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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许多篇幅谈及君子，但这里的君子是一个广义概念，重在强调一种人格的追求，教人做一个不同于平凡的人。为实现这一目的，《论语》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标准及道德修养要求。 其一，“君子不器”。孔子认为作为君子必须具备多种才能，不能只像器具一样，而应“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卫灵公》）也就是说，君子应以道义作为做人的根本，按礼仪来实行，用谦逊来表达它，用忠诚来完成它，否则就谈不上君子。 其二，君子要重视自我修养。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在孔子看来，作为君子就必须重视仁德修养，不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离开仁德。同时曾子认为，君子重视仁德修养还必须注意三个方面的规范：一是“动容貌，斯远暴慢矣”；二是“正颜色，斯近信矣”；三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泰伯》）。也就是说，君子要严肃自己的容貌，端正自己的脸色，注意自己的言辞。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对你尊敬，信任，温和。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泰而不骄”（《子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亡不已知也。”“君子疾得世而名不称焉。”“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即作为君子应心境安宁而不傲慢，态度庄重而不与人争吵，能合群而不结党营私；君子要重视提高自己，在有生之年对社会多做贡献。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君子的修养。 其三，君子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孔子认为，君子除了自我修养，还要重视用“戒、畏、思”几项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这些思想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君子的要求，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要随时注意戒除个人的欲念；二是处事中要有敬畏之心，防止肆无忌惮；三是认真处理，随时严格要求自己。 其四，君子要重义避利，追求道义。孔子认为，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差别还在于具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不同的人生追求。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也就是说，作为君子只有重视道义，追求道义，才能与小人区别，才能真正体现君子的精神。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即所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 四、关于学习的态度、方法和目的 《论语》中关于学习的思想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值得今人借鉴。这些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关于学习的态度。孔子认为，追求学问首先在于爱学、乐学，这是关键。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即真正爱好它的人，为它而快乐的人才能真正学好它。孔子赞扬的颜渊就有这种发愤好学的乐观精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其次，要“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述而》）即学习要有踏踏实实的精神，默默地记住学到的知识，努力学习而不满足。第三，专心致志，知难而进。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读书的人要立志于追求道义、真理，要专心致志，不要为 世俗所累。同时，他还认为追求学问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要敢于知难而进，“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雍也》）针对冉求在学习问题上认为自己能力不够的思想，孔子认为所谓能力不够的人，是走在中途就停止下来，你现在以能力不够划地自限，实际上是没有坚持到底的缘故。在这里孔子勉励冉求要知难而进，只有这样才能得道。事实上孔子自己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述而》）。第四，要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这说明学无常师，作为人应随时随地注意向他人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孔子提倡和赞扬“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体现了孔子严谨的治学态度。 其二，关于学习的方法。孔子在和弟子的交谈中多处提及学习方法问题，最著名的莫过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与此同时，孔子还特别强调学思结合，勇于实践。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只读书而不思考就会感到迷惑，只是空想而不读书就会精神疲殆。要求人们把学习积累和钻研思考相结合，不能偏废。另外，孔子还非常重视精益求精，“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对一知半解，浅尝辄止。 其三，关于学习的内容。孔子主张学习要博，要广，不能偏颇、单一。他提出要用四种东西作为自己的学习纲要，这就是“文，行，忠，信”（《述而》）。即文化知识，品德修养，忠诚笃厚，坚守信约。这四项内容对于自己和别人都具有重要意义。孔子在重视博学的同时，也强调学习要抓根本的东西，孔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这里孔子在回答子贡的问题时，说明自己的“多学”是相对的，在多学的基础上，我是用一个道理来贯穿自己的学说的，这个道理就是学习的根本，学习重在抓住根本。这里孔子间接地说明了博与精的关系，值得借鉴。 其四，关于学习的目的。孔子认为，学习必须有明确的目的，但重点在于“学以致用”。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也就是说，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治任务，却办不成；派他出使到外国，又不能独立作主应对；这样，虽然书读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处呢？又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也就是说，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习，听到正义的事不能去做，有错误不能改正，也就是理论和实际不能结合，这才是我们忧虑的。由此可见，读书的目的，不在于死记书本，而在于应用，在于实践，在于“举一反三”地灵活运用知识。关于这一思想，在孔子的学生子夏的思想中也表现出来。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路》）也就是说当官时有余力就应该学习，学习后有余力就可以做官。这一思想实质上也体现了学与用的关系，要想当好官必须学习，学习的目的应是更好地当官，体现了学习与应用的关系，也体现了孔子办私学的目的，即通过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让他们直接登上政治舞台或作教师培养政治人才，当然在孔子看来，学习的目的也在于对道义、真理的追求，“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 五、《论语》书中的教育思想 孔子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在教育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经验，《论语》一书对此有较多的概括。 其一，关于教育指导思想。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即受教育者不应分贵贱、贤愚，应该机会均等。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级界限，扩大了教育对象，使教育扩及于广大平民，这在当时无疑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其二，关于教育的基本方法。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也就是说对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以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为贯彻这一思想，孔子很注意对自己学生的观察了解，诸如“由也果”、“赐也达 ”、“求也艺”（《雍也》），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办事畏怯，所以要鼓励他；子路胆大过人，自以为是，所以要故意抑制他。即：“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孔子还重视诱导式的启发教育，不要求学生死读书，而贵在触类旁通，即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子夏谈诗“巧笑倩分，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从而体会到“礼”应该以忠信仁义为本的道理，因此孔子称赞他道：“起予者商也！始可与信《诗》已矣。”（《八佾》）能启发我的人是子夏啊！现在我可以与你谈论《诗经》了。颜渊听老师讲学后“亦足以发”（《为政》），子贡也说他“闻一以知十”（《公冶长》），所以孔子特别称赞颜渊的聪明好学。这正是启发诱导式教育的必然结果。孔子特别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即：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时，我不去启发他，不到他想讲而讲不明白时，我不去开导他。例举一个道理而他不能类推出三个道理，我就不再教诲他了。孔子还强调在实行启发诱导的基础上，必须注意循序渐进，即：“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这种使学生竭力钻研，“欲罢不能”的情状，正是对循循善诱启发教育的写照，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其三，关于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但他所用的教材多是沿用周代贵族学校所用的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由此可见，孔子是以诗、书、礼、乐为普通教材教育学生的。至于“易、春秋”只是在孔子的晚年才进行研究并付诸教学的内容，所以孔子说：“五十以学《易》”（《述而》）。也可能因为《易》、《春秋》是比较精深的学科，只有少数高材生才能学习，所以说“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孔子世家》）。那么，在这些教学内容中孔子最为重视的是什么呢？从《论语》的许多思想中可以看出，《诗》、《礼》是孔子教学的主要课程。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子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又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这些思想说明，孔子不仅重视《诗》《礼》的教育，而且重视这些内容的总结挖掘与研究，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内容的丰富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四，关于教育的培养目标。在孔子看来，进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义礼净化人们的灵魂，协调人们的社会行为之外，其重要目的在于培养具有仁义之心的“仕”、“君子”，以为当时的社会服务，这就是他著名的“学而优则仕”思想（《子张》）。正因如此，当季康子问他的弟子仲由、子贡、冉求能否“从政”的时候，孔子满口答应可以“从政”（《雍也》）。事实上，在孔子七十有二的得意门生中，从政者为数不少，孔子自身也不反对参政。这说明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养目标与当时的社会需要是相统一的，体现了教育的社会价值。当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体现着阶级属性，但作为社会的人，孔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倡导的许多思想，本身具有符合人类共性的成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予以辩证地分析和扬弃。 六、关于务政的思想及其价值 《论语》中关于务政的思想是“学以致用”思想的具体体现，对此，《论语》中对务政的标准也作了具体说明。 其一，关于务政的对象。孔子认为只要懂礼、有道、正直，并具备一定的从政才能的人就可以务政。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孔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问：“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问：“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也就是说，只要人具备一定的参政素质，诸如果断、达理、多艺就可以参政。 其二，关于务政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从政者必须勤勉忠诚。孔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先之劳之”，“无倦”（《子路》）。也就是说在位不松驰懈怠，执行政令要忠心，要带头、勤勉，办事不要松懈。从政者必须温良恭俭让。陈子禽向子贡问道，“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学而》）也就是说孔子来到一国就一定会知道这里的政事，就是因为先生有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五种美德。而这五种美德也间接地说明参与国政的道理。有一次，孔子在谈论郑国贤相子产时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正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正是由于子产的这种庄重、恭敬、恩惠、道义和美德，才能使他处于郑国的贤相位置。 第三，要言行一致，举止端庄。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卫灵公》）也就是说要想使自己的思想主张为他人接受，必须心意诚恳，行为端庄，这样你的主张就可以行得通了。 第四，要眼光远大，依次而进。子夏当了莒父的县长，向孔子请教怎样理政。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即要求人们处理政务不要图快，贪图眼前利益，图快反而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贪图小利反而办不成大事。而应眼光放远，依次而进。另外，孔子还认为在处理政务时应当慎重，要深入实际，多听多见，了解实情，以免犯错误。即所谓“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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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十九首中的生思考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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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经贸导刊》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委刊。2、《商场现代化》杂志（1972年创刊原名：商业科技）。3、《现代商业》由中国商业联合会主管，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主办，是全国中文流通经济类核心期刊。4、《中国商人》杂志(月刊)是政府部门与国内外商会交流的主要的官方媒体，她的权威性、指导性、知识性、信息性、可读性、大众通俗性，使其发行量雄居全国经济类期刊之最，被新闻界誉为“中国财经第一刊”。5、《华商》湖南省统战部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一级期刊，中国期刊网全文收录，是广大学者与工作者进行理论探讨、政策研究、信息报道、学术交流等工作不可缺少的助手。6、《现代经济信息》杂志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大型综合性经济类期刊，7、《中国科技财富》为月刊，国家级科技期刊 主办单位：科技日报社（国家级中央媒体）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8、《管理与财富》杂志是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的、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大型财经管理类月刊，是较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刊物，同时也是国内财经类期刊中创刊历史较长、且仍然保持着创新活力与市场地位的杂志之一。9、《现代商贸工业》杂志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中国商办工业杂志社主管主办，湖北省商业经济学会、武汉大学地方政府管理与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协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一份大型政策指导与理论研究的学术期刊10、《经营管理者》杂志——中文经济管理类核心期刊，国家经济管理理论重点学术期刊，11、《改革与开放》征稿启示-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员会、新闻出版局主管、南京出版社主办的全国优秀社科类权威期刊,是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员会、新闻出版局主管、南京出版社主办的全国优秀社科类权威期刊13、《中国经贸》杂志由商务部主管，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主办14、《商业文化》杂志系中国商业联合会主管、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主办、商业文化杂志社出版的国家级期刊媒体，是面向海内外工商界的综合性文化财经月刊。15、《时代金融》主管: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是云南省金融系统主办的综合性期刊。本刊侧重金融理财知识传播,经济研究探讨,涉及经济、管理、金融等领域的学术论文等16、《长三角》杂志是中国出版集团主管、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主办的中央级经济期刊，国内外公开发行17、《中国市场》是由原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务院体改委、国家科技部、国家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建设部、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部委联合创办的中央级大型财经、商贸和市场资讯类杂志，现属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管。18、《科学决策》（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是国家级综合性理论月刊。被航天部与国家信息中心评定为经济治理类核心期刊，国内外公开发行。
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万寿无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乐只君子，万寿无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乐只君子，民之父母。乐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乐只君子，遐不眉寿。乐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乐只君子，遐不黄耇。乐只君子，保艾尔后。 我和儿子都喜欢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儿子读《人间滋味》，通过文字回忆小小的他走过的地方和品尝过的味道。我则喜欢《人间草木》，由汪老牵引着去触摸对话一草一木。他曾说，光才是现实世界，而树木不过是用来反映和折射光线的间隔物。但是阅读整本书后，我认为树木更是一种神秘的存在，每一种树都会印证每一种人的性格。 《南山有台》诗歌全篇重章叠唱均采用了“……有……”的模式，且全诗都在用树木来比兴。那么又用这些树在暗指什么呢？且读且欣赏吧！ “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中“台”，是可用来编织蓑笠的蓑衣草，故又指蓑衣草。“莱”，可以作为各种草的概称，更多时候指藜草。这两种草木有个共同特点——虽长于荒野不起眼，但生命力十分顽强。“乐只君子”在诗中亦反复咏叹，在宴饮场合中，或指贤主，亦或是嘉宾。“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以这样的遍布南山北山的植物而起兴国家的栋梁之才、贤人君子，他们是国家发展的坚实基石，牢牢地扎根于百姓中，知民间疾苦，又从其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有如此基石，何愁民族植株不繁茂？“乐只君子，万寿无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杨”，桑树与杨树是春夏间最繁茂的植株，“乐只君子，邦家之光”，桑与杨适应能力强，无论任何环境，都可以快速调整状态，总可以成为应季最亮丽的风景线。这不仅仅是桑与杨的骄傲，更是乐只君子的荣耀，人与树相通相知。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枸杞和李子，果实累累，红橙相照，真可谓“酒不醉人人自醉”，它们蓄积了时光的酝酿，吮吸了风雨的滋养，天地厚待它们，故它们也回报世间。“乐只君子”日行一善，则积善成德，自然会感念民间，所有的民众都是君子的良师，因为他们时时刻刻从生活这本大书中学习，民众就如父母般伟大，不可辜负。“乐只君子，德音不已”，世间似有很多不公平事情，其实世间拥有最大的公平，能量是永远守恒的，在你感恩百姓的同时，百姓自然会更加爱戴“君子”。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栲树是供建筑房屋等使用的一种常绿乔木，杻也是一种高大乔木，栲和杻我们在《唐风 山有枢》当中接触过：“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高大乔木是树中的伟岸君子，用身躯遮蔽毒辣的夏日，大树底下好乘凉，用身躯抵抗疯狂的风沙，高木默默奉献着，也在不断接受挑战，使其成为更好的自己。“乐只君子，德音是茂”，如高大乔木般，君子的美名自然会传扬万世。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诗集传》：“枸，枳枸，树高大似白杨，有子著枝端，瞰之甘美如怡。……楰，树叶木理如楸，亦名苦楸”。这是树木中的耐久者，不由得想到人的一生，岁月匆忙，转眼间，已由黄毛小儿成为“黄耇”之人，引得无数人慨叹人生苦短。其实人最重要紧的不是年龄，而是心态，依然可以“老当益壮，不坠青云之志”，何不成为八十岁的年轻人？“乐只君子，保艾尔后”，君子耄耋，留给后世的不是名利，而是思想精神，需要后世代代传承不休的最宝贵的财富。 整体说来，这首内容虽然很单纯的诗，却有着层层递进、首尾相应的巧妙，层次感与节奏感也很强。“寿比南山”，确实有着作为宴饮之乐的歌功颂德的功能。但是祝福更在于心，而不在于行。 读诗，往往读的不只是诗的字义，也读王国维强调的“境界”，还有自己的心得体悟。所以荡开涟漪，随想随写而已。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丘中有麦，彼留子国。彼留子国，将其来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贻我佩玖。《诗经·王风·丘中有麻》这首诗只有三章，章四句，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复杂，但是对于诗的内容以及诗中人物的姓名，却仍有争议，迄无定论。《小序》云：“《丘中有麻》，思贤也。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而作是诗也。”毛认为是“思贤”诗，《笺》、《疏》并无异议。[1]《传》的故训由于最接近于《诗经》时代，大体上是可信的。但是，对于“国风”中某些诗篇的诗旨，尤其是那些反映男欢女悦的情爱诗篇，囿于思想的保守性，《小序》往往牵扯到帝王后妃的身上，其说多半不可考之于史。自然亦有少数可考者，如《鄘风·君子偕老》、《邶风·新台》、《齐风·南山》、《齐风·载驱》、《陈风·株林》，但大多数情爱诗篇，往往是诗人即事即景抒情之作，并不反映什么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何可考耶？窃以为《丘中有麻》就属于此类民歌。对于这些诗歌，只能就诗论诗，味之以文情，审之以辞气，衡之以语法，核之以训诂，来探索其主题。朱喜作为一个理学家，思想也是保守的，但他的《诗集传》尚能遵循就诗论诗的原则，如《丘中有麻》，朱子就认为是一首爱情诗，其说一出，后人多有信之者，但朱说亦有瑕疵。朱子云：“子嗟，男子之字也。”“子国亦男子之字也。”“之子，并指前二人也。”在首章之后评点曰：“妇人望其所与私者而来，故疑丘中有麻之处，复有与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而来乎？”[2]果如朱子所言，妇人私会二人且二人均赠其佩玖，揆之以情理，今天虽然有如此荒唐之事，但在古代确是够大胆的了，纵有，当事人也不会形之于诗，即使作诗人未必诗中人，亦不会如此津津乐道地赋之于诗。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引崔述《读书偶识》驳那些认为《齐风·东方之日》是讽刺诗者，曰：“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为不肖人，乃反以其事加于己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此之自污者乎？”[3]其理亦可用于此。《诗经》中确有刺淫刺秽之诗，如《新台》、《南山》、《载驱》、《株林》，但决非当事人自作或以当事人口吻所做。《株林》刺陈灵公，作为一国之君，竟然偕大夫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君臣宣淫，终为夏姬之子夏征舒所弑。朱子评曰：“灵公淫于夏征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与语曰：君胡为乎株林乎？曰：从夏南耳。然则非适株林也，特以从夏南故耳。盖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从其子言之，诗人之忠厚如此”[2]。真正有伤风化、有悖人伦之事，旁观者亦羞以道之，正如《鄘风·墙有茨》所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由此观之，《丘中有麻》至少不是妇人歌咏与两个情人苟且之事。《诗经注析》认为《丘中有麻》“也不像朱熹所说的这位女子和子国、子嗟父子有私情，而这二人在丘中有麻处又为新欢所留。”《诗经注析》认为朱子和方玉润都将“留”解释为挽留之留，致有此误。窃以为误则误矣，因为倘若“留”解释为挽留之留，第三章“彼留之子，贻我佩玖”语句不顺，但朱子并没有说子国、子嗟是父子，齐襄公淫乎其妹，实有其事，而这首民歌，查无史据，父子聚麀，有悖天伦，以朱子之智慧及其人生哲学，断不会作如此主观臆测。方玉润《诗经原始》亦误解了朱子，他说：“子嗟、子国既为父子，《集传》且从其名矣，则一妇人何以私其父子二人耳，此真逆理悖言，不图先贤亦为是论，能无慨然？惟是《序》、《传》亦有所疑，子嗟、子国既为人名，则‘之子’又何指？”方氏又驳姚际恒“嗟”、“国”皆为助辞说，曰：“嗟为助辞可也，国亦为助辞乎？”方氏主张嗟为助辞，国即“彼国”之“国”，犹言彼留子于其国，其国不可久留也，何不就我？方氏主张此诗为招贤偕隐之诗，云：“《丘中有麻》招贤偕隐也，周衰，贤人放废，或越在他邦，或互相招集，退处丘园以自乐。”[4]窃以为诗中看不出招贤偕隐的痕迹，更何况“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彼留之子”明显为同一种句型，而按方氏说，独独“彼留子国”要在“国”前加“于”才能解通。高亨的《诗经今注》认为《丘中有麻》是“一个没落贵族因生活贫困，向有亲友关系的贵族刘氏求救，得到一点小惠，因此作诗以述其事。”[5]《传》以为子国为子嗟父，而高亨以为子国是刘氏家族的另一个人的名字，把“彼留之子”解释为“那刘氏的人们”。窃以为这种解释值得商榷，因为《诗经》时代人称代词固然无单复数之分，但是“子”是名词，无论是用来替代第二人称代词还是作为偏正结构的中心语，“子”指二人或二人以上这样的用法恐怕没有，此种情况，先民是用加数词的方式来表示的，如《邶风·二子乘舟》。其次，既然是没落贵族救助于刘氏，刘氏施与一点小惠，恐怕还不至于“贻我佩玖”。窃以为赠玉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或是主恩浩荡，或是朋友之间因有深情厚谊而分手脱相赠，寄予平生一片心，或是恋人或夫妻之间情到深处感情的流露和表示。笔者认为此诗按第三种情况来理解更显得贴切、自然，把诗理解为女子的口气更为吻合。正因为“贻我佩玖”是爱情成熟的标志，故女主人公反复咏叹之，此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咏也。引文见《大序》）。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的说法令人耳目一新，他们认为：“这是一位女子叙述她和情人定情过程的诗。首先叙述他们二人的关系，是由请子嗟来帮忙种麻认识的。后来又请他的父亲子国来吃饭。到明年（应说‘第二年’）夏天李子熟的时候，他们才定情，子嗟送她佩玉，作为定情的礼物。”[3]这种说法，笔者大体赞成，但仍有疑问。首先，这种说法固然解释了诗中何以出现两个男人的名字，但仍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子国既为子嗟父，女主人公直呼恋人父，就显得不恭。据我所知，《诗经》中没有直呼恋人名字的诗篇（一般用代称），更何况连姓带字，更何况称恋人之父连姓带字？其次，笔者认为此诗作为叙事诗欣赏还不如作为抒情诗欣赏，因为作为抒情诗欣赏不须那么多猜测，我主张，“丘中有麻”、“丘中有麦”、“丘中有李”首先应作为起兴手法来理解，这是国风多数诗篇常用的表现手法，其次《诗经》的起兴虽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但并非与所咏之事毫无关联，恰恰相反的是往往是有所关联，如这首诗的起兴，就反映了季节的变换，“丘中有李”寓意爱情的成熟，“贻我佩玖”是爱情成熟的标志，正如《卫风·木瓜》所写：“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非报也，永以为好也。”《丘中有麻》是一首爱情诗，闻一多先生信之不疑。他认为“将其来食”之“食”是性欲的廋语，古谓性的行为曰“食”，如《株林》“朝食于株”，而“将其来施施”，《颜氏家书·书证》：“江南旧本单为施”，闻氏认为施指天施地生之施，亦是性欲的廋语（见《风诗类钞》）[6]。果真如此，施与食对文同义，全诗皆为四字诗句。这是极有可能的，从风格上来说，《诗经》里不乏大胆、泼辣的爱情诗篇，从结构上来，全诗唯一的五言诗句“将其来施施”在诗中也显得不相称。可能是因为古人误解了施字之义，故又加一施字，这样一来，“将其来施施”就有语法问题了，因为他处不再有“来施施”的说法，按上古汉语语法，只能说，施施而来，或曰其来施施，或如《孟子》言：“施从良人之所之”、“施施从外来”，置于介宾短语前。从口气、语法、结构、古训等方面全面权衡，笔者认为《丘中有麻》作为一首爱情诗，最无疑义。既然《丘中有麻》是一首爱情诗，那么诗中所歌咏的男子如是二人甚至是父子二人，那是不可思议的。即使不是一首爱情诗，也同样令人费解，“贻我佩玖”者是谁呢？故姚际恒、方玉润有“嗟”为语助说，立意弥合这一矛盾，而黄焯先生有互足说，立意解决这一问题。《毛诗郑笺平议》焯案：“首章《传》云：‘丘中硗确之处尽有麻麦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传》统三章为言，则次章之麦，卒章之李，皆以为子嗟所治也。其知子国为子嗟父者，以卒章称子嗟为‘彼留之子’，明次章子国为子嗟父矣。诗有重章互文以足意者，此篇次章言子国，盖下省‘之子’之语，末章言‘之子’，盖上承‘子国’为言，意皆谓彼刘子国之子，而为子嗟之变文耳。”[7]黄氏发明《毛传》，指出名字不同其因在于变文以协韵，是正确的。不过，窃以为不必如此征实也，子嗟、子国无非是女主人公恋人名字的代称而已，正如《郑风·山有扶苏》之子都、子充，无非是美男子的代称而已。《传》曰：“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窃谓嗟、国、都、充是常用字，可以想见是当时的男子取字的常用字，如子产之父就叫子国，至于子都，《孟子》曰：“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也”，春秋郑大夫公孙阏即字子都，都，美也，《诗》曰：“洵美且都”（见《郑风·有女同车》），充亦有美的意思，古人认为充实而有光辉，是美也，嗟，嗟叹之，以上诸字，以其常见，故诗人信手拈来作为美男的代称或情人的代称，故子国、子都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并无多少关联。同样，《鄘风·桑中》亦更换所思者之名以协韵，诗是以一个男子的口气写的，首章云：“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次章换云“美孟弋矣”，卒章更言“美孟庸矣”。朱子曰：“姜，齐女，贵族。”《陈风·衡门》曰：“岂其取妻？必齐之姜。”孟姜为美女的代称，用来称呼情人。孔颖达疏《陈风·东门之池》“彼美淑姬”曰：“美女而谓之姬者，以黄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后，子孙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为妇人之美称。”[1]陈奂《诗毛氏传疏》考订，“淑”为“叔”之误，陆德明《经典释文》本作“叔”[8]，叔姬如孟姜也，孟（伯）、仲、叔、季为排行，古代女子无名无字，故称之排行和姓。孟姜、子都为代称，大家不会怀疑，孟弋、孟庸、子充根据文理，亦为代称，是不必去考证也无法去考证是否实有其人的。同理，子嗟之名亦不可考。如承认《山有扶苏》、《桑中》换名以协韵，则《丘中有麻》换名以协韵，极有可能。综上所述，我们可知，这类男欢女悦之词，多半以男女一方的语气写出，诗中主人公的情人名字均为代称，并非实名。后世犹有此风，如《孔雀东南飞》、乐府民歌《陌上桑》里的“罗敷”即为美女的代称。总而言之，笔者认为《传》以子国为子嗟父，并无实据，不过是从下文“彼留之子”猜测出来，其实“子”在《诗经》指男子或女子比指儿子更为常见。笔者认为，“之子”，是子也，有如《东方之日》“彼殊者子”之“者子”。王引之《经传释词》曰：“之，是也。故《尔雅》曰：‘之子者，是子也。’”“之”为“者”之借词，《说文》曰：“者，别事词也。”不过，之字在《周南·桃夭》“之子于归”中显然是指示代词，“彼留之子”、“彼殊者子”中的之字、者字指代意义已虚化最后，笔者想从文学语言的角度，通过对诗的修辞以及句法研究，对《丘中有麻》“留”通“刘”说予以献疑。如果“留”通“刘”作为姓氏，“彼留子国”、“彼留子嗟”、“彼留之子”这样的句子不仅无文采可言，实在不象诗句，而且《诗经》也没有这样的句型。“留”本可通“刘”，如《大雅·常武》“不留不处，三事就绪”，陈奂《诗毛氏传疏》：“留，古刘字。《武》，《传》云：‘刘，杀也。’处，犹安止也。《传》意以诛其君，释经之留。吊其民，释经之处。两不字，皆发声也。”[8]留也是姓氏，《广韵·尤韵》：“留，姓。出会稽。本自卫大夫留封人之后……”，一说即古刘字。我认为这是可信的。但我认为《丘中有麻》中的“留”通“刘”，就诗之本事而言，《传》并无实据，故朱熹、姚际恒、方玉润不从《传》说。如上文所述，称人以字，表示尊敬，再加上姓氏，则有画蛇添足之嫌，若是晚辈称长辈，还显得不恭。更重要的是，留作为姓氏，“彼留之子”语句不顺，有点类似的句子有《陈风·东门之枌》“子仲之子”，但后者流畅一些，诗人何不曰彼留氏之子或彼子国子？窃以为“留”可通“懰”，因为《陈风·月出》“佼人懰兮”之懰字，《经典释文》本作刘，刘当是《诗经》原字，心旁为后人所加，《说文》无懰字，懰亦作嬼，《埤雅》：“嬼，妖也。”《广韵》：“嬼，美好。”妖亦美好也。表示杀的意思，《说文》有镏字，古书亦借用留字，如《荀子·议兵》：“不屠城，不潜军，不留众”，按理，表示美的意思，古书自然也可能借用留字、刘字，因为刘、镏皆从留得声。声符相同，古多通假，之所以如此，有两种情形，一、声符是古字，后人加意符，形成形声字，许多古今字就是如此形成的；二、当时古人以字代词时，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有规范化的要求，更何况，匆促之间也来不及深思熟虑，求其音同音近可矣，故声符相同者而多借用现象。加之，国风是民歌，采风者记下来苛求其字字本字，那是不可能的。即使今天采风，也做不到，因为现在的民歌，也像古代的民歌一样，有些词，是本无其字的。故《诗经》中一篇之内尚且本字、借字同现，何况是不在同一篇呢？古书中刘、镏、榴、瘤、鶹皆有借用留[10]的现象，最初本无其字也；又刘，为木名，字亦作榴（与石榴有别，见《尔雅·释木》），《文选》左太冲《吴都赋》“ 榴御霜”，榴，一本作刘；古“浏亮”亦作“溜亮”，流亦通留，因为刘、留、流同音也。《文选》潘安仁的《笙赋》：“懰檄籴以奔邀，似将效而中匮”，李善注引《埤苍》：“懰，留宿也”，懰自然是留的借字。由此观之，留与刘、懰本可相通。刘或懰字表示美貌，《诗经》中仅《月出》一例，似乎是孤立的用例，但如果我们把与其音同音近的一系列词联系起来来看，它是不孤立的。《月出》用刘字，不过是借音，毫无疑问，当时有这样一个词表示美的意思，与留、刘同音，其本字当为僚也，《说文》：“僚，好皃”（即美貌）。《月出》首章僚字、卒章燎字，与懰字互文同义，陈奂曰：“燎，当作嫽。……《方言》、《广雅》云：‘嫽，好也’。”《说文》：“嫽，女字也。”[8]，嫽与嫽音义同，因嫽是美好义，故女人用做表字。此三字同声同为来母，上古韵部同为幽韵，好亦幽韵字。窃以为僚、懰、燎三字民歌本为一词，载之于书，写成了不同的字。从留得声的字，多有美的意思，应该不是巧合，留，流也，《诗经·郑风·溱湋》“浏其清矣”，水以清而流动为美，人们常以行云流水以喻文章流畅之美，马跑得快，今人犹说“跑马溜溜”，亦并非无因也，溜溜本是形容流水的，形容马，行云流水意也，故古俊马曰骝；瑠，琉璃，流光溢彩，故曰瑠、琉；琉实际上也是从流得声，旒亦如此，旗之飘扬似流也，故古之冕饰或垂玉，造字为上下结构，上为流字，下为玉字，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曰：“自上而下，动则逶迤，若水流也”，字亦作鎏，经典借用旒字，鎏还可指美金也；柳字得声之由亦如此；璙与留、流同音，《系传》曰：“金美者谓之璙，然则璙亦美玉也”[10]；榴为安石榴的简称，本是外语借词，古人借用留然后造榴字，不为无因，因为石榴子光溜溜的。综上所述，从古人用字的习惯上来说，《丘中有麻》“留”可与《月出》“刘”（懰）相通，而皆为“僚”之借字。如上所述，“留”作为姓氏，“彼留之子”义有不安，但如通“懰”（从共时的角度应该说通“僚”），表示美貌，如此句型，则《诗经》中不显得孤立，如《月出》“彼姝者子”。窃以为“彼留之子”与 “彼姝者子”不仅结构完全相同，而且意思也相同。《诗经》中结构相同的句子还有《秦风·黄鸟》“彼苍者天”，而《苑柳》“有苑者柳”，《小宛》“有漼者渊”之类的句子句前用词头“有”，窃以为此处“彼”已虚化，与“有”并无实质差别，这种句型可以表示如下：彼（有） 形容词 之（者） 逻辑主语。亦有不用词头者而形容词重叠者，如《四牡》“翩翩者鵻”，《皇皇者华》、《菁菁者莪》、《裳裳者华》、《渐渐之石》（首句与标题同）。亦有“彼”置于形容词之后者，如《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信南山》“信彼南山”。大体相同的句子还有上文提到的“彼美淑姬”、《郑风·有女同车》“彼美孟姜”以及《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此三句与“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同。由此观之，《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彼留之子”整齐而有变化，而按旧说，则会打破这种整齐的美感。如果“留”通“懰”，那么这些诗句就不再是简单地呼喊对方，而是在诗句中带有赞美和欣赏的字眼（此种情况《诗经》中比比皆是），那么此诗用反复和呼告的手法，这实在是女主人公深情的流露。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丘中有麻》是一首爱情诗，女子盼望意中人亲近她，最终如愿以偿，对方赠送佩玖作为定情物，故她情不自禁地唱出这首歌。每章中间二句，是呼告，也是叹美之词，或因情之所系，或因盼之心切，或因意中人“贻我佩玖”而内心喜悦，故反复咏叹之。主要参考文献：[1]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第333，第337页[2]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月新1版，第47页，第84页[3]程俊英, 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70页，第216页[4]方玉润.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第201-202页[5]高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05页[6]闻一多.闻一多全集·风诗类钞[M].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82年8月，第13页[7]黄焯.毛诗郑笺平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第72页[8]陈奂.诗毛氏传疏[M].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613，367，628页[9]汉语大字典[M].武汉, 成都：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年12月缩印本，第1061页[10]徐锴.说文解字系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第7页，第5页[11]向熹.诗经字典[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2版，第515页
《诗经》中植物种类繁多，据统计，《诗经》中的草木蔬果共有134种，可分为乔木、灌木、藤本植物、草本植物、水生植物、蕨类植物等①。本文将《诗经》中的植物按照其用途分为食用植物、观赏植物、祭祀植物和其他象征意义的植物这四大类进行阐释分析。一、食用植物“民以食为天”，食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远古人民将植物视为上天的恩赐，食用植物在《诗经》中的种类最多，可以将其细分为水果类、野菜类、药材类、蔬菜类和谷类这五类。水果类植物在《诗经》中并不多，这类植物有桃、甘棠、梅、李、棘、葛、榛、栗、木瓜、木李、苌楚、瓜、枸等。由于刚进入农耕社会不久，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所以这其中除了桃、梅、李、甘棠这几种因为其开花时花色美丽，作为观赏果木广泛栽培以外，其他都为野生水果，味大都略酸，只有极少部分被当做日常食用水果。野菜类食用植物在《诗经》中种类是最多的，大约有三十多种。由于农耕社会生产水平的限制，采集野菜仍是劳动人民日常主要的食物来源。这类植物大多生长在水中或陆地，有芑、荠、薇、蕨、荇菜、蒌、卷耳、�、藻、芹等，而荠、蒌等野菜因为食用起来较为可口，至今仍有食用。人工种植的植物在《诗经》中出现的不多，但由于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仍有部分蔬菜和谷类作物被人工栽培，这些植物有匏(葫芦瓜)、葑、菲(萝卜)、荷(茎藕可食)、菽(大豆)、韭等，由于种植方法简单，且用途广泛，在《诗经》时代已有较长的栽培历史。而谷类在《诗经》中约有五种，它们分别是黍、麦、牟(大麦)、稻、梁(小米)，其中黍是当时北方种植最为广泛的粮食作物，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生活必需食物。食用植物中还有一类较为独特，它们的功能主要是治病，在《诗经》中也占有不少数量，这些植物有唐(菟丝子)、(川贝母)、(益母草)、杞(枸杞)、艾(艾草)、莫(酸模)等，这些药材大都与女性有直接的关系。上述这些食用植物虽然可食，但其在《诗经》中出现大都意有所指，这些植物意象多用来代指一些特殊的情感，如《有梅》中以梅来指女子青春的流逝，木瓜则作为男女爱情的信物(《卫风・木瓜》)，而匏，也就是葫芦瓜，在《邶风・匏有苦叶》中是男女爱情的帮手，甚至于药材唐(菟丝子)在《风・桑中》以及《诗经》其他篇章中是用来比喻夫妻相互依附的关系。由此可见，植物是人类情感的寄托，寄寓了人们生活中欢喜悲忧的情感。
在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中，《诗经》美学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美学界轻视或忽视《诗经》美学的研究，是有原因的。长期以来，美学界所注重的是取得理论形态的美学思想，其研究方法，也主要是一种哲学思想与美学、艺术理论相渗透、相结合的方法。以这样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出发，《诗经》自然被排斥在理论视野之外。我们不能否认上述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合理性，因为美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理论思维而非形象思维。理论思维就离不开哲学方法的引导，就应该关注那些取得理论形态的美学思想和范畴命题。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美学毕竟是一种有着独立品格和价值的学科，它除了哲学的、形而上的思维品格外，还具有很强的艺术实践性。美学的研究，离不开艺术具体问题的研究。对于中国美学史来说，这种与艺术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尤其重要。《诗经》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为我国艺术审美经验最早、最形象、最生动的总结，《诗经》美学的研究，无疑会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同时，由于《诗经》时间跨度很长，涵盖的方面广，所包含的审美形态和现象也十分丰富，这对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发生发展规律是十分重要的，忽视《诗经》美学的研究，无疑会为中国美学史研究留下巨大空白与缺陷。下面，我从四个方面，具体谈谈《诗经》的美学内容及其意义。一、“和”的审美意蕴“和”是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集中表现，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已谈论得甚多。但学术界言“和”，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疏忽，那就是没有注意到《诗经》中“和”的意蕴的重要性。实际上，《诗经》中“和”的审美意蕴和观念十分丰富，构成中国古代“和”的审美意识发展演化的重要一环。《诗经》中直接出现“和”一词地方共12处，其内涵较为丰富，几乎涵盖了西周至春秋时期言“和”的几种主要涵义。具体讲来，大致包含三层意思：1、指口味之“和”，如《小雅•宾之初筵》：“酒既和旨，饮酒孔偕”；《商颂•烈祖》：“亦有和羹，既戎既平”。2、指音声之和，如《小雅•宾之初筵》：“籥舞笙鼓，乐既和奏”；《商颂•那》：“嘒嚖管声，既和且平”；3、表示人际关系和伦理的和谐，《小雅•常棣》中的“兄弟既具，和乐且孺”；《小雅•伐木》中的“神之听之，终和且平”等等，即是在这层意思上言“和”。不过，《诗经》中“和”的意义不能仅仅从语词方面来把握，而是蕴含在其整体艺术形象中的，它对中国古代艺术审美“和”的意义，主要不是表现在作为一个抽象的理论范畴提出和界定上，而是表现在它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和美学意蕴上，表现在其所确立的基本人生态度和审美方式上。徐复观先生说，中国文化“走的是人与自然过分亲和的方向”。[①]这种人与自然的亲和倾向，我以为最早在《诗经》中得到最集中、最完整的体现。《诗经》开篇为《周南•关雎》，以水鸟和鸣起兴、吟咏男女之间的恋情，即给人一种温暖和谐，人与自然无限亲近的感受。《诗经》中诗有多种类型，如田园农事，爱情婚姻、征战宴饮等等，但无论哪一类型的诗，人与自然的融怡亲和，都是其基本倾向所在。《小雅•采薇》写出征战士久役归来的心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虽充满悲怨，但那由自然界的春风秋雨，朝花夕实的景象来体认人与自然生命之节律，感受宇宙自然之和谐的心态却是显见的。又如，《小雅•无羊》写牧羊：“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角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其人情物态描绘莫不毕肖自然，这若非对人与自然关系抱一份极亲切的认同，决不能道出。《诗经》中宗庙祭祀诗，也没有了殷商人那种虔敬、恐惧的心理，祭祀神，是为了人，希望神赐福于人，山川神灵亦开始成为人心中的自然，成为人生活的一部分。比如，我们读《周颂•般》：“于皇时周，陟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真美啊，我周邦，封禅四岳把山上，小山大岭也都祭、九河合一依次往”），所体察的正是这样一种面对自然神灵的亲近从容的心境。《诗经》还多鸟兽草木之名。关于这一点，孔子也曾谈到，认为这是读《诗经》的一大益处。司马迁说：“《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以达意”；（《太史公序》）郑樵云：“夫诗之本在声，而声之本在兴，鸟兽草木乃发兴之本”，（《通志•昆虫草木略序》）均很重视鸟兽草木之名之象对《诗经》的意义。我认为，这种意义就在于借鸟兽草木一类自然事象，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息息相通的亲密关系。在《诗经》中，我们常见以蔓生野草喻女子出嫁、缘木而生喻女子依从男子共同生活；女子歌唱多以采薇采厥起兴，而男子歌唱多以刈楚刈萎起兴，这种起兴又多喻男女私心爱慕之情；睹桃花灼灼，即感女之青春和美艳，（《桃夭》）观梅花盛开而衰，即悲青春和爱情之流逝；（《摽有梅》）见风雨鸡鸣，则有亲人之盼，（《风雨》）见春日载阳，黄莺鸣啭，则惹无限春情（《七月》）……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均成为诗人情感心灵的写照。应该说，《诗经》以鸟兽草木等起兴所呈现的人与自然的生命共感意识已非常成熟，这正是《诗》“和”之审美的重要意蕴所在，对中国古代“和”的审美理想和方式的形成，无疑也有重要意义。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曾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比况为：“水沓山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其实，刘勰这里所言的人与自然和谐融怡的“物感”审美方式，早在《诗经》中就具备了基本的审美原型。言《诗经》之“和”，我们还必须看到，《诗经》中这种人与自然的亲和倾向和关系把握，实与它所表现的人伦亲情和关爱是深刻统一的。《诗经》多以鸟兽草木起兴，这不仅是一个人与自然的感情，心灵对应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包含着深刻的社会人伦内涵。赵沛霖先生说，《诗经》中许多诗歌，如《邶风•燕燕》、《邶风•凯风》、《唐风•鸨羽》、《小雅•伐木》、《小雅•鸿雁》等，“都是以鸟类的‘他物’来引起有关怀念祖先和父母的所咏之词”。[②]不管是不是直接追念祖先和宗族，《诗经》中鸟的起兴，确常常象征着种种人伦亲情关系，其形象也如有的论者所说，是“关关嗈嗈、和谐鸣飞”，“含有和乐绸缪的意味”。[③]《诗经》基本是周人的作品，周人那种本源于周代礼乐文化的对家族成员的亲和情感，对人间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关爱，均在《诗经》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小雅•常棣》是最早歌唱兄弟友爱的诗；《小雅•鹿鸣》、《大雅•灵台》则把君臣之乐渲染得无比温馨和谐；《小雅•甫田》写“古王者爱民重农之意，”“如许亲切”；（方玉润：《诗经原始》）而《王风•葛藟》，表达一个孤儿孤苦无依，欲认他人做父亲，欲认他人做母亲，皆得不到帮助、顾念和关怀，其语沉痛之至，又不忍卒读。显然，这些若没有人与人之间那种忠诚恻怛、和睦关爱的情感，是不能写出的。《诗经》写人伦亲情，最为动人出色的则是夫妻之情。《郑风•女曰鸡鸣》、《周南•卷耳》、《卫风•伯兮》、《豳风•东山》、《郑风•风雨》等，均可谓这方面的代表作，它们都写出了人生人情的至真至诚，“笔以曲而愈达，情以婉而愈深”，（方玉润：《诗经原始》）遂为千古夫妻情爱诗之祖。《诗经》这种人伦亲情之“和”的表现，亦具有深刻的美学意义。在《诗经》时代，史伯、晏婴、医和、子产等人都曾言“和”，他们或言自然事物之和，或言审美心理之和，或进入社会伦理层面言和，但均未进入人伦亲情这一领域。儒家从孔子起提倡“中和”，包含着对人伦亲情的重视。应该说，这种重视，与《诗经》有直接的关系，不然，孔子就不会把“中和”美的思想概括在对《关雎》的评价上，提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命题。不少人认为，是孔子等提出的“中和”论为后世艺术审美奠定了基本原则和标准。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若没有《诗经》中人伦亲情表现，若没有《诗经》这一类作品的艺术实践和开掘，由孔子提出的儒家“中和”理论，就还很可能是一个较为空洞、抽象的理论原则，难以化成一种深醇、亲心相通的现实感受，也很难真正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审美的重要方式和原则。
硕人其颀，衣锦褧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幩镳镳。翟茀以朝。大夫夙退，无使君劳。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译文] 窈窕淑女体修长，披风罩在锦衣上；齐侯女儿多娇贵，嫁给卫侯到吾乡。 她和太子同胞生，也是邢侯小姨妹，谭公是她亲姐丈。 双手白嫩如春荑，肤如凝脂细又腻；脖颈粉白如蝤蛴，齿如瓜子白又齐； 额头方正蛾眉细，笑靥醉人真美丽，秋波流动蕴情意。 窈窕淑女身材高，驻马停车在城郊；四匹雄马多矫健，马辔两边红绸飘， 鸟羽饰车好上朝；诸位大夫该早退，别让国君太操劳。 黄河之水声势大，奔腾向北哗啦啦；撒开鱼网呼呼响，鳣鲔跳跃泼剌剌， 芦荻稠密又挺拔。陪嫁女子服饰美，媵臣英武又高大。 《硕人》是《诗经》“卫风”中的一首，是赞美是齐庄公的女儿，卫庄公的老婆庄姜夫人的诗。庄姜夫人如诗中提到，是当时齐国太子得臣的妹妹——可别小看这句“东宫之妹”，这是明写庄姜夫人跟太子是一母所生，也就是王后所生，凸显她娇贵的身份。有人说这位美丽的庄姜夫人嫁给卫庄公之后，受到了冷落谗嫉，没有子嗣，所以卫人同情她，为她做了这首赞美诗——这个“有人说”来自《左传》，力挺者是朱熹，不过这个解释向来很有争议，后人多认为这首诗看不出什么同情怜悯的成分，纯粹是赞美，是庄姜嫁到卫国时卫国人拍马屁的诗。从解释的不同看起来，朱夫子也不是纯粹道学，相当有人情味儿——我也宁愿相信这是人民同情美而无子的王后所做的诗也不愿相信这是无聊文人拍新女主人的马屁写的应制歌。 就算不看诗中的生僻字，单从字面也很好理解这首诗赞美的是庄姜夫人的美丽——其实这首诗里多数的语句还是在写庄姜的出身和排场，真正的外貌描写不过是“硕人其颀，衣锦褧衣”这一句和“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一段。 简单解释一下：“硕人”，原意是高大白胖的人，引申为美女，可见公元前七百多年的春秋时代，人们（至少是卫国的人们）喜欢高大丰满、皮肤白皙的美人，健康美还是比较吃香的。由此我们可以联想起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女神雕像，无论哪一个都是高大丰腴、有着结实的臂膀、修长的双腿和一个圆润的小肚子——可见在人类的“先民”时期，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喜欢那种高大丰硕型的美女，可以说，其审美观是十分健康的。究其所以，还是“美与善相统一”的规则在起作用，先民时期的人们，受自然条件所限，寿命没有现在长，高大健硕的女人至少代表着健康、宜生养，所以，是“好”的，因此也就是美的。女人圆润丰满的身体，就如灌满浆的稻谷，代表了一种生命力，在与天地战斗、生命权得不到保障的岁月里，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激发人关于“美好”的想象呢？至于“白皙是美的”这个观念，千百年来一直被我们所承认；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正因其苍白的面容而被赞誉为“有圣处女一般的容貌”；十八世纪的法国贵妇，为了使自己变得更白，不惜往脸上涂抹诸如鳄鱼粪便这种恶心的东西。（黑皮肤也很美，是现代才有的审美观。近几十年，法国女人才流行起黝黑明亮的皮肤，就算巴黎没有海，也要拜托市长在塞纳河边铺上海边才有的细沙然后大家去晒太阳。）而在中国古代也是以白为美的，李渔在《闲情偶寄》“声容部”中说：“……妇人本质，惟白最难。多受精血而成胎者，其人生出必白……”可见，“白”是中国古代一贯千年的审美观——总之，高大，说明出身娇贵、吃得好、营养好；白皙，说明她不用去室外劳动，从不经风吹日晒，可以说，这是一种属于贵族的美，是一种贵族时尚，除非天生丽质，老百姓是追不起的。“硕人其颀”是说“这位高挑的美女身材真修长啊”，原来古人所谓的高大白胖，是要求凹凸有致，不止是一味的胖下去，还需要颀长优美才是好的；“衣锦褧衣”是说“她穿着锦帛织成的长斗篷”，这位庄姜夫人，不仅美，而且挺会穿，因为身材高，再穿个长斗篷，看起来就会格外修长。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一段已经成为了千古传诵的写美女的名句，意思是：手指像细草般柔软灵活，雪白的皮肤像凝脂一般光洁平滑，脖子像天牛的幼虫那样既白且长，牙齿像瓜子儿一样扁而整齐；她额头丰满眉毛弯弯，浅笑盈盈，还有两个酒窝，眼睛黑白分明顾盼生波——看看吧，令人惊叹吧？庄姜夫人几乎没有缺点啊！弯眉亮眼、皮肤雪白、额头丰满、长长脖子、牙齿整齐、手指滑腻……甚至还有俩酒窝……好事儿都让她赶上了，看来山东出美女所言非虚！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审美观好几千年其实并没有特别巨大的改变，除了皮肤白之外，黑白分明的大眼、长脖子等以上提到的优点我们现在仍然认为很美——以前我们认为樱桃小口是美的，后来西风东渐之后，国人也渐渐能接受大嘴之美了，这可能算是中国人审美观里比较强烈的一种变化，可是，《硕人》这首诗里并没有对嘴巴的描写，可能那时候的人不太注重嘴，只注重电眼吧？又或者庄姜夫人是个像朱丽亚·罗伯兹一样的大嘴？人们给她虚美隐恶了？无考。 在那种时代，女人想要在书里留名是件多么难的事，庄姜夫人以“色”走进了《诗经》，走进了《左传》，走进了朱夫子的研究论文等等等等一大批各朝各代好事者的著作里，也算个历史奇观吧。不管怎样，这个高个子美女已经袅袅婷婷地站在了黄河旁，带着她的绝世仙姿和悲情故事站在了字里行间，悠悠千年。
关于《诗经》的研究很多，想出新不太容易哦1、可以将两篇诗歌作比较，2、可以就一篇诗歌提出不同于文学史或别人的观点3、可以将《诗经》与其他诗集比较4、可以研究《诗经》对某位诗人创作的影响
《诗经》的普遍性流传。
两千年来，论诗者多矣。各个方面皆论述颇深。重复老调子，只是拾人牙慧而已。我建议你讨论一下诗经与原始风俗问题，用人类学、风俗学、社会学眼光来解读诗经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闻一多那代人开始的，相对其他话题比较新颖，涉及跨学科问题，做起来有一定难度，但是很有意思。建议你先读一读闻一多《诗经》类著作，如《匡斋尺度》、《诗经通义》甲乙、《诗经新义》，或许能有所启发。后人从这个角度研究的也不少，翻出几本典范，来读一读，看看除此之外能不能有新的视野和认识。只要有一点，一篇不错的论文就可以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