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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合同法定形式的欠缺》，《苏东学刊》2004年第2期（独著）2、《善意取得制度理论基础之再探究》，《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3期（独著）3、《论动产租赁物的转租》，《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独著）4、《论租赁权的善意取得》，《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1期（独著）5、《论动产抵押物的转让——兼析动产物权公示方式之调整》，《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合著，第二作者）6、《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制度之反思》，易继明主编：《私法》2005年第2卷（独著）7、《论不动产相邻权的定位》，《长白学刊》2007年第3期（独著）8、《论遗失物的善意取得——评<物权法>第107条》，《政法论丛》2007年第5期（独著）9、《论娱乐明星隐私权的限制——从“艳照门”事件说开去》，《西部法学评论》2008年第2期（独著）10、《论遗失物的所有权归属》，《黑龙江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独著）11、《论占有脱离物的善意取得》，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42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独著）12、《论附随义务的界定》，《黑龙江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合著，第一作者）13、《浅论家庭暴力》，《山西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独著）14、《刍议<侵权责任法>中共同危险行为的定位》，杨遂全主编：《民商法争鸣》第2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独著）15、《浅析票据外观性的一般理论》，《人民司法》2010年第7期（独著）16、《高楼坠物致害责任研究》，李少平主编：《天津法官论丛》第一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合著，第一作者）17、《物权请求权与诉讼时效》，《河北法学》2011年第1期（独著）18、《城市房屋拆迁补偿的程序构造》，《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3期（独著）19、《城市房屋拆迁补偿的实体构造》，梁津明主编：《天津滨海法学》第2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独著）20、《论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司法保护——基于实体与程序的双重视角》，《天津法学》2012年第1期（合著，第一作者）21、《论共同危险行为人的过错》，《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独著）22、《浅论共同危险行为责任的行为要件》，《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12期（独著）23、《利益平衡视野下的责任转质生效研究》，《法律适用》2012年第12期（合著，第一作者）24、《未履行勤勉义务的董事的追偿权——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4款之正当化依据》，《人民司法》2012年第17期（独著）25、《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认定》，《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13年第1期（独著）26、《共同侵权行为的新界定》，《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1期（独著）27、《论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赔偿范围》，《沈阳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2期（独著）28、《浅论间接结合行为的界定》，《法治研究》2013年第5期（独著）29、《论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的原因》，《河北法学》2013年第7期（独著）30、《从绝对主义到相对主义：共同加害行为连带责任的承担》，《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6期（独著）31、《逻辑意义上的连带责任和技术意义上的连带责任：一对新概念的提出》，《南昌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1期（独著）32、《指导性案例供需关系的实证研究》，《法律适用》2014年第2期（合著，第一作者）33、《浅析母子公司间的控制——从界定的目的出发》，《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独著）34、《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不是共同侵权责任》，杨遂全主编：《民商法争鸣》第8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独著）35、《论侵害生命权的损害赔偿——以即时死亡与间隔死亡的区分为视角》，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57卷，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独著）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法律的完善日益体现人性化和道德性。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2017年法律本科 毕业 论文 范文 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2017年法律本科毕业论文范文篇1 论法学 教育 的困境与改革 一、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现状 中国法学教育源远流长，据历史记载，中国最早的法学教育起源于春秋。近代意义上的法学教育始于清末，1904年，清政府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所法学教育专门机构——直隶法政学堂。从1952年开始“司法改革”运动，各大学原先设置的法律系撤销或合并，这一过程被称“院系调整”。从“院系调整”之后，“政法教育”代替了传统意义上的法学教育，大学法学系的任务是培养从事政法理论工作的人。 大幅度裁汰法律教育机构与大量吸收未受法律教育的人进入司法系统，造成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分离的体制化。这种体制化一方面导致了法学教育主要局限于高等院校内部法学学科体系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另一方面致使法律职业未能走上职业化的发展轨道，存在泛政治化、行政化和大众化的倾向，至今还深深影响着我国的法学教育改革和发展。 改革开放后，法学教育开始复苏，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定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极大地促进了法学教育的发展。短短的30年，法学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1977年恢复招生时，全国只有3所法学院系，100多个大学法学本科生，2008年有651所，在校法学专业学生76万人，其中硕士生8万人，博士生1万人，形成了以普通高等法学教育为主体的、成人高等法学教育和中等法律职业教育为补充的法律教育体制，建立了包括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和法律硕士在内的较为完善的学位制度。但是，应当看到在我国法学教育繁荣发展的同时，其背后隐藏的深层次问题。 二、中国法学教育的困境 (一)从社会层面上看法学教育问题 我国的法学教育发展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情况，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分离是20世纪50年代法律革命的产物。时至今日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体制，中国的法学教育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法学人才培养的多元化和层次化，造成了国家教育管理的混乱和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 当年大量农民、工人和转业军人经过简单的培训进入司法机关，对他们的大规模在职教育催生了法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多元化和层次化，这一法学教育体制一直延续至今。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从教育层次上有中专、大专、本科、双学位、研究生教育;从教育 渠道 上有正规普通高校法学教育，有法律函授、广播电大、夜大等非正规法学教育;从法学教育的招生类别来看，我国法学本科教育有公费生、自费生和委托培养生，法学研究生教育也分计划内招生和计划外招生等。这些导致法学教育培养目标和人才标准口径不一，同时冲击了正规法学教育，影响了教育质量。 2.盲目扩大招生规模造成教学质量的下降，增加了法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压力。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各类教育机构不顾自身的办学条件，在师资、图书资料等教育设施不具备的情况下盲目招生，导致法学人才培养质量难以保证，现在的法学专业毕业生普遍存在法学基础不牢、实践能力差、法律思维能力低等问题。这样的毕业生无法处理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日益复杂、新型的社会关系，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 3.司法考试制度给我国法学教育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处理不好会影响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我国，不仅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资格之间是分离的，就是法律职业各个行业本身也是相互独立的，我国最早有律师资格考试作为律师的准入条件。法院和检察院从20个世纪80年代末起也开始在系统内部进行相应的初任法官和初任检察官资格考试。但是难度要小于律师资格考试，很大一部分转业干部或复转军人并不需要参加此类考试便可以直接当上相应级别的法官或检察官。鉴于此，从2002年开始，国家推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作为取得法律执业资格的条件，这就为我国法律职业精英化、同质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现行司法考试制度并不完善，其中主要体现在没有将法学专业作为唯一的报名专业资格，这与西 方法 治发达国家的法律职业准入做法不同，与其他行业(如医学)通行做法也不一致，使得我国法律职业精英化、同质化面临挑战和不确定性。 (二)从法学教育制度本身看我国法学教育的不足 法学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涉及法学教育培养目标和如何培养两个基本问题，即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培养模式。法治发达的西方国家将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精英型”法律人才，综合理论素质、实际职业技能以及职业道德水平都达到了一定高度。而从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来看，原有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法治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要，法学教育出现了许多问题。 1.教学内容上，我国的课程设置不合理。开设的课程主要是以部门法学科的划分或国家颁布的主要法律为主，重在讲授原理和条文，忽视对原理、条文背后所蕴涵的价值取向、社会观念的讲解;培养和训练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课程很少;忽视对学生法律职业道德的教育等。 2.教育方式上，重理论，轻实践。教师在课堂上过多地讲授理论知识，课堂讨论、案例分析教学、启发式教育等 教学方法 运用过少。这种教学方式很难调动起学生学习积极性，不利于学生法律思维的训练和培养。同时，很多学校的教学资源严重不足，没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多媒体、模拟法庭、实习场所等硬件设施都不到位，严重影响教学效果。 3.师资水平上，我国的教师来源单一。大多数教师都是法学院高学历的应届毕业生，他们没有任何法律职业实务 经验 ，这样的教师教学只能是理论的思辨，无法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同时，学校重科研、轻教学的情况严重，许多教师为了评职称，关注学术研究，忽视教学工作，这也不利于高素质法学人才的培养。 三、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 面对如此众多的问题，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律人才，怎样解决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分离的问题，怎样培养出适合社会需要的法律人才等现实问题摆在我们的眼前。 (一)更新教育理念，明确法学教育培养模式 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必须定位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上，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民主法治建设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国际经济、政治、 文化 交往日趋频繁，各种复杂、新型的社会关系不断出现，社会对法学人才的法律认知、法律职业的 思维方式 和处理法律事务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识教育的培养模式已不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要，因此必须更新教育理念，以培养应用型、复合型的法律人才为目标。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掌握深厚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广泛的科学人文知识;具备严密的法律 逻辑思维 能力和突出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注重对学生职业道德的教育、职业技能训练以及创新能力的培养。 (二)规范办学层次，优化教育结构，改善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分离的状况 1.取消法学专科教育和非正规法学教育。 我国目前法学人才培养分为三类：专科、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从各国法学教育来看，法学专业的最低层次是法学本科，这是法学专业的学科性质决定的。我国法学专科教育起点过低，容易造成法学人才素质低下，因此应当取消法学专科教育，建立以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为主的法学教育层次体系，本科阶段以培养从事司法实务的实践型人才为主，研究生阶段以培养研究型人才为主。 2.规范非普通高校的法学教育，优化法学教育结构。 应当明确规定普通高等学校是法学学历教育的唯一合法主体，禁止司法系统和行政系统兴办的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行政学院、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公安院校、司法学校、培训中心以及各种广播电视大学、夜大等各种非普通高校开办法学学历教育，将这些学校的法律教育定位为法律职业培训教育或者法学继续教育。 3.完善司法考试制度，改善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分离的状况。 施行司法考试制度有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对我国的法学教育发展大有裨益，能够提升法学教育的学历层次;促使学校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要真正实现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同一性必须完善司法考试制度，确定法学本科是报考司法考试的唯一准入资格。 (三)改革人才培养方式，提高法学教育的教学质量 1.完善法学教育内容，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除了法学专业的专业主干课程和基本课程外，应该开设交叉学科，如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开拓学生的视野;为适应中国和世界接轨的要求，应努力培养熟悉WTO规则、国际条约和其主要成员国相关法律的法学人才。我国法学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与法律职业相分离，法学人才实践能力差，因此要增加法律技能课，包括司法文书写作、法律文件起草的写作技巧、实用侦破技术、司法口才技能(如询问技术、辩护的技术等)。 2.转变教学方式，重点培养法科学生的司法实践技能。 首先，淡化理论的讲授，采用实践性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法、诊所法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法庭旁听等，让学生身临其境地学习、体会法律职业者的工作，学会用法律职业者的法学思维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其次，加大对法学教育的基础性投入，引进先进的科技设备和技术手段，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和互联网开展教学，实现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成果共享;建立法学教育实习基地，强化与法律职业团体的联系，让学生参与到法律实践中去。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落实法学教育培养目标。 法学教师是培养法学人才的关键，教师的素质直接影响到法学人才的培养。现阶段，我国的高校法学教师法律职业水平不高，因此，大学法学教师，特别是讲授实务性非常强的课程的教师要定期参与相关法律实务部门的工作或参与办理案件。同时高校也可以多渠道选任教师，聘请法律实际工作部门的优秀人才来校兼职客座教授，弥补高校教师实践能力的不足。高素质师资队伍的构建还有赖于提高教师的待遇，鼓励教师探索教学改革和实践，而不是仅仅将科研成果作为评价教师水平的决定性指标。 我国现代法学教育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历史进程上看，还属于刚刚起步的探索阶段，存在问题在所难免。虽然法学教育的改革千头万绪、阻力重重，但是只要我们立足国情，对未来法学教育的发展有科学的判断和稳步推进改革的具体方案，实现法学教育现代化将指日可待。 2017年法律本科毕业论文范文篇2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 摘要：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的实质是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的范式对话，环境法与民法二者之间在内容上存在着很大的冲突，其原因在于民法所采取的是个人主义范式理论，而环境法所采取的是整体主义范式理论，因此二者之间自然就会存在着差异性。由于当前环境问题的突出，致使法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此实现法学与民法学的对话尤为重要，与此同时环境法学与民法学自身的范式危机也是构成当前实现二者对话必要性的深层因素。基于此，本文首先阐述了环境法学与民法学产生的动因，然后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目的与功能，再次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内容与现状进行了探讨，最后为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与重构提出对策，即以“公序良俗原则”为整合与重构二者之路。 关键词：环境法学;民法学;范式整合;个人主义范式;整体主义范式 前言：当前，环境法与民法之间的互动性成为了法学研究界所关注的一大焦点，民法学关注此问题的原因在于当前“绿色”民法典的呼声日益高涨，而环境法关注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当前很多关于环境法的基本问题都与此研究相关，而关于存在争议性强的问题通过法学的分析，也会归结到这一互动研究上。尽管当前关于此议题的探究已经上升到理论层次，但是还是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全面的挖掘其所具有的深层意义，从而为二者之间的对话构建出一个系统的框架，并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在范围上分界线的确定奠定基础。 一、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产生的动因 (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 当前，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相关学术界一直为探索解决途径而努力，加上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面对日益复杂的环境问题，促使跨学术研究更加的活跃。因此，基于社会这股强大的政治氛围与理论氛围，环境法与民法之间对话得以实现。 (二)民法典立法的推波助澜 随着民法典立法进程的推进，民法学界为了进一步捋清环境问题对民法学的影响，因而需要与环境法学之间建立对话，以顺应对民法典立法这一项重任所带来的挑战。在民法的立法中，关于物权法的制定涉及到了自然资源方面的立法问题，关于侵权行为的相关法律的制定又涉及到环境侵权救济的问题，因此，民法必然会寻求与环境法实现对话的途径。 (三)环境法学探索者的推波助澜 针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如何需找到有效的法律解决途径成为环境法学者当前所面临的一大挑战，而民法中的相关内容正符合了环境法学者的需求，因而构建二者之间的对话，也成为了环境法学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环境法以解决环境问题为先导，因而突破传统的束缚，实现跨专业研究，而民法又是集诸多部门法于一身的法学理论“储备库”，顺利成章的成为环境法学者寻求沟通的对象。 二、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一)环境法与民法对话的可能性 1.二者同属中国的法律系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共存于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内，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中国法律体系的构成，其立法的本质属性、目的以及意义等在大体上所呈现出的共性特征，因此，环境法学与民法学之间是以共性为基础的，因此，实现民法学与环境法学的对话，只是基于学科设置不同而进行的分领域研究。 2.二者的历史渊源 二者的历史渊源表现在环境问题最开始的解决途径：在我国尚未出台环境法时，关于环境的相关法律问题都是通过民法来解决的。因此，从根本上讲，环境法学与民法学有着内在的关系，从某种层面上讲，环境法学是民法学的继承者与进化者。而这种关联性就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但是，民法学与环境法学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其区别与独特属性使其构成了不同的法律学科，这在当前的法学研究学科的划分中也已经给予判定。因此，在环境法学与民法学探讨共同理论问题时，需要给予明确的界分。 3.二者之间的冲突的实质是选择 针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之间的冲突问题，其根源并不属于正确与否的判定，而仅仅是在二者中的选择问题。构建二者之间的对话的根本在于集合二者的力量以更好的解决当前社会环境问题所带来的困难与挑战，从而在完善各自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环境问题。因此，在解决问题时所面对的是民法与环境法，解决时所面临的是选择谁的问题，是到底以何种法律手段来确定解决问题方案的抉择。 (二)环境法与民法对话的必要性 二者实现对话的必要性总体来讲是为了更好的应对当前“挑战与危机”，其挑战是来自当前社会环境问题的严峻形势，而其危机则是来自于民法学危机与环境法学危机。对于其所应对的挑战是实现二者对话的根本动因，而关于二者所存在的危机的本质为理论研究范式危机。 1.理论范式概念 所谓的范式指的是：由从事某一特定学科研的学者们在这一领域内所达成的共识以及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1]。当前，在国内学术界对于范式的应用非常广泛，因而其内涵已经远远的超出最初库恩所赋予的定义，具体来讲，当前范式所指的是涉及到一个学术共同体时，学者们所构建的共有知识假设、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价值标准，还包括了人们理解世界的知识体系。 2.环境法学范式危机 理论范式概念的诞生来衡量我国法学理论学科，能够充分的反映出当前其尚未建立属于自身的理论研究范式，这就证明了环境法学范式危机的存在。之所以说当前中国环境法学尚未构建自身的理论研究模式，可从以下实例找到原因：蔡守秋教授提出“调整论”在环境法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对整个中国的法学界的影响也非常大。此理论的提出就充分的证明了中国环境法学尚未形成理论范式体系。但是，并不能因为中国环境法学尚未建立自身的理论范式，就片面的认为中国的环境法学就是弱势学科，事实上，范式危机存在于当前中国各法律学科中。 3.民法学范式危机 中国的民法是继承于大陆法系司法制度的成果，而大陆法系的民法制度又是以个人主观观念为基础建立的，在20世纪的私法公法化的呼声中，此观念的危机凸显，因而，民法由此开展了一系列的修正工作，在其完善的过程中又不断的承受着来自各新法律部门的挑战，进而危机四伏。中国民法在继承大陆民法制度的同时，也相应的继承成了大陆民法的理论体系，而这种民法法律体系的继承，使其陷入被动的地位。因此，如果用理论范式来恒定我国的民法学，在当今的改革阶段，显然其所承担使命的完成任重而道远。但是，不能因为当前我国的民法体系的不规范，就认为其要将其作为全部任务与使命，全身心的致力于此，这并不属于我国民法学的主要任务。因此，作为我国法律全局性的范式危机，只能说明我国的法律还过于“年轻”，只要一定的时间其必将能够茁壮成长。 4.范式的整合 实践作为理论存在的根本，是理论得以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因素。因此，不管对范式危机承认与否，都应该使理论还原于实践，通过实践来验证，并通过实践来使其“羽翼丰满”，只有直接的应对社会真实问题的挑战，才能促使理论体系的日趋成熟。环境问题当前就是社会中的一大问题与挑战，正是因为环境问题的存在才成就了环境法学的诞生，而同样是因为环境问题的日趋加剧，致使法学“绿化革命”的出现，这就充分的显现出传统的范式理论无法满足当前的需求，而全新的理论范式正在发展过程中。因此，构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是理论打破重重危机并构建全新范式理论的最好方式。实现二者之间的对话，能够使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各自的观念、立场等问题进行明确的界定，从而实现二者理论重构的目标，也就是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与重构。 三、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与功能 (一)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在于：使二者能够明确界定自身的观念、价值等，从而实现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各自的理论范式的整合与重构。 (二)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功能 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功能为：拓展双方的视野、转换双方当前的传统思维模式、更新双方的方法、实现各自价值的重构。在二者对话的过程中，各自将原有秉持己见的思想意识进行转变，从而更新自身甚是问题的立场与角度，协调二者之间的对话，进而以对话互动的形式来促进各自的发展与完善。也就是在对话中，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实现了换位思考，通过转变自身原有思维来实现对原有未知问题的发现与解决，从而也就形成了环境问题上的理论范式重构。此外，在实现对话的过程中，能够有效的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各自观念、立场以及价值等的重新认识与界定，从而在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过程中，也就实现了对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 四、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内容与现状 (一)环境法学――以民法力量实现对环境问题的解决 环境法的形成与发展的理论根源是民法，在最初的环境法学中，其所用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法律依据便是民法以及刑法，因此，民法对环境法的重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当环境法面临着某些环境难题时，以环境法的思维方式很难寻找到解决的途径，而转换到民法上，很多时候会“另有一番天地”，这就是民法学对环境学的影响。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政府强调自身的主导作用，因此，促使环境法也具备了相应的行政法特点，因此，其在表现上通常以禁止性的规定或者强制性的规范为主，从而使自身局限于其中，因此，“行政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成为当前中国乃至全世界环境法立法界的共同呼声。而其中关于引进市场机制的观念，就是在环境法制度的制定上将民法的思维理念引入，以借助民法学的个人主义理论来实现环境法学理论范式的重构。 (二)民法学――环境问题给民法以及民法学理论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环境问题给民法学所带来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其理论上的个人主义，而在民法典制制定过程中，“绿色民法典”的呼声致使此挑战也成为了民法发展的机遇。因此，当前加强二者之间的对话，能够推进民法典制定以及民法学理论构建的进程。当前，民法学理论已经踏上了重构之路，只是尚需时间来实现深入研究与汇总。比如民法中关于物权法与合同法的理论：当前，在民法中关于物权法领域，如何实现物权法理论的生态化，成为了当前民法学者所关注的焦点。由于物权的社会化，致使将公法的支配与公法的义务融于物权概念中，从而展现了当前物权对社会群体利益的充分重视。因而，如果以此为思维意识出发点，就有学者提出了将环境保护融于物权理论中，从而构建生态物权;也有学者在研究农林牧副渔权的基础上，提出准物权理论的构建思想。在合同法领域中，同样存在着将合同法生态化的思想理论，即所谓的“环境合同”。 五、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范式整合的途径――公序良俗原则 “公序良俗原则”在当前民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的功能在于修正并限制“私法自治原则”。当前关于公共安全秩序原则，相关学者对其进行了 总结 ，大致分为十种，其中关于“危害国家工序的行为”的原则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概念解释。事实上，这一原则的实质便是个人主义理论范式接受整体主义范式观念修正的链接，因此，环境法与民法的关系也在此“公序良俗”原则中得以体现。为了更好的适应当前的发展形势，民法学理论也自觉的承担起社会化、生态化的重任，结合自身理论框架的实际，最大程度的来实现对社会化与生态化的理论实践。 而当社会化与生态化在民法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出现民法无法再调整现象，因此，这也是环境法学产生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以上原因，环境法等法学理论从诞生起便以社会法自居，其所注重的是强调对社会的公益性。基于此，民法与此类“社会法”之间不但在理论上、还在实际规范性上存在许多必然的关联性，而且其在调整的过程中在内容上也呈现出一定的承接关系，也正是基于这一意义，民法学者梅格库斯提出了经济法、劳动法与传统的商法等是一样的，都是“特别司法”。先忽视此种断论的正确与否，其观点已经表明了所谓的“社会法”―环境法，在内容的调整上与民法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与承接关系。事实上，将“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民法与“社会法”的内容调解分工上的分界，可以将其视为当前法律体系的一种新的思路。 六、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民法学与环境法学的整合进行了研究研究探讨，从而为二者之间的对话构建出一个系统的框架，并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在范围上分界线的确定奠定基础。通过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产生动因、可行性与必要性、目的与功能、内容与现状的探讨，提出以“公序良俗原则”为整合与重构。 参考文献： [1]陈新夏.康德的目的论与“人类中心主义”问题[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01)：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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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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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论文【1】
摘 要 本文主要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概念和内容、“重实体轻实体”的法律传统、法律的作用、法律的价值等多角度进行论述，进而论证了实体法和程序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同等重要，共同实现公平正义。
关键词 程序法和实体法 法律传统 法律作用 法律价值
一、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总体论述
法律可以分为实体法与程序法两大块内容。
实体法是以规定和确定权利与义务或者职权与职责为主的法律，如民法、刑法等;程序法是指以保证权利和义务得以实现或职权与职责得以履行的有关程序为主的法律，如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
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两者如同一辆摩托的两个轮子。
对法制建设的价值而言，应等量齐观。
它们之间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主从关系，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手段与目的的关系。
仅有实体法，没有程序法，实体法的内容就很难实现;同样，仅有程序法，而没有良好的实体法，程序法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两者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法治建设的发展。
以民事领域为例，民事诉讼法依托于民事实体法，按照民事实体法的要求安排其程序，以实现民法上所规定的权利;另一方面，民法上的权利的实现又依赖于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对民法有着保障和限制的作用。
民法只有通过民事诉讼法一系列程序的贯彻与实现，它的内部生命才能得以实现。
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是否有轻重之分及孰重孰轻的问题上法学界争论不休，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实体法一元论、程序法一元论、实体法与程序法二元论。
相对于程序一元论和实体法一元论，笔者更赞同实体法与程序法二元论，两者处在一样的高度，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在当代社会我们不应该过分地强调、辩论程序法和实体法孰优孰略，而应更加关注司法实践的需要以及产生的问题，从而是立法更好地完善，通过法律的不断完善来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实现公平正义。
二、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具体分角度论述
(一)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概念和内容上看
从概念上来看，我们似乎很容易将程序法与实体法进行区分，但是从具体的法律所包含的内容上来看，其实两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实体法律规定中有程序性的内容，同时程序法律规定中也要与实体法律的规定向衔接。
前者例如民法中对诉讼时效的规定，后者如法定代理人的确定需要以监护制度为依托。
但笔者要强调的是法律程序和程序法区分，法律程序是程序法的内容，而程序法是法律程序的表现形式。
程序法的概念是通过和实体法的区别而产生出来的，所以程序法是法的分类的结果，是法的一种形式。
而法律程序的概念是对程序法的实质内容的表达。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法律程序的研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误将法律程序等同于诉讼程序，以至于对其他法律程序的寻在视而不见，同时也有程序工具主义的倾向，忽视程序法的独立价值。
(二)我国“重实体轻实体”的法律传统看
有笔者认为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铸成人们令行禁止的思维方式，重指令和指令结果，轻程序和程序正义。
笔者同意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导致轻程序，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权利意识、自主意识的丧失，而这些也正是实体法特别是民法上所极力保障的。
顾，笔者认为与其说计划经济时期轻了程序，还不如说实体和程序都轻了。
从中国几千年的法制传统来看，是“重人治”，轻法治;在法治环节上，重实体法轻程序法。
但是，我们并不能从这样的法制传统中得出，在我们当今社会，我们必须更加强调程序法的重要性。
因为，我们不能得出一个前提性的结论，那就是，在我们当今法律体系中，实体法规定地比程序法更完善，更合理。
是否应该重视，要看法律本身规定地是否合理，是否有需要修改和完善的地方，而不能用法制传统来论证程序法更需要重视。
但笔者并不是说程序法不重要，而是两者都很重要，两者都要重视。
至于法治传统的问题，我们只能说在根除轻程序的道理任重道远，但是其不涉及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关系，两者同样重要。
但长期以来，中国的法学界更侧重于强调令行禁止，正名定分的实体合法性方面，对程序合法性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没有或没有完全认识程序在法律体系中的重要位置。
(三)从法律的作用上看
法律作用是指法律对于人的行为以及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影响。
法律作用具有人为性，现实性和局限性的特点，并可以将其分为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
规范作用是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对人的行为的作用，它包括指引、评价、预测、强制、教育等作用;社会作用是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作用，它体现在立法、司法、执法等法律的运作过程中，包括分配社会利益、解决社会纠纷、实施社会管理。
有学者认为，民法与实体法，前者是理论上的强制力是规定上的强制力、后者是现实上的强制力，实现强制力。
按照这种逻辑结合法律的作用，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实体法起着规范作用，程序法起着社会作用。
但笔者认为，程序法和实体法都兼有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
程序法的规定中立、平等、独立，则其对人们也能起指引、评价、预测、强制、教育等作用。
同时，若没有程序法的规定，社会利益无从分配，纠纷解决没有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责任的确定，射虎管理没哟一个具体的准则。
因此，在法的作用的问题上，也不存在着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较量问题，两者同样是社会存在并调整着社会关系，规范人们的行为，使我们全面认识法律这一社会现象及其规律，并更好地使法律作用得到实现。
无论达到何种实体法的效果，都要遵循程序法所规定的程序及实体法上的具体规定。
以民事领域为例，民法与民事诉讼法在调整民事法律关系、规范私人主体的社会活动中共同协调地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四)从法律的价值上看
法律价值，是指在作为客体的法律与人作为主体的关系中，法律对一定的主体需要的满足状况以及由此产生主体人对法律的评价。
社会法学派代表人物庞德重视研究法律价值问题。
他认为，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都曾经是法学家们经常的活动。
他把法律价值理解为一个社会制定和评价法律所依据的标准，但这个标准只能通过经验的方法取得。
价值属于应然领域，主要寓于抽象的人性、情感、公平、正义等观念之中。
法律价值本身是一个体系或系统，对法律价值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多层次的划分。
法律价值从内容上来看，可以分为利益价值、秩序价值、平等价值、自由价值、人权价值和正义价值等。
而从法律价值之间的关系来看，可以分为法律的工具价值和法律的目标价值。
有人为实体法和程序法是属于工具和目标的关系，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程序法保证实体法的正确实施，但同时绝不能忽视其自身的重要独立价值。
实体法与程序法皆有独立的价值，实体法不应该也不能忽略程序法的价值，从而提升其自己价值。
实体法的价值正是通过程序的过程而得以彰显，从而为人们所接受和认知。
同时，程序法也不能通过其独立价值的论证，从而得出其更重要，或者更应该得到重视的结论。
从实体法和程序法各自的内在价值来看，以民事领域为例，民法有其目标价值和工具价值，民事诉讼价值也可分为民事诉讼目的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目的性价值包括，程序公正、诉讼效益;工具性价值包括，实体公正和秩序。
两者都含有工具价值和目的价值，不存在谁是谁的工具问题，工具和目标只是对不同价值的分类，而不是实体法和程序法关系上的论证。
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研究论文【2】
摘要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是近现代以来在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的一个话题。
本文以唯物辩证法中矛盾的对立性、同一性和普遍性、特殊性为基点,通过动态的诉讼实践活动和历史发展的视角,考察了程序法相对于实体法而言调整的特殊的法律关系和特殊的调整方法,在诉讼实践活动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分析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地位、作用和联系,论证了程序法与实体法不存在母子、主从关系,两者是平行并列的观点。
关键词程序法 实体法 诉讼实践
一、我国当前关于程序法与实体法之间关系的主要观点
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谷口安平的程序法学说传入我国引起了我国诉讼法学者对程序法与实体法关系的新一轮思考。
15年来,中国诉讼法学界在关于程序法与实体法之间关系的论战中,存在众说纷纭的观点:“程序本位论”“母子关系论”“阶位论”“法即程序论”“程序至上论”“平行论”“理性选择论”“补充价值论”“同等论”“二元论”“主从论”“实体至上论”“内容决定论”“程序工具主义”等。
这些观点大同小异,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程序工具论
这是大陆法系国家对程序法与实体法关系的传统认识,也是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主流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诉讼制度的机能在于发现案件真实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在这种诉讼机能下,程序法的作用在于其是发现案件真实、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的途径,所以程序法只要保证实体法的内容得以实现就完成了使命。
程序法是保障实体公正的工具。
(二)程序本位论
这种观点认为,程序法有保障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由于案件客观真实的难以确定性,只要遵守正当程序,不论结果如何都是正义的;在此基础上,有的学者认为“程序是一个完全可以也非常有可能与实体法脱节的东西”①;有的学者甚至断言“法即程序”。②
(三)程序法与实体法平行论
这种观点认为,实体法是抽象的、稳定的,而社会生活是具体的、多变的,两者之间存在鸿沟和盲点,程序法在两者之间就起到了弥补漏洞的作用;程序法与实体法不分主次,是并列关系,如同一辆车的两个轮子。
从对以上各观点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部分学者在探索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时,总希望将它们孤立开来,比个高低,忽略了它们在诉讼实践活动和历史发展的动态消长过程中的联系与区别。
笔者同意上述第三种观点,并认为程序法与实体法不存在母子、主从关系,两者是平行、并列的。
二、对程序法与实体法关系的辨析
(一)从辩证唯物主义看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由矛盾的统一体构成。
法作为人类社会上层建筑的一种意识形态,也被划分为相互对立同一的程序法与实体法两部分。
两者的对立在于他们追求的价值目标不同,实体法的独立价值在于确立和保护一定社会秩序中公民的合法权利,程序法的独立价值在于当公民的权利发生冲突、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时保障纠纷能公正地解决,且程序法运用其规定的“诉讼方式、步骤和时限,有时也对实体法形成了一定的制约”;两者的'同一性在于它们统一于法的整体中,相互配合,维系、发扬法的精神,稳定社会秩序。
过去理论界和实务界之所以“重实体,轻程序”,就是因为他们仅仅看到了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同一性,并倾向于以实体法规定的静态权利义务关系与社会实践中真实的权利义务关系相互对照;他们仅仅注意到社会动态发展及其与实体法相互影响的结果,而忽略了其中的过程;结果其主观对于社会历史运行的体验即其思想上仅仅留下实体法的痕迹,导致“程序工具论”的盛行。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指导思想,有些学者也曾以马克思在论述德国莱茵省议会关于《盗窃林木法》的辩论时对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进行的说明中发展自己的理论,认为程序法与实体法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保障内容,因而得出“程序工具主义”的观点。
笔者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曲解了马克思的本意。
马克思的把程序法和实体法比作动植物的外形和肉体,仅仅强调二者对于动植物整体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并未强调程序法是实现实体法的工具,且最后他还说“审判程序和法律应该有同样的精神”。
(二)从诉讼实践和历史发展中看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
我们知道,法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
这种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变成了法律”。
这种法律是人类历史上早期的法律,按照学界的共识,它是以诸法合体的形式存在的。
但是,即使是诸法合体的法律,其中也有程序性规范和实体性规范之分:西方法制史上最早的法律《汉莫拉比法典》中有许多程序法规范;长期以来被学者们扣上“重实体,轻程序”帽子的中华法系的众多法典中也不乏程序法规范,例如周朝《吕刑》中“两造具备,师听五辞。
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的规定、历朝法典中规定的“直诉”“越诉”“死刑复奏”制度、唐律中规定的“三复奏”“五复奏”制度、《宋刑统》中规定的“翻异别推”制度等,甚至到了宋朝时期的辽国,中国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系统性的程序法典《决狱法》,而元代,“诉讼”在法典中已经独立成篇。
虽然程序法在这一历史时期没有受到如今的重视,但这足以说明程序法与实体法在诉讼实践中是同时产生的。
学界曾有以“是鸡先生蛋还是蛋先生鸡”“男人与女人谁先出现”的问题来形容程序法与实体法关系的讨论。
其实要弄懂这个问题,需要现代生物学知识。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鸡与蛋、男人与女人无先后出现的历史时间差异,他们分别是由先前的一个物种经过长期的基因突变发展而来,决定鸡和决定蛋产生的器官、决定雄雌动物变成男人和女人的器官是同时分化产生的。
将这种理论应用到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上,笔者认为同作为法的程序法与实体法也是在条件发展成熟的某一历史时期同时产生的。
日本学者谷口安平曾以英国的令状制度和古罗马的诉权制度说明程序法的产生早于实体法并论证“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
③但据我国学者考证,这两项制度并不能成为此观点的有力证据。
④实际上,程序法与实体法谁先产生并不是两者主从关系的充分必要条件。
谷口安平先生证明“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的论述,不能达到他的证明目的,但是可以证明程序法与实体法同源于诉讼实践:人类社会初期并没有形成程序法与实体法,当发生纠纷时,人们没有具体的实体规范来确定谁对谁错,也没有诉讼程序来查明案件事实;但纠纷时必须解决的。
于是人们就根据氏族长期共同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和观念、信仰,一步步探索解决纠纷的途径;经过多次同类型的诉讼及解决试验,人们把解决纠纷的方法固定下来,形成制度,进而形成以后的程序法,把处理纠纷结果的一般规律归纳出来,形成习惯,进而发展成以后的实体法。
随着社会的发展,程序法与实体法又在相互适应及与社会实践相适应的过程中发展,它们“就像人的两条腿,左腿迈出一步,右腿必然跟上;右腿迈出一步,左腿也必然要跟上,尽管有暂时的先后,但总体上是互相促进,互相推动,共同向前发展的。”谷口安平先生提出的“日照权”诉讼和涉及公益的“集团诉讼”等新型诉讼中的新型实体法权力和新型诉讼方式的产生正是对此观点的一个例证。
另一方面,这些新型权利的诉讼也说明人们自然地享有各种与其有尊严地生存和发展、追求幸福相关的利益,这些利益被侵犯前,人们不知不觉地享受着它们,如享受日照、享受适宜的生存环境,当这些利益被侵犯后,人们才意识到其重要性,才通过诉讼实践影响立法,最终形成法定权利。
正如有些学者所言,“我们今天享有的各项权利都与人类的自然天性、人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它们才是权利诞生的真正源头活水”。
在中国法制史中,也不乏这样的案例,如对仇人的复仇权,就经过了由百姓的私力救济行为通过诉讼实践转变为一定程序制约下的法定权利。⑤
(三)从程序法调整的法律关系出发看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
我们在考察一门法律是否有条件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时,通常采用的标准是独立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
程序法虽然不能成为法律部门,但如果我们能找到其独立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那么至少我们可以证明其能够独立与实体法(同理的推论也适用于实体法,学界多年来证明民法、刑法、行政法、商法、经济法、劳动法等是独立的法律部门时的努力可证明这一点)。
有的学者曾对此问题做过探索。
⑥与对应静态的实体权利义务的实体法相比,程序法对应的是法律程序运行过程中动态的权利义务的分配;实体法单纯地规定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程序法则动态地规定当事人在实际权利义务不明确时以何种程序划分权利界限及当事人在追求、确认自己权利时在不同的活动阶段行为的方式、步骤、时限和顺序。
因此,程序法调整的是一种动态地法律关系,这是它与实体法最明显的区别。
正由于此,程序法对其法律关系也采用的是动态的调整方法。
具体而言,它是随着程序的不断向前推进来规范当事人在不同的活动阶段的行为的;相比之下,实体法则像古代刻在城墙上的律文,将已经分配好了的权利义务公告天下,静静地等待着人们的查阅,如同现在流行的“公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学者哥尔德斯密特也曾将诉讼法律关系与法官的裁判联系起来考察程序法的动态调整方法。⑦
三、结语
中国几千年来“重实体,轻程序”的诉讼观念对诉讼实践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在汲取了西方近现代先进的程序正义理论后,广大诉讼法学者们反思了我国的诉讼制度,重新审视了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为程序法争得了应有的地位,但部分学者“矫枉”之时不免有“过正”的倾向。
作为法的两种基本类型,作为诉讼实践活动中发挥主要作用的两种法的类型,实体法不能替代程序法,程序法也不能替代实体法,二者不存在主从轻重的关系,它们是平行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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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日]谷口安平著.王亚新,刘荣军译.程序的正义与诉讼.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63-73.
④杜丹.质疑“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兼论民事程序法与民事实体法之关系.法律适用.2006(12).38.
⑤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3.72-93.
⑥吴小英.重塑程序意识──论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现代法学.1999(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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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产权领域论文1.《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冲突·规划·非国家行为体》，载于《知识产权》2007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2.《知识产权集中的反垄断规制——兼评辉瑞惠氏并购案反垄断裁决》，载于《企业经济》2010年11期3.《专利合并的反垄断规制》，载于《理论月刊》2010年11月4.《收购美国企业专利的审慎性调查研究》，载于《亚太经济》2010年06期5.《专利许可的反垄断规制》，载于《湖南社会科学》2010年06期6.《专利权扩张与跨国并购的反垄断审查》，载于《商业研究》2010年09期7.《专利与企业并购关系的理论与实践考察》，载于《工业技术经济》2010年07期8.《TRIPs协议的历史与逻辑》，载于《法学杂志》2006年第157卷。9．《论公有领域——以知识产权与公有领域关系为视角》，载于《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10.《方法的可专利性研究——比尔斯基案述评》，载于《法治论丛》2011年02期。11.《专利的非显而易见性判断－对美国最高法院Teleflex案判决的解析》，载于《北方法学》2008年02期12.《跨国并购专利交易的税务问题》，载于《特区经济》2011年01期（核心期刊）13.《TRIPS协议的法律与经济分析》，载于蒋坡主编《科技法学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14.《知识产权制度下保护传统知识的局限性》，载于《理论界》2007年08期15.《对新技术时代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的探讨》，载于《行政与法》2007年01期16.《TRIPS协议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载于《知识产权理论与实务－2006年知识产权征文获奖论文集》，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2006年版17.《韩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名标识的保护》，载于《中华商标》2005年01期18.《电子商务法律体系的构建》，载于《律师与法制》2003年07期19.《商业外观的法律保护》，载于《上海律师》2006年07期20.《技术进步、知识产权与竞争》，载于张乃根主编《技术转移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二）其他领域1．《匿名不是微博之乱源》，载于《文汇报》2012年3月12日。2．放弃治疗新生儿的国外法学与伦理思考，载于《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1年11期。3．《国家保护责任理论论析》,载于《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04期4.《国家保护责任三题》，载于《河北法学》2007年04期（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5.《失地农民权利脆弱性分析及“可行能力”考察》，载于《学海》2006年综合理论版。6.《中美补贴争端：问题及解决》，载于《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7年06期7.《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争端解决中的参与》，载于《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10期8.《诚信原则在WTO法中运用的理论与实践》，载于《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9.《中国保理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载于《浙江金融》2006年03期10.《WTO中的诚信原则》，载于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2007年第38卷11.《合法性质疑:评“法释(2002)17号”》，载于《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02期。
法学论坛问题研究研究生论坛法律实务五洲瞭望立法探讨
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是广西独立设定的政法类高等学校，与广西司法学校合并办学，隶属自治区司法厅领导，担负著培养法律人才和培训政法干部职能，办学以高职专科为主体，以成人专科、普通中专及与区内外本科院校联办成人法学本科为辅。建院 20 多年来，在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 *** 和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司法厅、教育厅的正确领导和指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学院与时俱进，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培养了 1.2 万多名大中专毕业生，培训政法干部 8000 多人，这些学生（学员）目前已成为广西政法战线的骨干力量，为广西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特别是法制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84 年 10 月自治区人民 *** 批准建立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20 多年来，区党委、区 *** 以及国家法务部、自治区司法厅、教育厅、财政厅、人事厅、区计委等上级机关和部门的领导对于学院的建设和发展都十分重视和关心，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自治区现任以及历届的党政领导陆兵、陈辉光、潘琦、彭祖意、韦家能、 *** 、章崇任、潘鸿权、周明甫、韦纯束、赵乙生、林超群、韦继松、钟家佐和自治区高级法院、自治区检察院的领导覃日飞、郭永运、黄任文等同志，以及法务部原部长邹瑜、原副部长刘飏都曾到学院视察或对学院工作作指示、题词。正是由于上级领导的重视、关心与支持，学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规模不断扩大，逐步形成了法学资师力量强，实践性教学等方面的办学特色和优势。成为法学学科门类较齐全、师资力量较强、教学基础设施较为完备、办学效益较好、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且具有发展潜力的政法类成人高等学府。
在广西政法干校基础上，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于 1984 年 10 月、广西司法学校于 1983 年 3 月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 *** 批准成立，均隶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管辖。 1996 年 9 月学院和学校合并，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办学模式。
学院在校生人数由创建初期的 200 人，发展到 2006 年的各类学生总数 5100 人，其中全日制在校生 3800 多人。
学院设定有 6 系 2 部，即法律系、民商法系、管理系、信息工程系、司法警察系、外语系以及社科部和基础部。法律系设有法律事务、律师实务、行政执行 3 个高职专科专业，并设有法律事务、律师助理 2 个成人专科专业；民商法系设有法律事务（贸易法律及套用方向、涉外法律及套用方向、东协法律及套用方向）高职专科专业、设有国际商务成人专科专业；管理系设有司法文秘、社区管理 2 个高职专科专业，设有司法文秘、行政管理 2 个成人专科专业；信息工程系设有司法信息技术、计算机网路技术 2 个高职专科专业，设有计算机科学技术成人专科专业；司法警察系设有司法警务高职专科专业，设有法律事务（司法警察方向）中专专业；外语系设有法律事务（法律英语方向），套用越南语 2 个高职专科专业。现有专业涵盖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工学、文学 5 个学科。学院与浙江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广西师范大学 4 所高校联合举办成人法学本科教育，为本院及院外专科学生提供专科升本科的机会。此外还在河池、百色、防城港、钦州、平南等地设定有 10 个法学成人专科函授教学点。
建院以来，我院共培养了 1.2 万多名毕业生，培训政法干部 8000 多人。学院的毕业生主要分布在全区各级政法委、各级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法律服务、中介机构等，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已经成为业务骨干。涌现了一批 “ 优秀审判员 ” 、 “ 教育改造能手 ” 、 “ 侦查能手 ” ，有的还被评为 “ 全区十佳政法干警 ” 、 “ 全区优秀公安领导干部 ” 、 “ 广西杰出青年卫士 ” 等等。毕业生中，目前在任的县级以上党委政法委正副书记、法院正副院长、检察院正副检察长、司法局正副局长、监狱劳教单位正副职领导就有 300 多人。为广西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学院逐步巩固和拓展了作为广西法律人才培养基地、广西政法干部培训中心的地位和作用。
近年来学院教职工共发表论文近 800 篇，出版教材、专著 58 部，完成科研课题 18 项（其中省部级 8 项，地厅级 10 项）。科研成果中有 141 项获奖。其中省部级奖 11 项，其他奖项 130 项。学院还积极对外学术交流开展活动，《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是公开发行刊物，作为学院在国内外开展学术活动交流的平台，在区内外法学教育和科研领域有一定影响。
我院是该区法学教育师资力量较强的几所院校之一。学院定编 199 人，目前，在职教职工总数 225 人，其中在编 199 人，聘用 26 人。专职教师 115 人，研究生以上学历 53 人，其中硕士学位 20 多人；教师中拥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 31 人，占 27% ，中级专业技术职称 61 人，占 53% ；法律教师 76 人，其中具有律师资格的 “ 双师型 ” 教师 45 人，他们具有丰富的教学和办案实践经验。学院聘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 14 人为客座教授及学术顾问。学院教师中， 莫旭麟 教授 1993 年起享受国务院 *** 特殊津贴； 陈家新 教授 2003 年被评为广西 “ 九大法学家 ” 之一，其本人是广西大学 “ 211 工程 ” 重点学科评审论证专家组成员；欧锦雄教授 2003 年荣获法务部 “ 金剑文化工程 ” 论文类二等奖， 2004 年荣获广西社会科学科研成果论文类一等奖；粟珍教授在社会科学领域成果丰硕，部分老师分别受聘为广西民族学院法学院和广西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还有的教师被聘为自治区人大和南宁人大立法咨询委员会委员。现任院校领导班子成员为：学院党委书记韦乃扬，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韦军，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张洁石，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叶晖，学院副院长黄训同，学院党委委员、广西司法学校校长杨怀甫。
学院党委下辖 6 个党总支和 13 个教职工党支部。现有教职工党员 160 多人，占教职工总数 70% ；学生党员 100 多人，占全日制在校人数 3.8% 。学院始终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党建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与进步，促进了以教学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的发展。 20 多年来，学院获得省部级奖约 30 次，本系统奖励约 60 次，曾多次被法务部、自治区人民 *** 以及广西日报、广西电视台、广西法制报、广西教育报等上级部门和新闻媒体通报表彰、宣传报导。多年来连续被评为 “ 全区人民满意政法单位 ” 、全区司法行政系统 “ 队伍建设目标管理达标单位 ” 、 “ 全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范单位 ” 、 “ 广西司法行政系统安全稳定无事故竞赛活动达标单位 ” 、 “ 驻邕高校食品卫生较好单位 ” 、 “ 计画生育工作先进单位 ” 、 “ 全区支教工作先进单位 ” 、 “ 园林绿化先进单位 ” ， 2004 年被评为广西区直机关 “ 文明单位 ” ， 2006 年 5 月学院团委被广西区团委授予“广西五四红旗团委”荣誉称号。
进一步巩固和发挥学院作为广西法律人才培养和政法干部培训基地的职能作用，始终站在广西法学教育发展的前沿，加强办学基本设施建设，扩大办学规模，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职工队伍，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力争经过 “ 十一五 ” 计画的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的努力，办学层次由专科教育提升到本科教育。
不是。《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是1994年创办的学类学术刊物，由黑龙江省管理干部学院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本刊为双月刊，逢双月出版，是全国高职成高学报核心期刊，优秀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