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我国由于老年人口基数大，因此较早进入了高龄化社会。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庞大人口基数以及较高出生率，并考虑到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经济发展，我国政府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医疗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提升，因为人口平均寿命在增长，所以我国“人口红利”的优势在逐步消失，面临是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成为当下时代热门，家庭的“4-2-1”人口模式已经严重影响青年人的奋斗志气。因此缓解老龄化社会的问题，我们迫在眉睫。为了保护老年人的生活，促进我国养老金融的发展，需要极力增强我国对养老金融的摸索探讨与创新繁荣。
只找到这个
人口论提问题及相应的政策人口问题，就我国来说现在的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然后出生性别比失衡。解决对策应该加强宣传，鼓励生育，目前有新的生育政策出来，要加强引导，促进男女平等，性别平衡。
针对人口问题的政策及其效果人口问题及相应政策针对人口问题应做出的政策调整
写这类小论文，你可以直接去看看社会科学前沿期刊上的相关文献找下自己的写作思路的
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人口问题论文参考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通过采取的 措施 ，在控制出生人口性别比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性别比问题依然严峻，人口比例失衡，已经是全国性的问题。必须在立法、新型生育观、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等方面继续加大力度，在全社会摒弃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
一、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现状及其原因
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反映的是出生时男婴和女婴数量上的比例关系，即每出生百名女婴对应的出生男婴数量。按照国际上长期观察的结果，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相对稳定，男女性别比例应在102-107之间浮动，此时应被视为出生婴儿性别均衡，也就是一个正常值域。
(一)性别结构现状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由于成功事实了计划生育政策为控制世界人口增长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在生育率不断下降的同时，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例差却在迅速上升。我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例，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伴随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而不断的攀升，长期居高不下。尽管有下降趋势，但仍然徘徊在117左右的高位，仍然属于失衡的状况下，这种失衡未来可能会导致未来婚龄女性的短缺，形成婚姻挤压，从而影响社会的安定并打乱现有的婚姻秩序，甚至引发一系列的严重社会问题。
(二)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原因
由于多种复杂因素，对男性的性别偏好在当今社会依然有其现实基础。尽管历史上女权运动对此多有批判，但仍然无法彻底改变这些男女不平等的现状。通过对我国人口性别比现状的分析，不难发现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1.计划生育制度的约束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影响
在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下，生育数量的减少导致生儿子机会的减少，以至于生育观念很难发生根本性转变，想要男孩的父母丢弃女孩，进行产前性别选择和人工流产。
2.制度缺位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影响
制度缺位是影响出生性别比的主要社会因素。一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养老 保险 制度的不完善促使我国城乡居民更多的选择男孩，“养儿防老”，尤其在农村，问题更为突出，农村老人还主要依靠子女赡养。二是部门配合不力，监管缺位。由于计划生育工作多年来一直强调生育数量的控制，忽视了对人口质量和结构的关注，加上对性别选择技术进行管理和提供服务的机构是多部门的，包括卫生部门、妇幼部门、个体行医者和计划生育部门，难以实行统一的监督和检查。三是遗产制度缺位。子女几乎可以完全继承父辈的财产，为了防止家庭财产传给“外姓人”，就必须要有能够继承家族姓氏的儿子。四是“低保”、“两免一补”等普惠政策体现不出实行计划生育的优越性。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户，因为孩子少、负担轻，家庭生活一般都比较宽裕，此项政策根本惠及不到他们，这样他们从心理上感到不平衡。五是法律法规存在缺位，威慑力不强。从相关法律法规来看，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法律法规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缺位现象。
3.经济状况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影响
目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比较落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地区大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这些客观因素决定了人们更加偏爱男孩。另外，在经济活动中，天灾人祸是经常发生的，这些风险较大的工作多是由男性承担，男性在经济领域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比例大，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女性的很多劳动被抹杀，劳动成果得不到认可，许多家庭对男孩的 教育 和结婚投入也多于女性。
4. 文化 背景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影响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根本原因是传统落后的生育观念，即重男轻女的性别偏好。同时，还有女孩家庭受欺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农村一些女孩家庭，受欺受辱现象时有发生，这种现象在周围群众中也产生了很不好的负面影响，刺激了其他群众生育男孩的欲望。几千年的“男尊女卑”观念使男性在财产继承、家庭延续、家庭权利结构上占据主导地位，女性地位十分低下。尽管提倡男女平等，同享权利，共尽义务的道理，但人们内心深处却固守宗族观念，视男子为直系亲属，第一继承人一定是儿子，这也表明了我国人口问题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二、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带来的影响
(一)婚姻家庭问题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统计结果显示，平均每个年龄段的男性比女性多出数万人，我国人口的出生率仍然很高，“积累效应”已相当可观。由于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升高，将导致男性过剩，势必造成婚姻拥挤，形成大量的“光棍”，造成男性择偶困难。在那些没有权、没有钱，而又没有相貌竞争力的男性中，会增加未婚的概率。“婚”或婚姻欺诈现象会层出不穷。男女婚龄的婚龄差增大，“大男小女、大女小男”的状况会日益普遍。
(二)对社会造成的冲击
出生性别结构比例失衡不是单纯的人口问题，而是一个综合的社会问题。重男轻女、男尊女卑腐朽观念的延续和存在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从未来的二十年看，性别比例失衡将给人口再生产带来障碍，造成人口数量萎缩。人口的再生产主要是通过母亲来实现的，女性在社会人口中比例的萎缩，必然导致人口再生产能力的下降。若干年后，解决不了婚姻的男子可能会在心理上出现急躁、失控行为，必然会出现性犯罪率上升、同性恋进一步增多、性行为严重错乱等现象，家庭和社会不稳定风险系数加大。基本消失的买卖婚姻、童婚交换、拐卖妇女等会重新抬头。
三、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的对策性思考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从理论上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性别比失衡，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追求科学的人口发展观，即统筹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的发展，统筹当代人与未来人口的发(下转第页)(上接第页)展，是解决我国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的有效途径。实现性别平等是解决性别比失衡的关键，这里我们从观念、科技、经济、制度四个方面对治理对策进行分析。
(一)在思想观念方面，树立科学生育观，这是治理的首要途径
男性偏好的生育观从深层次上影响着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要想有效治理这种失衡现象，最首要的就是要转变旧有的生育观，树立科学的生育观。
第一，建设新生育文化。坚持人口与资源、环境、社会协调发展，尊重客观规律的生育文化。首先，加强对新生育文化内容和重要性的宣传。其次，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多种活动对群众进行教育。再次，综合使用经济的、道德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和力量来保障新生育文化的建设。
第二，消除影响树立新生育观的现实因素。消除现实生活中的男女不平等。首先，要在全社会加强对男女平等的宣传和教育。其次，要利用多种手段尤其是法律手段来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再次，要在各生活领域消除性别歧视。
(二)在科技方面，严厉打击“两非”，规范医学技术的使用，这是治理的必要途径
首先，加大宣传教育，尤其要加强对技术人员、医务人员和妇女的教育，从思想上防止“两非”行为出现。其次，加强对医药和医务市场的整顿，完善相关法律体制，联合各部门共同管理，共同打击;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的违法者不仅罚而且入刑。再次，加强地区间的合作，增强打击的力度和效度。第四，要加强监督管理，发挥广大群众对“两非”行为的监督作用，使打击及时有效。
(三)在经济方面，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这是治理的根本途径
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发展。加速社会发展，积极提升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才是治理出生性别结构比例失衡的治本之策。在性别比“重灾区”的农村，农村经济发展好了，不仅能改变人们的生育观，还能改变生育状况，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问题。现阶段，农业产化经营是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所以我们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随着农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中的男性依赖就会不断降低，生活中更趋于男女平等，“重生男”的状况也会不断改善。
(四)在制度方面，完善养老保障制度，这是治理的重要举措
我国已经步入老龄社会，养老体系的建立健全已刻不容缓。如果国家能够在政策上以经济奖励或扶持引导人们，基本满足起利益追求，既通过个人福利的改善达到“养儿防老”的效果，性别失衡现象自然也能部分的得到改善。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全民参保计划。笔者认为，在广大农村地区，当前应主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要落实好国家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扶助奖励政策。目前，国家对农村60岁以上的计划生育家庭每年发放840元扶助奖励金，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奖励金额已经没有吸引力了，各地政府应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经济发展状况，提高奖励额度，制定地方优惠政策，真正发挥好政府在利益导向作用。二是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要充分考虑到独女户家庭的实际困难，从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入手，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关心的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等问题，加大建设乡村养老院、敬老院、医养院等社会福利机构的力度。让老百姓真正感到，听党的话不吃亏，生女孩不后悔，从而使男女性别比失衡问题得到有效地解决。
>>>下页带来更多的人口问题论文参考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1]（第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11年4月28日
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条例》和《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我国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进行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在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在全体普查对象的支持配合下，通过广大普查工作人员的艰苦努力，目前已圆满完成人口普查任务。现将快速汇总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 总人口
全国总人口为1370536875人。其中：
普查登记的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3]共1339724852人。
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口[4]为7097600人。
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口[5]为552300人。
台湾地区人口[6]为23162123人。
二、人口增长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零时的1265825048人相比，十年共增加73899804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率为0.57%。
三、家庭户人口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家庭户[7]401517330户，家庭户人口为1244608395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44人减少0.34人。
四、性别构成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男性人口为686852572人，占51.27%；女性人口为652872280人，占48.73%。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由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06.74下降为105.20。
五、年龄构成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0-14岁人口为222459737人，占16.60%；15-59岁人口为939616410人，占70.14%；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上升3.36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
六、民族构成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汉族人口为1225932641人，占91.51%；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13792211人，占8.49%。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66537177人，增长5.74%；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7362627人，增长6.92%。
七、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19636790人；具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87985979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519656445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358764003人（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
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上升为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上升为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961人上升为38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35701人下降为26779人。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文盲人口（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为54656573人，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文盲人口减少30413094人，文盲率[8]由6.72%下降为4.08%，下降2.64个百分点。
八、城乡人口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9]为665575306人，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46人，占50.32%。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07137093人，乡村人口减少133237289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
九、人口的流动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中，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386075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10]为39959423人，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21426652人。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6995327人，增长81.03%。
十、登记误差
普查登记结束后，全国统一随机抽取402个普查小区进行了事后质量抽样调查。抽查结果显示，人口漏登率为0.12%。
注释：
[1]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
[2]普查登记的对象是指普查标准时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然人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不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短期停留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境内”指我国海关关境以内，“境外”指我国海关关境以外。
[3]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数据不包括居住在境内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
[4]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人口数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供的2010年底的数据。
[5]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人口数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提供的2010年底的数据。
[6]台湾地区的人口数为台湾地区有关主管部门公布的2010年底的户籍登记人口数据。
[7]家庭户是指以家庭成员关系为主、居住一处共同生活的人组成的户。
[8]文盲率是指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15岁及以上不识字人口所占比重。
[9]城乡人口是指居住在我国境内城镇、乡村地域上的人口，城镇、乡村是按2008年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划分的。
[10]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是指一个直辖市或地级市所辖的区内和区与区之间，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乡镇街道的人口。
第七次人口普查延期一个月终于出炉了，目前，市面上对数据还是颇有异议，本人亦如是。其他的数据暂且不论，我主要对0-14岁人口所占比重上升有不同想法。这个不同想法主要基于统计局官方数据存在矛盾。答记者问里面，统计局相关负责人透露的消息如下：过去10年人口保持了继续增长态势，10年间人口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的规模与前一个10年增加7390万人相比，略有下降，但基本持平。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0-14岁少儿人口数量达到了25338万人，比2010年增加了3092万人，比重上升了1.35个百分点。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大幅增加，分别超过1800万人和1700万人，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分别多出200多万人和100多万人。2018年以来出生人口的数量有所回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初步汇总的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这个规模仍然不小。中国历年出生人口统计如下图所示，由图可知，七普相较于六普，最大的变数就是“全面放开二胎”。但是，全面放开二胎仅相对增加了300万新生儿（官方原话：“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分别多出200多万人和100多万人”），而且，官方原话是“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大幅增加，分别超过1800万人和1700万人”（此刻统计局是知道最新逐年明细的，只不过没有公布），对比统计局历年公布数据，数据差别不大，可能也就16年少记了几十万人（16年原统计局公布数据是1786万，并没有超过1800万）。目前，网络上支持统计局数据的主要论据是下面那张表（表格来源：崔红艳,徐岚,李睿.对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准确性的估计[J].人口研究），该论文主要通过数据回测（2000年普查的10-19岁人口多余1990年普查的0-9岁人口、2010年普查的10-19岁人口多余2000年普查的0-9岁人口），发现历史人口普查对于低年龄人口存在低估现象。具体结论：通过2000年人口普查我们已经看到1990年0~9岁人口漏报1254万人，占1990年0~9岁实际登记人口的5.81%(张为民、崔红艳,2002)。同样地，2000年0~9岁累计漏报1689万人(下表),占2000年0~9岁实际登记人口的10.61%。前几次普查存在漏报率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个时候计划生育压力，黑户较多（六普统计显示，当时全国存在1300万黑户），有漏报的动机。但是2016年01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出台后，黑户就得到了法律层面认可，也就是说16年以后，黑户就大幅度减少，加上16年全面放开二胎，也进一步降低了漏报动机。因此，我不认为16年之后存在漏报可能性，即便是抽样调查数据，误差也不至于很大，而且，按照统计局官方说的“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大幅增加，分别超过1800万人和1700万人”也表明历史抽样调查没有明显漏报，而且2020年出生人口1200万也是统计局官方透露的，这和我此前预估一致，以上数据表明，16-19年统计局所公布的历史数据还是很准的。假设：历史统计局数据都是真实的，那么就会出现如下矛盾：由于2020年出生人口仅1200万，即便16-17年多出来300万人，也不够填补2020年洼地。这么来看2011-2020年（累计15918万）出生人口与2001-2010年（累计16147万）相当。而且，2010年六普时候的0-14岁包含了最后一波婴儿潮的尾巴1996-1999年出生的人口（年出生人口约2000万），七普可没有这样的助攻。所以，出生人口减少（分子减少），总人口上升（分母变大），那么0-14岁的人口占比岂可能上升呢？七普0-14岁人口也就是相当于06-20年出生人口累计数值，06-20年出生人口累计23907万。本次公布0-14岁人口为25338万，“调剂了”1431万人，几乎每年调剂了“百万人口”。本次统计局公布2020年我国0-14岁少儿人口数量达到了25338万人，也就是15年每年出生人口1689.2万，几乎是1700万。但是，统计局自己也说了，全面放开二胎收益最佳的16-17年的17年出生人口才1700万，加之2020年出生人口才1200万，完全可以证明16-17年两边年份，出生人口肯定距离1700万有相当差距。这里还忽略了0-14岁期间也会有人离世，因此实际的0-14岁总人口少于过去15年出生人口累计值。以上证明表示，统计局数据或存在自相矛盾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调剂”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口结构不至于太头重脚轻，而且，低龄人口占比提升有助于提振士气）以上内容主要是为了分享对本次数据的一些疑惑，大家仅供参考。下面我会解读统计局所公布的其他数据，再次声明，下述内容我还是当作统计局数据是真实可靠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假设，就没办法分析了。【重要提醒】可能有朋友会质疑“如果是不真实的数据，你这么分析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还是有意义的，理由很简单，数据只会“往好了修饰”，如果我们基于修饰数据分析的结果都不理想，那么，实际情况可能更糟糕。所以，不管数据如何，我们本次分析都是有意义的。下面我就几个有趣的数据作评论：1、八普会如何？全国人口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339724852人相比，增加72053872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前面说了，我们现在就认为统计局数据是真的，四普到六普，年均增长率几乎每10年下降0.455%，七普的10年还有全面二胎的利好，下一个10年有什么利好呢？八普基本上可以下结论负增长了，原本专家估计2027年中国人口达到峰值，肯定是想多了。因为2020年开始，二胎明显降低（等后续更详细数据，就知道下降幅度了，预估不低于15%），二胎潜力要消化完了，2020年出生人口锐减约250万到了1200万，虽然统计局还是说“我国人口基数大，目前还有3亿多育龄妇女，每年能够保持1000多万的出生人口规模。”但是考虑到真实情况远超官方预测，我不认为可以实现，如果人民的生活压力没有得到明显改善，毫无道理如此乐观。考虑到建国初期的人大限将至（寿命），今后10年，我国每年死亡人口还会明显上升，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如何，人口负增长也就两年内的事儿。2、平均年龄宁吉喆：我国人口平均年龄通过这次普查了解到是38.8岁，总的看，依然年富力强。美国最近公布了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平均年龄是38岁，和我国的水平差不多。平均年龄38.8岁了，我查阅了以下年龄中位数，2020年中国人年龄中位数是38.7岁。现在，美国平均年龄都比我们小了。要是平均年龄是个好数字，我相信会这么说“我国平均年龄38.8岁了，超过美国的38岁了”。这句“依然年富力强”，实在是让人难受。而且要知道我们当下还没有步入人口老龄化深水区啊，可能用不了5年，我国就平均不惑之年了（出生人口锐减，加之人均寿命延长）。而且我个人认为不适合和美国毕竟人口数据，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大国，他们即便生育率不高，还可以通过放开国境线吸引年富力强的人口，但是，我国并没有这样的条件。我国虽然劳动力人口占比缩小，但是绝对体量依旧庞大，有8.8亿劳动力年龄人口，目前的问题还是开拓就业岗位，自己国人都面临就业问题，就不可能大举引入移民，一个国家引入移民的量与其开发就业岗位的能力成正比。3、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数全国共有家庭户494157423户，集体户28531842户，家庭户人口为1292809300人，集体户人口为118969424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10人减少0.48人。为什么每个家庭户人口锐减如此迅速呢？还是要得益于我国经济社会和房地产的迅猛发展，没有这么多房子，也不可能下降这么快。我们再对比日本情况吧，2019年，日本平均每个家用户为2.39人，这么来看，我们很快要赶上日本水平了，这也从侧面表明我国房子几乎到顶，但是，我们在建房子足够1.4亿人居住，考虑到大量空置住房存量，我国房子即将严重过剩，可能已经过剩了！人均40平米计算，2020年中国住宅新开工面积够超过4000万人居住、住宅竣工面积够1500万以上人居住。4、人口比重地区人口变化：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31个省份中，有25个省份人口增加。人口增长较多的5个省份依次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南，分别增加21709378人、10140697人、6088113人、5734388人、5341952人。过去10年，单纯看比重增减变化是不足以表现谁是最大赢家的，因为笼统数据分不清是本身出生人口导致的比重上升还是由于人口流入导致比重上升。比如中部六省，只有河南的人口占比比重提升，其他五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下降，那么河南的比重提升是因为吸引外来省份人口现成的么？我觉得未必，河南比重提升，可能主要得益于生育率较高，出生人口数目覆盖了人口流失（人口体量大）。总体来看，广东和浙江是最大赢家，东北和中部人口比重下降最严重，中部这个人口流失现状还是蛮意外的（因为过去生育率还不算垫底区间），尤其是湖北，本身省内经济还行，结果由于和珠三角、长三角差距还是明显，人口流失严重，交通便利并没有吸引人口过来，反而方便了人口出走，说明交通无助于吸引人口，主要还是靠产业。5、地区人口性别构成辽宁和吉林是唯二的女性多于男性的省份。黑龙江和河南也是男女最均衡的省份，河南这个很不错啊，为我国男女不至于过于失衡贡献巨大。光从数据来看，广东省和海南省应该是重男轻女最严重的两个省了吧，也可能是误判，欢迎这两省的朋友可以留言介绍一下当地情况。但是，由于这是常住人口的性别比，并没有考虑人口流动的影响。到底是不是重男轻女，得看婴幼儿性别比。由于本次七普详细数据未知，我们看看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国婴儿性别比失衡排名前五省份，广东和海南依旧前列，河南也不是很均衡。因此河南常住人口性别比均衡很可能是因为成年男性外出工作较多，这一点可以在2010年六普数据得到验证，外出半年人口中河南的男性远多于女性，比重差位列全国首位，还可以发现海南女性外出工作比男性更多。安徽131.07广东129.49海南129.43江西128.27河南127.646、人口年龄构成全国老龄人口（65岁及以上）占比13.5%（19年末数据是12.6%），这数据增长很快，相较六普增加4.63%，六普相较于五普仅增加1.91%，充分说明我国人口老龄化在迅猛加速。看看下图老龄人口占比增速，真吓人！我此前预计22 年我国老龄人口占比突破14%，正式步入老龄社会，这个看来是肯定会发生了。分地区来看东北和上海人口老龄化最严重，其次是川渝地区；广东省可能是人口结构最好的省份了。上海人口结构更恐怖的地方在于0-14岁人口占比居然是个位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上海最近几年逐步放开落户门槛了，上海户口金身已破。7、城镇化见顶全国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1162人，占63.89%，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36415856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占比（城镇化率）大幅度上修，2019年末统计局公布城镇化率为60.60%，这次直接上修到63.89%，以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形式，随着农村老龄人口的离世，城镇化率会自动快速增长（类似日本）。城镇化率见顶了，日韩的历史经验，第一阶段城镇化率就是70%，随后是因为人口老龄化农村人口离世导致城镇化率被动上升。这充分表明过去十年的数据对中国真实的城镇化率严重低估了。这一数据对于房地产市场并不友好， “过去数据的低估说明未来我国城镇化率提升空间有限，我国房地产新房市场有可能提前到顶”。8、其他人口居住在31个省份并接受普查登记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371380人、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55732人、台湾地区居民157886人，外籍人员845697人，合计1430695人。上述人员中，居住时间三个月以下的40659人；居住时间三个月至半年的56342人；居住时间半年至一年的166884人；居住时间一年至两年的248174人；居住时间两年至五年的 314954人；居住时间五年以上的603682人。上述人员按居住地分，人数排在前十位的省份是：广东418509人，云南379281人，上海163954人，福建106248人，北京62812人，江苏58201人，浙江46189人，广西26043人，山东21829人，辽宁20562人。居住在其他省份的127067人。内陆港澳台和外籍人口总共才143万，占比很小，以后也不会大力引进移民，因为即便我国劳动力人口占比减少，但是绝对体量依旧庞大，就业问题较大，根本不缺劳动力，而是劳动力过剩，最近些年我国城镇居民调查失业率目标都是定在5%以上，足矣说明我们就业压力巨大。这些人大部分长居（一年以上），令人最惊讶的是云南省居然有这么大港澳台和外籍人士，广东、上海和福建多是很好理解的，因为他们经济发达，而且广东省还靠近港澳、福建则与台湾隔海峡相望。我个人认为是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化以及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吸引力很多人去云南游玩以及生活，云南以后靠这样两样打造旅游产业还是很有前景的。9、人均大学生时代到来！全国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0767人2020年我国新生人口为1200万，生育率1.3（低于日本了），调查显示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1.8，这个其实也不高。过去几十年我国大学生数目突飞猛进，主要得益于大学生扩招。但是，未来更加美好，人均大学生近在咫尺！想象一下，到2050年，出生的婴儿都可以上大学，其中15%可以就读211/985或者说双一流大学，其中5%左右的学生可以就读985大学或者一流大学，甚至20%以上都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2020年研究生招生人数超过110万），这该是多么宏伟的盛景啊！这不是我胡说八道，按照当前我国出生率锐减的速度以及大学扩招的速度，30年后完全可以实现“人均大学生”的愿景，这就是专家所谓的工程师红利吧。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才1200万，2020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071万，2019年高考录取人数就达到820万了、其中本科录取达到453.64万。按照当下我国生育率下坠速度，用不了多久出生人口就低于800万了，到时候，只要愿意读书，都可以高考被录取，再缓几年，等出生人口小于500万，人均读本科啦！以下是2020年我国高校招生情况：211大学共计112所，2020年年各校招收的本科新生人数在56万左右，录取率为5.2%。其中，985高校共计39所，2020年共招收20万名左右的本科新生，录取率为1.9%。录取人数较多的985高校为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中南大学等校。全国双一流高校共计137所，2020年招收本科新生人数在64万左右，占全国1071万高考考生的6%。录取人数破万的双一流大学有4所，分别是郑州大学、山东大学、西南大学和吉林大学。按照当前生育率下滑速度，到2050年出生人口估计就600万附近，这个其实很容易推测，考虑到结婚年龄延迟，30岁结婚比比皆是，2050年出生人口就看2020年附近出生人口数据，2020年出生人口1200万，一对夫妻一个孩子就是600万，但是不婚不孕到时候估计也不少，多胎对冲一下，估计也就500-700万人口之间。到时候足够全部录用每届考生，只怕到时候由于生源减少，很多大中院校已经提前合并或者倒闭了吧。10、总结不管数据质量如何，以下几点无可改变：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负增长近在咫尺；城镇化实际上已见顶；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数也追上了日本水平，表明也见顶了；男女性别失衡依旧严峻；人均本科生已经来临！（当下出生孩子，只要愿意，都可以上大学）统计局有句话说得很对，那就是：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中国未来的核心大势以及财富密码就五个字：人口老龄化。待到统计局公布数据明细，我再选择有意思的数据做更详细分析。PS：更多人口、房地产、经济、投资方面的文章，欢迎也关注公众号“悟空新之助”。
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家庭经济因素分析论文
问题的提出
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显示，全国总人口接近13.4亿，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0.57%，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1.07%下降0.5个百分点。数据表明，十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必定导向人口负增长，学术界通常以总和生育率（TFR为2.1的参照来判断生育率是否低于更替水平。据郭志刚对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数据的分析，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十年间中国的TFR大体都在1.4以下[1]，表明我国已经跨入低生育国家行列。过去人们常常认为是计划生育主导了中国生育率的下降，但是现在的TFR水平甚至低于生育政策要求，可见，我国的低生育水平固然离不开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实施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不能够解释为什么最近十几年中人口生育率呈加速度下降的趋势并且低于生育政策的要求。对于这一现象，显然还存在计划生育政策之外的解释空间。国内对低生育水平的研究大致可分几类：从生育政策角度解释（包蕾萍，2009);从人口统计学角度分析（郭志刚，2008;陈卫、吴丽丽，2006>;从经济学角度做实证研究（罗艳丽，2003;徐安琪，2004;叶文振，1998;徐安琪、张亮，2005>。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大都以实证资料对中国孩子的成本和效用进行基本描述和分析，有的样本还较大，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局限是没有引入收入变量。本文从家庭需求理论的角度，分析家庭收入、子女价格、子女效用等变量及其对我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影响，以期对这一现象作更全面的解释。
相关变量： 一个分析框架
1.收入
从消费角度而言，子女作为一种耐用消费品可以为父母提供“效用”，并通过无差异曲线同其它商品提供的效用进行比较。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相切决定的消费者均衡点表示消费者在这个点的价格与数量达到了均衡，即消费者在预算条件下达到了最大效用。预算线受收入约束，随收入变化而左右移动，从而消费均衡点也相应移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收入增加时预算线向右平移，与水平更高的无差异曲线相切达到新的均衡；反之预算线左移与水平更低的无差异曲线相切。无数种收入水平可以得到无数个消费均衡点，连起来得到一条斜率为正的收入-消费曲线，它表明在消费者偏好和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消费需求量与收入呈正方向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国居民的收入稳步增长。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例，最近十年间翻了番以上，年均增长9.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期年均增幅超过农村，2010年达到19109元。收入增长理应引起子女需求量的相应上升，然而，收入影响子女需求数量的同时也影响子女质量，只有结合数量和质量才能更全面理解收入对子女需求的影响。这里有必要引入两个弹性概念：子女需求的数量收入弹性和子女需求的质量收入弹性。前者指家庭收入变化一个百分比所引起生育子女数量的变化比率，后者指家庭收入变化一个百分比所引起的单位子女的支出额变化比率。收入的增加必定增加一般产品（劣质产品除外')的支出额，从长期来看收入的增加会增加用于子女的支出额。但通常子女需求的数量收入弹性小于质量收入弹性，即增加的子女支出额中大部分用于提高子女质量，如增加教育投入、改善生活条件等。这好比家庭收入提高后，人们更加在意商品质量而非消费数量。虽然至今还没有直接关于子女需求的质量收入弹性大于数量收入弹性的实证研究，笔者在这里用与教育有关的两个指标作为间接佐证。因为众所周知，教育是提高子女质量最重要的途径，在我国现阶段，家庭教育投入也成为提高子女质量的最重要的支出之一。
第一个有关指标是每十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它揭示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率。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揭示，至2010年底，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由2000年的3611人上升为8930人，增幅达147%。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使家庭在每位子女高等教育上的支出急剧攀升，然而在此背景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所占比率却大幅上升，说明家庭的教育消费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增长；
第二个指标是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是家庭的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之比，揭示家庭教育支出给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水平。2009年王远伟以对中国11个城市2000多个大、中、小学生家庭的教育投入情况调查数据为基础计算得出，有在学人口的城镇居民家庭每年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约为48.13%。考虑到这次人口普查发布的家庭规模是平均每户人口为3.1人，城镇家庭规模可能更小，因此可以大致认为48.13%的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反映的是每个家庭一个子女的情况。如此高的教育支出负担率条件下，如果家庭增加子女数量就意味着家庭将要举债保证子女接受现有的教育，这进一步说明子女的质量收入弹性高于其数量收入弹性。
然而，子女需求的质量收入弹性大于数量收入弹性在我国并没有绝对的普遍性。对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调查显示，被试对子女质量的追求并不强于对其数量的追求。在较高的子女需求数量收入弹性下，“逆向”选择存在可能。在特定经济资源条件约束下，村民仍然可能选择数量对质量的替代。吕昭河等对海南五指山福关村黎族妇女的调查显示，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被试还是愿意多生。在收入水平低到只能维持生活必需品的条件下，强烈的生育愿望会导致对非生存必需品支出的挤压，比如教育投入尤其是对女孩的教育投入。村民往往以减少子女教育支出来维持增加生育数量的基本抚养开支[3]。
因此，考虑到存在多元的生育文化、生育政策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子女需求的数量收入弹性虽然较小，但仍然为正。
2.价格
消费者均衡不仅随收入变化而变化，也会随商品价格变化而变动。假设其它商品价格和收入不变，消费者均衡点随子女价格的变化而变化。价格上涨意味着实际收入下降，从而预算线左移与更低水平的无差异曲线相切得到新的均衡；反之预算线右移与更高水平的无差异曲线相切。每一个价格水平将对应一个均衡点，连接所有均衡点得到一条价格-消费曲线。由价格-消费曲线推导出一条斜率为负的消费者需求曲线，需求曲线表明商品价格与需求量呈反方向变化。
子女价格指生养子女的成本，包括显成本和隐成本两个方面。显成本指从怀孕到抚养子女成人的整个过程的全部经济支出，主要包括子女出生前的相关费用、生活费用、教育费用、医疗保健费用以及结婚成家的相关费用等；隐成本主要指父母因抚养子女而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经济学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本概念：机会成本。由于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前提，当一个经济单位用一定的经济资源投入于某产品时，同样这些经济资源就不能同时被用到其它方面。换句话说，这个经济单位所获得的特定收益是以放弃用同样的经济资源来用作其它物品时所能获得的收益为代价的。简单地说，机会成本就是指作一种选择而放弃其它选择时可能得到的最大收益。子女的机会成本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指父母用在子女生养上的经济费用，因投入到子女身上而放弃投入其它领域时可能获得的最大收益；另一部分指父母付出时间生养子女所放弃的同样这些时间投入到其它方面可能获得的最大收益。
由于经济的发展以及家庭追求子女质量的动机，子女的各项显成本明显增加。尤其是教育支出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较大。王远伟调查研究显示，大学生1年生均学校支出（主要包括学杂费、住宿费等为7040.27元，校外支出（主要包括考证、培训、购买电脑等用品）为7464.16元，两项相加接近1.5万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农村家庭1年的纯收入，相当于城镇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的30%(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结合第六次人口普查家庭规模测算)。此外子女结婚成家的相关费用在城镇家庭子女支出中也逐渐凸显，由于城镇住房的商品化、市场化，成年子女特别是儿子的结婚住房支出成为不少城镇家庭的沉重负担。徐安琪的调查显示，除了子女年幼尚未考虑此事的之外，三分之一以上有儿子的父母认为应尽全力帮助儿子解决结婚住房问题。有女儿的父母也有15%认为应尽能力承担女儿的结婚住房费用，部分家庭已为待婚子女的结婚住房支付了3-50万元的费用。显然，子女显成本存在城乡差别，农村地区低于城市地区。正如贝克尔认为，人们经常认为由于偏好上的差别，农村的家庭规模大于城市的家庭规模，然而，即使没有偏好上的差异，由于农户在子女养育上存在相对成本优势，他们也可能倾向于更多地生育。鉴于城乡子女养育成本的差别，就子女的显成本方面，本文认为有两个不能忽视的因素：城镇化和流动人口。这次人口普查显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万人，占总人口的49.68%，比10年前上升13.46个百分点，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5万人，占50.32%。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城镇化率提高很快。1990年到2000年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2000年至2010年平均每年上升1.3个百分点，说明最近10年城镇化率在加快，城镇人口在加速增加。由于城镇子女成本高于农村，不断增加的城镇人口比重从宏观上增加了子女养育成本，而减少了子女数量的需求。这次人口普查还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地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6个月以上的人口为26139万人，比10年前增加11700万人，增长81.03%，表明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我国现阶段流动人口的主体是青壮年，由于流动而导致的婚姻生育推迟或由于更多的机会和新的追求而导致的竞争效应等因素都可能导致青壮年流动人口较低的生育水平。陈卫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结果表明流动迁移对生育率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不仅低于农村本地人口，也低于城市本地人口。可见，快速提高的城镇化率和不断增加的城市流动人口对全国人口生育率有负向贡献。
上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家庭子女数较多以及传统的居住社区，父母直接花在子女照看方面的时间和精力较少，有人形象地称这种养育方式为“放养”。相比之下现在的父母花在子女身上的直接时间和精力较多，子女成长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方面都需要父母关注，可见现代子女的隐成本增加了。
随着经济发展，投资渠道更多，资本投资回报率更高，时间的边际回报率也提高了，所以无论是养育子女的经济资源还是时间，其机会成本都有提高。
拓展分析子女成本还包括母亲的生理成本和心理成本。前者指母亲为生育孩子所付出生理代价，包括怀孕期间的不便及不适感，生产时的痛苦和相关的健康风险，照料孩子的疲劳等;后者指母亲因生养子女而必须放弃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及自我发展的机会所产生的心理无奈甚至痛苦。由于医疗技术的提高，妇女怀孕、分娩的痛苦以及有关的健康风险呈下降之势，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使用更方便的家庭设备和雇佣保姆可以帮助减轻妇女照料子女的疲劳。可见，现代社会母亲生育的.生理成本下降了。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妇女的教育背景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她们有比以往更多的机会参与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有比以往更强烈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由于时间资源的有限性，生育子女与追求自我价值实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更加难以调和，给妇女带来更大的心理痛苦。因此，现代社会母亲生育的心理成本在提高。
以上分析说明子女的价格性养成本呈上涨趋势，从而子女的需求数量呈下降趋势。
3.效用
需求理论中，效用指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是消费者对商品满足自己欲望的能力的一种主观心理评价。子女效用的变化会导致子女需求数量的变化。根据基数效用论的分析，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是：PA+P2X2=I;MUi/Pi=MU2/P2=X。其中朽表示子女的价格，为子女的数量，P2表示其它商品的价格，X2为其它商品的数量，I是收入，MR、MU2分别表示子女和其它商品的边际效用，X是不变的货币的边际效用。如果MU1/P!MU2/P2消费者则做相反方向的调整，直至MUi/Pi=MU2/P2。
子女的效用包括：
（1）心理效用或愉悦效用，即子女给父母带来的心理满足和快乐；
（2）劳动-经济效用，即子女作为劳动力给家庭提供劳务或货币等经济收益；
（3）保险效用，即子女给父母提供潜在养老保障的效用，即人们常说的“养儿防老”效用；
（4）经济风险效用，即子女承担家庭经济风险的效用，如“父债子还”；（5)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即在某些特定社会环境中，子女能够提高父母及家庭的社会地位；
（5）对扩展型家庭作贡献的效用，即子女延续家族的姓氏和香火、“传宗接代”的作用。
莱宾斯坦认为从动态角度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收入的增加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子女的后五项效用即与经济有关的效用呈现出一种递减的趋势，而心理效用的变化难以确定?。本文认为子女给父母带来的效用水平在子女成长的不同阶段有所不同并随社会的变迁而变化。具体来说，心理效用在子女未成年阶段比较高，子女成年和独立后，家庭空巢化，子女给父母情感上的满足也趋于下降。劳动-经济效用在经济紧缺、生活水平不高的年代较为突出，在这样的环境中子女很小就给父母分担家庭责任，与当时较低的抚养成本相比，子女提供的劳务和货币更突出，此时子女表现为一种生产品，家庭对子女的需求有较强的刚性。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子女的劳动-经济效用已经明显下降，父母对子女的主观预期经济效用和实际经济帮助都下降了。从主观预期来看，只有10.83%的家长很希望子女为家庭挣钱，表示“一般”和“不希望”的分别占28.34%和60.83%。从实际经济帮助来看，据2000年对湖北松兹千余名已婚男女的调查，每年给予不同住父母的经济净帮助合计为87元。保险效用和经济风险效用由于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也日益下降。有研究表明父母对子女工作后和自己年老体弱时的经济帮助和赡养企盼很低，86.3%的研究对象认为抚养子女的经济成本肯定比得到的多得多?。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和对扩展型家庭作贡献的效用在传统社会比较突出。近几十年来，由于社会变迁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家庭结构和家庭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基本的变化，尤其在城市地区独生子女家庭、核心家庭占主导，子女的这两类效用日渐式微。北京市民对子女继嗣效用期待明显较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只有15%认同生育目的是传宗接代，高学历者则无人持这一看法。对上海市的调查表明，父母把“传宗接代”作为生养子女的最大期待的仅占3.8%。总之，当代子女的效用已经下降，从需求理论而言，这将导致子女的需求数量相应减少。
综上所述，收入的增加可能导致子女需求数量的增加，但由于数量收入弹性小于质量收入弹性，增加的收入大部分用于提高子女质量的支出，子女需求的增量被缩小。同时，受价格上升和效用下降的影响，子女需求增量进一步减少，从而形成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态势。
均衡人口发展的进一步思考
我国多年来的低生育水平导致了人口年龄结构的深刻变化。分析历次人口普查年龄结构图发现，1963年的是典型金字塔型，塔基的少儿人数多，塔尖的老年人口少。2010年的年龄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突出表现是老年人口比重加大而少儿比重大幅减少。众所周知，这样的年龄结构至少会导致两个后果，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前者在我国已经出现。这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10年前上升2.93%。全国老龄委《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示，至2020年老年化水平将为17.17%，表明老龄化进程很快。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虽然还未普遍显现，但近年来在东部发达地区某些时段或区域出现的缺工现象可能是这个问题某种程度的体现。从人口发展规律出发，改善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合理选择是要抑制过低的生育率。虽然我国依然是人口大国而且还未达到人口总量高峰，但由于人口政策的惯性大，应该未雨绸缪抑制过低的生育率。除有步骤、有条件地放开胎数外，还应考虑以经济福利和社会保障为主要手段的鼓励型人口控制代替经济、行政处罚的限制型控制，以引导和鼓励的柔性方式对家庭生育意愿及行为进行理性约束。比如给予响应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以社会保障、税收、公共事业费等方面的政策倾斜。此外，从更宽泛的层面考虑，稳定房价以降低城镇居民住房成本，改善城市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负担都是抑制过低生育水平，同时提高人口质量的相关举措。
1 引用人口普查数据时，需要列出完整的参考文献，以确保读者可以查阅原始数据。2 根据APA格式，人口普查数据的引用格式为：美国人口普查局。 (年份)。名称（编号）。检索自 数据库名称(链接)。3 例如，引用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的一份报告，参考文献可以写成：“美国人口普查局。 （2020）。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摘要文件（文档编号SF-20-01）。检索自 。”。
迄今为止，中国社会是一个差异性极大的社会。此种差距已有长久的历史，今日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之一，仍然是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同处在一个历史时期，既有非常原始的农耕社区，也有达到欧美水平的后工业化发达社区，比如上海的浦东社区。差异如此悬殊的社会结构，在世界上并不多见。一般说来，城市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等，都是农村所无法比拟的。尤其是中西部落后的农村与东部一些发达的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城乡居民的消费差异为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倍数大约为2.6－2.8倍，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城乡经济差距曾经有所缩小，从指标上看，降到2.2－2.3倍。但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此种差距又有回归的趋势，即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的2.8－3.0倍左右。90年代中期，差距扩大到3.3－3.4倍，到了90年代末、21世纪初叶，两者的差距更扩大到了超过3.5倍的水平。城乡之间的巨大经济差异，是导致农民大量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基本动因。 由于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大，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城市化就处于不同的阶段。一些发达地区，比如北京、上海、广州，已出现了生活富裕起来的阶层从城里向郊区迁移的趋势，也就是说，进入了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市郊化阶段”。然而，绝大多数地区，却仍处在第一阶段，即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阶段。由于不同发展阶段同处于一个历史时期，这样，政策上就无法统一，顾及了第一阶段的对策，必然就与进入了第二阶段的对策相忤逆，反之亦然。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二。 此外，根据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内地人口总数已达12.658亿，即使按照较高的指标计算，城市人口也仅占到总数的36.09％，这样，即使达到不太高的标准：60％的人口城市化，也面临着完成3亿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任务。如此巨大人口的城市化，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不仅面临着城市多方面设施的投资与建设任务，而且还面临着使数亿人改变生活方式的艰巨努力。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三。 现阶段我国的城市化战略问题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采取的是一律严格控制的对策，即在对策上不鼓励任何一种城市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后，采取的是鼓励发展小城市战略，同时，对于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正式居民人口仍然实行比较严格控制的做法。当然，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放开了暂住型的流动人口，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因此，实际上，农民工还是更多地流向了大城市。 希望能给你帮助，祝你好运！
从现有的研究看，南京大学人口所已故的马淑鸾教授可能是国内最早采用PQLI（直译为"生活的物质质量"或 "物质生活质量"，移译为"生命素质指数"或"人口素质指数"）来测度人口素质存量的人口学家。马淑鸾根据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进行计算并与国外比较，结论是：1982年中国的PQLI为77，印度为43，美国为94；而且 1982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生命素质指数在全国的排序与其人均GNP 的排序基本一致（马淑鸾1986）。王俊改等对1982～1990年中国人口生命素质指数的变化进行了时序比较，结论是：1990年中国的PQLI为83；从区域差别看，PQLI达到80以上的高素质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81.24%，PQLI在60～80之间的中等素质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18.57%，唯独西藏只有51，属于低素质人口。并且再一次发现PQLI与人均GNP 存在着较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王俊改，谢韦克1997），即人口素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函数，二者同时也相辅相成。笔者本人也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对1990年的PQLI值进行了国际比较，结论是：世界平均为65，发达国家为94，欠发达国家为53，中国约为80，印度为57. 结合人均GNP 来看中国人口素质的综合发展水平，至少在现象的层面上可以认为中国人口素质的发展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穆光宗，许金声1991；朱国宏1994）对这种怪异的现象主要有二种解释：一种认为，上述的 "超前"现象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人口素质潜能转化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较低；换言之，中国的人力资源还有待于更充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这似乎与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事实是吻合的（穆光宗1996）。另一种认为，"超前"可能是一种假象（冯立天1992）。 虽然PQLI方法有很多优点，如3 项指标达到较高水平是人们的普遍愿望，3 项指标具有泛人类色彩并反映的是 "产出"的情况，能够较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福利状况，计算比较简单方便等；但也有不少的学者认为，这种方法有不少的局限性：首先，在PQLI的3 个构成指标中有2 个是反映健康状况的，而只有1 个是反映教育状况的；仅用识字率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对文化的需求似乎太粗；仅从健康和识字两个方面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生活质量显然又过于简单等。据此，有的学者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办法，用"0 岁平均预期寿命"这一指标来代替婴儿死亡率和1 岁预期寿命，用"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代替识字率（冯立天，1992）。还有的学者用 "25岁以上人口受过中等教育以上人口的比重"来代替识字率，并用实际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朱国宏1994）。 也有一些学者另劈蹊径，用新创造的指数来衡量中国人口素质的存量。首都经贸大学人口所陈再华（1992）利用模糊数学方法来处理各因素指标，利用模糊隶属函数使各因素指标成为无量纲指标，并且具有横向可比性，建立了人口素质综合评价模型。结果发现：无论是综合来看还是分因素来看，中国人口素质都是呈递增的趋势。从结构来看，问题主要出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方面，区域之间的差异也主要在这些方面。陈再华的方法一个最大的缺陷是过于复杂，不利于推广。南京大学人口所夏海勇（1992）也提出了一种"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他考虑了人口结构因素，但舍去了思想道德方面的内容，最终他选择了9 个指标来构造"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即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残疾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总和生育率、男性成人识字率、女性成人识字率、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人口比重、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计算方法是借助于系统聚类分析等方法，组成一套评价指标体系的取值阵，求得基点数据，并进行同度量处理，再计算出"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从而获得评价概念。根据作者自己的评价，此方法效果较好，反映面广、灵敏度高等。但主要问题还?欠椒ú还患虮悖�焕�谕乒恪4送猓�本┥缁峥蒲г荷缁嵫��斫鹕�?991）和江苏计生委陈友华等（1998）也探讨和提出过"人口素质指数"。 由于人口素质本身是相当复杂的现象，试图用一种方法就揭示清楚是不太可能的。综合上述，笔者以为：PQLI 方法的生命力是不容忽视的，目前国内的一些探讨还没有达成共识，还没有一种新指标可以替代PQLI的位置。因此，继续探求新指数无疑必要，但需要提醒的一点是，要注意数据的易得性和操作的便利性。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改进 PQLI方法使之更加实用和准确比较现实。 五、人口素质问题的理论探讨 1992年，刘铮教授重提"人口现代化"，在人口学界和实际部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人口现代化"的框架中，"人口素质的现代化"被摆上了关键的位置（刘铮1992；穆光宗1995，1999；陈友华1998）。目前，国内提的 "三优系统工程"正是实施"人口素质的现代化"的具体措施，所谓三优，是指优生、优育、优教。 为了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人口素质"问题，笔者于1991年上半年撰文提出了"人口素质木桶理论"。与此同时，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许金声也提出了相似的理论。所谓"人口素质木桶理论"是从科学哲学常讲的"水桶现象"中获得启发的，即一个水桶的容量受制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假定水桶的周边是参差不齐的话。笔者认为，人口素质本身存在的问题和人口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分属两个层面的。也就是说，一是人口素质存量水平的高低问题，二是人口素质潜能开发水平的高低或转化程度的大小问题。中国人口素质的"短板效应"主要表现在非智力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只有建立正确评价人才和合理开发人力资源的社会经济机制，中国才能塑造不断克服"短板效应"的机制，让人口素质潜能不断喷发出来。人力资源的开发与人口质量投资唯有相辅相成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人口质量投资则大致包括了优生优育投资、文化教育投资、健康卫生投资和环境（生态环境、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优化投资。
1 引用人口普查数据需要注明参考文献2 参考文献的格式一般为（出版日期）。人口普查数据。发布机构。3 例如：（2020年1月）。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国家统计局。
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除了人们未能认识自然生态规律外，从经济原因上分析，主要是人们没有全面权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只考虑近期的直接的经济效果，忽视了经济发展给自然和社会带来的长远的影响。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环境经济学论文选题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1. 区域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评价研究
2. 沿海农业区施用农药的环境经济损益分析——方法与案例研究
3. 江苏省森林资源—环境—经济复合系统(FEES)可持续发展的评价与优化
4. 干旱区农业水资源利用与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5. 环境经济综合核算问题研究
6. 辽宁省环境效率时空差异分析及环境经济协调发展评价研究
7. 中国能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研究
8. 基于系统动力学方法的成都市能源—环境—经济3E系统的建模与仿真
9. 环境经济政策下环保投资的中日对比研究
10. 基于环境经济视角的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研究
11. 欠发达地区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系统仿真研究
12. 公路建设项目的环境经济损益分析
13. 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环境、经济环境与引资绩效
14. 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政策工具及前景
15. 环境经济学在中国的最新进展与展望
16. 论我国的环境经济学学科体系建设
17. 环境经济学:中国的进展与展望
18. 环境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完善
19. 经济学的新领域:环境经济学
20. 水环境生态价值的定量分析——以XX市为例
1. 低碳旅游——环境经济价值实现的新方向
2. 环境经济外部性的内部化路径比较分析
3. 环境经济政策对贸易影响的理论分析
4. 规模化畜牧养殖废弃物处理的环境经济优化研究——基于生态经济模型的分析
5. 甘肃省能源消费与环境、经济关系研究
6. 甘肃省农村地区生物质能源环境经济益研究
7. 基于生命周期评价理论的人工林作业资源—环境—经济影响研究
8. 环境经济损失评估理论及应用研究
9. 奇台绿洲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互动协调研究
10. 非点源污染最佳管理措施的环境经济评价
11. 环境经济指标体系及其应用研究
1.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
2. 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评价与应用
3. 南方农村沼气发展新模式的环境经济分析
4. 我国生活垃圾处置市场的环境经济政策选择
5. 中国环境经济系统的物质需求量研究
6. 关于环境经济投入产出核算理论与方法的改进
7. 构建流域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的环境经济手段研究——以福建省九龙江流域为例
8. 我国环境污染、环境健康、环境经济与发展战略
9. 我国生态、环境、经济系统耦合协调测度方法综述
10. 旅游经济发展中的环境经济政策应用及研究进展
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人口问题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一、引言
30多年来，我国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总方针的指导下，依托“宣传 教育 为主，节育避孕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的工作 方法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总体而言，婚育新风已牢固扎根于人民心中，少生不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发展的必然，优生成为广大人民特别是已婚育龄人群的共同期盼和追求。这些具有转折意义的思想客观共同组成了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固的决定性的内在因素。它潜发性地要求我国现行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必须与时俱进，由兼顾全面，重点解决人口数量问题向优化出生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迈进。
二、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所历所思
符合政策生育率是衡量地区性计划生育水平的重要目标。过去，在人民生育观念十分落后的背景下，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政府不得不采取多种形式的行政手段，即所谓的“土办法”。这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实事求是地讲，这些“土办法”曾为推进计划生育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现在，随着和谐社会建设和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面对违规违法生育行为，基层工作人员能够做到的主要是生育前的宣传教育和生育后的依法行政(即征收社会抚养费)，而后者在具体执行中绝非易事。随着人口流动的日益社会化，从取证到立案到依法征收，这一过程必须事实清楚，程序到位。其目的是为了惩前毖后，以达到遏制政策外生育的效果。同时，为了维护社会稳定，避免恶性案件的发生，在征收过程中，面对特困人群，又不得不缓征，少征，甚至是事实上的免征。
为了鼓励按政策生育行为，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的奖励 措施 。如：针对计划生育户的奖励抚助金，中考、高考加分，农村合作医疗减免等。这些政策的出台及实施确实对广大育龄人群起到了较好的引领作用，但同时，必须看到在实施这一系列政策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从制度的设计上，为了保证计生奖励抚助金发放的准确性，要求对每一位未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60岁左右的对象进行深入调查，其取证材料涵盖与对象面对面的询问笔录，背靠背的旁证记录，村民代表大会记录，村级、街(乡)镇级、区(县)级证明或案查，表格材料达十份之多。
笔者曾在参与此事时，目睹农村老人为了享受到每年近1000元的抚助金，不得不陈述自己年轻时在婚姻，生育方面的种种无奈和尴尬，每每想起，仍然觉得心中隐隐作痛。笔者不断 反思 ，政府设置奖励抚助金利于民情，示范他人，为何非要强调婚后未生育者或婚后不能生育者就不能享受呢?要知道，这本身就是对象户心中的伤疤。为了证明事实的真实性，为什么要制定出那么多的表格材料?这其中很多材料除了增加基层劳动量和行政成本外，并无太多益处。笔者认为，为了达到奖励抚助所带来的示范效应，确需调查对象户是否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但无需过多地究其原因。即便需要追求其准确性，也无需自我设置层层障碍，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完全可以简化程序，分级负责，事后追责，并依据事实取消不合理的享受资格。
为了控制政策外生育行为，我国长期推行行之有效的避孕节育措施。上环和结扎曾经是控制违法生育的重要手段。现在节育意识已深入人心，选择不同的节育方式更是家喻户晓。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将长效节育措施落实率作为一个指标下达给基层。卫生计生部门完全可以通过宣传引导来实施。节育既是工作需要同时也是育龄人群生活的需求。本来可以顺流而下的事情何苦要逆流而上!
为了加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条例》已明文规定：户籍地与现居住地共同管理，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的原则。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要求户籍地与跨地区流动的现居住地同为主管，同时上报出生人口。户籍地必须掌握外流人群的婚姻状况，怀孕状况，生育情况，节育情况并实行跟踪管理。这其中的硬指标，一是长效节育措施落实率，二是孕情上报及时率，三是符合政策生育率。人口的自然流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问题是，户籍地特别是位于山区的户籍地政府，要及时掌控流出人口特别是长期流出且流入地较远及随意性较强的流出人口的计划生育信息何其难!要实行跟踪管理何其难!户籍地村(居)委会为了掌握信息，达到跟踪管理的要求不得不随时捕捉流出人口的返乡时机，有时踏着红线利用村规民约在为流出人员出具证明，落实农村优惠政策时设置关卡，虽能起到一定效果，却使干群关系紧张，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再者，户籍地为了落实跟踪管理责任，不得不经常组织专班跨区、跨市、跨省外出，在付出较大的差旅成本消耗后，往往效果欠佳。目前，国家正在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居住证将代替户口本。笔者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将成为平等国民待遇，推动社会进步的新引擎，而卫生计生部门理当顺势而为，不断优化管理方法，为推动计划生育管理方式注入切实可行的新动力。
计划生育，利国利民。计划生育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功不可没。1979年以前，我国由于未能推行计划生育国策造成了重大的人口失误，人口的过快增长导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负担沉重，举步维艰。目前，人口计划生育的内在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必须重新审视和定位我国的计划生育国策，将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放到大人口的范畴内去权衡。
三、对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建议
1、权衡人口总量
笔者生于20世纪60年代，有兄弟姐妹4人，那时正是我国人口生育高峰期。笔者本人育有一女，现年21岁，正处于我国人口低生育水平阶段。这种生育现状是同龄城镇人口生育状况的缩影。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后代绝大部分都将自觉地晚婚晚育，主要原因不是生存的压力，而是教育、就业、创业所需要的时间量及对生活更高层次的追求所需要的时间量共同决定的，这已经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并大有延续趋势的事实。这一现实给我们带来了如下忧虑：一是将来在我们后代的人群结构中，含农村青年，能够为我们整个社会提供多大比例的一线劳动者?二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青年一代组成家庭后将同时赡养几位老人?这也许主要不是经济上的负担，但可以肯定地说是年轻一代精力上和精神上的压力。而这些问题依靠正在完善的养老体系恐难以解决。我们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的人民将生活在怎样的一种物质世界和感情世界中?这些问题即便要解决，依据人口出生及成长的周期性，仍需将近20年的时间才能得到缓解。三是年轻的独生子女们，生活上养尊处优，精神上唯我独大，尽管接受了丰富的 文化 和现代科学技术教育，面对国防需要和社会前进的种种艰难险阻，他(她)们所具备的应对心理、能力和素质实在堪忧。
在农村，一对夫妻生育一个男孩后，不能再生育第二胎;生育一个女孩后，可再生育一孩。这样的生育政策初衷是充分考虑到了农业生产劳动力的需求，解读时不应该带着片面的观点和歧视的眼光。但相对城镇人口而言，农业人口中尽管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政策外生育行为，当今的农业人口依然处于低生育水平。究其原因，一是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坚持：适龄人群得到了较为便利的节育手段;政策外生育给适龄人群带来的生存压力;征收社会抚养费所产生的社会辐射力。二是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广大农村青年更大范围地接受了现代文明所传播的新的生活观、工作观和生育观。新一代广大的农村青年，也许仍怀着生育二胎的意愿，但可以肯定的是只有极少比例的夫妻想生育3个或3个以上的孩子。
值得关注的是，生活在多子女家庭的孩子，从心理素质，吃苦精神，奉献担当上都普遍强于独生子女。在几年的征兵工作中，笔者也注意到，愿意入伍并且能安于部队的绝大多数都生活在多子女家庭，他们正承担着高难度高风险的国防重任。
为了督促户籍地和现居住地共同管理流动人口，对于新出生人口，计划生育部门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两地共同管理，均需上报。但这不仅在客观上增加了户籍地掌握孕情，跟踪服务，控制政策外生育的难度，而且，由于现居住地在迎检时可以采取一赶了之的手段，躲而避之的办法，实际上弱化了现居住地的管理服务责任。再者，双边统计上报给新生人口造成的数据上的增量也是不容忽视的。
2、权衡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的权衡不仅要从目前的老、中、青、幼人口构成及其走向来考虑，还要考虑到目前的青年人口性别比例及新生儿性别比例。我国人口发展的总趋势是比例已经过大并且还在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已经失调并将更加失衡的青壮年人口。这必然导致一线的财富创造者、社会高难责任承担者日益不足，人民生活压力、情感压力日益严重以及婚姻需求严重失衡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在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问题的双重压力下，该如何应对呢?从双独生育二胎到单独生育二胎标志着生育政策的较大调整，这确实考虑了国情，顺应了民意。
值得注意的是，单独家庭生育二胎政策的放开，并没有迎来新的生育高峰，相当比例的家庭放缓了生育二胎的步伐或者说准备放弃生育二胎的权利。这一现象说明了人民生育观的巨大改变，多子多福，传宗接代不再是社会生育观的主流思想。人民群众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康地成长，受到较好的教育，有较好的工作，较好的生活。也许，许多家庭仍然期望能够生育两个孩子，但同时，男女平等、女儿也是传后人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当然，这还得依据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真实调查和科学论证。而若此判断正确，则应该果断加快二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的进程。权衡二孩政策全面放开的利弊，既要从理论上考虑它对人口总量的影响，也要从现实的单独二胎生育政策放开后所掌握的数据中作出分析和评估。
同时，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也是有效调整新生儿性别比例的需要。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一胎生育基本是自然生育状态，二胎生育时，大都考虑到了性别问题，这就导致了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非法终止妊娠行为。目前控制新生儿性别比的主要做法是从药品销售到B超鉴定的严格管控，旨在通过严厉打击“两非”行为，消除选择性生育，达到自然生育的效果，这一观点是建立在自然生育就能使得性别比相对平衡的认识前提上的。
然而，它却忽视了这一认识的基点：大自然之所以能调节性别比，内在地要求一对夫妻生育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从人群总数而论，在生育第二胎时，大多会生相反性别的孩子。因此，可以认为正是目前的生育政策给新生儿性别比带来了巨大的负效应。在广阔的农村，一对夫妻生育一个男孩后不能再生育，这就自然地相对消减了女性基数而又增加了男性基数，而在生育一个女孩后，又会渴望生育一个男孩，姑且不论违法的选择性生育，就是自然的力量也会致使生育二胎时男性比例居多，这又在一个层面上增加了男性的基数。
客观的讲，生活在城镇的夫妻，在新生儿性别的问题上，大都心态平和，顺其自然。综合农村、城镇及“超生”因素，目前一对夫妻平均约生育了1.4个孩子。从科学角度出发，一对夫妻平均生育1.8个孩子，才能有益于性别比的基本平衡。根据专家预测，即使我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平均一对夫妻也只会生育1.6个孩子，这无疑只能有限地对我国新生儿性别比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在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问题上，严厉打击“两非”只是一种战术行为，然而，再完美的战术也不能从根本上弥补战略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漏洞。
过去，我们没有遵循马寅初的人口理论，致使人口盲目过快增长，犯下了难以挽回的错误。今天，在看到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给我国带来少生4亿人口辉煌成就的同时，如果看不到人民生育观念的巨大改变所蕴藏的稳固低生育水平的内在保障力，看不到人口政策的适度变化对于提高人民幸福指数，化解人口老龄化，性别失调，劳动力不足的现实性和潜在性的矛盾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许我们同样会犯下历史性的重大错误。人口问题是战略问题，必须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大战略范畴内去思考，去设计。
3、权衡人口素质
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不仅能大范围地化解计划生育的节育目标，还能大范围地化解孕情跟踪管理、社会抚养费征收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切实将从事人口计生工作人员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宣传教育，优质服务上。人口素质事关民族前途命运，优生工程是人口素质保障的第一步，孕前优生检测又是优生保障的前提条件。
现在，上级部门将孕前优生检测指标当任务下达给下级，然而，在操作过程中至少存在着如下弊端：第一，指标本身仅要求孕前检测，忽略了孕中检测;第二，检测必须到户籍地的区级计生服务站完成。由于大量的育龄人群外流，致使户籍地街、乡级计生部门组织困难，成本投入较大。由此可见，我们所追求的优生在实施过程中并不完善。卫生计生资源的整合从客观上为优生工程的实施提供了更强大的组织保障和技术支持，国家免费的优生检测利国利民，本应得到广大育龄人群的积极响应，但实际效果欠佳。结合目前正在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笔者认为主要矛盾存在于目的与手段的脱节，没有解决好群众“一步之遥”的问题。上级部门开展工作已经习惯于下任务、下指标，让基层不计成本东奔西走，让群众不辞辛劳来回奔波。
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卫生计生部门必须探索打破户籍障碍，以流畅便捷的工作方式，让育龄人群满怀喜悦，满怀期盼地走最短的路程，既能获取他们想要的孕育结论，又能获得新生儿成长所需要的卫生计生关爱。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理论联系实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法宝。人民群众期盼后代一生下来就聪明健康，而孕前优生检测和出生缺陷干预工程正回应了这一期盼。如何到群众中去，将这一事关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好事做好，除了必备的技术到位，手段到位外，其操作过程的科学化，规范化，简易化也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只是简单地下任务给基层，让常住人口走较远的路程到达指定的监测点，让流出人口来回奔波回到户籍所在地的指定点接受检查，则组织者的难度，群众的辛苦度可想而知。
类似于这样的做法，还体现在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 ，农村合作医疗等方面。党的温暖阳光普照，上级主管部门如果只是采取任务下派的方式来安排工作，解决问题，基层政府不堪重负不说，“小政府，大作为”又将如何体现?更主要的是一系列的利国惠民政策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程才能到达群众的面前。信息技术推动社会进步，让人民群众知道惠民政策不应该是一件难事，难就难在相关主管部门是以怎样的责任担当，以怎样的行事方式拉近政策的执行与群众的距离。社会管理是一个大课题，社会管理进步又将从更深层面上推动社会进步。不要抱怨群众不领情，而要自我查找原因，不仅要从目标正确性的角度，还要从目标运行方法的角度去认真审视。运行方法的可行性，可操作性是战术手段，战术手段的好坏以及运用战术手段的人的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共同影响着战略目标的实现。
多年以来，就提倡计生工作必须由行政型向服务型转变。我们要向广大育龄群众提供避孕节育服务，生殖健康服务，优生检测服务，出生缺陷干预服务以及抓好诸如计生奖励抚助金等各类计划生育优惠政策的落实。我们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必须时刻反问自己，人民群众觉得满意吗?笔者认为，优质的服务至少应具备如下特性：
其一，掌握了服务对象的基本情况和主要要求，不是大且泛，而是精且准。既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又避免意义不大的资源消耗;
其二，优良的切实可行的落实方案。优良要体现目标的明确性，安排的系统性和服务人员对所提供服务责任的担当性。可行性要充分体现人民群众得到服务的路径是坦途而不是征途。要做好一件事情，必先事前调查其要素，把握其规律。有的事情确需责任分解，分级负责;有的事情也需责任分解但上下主次不同;有的事情无需责任分解，完全可以利用事物本身具有的正能量所产生的向心力由高至低，由低到高形成互动，直达目标。
在目标决策的过程中，需要信息互动，上下互通以达成决策效果，而决策形成后，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执行力。在很多时候，我们为人民群众提供计划生育服务时，不是人民群众不积极响应，而是人民群众在响应的过程中需要付出太多的无奈和艰辛。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不仅需要从群众中来，真切地了解群众的心声，更要知道怎样到群众中去，让群众所享受的服务更轻松、更舒适。
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三者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矛盾，又共为一体。它就像三个支柱共同支撑着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因此，人口的战略决策既要保证三个支柱个体坚挺，又要保证三个支柱在正确的方向，恰当的位置;既保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又保证人的可持续的全面发展。
>>>下页带来更多的人口问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