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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研究中国知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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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研究中国知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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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籍研究进展论文

刘知几对于历史与史学更革变化的认识是多方面的, 在整个中国古代学者中间也是十分突出的, 因此研究他在这一方面的思想认识对于理解古代学者的历史观有着非常典型的意义。 一、刘知几史学变革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 对于中国史学变革大势的认识, 从《尚书》、《春秋》到唐代, 刘知几把它大体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以《五经》为代表的先秦史学。这个时期, “文之将史, 其流一焉”, 文与史混然为一。二是以三史为代表的两汉史学。这一时期历史著作不多, 为文初尚丽词, 然尚能据实而书, 《史记》《汉书》、《东观汉纪》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三是两晋南北朝迄于隋唐的史学, 刘知几常以“近古( 或近代) 诸史”名之。( 二) 提出“今古异同, 取叶随时”的主张历史在不断变化, 史学著作要能反映这种变化,沟通古今, 让后人对前人有一个真实的了解。他认为“盖取叶随时, 不籍稽古”, 能反映历史变化的真实情况才是正着。《史通?一书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 撮其要者约为二端。其一, 用当时语言, 直书其事。其二, 前史之所未安, 后史之所宜革。( 三) 师古而不泥古, 才能有利于史学的更新发展刘知几一方面强调历史著述“取叶随时”、“不籍稽古”; 另一方面又提出模拟古人, 即“师古”问题。 二、刘知几史学变革思想的形成( 一) 千古史学纳诸胸中, 为其讨论史学变革、变化奠定了基础刘知几总角之年即开始习史, 对历史的爱好使他“耻以文士得名, 期以述者自命”, 勤勤于史学大半生。所谓学富才能汇通, 汇通之中才能见出变化。这是他史学变革思想形成的基础。( 二) 区分类聚的研究方法, 有利于排列史事、总结得失、对比古今、见出递变刘知几的区分类聚首先是从具体分析入手, 弄清每一史书的细节内容, 得失利害, 然后在大量分析研究的基础上, 排比综合, 条分类归, 勒成一个个事目, 叙述从古代一直到唐代的演变情况。( 三) 敢述前非的批判精神, 帮助他找到史学变革的突破口中国学术思想一向强调继承性研究, 所谓有容乃大, 而批判性研究则不大为人所称道。《史通》作为史学批评性著作, 充分体现了刘知几追求真理、敢于批评的精神。( 四) 时代为他史学变革思想的提出提供了契机刘知几所处的时代正是史学走向自觉反省的时期。刘知几适逢其时, 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 对整个中国史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为以后史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三、对刘知几史学变革思想的评论第一, 从整个史学发展上看, 刘知几的史学变革思想在中国旧史学家中间是很突出的, 对史学变革加以研究总结, 并且颇有建树, 他应该说是第一人。第二, 刘知几讨论史学变革特别注意与历史变化联系起来看。这种认识比之商鞅、韩非子等人随便说到上古、中古、当今之类, 不仅自觉性强, 而且具体, 又有认真细致的比较分析, 其进一步发展就是今日所谓的历史发展阶段论了。第三, 以批评为史学变革的手段。刘知几讨论史学变革问题都是通过批评以往史学的方式完成的, 这构成了他史学变革论的又一个明显特点。当然, 对刘知几的史学变革论我们也要看到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刘知几过多地强调写史要遵循成例, 批评别人唯以其例评断是非, 缺少变通精神。

李白崔令钦交游发隐 《复旦学报》1980年第4期李翱卒年订误 《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1期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 《中华文史论丛》1981第2期也谈温庭筠生平之若干问题--答王达津先生 《南开学报》1982年第6期欧阳修与北宋文学革新的成功 《研究生论文选集·中国古代文学分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3年3月姜夔卒年考《复旦学报》1983年第2期六十年来国内《长恨歌》研究述要《文史知识》1983年第7期杜甫为郎离蜀考《复旦学报》1984年第1期新发现杜甫佚诗证伪《草堂》1984年第1期《班婕妤》非严武作《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1期杜甫离蜀后的行止原因新探《草堂》1985年第1期袁郊未任翰林学士《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1期欧阳修著述考《复旦学报》1985年第3期杜诗早期流传考《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全唐诗》误收诗考《文史》第24辑中华书局1985年李康成《玉台后集》辑目《唐代文学论丛》第7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补二则《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4期略谈《全唐诗》《语文学习》1986年第4期殷璠《丹阳集》辑考《唐代文学论丛》第8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义净诗小考《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第1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补遗(与骆玉明合作)《文学遗产》1987年第1期跋王之涣祖父王德表、妻李氏墓志《文学遗产》1987年第5期《全唐诗》补遗六种札记《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欧阳修、苏舜钦、王安石诗文拾遗《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晏几道生平零考《中华文史论丛》1988年第1期石刻所见唐代诗人资料零札《唐代文学论丛》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忠谏无畏贤陆贽《十大名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8月师门摭忆《泰兴文史资料》第6辑1989年10月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印行者考《中华文史论丛》1990年第1期欧阳修 收入《十大散文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张碧生活时代考 《文学遗产》1992年第3期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 《中国诗学》第2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版诗话寻源 《中国诗学》第2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版花间词人事迹考《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巴蜀书社1992年《全唐诗补编》编纂工作的回顾《书品》1993年第2期《全唐诗》的缺憾和《全唐五代诗》的编纂(与罗时进合作)《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256期1993年2月唐诗人李昂、綦毋潜、王仁裕生平补考《铁道师院学报》1993年第4期《登科记考》正补《唐代文学研究》第4辑广西师大出版社1993年11月版郑虔生平与著述补考《郑虔研究续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新罗旅唐三诗人诗辑存《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2期我作《全唐诗补编》《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第3期《五代新说》中的先唐遗诗《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齐己佚文《龙牙和尚偈颂序》考述《益阳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文史考据应有所阙疑《文学遗产》1994年第4期唐代闽籍诗人考《唐代文学研究》第5辑广西师大出版社1994年10月《全唐诗简编》述评《河南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再续劳格读《全唐文》札记 《选堂文史论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旧五代史·王审知传》辑校《漳州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诗渊》全编求原《文献》1995年第1期(又见《咸宁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旧五代史》补传十六篇《文献》1995年第3期述《全唐文》成书经过《复旦学报》1995年第3期毛文锡《茶谱》辑考《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读《唐文拾遗》札记《中西学术》第1辑学林出版社1995年6月《二十四诗品》辨伪答客问《作家报》1995年8月19日《新唐书·艺文志》补——集部别集类《唐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宋诗话辑佚》匡补《中国诗学》第4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真伪问题讨论述要(署独孤棠) 《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版)喜读《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杜甫研究学刊》1996年第2期石刻文献述要《古典文学知识》1996年第2期唐五代文章的总汇--《全唐文》《古典文学知识》1996年第3期《二十四诗品》不是司空图所作(与汪涌豪合作)《寻根》1996年第4期问学纪程《中文自学指导》1996年第5期《全唐文补编》前言《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第6期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与汪涌豪合作)《中国古籍研究》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8月版,本文获第二届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唐诗人占籍考(与胡中行合作)《中西学术》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二十四诗品》辨伪追记答疑《中国诗学》第5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长沙窑唐诗书后《中国诗学》第5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全唐文补遗》(书评)《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唐诗研究集成》(书评)《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石刻所见唐人著述辑考《出土文献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98年11月《钓矶立谈》作者考《文史》第44辑中华书局1998年刘大杰先生和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写在《中国文学发展史》初版重印之际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版《中国文学发展史》附新见逸诗附存(《全唐诗补编》简体横排本附)中华书局1999年1月唐代文学文献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338期1999年1月清辑《旧五代史》评议《学术月刊》1999年第9期传统考据与现代学术《学术月刊》1999年第9期《汉唐方志辑存》(书评)《唐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新唐书艺文志补》(书评)《唐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陈寅恪先生唐史研究中的石刻文献利用《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晏殊《类要》研究《新国学》第二辑(巴蜀书社即出)贞石订五代史《海上论丛》第3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

古籍整理研究论文

论《离骚》的自我形象 《北方论丛》1986(6)。论屈原艺术想象的独创性 《东北师大学报》1988(4)。先秦国家观念与屈原的宗国意识 《东北师大学报》1989(4)。春秋战国时代“士”阶层的类型分析 《延边教育学院学刊》1990(1—2)。“生王之头不若死王之垄” 《甘肃社会科学》1991(1)。先秦“士”阶层的文化心态与历史命运 《贵州文史丛刊》1991(2)。《离骚》审美价值的层次分析 《延边大学学报》1992(2)。屈原社会理想与儒法两家的关系 《东北师大学报》1992(3)。《招魂》作者补证 《社会科学战线》1993(3)。楚辞:诗歌形式的纵深拓展 《人文杂志》1993(3)。中国礼乐文化初论 《东北师大学报》1993(6)。《九歌》“二湘”异辞同源说 《松辽学刊》1994(1)。话说《橘颂》 《名作欣赏》1994(2)。楚辞《招魂》的结构特征与语言特征 《苏州大学学报》1994(3)。百世诗宗的文化传承 《东北师大学报》1994(5)。中国诗歌中渔父意象的发轫之作——读楚辞《渔父》 《文史知识》1994(12)。屈原人格的背景、内容与价值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1)。中国古典小说中诗文融合传统的渊源与发展 《中国文学研究》1995(2)。公木的诗学世界 《人民日报》1996年6月27日第十一版。广阔的视野,崭新的高度 《社会科学战线》1998(3)。读诗札记(六则)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6)。从《诗经》看周代天命观念之兴衰 《江海学刊》1999(2)。“平淡”:陶诗风格之阐释 《社会科学战线》1999(2)。《诗经》对答之体及其历史意义 《文学遗产》1999(2)。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古典文学研究片论 《文学前沿》第一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孔子的诗学 《深圳大学学报》2000(6)。从“兮”字用法看楚辞《九歌》的音乐特性 《社会科学辑刊》2001(2)。中国上古诗歌的历史文化观照 《社会科学战线》2001(1)。睹新春之景 咏乡思之情——读王湾《次北固山下》 《名作欣赏》2001(1)。夏夜的图景 丰年的欢乐——辛弃疾《西江月》赏析 《古典文学知识》2001(3)。青春溪水里的一朵浪花——读李清照《如梦令》 《名作欣赏》2001(4)。仰望泰山 志在高远——杜甫《望岳》赏读 《古典文学知识》2001(6)。从《生民》到《离骚》——上古诗歌历史发展的一个实证考察 《文学遗产》2001(4)。中国古典诗歌中“生命意识”的内涵与泛化 《深圳大学学报》2001(6)。中国古典诗学的抒情理论 《中华读书报》2002年11月27日。屈原的诗学 《深圳大学学报》2002(6)。道家语言哲学对中国古典诗学的影响《学术研究》2002(12)。夏商时代的天命观念及其文化形态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3(2)。性善·仁政·浩然之气——孟子精神世界的再认识 《深圳大学学报》2005(3)。一个哲学悖论的诗学消解——老子“道”本体的无限性及其审美转向 《文艺研究》2007(11)。流芳千古的一代文宗欧阳修 《文史知识》2007(12)。眼观风云浩荡 胸怀日月运行——读曹操的《观沧海》 《古典文学知识》2008(2)。

1、《关于〈庄子〉注释中的几个问题——与谢祥皓、陈鼓应二位先生商榷》(第三作者)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2期2、《〈京口记〉残句辑注》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7年第3期3、《〈王粲集注〉质疑》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7年第4期4、《徐干〈中论〉版本考》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8年第1期5、《北图藏黄丕烈跋本徐干〈中论〉》 《文献》1988年第4期6、《〈南朝五史人名〉索引疏漏几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1期7、《训诂学能否演进为中国古籍注释学——建国以来训诂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5期8、《〈登楼赋〉与所登之楼》 《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年7月31日9、《汉赋今译浅议》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第5期10、《〈竹林七贤论〉残句辑注——兼论〈竹林七贤论〉的文献价值》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第6期11、《“止”在会意字中的表意作用》 《古汉语研究》1993年增刊12、《程先甲及其〈选雅〉》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第1期13、《关于高校中国古籍注释学学科构建的几点思考》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第6期14、《〈阮籍集校注〉补正》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5年1、2期合刊15、《嵇康与嵇喜两组诗浅解》 《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16、《〈文选·曹植·送应氏二首〉写作时间蠡测》《昭明文选与中国传统文化——第四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6月17、《说“紫”》 《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1期18、《编纂大型古代断代文献总集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以辑校〈魏晋全书〉为例》 《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论文集》2002、519、《略论古籍注释中的逻辑思维》《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3期20、《影宋本〈太平御览〉引〈诗经〉缀辑校理》《海峡两岸古典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221、《二十二子详注今译·前言》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22、《竹林七贤名义考辨》 《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23、《充实简要 便捷通俗——评张岳琦、张昕二先生〈诗词格律简捷入门〉》 《新文化报》2003年6月20日24、《鉴赏式诗学批评艺术的建构——评沈文凡主编〈汉魏六朝诗三百首译析〉》(第一作者) 《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第12期25、《魏晋子书书名作者杂考数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6期26、《孙吴子书的政治取向及其对孙吴文学的影响》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6期

古籍文献古今融合研究论文

据网上搜索知:语言学是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探索范围包括语言的性质、功能、结构、运用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语言事实,包括现代的语言和古代的语言。例如对《诗经》的研究中,不但可了解古人如何运用文字,运用语言叙事抒情,还可了解到许多现在已经消失或者不常接触的植物名、动物名、生产生活方式、重要的祭祀活动等等;面对一个词语或者成语,除了现今的意思和用法,还可以知道其来源、典故等。事实证明语言学的研究是引领人们了解历史,思考未来语言发展的明灯。学科交叉研究法是把多种学科引进语言学,把语言学引进别的学科的指导方法。即立足语言学,与其他学科多向交流,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方法。科际交流,尤其表现在方法的借鉴与习得上。这个方法的特点是多种方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如融会语言学上的共时描写法、历时分析法、社会学上的社会调查法、阶层分析法,以及其他学科的统计法、历史研究法等等。这一研究方法的领域十分广阔。

可以从历史角度、文化角度、写写国内的和国外,以及不同民族之间书籍装帧的发展过程。 一、对古典文学书籍装帧的理解和设计思想 古典文学书籍装帧的设计,需要对被装帧书籍内容的理解和提炼。我国的古典书籍中的线装书虽然看起来比较简单随意,但从总体上考察,并非随意为之,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设计的,从色彩调赋、材料应用,都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韵。而现代装帧设计,因为新技术、新材料的运用,未免能够达到这种效果。那么,我们现在对古典书籍进行装帧设计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味道呢? 一味地追求古典, 将使整个设计缺乏现代的审美情趣; 一味地追求现代, 又将使古典文学书籍的装帧缺少古典文学的“气韵”, 也会偏离现代人对古典文学作品装帧美的需要。当今对古典文学书籍进行装帧设计,应充分吸收古今中外对书籍装帧设计的精华,使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气韵, 与现代的美学要求有机地融合。在整个总体设计上, 既不失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含蕴和意境,又能融合现代人对书籍装帧的审美要求。古今装帧审美学方式的统一,是当代对中国古典文学书籍进行装帧设计的需要。 书籍从人类文明产生至今,作为一种大众媒介的传播工具,越来越发挥着它自身的作用。人类从最早的刻骨、刻竹的记事,到现代印刷技术、书籍的装帧,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并形成了专门的学科。一个国家对书籍装帧水平的高低,书籍品种的多少,出版发行量的大小,已成为衡量社会进步和发达的一个标志。书籍装帧走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道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它由简单到复杂,从单纯的书籍加工到当今艺术创作。现在,书籍装帧已不再只是简单地一页页纸的装订,而是装帧设计者对书籍的二度艺术创作,是装帧艺术家思想和智慧的结晶。书籍装帧设计发展至今,已成为一门综合的艺术门类,它是绘画、摄影、书法、金石等艺术形式的综合应用, 需要设计者具备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科技等方面的知识, 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良好的审美情趣。对书籍的装帧设计,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 还应赋予装帧设计的商业性。书籍是放在书架上的,在具有展示性的同时,还应有吸引读者的功能。因此,它在具有欣赏价值的同时,要能刺激读者阅读书。 二、中国古代书籍装帧的几种形式和演变过程 1、绳串联 中国的书籍出版有着悠久的历史,书籍的装帧形制,也是随着书籍的生产工艺和所用材料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演变着。 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书籍是商代刻有文字的龟甲或兽骨,距今已有3000余年。当时,为了便于保存,将内容相关的几片甲骨用绳串联起来,这就是早期书籍的装帧形式。 从商代后期开始,出现了青铜器铭文,统治者将重要文书铸于青铜器上。特别是到了西周,铭文可以容载较多的文字。西周的毛公鼎的铭文达500字,因人们多把古代这种铸之铜器上的铭文看作古代“原始书籍”形式之一,故多数书史家认为,它也是古代书籍装帧的一种形制。 2、竹简 竹简是纸发明前最具代表性的书籍形制。它可以根据文章的长短,任意确定简数,一简书字一行,最后用上下两道绳编串起来,卷捆后保存,还有苇编和丝编两种,考究者用织物缝袋装入。竹简约起源于西周后期,一直延用到公元4世纪。竹简除以竹制成外,也有用木者称木简。与竹简 并行的还有木牍,制成长方形木片,用于书写短文。 3、帛书 帛书是略晚于竹简的一种书籍形式,它是将文字书写于丝织品上,其装帧形制是缝边后成卷存放,由于材料昂贵,多为统治者书写公文或作绘画用,一般书籍使用较少。 4、石经(石碑) 石经也是古代书籍的一种形制。最有代表性的是《熹平石经》,它开刻于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将儒家七经刻于46块石碑上,总字数20多万字。它立于洛阳太学门前,供人们阅读、传抄和校正,它的功能超过了一般书籍。其形制是双面刻字,文字竖向阅读行列整齐,碑呈U字形排列。其它如隋代开刻的房山云居寺佛教石经,虽年代晚于《熹平石经》,但其影响更大,价值亦高。 5、拓印(卷轴) 纸张发明后,出现了一种拓印形式。它可以将各种石刻文字复制在纸上,经裱装成卷后便于保存和阅读。后来这种方法又用于青铜铭文的拓印和陶文的拓印。从南北朝到隋代的宫廷藏书中,各种拓印件是一个重要的类别。 纸发明于公元前二世纪;从公元二世纪起,纸才较多地用于书写;公元二世纪,纸的使用才更为普遍,成为书籍载体的主要材料,纸质写本书籍的装帧形制有多种变化,最早的写本书延用了简策和帛书的形式,即卷轴装。唐代初期,在卷轴装的基础上,又出现一种旋风装,过去,由于只见记载,未见实物,因而对旋风装的形制众说不一。宋代张邦基称这种装帧为“逐页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清代叶德辉称其为“鳞次相积”;也有人认为是将经折装首尾相连即为旋风装。后来发现了唐代《唐韵》写本,是将所写书页逐张依次错开贴于卷轴底纸上,阅读时打开逐页翻阅,读毕仍卷为一轴,其外观与卷轴相同,从而证明前两种说法是正确的。 6、经折装、旋风装和蝴蝶装(印刷术发明初期、辽金时代的书籍装帧) 经折装起源下南北朝,其形制是将所写书页按顺序裱贴在一起,再一正一反连续折叠,再裱以前后护封。 印刷术发明前,书籍的装帧形制,一般只有上述几种。印刷术发明后,卷轴装、经折装仍在继续使用,但在使用材料,开本的大小,装潢工艺等 方面,仍不断有新的发展。并且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新的书籍装帧形式也不断出现,先后有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 印刷术的发明,标志着书籍的出版进入了新的时期。由于生产手段的改变,使书籍能够快速大量地生产,使更多人能有读书机会;书籍需求量的增加,又促使了出版印刷业的繁荣和发展。出版者对书籍的装帧形制则越来越重视,从开本的选用、版芯的大小、字体和行格、装帧形式、封皮的用料等,都体现了完整的古代书籍装帧艺术。 印刷术发明于隋未唐初,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刻印于公元704年前后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敦煌发现的《金刚经》。刻印于公元868年,都为卷轴装。由此可知,卷轴装为印刷术发明初期最常用的一种装帧形式。最早印刷的一般书籍是《唐韵》,其装帧形式可能是旋风装,约印于唐晚期。 从唐到五代,印刷还不普及,只有西安、四川、淮南、汴京、吴越等地有印刷记载。到宋代,出版印刷业才逐渐普及,政府印书、民间印书、学校印书、寺院印书都发展起来,印书的地域也更为广阔。与此同时,北京也出现了出版印刷业。过去对辽代北京印刷的书籍,多数只见于记载,实物留传的很少。例如:辽统和十五年(公元997年)燕京僧行均编的《龙龛手镜》,乾统年 间(公元1101~1110年)刻印的医书《时后方》、《百一方》,以及辽代刻印工程浩大的佛经总集《契丹藏》。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四层佛像胸中,发现了一批辽代印刷品,大部分为北京所刻印,其中刻印年代最早的是辽统和八年(公元990年)“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的《土生经疏科文》一卷,最晚的为天庆年(公元1111~1121年)刻印的《菩萨戒坛所牍》一书。其他书籍有《契丹藏》及辽代刻印经卷47件,辽刻书籍8件,雕印着彩佛像6件,其刻印年代为公元990~1121年之间。从这些印刷品的题记中,我们还知道了一批辽南京(今北京)的刻印单位,其中有“燕京仰山寺前杨家”、“燕京檀州街显忠坊南颊住冯家”、“大吴天寺福慧楼下成家”、 “燕京悯忠寺”、“燕京圣寿寺”等。由此可以看出,辽代北京的印刷业已十分兴盛。 北宋最早刻印的书为开宝五年(公元972年)的《尚书》和《经典释文》,《开宝藏》则刻印于开宝四午《公元971年》至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而北京最早刻印的书籍,比北宋只晚18年,由此可见北京出版印刷的历史,也是十分悠久的。 从这些辽代北京的印刷品来看,多数为卷轴装,也有蝴蝶装和经折装。有的书籍还经过染潢防虫处理。其中《契丹藏》是最具代表性的辽代北京印刷品,纸墨、刻工、装帧都十分考究。每卷卷首都有图画,代表了我国古代书籍重视插图的优良传统。从辽代现存书籍的刻印、装帧水平来看,北京的书籍出版印刷的历史,似应再向前推移。 在应县木塔中,还发现几件雕版印刷着彩佛像,它是采用雕版方法印刷线条轮廓后,再用手工涂染成彩色。这是距今发现最早的印刷涂彩张贴挂图。 公元ll27年,金灭辽,定燕京(今北京)为中都,这里成为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海陵王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金政府设立秘书监和国子监,专门从事书籍的收集、出版、印刷。金军占领汴京后,又将那里的大批书籍、印版运到北京,汴京的一批刻版、印刷、装订工匠也来到北京,使北京的刻印装力量又进一步扩大,由于金政府的重视,北京出书的品种大大超过辽代。据统计,金代北京出版刻印的书籍有经史子集。医学、道藏和佛藏,总计超过200种。 金代北京的书籍装帧形制,大约与南宋相同,北京的印刷品中卷轴装已很少使用,佛藏和道藏多用经折装,一般书籍多用蝴蝶装。 蝴蝶装是印刷术发明后新出现的书籍装帧形式。有人推断,五代冯道组织刻印儒家经典,使用的就是蝴蝶装,但无实物留传,还难以确定。北宋初年,所印经、史著作,都用蝴蝶装,并很快在全国通行。从辽代开始,北京也使用蝴蝶装,其进程大体和中原一带相当。蝴蝶装的应用,是书籍装帧形制的一大改革。是书籍从卷轴、经折向册页的转变,从而确定了一直延用至今的书籍基本装帧形制。 7、包背装(元代、明代的书籍装帧) 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迁都燕京,改名为大都,此后近百年间,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元朝在出版,印刷等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例如,印书的品种超过前代;木活字的首创和应用,朱墨双色套印书籍以及包背装的推行和广泛应用等。 元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收藏、出版和印刷,编修所、秘书监、经籍所主要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和收藏,兴文署、艺文监、广成局、国子监等机构,也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政府还设立专门的历书编印机构、每年出版印刷大历、小历、回回历三种,印量达300多万册。由于政府的提倡,京城民间的印刷业也十分繁荣,他们编印的多为戏曲、话本、诗词等书。 元代北京出版书籍的装帧形式,以蝴蝶装、经折装为主,蝴蝶装多用于一般书籍,如政府编印的经史类书籍。经折装则多用于佛经。在字体方面则多选用赵体,民间出现的话本中,使用了较多的简化字。 元代的蝴蝶装书籍中,出现了一种开本较大、版芯较小的书籍装帧形式,这是前代所少见的。如元大德年间刻印的《梦溪笔谈》一书,开本为高416毫米,宽280毫米,而整版版芯的尺寸只有高152毫米,宽200毫米,版面的四边留有很大的空白。两空白面之间垫一张白纸,并与两白面粘连在一起,克服厂一般蝴蝶装在阅读时需翻过一空白页的缺点。封皮用硬纸裱以织物。这种装帧形式在古代是很少有的。 元代中期开始,书籍多用包背装。色背装的工艺特点是:本页齐中缝文字向外折叠,配页后,撞齐,订口在书页空白边,用纸捻穿订扎平,订口外裁切,书背刷糨糊,贴上封皮后,裁切上下书口。一般书籍多用厚纸作封皮,宫廷用书,则用纸裱以黄绫。元代北京印刷的《秘书监志》一书中,记有表背匠焦庆安的打面糊物料配方:黄蜡、明胶、白矾、白芨、藜篓、皂角、茅香各一钱,藿香半钱,白面五钱,硬柴半斤,木炭二两。这个配方中,包括了粘合剂、防腐剂和芳香剂三大部分,可见当时书籍装帧的用料是很科学的,它可以使书籍长久保存。 包背装较蝴蝶装有很多优点,一是阅读方便,二是书籍更为坚固耐用。也是书籍装帧形式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更接近于今天书籍的装帧形式。 明代是我国古代出版印刷业最为辉煌的时代,而只有到了明代,北京才真正成为全国出版印刷的中心。 明代的中央很多机构,都从事出版印书活动,而印书的内容按其职能各有侧重,北京国子监主要印刷教育用书(如经史类书),钦天监以印历书为主,礼部主管地方政府的印刷,此外如都察院、太医院、史局、兵部、工部、顺天府等机构,也都从事过印书活动。有的部门还设有印刷所。 明代在北京设立的司礼监经厂,是一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印刷厂,其总人数为120O人。其中从事书籍装帧的工匠就有700多人。明代北京的民间印刷业也很繁荣,分布在京城的印刷作坊有十几家。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是历代集大成者。书籍的开本大小、开本比例形式多种多样,历代的书籍装帧形式,都有使用,而工艺则更为考究。 明代北京所印书籍的装帧形制,以经厂本最有代表性。它所印的经史类书籍,版面行格疏朗,字体楷书端正,大黑口、双鱼尾、注释用双行小字,多采用包背装。藏书家多称“监书天下第一”。经厂印刷的《大统历》,有两种装帧形式,一种是包背装,一种是经折装,印刷有墨印和蓝印两种。凡经厂所印的各种书籍,封皮用料有几种不同的档次,以黄绫裱纸包皮者,多供宫廷使用;以素色绫绢裱皮者,多供官员使用;以厚纸包皮者,可供一般官员使用或向民间出售。经厂印装的《大藏经》(北藏),为经折装,长度约一尺,封皮用硬纸裱以黄绫及各色彩绫,其装潢十分考究。明代北京的巨帖写本书《永乐大典》,共11095册,书高一尺七寸,宽一尺,为历代开本最大的书,也近似于黄金比例。该书为包背装,封皮裱以黄绫,是历代书籍装帧中最为壮观者。 线装是明代兴起的一种新型书籍装帧形制,也是我国古代最完美的一种书籍装帧形式。线装书的加工流程为:折页、配页、撞齐、订纸捻、配 封皮、三面裁切、打眼、穿线、包书角等。明代线装书的封皮,多数为纸面,选用较厚的纸,或几层纸滚贴而成。较为考究的书皮,则在厚纸上滚 以布、绫、锦、绢等织物,包角是在书的订口上下两角裁切边处贴以细绢,以使其美观坚固。有的书还有书根,即在书的下切口靠订口处写上书名 及卷次,以便于阅读时查找。线装的订眼是为了穿线,随书的开本大小和设计要求,有四眼、六眼、八眼不等。订线多用白丝线穿双道,书要压 实,线要拉紧。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订线用清水白绢线双眼订结,要订得牢揪得深,方能不脱而紧,如此订书乃为善也。” 8、线装书(明清时代的书籍装帧) 线装书的封皮文字称书笺,只有书名和卷次,印或写在长条纸上,贴于封面的左上角。扉页所载内容较详细,有书名、出版印刷者名、出版年代等。更详细的出版情况,多印于书后。有些政府出版的书籍,还在书的第一页或封面盖有印章。最有代表性的是经厂印刷的《大统历》,不但盖有政府公章,并有政府文告,申明不得私自翻印。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还包括函套,以便将一部书的各册包装为一个整体。函套多用厚纸板外裱以蓝布(也有用绫锦者),随书的大小、厚度而制。函套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四面包裹,露出书的上下口,称半包式;另一种是将书的六面全部包裹,称全包式。除厚纸布面函套外,还有夹板和木匣两种外包装,夹板式是用两片与书同大小的木板,夹于书的上下,再用布带捆牢。木匣则是按一部书的大小,制成木匣,将书装入。 明代北京的版本中,还有一种书页内衬纸的装帧形式,这多用于较薄的纸张,有一种罗纹纸,薄如蝉翼,透印严重,衬纸后不但克服了透印现象,也增加了书页的强度。 由于刻版和印刷技术的发展,为书籍的装帧艺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中包括版面艺术、字体艺术,插图艺术和文字的多色印刷。明以前的印书字体,多选用颜、欧、赵等名家书体。明初开始,书籍用字一改传统风气,改用横平竖直,横轻竖重的匠体字,这就是现在书籍常用的宋体字。宋体字萌芽于宋,由还不成熟而未能推广。成化年间,国子监、经厂的版本中,开始使用宋体字,从而很快在全国推广,字体的风格也有粗体、中粗体和细体几种。这种印刷专用字体的广泛应用,标志着古代书籍版面艺术的新发展。我国古代书籍的插图艺术,有着优良的传统。唐代的佛经印刷中,就配有卷首图,宋代有插图的书籍就更多了。到了明代,书籍的插图艺术达到很高水平,在民间刻印的戏曲、话本中,使用较多的雕刻精美的插图;官方出版的科技书、医学书、方志书中,也使用了较多的插图,特别是宫廷使用的启蒙读物中,出现了短版彩色印刷的插图。 出于书籍产量的大增,使社会的中下层人士也有读书机会,从书籍的装帧形式来看,也分成不同的档次。就是经厂本,也分为不同的装帧档次,既有供上层使用的豪华本,也有供中下层人士使用的普通本。民间作坊的印本,主要供社会一般人士需要,从刻印到装帧,也力求简朴实用,成本较低,在开本上,既有较大的开本,也有中小开本。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这代表了明代人对书籍装帧的一般要求。 公元1644年,清政府在北京建都,这里仍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清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出版印刷,并设立了专门从事书籍出版印刷的机构--武英殿。 康熙年间,集中了一批知识分子,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并制造铜活字25万个,印刷了这一大部头丛书。乾隆年间,武英殿在金简主持下,又刻制枣木活字大小各一副,共计253500个,乾隆皇帝亲自将活字版定名为“聚珍版”。除用这套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外,还印了其他一些书籍。清政府除用活宇版印书外,也用雕版印刷了较多的书籍,以《耕织图》、《南巡图》等质量最高。 清代北京印刷的一大特点,是民间印刷作坊的兴盛,据统计最多时有120多家,集中在隆福寺和琉璃厂两处。在这些作坊中,也有专门从事书籍装订和字画裱装者。 清代最通用的书籍装帧形式是线装,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和包背装等,都有使用。卷轴装在清代多用于字画的装裱,其装裱工艺十分精致考究。底面多用上等宣纸,画芯四边裱以素色彩绫,轴外裱以锦缎,轴头用料则分为不同的档次。经折装除用于佛经及字帖外,也用于一般书籍,宫廷印刷的《耕织图》,《南巡图》等,刻印十分精良,其装帧采用经折装,所不同的是开本约一尺见方,封皮用厚纸板裱以黄绫。康熙、雍正年间刻印的《龙藏》,共720册,全为经折装,书皮裱以黄绫,10册一函,规模巨大。蝴蝶装在宫廷印刷的书籍中也有使用,曾有过清代中期的蝴蝶装书,用上等宣纸印刷,版边留有较大空白,封皮用硬纸板裱以黄绫,并有前后环衬页,一边裱于封皮内侧,装帧平整,裁切跟齐,属于宫廷书籍装帧之上品。包背装在清代也有较多的使用,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一套共36315册,为著名的写本,共抄写七部,共计254205册,全为包背装。全书封皮用厚纸外裱绫衣,四库分别用不同颜色,其经库用绿绫,史库用红绫,子库用蓝绫,集库用灰绫,最后分别用木函装书。线装为清代书籍装帧的主要形式,除皇家用书的封使用料有特殊要求外,一般的线装书则力求“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四大要素。其封皮有纸面和市面两种,封面多贴书签,书本部较薄,一部书装于函套。清代线装书的前面多留有一、二张白页,其后才是扉页,内容有书名、刻印者名及年代、地点等。函套多用半包式,底口多有书根字,写有书名、卷次等。 从开本大小来看,清代则是多种多样,政府出版物的开本都较大,民间出版物多为中小开本,有一种称为夹带本的,是历代最小的开本,约相当于今天的128开,字很小,但印刷装订都很精致。 清代出现了一种连续性出版物,一种是《晋绅录》,一种是《京报》,《晋绅录》按季出版,内容为中央、地方官员的名录,以红纸为封皮,称为红皮书。《京报》相当于今天的报纸,但也装订成册,每期二三页或六七页不等,封皮有白纸,黄纸不等,封面盖有红色“京版”二字,有刻版和木活字两种,由于有时限性,印装都十分粗糙。但作为连续性出版物,在出版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从18世纪初期开始,西方的印刷技术逐渐传入我国,近代出版印刷业开始兴起。随着新型印刷技术的应用,书籍的装帧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今天所使用的册页装及矩形开本等基本形式,则起源于我国的宋代,约公元14世纪,逐渐传向西方。虽然在材料、工艺方法等方面有阶改进,但其基本形式,仍为中国古代所首创。如何写论文 写下自己的想法是完善它的好方法。你可能发现自己的想法在纸上会变成一团糟。 写作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当你越来越熟悉它的时候,就会很快了。如果你把它当作一种艺术,你就会在写作的过程中体会到无穷的乐趣。 你也会遇到和其他作者一样的滞碍。这有很多原因,而且不一定能顺利解决。追求完美是一个原因。 记住:写作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你发现所写的不是你开始想写的,写下粗稿,以后再修补。写粗稿可以理出自己的思想、渐渐进入状态。如果写不出全部内容,就写纲要,在容易写具体的内容时再补充。如果写不出来,就把想到的东西全部写出来,即使你觉得是垃圾。当你写出足够的内容,再编辑它们,转化成有意义的东西。另一个原因是想把所有的东西都有序的写出来(in order)。你可能要从正文写起,最后在你知道你写的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再写简介。写作是很痛苦的事情,有时候一天只能写上一页。追求完美也可能导致对已经完美的文章无休止的修改润饰。这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把写作当作和人说话就行了。 写信也是练习的好方法。大多的文章也会因为风格很想给朋友的信件而易读(can be improved)。写日记也是很好的锻炼。这两种方法还有其他的好处。 无休止的修改格式而不是内容也是常犯的错误。要避免这种情况。 LaTex(附:CTex)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它自己有很多自定义的宏定义。你也可以利用别人类似的代码,许多站点(包括MIT)都维护有扩展库。 清楚自己想说什么。这是写清楚要的最难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你写出笨拙的东西,不断的修补,就表明不清楚自己想说什么。一旦真正想说了,就说吧。 从每一段到整个文章都应该把最引人入胜的东西放在前面。让读者容易看到你写的东西(Make it easy for the reader to find out what you've done)。注意处理摘要(carefully craft the abstract)。确定(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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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确定之后,论文有了中心思想,在写作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是,要写好一篇论文,作者还必须占有丰富、准确、全面、典型、生动具体的材料。从中研究提炼出自己的观点,并用具有说服力的题材(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些材料必须是有根有据的,而不是主观臆断的。它们或是通过自己亲身实践研究的出的,或是他人以前研究总结的可靠成果。因此,资料的收集对论文的写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收集资料的途径有以下几种。 1、阅读有关的理论书籍。 参加教育教学研究,撰写论文,必须掌握必要的教育教学理论和科研方法。对于教育、教学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要理解掌握。 2、调查研究,收集有关的论据。 论文的中心思想确定后,作者明确了所要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就要着手拟订调查提纲。列出调查研究从何入手,了解哪些方面的情况,每个方面包括哪些项目和具体内容,需要哪些典型的材料和数据,取材的数量和质量上的要求应达到的深度和广度,等等。 3、查阅有关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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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基金检索是通过科研基金名称,查找科研基金资助的文献。通过对检索结果的分组筛选,还可全面了解科研基金资助学科范围,科研主题领域等信息。

8 句子检索:

句子检索是通过用户输入的两个关键词,查找同时包含这两个词的句子。由于句子中包含了大量的事实信息,通过检索句子可以为用户提供有关事实的问题的答案。

9 知识元检索:

知识元检索是将文献总库中的学术术语、概念、数字、图形、表格等知识元信息抽取出来,为用户提供有关知识元的事实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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