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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思和（1907年—1980年）字致中。中国历史学家。山东宁津县宁津镇五胡同人。193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后， 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西洋史。1935年7月获得历史科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私立中国大学等校历史系任教授，曾先后兼任中国大学历史系主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燕京大学文学院长等职。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1958年起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1979年被推选为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齐思和学识渊博，贯通古今中外。对中国近代史、中外关系史、中西交通史、世界中世纪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英国史、美国史、史学史均有研究，尤其对先秦史和世界中世纪史造诣颇深。齐思和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开设过中国史商周至秦汉诸断代史、世界中世纪史、世界现代史、英国史、美国史等课程。他精研中国先秦史和世界中世纪史，并注重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的对比研究，撰写了大量有价值的论著。著有《中国史探研》、《世界中世纪史讲义》、《史学概论讲义》等。 齐思和在南开中学时经常写一些关于历史的文章，引起了范文澜先生的注意，在范文澜的鼓励下，齐思和在南开中学毕业之后就报考了南开大学的历史系。也是由范老教，读了一年之后，范老对齐思和说：“你这么喜欢念书，不如到北京去，天津毕竟是一个商业城市，北京才是文化城市，那里的名师多。”1928年，燕京正好在招收插班生，齐思和就报考了燕京历史系的二年级。齐思和刚到燕京大学的时候，燕京大学的名气并不大，但是已经颇受重视。当时燕京大学刚刚从北京城内盔甲厂旧址搬到西郊海淀新址，美丽的校园内汇集了大量的名师。创办人司徒雷登一心想把燕京大学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洪业先生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回来，在他看来，现代化的中国首先要有现代化的教育，洪先生是搞历史的，自然把历史看成是现代化教育中的重中之重。所以洪先生按照美国的模式，带着自己的期望，在燕京开始改造历史系，延请了大量的名师。在此之前，燕京有名的老师不过陈垣先生一个人而已，之后顾颉刚、容庚等人都陆续地来到了燕京。齐思和进入燕京大学的那一年，哈佛大学也正在中国寻找合作者，由美国铝业大王霍尔的基金会出钱，在中国创办一个汉学中心，最后这个机会被司徒雷登和洪业先生争取过来，获得了那批资金的五分之四，组成了一个汉学机构，这就是哈佛燕京学社。资金则由燕京来管，具体负责人是一个美国人，但是洪先生的意见举足轻重。齐思和是第一个由燕京派往哈佛的学生。当时燕京每隔四年可以推荐一个人到哈佛去学习，由哈佛燕京学社出奖学金。哈佛要求这个人一定要在四年之内拿到博士学位，如果拿不到，哈佛就要在别的学校去物色这样的人选。齐思和一进入燕京就显示了自己的史学根基，当时顾颉刚先生在燕京讲授“中国上古史研究”，齐思和非常喜欢这门课。齐思和回忆顾先生上课的时候常常旁征博引，见解新颖，学生都特别欢迎。顾先生上课，每堂课都要写满三个黑板。每遇到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不同他的学术观点，顾先生必定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各抒己见，开展讨论，借此来启发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齐思和听了顾先生的课，在大学期间就写了《与顾颉刚师论《易系传》观象制器书》那篇文章。1929年，燕大历史系筹办《史学年报》，编辑《史学年报》的任务竟然落到了齐思和这个“外来户”的身上。齐思和担任《史学年报》的主编一共三年，一直到他毕业。他毕业的时候，他的同学在《燕大年刊》上为他的毕业照片题词说：“于学无所不窥，上自群经诸子，下至康、梁、胡、顾；每读一书必有新奇问题发现，尤精于考证学、史学方法、两汉历史。”可能是这个原因，洪业先生看重他，把他作为去哈佛留学的人选。可齐思和开始并不想去，因为齐思和当时的兴趣在中国史方面，他自己说：“四年的工夫在中国我可以做出很多成绩来，到美国我去做什么呢？做中国史？那里没有书，教授也不如中国。”但是洪先生就是看中了他，认为齐思和能在四年之内拿到博士学位。他劝告齐思和说：“你应该去，不光是能够保证四年之内拿到博士学位，保证这个人选落在燕京大学，而且对于你个人也有好处，到美国去，看看他们的研究方法，可以开阔你的眼界。”让齐思和感到犯难的是不知道到了美国之后学什么，学中国史，好像在那里没有什么可学的。洪业先生又建议齐思和：“你到那里去就学他们最擅长的学科。”三四十年代的哈佛，是美国史研究的重镇，所谓“明星教授”云集。洪先生建议齐思和到那里去学美国史，齐思和当时还不太情愿：“美国史那么短？。”洪先生说：“虽然美国历史比较短，但是他们研究得比较深，你可以学习他们研究的方法，回来之后用这种新方法研究中国史，对于中国史你就能有新的突破。”齐思和到了哈佛之后，觉得自己责任重大，因为不单关系到自己的学业，还关乎到学校。所以到了之后一头扎进了图书馆，开始了“三点一线”的生活。齐思和的苦工没有白费，在哈佛，就连当时以严格要求着称的施莱辛格教授，都不得不对齐思和刮目相看，给了齐思和的论文很高的评价。这样过了四年，拿到博士学位，而且也了解了当时国际学术界的趋势。 齐思和学成回国之后，就任北师大历史系的教授，齐思和说：“我一直在私立学校学习，我想到国立学校去教书，了解一下那里的情况。”齐思和带回来的是一个新的学科，听齐思和说当时在美国真正学美国史的包括他在内就只有两个人，另外一位是皮明举先生，后来一直在湖南，是清代大学者皮锡瑞的后代。当时齐思和除了在北师大专职任教之外，还在北大、清华和燕京同时兼课。齐思和在北大开的是史学理论和世界现代史。史学理论在当时的中国是一门新学科，很受重视，齐思和利用自己在美国学到的方法树立了自己独特的一种学风，即研究中国的也研究外国的，形成了“比较史学”的学术特点。齐思和回国的第二年，胡适曾经打算把齐思和聘请到北大专职任教，跟齐思和谈了之后，齐思和也希望到北大去。齐思和在北师大辞职，决定接受北大的邀请，但是紧接着“七七事变”就爆发了，因为齐璧亭（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校长）跟随学校搬到了大后方，齐思和不得不留在北京以便就近照顾在天津的母亲，又不愿意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学校里教书，所以就回到了燕京执教，北大没有去成。直到1952年，齐思和才到了北大。 齐思和重回燕京的时候，从琉璃厂旁的一个胡同搬到燕京，从1937年一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先是在燕京附近的冰窖胡同住，后来就一直住在燕南园56号。珍珠港事变以后就搬出了燕京，为了谋生，齐思和和一批不愿意和日本人发生关系的教授都去了中国大学教书。1946年，燕京复校，又是洪业先生策划的，当时洪先生在城里新开路的住所，成了燕京人联络的中心，不停地研究复校的方案。那一年，齐思和全家都回到了燕京，搬进了燕南园51号，当时是燕南园最大的房子，因为齐思和的藏书比较多，而且当时还是人文学院的院长。1949年，学校开始调整房子，从1949年到1952年的几年里，齐思和全家在燕南园搬来搬去，最后在燕南园66号定居下来。那个院子，曾经是冰心先生住的。
有“教会大学之首”之称的燕京大学，在成立9年后因在国民政府教育部考试中的优异成绩被广为大众褒奖，并美国加州大学的学术水平调查中被列为全亚洲最好的两所基督教大学之一。 作家冰心、许地山、凌叔华，演艺界孙道临，物理学家袁家骝，医学界声名显赫的曾宪九、吴阶平、吴蔚然……这些为人民大众耳熟能详，为学界所推崇称赞的人物，都曾经是燕京大学的学生。 仅存的38年时间，近万的毕业人数，57个两院院士、二战受降仪式上派出的3名记者，1979年随邓小平访美的7位代表团成员……传奇的燕大给各行各业培养出了最尖端的人才，集所有优点于一身，在今日的北大清华都无法与之相比。 当然，这个“世界一流”中的传奇也必定有其特殊之处。 1/ 与国际接轨——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 燕京大学是民国时期的一所综合性教会大学，是三个教会学校合并成的，在司徒雷登正式上任之前和几个教员一起决定用北京古城命名为“燕京大学”。来自祖国各个省市、世界各国家的教师和学生齐聚在这里，凝聚成新的集体。不分国界地域，多元的文化早就成为了燕京大学的一个特色，甚至在燕京的校园里走过也能感受到浓浓的“国际化”氛围。 哈佛大学，名副其实的美国一流大学，不少人一听到“哈佛大学”这个头衔就已经由衷赞叹了。不仅是在今天，当时的哈佛大学在学术界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名气，是美国数一数二的学校，不管是教学还是研究方面和其他学校相比都有极大优势。 然而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的结缘还要追溯到那笔巨额的霍尔基金。20世纪初期，燕京大学的渐渐崭露头角，而办校之初学校的资金完全满足不了今后发展的需要。 最初的校址在北京东南角的一个盔甲厂，也就是汇文学校原来的地方。那是个平房，不仅小得可怜，骆驼、马车、运货的要出城都要通过那里，吵得不想是静心学习的地方。“学生不到百人，也没什么教员，所有教员加起来只有两位中国人，很多西方教员不符合大学教员的条件，更何况经费有一半都是落空的……”当时的一位老师包贵思回忆道。 为寻找合适的新校址，向美国托事部提出申请后，司徒雷登每天亲自骑着自行车或是毛驴在西直门附近察看、选址，最终选定了清华大学对面的一块地。布道管理委员会曾提供的5万美元经费几乎全都用在了修缮校址上，现款所剩无几，学校的运作也很拮据，校长司徒雷登回忆起那段到处访友筹集资金的经历时说这就像在水底为码头修建基础，他的皮箱上贴满了到各地的标志，因为用得时间太久，皮箱已经十分破旧。外界看来燕京蒸蒸日上，而其中的艰辛，也只有局中的人知道。 “我接受的是一所不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没有人关心的学校。”初担任校长时，司徒雷登这样说。 就在一筹莫展之时，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死后的遗嘱分配讯息传来，遗嘱规定的“1/3的遗产必须用于资助由英美人管理下的亚洲或巴尔干地区各国教育事业”也自然让燕京大学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正在筹建艺术系博物馆和化学实验室的哈佛大学也同样盯上了这笔巨额的霍尔基金，为了争取这笔基金，哈佛也极力迎合霍尔的遗愿——“发展外国土地上教育事业”，开始准备成立东方研究机构，寻求合作伙伴。对于霍尔基金有共同需要、办学理念相同、地学术研究潜力大的燕京大学无疑成了哈佛合作的首选，加上燕京大学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优势，合作一促即成。1925年9月， “哈佛燕京中国研究学社”就此诞生，时隔三年后获得了马萨诸塞州的正式注册。 燕京和哈佛两所学校似乎有着异乎寻常的默契，不仅迅速拿下了霍尔基金，学术发展也精进了不少。霍尔遗产这项专项资金带来的优厚待遇，哈佛燕京学社的学术范围，吸引了大批的名人学者加入到其中，成为了郭绍虞、郑振铎、孙楷弟这些文学大家工作、奋斗过的满席情思的故地。 “承蒙哈佛大学的欣然允诺，将他们那所大学美好的名字同中国一所小小的教会学校连在一起，实在是不胜感激。” ——司徒雷登 学社成立后不久，它专属的汉和图书馆就成为了哈佛燕京学社的绝对亮点。很多明清时期的孤本善本都存于此地，大部分买了两份，一份留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一份在哈佛大学。1925年馆藏1万书籍，仅四年后就增长到了14万册，1933年时竟达到了22万册。这个集东西方文化与一体的图书馆，很快就成了世界研究东方学的资料中心、西方世界规模最大的大学东亚图书馆，也当然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学子们用之不竭的宝藏。 1928年起，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就开始相互派遣研究生和访问学者，洪业和博晨光都是被哈佛聘为教授的第一批燕大教师。之后的岁月中，燕京大学派往哈佛的学者里又涌现出了一大批名人志士：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先秦史专家齐思和，后曾担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蒙元史专家翁独健，后来成为燕大的最后一任校长，之后又担任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副所长；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郑德坤……燕大的阵容中又增添了新的力量。 2/ 学识至上——严格的教师选聘制度 燕大在聘任教师时，个人的种族、国籍、政治观点、宗教信仰这些常被拿来将人们划分成不同等级的方面完全不重要。不管是司徒雷登还是其他的校领导都明白，燕大需要的是学识渊博、思想活跃的学者，而不是种族优越的政治家。未名湖畔的这片土地，永远只向有学识的人开放。 “文明不是民族性的，而是世界性的。如果把各个民族的文明融合为一体，那么就能加深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同古老的中国文化合作，以帮助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司徒雷登这样解释燕大聘请教师的原则。 后来成为共和国外交部长的黄华曾经在回忆录中提到，燕大图书馆里有很多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音译本，到处洋溢着自由的气息。 最初的燕园教师是各教会组织委派产生的，直至司徒雷登担任校长后不久，向纽约托事部提出申请，才获得了聘任教师的自主权。之前那些派来的神父，不符合教员资格的，不能再在燕京大学教书。有评价说燕大的教师聘任制度“标准谨严，开全国基督教大学之先声”，这说法看似夸张，实则名不虚传。1922年，燕大新的教职员等级资格标准颁布，代表燕大传统的六个级别也就此确定下来（正教授、副教授、襄教授、讲师、助教、助理）。在严谨的条件要求下，当时只认定了4名教授，足可见“燕大教授”含金量之高。 燕京大学很快成了名师云集的地方：国文系钱玄同、周作人，历史系梁启超，社会学系吴文藻……各路高手汇集，加之“经世之学与纯粹理学并重”的想法，原本薄弱的文史教学开始突飞猛进，燕大也逐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 冰心在人燕京大学语文老师时留的第一个作业是一个1000~2000字的自传，收上来之后找每一个学生谈话，再给他们打分。按照冰心女儿的话：“这是当时少有的，要结合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本来就不一样。” 如今已99岁高龄的管玉珊，从燕京大学化学专业的毕业后，因为在体育方面懂得很多，曾经被司徒雷登聘任为体育老师，在解放后又担任了北京体育总会副主席。看似专业不对口，却蕴含了燕大学科设置的良苦用心。 “这个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考虑，”司徒雷登曾经找他谈话说，“因为我知道，你是念化学的，你化学的分数还不错，但是我们需要自己的学生把科学加到体育中去。”他的语气平静而又诚恳，“运动生理学、身体机动学、运动心理学，这都是别的学校所没有的课程，就是因为没人教，所以我希望你仔细考虑你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情。” 一年之后，已经成为燕大体育教师的管玉珊被送到哥伦比亚大学，专修运动科学。这在同时期其他大学中是绝无仅有的，也因此成为了燕京大学的特色之一。 独立报人俞颂华评价燕大哲学系教授张东荪时曾提到：“讲学上不受任何的拘束，并且他可放言高论，无论在口头上或文字上，都可以发表其独特的见解。” “燕京的教学研究都是高标准、高质量的，至于我本人在教学研究上则几乎什么都没干，我的职责就是尽量给教师以自由空间，让他们尽情发挥。”司徒雷登回忆录中的这段话，可以看作是伟大人物的谦虚，但也正揭示了燕大迅速发展的关键所在——师资力量。试问怎样强大的师资才能让一个大学的校长放心只负责“给教师以自由空间”？古往今来，唯燕大有如此实力。 虽然中美人士、英、法等国的学者们有很多在燕大任职，学校建设的经费也大多来自美国的个人捐赠，但多数的教师、院系主管都是中国人。为了提高中国教师待遇，使其与外籍教师同工同酬，司徒雷登决定从燕大自筹的经费中出钱。他从小就和中国小孩一起玩，说杭州土话，也喜欢中国的风光，对中国感情很深，他坚信“中国人同样优秀”。1929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回来的吴文藻教授月薪360元，和校长挣钱一样多，更达到了普通工人工资的20倍。各领域的佼佼者们在高薪资的激励下，自然全力投入研究。到了20世纪30年代，燕大已经建成了1个研究院，3个研究所，4个学院和19个科系，被公认为最好的文科院校之一。 3/ 通识教育——独特的课程和学生管理 《圣经》必修课、强迫参加宗教仪式似乎是每个教会学校的定式，1920年之前的燕大也不例外，但强制的仪式无法抵挡学生们对基督教的日渐厌倦，系不住学子们反叛的心。 终于燕大的教育中将宗教形式渐渐淡化，基督教信仰全靠学生们的自愿，再次回到中国的司徒雷登年轻而血气方刚，认为向父辈那样一成不变地传教只会碌碌无为，转而投入到世俗活动中的传教中。少了那些条条框框的约束，基督教反倒渗透到学生们的举手投足间，影响了学生们的一生。1925年燕大神学院索性改为宗教学院，针对中国社会的特点开设了一些有特色的课程，诸如“中国基督教史”、“基督教与中国社会问题”，拉近了基督教与学生们的距离。 燕大从来就不是个墨守成规的学校，最初分成的语言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职业教育四个组别课程前后修改了好多次，时代的需要变了，燕大课程也调整得很快。新闻系、社会学系都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为了适应实业发展的浪潮，燕大马上设了畜牧专业，同时农学、畜牧学、家禽饲养等大量和实业相关的课程进入到同学们的视野。到1923年开设家政专业时，育儿、营养学这类新课又加入到燕大的课程规划。燕京大学的课程似乎一直在完善和调整之中，永远没必要担心它会落伍。 1935年，学生为了支持抗日爱国，学生自治会罢课到南京请愿参加全国抗日爱国行动，正在美国筹款的司徒雷登被电话召回学校。他坐船到中国，船一靠岸，司徒雷登就问接他的人：“这次咱们学生代表参加了没？”“去了” “倘若他们没有去，证明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不久后司徒雷登在大会上说，目的就是顺应时代，为社会培养人才。 然而纵使课程千变万化，自然科学课程和英语却从来没变过，一直是最先考虑的。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自然不必多说，学校鼓励在日常教学中用英文授课，甚至毕业生进入国外的研究生院都已成为了非常容易的事情。自然科学方面的教学同样是燕大的特色，不仅因为完善的实验室和各种教学服务的仪器设备，更是要求每个学生亲手操作实验、撰写报告。曾被社会诟病为“贵族化”、“低效率”的师生比例1：3也显现出了特有的优势，从那时起，就注定自然科学在燕大不再是枯燥的数学公式，死记硬背的定理，而成了自己动手的成果，无数难懂的道理就完整地呈现在一次次操作中。实践教学的成果也是显而易见的，燕大的自然科学研究一直在各教会大学中领先就是最好的证明。 学生们在燕大度过的几年里，自主选课的范围很大，甚至后来宗教课也变成了选修，毕业和成绩评判第一次和学分联系起来。 成绩评判严格地划分成六个档次：2分（优秀）；1.5分（良好）；1分（中等）；0.5分者（及格）；0分者（不及格，但可补考）；-0.5分（不及格，不可补考）。按照燕京大学“本科生只有修满148学分，并得分148以上者才可毕业”，毕业生的每门课的平均成绩至少也要在中等以上，能毕业的学生，成绩都不会差。 4/ 燕京精神——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就我个人的心绪而言，我同成千的燕京校友之间的友谊使我有着说不出的愉快。中国生活中的一个美好传统就是师生关系融洽。” 朝夕相处，共同探讨问题，早就让教授和学生们的关系无比融洽，甚至过年包饺子的时候都是聚在教授家里。 很少有人知道，司徒雷登的初担任校长的就职典礼只有极少人参加。是因为抗议二十一条时，燕京的学生很积极，很大一部分学生被捕，而6月8号司徒雷登就职演说这天，正巧是他们被释放的日子。除了毕业生之外，学生们都去欢迎这些英雄归来了。被晒了台的新校长却处之泰然，后来还接见了这些学生：“考虑到他们的历史背景以及当时国计民生的混乱状况，整个来讲他们是顶着风浪前进的，表现出了远非我能预见到的顽强性格和精神。” 这位“新校长”也曾说顶着风浪前进的学生们充分证明了中国青年的优秀品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精神力量，而日后的教育更把精神力量发挥到了极致。 “燕大实施的是开明教育，它是最真正实践大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一位燕大校友这样评价。 司徒雷登本身是传教士，燕京大学有神学院，这并不妨碍生物系的学生们讨论着进化论、无神论的问题。 冰心的文章《爱与同情》中曾提到：“司徒雷登当校长时，他对学校每一个人，敲钟的，扫地的，校务的，每个人的名字他都能叫出来。”冰心对于燕大的深厚情感，女儿吴青现在还记忆犹新。 从创办“最有用的学校”的目标出发，“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宗旨，踊跃奋进、探求真理、服务同群、为国效忠……博雅塔旁，未名湖畔，燕京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燕大教员、学子们。 钱穆在燕大任教时间不常，却已感受到和以前任教的小学、中学的“迥异”之处，洪业的得意门生周一良、侯仁之在晚年回忆起燕大时，也不减当年的情深意浓。 “从我和司徒雷登握手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我和燕京大学这四个字捆绑在一起了。”张澍智教授在初入燕京大学时才十八岁，这所学校的魅力就深深吸引了她。 传统文化的熏陶与西洋文化交融在这里，丝毫没有冲突。对于真理的不懈追求早就渗入了燕大教员、学子们的血液里。校长负责制下的现代管理模式，高校的行政工作，就连教学辅助和后勤队伍也深受燕京精神的影响，教职员工更是将敬业精神发挥到了极致。洪业为考证勺园历史，曾十年如一日地搜集书籍、手稿、诗词、绘画史料，“课外暇时，检阅抄录”，还不辞辛劳地进行实地考察，他常走动于假山、池塘、松树丛之间，沿着水道找水源，拿纸笔做图案，记录下勺园在建筑之前的风景，终写成《勺园图录考》一书。 当学者陈远的《燕京大学1919-1956》发售的时候，燕大昔日的校友又聚在一起，在“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校园文化影响下，他们已成了各领域的领军人物，知识也丰富了很多。时隔多年后，这些国家栋梁们，包括陈远都还忘不了当年在燕大的学术氛围和欢愉的记忆。 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被撤销，却成了历史上的丰碑。 “雄哉、壮哉燕京大学，轮奂美且崇； 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 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 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 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 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尽忠。” ——燕京大学校歌
余英时，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师从钱穆、杨联升，毕业于哈佛大学。以下便是我为大家所带来的国学大师余英时的相关资料，希望各位会喜欢! 国学大师余英时的人物生平 余英时原籍安徽省潜山县官庄镇金城村，生于天津。燕京大学历史系肄业。1950年入读香港新亚书院，师从国学大师钱穆。1951年在报纸发表文章。1952年，成为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1955年，被推荐入美国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取得历史学哲学博士学位。1959年在哈佛认识了张灏。 历任美国密歇根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并曾于1991年至1992年任美国康乃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于美任教期间，余英时培养出许多史学研究人才，包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黄进兴、陈弱水、康乐、王泛森、林富士，以及北京大学的罗志田等人。 余英时曾经比喻自己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会持续观察政治、评论政治，但不会参政。自1980年代起，他经常在台湾发表许多政论文章，颇获 *** 当局的重视。尽管其思想与北京官方思想不一致，但他的著作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大量出版。 2006年11月16日，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士·毕灵顿博士宣布余英时与美国非洲裔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弗兰克林共同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Kluge Prize rewards lifetime achievement。 为表扬余氏一直为史学作出之贡献，余氏母校新亚书院联同香港中文大学另一成员书院崇基学院一起成立“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以推动中外历史文化，介绍学术新知。第一届讲座已于2007年举行，讲者为许倬云教授。 国学大师余英时的文集 《余英时文集》是200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余英时。 这是著名学者余英时文集的第五卷。内容主要涉及现代学人与学术。具体介绍了钱穆、陈寅恪、胡适、牟宗三先生、顾颉刚、洪业、费正清、林语堂等人极其学术、著作等。 目录： 钱穆与新儒家 一生为故国招魂——敬悼钱宾四师 《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自序 附录：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 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 寿钱宾四师九十 《钱穆先生八十岁纪念论文集》弁言 越过文化认同的危机——《钱穆与中国文化》序 新亚精神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检讨与前瞻》序言 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 陈寅恪与儒学实践 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 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 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 后世相知或有缘——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谈起
北师大2022历史学考研招生人数是21人。我校2022年拟招收硕士研究生4800余人，招生专业目录中各院（系）、各专业所列招生人数仅供参考，且包含拟接收推荐免试生人数，最终招生总人数以教育部正式下达的招生计划文件为准，录取阶段可能会根据生源情况及考试成绩等进行适当调整。
当前历史考研竞争最激烈的学校。2013年的消息是复试比例1比4，建议换个学校吧
北京师范大学最985大学，历史学排名应该在前几名的，考研竞争比较激烈，2012年历史学考研的报录比，中国史为9:1，世界史为：13:1，竞争激烈程度可见一斑。今年北师大历史考研开始自主命题，考试题目为主观题，这就要求更加注重基础知识，对整个历史知识体系要达到比较熟练程度。对于跨专业和外校的同学最好是 报 个班，因为本校学生有一定的优势，可以通过报班来弥补。
您想问的是2022年北京师范大学专硕报录比是多少吗？10:1。北京师范大学2022年专硕研究生报录比是10:1相对来说较高。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教育部与北京市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位列国家“双一流”、“985工程”、“211工程”，国家“七五”、“八五”首批重点建设十所大学之一。
北京大学的物理学专业挺不错的，师资力量也挺好的。
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简称“北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位列“双一流”、“211工程”、“985工程”，入选“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
北京大学图书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截至2017年底，北大图书馆总、分馆纸质藏书近800余万册，馆藏中以150万册中文古籍为特色，其中5至18世纪的珍贵书籍20万件，此外还有北京大学及燕京大学学位论文、名人捐赠等特色收藏。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数学、统计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大气科学、地球物理学、生物学、力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生态学、环境科学与工程、核科学与技术、心理学、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哲学、理论经济学。
燕京理工学院是民办高校，专业不同，学费也不一样，大概一万多一年，不包含住宿费。
燕京理工学院（Yanch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位于河北省廊坊市，是经教育部批准建立的一所民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是河北省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发展试点校、河北省硕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
馆藏资源
截至2020年12月，燕京理工学院图书馆馆藏纸质图书279万册，期刊150种，电子期刊68203册，学位论文389466册，音视频4045小时，电子图书320054册。
图书馆开通了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简称BALIS）下设的原文传递、馆际互借等服务，开通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简称NSTL）平台数据库，加入了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
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燕京理工学院
北京大学学校代码是10001 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简称“北大”，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位列“双一流”、“211工程”、“985工程”，入选“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为九校联盟[113]、松联盟、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京港大学联盟、全球大学高研院联盟、亚洲大学联盟、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环太平洋大学联盟、全球大学校长论坛、21世纪学术联盟、东亚四大学论坛、国际公立大学论坛、中俄综合性大学联盟成员。
前天，北京大学历史系相关负责人表示，于艳茹去年已经从北大毕业，针对她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涉嫌严重抄袭问题，系里会立即组织有关专家对其博士论文重新进行核查，如有抄袭情况，一经核实，将根据学校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根据《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已结束学业并离校后的研究生，如果在校期间存在严重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一经查实，撤销其当时所获得的相关奖励、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记者注意到，此《规范》的适用范围包括“在读期间存在学术失范行为的已离校研究生”。
据了解，于艳茹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2006届硕士毕业生，于2008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读博士学位。2011年9月，于艳茹作为2011年度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短期出国（境）研究项目”（第二批）资助对象，赴美国哈佛大学交流4个月。2013年7月，于艳茹博士毕业后进入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被指抄袭的论文发表时，于艳茹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在读博士生。北京青年报
王育成，1951年生于北京，籍贯山东淄博，197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毕业，现为博宝艺术网铜器鉴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文化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先后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历任助教、讲师、馆员、副研究馆员。
1992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2000年任研究员；
2002年任日本早稻田大学道教研究所客员研究员。
2016年1月16日，中国社科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育成和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在京举行了婚礼。
历史学博士就业形势怎样啊摘录于网络 在国家对于学术型研究生的招生在减少，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不是不要这样学术型博士， 而是需要量有限！俩字，烈士，不咋地，当当大学老师吧我打算跨专业考历史专业的博士， 具体是历史地理专业的， 昨天打电话询问以前的导师， 他说现在的就业形势也严峻，历史是 冷专业的，就是博士以后也不一定好找工作，就是工作也很清贫的…… 文科专业多半不好 就业， 关键看个人，是专著于学术，就踏踏实实搞学术。
否则就要多找门路，关注社会需求， 多多补充各方面能力。 我已经硕士毕业了，就读的院校是 211985，就读的专业是一个国 家级的重点学科，现在找了个还不错的工作，并放弃了读博认识我的人，包括我导师在内 都叫我不要读了，去工作，不然读完后更难找。
现在硕士博士找工作，用人单位看重的是： 你有没有关系，是不是男生，有没有工作经验，是不是党员/学生干部。女硕士博士是不是 结过婚。
特殊的地方如北京上海等有没有当地户口等其他的条件， 用人单位就很少在意了。 能力真的是没有办法用固定标准衡量的。
如果发 10 篇论文叫有科研能力， 那发 9 篇就不算 吗我认识的很多很优秀的博士和硕士，都没有找到工作，或找的很不好待遇，工作性质， 工作地点。 你能说他们都没有quot能力quot吗或许我现在说再多都没有用， 等你以硕士博士学历 找工作时，你就知道quot能力quot有多大分量了我想表达的意思是： 1 不要以为博士一定比本科好找工作，尤其是文科。
本科毕业能找到好工作的人，可以 通过在职委培等方式考研考博，最好不要脱产。那翟诘扔诙牟 液苡锌赡艿貌怀ナА也不要以为博士一定能找到工作。
2 很多读研读博的人是为了学问而读书的，但到了毕业找工作时，他们被高校和科研院所 拒收，找不到能再去做学问的地方了。特别是文科生，他们所学的东西与社会现实脱节，不 能直接转换为生产力， 很难把他们的平生所学去和社会需要结合起来――而这些， 其实并不 是他们的错。
本科生找工作，是万金油，到哪里都可以！但绝大多数就业质量太低，拿着微薄的工资替人 暂时打工， 卖完青春就完了！ 研究生毕业好多进公司打工如华为等， 看起来很美， 工资较高， 但这业是吃青春饭，累死人，如集中营！工资含金量很低， 企业还不稳定！博士主要进国家 机关，事业单位，高校，研究所，都是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工作！工资好象不很高，但含金量 高，稳定，工作没有那么累， 福利较好，可以干到老。 读博一定要考虑自己的经济实力， 除非你是真的很强，3 年出来以后一定会有好的去处。
如 果不考虑自己的实力至少你家里不需要你去挣钱来维持生活只是为了面子去花大量的时 间和金钱盲目读博士真的是没意思。在职的或者非科班出身的如果紧紧是为了一纸文凭并想 靠这张文凭在今后挣大钱，那就大错特错了。
如果谁要是怀着这样的心态读历史学的研究生 的话，今后是要受大罪的。 研究历史很苦的。
如果能吃苦，也能苦中作乐那 OK， 如果不能， 三思！ ！比如就历史学来说，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下，一个人的学术质量应该和他的生活质量成正比，至少不能偏离太远，也就是说应该有必要的机制来“养“这些人（包括职业学者和正 在求学的未来研究者） 。毕竟没有经济上的独立，也就没有人格上的独立；没有人格上的独 立，也就不会有学术上的独立。
但在目前的环境下，这种理想的生存状态较难获得。 尤其是现在高校注重学统，看出身，查三代（主要是供过于求决定的） ，本科、研究生毕业 学校若不是 211 或者 985 的， 将来就业要受限了。
出身不好的学生即使将来考入了 985 院校， 将来就业也很难进国内名校（重点综合大学、师范大学） ，除非关系比较硬。而进不了名校 教书和做研究，得不到较高、较多的各种资源支持，他们未来的学术之路将很艰辛。
理论性、学术性研究生现在处于就业最低期。 历史学本科和研究生三年、四年大幅度缩招或 者不招生（停招） ，才可以解决现在已经毕业但找不到对口专业和现在还在读书即将毕业的历史系学生就业情况。
要考文史哲研究生必须要看清现在的就业形势，不要读了三年，毕业时候因为找不到工作头大，年龄大了再转行很难，要是现在历史研究生大都需要转行，何不 本科时候就转行呢？ 教育部计划到 2015 年把专业硕士（实用性、技术性硕士）招生比例提 高到 50以上，不是没有原因的。对于要考历史研究生的同学们，本人（本人历史学科班 出身，今年研究生毕业，已经考了 7 场历史老师招考，都没进。
昆明两场、山东中东部城区 5 场）建议你们慎重了。读历史学硕士和博士是件奢侈的事情，适合生活无忧的人去一直读 下去，适合在职人员去读。
近期有生活压力的人读研、读博就是越走越窄，专业很难对口就 业，转行都难呢。 你的判断依然过于乐观了， 在山东到中学就业的历史研究生不到三分之一， 可能也就有五分 之一吧。
还有你说的很多部门和行业，根本不需要历史，图书馆有图书馆学和档案学，博物 馆有博物馆学，史志办需要考公务员，而且一般是要求文史类，文科其他专业也可以报，我 考过。报社这个就更。
蔡崇榜，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史，宋代史学。
陈廷湘，博士生导师，专门史，中国近现代史。
郭齐，博士生导师，历史文献学，朱熹诗文研究。
郭声波，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史，历史地理学。
何平，博士生导师，世界近现代史，史学理论，中西文化比较，现代化，国际关系。
何一民，博士生导师，城市史研究。
霍巍，博士生导师，汉唐考古，西南（包括 *** ）考古，博物馆学，文化人类学。
李文泽，博士生导师，历史文献学。
刘复生，博士生导师，宋史，西南民族史。
罗志田，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史。
彭裕商，博士生导师，古文字学。
石硕，博士生导师，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研究。
舒大刚，博士生导师，儒学文献研究。
王挺之，博士生导师，欧洲城市史，文艺复兴研究，旅游资源、旅游人力资源开发。
杨世文，博士生导师，宋代历史文献，儒学学术，巴蜀文化。
杨天宏，博士生导师，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
杨振之，博士生导师，旅游策划、规划，风景区管理与目的地营销。
王东杰，博士生导师，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
张箭，博士生导师，世界中世纪史，中国中古史。
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是大学教师的职称，级别依次从高到低排。
院长是行政职务，也就是所谓的“官”了。
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都是相对于研究生来说的岗位制度。
至于关系：
相对于教授这类的职称来说，博导条件较高。博导一定是教授，但教授可能只是硕士生导师。
其他的，学科带头人自然是学术能力较强的人，所以通常是教授，博导。
院长也自然是学院里比较牛的人，所以往往是教授职称。一流大学的校长是副部长级，往往都是院士。
【第一段在全文中的作用】 ①简单介绍许倬云，让读者对传主有一个初步认识； ②通过对许倬云的评价，肯定传主在史学界的地位和影响； ③交代作者对传主的倾慕，为后文与传主的接触作铺垫。
【《史学大师许悼云》原文】 《史学大师许悼云》 魏承思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知道了许悼云的大名。因为他的《汉代农业》是在美国攻读中国史博士学位的必读书，我喜欢这部书，于是我找到许先生的好几部著作来读，被他的渊博知识深深折服，最受启发的是他娴熟的使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治史。
那时候，只知道许悼云是匹斯堡大学历史教授，台[tái]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后来到了香港，在中文大学跟金耀基教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有一次提到许悼云，耀基师说和他很熟，并说他每年都会来香港中文大学讲学。
过了几个星期，许先生果然到了香港，我闻讯后就让耀基师的秘书帮我约了时间去拜访他。在许先生的办公室里初次见面，他平易近人，十分健谈，没有一点大师架子，许先生著作等身，除了专攻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之外，研究领域还涉及社会学、考古学、科技史、台[tái]湾史和中外历史比较等。
他还对现实政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撰写了大量政论，结集出版的就不下十余种，在台[tái]湾舆论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好奇地问他何以有如此渊博的学识和广泛的学术兴趣，许先生就和我谈起自己的求学经历。
无锡许家是江南世代的书香门第。许先生的父亲藏书丰富，兴趣广泛。
许先生幼年患小儿麻痹而不便于行，就在家里杂读群书。抗战后，他在家乡的辅仁中学读书，这所名校聚集了一批饱学之士。
1948年底，他跟随父母到台[tái]湾，考取台[tái]湾中文大学外语系，第二年转入历史系，本科毕业后又读研究生。当年的台[tái]大大师云集，使学生有更多机会去接触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派，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课题。
许悼云受校长傅斯年器重，跟李济学考古，根李总侗学古代史，跟董作宾学甲骨文，向尹耕望、钱穆、沈刚伯等问学。许先生说：“那时台[tái]湾的研究生教育和内地不一样，不是一个导师带一个学生，而是一个由三到五人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共同指导。
这样就给我一个想当大的 *** ，因为几个指导老师的治学思路都不一样，他们在那里各讲各的，逼得我不得不思考，寻找自己的路子。” 后来他又到芝加哥大学去深造。
这所世界顶尖的学府不在意你读什么系，学生的课程可以自己设计。在那里，许先生选课的范围包括经济学、中古史、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等。
选读宗教学的只有他，老师照样认真上课。他住院开刀，教授及古代史的老教授带着书到病床前去教，一边讲，一边讨论。
听到这里，我就想：很多人在讨论现在的中国大学出不了大师，但不是先应该问中国大学有没有这样的教师吗？ 许先生说，他选修了那么多似乎和历史学不相干的学科，“但我是拿历史当材料看，拿别的学科当工具看，这样就可以用各种工具处理材料。” 许先生1962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毕业后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tái]湾大学历史系主任。1970年起担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史学系及社会系合聘教授，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杜克大学等校的讲座教授，著有专著十余种，论文百余篇。
近年来，又常在中国大陆讲学，被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授予名誉教授。他是海峡两岸和国际史学界公认的耆宿。
听了他的自述，我才算是真正明白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第一次见面聊天，许先生就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可以说是我研究历史的“一日师”。我去学校上课之余，经常会去他那里拜访，聆听他的教诲。
有一次，《明报》编务总裁高信疆听我说起许绰云在香港，就说和他是很熟的朋友，要我帮他约一起吃饭聊天。参加那次餐聚的除了许先生夫妇外，还有耀基师夫妇和哲学家劳思光。
我在他们中间算是小字辈了。很多年过去了，当晚吃了什么佳肴美味早已忘记了，但大师的风采则历历在日。
上一次见到许先生已经是十多年前了。我有事去台[tái]北，听说他也在，就打电话约了时间去看望。
言谈之中，他知道我跟随南怀瑾先生在学佛，就说怀师早年在台[tái]湾时，自己曾跟随殷海光去拜访过两次，因他的学问路子和南不合而没有再去，但殷老师对他则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写进《许倬云谈话录》里，称南怀瑾是奇人，有吸引力。
前年我和老友、中研院副院长王泛森博山聊天。他说，殷门弟子对这一说法大不以为然。
我说，十多年前就听许先生说过，事后特地向怀师求证。老人家还兴致勃勃地同忆当年殷海光光跟他学打坐的情景。
这也算为我尊敬的许先生辩诬吧。【许倬云简介】 许倬云，江苏无锡人，1949年赴台[tái]，就读于台[tái]南二中，完成高三最后半年学业，进入台[tái]大历史系，后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人文学科博士学位。
先后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南京大学讲座教授、夏威夷大学讲座教授、杜克大学讲座教授、匹兹堡大学史学系退休名誉教授等职，代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
博士毕业论文要求：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另外论文需要取得了一定的创新性成果。 扩展资料 每个学校的`博士毕业论文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中山大学需要一篇核心期刊、北京大学需要两篇北大中文核心等，但是都得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另外论文需要取得了一定的创新性成果。
23年厦门大学研究生报考人数如下：法学院：1479人；文学院：1202人；历史学院：769人；社会学院：642人；哲学院：479人；外国语学院：384人；数学院：358人；物理学院：323人；化学院：300人；生物科学院：298人；地理科学院：188人；管理学院：185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172人；电子工程学院：121人；自动化学院：107人；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102人；艺术学院：101人；机械工程学院：93人；土木工程学院：85人；水利水电学院：78人；环境与资源学院：62人；建筑学院：61人；石油与化工学院：43人；航空航天学院：41人；海洋学院：32人；公共管理学院：25人；交通运输学院：13人；政治与公民教育学院：4人；经济学院：3人。
厦门大学2022年一志愿报考人数24096，共录取一志愿录取6019人，其中推免录取1819人，统考录取4200人，一志愿报录比5.7:1。其中：全日制一志愿报名19271人，统考录取2950人，报录比6.5:1非全日制一志愿报名4825人，录取1250人，报录比3.9:1全日制中一志愿报名人数前五位的专业和对应的报录比：035101法律（非法学）-22:1055200新闻与传播-37:1071000生物学-7:1035102法律（法学）-24:1025100金融-19:1除去录取人数为0的专业，报录比最高的专业为：020101政治经济学，一志愿报考55人，统考录取1人，报录比55:1；其次为081200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系），报录比54:1；055101英语笔译，报录比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