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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城市化进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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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城市化进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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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让生活更美好”2010年的主题.是我们每个上海市民的目标。一位友人说过:“上海,就是东方的巴黎,让人神往,让人陶醉。”是啊,上海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这短短几年的变化,就向世人证明了一切!上海的“水文化”的特色明显,特别是苏州河,苏州河是一条“沉淀了上海的繁华、往事、传说和所有的垃圾”的河。 多少年来以黑臭文明的苏州河改头换面了。现在站在苏州河畔,看到的是洁净的水面、粼粼的波光、长长的绿化带、亲水的平台、还有绿荫下漫步的游人。上海的浦东最能代表上海的变化,它已是上海的一颗闪耀明珠,浦东江边以从过去的一片没人要的“不毛之地”变为今天一块炙手可热的商业宝地,金贸大厦,东方明珠,陆家嘴金客中心等等。浦东跨世纪的变迁,证明了上海将以更新、更繁荣、更辉煌的一面来迎接外国友人的到来。上海居民的住房条件和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我们的住房条件是随着上海的经济发展而在不断改变,就说我家吧,原来一家5口挤在两室户的老公房里,现在住的是花园小区,小区里有儿童乐园,老年健身器材。楼里有电梯,物业管理。家里是空调、电脑、家庭影院应有尽有。妈妈说以前我们是要吃饱吃好,现在我们生活条件更好了吃的要丰富、要健康、要营养。这就是上海的变化。上海的磁悬浮,上海的博物馆,上海的科技馆,上海的张江高科技,上海的国际电影节。嗨!有那么多国际的中国的明星露脸。还有老外喜欢转悠老半天的热闹、拥挤不堪但有着浓郁的东方味道的城隍庙,还有众多的上海美味小吃,时刻提醒着人们这就是上海!独一无二!城市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更丰富多彩!----------------------------------------------------------““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2010年的主题.是我们每个上海市民的目标。一位友人说过:“上海,就是东方的巴黎,让人神往,让人陶醉。”是啊,上海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这短短几年的变化,就向世人证明了一切!上海的“水文化”的特色明显,特别是苏州河,苏州河是一条“沉淀了上海的繁华、往事、传说和所有的垃圾”的河。 多少年来以黑臭文明的苏州河改头换面了。现在站在苏州河畔,看到的是洁净的水面、粼粼的波光、长长的绿化带、亲水的平台、还有绿荫下漫步的游人。上海的浦东最能代表上海的变化,它已是上海的一颗闪耀明珠,浦东江边以从过去的一片没人要的“不毛之地”变为今天一块炙手可热的商业宝地,金贸大厦,东方明珠,陆家嘴金客中心等等。浦东跨世纪的变迁,证明了上海将以更新、更繁荣、更辉煌的一面来迎接外国友人的到来。上海居民的住房条件和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我们的住房条件是随着上海的经济发展而在不断改变,就说我家吧,原来一家5口挤在两室户的老公房里,现在住的是花园小区,小区里有儿童乐园,老年健身器材。楼里有电梯,物业管理。家里是空调、电脑、家庭影院应有尽有。妈妈说以前我们是要吃饱吃好,现在我们生活条件更好了吃的要丰富、要健康、要营养。这就是上海的变化。上海的磁悬浮,上海的博物馆,上海的科技馆,上海的张江高科技,上海的国际电影节。嗨!有那么多国际的中国的明星露脸。还有老外喜欢转悠老半天的热闹、拥挤不堪但有着浓郁的东方味道的城隍庙,还有众多的上海美味小吃,时刻提醒着人们这就是上海!独一无二!城市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更丰富多彩!”这是2010年的主题.是我们每个上海市民的目标。一位友人说过:“上海,就是东方的巴黎,让人神往,让人陶醉。”是啊,上海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这短短几年的变化,就向世人证明了一切!上海的“水文化”的特色明显,特别是苏州河,苏州河是一条“沉淀了上海的繁华、往事、传说和所有的垃圾”的河。 多少年来以黑臭文明的苏州河改头换面了。现在站在苏州河畔,看到的是洁净的水面、粼粼的波光、长长的绿化带、亲水的平台、还有绿荫下漫步的游人。上海的浦东最能代表上海的变化,它已是上海的一颗闪耀明珠,浦东江边以从过去的一片没人要的“不毛之地”变为今天一块炙手可热的商业宝地,金贸大厦,东方明珠,陆家嘴金客中心等等。浦东跨世纪的变迁,证明了上海将以更新、更繁荣、更辉煌的一面来迎接外国友人的到来。上海居民的住房条件和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我们的住房条件是随着上海的经济发展而在不断改变,就说我家吧,原来一家5口挤在两室户的老公房里,现在住的是花园小区,小区里有儿童乐园,老年健身器材。楼里有电梯,物业管理。家里是空调、电脑、家庭影院应有尽有。妈妈说以前我们是要吃饱吃好,现在我们生活条件更好了吃的要丰富、要健康、要营养。这就是上海的变化。上海的磁悬浮,上海的博物馆,上海的科技馆,上海的张江高科技,上海的国际电影节。嗨!有那么多国际的中国的明星露脸。还有老外喜欢转悠老半天的热闹、拥挤不堪但有着浓郁的东方味道的城隍庙,还有众多的上海美味小吃,时刻提醒着人们这就是上海!独一无二!城市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更丰富多彩!------------------------------------------------浦东现代建筑尤为壮观,世博园规划突出现代建筑特色,为的是给世界留下一个全心的博览会印象。笔者认为,世博园现代规划要素固然重要,但应该避开千篇一律的内容。世博会,应该是“博”字的亮点中,还应该有我们民族传统特色。在突出现代主题上,是不是也应该做一点传统的文章作点缀。把我们最富有民族特色的商业交流,生动地再现出来,这样会使世博园锦上添花,而且能够抓住世界的视线。综观中国历史,我们古代最有代表性的商业繁荣景象,是一幅“清明上河图”所展示的丰富内容。画中商业交流街景,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富有中国传统特色,其欣欣向荣景象,浓缩了一幅古代中国商贸繁荣兴旺的瑰丽画卷,极具代表性。况且这幅名画在世界范围知名度高,与世博会主题想吻合。如果在靠黄浦江边世博园规划区,划出一块区域,建立一个现实中的“清明上河图”,让这幅举世闻名的名画,重新生动地再现黄浦江边。这样,既可作为旅游景观,又可作为一初中国各民族传统商品展览会聚地,而且能够抓住外国人喜欢中国古代建筑和传统商品的心理,可谓一石二鸟,其意义非同凡响。浦东聚集了太多现代建筑物,高楼大厦,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如果有这样一处“清明上河图”仿古建筑群来解放人们的实现,润色人们返朴归真的心理,可起着画龙点睛之妙趣!而且坐落在浦东“清明上河图”与隔江相望的城隍庙遥相呼应,在开完世博会后,可把它规划为南来北往的商旅们传统商品交易中心,使之真正体现现代“清明上河图”的兴旺繁荣。不但有极高的欣赏价值,而且还有着不可估量的实用价值。同时也使世博园中添一抹古香古色的风采!可以预见,将来“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的现实意义,不是一般的商业贸易区,而是一处高品位的人文景观,其浓郁的中国传统特色风味,必将为世人所乐道!-------------------------------------------------------------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进程,随着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现代化大工业与信息化引起社会结构急剧的转型,城市化已成为现代社会普遍现象之一。在上述大趋势演变过程中,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正在由农村型向城市型逐渐过渡。城市化显著特征表现于: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城市数量越来越多,城市多元文化大融合,城市的经济方式等特征正在向农村扩展。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全球城市化带来城市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与相互融合。上海做为国际大都市,正在走向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元文化大融合时期,各种文化思潮在此进行激烈的碰撞、交锋与融合。在上海这个多元文化汇聚的国际大都市之中,传统文化与创新文化,一元化与多元化,各种地域文化和城镇文化等观念正在激烈地分化与融合,从而构成一系列本质性的矛盾统一体。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应生的,具有个性的城市有利于增强人们的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有利于提高城市自信心和知名度。上海是中国的经济、金融与文化的中心城市,是一个开放的有个性城市。2010年世博会将在上海举行,在展期六个月的世博会期间,观众人数将突破五千万人次,有望打破6340万人次的世博会最高记录。2010上海世博会将主题定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命题紧紧抓住了国际上城市化进程这一大趋势。“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命题,预示着上海及其他城市将要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而创造出来的高度人工化的生存环境,造福全体城市居民。-------------------------------------------------------上海是一座集古老传统与现代文明于一身的国际大都会。上海在秦汉时属于海盐及娄县,唐时属华亭县,宋始设上海镇。元代设立上海县。鸦片战争后,上海被清政府辟为商埠,经过一百余年的建设,成为今日之大上海。上海,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由于城市的背景及其发展过程不同,其在城市的产业结构、经济特点和生活习惯等方面,都有着强烈的地域文化色彩。上海的城市特点:能够融合多种地域文化,并能够吸取外国先进文化,兼收并蓄,奋发向上。上海的城市精神简言之就是:“开放与进取”。上海的城市特点是和城市精神历史之积累与文化传承的结果,具有强烈民族性与地域性,是上海的精华与象征。历史上的上海是一座新兴移民城市。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交流,国内文化精英曾经在这里汇聚。鸦片战争改变了上海的命运。当时上海成为国际著名的自由港和移民城市,奉行投资者一律平等的原则,任何人不需要签证就可以登岸。上海侨民曾经一度高达10万余人,有全球“冒险家乐园”之美誉。在外国人移居上海同时,国内精英纷纷向上海汇集。机灵的江南人、聪慧的广州人、勤劳的山东人和苏北人,从各地迁居上海。综上所述,华人洋人杂处,上海本地人与外乡人混居,客观上促进了上海文化和经济繁荣。从全国各地移居来的农民、手工艺人、知识分子,在上海这个移民城市中,感悟现代文明真缔,成为现代文明的传播者,这是上海对于中国的极大贡献。于是,精明的上海人成为全国仿效的楷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海派文化普及风暴”。海派文化是上海文化的代名词。多元与创新是海派文化精华之所在。上海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头堡,不论是中国文化,还是外国文化,上海都兼容并包。上海以海纳百川的气势,以开放创新的意识,生机勃勃地屹立于东海之滨。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一次展示上海城市形象和传播上海城市精神的最佳时机,亦是一次促进建筑艺术设计及建材发展的新契机,也是一次展现科学技术发展成果的平台。“温故而知新”。综观历届世博会的举办过程,思考成功地举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要素,有以下几个问题是值得关注的。其一,中国政府的支持,是成功举办2010年世博会的重要保证。从1935年比利时布鲁塞尔世博会到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从“通过竞争,获取和平”之主题到“人类——自然科技发展”之主题,历届世界贸易博览会都得到了本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国政府高瞻远瞩,将上海2010年世博会看成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中国政府承诺: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参展提供1亿美元的专项基金。其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是办好世博会的群众基础。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举办是明智的选择。上海的良好文化氛围是国内所有城市之中,首屈一指的。有人说,多元共存的宽容环境是文化繁荣的肥沃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的人才优势与科技优势,是成功举办2010年上海世界博会的基础要素。其三,主办国的综合国力是办好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物质基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而综合国力的提高,使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有了坚强的后盾。其四,2010年上海世界博会的成功举办,还有赖于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高效业运营模式。完善的基础设施应当包括:现代化的展览馆硬件设施,一流的交通与物流、一流的组织和服务等等。高效的商业运营模式指世博会是一个优于专业杂志、报纸、新闻发布会等等的营销中介模式。利用这一高效的商业运营模式能为上海这个城市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增加上万个就业岗位,从而使之成为这个城市的一个巨大的“聚宝盆”。-----------------------------------------------------21世纪是城市世纪,人类发展史即是一部城市发展史。城市诞生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使城市成为世界的主宰,而21世纪扑面来的知识经济的诞生将成为第三次城市革命(或称之为新城市时代)的重要标志。21世纪的城市将以人为本,追求对人的最大关心和陶冶。未来城市将以获得最佳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为最大实现,从而使人真正成为城市的主人和核心。人类发展过程也就是不断追求和探索更佳城市生活的历史。从英?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追求“把积极的城市生活的一切优点同乡村美丽和一切福利相结合在一起的目标”的理想城市”;法?勒?柯布西埃〈〈明天城市〉〉和〈〈光辉城市〉〉强调城市必须集中,建设集中有生命力的垂直的花园城市;沙里宁的“有机疏散论”建设有秩序的符合大自然进化规律的有机城市;美?赖特的〈〈广亩城〉〉中探求代表和体现人类愿望的民主的现代城市生活;人本主义思想家芒福德则提出“城市发展的最优模式是关心人、陶冶人”等等,这些城市生活方式执着的先辈们为人类追求和建设美好城市和更美的城市生活描绘了至今仍值得人们借鉴的宝贵财富并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不仅如此,除了上述先哲的个人努力外,人类也逐渐认识到,建设更好的城市,创造更美的城市生活,必须让全人类共同行动,形成共同的目标准则和行动纲领。从世界建筑师大会的《雅典宪章》第一次提出城市的居住、工作、交通、游憩四大基本功能,并以思想上认识到城市中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城市规划的基础,强调“人们的需要和以人为出发点的价值衡量是一切建设工作成功的关键”;而《马丘比亚宪章》则强调“必须努力创造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具有历史和文化感的城市生活环境;在《华沙宣言》中,确定了建筑人和环境作为整体的城市理念,并强调“市民参与城市发展过程,应当认作一项基本权利”,并将“重要的历史、宗教和考古区,有特殊价值的自然区,应该为子孙后代妥为保护,并且要同现代生活和发展结合起来。一切对塑造社会面貌和民族特征有重大意义的东西,必须保护起来”;而在《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中则重申和强调“由于各国的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的具体目标也各不相同,但发展的内涵却应当是一致的,即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创造一个保证人们平等、自由、教育、权利和免受暴力的社会环境”,因此,“人类应当有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等等。人类城市发展已经证明,以上宣言已成为全人类城市发展和追求更美城市生活的共同遵循的价值取向和行动纲领。由此看来,追求更美好的城市生活,提升和实现高质量的城市美好生活,不仅是发达国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当然,也是发展中国家今后和未来发展中更需要优先考虑并解决的主题和难题。正如古希腊先哲亚里斯多德所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People come together in cities in order to live; They stay there in order to live well.)“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主题,表达了全人类追求未来更加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望。-----------------------------------------------------------1.1“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体现了21世纪人类追求发展的新境界。在全球城市化进程中,将加速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重建与整合。在世界城市化进程中,各国除了实施城市物质现代化的共同目标外,更应注重各国家和城市个性化、人性化和民族化的挖掘和重建,以期待创造多层次、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城市生活,使城市具有亲和感、主人感和和谐感。1.2“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表达了人类关注自我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重新审视。城市的命运实际上就是人类共同的命运,精心爱护和经营我们的城市,实际上就是爱护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使居住在城市的人具有自豪感、家园感和认同感。1.3“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追求一种城市要素间的和谐共生关系。强调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和谐,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强调追求城市物质高质量的同时,必须强化对人的权利和情感的最大保障、满足和提升,特别要体现因地制宜对反映各国城市特有生活习惯、地方民族习俗和历史文化的尊重和保留,并使之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发扬光大,使城市具有文化感、历史感和归宿感。2.“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五个副主题(城市多元化的融合、城市新经济的繁荣、城市科技的创新、城市社区的重塑、城市与乡村的互动)的深化2.1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21世纪是一个呼唤文化精神的世纪。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多元文化的聚集与交融是城市的特质。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都在城市中表现出他们最丰富的想象力和最独特的创造力和魅力。全球化要求世界各国和各城市采取活跃和开放的对外文化改革,而世界的多样性在城市的多样性中得以集中展示。共享时代文化,城市在多元文化的融合中寻求和谐发展,寻求历史文化与空间的连续性具有普遍和现实的意义。如各种文化节、电影节、音乐节、舞蹈节等。城市多元化并存与交融发展,体现了世界各国城市发展的本身特征。城市是历史积累的产物,本身历史悠久的城市更是属于世界人民最宝贵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经过反思和重新审视,世界各国已对城市历史和城市遗产在国际社会达成广泛共识。在全球化趋势日渐加速的今天,基于对多元文化、地方文化保护的呼吁而展开的种种争论也与历史城市遗产保护密切相关,因为,越是历史的,越是民族的,也才越是世界的。2.2城市“新经济”的繁荣。“新经济”是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富有活力的城市经济是国家经济实力的象征,而21世界的新经济更应是“绿色经济”。未来城市经济是以“保护环境、崇尚自然、维护生态循环”为核心的新经济活动。实施城市“新经济”战略,使城市变成最洁净、最引人注目、最具影响力和最有国际竟争力和“双赢”的“绿色城市”,而新经济体现在各个行列中,如金融、贸易、保险、会展、电信、网络、环保、休闲等。城市经济的发展或现代化方式和道路都应尊重各国的国情,因地制宜地制定各国城市经济发展必须建之于特殊的资源环境和人口制约和背景下,但不管如何,世界生态体系的可持续性关系到世界城市的未来。因为今日之生态政治已远远超出了“可持续发展”只在一个城市里发生的事件不能算是“可持续性”,除非它成为各处城市今天和未来的准则。2.3城市科技的创新。科技创新是城市可持续发展和解决城市问题的根本动力。城市是科技创新的载体和核心,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城市科技创新加快了城市的更新和生活的提升。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人类借助新科技,不仅有能力更好地解决城市发展中的种种“病端”和问题,而且有能力利用科技创新成果创造全新的更具活力、魅力和高质量的城市人居新模式,并为我们的发展和交流开拓前所未有的城市新时空,如智能城、科技城、历史城、文化城、信息城、绿色城、健康城、生态城、太空城等。城市科技创新在寻求不同国别和不同发展阶段、经济条件下由于科技水平制约而带给城市生活的种种弊端,并提供解决此类问题的办法和有效途径,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城市科技创新描绘和创造更美的城市,更好的城市生活。2.4城市社区的重塑。21世纪将赋予城市社区更新更丰富的内涵。城市社区是城市和人类生活的“细胞”,是城市“地域性社会利益共同体”。良好的城市社区既强调人与地缘环境的和谐,又重视共同实现多元目标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如包括家庭、邻里的和睦相处,教育、医疗、保健等高水平服务的终身享受,以及丰富多样的娱乐休闲形式供人们选择。在此基础特别关注和重视为所有人提供合适的住房,以解决由此而起的剧增的城市问题,以及现有城市居住模式所体现出的社区割裂与社会分层、大量流动人口涌现等等,都迫使城市要重新审视与思考居住与社区发展的种种问题,与此同时,要使美好的城市社区贴近每一个城市居民生活,增加城市公民参与社区管理广度和深度,使城市社区具有充分的凝聚力,同时也增强城市社区中主人翁作用是城市有效管理的基础,而这种作用将贯穿于城市不同体系和层次的所有社区。2.5城市与乡村的互动。城市与乡村是人类复合生态系统中不可替代的有机整体。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与形态发展趋势,但是,在一方面强调城市化发展的同时,必须注重乡村与城市协调发展同样是不能忽视的。可以说,乡村是城市的“底”,而城市则是乡村的“图”,城市与乡村互动实质是图底交替互换的必然要求与结果,是人类社会形态、空间形态、物质经济形象和环境形象的内在特质与外在表现。城乡互动就是强调城乡平等可持续发展,而不是先城市,后乡村的发展,或者以牺牲乡村发展城市。要将城市与乡村放在平等位置,而对于中国特殊国情而言,中国的城市化核心在农村、重点在农村、关键在农村、成败更在农村。也就是说实质上中国农村的发展状况决定着中国城市化前途与命运。而城乡互动协调,就是更加强调与注重城乡和谐共生的和具有持久发展动力的新型城乡关系、城乡结构和城乡形态。3.主题意义的深化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21世纪是新城市时代,21世纪是城市化经济时代。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时代,全球的城市化时代和城市的全球化时代。在全球化浪潮下,21世纪人类之发展,城市将作为主体在全球网络中参与竞争。只有城市,没有国界;只有全球之城,没有政治之都。谁抢滩,谁就获得新的发展机遇,而城市间的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将是这场角逐中的关键。通过对城市发展和美好生活的展示,通过对主题的沟通、研讨与交流,有利于推动全球城市化的进程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有利于“创建绿色城市,构筑和谐家园”理念的实践,有利于提高人类关于城市发展以及城市生活的反思和再认识。关于城市以及城市生活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专业性,而消除发展过程中的不和谐因素、创造美好的城市生活,永远是人类努力的一个方向。以Better City, Better Life为主题,有利于吸引不同国别、不同层次的人们关注、参与这方面的问题,从而,激发人们对人类未来、城市未来的全面思考和长虑。上海既是中国,又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在上海举办以城市为主题的世博会,可以为参观者提供两个舞台:一个是世博会现场的场馆舞台,世界各国各方面在这里展现各具特色的城市历史、现在与未来;另一个是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现实舞台,参观者可以考察和体验这座东方都市及其城市群组的独特魅力。主题对目前和将来仍将出现的城市发展新理念、模式、方向、经验、教训、“城市病”、老龄化、伦理、社区、文化、科技发展等国际性问题的探讨与解决,具有重要的相互交流、借鉴和促进作用。这是一组来自迎世博600天行动社会动员指挥部的数据——最新一次测评结果显示:全市迎世博环境文明、秩序文明、服务文明指数分别为79.06、83.45、83.68,比首次测评的分数均明显上升。当然对广大市民来说,亲身感受也许比数据更有说服力——路面整洁了、社区美化了,大家更讲文明了,公共窗口的服务也更有人情味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主题,正化作市民身边一桩桩一件件实实在在的变化。迎世博进入倒计时300天,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截至目前,全市范围的“集中文明行动”共开展了9次,从今年4月起,每逢5日、15日、25日,申城都有百万市民参与到“三五”集中行动中来,有854.3万人次主动参加了各类迎世博培训,284.9万居民通过了世博知识测试……“迎世博”引燃了上海人的热情。(累死……几乎是全部的资料了,你选一下吧)

简单啊 要免费的参考文献就去“文发网”上找嘛 多得很哦城市化与过度城市化摘 要:工业化、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政府的发展规划成为推动城市化的动力。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城市人口过度增长、政府的过度消耗、过度的资源消耗与污染以及过度的非人本指标等现象,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关键词:城市;城市化;过度城市化Abstract: Industrialization, change of rural economic & social structures and government development planning have become the driving force of urba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 phenomena of over-increase of urban population, over-consumption of government, over-consumption of resources and serious pollution and excessive non-human-oriented indexes, etc. bring a series of serious social problems.Key words: city;urbanization;over-urbanization一、城市与城市化要理解城市化问题,先要了解城市。什么是城市?美国学者曾经指出,有三种定义城市的方法,“在美国,城市是有2500人居住的社区,城市化地区是居民不少于5万人的城市”;“在巴西,人口规模则不是确定城市的依据——城市就是首府”;“按照社会学的传统,城市被定义为在地理上有一定范围并具有某些特征的社会组织形式”① 。中国学者对城市也有定义,有人指出:“城市是大规模高度聚集的人类活动区域。”②城市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地,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性产物。城市是特定国家或特定地区居民经过生活演变,在合适的地点逐步发展起来的,有稳定的生产布局和贸易市场,有各种相对完备的政治、法律、宗教、教育和文化事业组织,以及相对严密的专业化管理秩序的大规模人口聚居区。什么是城市化?可以把城市化看成一种指标,一种用以分析城市化实现水平的评估体系;也可以看成形容词,形容一个相对大的区域内城市的密集程度。50年代初期有一个划分城市的标准,3000人口以下的是农村集镇,3000人口以上的叫城镇,或者叫城市,所以在中国有城市、城镇和农村集镇的区别。建国初期江苏的城市化率是14%强,而根据有关统计资料,苏南地区的城市化率是17%强,大约高于全国平均数7个百分点,所以苏南是全国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城市化在当前,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当局以扩大城市的规模,强化城市的经济功能,提升城市的辐射能力为手段,加快国家经济建设的一种手段或者方案。站在这个角度上看,城市化就是政府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方针或者策略,具有很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特征。关于城市化的发展方向,有关专家有许多研究,提出了很多设想,比如信息化城市、数字城市、生态城市、和谐城市、创新型城市等。这都是一些十分有价值的想法,实现起来有一个过程。严格说来,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尽管1949年以后,城市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发展方针方面有问题,或者限于发展速度缓慢,都不能称之为城市化运动。最近20多年来,城市化运动才有了长足的进步,有以下三组数据能够说明这一点。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笔者选取了四个年份,反映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变化(表1)。综合有关《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笔者选取了1985年以来的四个年份,反映全国城市的建成面积(表2)。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运动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笔者选取了1990和2001两个年份中国城市发展的有关数字对比(表3)。二、过度城市化应该承认,我们的城市化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然,经验教训也不少,其中过度城市化就是一个值得注意和预防的问题。西方学者曾经提出了“城市化过度”的概念。有学者指出:“城市化过度是伴随着前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状况,即一国城市居民相对于全国人口的比例大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所允许的比例,一般说来,它是迅速城市化的孪生兄弟。”③上述西方学者关于过度城市化的观点,对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性。现在看来,城市居民占全国人口的比例高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所允许的比例,当然可以作为讨论过度城市化问题的衡量指标;从占全国人口总数比例的角度上分析过度城市化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因素。不过,由于各个城市的具体情况的差异,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往往并不具备决定的意义。换句话说,在考察具体城市是否已经城市化过度的时候,单纯以其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来衡量,有可能并不十分科学。因为有的城市,虽然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较高,但是它的综合能力所决定的人口涵养能力比较强,因而并没有达到过度城市化的程度。除了人口因素之外,过度城市化的指标,应该包含城市生存质量和城市功能的因素。所谓过度城市化,是指城市发展过程中,产业落后、供养能力不足,管理水平低下,但是人口数量畸形增长,其膨胀速度大大超过了经济、环境与公共设施所能承受的程度,使城市不仅失去了现代化发展的牵引作用,而且成为充满社会不公、环境污染、疾病、贫困、混乱、犯罪、黑帮势力和政治冲突的恶劣生存空间。过度城市化是人口片面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失去协调性,城市管理严重失控的结果。在城市发展的历史上,过度城市化是任何国家在一定阶段上都会或多或少地发生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更容易发生和更值得重视的问题。一般来讲,城市化的动力有三个:第一个是工业化。近代之前,包括西方世界的城市化,它的驱动力主要是工业化。由于工业化,城市里面兴办了大量的近代化工厂,致使大量人口向大城市流动,这是一个动力。工业化引起的城市发展,在欧洲特别明显:“在欧洲,十九世纪是城市大发展的年代。1816年德国城市人口略多于250万,到1895年就达到了1300万。1846年法国城市居民是850万,而1891年则增加到1450万。巴黎在1800年时只有50万人,1891年达到250万,是1800年的5倍。”④第二个是农村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农民的生存状况恶化,自发流入城市,增加了城市的人口。这个情况在近代以前很明显,据国外有关专家统计,1800年北京人口110万,伦敦86.1万,巴黎54.7万,东京49.2万,柏林12.7万,莫斯科23.8万,开罗26.3万,费城20万,汉城19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人口控制得比较严厉,人口的流动性相对差一些,但是仍然有流入城市的,特别是一些省以上的政治中心城市。据统计,1949年北京市的城镇人口大约178万,1959年达到421万,1979年达到510万,其增长速度还是相当可观的。第三个动力来自政府的发展规划。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加快,最重要的动力来源于政府的规划和发展战略。政府把城市化率的提高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过度城市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城市人口的过度增长。当前城市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城市范围和人口规模的扩张。比如在城市买套房子,就给予城市户口;因各种圈占土地,郊区变成市区,农民成为城市居民;也有工业第三产业投资所带来的经济扩张。但是,有些城市的人口膨胀非常厉害,而其动力不是来自于工业化或者说第三产业的发展。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城市化最重要的前提,它们直接造成城市的劳动力需求,保证城市扩容的人口有稳定的职业和生活来源。离开了这个前提,离开了产业基础,盲目地扩大人口,会导致社会的极度不稳定。政府的过度消费。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政府当局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方针或者策略,与此相联系,城市化运动中的过度城市化,也就包括政府的过度消费。或者说,过度的政府消费,自然成为中国这样的政府主导型现代化国家城市化运动中的基本特征之一。公务员和编制外人员数量快速增长,公款消费数额巨大,政府楼堂馆所豪华气派,这实际上是现代化成果的不正当不健康的消耗。在有些城市,政府的消费非常大。有些地方的县政府,办公大楼里豪华的电梯,庞大的空调,加上物管费,每年支出费用极大,这是很大的浪费。应该把这些过度消费的钱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改善经济技术基础,增加物质储备,提高抗击各种社会风险的能力。过度的资源消耗与污染。这一点,有许多报道和研究。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透支、水透支、环境透支,已经非常严重,人们深有同感。现在即使到农村去,许多地方也是污水一片,奇臭无比。城市里出现地面开裂或下沉、地下水资源枯竭、噪音、粉尘、废气、酸雨、沙尘、热岛效应等现象。恶性疾病发病率上升,甚至已经成为常见病、多发病。过去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说苏州和杭州是人间天堂。现在,有哪些地方还可以真正称为人间天堂呢?假如我们不计后果地建设,把自己生活的地方污染到很严重的程度,终将有一天这个地方会成为死亡之域,经济发展再好,又有什么用?这是一件非常恐惧的事情。过度的非人本指标。城市化应该以人为本,致力于建设一个宜居城市,为居民创造优美的生活条件。除了环境的宜居之外,还有生活的宜居,工作的宜居,文化的宜居。这就要求一切发展的举措,都要以人为本。各种规章、制度、管理目标的提出,都要把以人为本放在核心的地位上考虑。要明白,非人本指标与宜居城市的目标是不协调的。过度的非人本指标存在于很多方面,比如市容的过度美化,造成很大浪费。为了城市的美观,造成老百姓生活的不方便,这就是非人本指标。在我们的城市,城管是一个工作难度最大的部门,也是一个群众意见比较集中的部门。有个城市曾经有人公开在店门口贴了“城管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其实不管理肯定是不行的,问题是怎么管,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用什么方法管。群众对城管意见那么大,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管理的某些指标具有非人本化的性质。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拆迁,也具有非人本化的性质。旧城改造是必要的,特别是城市的商业区、文化区、窗口地区和基础设施改造,有利于改善城市条件,美化环境,提升城市品位。但是,为了拉动房地产市场,不加区别地针对居民区的拆迁改造,只会增加群众负担,加重群众生活成本。国外有些城市,富人住郊区甚至远郊的别墅,公寓区、贫民区在市区。我们反过来,拆迁的困难户都转移到远郊,经济适用房多数建在远郊,他们的生活成本仅交通费就要多花许多。城市的建设为富人考虑多,为穷人考虑少。上海这样一个大都市,新中国成立前那么长时间有棚户区,过去每个城市都有棚户区,就是条件相对差一些的地方,有的甚至是有点破烂的地方,因为居民的经济水平不一样,所以棚户区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现在美化城市要把那些旧民房大片地拆掉,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人为地加剧了社会矛盾。一些市区边缘的民房拆掉之后,没有便宜的地方能租住。有些地方的教育部门调整学区和学校布局,把农民工办的学校取消掉。这样一来,农民工子女读书很成问题。原来民工子女学校费用很低,现在把他们并入城市学校,他们要和城里孩子交一样的钱读书,农民工的生活成本增加。媒体曾报道,有个地方,政府专门花钱建造了楼房,一间房子放四张床,然后说对农民工说我,给你们谋利益了,一个月可以花一百多块钱用一张床,结果没有一个农民工要。记者采访农民工,他们说:“我在这边打工,工地就可以住,为什么要住那里?我每天工资才几十块钱,住在那边每个月要交一百多块钱,另外工地在城东,房子在城西,每天交通费又要加好几块钱,一个月下来,要多花不少,划不来。”结果政府为农民工造了房子,他们却不肯住。这种事情很多。有些城市建设草坪,大量采购,进口草皮,效果怎么样呢?一些中国土生的草可以上去踩,可以躺在上面,没什么事,外国进口的草很娇嫩,它只能看不能踩,这样做城市建设的成本无意间就扩大了。这些实际上都是为了完成脱离实际的非人本化指标的结果。过度城市化还带来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公共设施跟不上,交通跟不上,电力、煤气、住房跟不上,生态恶化,大量人口失业,大众普遍贫苦化,犯罪率上升,城市管理成本上升等(城市管理是要成本的,我们现在城市管理成本很高,有些重大的案件破案很快,一打110警察就到场,这很好。我们的公安已经从静态管理转入动态管理,这是很了不起的,但要有成本的)。当初,在盲目扩充人口的时候,矛盾可能还不会马上暴露出来,但是这些问题,迟早会成为社会动荡的隐患。城市的各种利益阶层、各种等级之间的利益协调,做得很不够。城市居民各个等级间的利益和愿望要调节好,社会矛盾不能太尖锐。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不是没有矛盾没有差异,但是社会的利益分配,必须维护公平底线。党中央提出要研究收入分配政策,并且提出和切实落实关注弱势和推进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正确和及时的。城市虽然扩大了,但是还没有建立成熟的社区伦理。城市有城市的伦理,过去西方学者把农村社会称之为通体社会,把城市称之为联组社会,是按照农村和城市的不同伦理精神来分析它们的性质的。通体社会和联组社会,这两个概念有一点玄。什么叫通体社会?在一个村子里面,可能聚集着一个宗族,本来就是一个熟人社区,居民有共同的价值观,也有比较稳定的民间纠纷的处理习惯,社会秩序比较稳定,所以叫通体社会。但城市人口来源于各个地方,他们脱离了原住地,来到了陌生的地方,没有了原住地居民之间在生产上、血缘上、情感上、历史渊源上的密切联系,必须自我奋斗,优先考虑个人利益才能生存,这就导致城市各个群体之间的亲合度不够,所以城市社会是一个联组社会。也有人反过来讲,说农村里是机械团结,而城市是一种有机团结。因为农村里虽然有统一的乡规民俗,但乡民之间缺乏共同利益,缺乏有机的分工合作,所以他们之间的互相团结不是很稳定。而城市里专业分工的程度很高,各个行业之间互相依存度比较高,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工种停下来,其他行业、其他工种,甚至整个城市的运转就要停下来。所以城市的人必须互相协作,互相支持,高度紧张地团结在一起,为了共同的生存而结合。城市居民的结合,当然比农村居民之间的结合,要密切得多、有机得多。以上两种看法都有一定道理。这两种看法取了两个极端,有点绝对化,因而可以继续讨论。但是,不管怎么说,城市确实应该有共同的社区伦理。所谓城市的社区伦理,是指城市居民共同遵守的体现都市文化特征的公共规范,包括城市的公共信仰、公共观念、公共权力、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和公共制度等一系列规章性、制度性、观念性、习惯性价值与规则。有这一整套公共的规则,来维护市民的共同利益,把人们共同生活的代价降低下来。共同生活是有代价的,有时社会的组织不协调不合理,共同生活的代价就很大。城市是五湖四海的人的汇集,所以必须确保每一个人的利益,否则大家无法共同生存。只有建立起共同的社区伦理,让这些五湖四海、三教九流的人有一种公认的价值基础,才能团结起来,这是一个很长久的过程。培育新形势下的城市伦理,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目前已经可以看出,在有些城市,城市化的推进,不是提升了城市原有文明的水平,而是降低了水平。原因很简单,在有些地方,外来人口差不多占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超过了原住人口,城市原来的文化特色被消解了,甚至外来人口的语言、民俗、生活习惯、人际网络、利益诉求、群体风气改变了原有文化内涵,成为城市面貌的新的主流特色。多数情况下,这种新的特色带有许多负面意义的内容,或者说,具有负面的性质。怎样才能在人口急剧膨胀的条件下不降低城市的文明水平,强化城市的文明管理,让外来人口尽快融入城市生活,改善他们的文明素质,是一个十分艰巨的现实任务。提供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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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保军:我国城市化概述杨保军:大家好,今天借这个机会,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一块探讨一下中国的城市化。 一、城市化的概念。 什么是城市化?这个问题跟在座各位有关,因为我们房地产开发实际上是要提供住房给大家住的,并且主要是给城里人住,在农村还不存在房地产市场。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不同的学科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城市化的,比如社会学更关注城市生活方式的发展过程;人口学家关注的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经济学主要研究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过程;地理学关注经济区位向城市的集中过程。综合起来看,城市化应该体现四个方面特征:第一是人口和非农活动向城市的转型、集中、强化和分异;第二是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第三是城市的经济、社会、技术变革的扩散;第四是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城市价值观念的扩散。说到这,我们就可以想一想,事实上我们房地产商提供的产品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个建筑产品。 城市化用什么来度量它?就是城市化水平,它的计算就是城市人口除以总人口,城市化在推进过程当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这个阶段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中期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在30%至70%,这是一个加速的阶段,我们中国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加速的阶段;后期阶段就基本上稳定了,城市化水平在70%至90%。 回顾我们国家的城市化历程,从政府的态度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0年以前,基本上就是抑制,当时我国走的是一条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建国以后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政府努力推动工业化,但是我们的工业化不是和城市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工业虽然发展了,但是城市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到1980年代,学界在积极探讨、推动,而政府持一种观望的态度,当时的红头文件中基本没有出现城市化这样的术语;1990年代,转变为推进和积极的支持。目前我们国内的基本状况是,从1978年以来到现在,城市化水平从17.9%提高到2001年的36.1%,到去年是39%。当然我们国家的城市化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大家通常说到的问题有: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阶段;城市体系的宏观布局、规模、结构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缺乏在全球经济中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际性大都市;城镇密集地区各类城市功能分工不明确,结构趋同;广大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不足,现有城镇的要素聚集、辐射和带动能力弱;城镇质量和管理水平不高,小城镇数量偏多、规模偏小。 城市化进展快慢跟动力机制有关。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城市化进程比较缓慢,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政治因素为主导,政治因素没有办法提供连续的、强大的动力。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发生了变化,国家超经济强制因素的减少以及市场因素的增加,导致城市化快速发展,其动力因素有四个方面:一个是农村工业化,一个是比较利益驱动,一个是农村剩余贡献,一个是制度变迁促进。 二、城市化道路 针对国家城市化道路,学术界曾经有过许多争论,归纳起来有主张走小城镇的道路,这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第二种是主张重点发展中等城市,因为大城市有大城市的毛病,小城市有小城市的不足,这属于折衷的思路;还有一种就是主张搞大城市,这主要是从聚集经济角度出发;还有就是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此外,还有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与小城镇等观点,各种观点都有各自的若干理由。从模式上有提出要走持续发展的道路,有提出来要把区域经济与城市化融合,有提出来要根据地域的特征来确定自己的不同模式,也有提出来要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因为大中小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尽管有很多争论,但是最终国家制定的政策在16大报告当中表述得十分清楚,16大报告指出“要逐步提高城市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我们选择的道路一定是要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们的国情是什么?就是农村人口规模大,经济相对落后,资源相对贫乏,地区差别大。在这种国情下,照搬国外的模式显然行不通。这个政策有几个含义,第一就是要适度城市化,建立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第二就是大城市是作为骨干的,中小城市是作为主体的,小城镇是作为基础的。在推进方式上,则强调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有机结合,要多渠道、多元化、多模式地推进。 经过论证,我们认为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总的来看,适当加大大城市的发展,增加大城市的数量,是完全可行的。中小城市数量已经很多了,但是平均的规模不大,应该控制数量、扩大规模、提高素质。中西部城市有所不同,它主要是大中小这三者之间脱节,另外城和乡之间也脱节,所以它应该关注中等城市的发展,通过完善大和小之间的过渡环节,来健全城镇体系。 有几个关于城市化方面的误区需要在认识上加以澄清。第一个误区就是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城市发展必然就会引发“城市病”。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城市认识的加深,如果规划得当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防止或者缓解城市病的;第二就是认为必须要控制大城市的发展。第三就是均衡论,认为城市化结果应当均衡分布。事实上均衡是一种理想的追求,城市化更应该考虑地理基础、发展阶段和生态条件的差异性。 三、世界城市化特征与趋势。 二战以后,世界城市化表现为四个特征:第一,发展中国家是世界城市化的主动力;第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还是欧美发达国家;第三,大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增长明显,而且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非常突出;第四,出现了多个大都市连绵带,也出现一些全球性的城市。 发达国家的城市在这个阶段又有哪些特征呢?第一,城市经济已实现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在这个阶段它的办公、写字楼的需求会显著增加;第二,第三产业当中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就是传统服务业下降,但是生产性服务业上升;第三,城市人口增长不再是自然增长,而主要是来自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和国际移民;第四,世界资源向发达国家的城市集中,纽约、伦敦、东京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我们看看这张图,这是全球夜间景象,越亮的地方说明城市经济越发达。从全世界范围内看,出现了六个大都市连绵带,这也是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区域。记得潘石屹曾经说过一段话,多年前他在北京选择地块开发楼盘,很久拿不定主意,开着车满北京选地。晚上也开车转,突然发现东边晚上灯光最亮,就决定在那里盖楼,这就是后来的现代城。这种决策是有一定道理的。世界城市越来越重要,根据学者研究认为目前有6个:东京、洛杉矶、伦敦、巴黎、芝加哥。 在这个阶段,发展中国家具有什么特征呢?第一,仍是世界城市化的主要动力;第二,一批全球性城市将可能出现,并成为世界经济重要中心;第三,知识和技术资源的意义更为关键;第四,一些传统的发展因素的状况和变化,仍然继续影响着城市形态的演变,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新经济因素左右一个城市的发展,传统的一些要素还在发挥作用;第五就是政府的财政能力较低,这将继续制约着城市解决其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力。 我们看一下国外两种城市化演进模式,一种是欧美模式,属于市场主导型城市化。它的城市化与市场化、工业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是工业发展、社会分工和市场细化的自然结果。从城市的规模结构看,各国因资源条件不同而有差异,如英国、美国、日本以大城市为主,而德国、荷兰、奥地利以中小城市为主。在其城市化过程中,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突出,值得我们吸取教训。还有一种就是墨印模式,属于政治主导型城市化。由于实行赶超战略,在政府主导下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城市化推进速度过快,城市发展缺乏经济基础,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应吸取国外经验教训,以市场为主导,同时加强政府引导。 四、我国城市化轨迹与特征 我国城市化轨迹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1949年至1957年是起步期,比较正常,平缓上升;1958年至1965年是动荡期,大起大落; 1966年至1978年基本上是停滞期;1978年至1984年是恢复发展期;1985年至1992年是平稳发展期;1993年以后是加速发展期。 动力机制的演变也发生一些变化:首先,改革开放前农业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城市化的最基本因素;其次,在特定的发展环境下,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经历了一个与国际经验相偏离、后来又慢慢接近的过程;第三,城市化滞后和第三产业低水平互为因果;第四,政策因素对城市化的影响非常大;第五,改革开放以前,市场机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长期受到抑制。 我国城市化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第一,已经进入加速阶段;第二,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从省一级来看,城市化水平在50%至70%的有广东、辽宁、黑龙江,40%至50%的有吉林、内蒙、江苏、浙江、福建、湖北,30至40%的有山东、陕西、山西、宁夏、重庆、青海、新疆、海南,30%以下的有河北、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西藏(这是前两年的数据,现在都有所提高)。第三,各类城镇均得到较快的发展,初步形成较为合理的城镇体系。第四,外来务工人员成为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珠三角就有1741万外来务工人员;第五,小城镇发展迅速,积极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第六,国家、民间、外资共同推动,呈现出动力主体多元化特征。第七,区域经济发展优势显现,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密集区逐步形成并扩大,形成区域联动之势。 目前需要关注的一些问题是:制约城市化的制度障碍仍然存在;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重视数量、规模,轻视质量和内涵;包括一些形象工程、盲目扩大行政区等不恰当的行为;小城镇有贪多、一哄而上、盲目发展倾向;城市发展缺乏区域整体协调,横向联系比较薄弱,区域经济的一体化程度比较低;准城市人口数量大,市民化任务十分艰巨。 五、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 新型工业化有别于传统工业化。在今后的发展中,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将互为前提,相伴相随,共同构成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两条主旋律。城市化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一个发展动力。工业化要有效促进城市化,应该有四个条件:第一就是工业化水平要不断提高;第二是产业结构要递次升级,就是由轻到重、再到第三产业;第三是企业的规模化与专业化发展;第四是大众的广泛参与。具备了这四个条件,二者之间就会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回忆一下我们国家从解放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们走的是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如山、散、洞,结果,工业化水平提高的同时,城市化依然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后到1990年代中期,我们实际上做的是产业结构补足性的调整期,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始实现初步结合;1990年代中期以来又重新进入了新一轮重工业化过程中,正如我们看到的,许多钢铁、炼油项目都在上马。 加快城市化还需要我们的制度创新。比如要建立公平公正的人口流动制度,这个制度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开始推动;第二是统筹城乡基础教育,落实9年义务教育;第三是完善城市土地市场机制;第四是建立适应于创新社会的政府职能框架;第五是关注城市贫困,减少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矛盾积累。 六、城市化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或者呈同步增长趋势。看看这张国内的夜间景象图就会发现,越亮的地方就是越发达的地区,大面积的亮块就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育程度较高。由于地理条件、资源环境、历史文化、发展基础和阶段等的差异,我国不同区域的发展模式也有各自的特点,目前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大区域有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这些区域协调联动发展,将比单个的城市更具有竞争力和发展潜力。我们可以看到东部沿海一带这种区域经济的优势比较明显,而西部地区往往是以点带面的形式,所以若在西部投资,一般来说就是选择中心城市的多,而它下面的中小城市市场需求和经济实力就明显要弱得多。 以制造也为例,我国有16个工业增加值超过千亿元的城市,其中长三角占7个,珠三角占3个,东北占1个,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城市榜上无名。 第七,城市化发展预测。 国家制定“十五”计划时,有关部门曾做过研究,预测到2015年左右,我们国家设市城市将达到800个,建设镇数量则略有减少,转移2.5亿农村人口,百万人口城市的集中度提高。规模结构将会发生一些变化,超大城市从11个增加到20个,特大城市由23个增加到35个,大城市由44个增加到60个,中小城市由588个增加到650个;城市群也将出现较大的发展,其中珠三角、长三角是第一层次;第二层次就是京津塘、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厦漳泉,长株潭,河南中部、四川盆地、长江中游等城市群。从城市化质量方面说,将出现社会稳定、生活环境改善,生活质量提高。 不久前,中国工程院的一项研究表明,1978年至2002年,城市化率与工业增加值线性相关系数为93.7%,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相关系数为98%,因此选择后者来建构预测模型。根据第三产业和城市化的相关模型预测,到2010年城市化率为53%(误差为正负1.7个百分点),年均增加1.52至1.92个百分点;2020年城市化率为64%(误差为正负1.7个百分点),年均增加1.27至0.9个百分点。这里我们不妨对照一下国际经验,在城市化加速期,日本年均提高1.7个百分点,韩国年均提高1.5个百分点。 八、城市化战略的政策着力点 适度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着力:第一,建立健全面向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公民的迁移和择业自由,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合理的有序流动。比如说珠三角有近两千万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想留下来,但是由于制度障碍,难以本地化,所以只能回到农村。如果政策障碍得以消除,他们能合法地转变成市民,则会促进城市化进程,也会带动市场需求。第三,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排除农民变市民的障碍;第四,深化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第五,引导产业、就业结构重组;第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发展提供良好条件;第七,加紧编制各层次的城市规划,引导要素合理有序流动;第八,多元化筹资,探索城市建设投融资新机制。网上还有很多,很容易搜到的,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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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的范畴以石油及天然气生产的化学品品种极多、范围极广。石油化工原料主要为来自石油炼制过程产生的各种石油馏分和炼厂气,以及油田气、天然气等。石油馏分(主要是轻质油)通过烃类裂解、裂解气分离可制取乙烯、丙烯、丁二烯等烯烃和苯、甲苯、二甲苯等芳烃,芳烃亦可来自石油轻馏分的催化重整。石油轻馏分和天然气经蒸汽转化、重油经部分氧化可制取合成气,进而生产合成氨、合成甲醇等。从烯烃出发,可生产各种醇、酮、醛、酸类及环氧化合物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上述烯烃、芳烃经加工可生产包括合成树脂、合成橡胶、合成纤维等高分子产品及一系列制品,如表面活性剂等精细化学品,因此石油化工的范畴已扩大到高分子化工和精细化工的大部分领域。石油化工生产,一般与石油炼制或天然气加工结合,相互提供原料、副产品或半成品,以提高经济效益(见石油化工联合企业)。 编辑本段石油化工的作用 1.石油化工是能源的主要供应者石油化工,主要指石油炼制生产的汽油、煤油、柴油、重油以及天然气是当前主要能源的主要供应 石油者。我国1995年生产了燃料油为8千万吨。目前,全世界石油和天然气消费量约占总能耗量60%;我国因煤炭使用量大,石油的消费量不到20%。石油化工提供的能源主要作汽车、拖拉机、飞机、轮船、锅炉的燃料,少量用作民用燃料。能源是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石油化工约消耗总能源的8.5%,应不断降低能源消费量。 2.石油化工是材料工业的支柱之一金属、无机非金属材料和高分子合成材料,被称为三大材料。全世界石油化工提供的高分子合成材料目前产量约1.45亿吨,1996年,我国已超过800万吨。除合成材料外,石油化工还提供了绝大多数的有机化工原料,在属于化工领域的范畴内,除化学矿物提供的化工产品外,石油化工生产的原料,在各个部门大显身手。 3.石油化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石化工业提供的氮肥占化肥总量的80%,农用塑料薄膜的推广使用,加上农药的合理使用以及大量农业机械所需各类燃料,形成了石化工业支援农业的主力军。 4.各工业部门离不开石化产品现代交通工业的发展与燃料供应息息相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燃料, 就没有现代交通工业。金属加工、各类机械毫无例外需要各类润滑材料及其它配套材料,消耗了大量石化产品。全世界润滑油脂产量约2千万吨,我国约180万吨。建材工业是石化产品的新领域,如塑料关材、门窗、铺地材料、涂料被称为化学建材。轻工、纺织工业是石化产品的传统用户,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的开发与推广,无不有石化产品的身影。当前,高速发展的电子工业以及诸多的高新技术产业,对石化产品, 尤其是以石化产品为原料生产的精细化工产品提出了新要求,这对发展石化工业是个巨大的促进。 5.石化工业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各行的支持 石油化工国内外的石化企业都是集中建设一批生产装置,形成大型石化工业区。在区内,炼油装置为“龙头”,为石化装置提供裂解原料,如轻油、柴油,并生产石化产品;裂解装置生产乙烯、丙烯、苯、二甲苯等石化基本原料;根据需求建设以上述原料为主生产合成材料和有机原料的系列生产装置,其产品、原料有一定比例关系。如要求年产30万吨乙烯,粗略计算,约需裂解原料120万吨, 对应炼油厂加工能力约250万吨,可配套生产合成材料和基本有机原料80 ~ 90万吨。由此可见, 建设石化工业区要投入大量资金,厂区选址适当,不但要保证原料和产品的运输,而且要有充分的电力、水供应及其他配套的基础工程设施。各生产装置需要大量标准、定性的机械、设备、仪表、管道和非定型专用设备。 制造机械设备涉及材料品种多,要求各异,有些重点设备高速超过50米,单件重几百吨;有的要求耐热1000°C,有的要求耐冷 - 150°C。有些关键设备需在国际市场采购。所有这些都需要冶金、电力、机械、仪表、建筑、环保各行业支持。 石化行业是个技术密集型产业。生产方法和生产工艺的确定,关键设备的选型、选用、制造等一系列技术,都要求由专有或独特的技术标准所规定, 如从国外引进,要支付专利或技术诀窍使用费。因此,只有加强基础学科,尤其是有机化学、高分子化学、催化、化学工程、电子计算机、自动化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加强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使之掌握和采用先进科研成果,再配合相关的工程技术,石化工业才有可能不断发展,登上新台阶。 编辑本段石油化工的发展石油化工的发展与石油炼制工业、以煤为基本原料生产化工产品和三大合成材料的发展有关。石油炼制起 石油炼制源于19 世纪20年代。20世纪20年代汽车工业飞速发展,带动了汽油生产。为扩大汽油产量,以生产汽油为目的热裂化工艺开发成功,随后,40年代催化裂化工艺开发成功,加上其他加工工艺的开发,形成了现代石油炼制工艺。为了利用石油炼制副产品的气体,1920年开始以丙烯生产异丙醇,这被认为是第一个石油化工产品。20世纪50年代,在裂化技术基础上开发了以制取乙烯为主要目的的烃类水蒸汽高温裂解 简称裂解)技术,裂解工艺的发展为发展石油化工提供了大量原料。同时,一些原来以煤为基本原料(通过电石、煤焦油)生产的产品陆续改由石油为基本原料,如氯乙烯等。在20世纪30年代,高分子合成材料大量问世。按工业生产时间排序为:1931年为氯丁橡胶和聚氯乙烯,1933年为高压法聚乙烯,1935年为丁腈橡胶和聚苯乙烯,1937年为丁苯橡胶,1939年为尼龙66。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石油化工技术继续快速发展,1950年开发了腈纶, 1953年开发了涤纶,1957年开发了聚丙烯。 编辑本段石油化工高速发展的原因是有大量廉价的原料供应(50 ~ 60年代,原油每吨约15美元);有可靠的、有发展潜力的生产技术;产品应用广泛,开拓了新的应用领域。原料、技术、应用三个因素的综合,实现了由煤化工向石油化工的转换,完成了化学工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 20世纪70年代以后,原油价格上涨(1996年每吨约170美元),石油化工发展速度下降,新工艺开发趋缓, 并向着采用新技术,节能,优化生产操作,综合利用原料,向下游产品延伸等方向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大力建立石化工业,使发达国家所占比重下降。1996年,全世界原油加工能力为38亿吨,生产化工产品用油约占总量的10%。 编辑本段石油化工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石油化工是近代发达国家的重要基干工业由石油和天然气出发,生产出一系列中间体、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合成洗涤剂、溶剂、涂料、农药、染料、医药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重要产品。80年代,在工业发达国家中,化学工业的产值,一般占国民生产总值 6%~7%,占工业总产值7%~10%;而石油化工产品销售额约占全部化工产品的45%,其比例是很大的。 石油化工2石油化工是能源的主要供应者石油炼制生产的汽油、煤油、柴油、重油以及天然气是当前主要能源的主要供应者。我国1995年生产了燃料油为8千万吨。目前,全世界石油和天然气消费量约占总能耗量60%;我国因煤炭使用量大,石油的消费量不到20%。石油化工提供的能源主要作汽车、拖拉机、飞机、轮船、锅炉的燃料,少量用作民用燃料。能源是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石油化工约消耗总能源的8.5%,应不断降低能源消费量。 石油化工是材料工业的支柱之一金属、无机非金属材料和高分子合成材料,被称为三大材料。全世界石油化工提供的高分子合成材料目前产量约1.45亿吨,1996年,我国已超过800万吨。除合成材料外,石油化工还提供了绝大多数的有机化工原料,在属于化工领域的范畴内,除化学矿物提供的化工产品外,石油化工生产的原料,在各个部门大显身手。 石油化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石化工业提供的氮肥占化肥总量的80%,农用塑料薄膜的推广使用,加上农药的合理使用以及大量农业机械所需各类燃料,形成了石化工业支援农业的主力军。 石油化工可创造较高经济效益。以美国为例,以50亿美元的石油、天然气原料,可生产100亿美元的烯烃、苯等基础石油化学品,进一步加工得240亿美元的有机中间产品(包括聚合物),最后转化为400亿美元的最终产品。当然,原料加工深度越深,产品越精细,一般来说成本也相应增加。 编辑本段世界石油化工1970年,美国石油化学工业产品,已有约3000种。资本主义国家所建生产厂已约1000个。国际上常用乙烯和几种重要产品的产量来衡量石油化工发展水平。乙烯的生产,大多采用烃类高温裂解方法。一套典型乙烯装置,年产乙烯一般为300~450kt,并联产丙烯、丁二烯、苯、甲苯、二甲苯等。乙烯及联产品收率因裂解原料而异。目前,这类装置已是石油化工联合企业的核心。 70年代以前,世界石油化工的生产基地主要分布在美国、日本及欧洲等国。1973年后世界原油价格不断上涨,1983年以来又趋下跌,价格大起大落,使石油化工企业者对原料稳定、持久供应产生忧虑。发达国家改革生产结构,调整设备开工率,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产油国近年则在大力发展石油化工。80年代,世界乙烯生产能力的分布已发生变化,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所占比例有所提高。如将东欧国家的乙烯生产能力计算在内,则这些新兴石油化工生产地区的乙烯生产能力,约占世界乙烯总生产能力的四分之一。 1958年,世界乙烯生产能力达到49Mt(不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其中新增乙烯生产能力约3.3Mt,约1/3建在非洲和中东地区,1/3建在拉美和东欧;传统石油化工生产地区,只新增生产能力800kt,且今后五年内,计划也很少新建乙烯装置,主要是进行现有装置的技术改造。 编辑本段中国石油化工起始于50年代,70年代以后发展较快,建立了一系列大型石油化工厂及一批大型氮肥厂等,乙烯及三大合成材料有了较大增长。 中国石油化工行业占工业经济总量的20%,因而对国民经济非常重要。石油化工行业包括石油石化和化工两个大部分,这两大部分在2006年都保持了较快地增长。如果把这两个部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2006年石油化工累计实现的利润达到了4345亿,增长达到了17.9%,增量达到了658亿元,在整个规模以上工业新增利润中占到17%左右。 石油化工32007年前三季度全行业实现现价工业总产值38211亿元,同比增长20.2%。重点跟踪的65种大宗石油和化工产品中,产量较2006年同期增长的有62种,占95.4%,其中增幅在10%以上的有47种,占72.3%,天然气、电石、纯苯、甲醇、轮胎外胎等产品产量呈较快增长态势。 原油及加工制品平稳增长。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原油生产较为平缓,天然气产量则增长较快。2007年1~9月累计生产原油13992.6万吨,同比增长1.4%;天然气累计产量为501.4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9.8%。原油加工量24289.1万吨,同比增长7.0%。汽、煤、柴油产量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累计生产汽油4475.9万吨,同比增长8.5%;生产煤油867万吨,同比增长17.4%;生产柴油9175.1万吨,同比增长6.1%。 农化产品生产供应正常。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农用化学品生产也呈现比较强的季节性。化肥(折纯)2007年1~9月累计产量为4310.5万吨,同比增长13.8%,其中氮肥3144.7万吨,同比增长12.2%。2007年前三季度,农药原药累计产量为127.4万吨,同比增长20.6%,杀虫剂、除草剂产量增幅分别为10.7%和33.3%,农药产品结构进一步改善,杀虫剂占农药的比例已下降到37.1%。 展望 以石油和天然气原料为基础的石油化学工业,虽然在70年代经历两次价格上涨的冲击,但由于石油化工已建立起整套技术体系,产品应用已深入国防、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各领域,市场需要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正在迅速扩大,所以今后石油化工仍将得到继续发展。80年代,世界石油化工所耗石油量仅为世界原油总产量的8.4%,所耗天然气为天然气总产量10%,更由于从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化工品可取得很大的经济效益,故石油化工的发展有着良好的前景。为了适应近年原料价格波动,石油化工企业正在采取多种措施。例如,生产乙烯的原料多样化,使烃类裂解装置具有适应多种原料的灵活性;石油化工和炼油的整体化结合更为密切,以便于利用各种原料;工艺技术的改进和新催化剂的采用,提高产品收率,降低生产过程的能耗及原料消耗;调整产品结构,发展精细化工,开发具有特殊性能、技术密集型新产品、新材料,以提高经济效益,并对石油化工生产环境污染进行防治等。 编辑本段石油化工专业石油化工专业是伴随着中国的石油化工的发展同时产生的化工学习专业课程,目的是培养石油化工人才,石油化工专业技术专业人才,一般各大理工科院校都设有此专业,该专业主要课程涉及:计算机应用、英语、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分析、 化工原理、石油加工工程系、化工节能、化工设备、化工安全与环保、精细化工,质量管理。 就业方向:石油、化工、医药、食品等企业生产操作与管理。 ☆工业分析与检验专业: 主要课程:计算机应用、英语、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化工分析、电化学分析、光学分析、常规仪器分析、化工安全与环保。 就业方向:石油加工、石油化工、精细化工、医药、食品企业和环保部门从事化验分析操作与管理。 编辑本段现代以石油化工为基础的三大合成材料塑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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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化学课程是现行高中化学课程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选修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衔接必修课程,具有重要作用。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高一化学小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高一化学小论文篇1 浅谈高中化学教学情境创设 学习是师生交流互动的活动,传统的化学课堂教学模式以教师讲解为主,学生被动接受和机械练习为辅,学生的课业负担加重,个性和特长难以得到更大程度的发展。新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它要求学生由原来的“接受式学习”转变为“探究式学习”,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在教学中创设问题情境,就是将化学知识与学生实际感受有机的结合,呈献给学生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教学背景,它可以是现实生产、生活材料,也可以是本学科的问题,还可以是其他学科的相关内容等。这样不但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唤起学生对知识的渴望和追求,而且为进一步学习提供了一种积极的情感体验,使他们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学习中去因此,我们创设的教学情境应当从学生熟悉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基础出发,充分挖掘各种情境资源,为课堂教学创设出生动活泼的学习情境,增强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新奇性、生动性、形象性和实效性,从而激发学生快速进入学习状态,以促进知识的主动意义建构以及知识、技能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和谐发展,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一、创设化学教学情境的基本要求 真实的情境不仅拥有认知上的价值,而且它最接近于学生的生活体验,能调动他们全部的感受力和过去生活中的经验。真实的情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观察、思维、和应用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真实的本领,真实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为此,要保证化学教学的实效性,首先要确保化学教学情境的实效性。 1、对教师的要求 教师是情境的创设者,首先,教师自身必须要积累(最好保存在大脑里以便随时调用)大量化学史料、生活事件、社会热点等情境素材。因此教师平时要多途径地阅读化学史料,多留心生活中与化学有关的事件,多关注新闻报道、《探索·发现》中与化学有关的内容。其次,教师要充分挖掘教材深层次的东西,反复思考,这样才能创设出与教材内容相一致的情境。最后,教师要充分关注学生的直接经验和知识层次,等各方面信息,关注学生的直接经验反过来可以指导老师创设容易被学生接受的情境;熟悉学生的知识层次可以确定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创设让学生“跳一跳就能摘到桃子”的递进式问题情境,面向全体同学,让基础差的学生走得进去,基础一般的学生探得出来,基础好的学生探个明白。 教师是情境的“导游者”,在实施情境教学时,教师要充满激情,只有激情满怀,才能感染学生。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动真情,说真话,讲真理,做真人;要紧密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2、对学生的要求 学生是情境中的“游客”,是化学教学中的主体,因此要想充分领略化学课堂中的“无限风光”,首先,学生要在课前对教材进行必要的预习,预习可以让学生知道新课中知识的难易深浅,做到心中有数。其次 ,学生要在探究情境中努力参与体验,在问题情境中积极思考。因为学生的参与不仅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亢奋、激发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学生或潜心思考,或积极争辩,或大胆陈述……通过种种途径,学生在知识技能上得到了发展,在过程中得到了体验,在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得到了激发。 3、对课堂的要求 课堂是教学情境创设的“阵地”,说它是“阵地”是因为课堂是师生、生生交流互动思维较量的场所,是智慧火花的“摇篮”。当然,师生、生生要促成交流互动思维较量,前提是教师创设了一个科学合理有效的教学情境,有了这样一个情境,学生才能主动“闯入”情境,进行“寻宝式”的探索。其次,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要建立起平等对话,畅所欲言。通过这些,我们的课堂才会焕发生命活力。 二、化学教学情境创设的方法 1、以生活创设情境 ,激起学生热爱生活、热爱化学 化学来源于生活,生活中处处包含化学。以生活创设情境,既可以让学生感到化学学习贴近生活,增强化学的亲近感,又能让学生感到化学学习最终为生活服务,增强学生的实践意识。 [案例1]:人教版 化学必修1关于氮的氧化物的导课片段 教师: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浮躁的时代,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颗平静的心。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细细地去聆听一种大自然的声音。 学生:静静地坐在那儿,期待的眼神…… 教师:播放声音《雷声》 雷声:由远至近,由轻到响,突然一声霹雳巨响,振聋发聩,顿时,幻灯片上出现一张雷电交加、倾盆大雨的图片,再自然地引出“新疆魔鬼谷”和“雷雨发庄稼”两个情境。 通过这样一种用“雷声”创设的情境来导课,使学生快速进入学习情境,身临其境,从而触景生情,起到了“先声夺人”的导课效果。 生活中包含了大量化学知识和情境,从学生熟悉的生活经验出发,创设学生熟悉的、感兴趣的、符合教学内容的情境,可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还能增强学生更加关注生活中各种化学问题的意识,引发学生对生活中的化学现象的思考。 2、以实验创设情境,让学生体验过程,感受科学探索带来的无穷乐趣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实验是化学学习的灵魂。在教学中,可以针对某个问题、某个环节精心设计实验,改变沉闷的气氛,活跃学生的思维,使课堂生动有趣。 [案例2]:在一支试管中加入几粒锌粒,倒入几毫升稀硫酸,让学生观察现象;另取一弯成螺旋状的铜丝深入到硫酸中并与锌粒接触,让学生观察现象。当学生观察到当铜丝插入后,铜丝上有气泡冒出时,实验现象与学生的原有知识发生认知冲突,学生的学习热情一下就被调动起来了。 3、通过化学史实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化学发展的历史是人类物质文明进步的历史,也是教学情境创设的优质素材。在教学中插入一些化学家的故事、物质发现的小故事等,将会激起学生强烈的学习兴趣。 [案例3]法拉第对生产照明用的煤气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油状液体(长期无人问津)进行了长期的研究,结果发现了苯。法国化学家日拉尔等人确定了苯的相对分子质量为78,分子式为C6H6,苯分子中的含碳量如此之高令学家感到惊讶,如何确定它的结构式呢?学生 的学习热情会被较好的调动起来 4、通过科普故事创设教学情境,引发学生的好奇心 中学生受生理和心理的影响,对新鲜的事物总是具有强烈的好奇心。而在我们奇妙的世界上,众多和化学相关的故事,对中学生更是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案例4]原电池教学情境设计: 格林太太有一口整齐的牙齿,但其中镶有两颗假牙:一颗是黄金的这是格林太富有的象征;一颗是不锈钢的这是一次车祸留下的痕迹。令人百思不解的是打从车祸以后,格林太太经常头疼、夜间失眠、心情烦躁„„尽管一些国际上知名的专家教授绞尽脑汁,但格林太太的病症未有丝毫的减轻,而且日趋严重„„她的病真的没有办法治吗?后来,一位化学家为格林太太揭开了病因。问化学家发现了什么呢? 5、通过社会热点创设教学情境,引发学生关注化学与社会的关系 化学与社会紧密相连,与社会生产及生命、环境等方面有着广泛而紧密的联系。如能源、材料、粮食等多方面,臭氧层的作用和保护,二氧化碳的功与过,酒精燃料、氢气、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利用,新型复合材料的研制和生产应用等。我们可以利用社会的热点问题提取素材创设教学情境。 [案例5]生活中的优质保鲜膜和劣质保鲜膜的鉴别,引入对聚乙烯和聚氯乙烯的学习。 三、化学教学情境创设应注意的问题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学生探究知识的思维过程总是从问题开始的, 一个好的问题能够较好地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因此,教师应努力创设一种适合学生探索、发现并构建新知识的问题情境,以唤醒学生探究学习的欲望和智慧,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探究,. 1.问题情境的设计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有利于知识的迁移形成。既要让学生通过思考能够体验成功,又要具有一定的目标取向,如一些能形成认知冲突、引起争论,能化抽象为形象、化难为易,能将认知一步步引向深入的问题等,去引导学生思维和探究。 2.问题情境的设计要有层次。如果问题太简单,没有“嚼头”,学生就提不起学习的兴趣;相反,问题若太难,学生的思维无法层层递进,即使充满解决问题的信心,但最后仍将被迫放弃,难以取得应有的效果。所以,问题的梯度和难度要适中,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能让学生“力所能及”地加以解决,以利于知识的再现和正迁移。 3.问题情境的设计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思维能力的培养是教学的根本,问题的设计要重在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去思考,从不同途径、用不同方法去探索;或启发学生打破常规,运用新思路、新方法去分析解决;或提供充分的感性材料,诱导学生对事物表象的分析以认识其实质,为学生创造一个宽松和谐向上,具有民主气氛的氛围。这样学生才敢问,另外教师要鼓励学生提问,从不敢问到大胆问,从简单的问题到有一定质量的问题,在问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学生思维的不断发展。我们要让问题走进学生的头脑,对学生进行有意识的、有针对性的提问训练,这样就会强化学生的问题意识,也就会训练学生的思维。对于教师的问题要有一定的开放性,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式,也可以穿插其它学科的知识设计。如,“如何用精盐和水为反应物,在家庭条件下设计一个实验方案,制取家用消毒液?”“含有10个电子的粒子有哪些?”“用Cu为源料来制取CuO的方案有哪些,最好的是哪个?”等等。开放性问题具有一定的探索性,引发性,有抛砖引玉的功能,可以启迪学生的思维。 4.问题情境的创设要结合生产和生活实际,以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探究的问题不仅仅来源于书本,也来源于学生接触的社会生活实践” 。许多司空见惯的生活与生产实际,蕴含着丰富的化学知识,但学生往往不善于加以联系。教师要多挖掘一些与生产、生活实际乃至科技前沿相关的素材创设问题情境,“使学生在特定背景中进行建构认知活动” ,学用结合,以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强化科学、技术、社会的教育,促进学生把所学知识内化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5.问题情境的创设要重在鼓励学生质疑问难和指导科学探究方法,以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创新精神和科学探究能力。创设问题情境,一方面,要从引导学生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与解决问题入手,着眼于探究学习方法的启迪与指导,使学生会学习、会探究,发展终身学习能力;另一方面,要营造宽松的氛围,让学生提出不同见解甚至是错误见解,使学生敢质疑、善质疑,从而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创新精神和科学探究能力。 高一化学小论文篇2 试谈绿色化学 引言 世界化学化工产品已达到7万种之多,化工总产值约1万亿美元(中国约5000亿人民币)。化学品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提高了生活质量,并在控制疾病、延长寿命,增加农作物品种和产量,在食物的储存和防腐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生产、使用这些化学产品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大量的废物,污染了环境,全世界目前每年产生的3亿至4亿吨危险废物(中国化学工业排放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分别占全球工业排放总量的22.5%,7.82%,5.93%),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所以,在现今社会中,一提起“化学”,很多人都要紧皱双眉。其实,这完全是因为对“化学”这门科学缺乏全面认识而造成的一种误解,只要你留心地观察和仔细地思考一下,在我们的衣食住行以及战胜疾病等方面,化工科技的进步,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益处。药品的发展有助治愈不少疾病,延长人类的寿命;聚合物科技创造新的制衣和建造材料;农药化肥的发展,控制了虫害,也提高了生产。样样都离不开化学家的帮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的生活离不开化学的发展。解决这一矛盾已成为21世纪人类环境问题的科学挑战。 正文 一、 概念 化学品的生产、使用与处理,给环境造成越来越严重的污染,起初人们试图通过减少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来解决污染问题,而后又通过法规来对废弃物进行管理。现在,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最佳的环境保护方法是从源头上防止污染的产生,而不是产生后再去治理。1991年,美国化学会提出了“绿色化学”的概念,作为从源头上防止环境污染的一种重要、策略和手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绿色化学(Green Chemistry),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化学问题,是一门从源头阻止污染的化学,是国计民生急需解决的热点研究领域。 二、 绿色化学定义 绿色化学是一种以保护环境为目标来设计、生产化学产品的最新科技成果,是一门从源头上阻止污染的化学。 绿色化学概念从一提出来,就明确了它的现代内涵,是研究和寻找能充分利用的无毒害原材料,最大程度地节约能源,在各环节都实现净化和无污染的反应途径。 1) 绿色化学主要特点: 1. 充分利用资源和能源,采用无毒、无害的原料; 2. 在无毒、无害的条件下进行反应,以减少废物向环境排放; 3. 提高原子的利用率,力图使所有作为原料的原子都被产品所消纳,实现“零排放”; 4. 生产出有利于环境保护、社区安全和人体健康的环境友好的产品。 2) 绿色化学的涵义: 1. 减量(Reduction)。既节省资源,减少“三废”的排放。 2. 重复使用(Reuse)。既是降低成本的需要,又是减废的需要,诸如 化学过程中催化剂,载体等。 3. 回收(Recycling)。可以有效实现“省资源、少污染、减成本”要 求,如回收未反应原料、回收副产物、回收助溶剂、催化剂、稳定 剂等非反应试剂。 4. 再生(Regeneration)。变废为宝,节省资源、能源,减少污染, 如离子交换树脂、磺化煤等。 5. 拒用(Rejection)。指对一些无法代替,又无法回收、再生和重复使 用、有毒副作用、污染作用的原料,拒绝在化学过程中使用。 三、 绿色化学的基本原理 三、 绿色化学的基本原理 1) 绿色化学的12项原则: 1.原子经济性。 2. 只要可行,应尽量采用毒性小的化学合成路线。 3.更安全的化学品的设计应能保留其功效,但降低毒性。 4. 应尽可能避免使用辅助物质(如溶剂 分离剂等),如用时应是无毒的。 5. 防止污染的产生优于治理产生的污染。 6. 应考虑到能源消耗对环境和经济的影响,并应尽量少地使用能源。 7. 原料应是可再生的,而非将耗竭的。 8. 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衍生化步骤。 9. 催化性能试剂(有尽可能好的选择性)优于当量试剂。 10. 化工产品在完成其使命后,不应残留在环境中,而能降解为无害的 物质。 11. 在化学转换过程中,所选用的物质和物质形态应尽可能地降低发生 化学事故的可能性。 12. 在化学转换过程中,所选用的物质和物质形态应尽可能地降低发生 化学事故的可能性。 2) 对本原则的理解: 1. 采用无毒、无害的原料。化学研究和化工生产中经常采用有毒、有害的原料,如剧毒的光气、氢氰酸、苯类、醛类等原料和中间体,它们严重地污染环境并危害人类的健康。为了人类健康和社会安全,需要用无毒无害的原料代替它们来生产所需的化工产品这是绿色化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2. 采用无毒、无害的催化剂。采用新型、高效、对环境友好、可回收的催化剂,可以提高反应的选择性,并避免副产物的生成,提高原子的利用率,减少有害物质对环境的排放。 3. 采用无毒、无害的溶剂。大量的与化学品制造相关的污染问题不仅来源于原料和产品,而且源自在其制造过程中使用的物质。最常见的是在反应介质、分离和配方中所用的溶剂。当前广泛使用的溶剂在使用过程中有的会引起地面臭氧的形成。有的会引起水源污染。因此。需要限制这类溶剂的使用。 四、 绿色化学与可持续发展 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即经济的发展必须和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采用可持续发展的总原则是:“今天的人类不应以牺牲今后几代人的幸福而满足其需要。”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意保护资源和改善环境,合理地保护和改善环境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环境对发展的约束是由于不合理的发展破坏了环境所致,而合理的发展又为治理环境提供了更多的技术和资金 绿色化学是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绿色化学提出全新产生绿色化学技术及驱动机制,从而提高人类从事物质生产的能力。它首先给人类 社会和自然环境带来积极影响,控制污染在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扩展,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促进作用;它其次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调节和制约的保护作用,它能够不断调整和平衡资源的有序开发和综合利用,制约利用资源的速度和规模,扬长避短,变害为利,减少和克服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给自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保护濒临灭绝物种和不断减少使用资源,使人类社会和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再次绿色化学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观察和监测的规划作用,如全球变暖、臭氧层被破坏等等环境问题,需要全球各国共同努力,而绿色化学的功能恰恰能够不断地观察和监测全球发展的表现和动向,对人类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发展的决策和行动提供智力支持,从而形成有效的规划蓝图。由此可见,绿色化学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完整的体系和方式,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综上所述,绿色化学彻底抛弃了“先发展、后治理”,发展经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进而采用绿色的与环境友好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从源头上堵住污染的产生,从根本上减少或消除污染,满足了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一条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治理和节约资源相互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 五、 绿色化学的发展方向 从绿色化学的目标来看有两方面必须重视:一是开发以“原子经济性”为基本原则的新化学反应过程,另一个是改进现有化学上业,减少和消除污染。 发展方向如下: 1. 新的化学反应过程研究。 2. 传统化学过程的绿色化学改造。 3. 能源中的绿色化学问题和洁净煤化学技术。 4. 资源再生和循环使用技术研究。 5. 综合利用的绿色生化工程。如用现代生物技术进行煤的脱硫、微生物造 纸以及生物质能源等的研究。 结束语 展望21世纪,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将继续发展,人口还要增加,对化学工业的需求也将增多,而传统化学工业虽在农药、聚合物、材料科学、去污剂、石油添加剂、水处理、废物处置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一个负面影响——环境污染,增加了对环境的压力。而人民群众对改善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又越来越强烈。党中央、国务院反复强调:“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加快经济建设,决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决不能把环境保护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那样代价太大”,“建设项目必须实行环境污染治理设施与主体工程‘三同时’(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行)的规定。大力推行清洁生产”,“防止资源浪费”。绿色化学以其“原子经济性”为基本原则,一方面充分利用资源防止浪费,另一方面实现“零排放”,达到不污染环境的效果。因此,它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人类未来生活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意义。只要我们提高科技水平,用好绿色化学技术,搞好搞活我国经济,使我们祖国的水更清,天更蓝,山川更秀美,营建人类的美好家园。 猜你喜欢: 1. 高中化学小论文 2. 有关高中化学小论文范文 3. 高一化学论文范文 4. 高中化学教学小论文范文 5. 浅谈高中化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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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进程发展论文

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城镇化的步伐在我国已踏上了高速前进的轨道,它是一个国家由弱变强的必然产物!但是,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诞生与发展都必须遵循其自身一定的发展规律,倘若盲目的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步伐或者仅仅是扩大城镇化的面积而忽视其他与城镇化建设相匹配的进程,那么必将导致出现弊大于利的局面。从历史上来看,凡出现城镇化的地方,就一定代表着一个地方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中心;从全球来看,城镇化的发展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是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的城镇人口占80%,阿根廷达到90%,墨西哥是78% ,而中国30年的城镇化建设却走完了相当于英国200年、美国100年、日本50年所走完的里程,预计到2030年中国城镇人口将突破10亿。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经济的崛起、人民生活的富足,另一方也衍生出了许多的问题。下面,我从两个方面来阐述城镇化建设过快发展所带来的利与弊。一、加快城镇化建设给社会带来的的利益1)城市五光十色的生活一直是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梦想和追求,稍微有点积蓄和条件的都积极向城市靠拢,这就无形中加大了现有城市的压力,如房价上涨、交通拥堵、环境卫生、公共设施人均占有率低等。而加快城镇化的建设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差别,缓解现有城市的压力,解决上述问题。2)城镇化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广大农村就是这个劳动大军的输出地,这样就可以就近解决就业问题,缓解了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局面,同时也最大限度的避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远离家乡的艰难局面,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留守问题。3)城镇化的建设把分散的人们聚集到了一起,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让城市的外部有更广泛的空间、更宽松的环境、更有利的条件来发展农业、林业等。当然,加快城镇化建设所带来的优点还有很多,因为自身的局限性我无法一一例举,但是,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其双面性,有利也有弊,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如果,一味的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忽视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规律、人为的仅从版图上扩大城镇化的面积,那么必将导致弊大于利的消极局面的出现。这就是我要在下面提到的“加快城镇化建设给社会带来的弊病”。二、加快城镇化建设给社会带来的弊病1) 城镇化的建设者并不一定是城镇化优越性的享受者和拥有者。在人们还不够富裕、不足以解决温饱和不能够资助儿女上高中或者大学的情况下,盲目的在此地区人为的加快和发展城镇化,必将加速本地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让他们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而政府给农民的土地补偿费,在高物价的今天并不能让他们维持很久。如此,城镇化的代价是让一部分本可以自然生存的农民变成了乞丐,凭什么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成全另一部分人呢?这是一种不公平、不人道!2)城市是一个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是一个三教九流的集散地,这里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因为各自的文化、素质、习惯、风俗、价值观和对这个世界认知能力的不同而彼此产生碰撞,在这个法制还不太健全的今天,人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约束自己。因此,过快的发展城镇化,而没有制定出 与之相适用的规章制度来保障,必将给社会治安带来极大的隐患。3)城市是一个人口集中、工商业相对发达的地方,在日常生活生产中就必然产生相当多的废水和垃圾,而纵观全国各小城镇,能有效解决这些环境卫生问题的寥寥无几,这也与当前倡导绿色环保的主题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在缺乏一定环保意识和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建设环保设施的前提下,加快城镇化进程的代价是牺牲我们赖以生存的不可再生的环境!4)城市是一个集散地,人流如织,车流不息,在我国大部分城市里都有交通拥堵的现象,给出行、上班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进一步的加重了城市交通的负荷,加剧了城市的拥堵!5)当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大量的农村人口移居城市,他们放弃了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又因文化水平较低,不适应城市相对发展的生活和环境,这就导致他们无业可从。因此,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前提是发展经济,解决进城人员的就业问题,而不是让他们成为降低城市幸福指数的累赘。6)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镇,致使广泛的农村大地人烟稀少,学校空虚,生源严重不足,在不具备寄宿条件的学校里,甚至有些学生要跋山涉水才可上学,而城市则出现爆满的不正常现象,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当然,还有很多的弊端会在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中体现出来,比如:医疗、保险、福利、公共资源建设不同步等。城镇化虽然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但是也必须遵循一定的发展规律,盲目的不加限制的加快必然让社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需要一种合理的、科学的管理模式来发展城镇化,要顺其自然而不是拔苗助长。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ofard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3.1930)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and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水平随工业化发展而不断提高。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城镇化建设有关的毛概论文2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

摘要: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水平随工业化发展而不断提高。2005年,英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90%以上,目前我国城市化率已超过50%。城市化促进经济的规模化和专业化,但也产生了人口密集、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已经成为保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城市群;农村城镇化;三农

一、农村城镇化的积极意义

纵观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和我国城市化高速发展来看,今后20-30年城市化为主的后期过程中,将会伴随着郊区城镇化。咨询公司麦肯锡开展的一项研究称,2011年全球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仅仅600座城市,城市创造着世界60%的产值。随着私家车的增多,人们可以工作范围大幅增加。同时交通条件的改善,各企业也可以在郊区选址建设工业园区。也可以因地制宜,根据各城镇为中心组建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充分利用城镇现有的技术和手段,实现生产一条龙经营,真正使农业产业规模化经营依托城镇化建设得以实现和发展。

中国正在形成23个城市群,但是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圈等城市群容纳能力有限,水资源和交通拥挤形势非常严峻。而我国2856个县级行政单位的建设搞好,对于解决上亿农民的流动安置意义重大,发展了当地经济也解决了劳动力就业,极大地降低了交通、住房等城市生活成本,对于国家的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以农村城镇化较为成功的浙江省为例,2011年,浙江农民人均住房已经达到60.8平米,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6.9平米。江浙公路一代农村家家户户几层的小楼房,不比城市别墅差。便捷的交通和舒适的居住环境。2011年浙江农民人均收入13071元,是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让人们看到了城镇化实现的好处,并有很多的借鉴意义。

二、我国城市化进程及出现的负面影响

我国城市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限制城市化进程阶段(1949-1978年)。从建国初期的离开农村的高潮,到1962年一1965年“禁止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极端方式,以及“”期间千万知青上山下乡。

第二阶段为城市化较快发展阶段(1979-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18.96%提高到2000年的36.22%,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大量下岗职工减缓了城市化发展速度。

第三阶段为高速发展阶段(2000年以后)。随着加入WTO和经济发展环境的好转,以及国家和地方各种配套政策的出台,大大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2002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

城市化进程是我国经济化的必然过程。但随着工业化的推动,在客观上又给我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及社会影响:

(一)城市贫民数量剧增

根据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5000万人。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农民的迁移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贫困人口的迁移。许多农村的殷实之家,也很难在城市相对高的物价中很好地生活。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留在大城市就业,而就业形势变化、高房价、大学生就业观念滞后等原因,城市化中逐渐出现一个特殊的群体--“蚁族”,城市化率到达75%以上就算是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新来的居民努力改善生活,但很多人却面临困境,大量人口没有像样的住房甚至基本的卫生设备。

(二)城市环境变坏

空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很多城市的废物排放已超出自然的承受能力。2012年我国三分之二以上城市缺水,其中沿海城市90%以上缺水,成为制约城市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带来了城市交通量的高速增长,城市交通日趋拥堵。2011年城市上班路上花费时间,北京以52分钟居首,广州、上海则以48、47分钟紧随其后,无形中造成大量的经济损失。

(三)部分城市化过热现象

城市建设的规模过大、速度过快,建设的投资超出了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多年来,中国各地建设大量房地产项目,吸引了众多购买者。随着房价持续上涨,更多投资者变成投机者,在北京,一幢幢商业楼盘空置着。在鄂尔多斯老城区23平方公里上拥挤着30万人,康巴什新区就是为百姓投资建设的,新区总面积352平方公里,市区32平方公里,人口2.86万人,“空城”成为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展品。

三、农村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1978年以来,我国城市化政策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支持农民进入城市就业,鼓励农民迁入城市;二是确立了以积极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方针。我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是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根本原因。城市生活比农村生活条件优越很多,比如文化娱乐、教育、金融、交通、医疗等软硬件环境远远好于农村。根本解决途径还是要发展农村经济。

(一)国家仍需加大对农村地区财政的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建设。加快推进农村公路、饮水水安全、电网、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抓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解决村内给排水、垃圾处理等问题,提高乡镇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的能力。

(二)要确定政府在城市化中的职能和地位,把城市化从政府行为为主转变为市场经济行为为主导。我国地域辽阔,东西、南北地区在环境和经济水平差别很大,城市化的进程也是各有特别之处,不可能齐头并进。城市化进程必须充分照顾和考虑到各地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避免政府行为地扩大或限制城市化的过程。

(三)更好的落实国家的三农政策和支持力度。针对农村人才流失,提高现有农村劳动者素质,全面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要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和生产实际的需要,开展针对性强、通俗易懂的农业科技培训;根据农民需求开展农业科技培训。

(四)加快推进户籍、社保等相关制度的改革力度。持续十几年,农村物价涨幅一直高于城市,使得目前农村物价已经接近于城市物价。农村低保仅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待遇的1/3,甚至更低。急需相关政策制度改革,让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国家的福利政策上,可以得到同等的对待,并最终实现医疗、养老、失业等保险能跟随人口的迁移。

(五)大力发展城镇第三产业。工业和城市都必须依赖第三产业的流通和服务两大部门来生存和发展。第三产业发展越完善,将直接推动城市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潜力。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有利于增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工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优化生产结构,缓解就业压力。

小结

农村城镇化建设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一定要多管齐下,做好社会主义农村城镇化建设工作。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农村地域辽阔,没有高房价,自然条件好,交通通畅,因而更适宜人居住。而医疗不方便、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等问题,相信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会得到解决,统筹经济与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走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将会赢得越来越多人的安居乐业,并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

(作者简介:邹晓光(1981—),男,山东荣成人,山东大学(威海)科研处职员。)

关于世界城市的论文题目

试论城市规划要点 引言城市规划的定义 城市规划是城市发展的战略、建设城市的纲领、管理城市的依据。如何打造一个城市的风貌、建设一个和谐、生动、合理的空间体系,是现在规划建设中十分热门的话题。城市规划必须注重个性特征,城市个性是一个城市的特色,是独特魅力之所在,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千城一面、似曾相识的城市越来越多,城市的个性特色已湮没在程式化的钢筋混凝土之中,失去了城市的特色和魅力。 城市个性化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突出特点。打好“文化牌”,彰显文化特征是十分重要的课题。美国城市建筑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说:“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无论是历史文化名城罗马、威尼斯,还是现代国际大都市巴黎、纽约、芝加哥,座座堪称文化艺术宫殿、建筑博物馆,处处折射出城市的文化,走进这些城市,就仿佛走进了他们的历史。因此,在城市规划中必须处理好建设与继承的关系,在发展中传承历史文化。否则,城市一旦失去历史陈迹,犹如人失去鲜明的个性,得到的利益是暂时的,而遗憾却是永远的。 由于城市所处的空间地理位置、地形条件、气象条件和自然环境的不同,构成了不同的城市环境空间形态,提供了每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环境空间特性。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充分认识该城市的山、水、林和风景名胜等自然景观要素,发掘、保护、利用、开发、改造自然环境空间特色,在共性中找出个性,围绕个性建设特色城市。与此同时也要注重生态的和谐与持续发展的战略。 1.规划与人文精神 城市规划的人文精神是在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会议第四次会议发表的《雅典宪章》中提出的,里面提出的城市功能分区原则影响了现代城市规划将近半个世纪。这种功能主义的原则,一方面向古典建筑学派提出挑战,使城市规划、建筑开始从古典的放射、圆形广场一类形式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功能主义又使城市规划、建筑逐渐陷入机械主义,它刻板地分区肢解了城市的有机结构,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多方面联系,破坏了城市的地方特性,其结果是使城市形态单调、布局混乱、建筑雷同。尤其是功利主义的影响,城市空间因最大限度的商业性开发,破坏了城市生态环境,污水、废气、噪声、交通事故等给城市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因此城市在抛弃了人文精神的同时,便从“文明中最伟大的创造”变成了“文明中最大的破坏”,也给人类带来了生存危机。 20世纪60年代,重新关注城市的历史文脉、地域文化和人们的生活,城市规划中的人文理念开始复苏。与此同时,国际规划、建筑界人士开展了“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研究,并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城市人民”。这表明,城市人文精神将得到完全意义上的复兴与再生,人文因素将是21世纪城市文明的灵魂。 人文因素在中国的造城运动中是历史悠久的。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就是中国城市运动中的代表作之一,彰显出皇权的气势和霸气。现代的城市建设也需要这种对人文精神的关注,在继承与发扬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为城市打造一种文化的底蕴。 1.1建筑是人文精神的表现 1990年6月2日,国际建筑师协会第十七次大会发表了《蒙特利尔宣言》。其开头一行是:“建筑是人文的表现,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形象。”世界建筑史表明,人类的建筑活动不仅是一项物质生产活动,而且还是人类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一座城市的魅力,多数是由于建筑艺术的魅力营造出来的。建筑是时代的象征。希腊雅典卫城建于公元前5世纪,其中有世界著名的保护神雅典娜帕提农神庙。卫城建筑群是雅典这个黄金般的古典时期的纪念碑,是雅典全面繁荣昌盛的见证。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建筑主要是国家性的大型建筑,有些是专为荣耀路易十四或他的政权。这个时期建造的卢浮宫东立面、旺道姆广场、凡尔赛宫及园林,都体现了路易十四“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风格”。建筑语言常常是民族的语言,是凝固的民族精神,具有强大的感召力。著名美籍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中国银行香港大楼,他以“中文的构思、英文的设计”,使这幢大楼渗透着深刻的人文含义:塔身,象征着雨后春笋;风格,体现了出于污泥而不染的荷花精神;楼的外表面,展示出宝石图案。有学者说,巴黎人民很大程度上是巴黎的建筑语言场教养、熏陶和塑造出来的。维也纳的建筑群及人文环境,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音乐大师;德国的一批具有艺术特色建筑群和浓郁人文精神的城市,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哲学家、科学家、音乐家。城市的建筑具有强大的人文精神功能,一座有个性和人文魅力建筑的城市能提示城市的广大居民,提升这座城市的文明素质,使这座城市有自信心、活力和发展的推动力。

Explain and discuss the role of cities in globalization. How do cities这个你应该懂的

.3创新发展的布局 创新是城市发展的永恒动力,也是城市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国际化,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从自然因素让位给智力因素,创新能力愈益成为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杭州要保护和发展其为浙江省的经济、科技、文化中心和长江三角洲副中心城市的战略作用,必须着力增强创新功能,真正成为“求知创业”的天堂。增强创新功能,首先要培育和增强创新源,其工作重心更多的是指创造吸引人才、资本等先进要素的机制和环境。 4.城市建筑 打好“品位牌”,彰显艺术特征。城市应当成为开放式建筑工艺品博物馆,绝大多数城市建筑物都应当按照有艺术观赏价值的标准来打造。市政府、车站、学校、艺术馆等重要的公共建筑物,要按照建筑工艺品的标准来设计和建设;临街建筑物应当讲究优美的造型、漂亮的外观、柔和的色调。整个城市和每一条街道都要对建筑物的风格、造型、色调、高度等因素有明确的要求,反对出现建筑造型的克隆和雷同,赋予城市建筑物文化艺术生命,努力建造中西合壁、富于特色和个性的现代化城市。 4.1城市生态系统的特点 现代城市是一类脆弱的人工生态系统,它在生态过程上是耗竭性的,其最大特点就是人口的高度密集;城市生态系统是不完全的和开放式的,主要体现在需要其它生态系统的支持(如农业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等),需要人为的输入大量的能源与物质,同时,城市中人类生产和生活中排泄的大量废物,也不能完全在本系统内分解,还需要其他生态系统(如农田、海洋等)中处理消化。 城市在自然界占有很小的一部分空间,却集中了大量的人口、交通和信息流,建立了大量的人工设施,并生产破坏城市环境的污染物质,改变了原来的生态平衡,造成城市物理环境的变化,如城市热岛效应、温室效应、土壤板结等。城市生态系统中,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不断影响着人类自身,他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形态,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同时,其造成的环境污染也影响了人类的健康,引发公害。 4.2城市景观与空间设计的特点 城市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它包含有大量的物质构成因素和若干子系统,是人类活动的物质载体。城市景观与空间形态是人们的主观意愿的物化表现,凝聚着人类的智慧、情感、想象力和理想的追求。城市景观空间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人的主观意愿引导着城市景观与空间的建成,并对已存环境施加影响力;城市景观与空间向人们传递着无限的信息,支持人们的活动,丰富人们的生活内容。 城市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城市景观与空间形态的演化受到“空间”和“时间”两个向度的影响,即在任何一个时间片段,人们都可以获得创造城市景观与空间的各种物质要素;同样,任何一个正在营造的城市景观环境又不得不考虑时间的意义:“过去时”的历史延续,“现在时”的应用意义和“未来时”的理想追求。城市景观的本质是人们主观意愿的一种物质表达,反映了人们不同时期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正确合理的城市景观设计规划理念本质上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并不矛盾,反而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4.3现代城市景观与生态规划的关系十分密切。 景观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主要研究空间格局和生态过程的相互作用,它的主题是地理学与生态学的交叉。它以整个景观为对象,通过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与价值流在地球表层的传输和交换,通过生物与非生物以及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转化,运用生态系统原理和系统方法研究景观结构和功能、景观动态变化已经相互作用机理、研究景观的美化格局、优化结构、合理利用和保护,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城市生态系统是一个自然、经济与社会复合的人工生态系统,它包括生命系统、环境系统,具有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可以从不同角度研究人类活动与城市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城市环境规划作为宏观指导和协调部门利益、优化城市土地资源配置、合理组织城市空间环境的重要战略部署,必须要具备生态观。只有具备了生态观,才能指导城市在今后的各项建设中向生态城市的目标迈进,建立高效、和谐的人居环境。 近年来,景观规划在城市景观特色保护与城市环境设计中得到广泛的运用。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始把它运用于建筑学、规划学中,开创了景观规划与环境设计的先例。其目标在于创造人类与他们的环境之间协调和谐的气氛,建立起土地开发利用与环境资源保护之间和谐的关系。 5.现代生态规划的内涵 现代生态规划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应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根据经济、社会、自然等方面的信息,从宏观、综合的角度,参与国家和区域发展的战略或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研究和决策,并提出合理的开发战略和开发层次,以及相应的土地及资源利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措施,从整体效益使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关系想协调,并创造一个舒适和谐的生活与工作环境。现代生态规划的理论基础现代生态规划的理论基础还不是很成熟,生态学的3个基本原则基本上可以作为现代生态规划的理论基础。 5.1整体性原则。无论是生态建设还是生态规划,都十分强调宏观的整体效益,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局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效益的提高,也不仅仅是经济、社会、环境三者中某一方面效益的增加,而是谋求经济、社会、环境3个效益的协调统一与同步发展,并有明显的区域性和全局性。 5.2循环再生原则。将自然界生物对营养物质的富集、转化、分解和在生过程应用与工农业生产和生态建设及生态规划中,使自然资源(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林业资源、动植物资源、矿产资源及旅游资源)获得最佳利用,从而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人类健康几居住环境,使废弃物对环境与人类的危害降至最底。 5.3区域分异原则。生态建设与生态规划均强调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地域分异,应针对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指定不同的生态建设和生态规划方针,对不同的资源采取相应的保护与利用对策。 6.生态城市设计 做好生态城市设计,以真实实现城市的生态化目标,并体现不同城市拥有的城市生态环境、城市文化、城市形象、城市风格的特点和吸引力。其基本设计有城市景观设计、城市产业设计、城市住区设计三个方面。 城市景观设计的目标是建立在由建筑、园林等为主的人文景观和各类自然生态景观构成的城市自然生态系统。建筑景观设计的重点在平面规划的基础上做好空间天际轮廓线的规划设计,特点是沿主要街道建筑景观设计,要在做好高层超高层的建筑景观设计的同时,适当布置低层的生态建筑。 园林设计的重点是要做好沿江、河、湖、溪等两岸林带及城市公园、城市广场的景观设计,融生态环境、城市文化、历史传统与现代理念及现代生活要求于一体,提高生态效益,景观效应和共享性。各类自然生态景观设计的重在完善基础设施,完善生态功能,提高其生态效益,景观效应和共享性。要用生态建筑原理对居住区进行科学的规划设计,形成生态建筑与完善的基础设施构成的生活环境以及包括精神文明在内的社会生态系统。居住区的设计要坚持以下原则,选择城市居住区的最佳区位和发展规模。 二是节能低耗无污染,即在建筑材料的是使上坚持环境保护原则,避免由于建筑材料的原因造成光污染、化学污染、放射性污染等。要充分考虑建筑物的朝向、间距等,以解决住宅采光、室内通风等卫生问题。 三是应用生态技术处理生活排泄物、生活垃圾。四是通过增加居住区绿地,推广屋顶绿化、垂直绿化、湖河溪流水体的坡岸绿化等,大幅度提高居住区绿化覆盖率。居住区设置中央绿地。公共绿地必须大于人均1.5平方米。五是增加居住区的文化体育设施。城市的形成源于我们的祖先“逐水草而居”的生存准则,生态城市建设中必须充分利用自然生态基础,所谓充分利用,一是保护,二是提升。从实践经验看,只有充分利用自然生态基础,才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城市。 7.结论 总之,城市规划是科学严谨的,是中国现代城市建设中值得深思的课题,为将来留下什么样的建筑艺术,为人们的生活打造什么样的生活氛围,为可持续发展做什么样的努力。关注城市规划,是每个设计师应该做的,也是我们这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城市化进程的研究实践论文

中国必须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却有着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的困难与阻力,根据1999年联合国的世界经济发展报告,在21世纪,中国将面临“人口、就业、资源、环境上的四大挑战”。那么我们能否正确地处理中国人口的增长问题,使之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能否以经济、产业和技术上的革命,为国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能否利用相对贫乏的资源,创造性地使社会消费和生产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并保障经济环境在持续发展中处于优化状态,均有赖于城市化道路的正确选择。在城市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上,目前仍存在严重分歧,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小城镇,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及城市群,有的则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有其局限性,其实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应建立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要遵循城市化发展的规律,立足我国国情,借鉴他国城市化的经验,总结我国以往城市化道路的教训。那么,我们应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呢?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我们应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一)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城市化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城市化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同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功能上也是互补的,其规模结构是由内在规律决定的,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我们不能强调一个方面而偏离另一个方面。就大城市(包括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100万—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和2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而言,大城市发挥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领头羊”作用。因为它具有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不可比拟的聚集效应、规模效应、扩散和辐射效应,可以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地区的迅速发展,而且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体现。无论是工业化起步最早的英国,还是后起的美国、日本、韩国等,其大城市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百万以上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即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集中度),2000年美国是39%,德国是41.8%,英国是23%,日本是37.5%,韩国是52%,而世界平均水平是16.5%,中等收入国家为22%,高收入国家为30%,都大大高于我国11.3%的水平。大城市不仅是城市化的主力,而且还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如美国3/4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聚集在大都市市区。日本8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3大都市圈;伦敦占了英国对外贸易货运量的75%;纽约占了全国对外贸易周转额的20%;东京拥有80%的出版社和86%的出版量,纽约和伦敦的文化氛围是世界上其他城市中难以比拟的。大城市的人口聚集、产业聚集,使得大城市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龙头作用,如日本东京的GDP占全国比重为18.6%,伦敦占17%,汉城占4.6%。大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中小城镇,这是世界各国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在上世纪50年代300万—500万以上的城市地球上有6个,到90年代初已有30个。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就人口的可比增长速度而言,大城市的发展也是快于中小城市。正视大城市的作用及其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我们推进城市化就不能抑制大城市的发展。只要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是必然的,在城市经济增长不可能完全依靠内涵实现的情况下,体现城市规模的人口增加和建成区面积扩大就是难以避免的。上海的浦东开放开发,北京从二环到六环的建设,济南、长沙、杭州等省会城市的一再扩容,正说明控制大城市规模是多么不现实。在城镇体系中,我们既要发挥大城市的龙头作用,同时还要发展若干各具特色、专业化强的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我国中小城市多数是制造业的基地。在本世纪中叶,中国有望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中小城市将功不可没。而小城镇的发展也是必须的。小城镇处于城之尾乡之头,易于就近吸纳农民进城。它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于促进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化,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挥着重要作用。小城镇的发展也符合城市梯度成长规律。自发形成的城市都是从小城镇发展到小城市,小城市发展到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又发展到大城市,所以,推进城市化离不了小城镇的发展。综上所述,推进城市化,中国需要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同时需要建设一批富有特点的、专业性强的中小城市以及不可替代的小城镇。应当看到,不同类型的城镇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吸引力,大城市具有中小城市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也会具有大城市所没有的特色,有些人愿意生活在大城市,甚至是小城镇,愿意享受更为悠闲、接近自然的生活,更为清洁的空气和价格更便宜的住房。我们绝不能再进行简单的量的对比,不能“崇大抑小”,也不能“崇小抑大”,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二)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我国国情的内在要求我国地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的差距很大,不宜实行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人口多、地域广、差距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的京津、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地区,人口稠密,经济较发达。工业化处于中后期阶段,交通便利,并有一个或若干个特大型城市、大城市为依托,城镇体系较完整。在这类地区,城市化的重点是完善城镇体系及功能分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特大和大城市的依托下,可以发展起来,而且个别特大城市确实存在过密,需要向周边地区转移工业和人口的问题。对这类地区,合理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就是正确的。但在广大的西部地区,华北北部和东北的西北部,特别是人口稀少的西北地区,经济不发达,工业化处于初期阶段,乡镇企业不多,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完备,且运距很长,缺乏具有辐射力和带动力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中小城镇往往是由国家布局的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加工项目形成的,城市功能不完善,对人口的吸纳力很弱,城镇体系不完整。在这类地区,实行大力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是不现实的。因为你经济基础薄弱,对农民没有吸引力,既使建成起一座座小城来,也只能是空壳。城市化的重点可能主要应是发展和壮大现有大城市和少数中等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吸纳力和辐射力。以上这是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谈城市化模式不能一刀切,下面再从人口国情看,更得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举。从人口国情看,我国的人口基数太大(13亿人),农民太多(约占60%的人口),城市化的任务之重(大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发达国家美、日、德还有发展中的高城市化水平国家,其人口基数和城市化人口规模都比中国小得多,几个或几十个大中城市即可担负起全国城市化的任务。如伦敦680万人,占英国人口的12%;东京1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10%;汉城1100万人,占总人口的20%;墨西哥城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25%。而我国城市化的重任,就是20年内再建100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也只能容纳1亿多人口,自然承受不了巨大的城市化人口的压力,中国城市化目标的实现必须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共同分流。总之,推进城市化,我们应放弃按规模确定城市发展重点的方针,从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转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城市化道路。(三)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对城市化发展经验的总结世界各国在推进城市化的发展中积累了许多的经验教训。就拿中国来说,以往走的是“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这条道路严重制约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严格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导致大城市的人口集中度偏低,我国只有11.3%的人居住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里,大大低于世界平均16.5%水平。由于人口集中度低,导致北京、上海这样全国最大的城市所产出的国民财富也处于较低水平。上海的GDP只占全国GDP的4.6%,北京只占2.5%,上海的GDP总量仅相当于香港的1/4,日本东京的1/20。因此,我国大城市还普遍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我想建国以来如果我们不走控制大城市发展之路的话,在50年代与日本一块起飞,我们的上海有可能与东京一样并驾齐驱,成为国际大都市,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的综合国力会比现在更强。以往城市化道路除了“抑大”之外就是“崇小”。即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走的是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许多地方都在讲小城镇、大战略,把眼光都盯在了小城镇上,其实,城市化才是大战略,小城镇是一个重要战略措施:适当发展大中城市也是重要战略,甚至是更经济、更有效的措施。正如我们前面讲到的只有大城市,才能更好地形成城市功能,发挥辐射效应和扩散效应,产生规模效益,集聚效益和分工协作效益。过分强调发展小城镇,只能形成“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去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的局面。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不城、乡不乡、小城镇遍地开花。现在有的镇人均只有2000人,这种局面造成了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小城镇占的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得不到有效发展,难以形成产业链、行业群,对人口的吸纳力极低,规模过小的小城镇其实不具有城市功能,过多会占用大量耕地,造成生态环境恶化。所以,小城镇只能是城市化的基础层次。城市化发展的重点不应是小城镇。发展小城镇的关键在于繁荣小城镇经济,把引导乡企合理集聚,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等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使小城镇有产业、市场支撑,特别注意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发展小城镇,应该在政府的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建设小城镇,不能一哄而起,遍地开花,唱空城计,防止有城无市,有镇无产,城镇“空壳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现布局,协调发展。再从城市化发展的国际经验看,片面地发展大城市也不能使城市化健康发展。就拿墨西哥城来说,上个世纪70年代它就成为人口1000多万的世界第一大城市。现在4个墨西哥人中就有1个居住在首都。但是它与其它城市的发展极不协调。其第二大城市比首都人口差好几倍,由于大城市畸形发展,导致人口过多,交通相挤,污染较重,生态环境恶化。70年代由于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地下水抽取过度,造成地面下沉非常严重,酿成了许多建筑事故。而且,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失业增多,社会治安极差。中国大陆一位学者曾到墨西哥调查贫民窟问题,多次央求,出租车司机才勉强成行,到了那里,不敢熄火,好随时开溜,可以想见那里的治安差到什么程度。再说韩国汉城人口高度集中,污染也较重,现在韩国准备将政府迁到另一个城市。以上事例说明走单一城市化道路不仅不会加快城市化进程,反而阻碍城市化进程。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也积累了少经验。发展大城市带这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国际经验。如美国在北起缅因州,南到福吉尼亚的长达550公里的地带内,以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和波士顿等5个大城市为核心,以上百个中等城市和小城镇为纽带,以周围农村为腹地,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庞大,人口最集中的大都市市区。大都市带(区)的出现及发展,就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具体体现(地域表现)。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发展城市带,既能发挥城市的吸引力,形成国民经济的增长极,又能增强城市的辐射力,扩大城市文明的普及范围,加速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目前,我国的长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快,经济增长快,原因之一就是改革开放后注意了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相对协调发展。综上所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是城市化规律使然,国情使然,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教训使然。

简单啊 要免费的参考文献就去“文发网”上找嘛 多得很哦城市化与过度城市化摘 要:工业化、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政府的发展规划成为推动城市化的动力。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城市人口过度增长、政府的过度消耗、过度的资源消耗与污染以及过度的非人本指标等现象,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关键词:城市;城市化;过度城市化Abstract: Industrialization, change of rural economic & social structures and government development planning have become the driving force of urba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 phenomena of over-increase of urban population, over-consumption of government, over-consumption of resources and serious pollution and excessive non-human-oriented indexes, etc. bring a series of serious social problems.Key words: city;urbanization;over-urbanization一、城市与城市化要理解城市化问题,先要了解城市。什么是城市?美国学者曾经指出,有三种定义城市的方法,“在美国,城市是有2500人居住的社区,城市化地区是居民不少于5万人的城市”;“在巴西,人口规模则不是确定城市的依据——城市就是首府”;“按照社会学的传统,城市被定义为在地理上有一定范围并具有某些特征的社会组织形式”① 。中国学者对城市也有定义,有人指出:“城市是大规模高度聚集的人类活动区域。”②城市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地,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性产物。城市是特定国家或特定地区居民经过生活演变,在合适的地点逐步发展起来的,有稳定的生产布局和贸易市场,有各种相对完备的政治、法律、宗教、教育和文化事业组织,以及相对严密的专业化管理秩序的大规模人口聚居区。什么是城市化?可以把城市化看成一种指标,一种用以分析城市化实现水平的评估体系;也可以看成形容词,形容一个相对大的区域内城市的密集程度。50年代初期有一个划分城市的标准,3000人口以下的是农村集镇,3000人口以上的叫城镇,或者叫城市,所以在中国有城市、城镇和农村集镇的区别。建国初期江苏的城市化率是14%强,而根据有关统计资料,苏南地区的城市化率是17%强,大约高于全国平均数7个百分点,所以苏南是全国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城市化在当前,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当局以扩大城市的规模,强化城市的经济功能,提升城市的辐射能力为手段,加快国家经济建设的一种手段或者方案。站在这个角度上看,城市化就是政府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方针或者策略,具有很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特征。关于城市化的发展方向,有关专家有许多研究,提出了很多设想,比如信息化城市、数字城市、生态城市、和谐城市、创新型城市等。这都是一些十分有价值的想法,实现起来有一个过程。严格说来,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尽管1949年以后,城市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发展方针方面有问题,或者限于发展速度缓慢,都不能称之为城市化运动。最近20多年来,城市化运动才有了长足的进步,有以下三组数据能够说明这一点。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笔者选取了四个年份,反映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变化(表1)。综合有关《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笔者选取了1985年以来的四个年份,反映全国城市的建成面积(表2)。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运动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笔者选取了1990和2001两个年份中国城市发展的有关数字对比(表3)。二、过度城市化应该承认,我们的城市化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然,经验教训也不少,其中过度城市化就是一个值得注意和预防的问题。西方学者曾经提出了“城市化过度”的概念。有学者指出:“城市化过度是伴随着前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状况,即一国城市居民相对于全国人口的比例大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所允许的比例,一般说来,它是迅速城市化的孪生兄弟。”③上述西方学者关于过度城市化的观点,对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性。现在看来,城市居民占全国人口的比例高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所允许的比例,当然可以作为讨论过度城市化问题的衡量指标;从占全国人口总数比例的角度上分析过度城市化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因素。不过,由于各个城市的具体情况的差异,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往往并不具备决定的意义。换句话说,在考察具体城市是否已经城市化过度的时候,单纯以其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来衡量,有可能并不十分科学。因为有的城市,虽然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较高,但是它的综合能力所决定的人口涵养能力比较强,因而并没有达到过度城市化的程度。除了人口因素之外,过度城市化的指标,应该包含城市生存质量和城市功能的因素。所谓过度城市化,是指城市发展过程中,产业落后、供养能力不足,管理水平低下,但是人口数量畸形增长,其膨胀速度大大超过了经济、环境与公共设施所能承受的程度,使城市不仅失去了现代化发展的牵引作用,而且成为充满社会不公、环境污染、疾病、贫困、混乱、犯罪、黑帮势力和政治冲突的恶劣生存空间。过度城市化是人口片面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失去协调性,城市管理严重失控的结果。在城市发展的历史上,过度城市化是任何国家在一定阶段上都会或多或少地发生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更容易发生和更值得重视的问题。一般来讲,城市化的动力有三个:第一个是工业化。近代之前,包括西方世界的城市化,它的驱动力主要是工业化。由于工业化,城市里面兴办了大量的近代化工厂,致使大量人口向大城市流动,这是一个动力。工业化引起的城市发展,在欧洲特别明显:“在欧洲,十九世纪是城市大发展的年代。1816年德国城市人口略多于250万,到1895年就达到了1300万。1846年法国城市居民是850万,而1891年则增加到1450万。巴黎在1800年时只有50万人,1891年达到250万,是1800年的5倍。”④第二个是农村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农民的生存状况恶化,自发流入城市,增加了城市的人口。这个情况在近代以前很明显,据国外有关专家统计,1800年北京人口110万,伦敦86.1万,巴黎54.7万,东京49.2万,柏林12.7万,莫斯科23.8万,开罗26.3万,费城20万,汉城19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人口控制得比较严厉,人口的流动性相对差一些,但是仍然有流入城市的,特别是一些省以上的政治中心城市。据统计,1949年北京市的城镇人口大约178万,1959年达到421万,1979年达到510万,其增长速度还是相当可观的。第三个动力来自政府的发展规划。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加快,最重要的动力来源于政府的规划和发展战略。政府把城市化率的提高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过度城市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城市人口的过度增长。当前城市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城市范围和人口规模的扩张。比如在城市买套房子,就给予城市户口;因各种圈占土地,郊区变成市区,农民成为城市居民;也有工业第三产业投资所带来的经济扩张。但是,有些城市的人口膨胀非常厉害,而其动力不是来自于工业化或者说第三产业的发展。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城市化最重要的前提,它们直接造成城市的劳动力需求,保证城市扩容的人口有稳定的职业和生活来源。离开了这个前提,离开了产业基础,盲目地扩大人口,会导致社会的极度不稳定。政府的过度消费。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政府当局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方针或者策略,与此相联系,城市化运动中的过度城市化,也就包括政府的过度消费。或者说,过度的政府消费,自然成为中国这样的政府主导型现代化国家城市化运动中的基本特征之一。公务员和编制外人员数量快速增长,公款消费数额巨大,政府楼堂馆所豪华气派,这实际上是现代化成果的不正当不健康的消耗。在有些城市,政府的消费非常大。有些地方的县政府,办公大楼里豪华的电梯,庞大的空调,加上物管费,每年支出费用极大,这是很大的浪费。应该把这些过度消费的钱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改善经济技术基础,增加物质储备,提高抗击各种社会风险的能力。过度的资源消耗与污染。这一点,有许多报道和研究。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透支、水透支、环境透支,已经非常严重,人们深有同感。现在即使到农村去,许多地方也是污水一片,奇臭无比。城市里出现地面开裂或下沉、地下水资源枯竭、噪音、粉尘、废气、酸雨、沙尘、热岛效应等现象。恶性疾病发病率上升,甚至已经成为常见病、多发病。过去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说苏州和杭州是人间天堂。现在,有哪些地方还可以真正称为人间天堂呢?假如我们不计后果地建设,把自己生活的地方污染到很严重的程度,终将有一天这个地方会成为死亡之域,经济发展再好,又有什么用?这是一件非常恐惧的事情。过度的非人本指标。城市化应该以人为本,致力于建设一个宜居城市,为居民创造优美的生活条件。除了环境的宜居之外,还有生活的宜居,工作的宜居,文化的宜居。这就要求一切发展的举措,都要以人为本。各种规章、制度、管理目标的提出,都要把以人为本放在核心的地位上考虑。要明白,非人本指标与宜居城市的目标是不协调的。过度的非人本指标存在于很多方面,比如市容的过度美化,造成很大浪费。为了城市的美观,造成老百姓生活的不方便,这就是非人本指标。在我们的城市,城管是一个工作难度最大的部门,也是一个群众意见比较集中的部门。有个城市曾经有人公开在店门口贴了“城管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其实不管理肯定是不行的,问题是怎么管,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用什么方法管。群众对城管意见那么大,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管理的某些指标具有非人本化的性质。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拆迁,也具有非人本化的性质。旧城改造是必要的,特别是城市的商业区、文化区、窗口地区和基础设施改造,有利于改善城市条件,美化环境,提升城市品位。但是,为了拉动房地产市场,不加区别地针对居民区的拆迁改造,只会增加群众负担,加重群众生活成本。国外有些城市,富人住郊区甚至远郊的别墅,公寓区、贫民区在市区。我们反过来,拆迁的困难户都转移到远郊,经济适用房多数建在远郊,他们的生活成本仅交通费就要多花许多。城市的建设为富人考虑多,为穷人考虑少。上海这样一个大都市,新中国成立前那么长时间有棚户区,过去每个城市都有棚户区,就是条件相对差一些的地方,有的甚至是有点破烂的地方,因为居民的经济水平不一样,所以棚户区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现在美化城市要把那些旧民房大片地拆掉,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人为地加剧了社会矛盾。一些市区边缘的民房拆掉之后,没有便宜的地方能租住。有些地方的教育部门调整学区和学校布局,把农民工办的学校取消掉。这样一来,农民工子女读书很成问题。原来民工子女学校费用很低,现在把他们并入城市学校,他们要和城里孩子交一样的钱读书,农民工的生活成本增加。媒体曾报道,有个地方,政府专门花钱建造了楼房,一间房子放四张床,然后说对农民工说我,给你们谋利益了,一个月可以花一百多块钱用一张床,结果没有一个农民工要。记者采访农民工,他们说:“我在这边打工,工地就可以住,为什么要住那里?我每天工资才几十块钱,住在那边每个月要交一百多块钱,另外工地在城东,房子在城西,每天交通费又要加好几块钱,一个月下来,要多花不少,划不来。”结果政府为农民工造了房子,他们却不肯住。这种事情很多。有些城市建设草坪,大量采购,进口草皮,效果怎么样呢?一些中国土生的草可以上去踩,可以躺在上面,没什么事,外国进口的草很娇嫩,它只能看不能踩,这样做城市建设的成本无意间就扩大了。这些实际上都是为了完成脱离实际的非人本化指标的结果。过度城市化还带来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公共设施跟不上,交通跟不上,电力、煤气、住房跟不上,生态恶化,大量人口失业,大众普遍贫苦化,犯罪率上升,城市管理成本上升等(城市管理是要成本的,我们现在城市管理成本很高,有些重大的案件破案很快,一打110警察就到场,这很好。我们的公安已经从静态管理转入动态管理,这是很了不起的,但要有成本的)。当初,在盲目扩充人口的时候,矛盾可能还不会马上暴露出来,但是这些问题,迟早会成为社会动荡的隐患。城市的各种利益阶层、各种等级之间的利益协调,做得很不够。城市居民各个等级间的利益和愿望要调节好,社会矛盾不能太尖锐。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不是没有矛盾没有差异,但是社会的利益分配,必须维护公平底线。党中央提出要研究收入分配政策,并且提出和切实落实关注弱势和推进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正确和及时的。城市虽然扩大了,但是还没有建立成熟的社区伦理。城市有城市的伦理,过去西方学者把农村社会称之为通体社会,把城市称之为联组社会,是按照农村和城市的不同伦理精神来分析它们的性质的。通体社会和联组社会,这两个概念有一点玄。什么叫通体社会?在一个村子里面,可能聚集着一个宗族,本来就是一个熟人社区,居民有共同的价值观,也有比较稳定的民间纠纷的处理习惯,社会秩序比较稳定,所以叫通体社会。但城市人口来源于各个地方,他们脱离了原住地,来到了陌生的地方,没有了原住地居民之间在生产上、血缘上、情感上、历史渊源上的密切联系,必须自我奋斗,优先考虑个人利益才能生存,这就导致城市各个群体之间的亲合度不够,所以城市社会是一个联组社会。也有人反过来讲,说农村里是机械团结,而城市是一种有机团结。因为农村里虽然有统一的乡规民俗,但乡民之间缺乏共同利益,缺乏有机的分工合作,所以他们之间的互相团结不是很稳定。而城市里专业分工的程度很高,各个行业之间互相依存度比较高,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工种停下来,其他行业、其他工种,甚至整个城市的运转就要停下来。所以城市的人必须互相协作,互相支持,高度紧张地团结在一起,为了共同的生存而结合。城市居民的结合,当然比农村居民之间的结合,要密切得多、有机得多。以上两种看法都有一定道理。这两种看法取了两个极端,有点绝对化,因而可以继续讨论。但是,不管怎么说,城市确实应该有共同的社区伦理。所谓城市的社区伦理,是指城市居民共同遵守的体现都市文化特征的公共规范,包括城市的公共信仰、公共观念、公共权力、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和公共制度等一系列规章性、制度性、观念性、习惯性价值与规则。有这一整套公共的规则,来维护市民的共同利益,把人们共同生活的代价降低下来。共同生活是有代价的,有时社会的组织不协调不合理,共同生活的代价就很大。城市是五湖四海的人的汇集,所以必须确保每一个人的利益,否则大家无法共同生存。只有建立起共同的社区伦理,让这些五湖四海、三教九流的人有一种公认的价值基础,才能团结起来,这是一个很长久的过程。培育新形势下的城市伦理,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目前已经可以看出,在有些城市,城市化的推进,不是提升了城市原有文明的水平,而是降低了水平。原因很简单,在有些地方,外来人口差不多占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超过了原住人口,城市原来的文化特色被消解了,甚至外来人口的语言、民俗、生活习惯、人际网络、利益诉求、群体风气改变了原有文化内涵,成为城市面貌的新的主流特色。多数情况下,这种新的特色带有许多负面意义的内容,或者说,具有负面的性质。怎样才能在人口急剧膨胀的条件下不降低城市的文明水平,强化城市的文明管理,让外来人口尽快融入城市生活,改善他们的文明素质,是一个十分艰巨的现实任务。提供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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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ofard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3.1930)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and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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