究为治法用方提供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持。在此基础上,借助分子生物学等技术手段,运用网络药理学等研究方法,从多学科交叉研究中药治疗肝癌的有效性出发,探寻中药疗效可能的效应物质基础及作用靶标,对单味中药及复方治疗肝癌的综合生物学效应进行整体观察和分析,进一步合理选择治疗药物,规范治疗方案,建立严格的疗效评价标准,深入研发抗癌中药制剂和剂型,充分发挥中药治疗肝癌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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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学史论文

是你要吧!哥们要诚实

中药的发展历史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达,为汇集整理先秦时期大量蕴积的药物开发利用经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南北朝时期,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发展更为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当时药物专著已达110多种。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是东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既是先秦时期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经验总结,又是后世本草和开发利用的楷范。全书记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并按中药的养命、养性、治病等3种功效归并为上、中、下三品。这些药物至今仍有200余种沿用不衰。到了魏晋时期,药物品种增加到730种(《名医别录》新增365种),后又经《本草经集注》增补、完善,初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至此,我国中药理论体系雏形已定,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得到进一步扩大和提高。 唐代,药物已增加到1000余种,药物知识也已基本可以满足一般临床应用的需要。国家曾组织力量开展药源调查,在此基础上于显庆年间(656--660年)编修了《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由政府编修并颁布实施的具药典性质的药学专著。在已有的本草学基础上,精选民间新药114种,使药物种数达到850种,这本药学专著以较多的药物基原考证和较丰富临床用药经验赢得了中外医药工作者的尊崇。70多年后,陈藏器又收集《唐本草》未载之药692种,撰成《本草拾遗》。二者合计,唐代开发利用的中药资源已达1500多种。宋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为医药资料的整理、传播提供了良好条件。北宋时期,国家再次大规模调查药物资源,并成立医药编纂出版机构--校正医书局,还设立了官办的制药厂(惠民制药局)生产中成药。百余年中,三次修订本草,大量校勘汇总,增补文献和用药经验,形成历史上官修本草高潮,官方代表作有《开宝本草》、《嘉佑本草》和《本草图经》。宋代唐慎微集前人之大成,收集《开宝本草》、《嘉佑本草》筛选遗余药物554种,又自增8种,辑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至此,我国古代开发利用的药物资源已达1748种,极大地丰富了中医药宝库。金、元时期,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在稳定和巩固品种的基础上,重点转向精炼药效、归纳药理,其主要贡献是把医药理论与具体药物密切结合,形成了多层次的中药学理论体系,对后世影响极深。明代是中国古代史上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和本草理论发展的鼎盛时期,特别是明代中叶,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及国内外市场的开拓,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医药界人文荟萃,名著迭起。《本草品汇精要》收载药物1815种,增补46种,尤以文字简洁精要。彩色实物绘图名闻于世。《滇南本草》收载药材448种,是一部记载高原地区药物(包括民族药物)的珍贵著作。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把古代中药资源开发利用 推向了顶峰,并以博大精深的内涵总结了明以前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经验,图文井茂,提高了本草学的编纂技能和水平,开拓了后世中药发展的新局面。清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不仅中药行、店林立,还形成了一些全国性的药材集散市场。中药材产量和运销量随之大增,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和提高,著录和存世的本草近400部,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有《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 实图考》。前者收载《本草纲目》未收载的药物716种;后者收载植物1714种,虽名为《植物名实图考》,实际也是一部宝贵的药物专著。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药开发利用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如藏族著名药学家帝玛尔·丹增彭措编著了《晶珠本草》,共收载药物2294种,具有浓厚的藏药特色,是中国藏医药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

以史为鉴,试论中医学的特点 中医学是以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气、阴阳、五行学说为科学方法论,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和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以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与实践经验为主体,研究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的诊断与防治及康复保健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中医学的思想体系宗儒释道三教,以儒家、道家的“中和”、平衡思想为思维方法的主线;其方法论具有多维特质,注重整体和强调平衡;其思维方式呈现多层次、多元化的特征,以比较、演绎、类比、以表知里、试探和反证为具体的思维方法。中医学的医学观和方法论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以“中和”思维为核心,辨证思维居主导地位,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的科学思维观。中医学理论体系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是经千百年文化积淀融合而成,不仅对现代医学,特别是未来生命科学和未来医学科学,都有着重要的科学意义。 古代哲学观认为,自然界是由某些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并以此分析客观事物的整体性及辩证的层次关系。中医学以中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作为建构自己理论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观察、分析、认识和处理是从整体出发,注重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的统一性和联系性。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在辨识和诊治疾病的思维与实践过程中所采用的基本原则,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对疾病进行特殊的研究和处理方法,体现了中医学的整体观、恒动观和辩证观,也是中医学基本特点之一。 证是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病机本质的概括。它不仅仅是指疾病过程中某个阶段的一组症状群,而且还反映了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性、邪正盛衰和病变趋势及转归,因此证比较准确地揭示了疾病本质和病理特征,使论治能够针对病原有的放矢。为临床立法、处方遣药提供可靠依据。所谓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收集到的临床资料(包括症状和体征),运用中医理论,进行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及发展趋势,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即通过疾病外在表现认清病变本质,分析并寻求疾病病变的关键或症结所在。辨证的过程,就是辨证与论治,就是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过程,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体现,是理、法、方、药理论体系在临床上的具体运用,因而是指导中医临床诊治的基本原则。 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是密切相关的,而辨证尤重于辨病,因为证是反映疾病的本质和属性,是认识疾病的基础。如果疾病的治疗缺乏疾病阶段性和类型性本质的准确认定,那么针对性的有效治疗,将无从谈起。当然,若仅以证候的差异去认识疾病,而不考虑疾病的整个过程或全貌,是难以界定和判断疾病所处的某一阶段的病变本质。因为“病”是“证”的综合和全过程的临床反应,“病”对“证”有制约作用,“证”的内容和转化规律均是以“病”为前提条件的。如同为肾阳虚证,泄泻肾阳虚证的主症是五更泄泻,泻后则安,可不出现水肿;水肿肾阳虚证的主症是面浮身肿,腰以下尤甚,按之凹陷不起,泄泻可不出现。由此可见,证候的主症依所属病种不同各有侧重,治疗也随病种的差异而有所区别,在温补肾阳的同时,前者佐以固涩止泻;后者兼以化气行水。这种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诊治思路,有利于提高中医临床的诊治水平。

中医学的古代文化内涵论文

中医学是由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相关的科学与学问组成的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并且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具有内在相关性、相似性、统一性和多元性的知识体系,或者说是在中国古代的生命科学领域中形成的一套完整的、独特的学科体系。中医学的特色是直接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化思想唇齿相依。中国古代文化的延续是中医学延续与发展的基石。

1中国文化与中医学精神内核的一致性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传统医学,唯有中医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得以延续。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核心对于中医学来说是哲学。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是独立发展的哲学类型之一,它致力于研究世界的本原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伦理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例如,《易经》是中国古代最早涵盖天、地、人三界的深邃哲学经典,是中华文化群经之首,诸子百家之源。“易”有3意:①变异:指变化。哲学上讲,只有相对静止,没有绝对静止,变化是永恒的真理,任何事物无时无刻不处在变化之中,世界唯一不变的法则是变化。中医在临床上看到的是一个人的昨天、今天、明天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然后用运动变化的思维去认识人的疾病。②不易:“千古不易者谓之经。”指在绝对的变化之中,一定有不变的东西。③简易:在实现不易的过程中,一定有最简单的路径。《易经》的哲学精神是一种执简驭繁的智慧,如采用阴阳的观点看事物。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是中和,中医实乃中和之医,简称中医。“中者,不偏不倚,不过不急。”“中庸”是事物发生发展的最佳状态,也是中医在防病治病中的最高原则或最高追求。如《伤寒论》云:“阴阳自和者,必自愈。”所以“以平为期”是最佳的生命状态。再者,从哲学的角度里看,《论语》讲的是社会伦理学,伦理学即哲学的“用”。读《论语》能懂得敬畏生命,故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因此,中医学在现代的发展仍需保留其哲学特质,也离不开哲学的指导和参与。

2中国古代文化内涵在中医学中的体现

2.1顺应自然的天人关系

天人关系不但是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对象,而且是中医学关心的理论问题。中医主张体自然之道,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最高目的即为自然之功,治病为了恢复本然的平衡状态,养生只求尽其天年常度保全自然”就成为中医治病之首务。

2.2朴素系统论的整体观念

中医理论的本体论基础是中国古代的元气论自然观。元气论认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是气,“气体一而万殊”。无形而化生的元气构成中国古代“大化流行”的整体观。中医的整体观追求的是形而上的和谐完美,而排斥形而下的分解组合。

2.3重神轻形的方法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之一为重道轻器。《灵枢·九针十二原》中有“粗守形,上守神”之说,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了中医学方法论重神轻形的特征。因此,尽管藏象说是中医学理论的基础和核心,但中医学的脏腑功能不是或主要不是从这种形态结构中分析得出的。故一些学者据此即认为中医学脏腑并没有实体概念,只是“机能的复合体”,故具有重神轻形的特点。

2.4得意忘象的思维意境

《系辞》云:“圣人立象以尽其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言作为象的代表,象作为意的`代表,均是得意的工具。思维过程不应拘于言象,而应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只有意才是思维的最高境界和最终归宿。“医者,意也”典型地反映了中医学的思维特色,即通过“象”一人体功能的外在表象来认识人体,并以象为本构建人体生理、病理模型。“象,形象也。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不难发现,得意忘象的思维过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种难于言传的体悟及直觉。古今医家多强调这种直觉体悟的“得意”工夫,只有这样方能达到中医治学之最高境界。

2.5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

中医学理论和临床范式早在《内经》及《伤寒杂病论》时代即已基本确立,“理必宗《内经》,方不离仲景”成为不变的信条,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范式革命,而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是其重要内因。例如,吴有性的“戾气说”已突破了传统六淫致病模式,包含着科学革命的胚芽但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只能视之为“非圣无法”“创异说以欺人”。由此而言,中医学具有浓厚的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

2.6医为仁术的伦理追求

“医者,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医门法律》),“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所谓正己,就是要加强自我修养,具备仁爱之心。其次,为医者还需具备精湛的医术。孙思邈将中医传统医德概括“大医精诚”,深刻地揭示了医为仁术的伦理追求,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融合。

3小结

总之,中医学有着十分丰富的古代文化内涵,不仅具有顺应自然的天人关系观念与朴素系统论的整体观念,更有在方法论上亦具有重神轻形、在价值取向与伦理追求上具有“崇古尊经”和“医为仁术”、在思维意境上具有得意忘象的特点。因此,必须从中国古代文化内涵上深人理解,方能不断地推动中医学健康向前发展。

中国哲学史主题论文题目

儒家与道家。也许有人会怀疑是法家,但是如果要精确的说,中国的法治几乎从来没有法家思想在其中。多半是站在儒家学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而我们现在都还在拜孔夫子,都还在读文化教材,应该没有人会怀疑儒家对中国人的影响。至於道家呢?为什麼选儒家与道家,这个要一起解释。因为中国文人同样也参与政治,这些饱读诗书的文人们,在政治的浮沈之中,通常会有两个选择: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如果受到重用,就想办法用儒家方式经世纪民,民胞物与;如果被贬谪在外,那麼便以道家(或佛家)的思想为精神主轴,思考人生真正的意义。这种以道家思想为主体的想法,是比较消极的,也是比较逃避的,但是面对被皇帝遗弃(贬谪)的痛苦,文人必须透过某些东西来调适自己,就像有人得了绝症然后信奉某个宗教是一样的,是精神上的依归。例子是很多的:苏东坡写过〈刑赏忠厚之至论〉里面诠释以儒家思想去思考赏罚的问题,这个是中国的法律精神,所以中国自秦汉以后的法治,应该都属於儒家的系统。但是当苏轼被贬谪黄州的时候,竟然写出前后〈赤壁赋〉这类的文章,充满了「出世」的思维,里面不断思考人生的意义,想要归隐和舍弃的念头交杂,很显然就是道家思想。所以是儒家与道家,这是中国文人士与隐的两个抉择,也是巩固中国文人的心的两个主要精神。

先确定好论文题目,自己没方向就去找导师指点指点吧。确定好题目之后,搜集素材(网络、图书馆)就先写个大纲,简单的大纲写好之后,再按照大纲来延伸写出整篇论文。 这里给出一篇范文标题:《浅析中国哲学的特质》,详细的直接去通关论文网看整篇文章。

看中国古代最经典的三部书 《黄帝内经》,《老子》,《易经》,其中首推《黄帝内经》,总结了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理论,并吸收了秦汉以前有关天文学、历算学、生物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运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理论,所以它对人有立体的认识,看透了人生,反映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所以我国古代人生哲学的中心思想是天人合一,认为人是天地的产物,天为阳,地为阴,所谓天父地母,法从阴阳。所以中国古代哲人认为人应该顺从自然,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下面是黄帝内经认为做得比较好的几种人,分别是真、至、圣、贤,最高的是真人。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 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远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 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 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 当然古代也有人不以为然的,不懂养生譬如李白。但我说的只是那些真正认识自然的哲人。 再看最高著名的太极八卦图,向我们讲述的也是人和自然、宇宙的关系,从这些关系中看出人应该怎样活着。譬如无极生太极说明的是世界是从无到有,世界开始了还处于混沌初开;太极生两仪,说明的是混沌初开混为一团的环境打破了变成有阴阳了,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了阴阳就开始有生命了,所谓独阳不生,孤阴不长;两仪生四象,东南西北;四象定五行,木火土金水,对应东南中西北,人的肝心脾肺肾,人有五指;四象生八卦;八卦定九宫。上面所说的其实都是我们祖先对自然的认识,解释自然的模式,所讲的其实都是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人是怎么来的,人为什么是这样的,正因为这些决定人应该怎么做。所以中国古代哲人是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概览全局,从各个方面与人的关系总结出来哲理。所以中国的哲理是十分的全面和客观的、唯物的,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不单一的看问题,我们的中医就是这思想指导,譬如你脖子痛,它治你的肝,头痛它治你的脚,它不去直接治的脖子或者头,结果都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从总体看问题的,它们之间有关系,不是独立存在的,不然你简单粗暴的看问题是治不好的,脖子痛就是脖子的问题?脖子只是外,有之于外,必形之于内,中医看到的是内部,更深的层次,这也是它高明的地方。所以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是求本的,人是自然的产物,所以自然是我们的本,我们看本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所以效法自然,天人合一。

我对神佛、宇宙、人生的理解前言我并不否认佛的存在,只是认为人的资质成佛几乎是很难的,我把自己的观点发表,只是个初级的想法,就是让你们提出意见,完善我的观点。从我的观点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我们人类,另一类是神佛类,并不意指神或是佛,并不做细化的表述,希望能够理解。我的立场在物质文明中叫中立,在精神文明中叫无知(我自封的),因为我证明不了一切的存在于否。如果说不存在就没什么说的了,现在是从存在的立场去谈论。如果哪此观点和语句与各位的思想有冲突实属无意,先行道歉,是我认识尚浅,道歉,请指点。一.宇宙产生及定律我是从物理学的角度去解释的,比如说西方有了相对论,进化论,基因学但这些知识在易经里就已经有了阐述,阴阳就是相对论。所以用物理学去解释也是可行的,很容易被人理解和接授,当然了,只是表达这个道理这个意思,都是比喻,并不是表面的意思,并不是就是我说的一模一样的这么回事。我现在的观点:宇宙初始从无到有,物理学是宇宙一个点大爆炸产生能量和物质及生命,(大概就是这三类,或许是三界?天地人?),分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个世界,就是相对论的,也是阴阳,这是宇宙的规律存在的条件,所以一切都是相对的,但规律是个圆,不是直线,因果循环,一个道理。因和果是同时产生的没有先后之分,在因的开始就已经确定的过程和结果,一个圆形的蛋糕从哪开始吃?难道要找出一个起始点吗?我们总是局限于直线,如果要参佛理或是了解宇宙的规律,就应该超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事物本身减去时间和空间就只有事物的本质,只有了开始-现象-结果。二,神佛 轮回 进化宇宙爆炸后或是出现后,有一种永恒能量,可以理解为宇宙的元神(比喻),它分散成以上说的三类,万物皆有灵性。宇宙也是慢慢进化的,就像是孩子慢慢长大一样,宇宙进化就等同于三类进化,不能进化的就被淘汰。比如说人,现在的人是地球上现在的时间存在的生命,早晚会灭亡消失,此前和此后还有很多种生命出现,不知道长什么样了。我们也是进化来的,我们是进化成功才活下来的,每个人都有元神,元神不是灵魂对吧?灵魂只是元神的一部分,人死了,元神是存在的,它储存的人的记忆和力量,三类都有元神,但人死后元神是原来人的也是宇宙的,不会消失仍要进化,那么这个元神就进入到新的生命体中或是说产生新的生命体完成进化,当然了,不是每个人或每个元神都可以完成进化的,都面临着淘汰和升级。人类的肉体有自生的能量不属于永恒能量,属宇宙进化产生的能量,所以我们有主观思想意识,宇宙规律可以注定命运但影响不了我们的思想,事在人为,这种能量包括很多,其中包括灵魂能量,灵魂中有我们的记忆和自有的自生能量,人死后会加入宇宙永恒的能量(元神),元神能量需要附着于肉体不断的增加能量升级,但这种能量不变,也就是说如果人有轮回,这种永恒能量(元神)就是贯穿生生世世轮回的依照和根源,终有一日元神圆满升级就等同于我们升级,此升级或是可算佛或是和佛有很大的距离或是只是到天堂生活一段时间再修行,成佛是生生世世修行的积累,不否定有一生世就成佛的成仙的,因为一切都要有机缘。(如果这种元神能量算是我们个人拥有的话,就可以算是我们在轮回转生,按前世今生自身得到的认知产生不同的能量,转生为不同的形式,人或动植物等,神犯了错要变为人,人犯了错要变为畜,众生平等,一概而论)。比如前N世我真正悟懂了一个道理,那么这个理解就容到了元神中,今生这种道理的理解就是我与生俱来的,比如说善良是天生的,有的人却要去学,如果我前生数学知识很深,今生我就会无师自通,如果是佛理研究得深,今生就是灵童(都是比喻不代表真实),也就是说,不论有没有轮回,不论我们前N世有没有修为,哪怕今生是刚意识到刚开始也不晚,不论怎么样,我们今生今世都要努力,加倍的努力,不段的努力,对吗?哪怕一生只能真正理解一个道理,也是不容易的,一个道理可以引出多个道理,因为道理的根源是一种高深的思想。但是,因为有了轮回说,所以很多执着的人,才会潜心悟理悟道,试问看破红尘世有几个是诚心认清佛理,还不是走投无路,失去信心,迷失方向才有感悟的吗?但方向和理解不要错!!!神佛是一种思想和意识境界。三类会产生自有的能量或说是主观意识,有的足以影响了元神能量,那么这就是导致升级或是淘汰的主要原因,"生命是上帝赋予的,就看我们怎么去应用。一念成佛一念成魔"有的三类包括人,做了下伤天害理的事(影响宇宙进化的行为和思想),没有顺应天意或说宇宙规律,实在没有办法被淘汰了,元神也消失了。神佛是高级的生命形态,还在不断的升级,元神的初级就是要依靠肉体而存在,要升很多级或是不断的升级尽量高级。或许要经历有肉体无肉体反复的形式存在。三,消亡 混沌 用很多种教育形式让三类升级(宇宙中不只有地球和我们),但不能改变我们的行为,因为会影响规律不能顺应天意,这也不是根本上改变的办法,根本上的方法就是改变思想意思识,提升了,行为就改变了,行为也升级了,思想意识也会再升级,思想和行为也是相对相成的。对于最终的进化我有几个观点,一是进化成功的元神,应该分为有肉体和无肉体的,因为是相对的,不会只有一种一式,比方说都达到了最高,这个最高的意思是没有时间再升级的,因为现在的宇宙到了寿命了,是个老人了,也就是说,属于宇宙的一切都消失死亡,面对的是什么?如果升级到了这个程度应该是不怕死的但怕也是正常的,没有绝对的,对吧?但信念是不怕的,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必然,但是!!是可否可以逃过呢?这就有几种可能:1逃不过,宇宙是老人,他们也是老人,一切都是老人,都要消失,宇宙消失后一切都不存在,连分子电子都没有了。2逃得过,只有很少的团结起来可逃过,但那个时候我想应该是没有宇宙规律和命运的存在了,所以,这是一个机会!!!然后等待漫长的没有时间和空间的下次混沌,但没有了时间和空间会存在于何处我想像不到,因为三类都没有了,除非越脱三界外不在五行中。3升级到最后的逃过后的少量的,或是都逃得过,数量当然很大了,宇宙是空的,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我们能看到的一切的三类,说明什么?这说明已经不是我们现在存在的物质宇宙了,已经过度到了精神文明宇宙了!离下一次的物质文明宇宙还有很长的时间,我们面临的是重新的生命形式和升级进化,是往物质文明进化!!但没有绝对的精神文明的物质文明。因为这一切都是相对的!当然了,神佛及其它各种的类型能够指导升级的群,是顺应天命的,但人不一定要信仰,只是有了信仰可以具体的像进入学校一样,走捷径,如果人顺应天命努力提高认识,不进学校也是可以当科学家的,对吗?希望多提意见,我想不断的完善和改变我的观点,把你学到的佛理与此不同的说出来,因为我没有入学。多谢。感言我这所以有以上的观点,是因为我并没有把我们人类看的渺小,因为不论我们多么的天真,但我绝对相信,不论在任何的情况下,道理是不会错的!正确的道理就是宇宙的道理,不论在哪到什么时候任何空间和时间,都是对的,佛学不也是在找真理吗?我的观点是就是要找到所有道理的轴心或是根源,找到了根源,我们就什么都明白了。但目前我们只能把着正确的道理为人处事,但不能墨守成规,但一定要有底线或原则。只要了解真理的根源,成不成佛也就不重要了,因为我们已经是佛了,我们和佛是平等的,平起平坐的,他是教育局长我们也是!那时我们就是道我们就是理。所谓人人皆可成佛,佛是说我们都有佛性,再者也是一种谦虚和对我们的勉励。万望多给指教,十分感谢,等我成佛那天会给你好处的!(哈哈,,,开玩笑了)。总之,总结过去,珍惜现在,憧憬未来,不论如何都要努力,有轮回要努力,没有轮回更要努力,珍惜时间。这种努力是不分男女老少,不分高低贵贱,不分时间空间,不分能量、物质和生命,只要属于宇宙的一切,都要努力,都应努力,都有权努力。参悟正确的道理,塌塌实实做事,本本份份做人,一定会有成就的,千古不变的道理,能不能成正果无所谓,有没有也无所谓,活的开心有意义,生命结束的时候无负担无牵挂,正视宗教思想,正视科学观点。大概的想法就是这样的,不够详尽,请指教。最终声明:以上纯属个人观点及娱乐,不代有任何的否定和肯定成份,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尊重你我。什么是佛?佛是一种思想,一种境界,并不意指个体或实体,佛是无相的,并不是我们看到的样子,那只是佛以人类的形体展示在我们面前,生命的最高形态不是我们可认知的,用当前的语言表达,最多只是一团光或一组能量,佛可以在任何时间和空间,以任何的生命形态展示自己,以使当前的生命予以接授。佛是一个导师,以他对宇宙的知识让人类提升意识,懂得更多更深的道理,让生命从文盲变成文化人,就像在贫困区建所学校让人学习,有了知识看清了道理,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式,从行为上帮助是有限的,也会使生命有依赖性,只有思想意识提高了,行为上才会有根本性改变,分清了对与错,自然就会懂得快乐,减少分争。佛不会轻意的从行为上帮助人,因为佛也是宇宙的一部分,要遵守宇宙的规律,一切事该发生的是一定要发生的,不能改变,如果改变了就是逆天行事,受到规律的惩罚,佛也一样,但有些时候佛实在看不过一些事,或帮人或灭除,宁愿受到惩罚。或是顺水推舟借花献佛。佛是宇宙形成以后产生的生命,在不断的进化中得以升级,至此为高级生命形态,宇宙从一个点大爆炸形成宇宙,一个点可为一维空间,或为太级。在爆炸的瞬间形成一切,至多维空间。宇宙的一切开始进化,最后终归一点,爆炸不断的扩张,再收为一点,或为混沌。成佛要经历所有的空间的进化,明了一切后,可归为宇宙初始的一点,此为不生不灭,此为永恒。或是早在N个混沌已属宇宙这一个点,形成宇宙后要使宇宙在每一次的复生后得到更多的新能量,而出现的佛族导师。宇宙的每一次复生需要从形成后产生的生命及物质和能量中得到更多的能量。佛是从最低生命进化而成的,他们没有快乐与不快乐,一切在他们面前都是无,但佛既然有追求,追求永恒,就一定不是绝对的无快乐,无悲伤,高智慧,无智慧。既然佛一切都无,也就说明佛一切都有,无和有是相对的,佛归于宇宙的一点得到永恒,也不是绝对。佛是有大智慧,也有大愚昧。佛的智慧我们是不能理解的,所以他的愚昧也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我们的快乐,比如有幽默感的人说句笑话,大家都笑了,开心快乐了,但佛是不会觉得有什么好笑的。如果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他一定有大愚昧,因为小的愚昧他不会有,智慧再高也有愚昧的一面,因为他不可能把所有的事都做的完美,也有做不到想不到的,也有更深的道理是他没发现的。正如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的快乐是我们无法理解的,他的愚昧也是我们无法认识的。所以一切都是相对的,佛有大智慧就有大愚昧,有大快乐就有大悲伤,有大自在就有大约束,有大善也必然有大恶。佛的一切道理也同样是从无数的错误中得到的,而且对于道理的追求是永无止静的。佛是完美主义者,佛追求的是一切都美好,安逸的生活,和平的相处,没有痛苦和悲伤,没有灾难和疾病,生命和自然的一切,都相互尊重,和睦相处,生命永恒。

中国文化史论文主题

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经不成问题。但走上近代社会后,在中西文明大碰撞中,我们开始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很大程度上调整了以前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但是,这种反思,一直是在十分艰难的过程中前进。有前进,有障碍,有时甚至还会倒退。于是鸦片战争结束已有一百六十年,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仍旧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中,可谓绝无仅有,也使许多人感到大奇不解。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如此困难,有政治环境恶劣的原因。中国的政治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其思想文化观点相对保守,对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很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共鸣。一旦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有了一定前进、突破,总会有一些从特权政治获得甜头的政治家,从幕后跳出来,用政治权力加以打击。近代不是有一些军阀,在国内大肆鼓吹尊孔吗?不懂思想文化,又要对思想文化横加干预,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构成复杂,也是一个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有数千年历史。时间长,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增加一些东西,因此内容十分丰富,构成成份极其复杂。有许多东西是好的。有许多东西是糟粕。而精华与糟粕又往往混在一块。这使后人感到困惑:想说爱你,又不容易。因为分明有着太多的腐朽成份。想恨你吧,又恨不起来。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又有许多至可宝贵的东西。不能不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复杂的这个特点,令后人感到十分尴尬。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一个原因。笔者此文主要谈谈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及今后发展方向的一些观点。在写作过程中,努力提出自己的一些新想法,这样或许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一)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把握人类前进的方向。人类社会总在不断前进的,这种前进,在政治上,表现为以民为本,直至后来的由民作主;在经济上,表现在重农重商,直至后来的市场经济;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为尊重别人的思想观点,直至后来的思想自由;在对待人上,关心人,爱护人,直至后来的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中国人古代一直存在着以民为本的思想。商周时代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些思想本身,是进步的。在人生态度上,司马迁那种虽处逆境而奋发有为,苏东坡豪放达观的胸怀,张衡、徐霞客那种对真理的执着热爱,孟子“我善养浩然之气”,伟大诗人杜甫“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抱负,均是一种健康的精神境界。对待自然、命运上,荀子“制天命而用之”,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王夫子的“相天”、“造命”说,无不包含着人定胜天的思想光辉。在对待个体生命的权利和自由上,《古诗十九首》和阮籍《咏怀诗》对人生意义的关注,《世说新语》中对个人价值的肯定,《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对自由爱情的热烈追求,都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注入了一般新鲜的血液。在对待个人与社会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位卑不肯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均是很高尚的精神境界。而对待人与自然上,《棘敕川》、《岳阳楼记》、《春江花月夜》和其它大量的文学作品,更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的特殊感情。登长江,诵“大江日夜流”,顿生一种豪情。临高山,读“一览众山小”,顿生一种斗志。读《腾王阁序》,吟及“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又生一种慷慨。如此厚重,如此不屈不挠,如此强健,唯斯国方有也!但是,同别的国家一样,中国思想文化也有糟粕。由于时间久,在若干年时间里又没有及时进行打扫,使糟粕越积越多,给我们民族带来极大损害。女人有独特生命价值吗?不过是男人附庸。每一个中国女子,应以生活于现代为庆幸,而以生活于古代为悲哀。不但女人如此,男人也没有独立生命价值。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官僚,以及无数苍生,都在皇权高压下葡葡。他们或许渺茫过,怀疑过,反对过,但后来,他们再也不曾有过这个念头,甚至以高呼“吾皇万岁”为终身荣耀。马克思曾经把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蔑视地称之为普遍奴隶制。不是崇高创新,不是倡导一代胜过一代,而是推崇守旧,“天可变,地可变,祖宗之法不可变”。使几千年期间,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科学文化,一直难以进步,终于在近代社会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国际社会。一方面是皇帝穷奢极欲,三宫七十二院,生活腐朽靡烂,官僚贵族欺压人民、掠夺百姓,另一方面却鼓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忧道不忧贫”,对平民百姓通过商业或其它途径谋求更多的物质利益,进行种种抑制。既使人民生活水平难以进一步提高,又使社会经济发展失去内在动力。压制个性,压制自由思想,压制个体生命正当欲望。哪个人特立独行,即“枪打出头鸟”,导致国民虽众多,实则千人一面,有胆有识的人百中无一。有新的思想,即“鸣鼓而攻之”。有不逊之言,即“祸及九族”、“诛灭十族”。在家听父母的话,在乡听长辈的话,社会上听官僚的话,而全体官僚则听皇帝的话。个人的婚姻大事,听父母的话。否则便是“大逆不道”,群起而伐之。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对外部世界缺乏关心。虽然在鸦片战争被打败,仍不肯认输,以天朝上国自居,不肯放下架子认真学习别人文化的有价值东西。一次次失败,仍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不能对自己体制弊端痛加改革,全面激发自己民族生机活力。好了伤疤忘了痛,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多得不可胜数!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令亿万中华儿女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是,中华文明历经数千载,经历多次朝代更迭和外族入侵,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饱经沧桑,虽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地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下面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论文3篇,供大家借鉴参考。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第一篇:新媒体环境下汉中传统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化探析摘要:在新媒体时代的背景下,探索新媒体技术支持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当下研究热点。本文以汉中地区为切入点,借助新媒体技术,探讨汉中历史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化与传承的问题。分析汉中地区的经典成语故事、古代文学作品、传统戏剧、以及传统手工艺的数字化创新与传播,探索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传承,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公众的民族情怀与人文素养的有效路径。关键词:新媒体; 中国传统文化; 汉中历史文化遗产; 现代化转化与传承;1 研究背景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其意义就在于对传统文化进行新时期背景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只有在已有的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传统和传统文化才能承承相因、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发扬光大。”[1]“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传统文化是人民辛勤工作和智慧的结晶。我们必须从历史的延续和文化发展的继承出发,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进行创新。”[2]因此,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转化,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担当,同时也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一种使命。新媒体是一种新生的媒体形式,它是继传统的报刊、广播、户外、电视后出现的“第五媒体”。其功能强大,主要借助于当今发达且成熟的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移动网络、区域无线网等技术渠道以及互联网、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视的终端,实现海量信息资讯和娱乐体系的在线共享。新媒体技术使得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和接收者实现了平等和对等,人们既可以发布和传播信息,也可以接收和享用信息,并与周围的人和事物以及世界实现互动。“新媒体的特征具有交互性与即时性,海量性与共享性,多媒体与超文本,个性化与社群化。”[3]新时期,保护和传承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历史文化遗产,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历史性任务。将新媒体技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结合起来,使得两者相辅相成,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有着重要意义。2 汉中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简介“截止到2011年6月,汉中已经拥有国家级名录6项,省级名录39项,市级名录59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广泛,种类多样,既有体现历史文化的故事传说及民间戏曲,又有贴近百姓生活的各种民俗活动。”[4]其中比较知名的有蔡伦造纸传说、洋县佛教音乐、镇巴民歌、汉调桄桄、洋县架花焰火技艺、洋县悬台社火等,两汉三国时期遗存下来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民俗丰富了汉中的地方传统文化,在新媒体环境下急需借助新媒体传播平台进行现代转换与传承。3 汉中地方传统文化新媒体形式的现代转化与传承(1)汉中经典成语故事及传说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承。成语故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璀璨一页。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包含着一段令人回味的历史烟云,其中蕴含着很丰富的人文哲理与生活经验。汉中历史悠久,两汉三国历史文化比较丰富,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流传下了许多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成语故事及历史传说,比如,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萧何月下追韩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张骞故事传说、廉泉让水、褒姒传说等。对经典成语故事及传说进行整理和编排,标注拼音,制作成为电子书样式,并配上真人语音以及名家讲读的音频;还可制作成幻灯片PPT的形式,配上相应的图片,如果条件允许则可使用GIF动态图片,这样更具吸引力。此外,将文化典故以动画的方式进行呈现,或制作音频节目,将文本转化为音视频以满足受众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借助手机APP在线功能推广和宣传,实现文化的活态传承。(2)汉中地区传统手工技艺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承。千百年来,中国的传统工艺与人民的生产、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工具与材料,人们将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经验和认识,以相对稳定的造型、图式、技艺和文化等要素凝结在器物之中。[5]中国传统工艺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由于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氛围,汉中本地保留下来了一些传统的手工技艺,例如,汉中面皮的制作技艺、蔡伦造纸工艺、汉中张氏摩崖石刻拓印技艺、洋县蓑衣编制技艺、城固泥塑、洋县架火烟花、谢村黄酒酿造技艺、西乡松花蛋制作技艺等。这些丰富多彩的地方手工技艺急需得到关注和保护。在今天这个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大众传媒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可以借助网络媒体的传播方式来进行宣传与推广,使传统技艺能够被广大的人们所认知和了解。因此,对汉中本土传统手工技艺进行视频加工,将诸如蔡伦造纸技艺、汉中面皮、谢村黄酒的制作过程完整的拍摄记录下来,对其中的加工环节进行细致和完美的展现,能够引发受众的感知欲和好奇心。通过拍摄纪录片或微电影形式,配以优美动听的背景音乐,让观众在观赏这些传统手工技艺的同时,还能感受到一种心灵的愉悦与放松,体味传统文化的魅力。(3)汉中传统民俗文化和民俗活动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承。历经千秋的历史典故,家喻户晓的民俗活动,见证了汉中地区历史的进步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开放,相比陕南地区其他区域所特有的自然风光,汉中地区的民俗文化更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首先是汉中的民俗文化,即在汉中境内的民间地区所形成和保留下来的民间艺术,例如汉调桄桄、镇巴民歌、洋县佛教音乐、端公戏等。进行新媒体形式的转化,可以请一些老艺人和技术成熟、经验丰富的民间艺术家进行现场演绎,通过现场录制和后期制作的方式形成音视频作品,通过各大视频媒体以及网络平台进行投送,也可以由当地政府着手操作,在地方台以及各大公共场所的LED屏幕上进行滚动循环播放。其次是汉中的民俗活动,汉中的民俗活动多种多样、种类丰富,如南郑协税社火高跷、南郑新集采莲船表演、略阳羌族羊皮鼓舞、洋县杖头木偶戏、洋县悬台社火、老君庙会、春官说春发放春贴、勉县武侯墓清明祭祀活动等。这些精彩纷呈的传统民俗活动展示了汉中民间文化的独特魅力,要对其进行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播,可以借助一些官方和非官方网络进行传播,充分挖掘民间传播的力度。例如,可以邀请知名视频网站的主播,比如哔哩哔哩、Ac Fun、斗鱼、抖音等,现场参与活动并进行实时直播与互动,借助主播个人的影响力和自媒体视频平台的强大扩散力,可以吸引更多的关注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汉中独具特色的民俗活动。此外,借助微信,建立汉中民俗活动的公益性宣传公众号,向广大的在线用户进行推送,有一定的宣传与展示效果。(4)VR技术与汉中文化旅游景点的线上结合。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仿真系统,它利用计算机生成一种模拟环境,是一种交互式的三维动态视景和实体行为的系统仿真,能使用户沉浸到环境中。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汉中还拥有着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即各种文化旅游景点。其中,两汉三国时期的石门栈道、古汉台、拜将坛、饮马池、武侯墓、张良庙等。需要政府投入一定的资金,聘请专业的技术团队,对这些文化旅游景点进行精准的测绘,然后通过计算机进行3D立体建模,建立线上文化博物馆。还可在城市内的各大公共场所建立市文化旅游景点的VR体验馆,广大市民和外地游客不用亲临景区,借助VR设备,进行在线漫游,体验立体沉浸式虚拟游览,并能与景点内的物体进行互动,从而获得立体式全感官的综合性体验。这种新的游览方式与以往的游客进入景区实地游玩体验相比,在保持景点全部区域各种参数与信息完整收录与提供的同时,还降低了参与体验的门槛,能够让游客获得多倍的感受与身心的全面满足,充分体现人性化的思维与设计理念。4 结束语本文主要探讨了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汉中历史文化遗产的转化与传承的可行性策略,提出借助在线网络媒体技术和各种视频平台,以及VR技术,对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进行视频化和立体化的制作的发展路径。此设想的实现需要政府的帮助与支持,加大新媒体传播的力度,使汉中的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得到普及并深入人心。参考文献[1] 吴增礼,王梦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维度和限度[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4(01):1-7.[2] 侍舒玮.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化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J].戏剧之家,2019(12):219+221.[3] 张婕,苗思雨,逯鹏祥,等.新媒体时代传统文化的传播特征与对策研究[J].城市党报研究,2020(03):90-92.[4] 潘秀梅,张慨.浅析陕西汉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保护现状[J].美与时代(上),2013(07):43-45.[5] 贺超海.中国传统工艺的当代价值研究[D].北京科技大学,2018.

主题:爱国主义与近现代中国中国,不管是把日本树立为发泄情绪的箭靶,还是大肆宣扬某些海外华人的爱国案例,小小的风波都能掀起一波爱国的狂潮。爱国主义占据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这让我越来越不认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了。就是这个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经常是鬼子十几个,汉奸两三百,就是这个民族可以在国内饿殍遍地时,免除日本巨额的战争赔款,就是这个民族,精英阶层以手持美国绿卡为能。同样一个民族,却戴着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具,难怪我越看越眼花。偶尔翻看宋史,才发现,在风波亭冤狱的60年内,岳飞在南宋是一个官方禁忌,偶语之者大罪。直到宋孝宗时才平反,以后,随着官方对岳飞将军的评价越来越高,岳飞也从罪人成了爱国主义的图腾。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俯仰皆是。远如岳飞,近如袁崇焕,袁崇焕在被凌迟处死时,北京百姓争食其肉,以泄对‘汉奸‘的义愤,对袁的攻击直到乾隆皇帝为袁平反方休。读史到此处,不禁使人怒火中烧。官方钦定的才是爱国人士,只要权力在手,秦桧可以为岳飞写历史鉴定。以权力判决真理,以钦定强奸历史。原来如此!以此为钥匙,中国式的爱国主义可以理解大半。在山河飘摇的近代中国,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条被现实无限放大。于是,启蒙运动被爱国运动拦腰截断,在其中,国家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爱国主义成为国家操纵民意,转嫁国内矛盾的利器。国家上下其手,袁崇焕可以私通满清,秦宰相可以是抗金栋梁。在信息绝对不对称的情况下,民意从来是被操纵的对象,民意不是被强奸,明明是顺奸。中国从来缺少自由,人权的传统,所以,中国的爱国主义一开始走的就是一条歪路。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明显营养不良。没有自由,人权,博爱的爱国主义是义和团式的暴民,是希特勒手下的党卫军.对一个民族来说,这种爱国主义是一剂麻醉剂,更是一包毒药.爱国主义的本意是爱,在中国它却成了恨.这是我们的悲哀,这更是中国的耻辱.伪爱国主义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启蒙思想者苍白的面孔。让我们回到正路上来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变成'匹夫忧乐,国家有责'.让国家成为责任承担者,让公民成为权利拥有者.国家的存在是以公民的合意为前提的.只有国家成为守夜人,并且仅仅是称职的守夜人时,它才有存在的可能,它的存在才能得到公民的许可和授权.这样的国家是主权在民的国家,这也是唯一合法的国家.国家本来就是为保护公民的自由,平等,人权而存在的.我们要爱国,首先国家要合法,其次,国家要是称职与可爱的.如果这两点不存在,我们爱它只是纵容它,是在害它,更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如果只是接受被控制的教育和媒体的宣传,就盲目狂热,这不叫爱国,而只是吃了兴奋剂的斗鸡.如果,我们仅仅因为受周围人的行动就盲目狂热,这不叫爱国, 只叫盲从、冲动与空虚.如果,我们因为可以毫无风险地出风头,捞好处,就盲目狂热,这不叫爱国,只叫怯懦.虚荣与投机.伪爱国主义不但会害了自己,更会害了中国。爱国不是抵制日货,而是明白,超越日本首先要尊重日本,学习日本.尊重是自尊的表现,学习是超越的先导.爱国不是夸耀祖宗创造了什么,而是我们能给后代留下些什么.爱国不是在网上叫嚣武力解放台湾,而是努力了解台湾为什么和大陆离心离德,看一看台湾的政治更迭进程对我们有什么启发.爱国是勇敢捍卫自身自由与权利,这样,国家会明白自己的权力是有边界的,它会变的称职与可爱,爱国是努力工作,创造财富,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 这样,我可以养活自己,养活家人,养活国家.爱国是说真话,办实事.如果国家不让我这样做,我要勇敢地站起来,批评它,改进它,重建它.爱国是国家侵犯我的权益时,一定有人站出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如果这样做,我的个人自由和权利有了保障,我们的国家变得合法、文明、可爱.这才是最大的爱国

儒佛道三教合流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㈠三教合流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影响。它强化了农业社会所必需的身心内外和谐的价值取向,维系着人与人的和谐,自然与人的和谐。儒家文化对于自然与人的和谐要领很少论及,而到家文化则将崇尚“自然”视为第一要义,这就恰好不久了儒家文化在这方面的缺略。同时,道家也从儒家那里得到了人际和谐方面的理论成就。这两种具有不同价值目标的观念在佛教文化的斡旋下,为中国中世纪宗法经济的延续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面。 ㈡三教合流对中国封建政治的影响。三教的归一,不仅使得封建意识形态完全实现了政治、哲学、伦理的三位一体化,而且甚至呈现出政治、哲学、伦理、宗教的四维交织格局。可以这么说,三教合流格局的确立,使得中国封建集权专制空前强化,即政治呈现出独裁化、暴虐化的倾向。并且,以政治作为社会本位从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三教合流的对大一统的政治结构也有重要的作用。 ㈢三教合流对华夏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儒学,上承先秦,中经两汉经学,魏晋玄学,旁及南北朝、隋唐佛、道二教,下启宋明三教归一割据,是中国文化发展重要时期的主题思想,中华文明垂数千年而不断,历诸更迭而不衰,始终保持自己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发展,这显然与儒学有极大的关系。在艺术,绘画等等诸多方面,三教合一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研究。[7]244-250 儒、佛、道三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其融合的过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三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贯穿了整个中世纪。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了解,以更好地分析其间的关系,更好地认识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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