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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一些给别人。译者的方法可能有所不同，成就也有高低，但所有译者都感到一种很大的冲动；因为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同行的意识就不容许我对不同译本说长道短了。"比较是可厌的"这个说法对于好的批评来说，可能并不一定是良方，不过我认为，对于各位翻译者而言，却有几分道理。也并非每个人都为这部小说的魅力所感染。我记得在1949年初，赵树理在老北大民主广场上召开的露天会议上曾说："对于像贾宝玉之类的纨绔子弟的滑稽表演，对于唐明皇和他的小老婆的爱情生活，我们再也没有兴趣了。"(说这番话的时候，还没有认为《红楼梦》显示了"资本主义萌芽"而伟大的红学家俞平伯则因为没有看到这一点而受到迫害。)不过，为《红楼梦》的魅力而倾倒者，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国都能找得到。伟大的汉学家瑞士裔法国人包罗·德米艾维尔有一次对我说，他记得在河内读书时，一次躺在床上读《红楼梦》，被小说所吸引，竟然没有感觉到他养的小猴子在蚊帐顶上朝下撒尿，直撒在他的身上。德米艾维尔自学了俄语，为的是能阅读原文本的《战争与和平》，然而他认为小说《红楼梦》更伟大--毫无疑问，较之普鲁斯特史诗般描述的"巴黎社会的颓废势利小人的世界"更加伟大。我译毕《红楼梦》已经多年，恐怕难以就翻译这本书的经验发表任何有益的意见了--只能说我记忆中的翻译《红楼梦》的那段时间是我一生中非常愉快的一段时光。我的工作进度很慢，但我庆幸能够从容不迫地工作，我在翻译过程中所享有的自由有人可能以为是不负责任，而我却因此而深受鼓舞。我的译本中免不了有错误，有的还很严重，到时候很可能这个译本会被替代，以至于被遗忘，而我确信，译本可能具有的优点则要部分地归于写作时所赋予它的精神--这一点我既无力分析，也难以解释。我最喜欢的英文译本--17世纪苏格兰托玛斯·厄克特爵士翻译的拉伯雷的《巨人传》--我确信，是受到同样的愉悦和自由的激励而译成的。我并不指望攀比前人的成就--而我毕竟也没有像厄克特那样拘泥于原文。不妨再想一想还有两位伟大的翻译家莫不如此：一位是《亚瑟王之死》的译者托玛斯·马洛里爵士，还有一位就是我们当代的杨宪益先生。恐怕这封信有点儿信马由缰了。2002年9月17日写于牛津 译家闵屠德先生帕来信(译文)亲爱的刘教授：在南开大学召开《红楼梦》这部杰出小说的翻译研讨会前夕，您及时告知我，我深表谢意。我对于南开记忆犹新。1980年至1982年我在天津期间，曾几度参观南开校园。至于《红楼梦》，则属于那种能改变读者人生的名著之一。我从不因当初读起这部小说而后悔。我能够成为戴维·霍克斯的学徒，并帮助他完成这部译作，是我此生的一大幸事。后四十回译本若有什么小小的功绩的话，完全仰仗我当学徒期间霍克斯为我树立的光辉典范。一想到你们将要举行的研讨会，没有哪一位翻译者不心有余悸的!任何翻译都必然存在错误和缺点。学生、学者、批评家当然有义务把它们指出来。不过我可以肯定一点：无论是霍克斯还是我本人在着手这件工作时，并非把它作为学术活动，而是出于对原作本身的热爱之情。这便是使我们工作下去的动力。关于误译，翻译过另一部名著(迪福的《鲁宾逊漂流记》)的一位意大利翻译家曾有言在先，请允许我引录他的一句话："望善待我的错误，愉快地度日吧!但愿你们能从阅读这部小说的原作和译作中获得乐趣和快乐!但愿你们能从阅读中获得"无害的乐趣，而对于那些仍然需要醒悟的人，也有某种警示作用。 请接受我良好的祝愿!约翰·闵福德 2002年10月4日特邀报告冯其庸 《红楼梦》硇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在全国《红楼梦》翻译研讨会上的报告求。作者简介：《红楼梦》这个问题确实是非常复杂的，要说冯其庸，翻译，我想也会更困难。我不懂翻译，但是，就算是著名红学家，我们把《红楼梦》的原文要弄明白都不容易，那么中国《红楼梦》要把它翻译成外文，这个困难就更大了。我现在只学会名誉会能把我长期以来研究《红楼梦》的一些想法、一些长，《红楼梦》学理解给大家报告一下，看看有没有用处。也许有讲刊主编得不准确的地方，请大家多指教。在我要来讲《红楼梦》之前，我的两本书都同时出版了。一本是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的《论红楼梦思想》，还有一本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的《红楼梦概论》，这是我和李广柏同志一起合作的，概论部分是李广柏同志起的草，我做的修改。其余部分，关于曹雪芹的祖籍、家世等，再有两篇《红楼梦》的文章都是我写的。我刚好这次都带来了。这两本书是刚刚出来的样书，讲完之后呢，我就赠送给大会，作为我的一点心意。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我讲的后面有很多引文，都在这个书里头。我只能讲一个大概，具体的资料书里面都有，而且都注明了出处。每一段引文从哪里引来的，都有交代，所以大家可以再查原书。《红楼梦》研究确实有很大的困难。这种困难从我刚开始研究到现在体会不一样。刚开始研究时知道有困难，但没想到困难有多大，直到最近这几年才觉悟出来难处确实太大。为什么有这个难处呢?就是因为曹雪芹在当时的社会、当时的时代，不敢把话直率地都讲出来，拐弯抹角地来讲，话的表面的意思和话的实际意思刚好相反。有的意思虽不是相反，但是要引导你自己去想这个问题。在当时他是不得不如此，因为文字狱那么严重，就他亲身经历的就有很多次，而且其中有的就是因为写书，所以他不能不避开这一点。那么，这就造成我们今天理解上的困难。如果我们找不到这条门径，会永远进不去。所以在我国《红楼梦》的研究中瞎猜想的不少，现在瞎猜想的也不少，而且还觉得那样才对，其实完全不是那样的。比如说雍正皇帝是被曹雪芹和他的情妇谋杀而死的，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所以我觉得对《红楼梦》确实有必要认真做一次学术性、考证性、研究性的工作，把它一字一句的内涵都有证有据地弄确切。做学问最讲究证据。没有证据，创作可以，比如你写小说，不要你把证据拿出来。但是你写研究文章，没有证据，就很难了。今天主要讲怎样进入《红楼梦》，应该知道哪些问题。我想先简要地讲一下《红楼梦》所处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外部世界和这个时代的内部世界是怎么个状况。从五十年代开始，我国一直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红楼梦》一书反映的民主思想属于什么性质。有一些朋友认为是封建的民主思想，这个民主思想不违反封建的一切，都是封建社会许可下的思想。另外一种见解认为这不是封建的民主思想，是属于反映资本主义萌芽这种经济现象的一种民主思想，是新的民主思想，也是属于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一种民主思想。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准确的解决。当年何其芳同志主张第一种看法，认为是封建的民主思想。何其芳是我们的前辈，和我的交情也很好，我也不能马上看出来他这个意见准不准确，但我在感觉上已经不太赞成他的思想了。到七十年代我写过两篇文章，就明确地提出来《红楼梦》不是封建的民主思想，《红楼梦》的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资本主义范畴的民主思想。这是1975年以后写的两篇文章。到了1983年我写了《千古文章末尽才》，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认识更加有一定把握了。文章写得也比较长，有三万多字，论证也比较多。这以后，红学界都比较赞成我的主张。在这本书里，我又增加了不少资料，论证了《红楼梦》这本书的思想不仅仅是新的一种民主思想，而且它跟当时学术界的思想斗争、哲学斗争是密切相关的，是跟当时哲学界许多人物一系列的反正统思潮、言论、思想一致的。这是我这几年来新做的工作。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论证的理由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让我们看一看《红楼梦》的外部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红楼梦》的时代就是曹雪芹的时代。曹雪芹的生卒年一直有争论，究竟生于哪一年，死于哪一年，学术界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但是大概的时间是可以确定的，按照我个人的意见，应该是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也就是1715年，十八世纪初。康熙五十四年这个判断不是有证据的，任何结论都必须有证据，才能让人相信，这个没有证据，所以我要说清楚。但是没有证据是怎么得出来的呢?是从曹雪芹死的年代往上推出来的。这样也是一种证据，一种方法，可是比直接的证据还是隔了一层。曹雪芹的死的年份也有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是死于乾隆二十七年除夕，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死于乾隆二十八年除夕。乾隆二十七年的这个说法有证据，因为甲戌本脂砚斋有个批，"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这就是说壬午年的除夕，曹雪芹哭干了自己的眼泪，去世了。另外一个抄本也有一个同样的批，这两个都是乾隆年间的抄本。两个句子完全一样，可见没有抄错。再有1992年在通县张家湾发现一块石头，上面有"曹公讳霈墓"，埋的地方叫曹家大坟。那么看起来大家长期要找寻的曹家的祖坟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曹家大坟这个地方老早传下来都称这个名字。而曹家在通县张家湾有它的祖业，这都是有确凿的证据的。曹频写给康熙的奏折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曹寅死了以后，曹频继任。康熙非常关心他们，就说，你究竟还剩多少产业(因为曹寅去世以后，他家业慢慢地萧条了)，把你的情况告诉我，让我知道一酪? 下。曹频当时年纪还很小(当然也不是小孩了，至少也有十八九岁了)，就写了个报告，报告里讲到张家湾有典地六百亩、当铺一所等。他在张家湾有六百亩地，那么估计他的祖坟就在这附近。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是"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比较可信一点。癸未那个说法呢是因为到癸未年，曹雪芹的朋友在清明节以前，写过几首诗，邀请曹雪芹清明节到他家去喝酒，那是癸未年的春天，所以是癸未年人家邀请他去喝酒，那他壬午年就没有去世。但是这个问题就有分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曹雪芹住在西郊的一个荒僻的山村里，他在除夕去世了，到了第二年的三月，他的朋友写封信叫他来喝酒，那完全可能是他去世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城里来，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何况自癸未年叫他喝酒的那首诗以后，再也没有人写诗给曹雪芹了，这一点也是个没有证据的证据了。没有人再跟他联系了，那可能就是后来知道他已经不在了。至于癸未年就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朋友寄给曹雪芹的第二首诗了。而反过来，证明壬午除夕的记载己经有了两个。另外还有一个，墓碑上面曹雪芹的名字，曹落旁边，有壬午这两个字。那么就有三个证据，我认为是比较可信。所以从乾隆二十七年往上推，怎么个推法呢?刚好曹雪芹有个朋友叫作张宜泉的写了一首悼念他去世的诗，里面有：年未五旬而卒。在那个诗题下面有一句话，叫"年纪没有到五十岁就去世了"。但另外一个朋友也写过一首悼念的诗，诗的句子是"四十年华付杳冥"，按照这个句子，有人说他只活了四十岁。四十岁和年未五旬差距很大，十年。但是大家分析的结果是张宜泉的"年未五旬"不是诗，是白话，所以他用不着凑，那么就是没有五旬也靠近五十岁。而大家觉得"四十年华付杳冥"那个句子是诗句，它必须要按平仄，要按整数，那么没到五十岁嘛，就来个四十年华。最近有个朋友有一个新的想法，他说雍正十三年，加上乾隆二十七年，刚好是四十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壬午除夕的说法，根据比较充实一点。上推年未五旬，就算他四十八岁吧，那么刚好是康熙五十四年，也可能是康熙五十五年，这只是 一个大概的意思。不管怎么说，康熙五十四年到乾隆二十七年这个大概的时间是没有问题的。《红楼梦》的时代应该就是曹雪芹的时代，这个时代也就是十八世纪初。在西方，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是轰轰烈烈了。1760年是瓦特发明蒸气机的年份，英国采取瓦特发明的蒸气机，进入大工业的生产时代。1760年是中国的乾隆二十五年，当时曹雪芹46岁，我们现在都重视的曹雪芹的那个叫庚辰本的抄本，就是乾隆二十五年的本子，最早的本子是乾隆十九年的，叫甲戌本。也就是说，到曹雪芹写完《红楼梦》的时候，正是英国的工业革命轰轰烈烈的时代，还有十四、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等等这些西方一系列的思想文化的革命。那么，西方已经进入到工业时代了，中国还是在封建王朝的时代，这两者如此隔绝和曹雪芹有什么关系呢?我想有一点应该引起注意，从明代后期，传教士来中国的不少。中国当时虽然是封建社会，是个封建专制的黑暗王国，但是跟西方还是有沟通的，其中最多的就是传教士。最有名的一个传教士叫利玛窦，就是明朝万历初年来到中国的，万历三十年到的北京。其中有一点值得讲一讲，就是他在北京编了一本世界地图，当时北京叫《坤舆万国图》。在北京印世界地图了，中国当然也包括在这个世界的范围内。如果在北京印世界地图而不把中国包括在内，那是不可思议的事。这证明中国已经列入到全世界的范围，也证明西方不断有传教士到中国来，而且把西方的科技知识、医学知识、生理知识不断地传到中国来。比如中国人原来的习惯，认为思考问题是心，所以常说凭良心。其实，心不管思维。那么是什么时候知道心不管思维，是由脑子来管思维呢?是康熙年间传教士带来的。这在我们清代学者的著作里面有明确的记载。这说明西方和中国，虽然一个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一个还是黑暗的封建王国，但是两者还是有沟通的。其中主要的沟通人就是传教士，他们带来的科学知识在中国还是起了相当的作用。传教士来中国并不是到明代就终止了，康熙到乾隆年间，传教士还不断地来。举一个例子，康熙年间，中国国力还是很强的。一次罗马教皇命令一个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回去，康熙皇帝热情挽留，给罗马教皇去信，说你们的某某人在我们这里住得很好，我们友好相处，希望他不要回去，还继续留在中国。罗马教皇不同意，又来信说一定要他回去。康熙就马上给他一个回信，说，"行，你一定要他回去，我马上把他的脑袋给你送回去。罗马教皇就吓得不敢再说话，也不要他回去了。这件事情一方面显示了康熙确实还是非常能干的。他和俄国人打仗也是一样，他的主旨就是，为了边疆问题，军队先打，一定要打得他们打不了了，没有办法了，再开谈判。这样，我们打了大胜仗，然后坐下来谈。所以康熙时候，国力还是很强盛的。那个时候，康熙身边也有很多传教士，把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不断地传过来。所以，不要把清代早期的社会看成是一个黑暗的、完全封闭的国，跟外国没有任何联系，其实已经有比较多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内部也会有许多现代人觉得不可理解的思潮起来。回过来要讲讲中国的内部世界，也就是曹雪芹时代中国的内部世界。到了曹雪芹的时代，清兵入关以后已经一百多年了。经过长期的政治调整，已经从明代末年的大乱，"扬卅十日"，"嘉定三屠"这种屠杀政策经过调整以后恢复过来。到了康熙末年，乾隆初期、中期，国力已经相当强盛。这方面的主要证明一个是人口成倍的增加。康熙五十年颁布命令：征收人丁税，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字为固定标准，以后增加的人口永不加赋。这道政策实际上是鼓励大家多生育，所以人口就猛增。到了乾隆时候，人口已经增到两亿多了。再一个是耕地的增加。到了康熙末年、乾隆中期，耕地面积成倍地增加，这证明了税收的增加，也证明了当时国库的充盈。为什么康熙到乾隆，有这么大力量不断地南巡，打那么多大仗?当时国家没有力量，不可能有这种举动。所以，到了乾隆时期，国家的经济财政繁荣起来了，发展起来了，人口孳生了，商业繁荣了，大城市增加了。当时南京、杭州、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还有很多城市，都是著名的全国性的商业大城市。而且从明代后期，已经有对外的口岸。清代初年，海关关闭了一段时间，到了台湾收复以后，海禁就开了。曹雪芹的舅祖李煦就曾做过广东巡抚，管过海关。《红楼梦》里面涉及到西洋国，这就是一个原因。所以由于这个原因，清代到了康熙乾隆时期，经济恢复了。因此，从明代后期所发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这种经济形态，也不断往前发展。到了康熙时候，就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时代，南京的纺织业的发展很快。曾经有一个文件，是请求曹寅向朝廷申请开放纺织业方面的限制，也就是不要限制织布机的数量，曹寅答应了，奏明了朝廷，于是就开放了限制。南京的纺织业开放以后，织布机的数量成倍成倍地增加，这都有历史记载，我也都引用在我的书里了。这也进一步地证明了工商业的飞跃发展。当时有一部分贫困的农民出卖劳动力，在南京有指定的几个劳力市场，劳力每天早上到那里去等，谁要劳力，也就到那里去雇工。这里面有的是短工，有的就长期雇下去了，这都有记载。这一点也说明尽管中国比西方晚了很多时间，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社会有一种新的经济因素也已经在蓬勃发展了。资本主义已经从萌芽开始发展了，这是必须注意的时代动向。可是，整个社会还是封建统治，尤其是思想统治。顺治、康熙、雍正、乾隆，都提倡程朱理学。程朱理学的统治是非常严厉的。举一个例子，雍正七年，有位大臣叫谢济世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大学注》，一本是《中庸疏》。当时康熙有一段话说，从朱熹以来五百年，他所讲的话，没有一个字可以改动的。那就是康熙的钦定。所以凡是读四书五经这种书，都必须要以朱熹的注释为准。谢济世知道不知道康熙的话呢，还是什么原因，他偏偏要注释大学中庸，而且明确声明：我的注释完全不用朱熹的一套，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这一下就违反了钦定，就是犯了大逆不道的罪，谢济世于是被杀头。文字狱从康熙二年庄廷罐的文字狱以后，层出不穷，举不胜举。上面举的例子是雍正七年，那时曹家已是抄家以后了(雍正六年抄的家)。当时曹雪芹大概十五六岁，他对此当然是记忆犹新(他那时还没有写《红楼梦》，是乾隆十九年写成的《红楼梦》，"十年辛苦不寻常"，所以大约是乾隆十年，或乾隆九年开始写书，那时距雍正还有一段时间)，这是前车之鉴。到了乾隆二十年，又有一个文字狱，一个叫胡中藻的人写了一句诗："一把心肠论浊清"，被人告发了。在"清"字前面加个"浊"，不就是把大清说成是污浊的吗?那时对于少数民族，汉人常说他们污浊，不干净，当时就是这么骂少数民族。在今天来说，这当然不符合我们的政策，都是兄弟民族，是一样的。可是那时的民族隔阂很大，这样，当有人告发在"清"字前面加个"浊"字明明是对满洲民族的诬蔑，因此就论斩。那个时候的文字狱，不是我们现在所想的惩罚一下那么简单，而是全家满门抄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个是严厉的程朱理学的统治，一个是不断的文字狱的发生，曹雪芹在这个时候要写《红楼梦》，这些都是他的障碍，都是他必须要思考的
传达一些给别人。译者的方法可能有所不同，成就也有高低，但所有译者都感到一种很大的冲动；因为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同行的意识就不容许我对不同译本说长道短了。"比较是可厌的"这个说法对于好的批评来说，可能并不一定是良方，不过我认为，对于各位翻译者而言，却有几分道理。也并非每个人都为这部小说的魅力所感染。我记得在1949年初，赵树理在老北大民主广场上召开的露天会议上曾说："对于像贾宝玉之类的纨绔子弟的滑稽表演，对于唐明皇和他的小老婆的爱情生活，我们再也没有兴趣了。"(说这番话的时候，还没有认为《红楼梦》显示了"资本主义萌芽"而伟大的红学家俞平伯则因为没有看到这一点而受到迫害。)不过，为《红楼梦》的魅力而倾倒者，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国都能找得到。伟大的汉学家瑞士裔法国人包罗·德米艾维尔有一次对我说，他记得在河内读书时，一次躺在床上读《红楼梦》，被小说所吸引，竟然没有感觉到他养的小猴子在蚊帐顶上朝下撒尿，直撒在他的身上。德米艾维尔自学了俄语，为的是能阅读原文本的《战争与和平》，然而他认为小说《红楼梦》更伟大--毫无疑问，较之普鲁斯特史诗般描述的"巴黎社会的颓废势利小人的世界"更加伟大。我译毕《红楼梦》已经多年，恐怕难以就翻译这本书的经验发表任何有益的意见了--只能说我记忆中的翻译《红楼梦》的那段时间是我一生中非常愉快的一段时光。我的工作进度很慢，但我庆幸能够从容不迫地工作，我在翻译过程中所享有的自由有人可能以为是不负责任，而我却因此而深受鼓舞。我的译本中免不了有错误，有的还很严重，到时候很可能这个译本会被替代，以至于被遗忘，而我确信，译本可能具有的优点则要部分地归于写作时所赋予它的精神--这一点我既无力分析，也难以解释。我最喜欢的英文译本--17世纪苏格兰托玛斯·厄克特爵士翻译的拉伯雷的《巨人传》--我确信，是受到同样的愉悦和自由的激励而译成的。我并不指望攀比前人的成就--而我毕竟也没有像厄克特那样拘泥于原文。不妨再想一想还有两位伟大的翻译家莫不如此：一位是《亚瑟王之死》的译者托玛斯·马洛里爵士，还有一位就是我们当代的杨宪益先生。恐怕这封信有点儿信马由缰了。2002年9月17日写于牛津 译家闵屠德先生帕来信(译文)亲爱的刘教授：在南开大学召开《红楼梦》这部杰出小说的翻译研讨会前夕，您及时告知我，我深表谢意。我对于南开记忆犹新。1980年至1982年我在天津期间，曾几度参观南开校园。至于《红楼梦》，则属于那种能改变读者人生的名著之一。我从不因当初读起这部小说而后悔。我能够成为戴维·霍克斯的学徒，并帮助他完成这部译作，是我此生的一大幸事。后四十回译本若有什么小小的功绩的话，完全仰仗我当学徒期间霍克斯为我树立的光辉典范。一想到你们将要举行的研讨会，没有哪一位翻译者不心有余悸的!任何翻译都必然存在错误和缺点。学生、学者、批评家当然有义务把它们指出来。不过我可以肯定一点：无论是霍克斯还是我本人在着手这件工作时，并非把它作为学术活动，而是出于对原作本身的热爱之情。这便是使我们工作下去的动力。关于误译，翻译过另一部名著(迪福的《鲁宾逊漂流记》)的一位意大利翻译家曾有言在先，请允许我引录他的一句话："望善待我的错误，愉快地度日吧!但愿你们能从阅读这部小说的原作和译作中获得乐趣和快乐!但愿你们能从阅读中获得"无害的乐趣，而对于那些仍然需要醒悟的人，也有某种警示作用。 请接受我良好的祝愿!约翰·闵福德 2002年10月4日特邀报告冯其庸 《红楼梦》硇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在全国《红楼梦》翻译研讨会上的报告求。作者简介：《红楼梦》这个问题确实是非常复杂的，要说冯其庸，翻译，我想也会更困难。我不懂翻译，但是，就算是著名红学家，我们把《红楼梦》的原文要弄明白都不容易，那么中国《红楼梦》要把它翻译成外文，这个困难就更大了。我现在只学会名誉会能把我长期以来研究《红楼梦》的一些想法、一些长，《红楼梦》学理解给大家报告一下，看看有没有用处。也许有讲刊主编得不准确的地方，请大家多指教。在我要来讲《红楼梦》之前，我的两本书都同时出版了。一本是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的《论红楼梦思想》，还有一本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的《红楼梦概论》，这是我和李广柏同志一起合作的，概论部分是李广柏同志起的草，我做的修改。其余部分，关于曹雪芹的祖籍、家世等，再有两篇《红楼梦》的文章都是我写的。我刚好这次都带来了。这两本书是刚刚出来的样书，讲完之后呢，我就赠送给大会，作为我的一点心意。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我讲的后面有很多引文，都在这个书里头。我只能讲一个大概，具体的资料书里面都有，而且都注明了出处。每一段引文从哪里引来的，都有交代，所以大家可以再查原书。《红楼梦》研究确实有很大的困难。这种困难从我刚开始研究到现在体会不一样。刚开始研究时知道有困难，但没想到困难有多大，直到最近这几年才觉悟出来难处确实太大。为什么有这个难处呢?就是因为曹雪芹在当时的社会、当时的时代，不敢把话直率地都讲出来，拐弯抹角地来讲，话的表面的意思和话的实际意思刚好相反。有的意思虽不是相反，但是要引导你自己去想这个问题。在当时他是不得不如此，因为文字狱那么严重，就他亲身经历的就有很多次，而且其中有的就是因为写书，所以他不能不避开这一点。那么，这就造成我们今天理解上的困难。如果我们找不到这条门径，会永远进不去。所以在我国《红楼梦》的研究中瞎猜想的不少，现在瞎猜想的也不少，而且还觉得那样才对，其实完全不是那样的。比如说雍正皇帝是被曹雪芹和他的情妇谋杀而死的，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所以我觉得对《红楼梦》确实有必要认真做一次学术性、考证性、研究性的工作，把它一字一句的内涵都有证有据地弄确切。做学问最讲究证据。没有证据，创作可以，比如你写小说，不要你把证据拿出来。但是你写研究文章，没有证据，就很难了。今天主要讲怎样进入《红楼梦》，应该知道哪些问题。我想先简要地讲一下《红楼梦》所处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外部世界和这个时代的内部世界是怎么个状况。从五十年代开始，我国一直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红楼梦》一书反映的民主思想属于什么性质。有一些朋友认为是封建的民主思想，这个民主思想不违反封建的一切，都是封建社会许可下的思想。另外一种见解认为这不是封建的民主思想，是属于反映资本主义萌芽这种经济现象的一种民主思想，是新的民主思想，也是属于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一种民主思想。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准确的解决。当年何其芳同志主张第一种看法，认为是封建的民主思想。何其芳是我们的前辈，和我的交情也很好，我也不能马上看出来他这个意见准不准确，但我在感觉上已经不太赞成他的思想了。到七十年代我写过两篇文章，就明确地提出来《红楼梦》不是封建的民主思想，《红楼梦》的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资本主义范畴的民主思想。这是1975年以后写的两篇文章。到了1983年我写了《千古文章末尽才》，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认识更加有一定把握了。文章写得也比较长，有三万多字，论证也比较多。这以后，红学界都比较赞成我的主张。在这本书里，我又增加了不少资料，论证了《红楼梦》这本书的思想不仅仅是新的一种民主思想，而且它跟当时学术界的思想斗争、哲学斗争是密切相关的，是跟当时哲学界许多人物一系列的反正统思潮、言论、思想一致的。这是我这几年来新做的工作。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论证的理由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让我们看一看《红楼梦》的外部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红楼梦》的时代就是曹雪芹的时代。曹雪芹的生卒年一直有争论，究竟生于哪一年，死于哪一年，学术界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但是大概的时间是可以确定的，按照我个人的意见，应该是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也就是1715年，十八世纪初。康熙五十四年这个判断不是有证据的，任何结论都必须有证据，才能让人相信，这个没有证据，所以我要说清楚。但是没有证据是怎么得出来的呢?是从曹雪芹死的年代往上推出来的。这样也是一种证据，一种方法，可是比直接的证据还是隔了一层。曹雪芹的死的年份也有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是死于乾隆二十七年除夕，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死于乾隆二十八年除夕。乾隆二十七年的这个说法有证据，因为甲戌本脂砚斋有个批，"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这就是说壬午年的除夕，曹雪芹哭干了自己的眼泪，去世了。另外一个抄本也有一个同样的批，这两个都是乾隆年间的抄本。两个句子完全一样，可见没有抄错。再有1992年在通县张家湾发现一块石头，上面有"曹公讳霈墓"，埋的地方叫曹家大坟。那么看起来大家长期要找寻的曹家的祖坟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曹家大坟这个地方老早传下来都称这个名字。而曹家在通县张家湾有它的祖业，这都是有确凿的证据的。曹频写给康熙的奏折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曹寅死了以后，曹频继任。康熙非常关心他们，就说，你究竟还剩多少产业(因为曹寅去世以后，他家业慢慢地萧条了)，把你的情况告诉我，让我知道一酪? 下。曹频当时年纪还很小(当然也不是小孩了，至少也有十八九岁了)，就写了个报告，报告里讲到张家湾有典地六百亩、当铺一所等。他在张家湾有六百亩地，那么估计他的祖坟就在这附近。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是"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比较可信一点。癸未那个说法呢是因为到癸未年，曹雪芹的朋友在清明节以前，写过几首诗，邀请曹雪芹清明节到他家去喝酒，那是癸未年的春天，所以是癸未年人家邀请他去喝酒，那他壬午年就没有去世。但是这个问题就有分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曹雪芹住在西郊的一个荒僻的山村里，他在除夕去世了，到了第二年的三月，他的朋友写封信叫他来喝酒，那完全可能是他去世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城里来，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何况自癸未年叫他喝酒的那首诗以后，再也没有人写诗给曹雪芹了，这一点也是个没有证据的证据了。没有人再跟他联系了，那可能就是后来知道他已经不在了。至于癸未年就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朋友寄给曹雪芹的第二首诗了。而反过来，证明壬午除夕的记载己经有了两个。另外还有一个，墓碑上面曹雪芹的名字，曹落旁边，有壬午这两个字。那么就有三个证据，我认为是比较可信。所以从乾隆二十七年往上推，怎么个推法呢?刚好曹雪芹有个朋友叫作张宜泉的写了一首悼念他去世的诗，里面有：年未五旬而卒。在那个诗题下面有一句话，叫"年纪没有到五十岁就去世了"。但另外一个朋友也写过一首悼念的诗，诗的句子是"四十年华付杳冥"，按照这个句子，有人说他只活了四十岁。四十岁和年未五旬差距很大，十年。但是大家分析的结果是张宜泉的"年未五旬"不是诗，是白话，所以他用不着凑，那么就是没有五旬也靠近五十岁。而大家觉得"四十年华付杳冥"那个句子是诗句，它必须要按平仄，要按整数，那么没到五十岁嘛，就来个四十年华。最近有个朋友有一个新的想法，他说雍正十三年，加上乾隆二十七年，刚好是四十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壬午除夕的说法，根据比较充实一点。上推年未五旬，就算他四十八岁吧，那么刚好是康熙五十四年，也可能是康熙五十五年，这只是 一个大概的意思。不管怎么说，康熙五十四年到乾隆二十七年这个大概的时间是没有问题的。《红楼梦》的时代应该就是曹雪芹的时代，这个时代也就是十八世纪初。在西方，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是轰轰烈烈了。1760年是瓦特发明蒸气机的年份，英国采取瓦特发明的蒸气机，进入大工业的生产时代。1760年是中国的乾隆二十五年，当时曹雪芹46岁，我们现在都重视的曹雪芹的那个叫庚辰本的抄本，就是乾隆二十五年的本子，最早的本子是乾隆十九年的，叫甲戌本。也就是说，到曹雪芹写完《红楼梦》的时候，正是英国的工业革命轰轰烈烈的时代，还有十四、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等等这些西方一系列的思想文化的革命。那么，西方已经进入到工业时代了，中国还是在封建王朝的时代，这两者如此隔绝和曹雪芹有什么关系呢?我想有一点应该引起注意，从明代后期，传教士来中国的不少。中国当时虽然是封建社会，是个封建专制的黑暗王国，但是跟西方还是有沟通的，其中最多的就是传教士。最有名的一个传教士叫利玛窦，就是明朝万历初年来到中国的，万历三十年到的北京。其中有一点值得讲一讲，就是他在北京编了一本世界地图，当时北京叫《坤舆万国图》。在北京印世界地图了，中国当然也包括在这个世界的范围内。如果在北京印世界地图而不把中国包括在内，那是不可思议的事。这证明中国已经列入到全世界的范围，也证明西方不断有传教士到中国来，而且把西方的科技知识、医学知识、生理知识不断地传到中国来。比如中国人原来的习惯，认为思考问题是心，所以常说凭良心。其实，心不管思维。那么是什么时候知道心不管思维，是由脑子来管思维呢?是康熙年间传教士带来的。这在我们清代学者的著作里面有明确的记载。这说明西方和中国，虽然一个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一个还是黑暗的封建王国，但是两者还是有沟通的。其中主要的沟通人就是传教士，他们带来的科学知识在中国还是起了相当的作用。传教士来中国并不是到明代就终止了，康熙到乾隆年间，传教士还不断地来。举一个例子，康熙年间，中国国力还是很强的。一次罗马教皇命令一个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回去，康熙皇帝热情挽留，给罗马教皇去信，说你们的某某人在我们这里住得很好，我们友好相处，希望他不要回去，还继续留在中国。罗马教皇不同意，又来信说一定要他回去。康熙就马上给他一个回信，说，"行，你一定要他回去，我马上把他的脑袋给你送回去。罗马教皇就吓得不敢再说话，也不要他回去了。这件事情一方面显示了康熙确实还是非常能干的。他和俄国人打仗也是一样，他的主旨就是，为了边疆问题，军队先打，一定要打得他们打不了了，没有办法了，再开谈判。这样，我们打了大胜仗，然后坐下来谈。所以康熙时候，国力还是很强盛的。那个时候，康熙身边也有很多传教士，把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不断地传过来。所以，不要把清代早期的社会看成是一个黑暗的、完全封闭的国，跟外国没有任何联系，其实已经有比较多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内部也会有许多现代人觉得不可理解的思潮起来。回过来要讲讲中国的内部世界，也就是曹雪芹时代中国的内部世界。到了曹雪芹的时代，清兵入关以后已经一百多年了。经过长期的政治调整，已经从明代末年的大乱，"扬卅十日"，"嘉定三屠"这种屠杀政策经过调整以后恢复过来。到了康熙末年，乾隆初期、中期，国力已经相当强盛。这方面的主要证明一个是人口成倍的增加。康熙五十年颁布命令：征收人丁税，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字为固定标准，以后增加的人口永不加赋。这道政策实际上是鼓励大家多生育，所以人口就猛增。到了乾隆时候，人口已经增到两亿多了。再一个是耕地的增加。到了康熙末年、乾隆中期，耕地面积成倍地增加，这证明了税收的增加，也证明了当时国库的充盈。为什么康熙到乾隆，有这么大力量不断地南巡，打那么多大仗?当时国家没有力量，不可能有这种举动。所以，到了乾隆时期，国家的经济财政繁荣起来了，发展起来了，人口孳生了，商业繁荣了，大城市增加了。当时南京、杭州、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还有很多城市，都是著名的全国性的商业大城市。而且从明代后期，已经有对外的口岸。清代初年，海关关闭了一段时间，到了台湾收复以后，海禁就开了。曹雪芹的舅祖李煦就曾做过广东巡抚，管过海关。《红楼梦》里面涉及到西洋国，这就是一个原因。所以由于这个原因，清代到了康熙乾隆时期，经济恢复了。因此，从明代后期所发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这种经济形态，也不断往前发展。到了康熙时候，就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时代，南京的纺织业的发展很快。曾经有一个文件，是请求曹寅向朝廷申请开放纺织业方面的限制，也就是不要限制织布机的数量，曹寅答应了，奏明了朝廷，于是就开放了限制。南京的纺织业开放以后，织布机的数量成倍成倍地增加，这都有历史记载，我也都引用在我的书里了。这也进一步地证明了工商业的飞跃发展。当时有一部分贫困的农民出卖劳动力，在南京有指定的几个劳力市场，劳力每天早上到那里去等，谁要劳力，也就到那里去雇工。这里面有的是短工，有的就长期雇下去了，这都有记载。这一点也说明尽管中国比西方晚了很多时间，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社会有一种新的经济因素也已经在蓬勃发展了。资本主义已经从萌芽开始发展了，这是必须注意的时代动向。可是，整个社会还是封建统治，尤其是思想统治。顺治、康熙、雍正、乾隆，都提倡程朱理学。程朱理学的统治是非常严厉的。举一个例子，雍正七年，有位大臣叫谢济世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大学注》，一本是《中庸疏》。当时康熙有一段话说，从朱熹以来五百年，他所讲的话，没有一个字可以改动的。那就是康熙的钦定。所以凡是读四书五经这种书，都必须要以朱熹的注释为准。谢济世知道不知道康熙的话呢，还是什么原因，他偏偏要注释大学中庸，而且明确声明：我的注释完全不用朱熹的一套，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这一下就违反了钦定，就是犯了大逆不道的罪，谢济世于是被杀头。文字狱从康熙二年庄廷罐的文字狱以后，层出不穷，举不胜举。上面举的例子是雍正七年，那时曹家已是抄家以后了(雍正六年抄的家)。当时曹雪芹大概十五六岁，他对此当然是记忆犹新(他那时还没有写《红楼梦》，是乾隆十九年写成的《红楼梦》，"十年辛苦不寻常"，所以大约是乾隆十年，或乾隆九年开始写书，那时距雍正还有一段时间)，这是前车之鉴。到了乾隆二十年，又有一个文字狱，一个叫胡中藻的人写了一句诗："一把心肠论浊清"，被人告发了。在"清"字前面加个"浊"，不就是把大清说成是污浊的吗?那时对于少数民族，汉人常说他们污浊，不干净，当时就是这么骂少数民族。在今天来说，这当然不符合我们的政策，都是兄弟民族，是一样的。可是那时的民族隔阂很大，这样，当有人告发在"清"字前面加个"浊"字明明是对满洲民族的诬蔑，因此就论斩。那个时候的文字狱，不是我们现在所想的惩罚一下那么简单，而是全家满门抄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个是严厉的程朱理学的统治，一个是不断的文字狱的发生，曹雪芹在这个时候要写《红楼梦》，这些都是他的障碍，都是他必须要思考的
提供一些翻译方向的论文题目，供参考。商务合同英汉互译技巧英文品牌汉译知识对于翻译的重要性中英文化差异及其对英汉互译的消极影响英语广告中修辞手法的应用及其翻译<<红楼梦>>金陵判词两种译文的比较及评析从红楼梦诗词翻译看翻译中的文化补偿关于李后主“虞美人”的3种英译本的鉴赏跨文化交际与商标翻译中式菜肴的命名与翻译浅谈英语电影片名的翻译英文电影片名的翻译策略英文化妆品广告之美学翻译数字在中西文化中的内涵差异及数字习语翻译初探浅析原语文本在目标语文本中文体的适应性英语习用语翻译中的等效性研究论语境在英汉翻译中的作用浅析英语动画片翻译的基本原则中英服饰广告的翻译论英汉翻译中语篇连贯的重要性论译者的风格与译风经济英语中的隐喻及其翻译从翻译的美学角度浅析旅游资料的中英译
论林黛玉的性格特点及形成原因从《红楼梦》中了解封建社会人的等级制度贾宝玉人格分析高颚续《红楼梦》部分与蓸雪芹部分文学艺术性的差距贾宝玉对林黛玉的爱与对其她女性的爱有差别吗？欣赏《红楼梦》中曹公的人物刻画艺术
这回写的是王熙凤之歹毒。她手段真是叫人胆战心惊。贾瑞求爱于她，固然是错。你不答应或训斥他都可，为甚要用此毒计杀死他呢?贾瑞之死，这事很有普遍性。人的弱点之一，是难以抗拒眼前欲望的诱-惑，尤其是这种诱-惑是你所渴求的.有道人送他一面风月宝镜，叫他只照反面，病就可好;若照正面，即死。这是寓言式地告诉贾瑞：凤姐是一个魔鬼，她要用假的爱情欺你，致你于死;她说爱你是她的假像。你不要被她的假像所蒙蔽，断了她，病即好。这是就书中的情节而言的。“只因素日闻得人说，嫂子是个利害人，在ni跟前一点也错不得，所以唬住了wo，如今见嫂子最是个有说有笑极疼人的，wo怎么不来，死了也愿意!”这是贾瑞的话，从侧面体现了凤姐平时的毒辣程度，这也正是凤姐在丫头下人眼中的印象，从贾瑞的嘴中说出，也体现了丫头下人对凤姐的畏惧和憎恶，不然她们不会到处诉说主子的不好处。可谓“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也伏下后来凤姐“反算了卿卿性命”的结局。 而贾瑞说出的“在ni跟前一点也错不得”则暗示自己的悲惨结局。
我参加答辩时也有人写红楼梦，问题不过那么几种：1. 林黛玉的性格2. 贾家的背景对其影响3. 黛玉同宝玉的关系4. 黛玉同宝钗的对比5. 黛玉的结局讨论6. 黛玉的诗词分析研究7. 曹雪芹创造林黛玉的艺术构想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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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介绍就行。自我介绍自述是毕业论文答辩的第一个环节，也是答辩的开场白。学生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应尽可能礼貌得体的介绍姓名、学号和专业，行为举止大方、态度从容、面带微笑，争取给给评审老师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2012年02月13日 10时12分，《英语网:英语论文：浅论《红楼梦》英译本中的意义翻译与文化取向[1]》由liuxue86.com英语我整理. ，也是考虑到《石头记》这个名字本身的故事性，强调了作者无才补天的自怜，但却失去了“红楼”，失去了“梦”，削弱了由题目引起的社会意义的联想，给内容涵盖面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关于女主人公林黛玉的译文处理。林黛玉的住处是潇湘馆。对于这个住所的名称，作者可是煞费苦心。潇湘馆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韵味，不但有泪痕斑斑的潇竹，预示着林黛玉的秉性和坎坷的爱情悲剧结局，而且从中可以看到舜帝之二妃哀悼舜帝苍梧之死的优美中国神话的影子。可这一名称所引发的联想和感情触动，极大地提高和加强了林黛玉的形象。就像肖像画的背景一样，潇湘馆成了林黛玉这个形象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名称，霍克斯把“潇湘馆”译成了Naiad’s House. Naiad是希腊神话中的水泉女神，住在河流、湖泊和泉水中，被描写成美丽、快活和仁慈的人物。和其他仙女一样，她们虽然不能长生不老，但寿命极长。既然对潇湘馆做了这样的处理，就只好把林黛玉的绰号。 “潇湘妃子”译成River Queens霍克斯把他认为英文读者无法理解的东西，用西方文化取而代之，于是终日忧伤洒泪的潇湘妃子在这里就成了快活仁慈的水底女神。霍克斯也以牺牲原语文化为代价赢得了英文读者的青睐。 五、音译或归化翻译加页脚注释 这种处理方法在杨译本中较为常见，其目的是兼顾“名从主人”原则和便于读者理解。全书共加页脚注释70多条。 例6.“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气 杨译:She looked more sensitive than Pikan , more delicate than His Shih. 1. A prince noted for his great intelligence at the end of the Shang Dynasty 2. A famous beauty of the ancient kingdom of Yueh. 霍译:She had more chambers in her heart than the martyred Bi Gan; And suffered a tithe more pain in it than the beautiflll Xi Shi. “比干”“西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在普通汉语读者心目中一个是智慧的象征，一个是美女的象征。杨译本为了让英语读者领会其深层的文化意韵，先采用意译的手法，说明黛玉聪明无比，且病弱娇美胜过西施。然后以加脚注的方式介绍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让英语读者充分了解传说中“比干”和“西施”的深刻内涵.从而达到文化信息的移植。这种变通的手法使译文既表现原文又达意。而霍译采用直译的手法但并没有加注补义，这样，原语文化信息难免遗失，读者也会如坠云雾，更谈不上达意。 总之，翻译，如果还是翻译，必须咬住原文“意义”不放，必须忠实于原文，过于归化的译文语言，不仅产生对原文语义的截流，有时甚至还会扭曲原文含义司显柱。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下建立了自己的文化体系，由于人类思维和认知的共性与客观事物的某些类似属性和各民族文化传统的个性、自然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等的相异性，同一理性要领意义在不同文化民族心理可产生不约而同、或相去甚远的心理联想和心理现实，而一些概念意义不同的词语或与外在现实相异的事物或行为也可在不同文化的民族心理生成相同或相似的心理现实。在语际转换和跨文化交际中，只有恰当、有效地将这种隐藏在不同民族文化深层结构中的隐性部分传递出来，才能使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达到心灵上的沟通。 从文化交融的角度来看，“既然翻译的任务是要尽可能地传达原文的艺术信息，形象转换就仅可作下策，不得已而为之。如果一味地执着于传统的心理、语言习惯，必然会导致堵塞文化交通的通道，损失原文信息，这是有悖于翻译在文化交融中的使命的”。译者应当尽可能地保留原语文化的特色，让译文保留原文的原汁原味，最大程度地减少因为译者的介入而引起的文化损失。
《红楼梦》研究论文“开篇不读《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开口不谈《红楼梦》，此公缺典定糊涂。”，《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它涉及面广，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意义深刻，其在民间的流传之广、影响力之大也是其它古典小说难以比拟的。从思想内容看，《红楼梦》是非常成功的。它以贾府的盛衰变迁为背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对封建社会中种种矛盾的揭示，反应出那个时代社会的罪恶及其不可避免的分崩离析的命运。作品以栩栩如生的对人物的细致刻画及其尖锐的矛盾冲突鲜明的表现了被压迫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尖锐斗争，揭露了腐朽害人的封建制度必将衰亡的事实，如贾府的最终衰落；赞颂了勇于反抗的新生力量，如晴雯、鸳鸯的的斗争，宝玉终不愿做克绍箕裘的孝子，终离家出走；揭发了封建主义的罪恶，如司棋、晴雯的牺牲，四儿、芳官被赶出贾府，宝黛的爱情悲剧，十二女统归薄命司；褒扬了自由、平等的新生思想，如宝玉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简直是对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男尊女卑”的颠覆，宝黛爱情早以不是停留在《西厢记》中张生、崔莺莺郎才女貌、一见钟情之类的陈词滥调之上，更多的是思想上的认同——对四书五经的排斥等。表明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残害以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说明曹公的创作早已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红楼梦》中最吸引人的地方要算是对人物之间性格矛盾的细致刻画，曹公将这些冲突巧妙的连接起来，情节感人，扣人心弦，从而彻底的暴露出封建礼教制造的种种恶果，有力的鞭挞了旧社会的罪恶，将一个又一个悲剧赤裸裸地揭穿出来，进而完成《红楼梦》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对于环境的描写更是为《红楼梦》这一伟大不朽作品的成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贾宝玉心中，女儿是世界上最可爱、最可敬、最纯洁的人。无论在那个方面都远在男人之上，所以是“人上之人”，这一点尽人皆知不必废话。同时，宝玉更进一步的认为女儿是不能出嫁的，否则便变了质。由纯洁无暇的自由身、被压迫者转变为压迫者，固然可恨，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可悲，大观园自然而然的成为保护女儿们的庇护所，希望女儿们永远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以免染上男子龌龊的气味（电视剧中女主角常说的“天底下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由此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实），男人自然是不能进入的（除宝玉和稚嫩的贾兰外，其他男性最多也只进入怡红院，而高鹗的伪作中，贾琏、王大夫竟大摇大摆迈进潇湘馆，荒唐！），园中的逍遥日子近乎完美，继而为查抄大观园的悲剧发生起到了对比和铺垫的作用，让人感伤极深，不禁潸然泪下。而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后，宝黛爱情的成熟则标志着僵持局面的基本形成：家长方面坚持薛宝钗，而贾宝玉不愿放弃林黛玉，贾府的决策者——贾母也陷入了犹豫当中。随后的人情世故的变化对宝黛爱情悲剧的发生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各种矛盾爆发，贾家渐渐以无法维持，贾宝玉走什么路子转而成为挽救贾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只有稳重大体、家境富裕的薛宝钗才能扶持宝玉走上封建主义所谓的正路就顺理成章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了不少典型人物。如平等待人的宝玉、成熟端庄的宝钗、多愁善感的黛玉、满腹心机的凤姐、逆来顺受的迎春、憨厚可爱的史湘云、情傲孤高的妙玉、善良朴实的刘姥姥等等，每个人物的性格、每桩人事和人情，都描绘的十分细腻、十分真实。宝玉是一个敢于反抗的典型。宝玉的性格是及其难得的，受周围出身低下的丫鬟们影响，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公子哥儿，却讨厌士大夫。统治者与被压迫者，本是对立的阶级，而贾宝玉却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几乎有些恋母情结的他，很少有主子架子，以伺候丫鬟为乐。摆在封建地主阶级少爷贾宝玉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去研究四书五经做官,否则便同丫鬟、“戏子”门在一起，走下坡路，他选择了其二，十分尊重和体贴女性。另一特点便是不遵守封建制度的一般规矩，不愿与官宦往来，只要将怡红院门一关，那便是一个世外桃源。对于反对四书五经与科举这样原则性的问题，即使是宝钗、湘云劝他注意仕途经济他也立刻回斥，虽然他的恋爱婚姻问题依然等待家长为他做主，但毕竟是历史的局限、阶级的局限，“一个人不可能抓着自己的头发里看地面”，作者也给予一定的肯定。林黛玉则是另一个精神反叛的典型。她幼时丧母、弃父进京，从不像薛宝钗那样以扼杀自己的个性为代价来讨好众人做一个所谓的封建淑女，也不像贾探春那样抛弃亲情以保证封建主子的威仪，更不像王熙凤那样灭绝人性来满足自己的权利欲。她至纯至善、崇尚真情却要独自面对这个充满虚伪、邪恶、贪婪、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的社会；她父母双亡、寄人篱下，而命运却没有给予她丝毫同情；她坦读《西厢记》，酒后任意挥洒自己的才华。面对这样的环境，她怎能不多愁善感？不是小气、心胸狭窄，只是为唯一的知己---宝玉献出了全部，怎能不患得患失?只是百年后，孰知葬花悲？而与以上两者不同的是，薛宝钗则是封建礼教思想下的一个正面悲剧。她十分推崇那些封建思想，把其当作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和追求的最高理想，完全沉浸在为自己编织的网中她遵守作为一个封建淑女所有规则，刻意求工的要求自己成为典范，甚至到了不惜一切的地步，不做一件封建礼教所不允许的事。她把自己全部的爱藏于心中，一切去等待家长的抉择乃至支持黛玉和宝玉的结合。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遵守封建礼教的少女，最终却并没有的属于自己的爱情，反倒给予她的是一个悲惨的宿命。进一步的证实封建礼教的虚伪性。王熙凤在<<红楼梦>>中是一个迷恋金钱和权力、自尊心极强的女人。其实她是一个对平等和幸福的追求者，面对无耻的贾瑞，她选择了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她有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贾琏在自己生日时出去偷情这件事上所做的是错误的。封建男权蹂躏了无数女子，要求女性遵守所谓的三纲五常，把原本的夫妻的转化成妻妾矛盾，逼得凤姐去迫害尤二姐等原本无辜的人，但在那个时期，这不是可悲、可怜反倒是可恶、可恨、该千刀万剐的。男权的衰落并没有给这位女强人带来空间与理解,贾府衰亡的一切责任竟都归咎于她，是“哭向金陵事更哀”的凄凉。《红楼梦》无论是在题材、体裁、形式、内容、思想等方面都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曹公以优秀的文笔，将种种背景、各色人物、各种事件巧妙地贯穿起来，结构严谨，层层递进，紧凑而完整几乎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愧为一部既可读、又耐读的经典名著。
钱谷融先生认为一切文学作品都应该是诗，都应该有诗的意味。他说李白、杜甫的诗篇是诗，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及鲁迅的《朝花夕拾》都是诗，研究文学不可忘记文学作品的本质是诗。他的这番话对于翻译的研究者和文学作品的译者有很深的启示：《红楼梦》里“诗的意味”是什么，它是以怎样的形式表现出来或隐含在内，翻译《红楼梦》时如何才能体验和再现它的“诗的意味”。这些涉及到文艺美学也涉及到翻译美学，是《红楼梦》的翻译和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 《红楼梦》的翻译研究虽属个案研究，但在对两种语言、两种文学和文化的对比研究中可以汲取丰富的灵感和资源，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梳理总结，可以使我们的翻译研究建立在语言、文学和文化对比研究的坚实的基础之上，在对比语言学、对比文化学、文艺美学和翻译诗学等方面有所发现，为翻译学的建设和翻译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教你个办法： 英文/《石头的故事》/大卫·霍克思/1973年，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全书80回，3卷，依程乙本为底本，参照其它版本 英文/《红楼梦》/杨宪益（中）、戴乃迭（英）/1978－1979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全书120回，3卷，前80回据有正本译，后40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译，有戴敦邦插图 这两个最权威！！！ ◆《红楼梦》外文译本 ○文别/书名/译者/时间地点/说明 一、摘译本 日文/《红楼梦序词》/森槐南/1892年4月，刊于《城南评论》/ 摘译第1回楔子，有注释 日文/《红楼梦的一节风月宝鉴辞》/ 岛崎藤村/ 1892年，刊于《女学生杂志》，第321号/ 摘译第12回末尾 日文/《红楼梦摘译》/大高岩/刊《新声》杂志1957年12月至1958年3月/摘译4段 日文/《尤三姐》/野崎俊平、志村良志/刊《文科纪要》第10期，时间不详/摘译65、66回，并注释 泰文/《红楼梦》/不详/约1809－1825年之间 泰文/《红楼梦》/素·古拉玛娄妻子/约1945－1955年之间/在泰国杂志上发表过。 俄文/《红楼梦》/科瓦尼科（德明）/1843年刊于《祖国纪事》第26期/第1回楔子。 德文/《红楼梦》/W·Y·J（丁文渊）/1928年，刊于《中国学》杂志第4期/摘译第21、22回部分情节编成 德文/《红楼梦小说之一回》/弗朗茨·库恩/译原书第18回“元妃省亲”一段，为库恩译本中第15章/刊于1932年《中国学》第7卷，富兰克福大城版。 英文/《中国诗歌》/戴维斯/1830年，刊于亚细亚学会杂志第2卷/第3回宝玉初见黛玉场面及《西江月词》 英文/《红楼之梦》/罗伯特·汤姆/1842年，刊于浙江宁波版《中国话》上/摘译几段供学习华语用 英文/《红楼之梦》/波拉/1868-1869年，刊于《中国杂志》上海版、香港版/摘译前8回 英文/《一个古老的故事》/伊·赫德生/刊于1928年《中国杂志》第8期，上海版/译第4回。译者《引言》中介绍宝黛钗的恋爱故事 英文/《红楼梦;孤鸿零雁记选》/袁家哗、石明译并注/1933年上海北新书局版，中英对照/为《英译中国文学选辑》第二辑 法文/《梦在红楼》/徐颂年（又译作徐仲年）/1933年德拉格拉夫图书公司巴黎版/摘译第17、27、28、31、32回 法文/《红楼梦》/鲍文蔚（中）/1943年，刊于《法文研究》第4期北京版/译第57回，中法文对照。 意大利文/《红楼梦》/马丁·培耐狄克特/1959年《中国》杂志第5期/摘译第1回楔子 二、节译本 日文/《新译红楼梦》（上卷）/岸春风楼/1916年，东京文教社出版/选译前39回 日文/《新译红楼梦》/太宰卫门/1924年，东京三星书社版 日文/《新译红楼梦》/陈德胜/1953年，神户中华文化研究所版/译前60回。 日文/《新编红楼梦》/石原岩彻/1958年，东京春阳堂版/附图 日文/《红楼梦》/富士正晴、武部利男/1968年8月，东京河出书房新一版/“为世界文学全集”第3卷 日文/《红楼梦》/增田涉、松枝茂夫、常石茂/1970年，东京平凡社版/为“奇书丛书”本 日文/《红楼梦》/立间祥介/1971年1月，东京集英社版，7月又有东京平凡社版 日文/《红楼梦》/君岛久子/不详/为儿童版 朝鲜文/《红楼梦》/金龙济/汉城正音出版社1955、1956年出版，1962年再版/再版作为“中国古典文学选集”第11、12卷出版，共2册 朝鲜文/《红楼梦》/金相一/汉城徽文出版社1974年出版/1册，任意分段标题，无回目/为“最新辑世界文学”第13卷，共72章 朝鲜文/《新译红楼梦》/吴荣锡/汉城知星出版社1980年版，回目改单句/共5册/为“中国古典文学系列”之一种 朝鲜文/《曹雪芹红楼梦》/金河中/汉城金星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共73章，1册/ 附有译者“解说”、“年表” 泰文/《红楼梦》/哇拉它·台吉高/曼谷建设出版社1980年3月出版，共40回/据王际真英文译本译，有洛·拉维旺序 德文/《红楼梦》/弗朗茨·库恩/1932年岛社莱比锡版，又出1948、1951、1956、1974年修订版/意译主要故事，约占全书一半 匈牙利文/《红楼梦》/拉萨尔·乔治/1959年由布达佩斯欧罗巴出版社出版，后有1962年、1964年版/据库恩本转译 罗马尼亚文/《红楼梦》/伊利亚娜·霍杰卡、维利斯库合译/1975年由米纳瓦出版社出版，共39回，3卷本/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译 阿尔巴尼亚文/《红楼梦》/不详 英文/《中国小说红楼之梦》/裘里/1892年在香港《中国邮报》版，第1册；1893年由澳门商务排印局出第2册，共56回/从第1回译至第56回，有译者序/英文第一个节译本 英文/《红楼梦》/王良志（中）/1927年于纽约出版，共95章，约60万字 英文/《红楼梦》/王际真（中）/1929年于纽约加登城的布尔戴·多兰公司和伦敦劳特莱基出版公司同时出版/全书39章/此本多次重印，在英语读者中甚有影响 英文/《红楼之梦》/王际真（中）/1958年由吐温公司出版纽约版，增订节译本，改为60章/有马克·万多伦序言 英文/《红楼之梦》/[美]弗洛伦斯·麦克休、伊萨贝尔·麦克休姊妹合译/1957年潘蒂昂公司出纽约版，1958年又出 伦敦版，1975年在美重印/据库恩本转译，有库恩序言，34幅绣像 法文/《梦在红楼》/葵尼/1957年居不勒斯公司出巴黎版/据库恩本转译又有删节，有序 意大利文/《红楼梦》/波维罗、黎却奥合译/1958年由爱诺地公司出多林诺版/据库恩本转译，有原序及马丁·培耐狄克特序 希腊文/《红楼梦》/不详据报道为1963年出版/日文《红楼梦展》第18页记录 荷兰文/《梦在红楼》/沃斯德曼/1946年克罗斯曼书店出版/据库恩本转译 三、全译文 日文/《国译红楼梦》/幸田露伴、平冈龙城合译/1920－1922年，东京国民文库刊行会版，80回，3卷/据有正本译，为“国译汉文大成”本，日汉对照，附图12幅 日文/《红楼梦》/松枝茂夫/1940－1951年出“岩波文库本”14册，岩波书店版；1955年出“世界名著全集”本，东京平凡社出版；1963年再版；1967年东京讲谈社出版/全书120回，前80回据有正本，后四十回据程乙本，有译者注，贾氏世系图 日文/《红楼梦》/松枝茂夫/1978年，新译本，由岩波书店出版，12册/全书120回，12册，每册10回 日文/《私版红楼梦》/饭塜郎/1948年连载于大阪《国际新闻》，后出单行本/据120回本编译 日文/《红楼梦》/伊藤漱平/1958－1960年，东京平凡社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全集”出三卷本；1969、1970年又出新译本，1974年重印/全书120回据俞平伯《八十回校本》及附后四十回译出/附谱、图、表等 日文/《私版红楼梦》/饭塜郎/约于1980－1981年由集英出版社出版，作为“世界文学全集”之一/全书120回以人民文学本为底本 朝鲜文/《红楼梦》/李钟泰等人译/约于1884年前后译出/全书120回，120册，每回一册，现存117册，中缺24、57、71回/汉朝对照，原载于汉城昌德宫乐善斋，后藏于藏书阁 朝鲜文/《红楼梦》/李周洪/1969年由汉城乙酉文化社出版，为“中国古典文学选”之一/全书120回，五册，回目为三字单句，卷首有《解说》 朝鲜文/《新译红楼梦》/禹玄民/1982年由汉城瑞文堂出版，为“瑞文文库”本，共6册/全书120回，回目为原文 朝鲜文/《红楼梦》/李钟泰等译/1988年4月由亚细亚文化社影印/以乐善斋本为底本，所缺三回由台湾新陆书局1957年版补配，卷首有李家源序 朝鲜文/《红楼梦新译》/冽上古典研究会译/1988年6月由汉城平民社开始出版/全书120回，8册，附有李家源《乐善斋本》序文 越南文/《红楼梦》/武培煌、陈允泽（前80回）、阮育文、阮文煊（后40回）/1962－1963年，由河内文化出版社出版/全书120回，6册，以人民文学本为底本，卷首有裴杞序 缅甸文/《红楼梦》/吴·妙丹丁/1988年，由新力出版社出版/全书120回，9册，以杨宪益译英文本为底本 俄文/《红楼梦》/帕纳休克、孟列夫（诗词部分）/1958年，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20回，2册，书末附贾氏世系“谱树”，书前有费德林的“导言” 捷克文/《红楼梦》/奥·克拉尔/1986－1988年由奥德昂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全书120回，3册，卷首有译者“前言” 英文/《石头的故事》/大卫·霍克思/1973年，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全书80回，3卷，依程乙本为底本，参照其它版本 英文/《红楼梦》/杨宪益（中）、戴乃迭（英）/1978－1979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全书120回，3卷，前80回据有正本译，后40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译，有戴敦邦插图 法文/《红楼梦》/李治华、雅克琳娜·阿雷札艺恩合译/1981年由巴黎伽利玛出版社出版/铎尔孟校阅，有译者、艾颠泊尔序/全书120回，2册，前80回据脂评本，后40回据程乙本译，有注、插图 西班牙文/《红楼梦》/何塞·安东尼奥、赵振江（中）修订、改译/1988年，由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20回，据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校注本译 [注]以上摘译本种文字，17种版本；节译本12种文字，26种版本；全译本9种文字，19种版本。共17种文字，62种版本。
提供一些《红楼梦》的论文题目，供参考。 试论《红楼梦》的女性人才观 《红楼梦》里的灯谜与民间谜语 论《红楼梦》的女性主义价值诉求 浅析《红楼梦》中的几桩糊涂官司 《红楼梦》钗黛形象的文化解读 浅谈《红楼梦》对张爱玲小说的影响 试谈《红楼梦》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红楼梦》的女性观及对现代人的启示 从《红楼梦》中的诗词翻译看归化与异化之争 从人物品格看《红楼梦》对人情小说传统的超越 论《红楼梦》的矛盾冲突 论《红楼梦》的艺术表现 《红楼梦》艺术成就拾零 新时期《红楼梦》语言研究述略 论《红楼梦》的诗美体式 论《红楼梦》所叙宦官的历史背景 《红楼梦》情节描写的穿插艺术及其审美价值 从人物性格的深刻性看《红楼梦》人物的美学意义 论《红楼梦》某些景物的特殊作用及语言魅力 试论《红楼梦》开端艺术的特色与意义 谈《红楼梦》中满族旧俗 再论《红楼梦》中的庙庵与僧道及其社会意义 贾宝玉正邪两赋人格对儒家人格的背离与超越 论贾宝玉典型性格的悲剧美 贾宝玉悲剧性格生成论 真假相映、虚实相衬的甄宝玉和贾宝玉 试论贾宝玉婚姻悲剧的必然性 论贾宝玉的双性化性格特征及其实质 贾宝玉：一个结构的解构因子 “情不情”、“情情”与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性格 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贾宝玉和汉诺悲剧人生之比较 浅谈贾宝玉形象及其文化意蕴 贾宝玉感情状态透析 贾宝玉的人生道路初探 论林黛玉与薛宝钗的性格差异 宝黛爱情悲剧与林黛玉的情商 自恋情结的悲剧——林黛玉、妙玉的性格分析 草木有本心——林黛玉名士型文化人格解读 林黛玉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 一个封建礼教的回归者——林黛玉性格之我见 论曹雪芹的文人情结与林黛玉的性格、命运 略论林黛玉的生命意识及其叛逆 从林黛玉形象塑造看《红楼梦》人生价值取向 试论薛宝琴、晴雯、龄官和香菱是林黛玉的四个形象副本 论林黛玉个性的塑造 从《红楼梦》的二重世界看林黛玉与眼泪之关系 就林黛玉的爱情悲剧谈人际关系 中西文化的误区——林黛玉和安娜?卡列尼娜悲剧情结 浅论林黛玉的诗人气质 片言谁识解秋心——林黛玉为人漫议 论林黛玉爱情至上观的悲剧必然性 论晏几道的痴情——兼谈林黛玉的痴情 潇湘馆环境描写与林黛玉性格刻划 试论林黛玉诗歌的追问意识 议林黛玉的感情生活 论林黛玉的存在体验 论林黛玉“真实”的人性品格 成也孤独,败也孤独——林黛玉形象的一个因素分析 林黛玉形象议 “春秋”法子促狭嘴——林黛玉语言特色之一 论林黛玉悲美风采和诗词的和谐统一 解读薛宝钗与林黛玉的共时空存在 封建“淑女”的理想化与世俗化——以燕梦卿、林黛玉、薛宝钗的悲剧命运为中心浅析《林黛玉进贾府》主要人物的出场描写 试论《红楼梦》林黛玉形象塑造 浅析林黛玉形象 林黛玉病态人格及其文化意蕴 林黛玉性格浅析 从王熙凤的出场看曹雪芹塑造人物的艺术特色 论王熙凤与曹七巧的人生误区 王熙凤——一个被包裹住了的悲剧人物 王熙凤口才分析 论潘金莲与王熙凤 试论悲剧英雄王熙凤的悲剧意义 对王熙凤艺术美的思考 从协理宁国府看王熙凤的管理才能 “二令”及王熙凤悲剧之源 曹操与王熙凤——关于典型形态问题的一个侧面 论环境对潘金莲和王熙凤妒妇、市侩性格形成的影响 论贾母、王熙凤在贾府中的地位 惊人的相似——骊姬与王熙凤形象分析 《红楼梦》中 王熙凤才智简析 论 王熙凤性格的心理基质 刘姥 姥形象的社会文化底蕴 论《红楼梦》人物刘姥姥与贾母的审美同构关系 同在喜剧背景下演绎悲剧人生——桑丘和刘姥姥形象比较 刘姥姥与尤老娘形象论析 论刘姥姥形象的恒久魅力 刘姥姥三题——《红楼梦》人物论 析刘姥姥在《红楼梦》中的特殊作用 论《红楼梦》中的刘姥姥形象塑造 曹雪芹笔下的刘姥姥 刘姥姥与桑丘形象的异中之同 刘姥姥形象的社会意义 刘姥姥对人物性格的映衬作用 王熙凤判词里的闷葫芦 试论王熙凤艺术形象 从触摸传播谈王熙凤的性格塑造 略谈《红楼梦》中王熙凤的语言个性化 责权利对等与王熙凤治丧 含笑的罂粟——尹雪艳和王熙凤形象之比较 解读王熙凤命运的密码——“一从二令三人木”探析 魇魔法的真谛——王熙凤和贾宝玉的“聪明”和“愚钝”破译 20世纪王熙凤研究综述 一夜北风紧——王熙凤结局之我见 浅析王熙凤的悲剧 错不在王熙凤 自尊与对抗评王熙凤的“辣” 解读《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人物形象 女正位乎内论贾母、王熙凤在贾府中的地位 试论王熙凤个性化语言的背景 王熙凤的社会伦理意识 王熙凤巧言令色的性格特征论析 男权压迫下的封建妇女——王熙凤新论 论潘金莲与王熙凤悲剧人生三部曲 王熙凤与《红楼梦》的艺术结构 《红楼梦》中王熙凤才智简析 论王熙凤性格的心理基质 浅析《林黛玉进贾府》中王熙凤形象的塑造 对《红楼梦》中王熙凤管理方法的思考 浅谈王熙凤的美、才及命运悲剧 从人际关系的角度看林黛玉与薛宝钗 论林黛玉形象描写特点及艺术魅力 浅议林黛玉的感情生活 谈《林黛玉进贾府》的艺术真实美 林黛玉“忧患”意识的美学象征意义 论《红楼梦》中的薛蟠形象 母爱的异化———《红楼梦》中的四位典型母亲形象分析 晴雯和春梅——《红楼梦》与《金瓶梅》比较研究一例 着意塑造的模糊艺术形象《红楼梦》秦可卿种种 论《红楼梦》人物的绰号艺术 《红楼梦》人物刻划的“情理分寸” 从环境与人物的非典型因素深入研究《红楼梦》 但闻其声如见其人——浅论《红楼梦》人物语言特色 浅谈《红楼梦》与《金瓶梅》情节设置的相关性 人生之谜和超验之美——体悟《红楼梦》 《红楼梦》与中国历史上的人文主义思潮 《红楼梦》主要人物年龄考 论《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美 《红楼梦》宴会描写简论 论《红楼梦》悲剧中的喜剧描写 《红楼梦》贾探春自卑心理浅析 林黛玉和薛宝钗人物性格之比较 林黛玉性格的形成因素 论《林黛玉进贾府》的辞令艺术美 论林黛玉的双重性格在其诗词中的体现 浅议林黛玉的悲剧美的意蕴 原型意象与林黛玉的忧郁 至刚至柔至阴至阳——破译林黛玉的男性气质 简爱与林黛玉比较谈 林黛玉心理健康状况分析 林黛玉“悲剧根源”的现代阐释 异域别壤中的两朵孤独之花——林黛玉与简·爱的比较 独立与叛逆——简·爱与林黛玉之比较 论《红楼梦》的思想 曹雪芹的自然观和《红楼梦》的自然美 《红楼梦》梦境之原型解析 论关于《红楼梦》的散曲
家亡人散各奔腾------就教育方式谈贾府的衰败
<我眼中的宝黛钗>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一部最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是作者曹雪芹“呕心沥血，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长期艰辛劳动才给子孙后世留传下来的一件宝贵的艺术珍品。《红楼梦》出世以后，它所具有的思想艺术力量，立刻惊动了当时的社会。人们读它，谈它，对它“爱玩鼓掌”“读而艳之”；又为了品评书中人物而“遂相龃龌，几挥老拳”；还有的青年读者，为书中的爱情故事感动得“呜咽失声，中夜常为隐泣。”因此在当时有“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一说。《红楼梦》在它带给社会巨大的影响之后，也引起了人们对其品评、研究的兴趣。一 贾宝玉要评说《红楼梦》中的人物，首要的当数男主人公贾宝玉了，作为贯穿全书始终的人物，作者曹雪芹在其身上着力最多，寄托也最深 ，他其成为中国小说史上塑造得最为成功的艺术典型之一，甚至人人还说这一形象所影射的就是曹雪芹本人。但据我看来，这一典型形象绝非作者的实灵自作，而是作者根据现实生活中同类型的人物加以概括，并揉合了自己的想象，经过艺术加工而创造出来的完美艺术形象。在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中有两首《西江月》，是这样描写宝玉的：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梁：莫效此儿形状！有些读者在读了这两首《西江月》后，就此认定了宝玉是一个不求上进，只爱脂粉的孽根祸胎。但其实不然，这两首《西江月》是从封建统治者的思想出发，所反映的是封建大家长对宝玉盼着他中举，扬名以继承地主阶级事业的“良苦用心”。而作者正是借《西江月》寓褒于贬，充分概括了在宝玉身上最突出的闪亮点---叛逆性格。词中说他：“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其实就是说他不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不愿走封建家长为他规定的读书应举，结交官场，遵从礼法，经帮济世的人生道路，而是鄙视功名利禄，厌闻“仕途经济”的学问。他甚至认为那些和朱理学之类的儒家著述，“都是前人无故生事”是“杜撰”出来的。至于八股时文更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是“拿安诓功名混饭吃的”。他把封建统治者奉若神明的儒家道学批评的一文不值。基于此种想法，他“杂学帝搜”，宁肯去读《西厢记》《杜丹亭》这类被封建卫道者视为邪书的“小说淫词”，也不去读《四书》、讲八股、听“仕途经济”的“混帐话”。他对读书上进、为官做宦的世俗男子，有着强烈的憎恶和轻蔑。不仅如此，在红楼梦第三十二回中，史湘云劝他：“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宝玉听了十分逆耳，忙说：“姑娘请别的妹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贾玉玉的叛逆精神不仅表现在他坚决不肯走封建主义人生道路，还表现在他对“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观念大胆地提出了挑战。当然，在他的性格当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也就是对于世俗男性的憎恶轻蔑以及与之相反的对于女孩子的特殊亲爱和尊重。在第二回中，他发表了自己离经逆道的独到见解：“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为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后来随着宝玉逐渐长大，他的思想也日趋成熟，他又发现“女儿”也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又有女儿由出嫁前的“无价宝珠”到出嫁以后变成“死珠”再最后竟变成“鱼眼睛”的看法。这表明，他在成和或逐渐认识到在封建社会中受压迫最深的就是女孩。因此，他在行动上才表现出了对女儿不同一般的温柔体贴。再有，样宝玉极其轻视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封建等级制度。贾环既是他弟弟，又是庶出，“他家规矩，凡做兄弟的都怕哥哥”, “须要为子弟之表率”，但宝玉却是“不要人怕我”，所以贾环他们并不甚怕他，甚至得寸进尺还想割害死他和凤姐。即使被贾环有意用滚烫的蜡油烫伤，他还在为贾环打掩护。他还对仆人没有主奴界限，直接破坏封建秩序。对茗烟“没有没下，大家乱玩一阵，”“撕扇子千金一笑”使晴雯转恼为笑；金钏受辱身死，宝玉念念不忘，不顾给凤姐过生日这等大事，偷偷跑到郊外冷清之处洒泪祭奠。还有，就连宝玉追求的爱情婚姻也是建立在这种反叛思想的基础上的。他早已将追求婚姻自主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昭然明世，他在梦中叫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良缘’？我偏说‘木石姻缘’”。甚至拉着袭人的手把对黛玉的满腔情都倾诉了出来。因此，也有人说贾宝玉这个形象所体现的是初步民主平等思想。但毕竟，他的思想还是有一点狭碍的。例如，他不敢与封建制度彻底的决裂；他从来不敢和封建家长正面发生冲突，对抗比较消极；还有当他苦于找不到思想出路时，就产生了想死，想“化烟化灰”的虚无空幻的思想。二 林黛玉林黛玉这个人物在读者心中的影响与贾宝玉几乎是等同的。她是作者精心塑造的另一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每次读完《红楼梦》，她都能引起我的深深思考，她用她的敏感多疑，用她的反抗，她的痛苦和眼泪，甚至用她的爱情来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但同时在她身上又存在不少弱点。因为林黛玉的家世、出身，她在最根本点上所表现的是一个贵族阶级的小组。在探春理家之后，黛玉评论说：“要这样才好。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算著，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O六十二回）可见她对于自己是属于贵族阶级，对于与自己休戚相关的贾家贵族的命运也是异常关心的。当湘云等人说一个扮小旦的伶人模样很象林黛玉时，她是很气恼的。“黛玉冷笑道....我原是给你们取笑儿的，拿着我比戏子，给众人取笑！”（二十二回）这里不仅是由于她使“小性儿”，而更重要的是在于：她在自己和社会地位低贱的人们----例如伶人--- 之间划下了一道深深的鸿沟。从而认为把自己与这类人相比，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这里，她的阶级优越感表现的很突出。另一方面，她的性格中虽然存在着叛逆因素，但也并不是说她就一味地与封建阶级抗争。在宝玉的叛逆思想与封建传统观念冲突，矛盾最激化的时候----宝玉挨打时，黛玉却在宝玉被打后劝她：“你从此可都改了罢！”（三十四）在这里，黛玉劝宝玉时所凭借的是怎样的一种想法呢？还有，她偶而说了两句《牡丹亭》和《西厢记》的曲文，被宝钗听到了，宝钗就对她作了长篇封建论教的说教。黛玉对此不但没有反感，而且“心下暗服”（四十二回）从此变得眼宝钗非常亲密。那么这里黛玉又是凭借怎样的一种思想来对等待宝钗的劝告呢？显然，在黛玉性格中，封建传统观念是与叛逆因素并存的。林黛玉的性格与她所生长的环境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由于她出身在贵族世家，自幼受父母的痛爱，因此养成了她贵族小姐的性格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在她性格中最突出的一点也就是她对封建礼教的叛逆。林黛玉出身于世袭侯爵的“清贵之家”。由于生活在思想最先到达的，思想环境比较开放的南方，加之父母钟爱，把她当作男孩来培养教育，使得她的思想比较开放，才华横溢。后由父母早丧，她寄居到每日每时都发生仇恨、倾轧、争夺、欺诈的“本也难站”的贾府内。“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一家子亲骨肉，一个个象乌眼鸡似的，奶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在这样一种险恶的环境下，黛玉得不到一点欢乐幸福。但同时，险恶的环境也培育了她的叛逆性格。她永远也学不会薛宝钗的处事圆滑，也学不会讨好封建统治大家长。她眼里揉不得沙子，心里装不下尖埃。无视“温柔郭厚”的封建规范的存在。她用她那“比刀子还厉害”的言语对贵族家庭中种种黑暗和丑行揭露和嘲讽。我们常说，黛玉是任性、多疑、敏感、小心眼的。但其实我们应该看到，她正是用她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的。除此之外，林黛玉还直接反抗封建礼教。薜宝钗曾经一本正经地向她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信条，她丝毫没有放在心上，她才华横溢，写诗做赋不让须眉。而且她还和宝玉有着同样的爱好，最爱看诸如《西厢记》、《牡丹亭》这类“移人心性”的“杂书”。她的这种蔑视封建礼教的庸俗，诅咒八股功名的虚伪，从来不劝宝玉为官做宦，从来不用“仕途经济”一类的“混帐话”去劝说宝玉，因而深得宝玉敬重，被宝玉视为“知已”。他们的这种共通点也成了他们爱情的共同基础。但可悲的是宝黛玉之间的爱情注定是一场悲剧。顽固的封建礼教是不充许他们之间的爱情存在的。于是嫌弃她的多病之身和小家子性儿为由，一次次地向她们的爱情发出警告。从“金玉良缘”到“慧紫鹃情辞试莽玉”再到“晴雯之死。”最终在“抄检大观园”时达到了爱情的毁灭阶段。在这场灾难中，司棋、芳官、四儿等先后做了牺牲品。就连“眉眼儿象林妹妹”的晴雯也在重病时被强赶出了大观园，最后含屈而死。这里封建势力彻底抛弃黛玉的讯号。从此黛玉的状况每日愈下，就连重病将死也乏人问津。美好的理想最终是毁灭了，黛玉赢得了爱情却无法得到美满的婚姻。林黛玉的艺术形象深入人心，打动了读者，令人同情。但这个形象同时又是鲜活的。她那纷繁复杂的性格，明显的弱点，和敢于反抗、追求爱情的鲜明个性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使我们感到，她就我们所熟识的人，是为我们深深喜爱的人。薛宝钗说完了宝黛，那自然要说说宝钗了。对宝钗的评价，长期以来褒贬不一。对于这个人物，我们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虽然她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守护者，是封建势力的帮凶，但同时，她也是受封建势力压迫，毒害的千万个人物的其中一个。因此，作者在描绘这个人物时，是同情与批判兼而有之。作者同情她，她也是“薄命司”里“有命无运的人。”作者也赞美她，她的才，她的貌，是有目共睹的。她博学多才，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一不晓，各地风土，处世之万般皆通。就连医药之理。宝钗也略知一二。因此宝玉常常为之赞叹。她的艺术造诣很深，大观园里是有口皆碑的。诗才敏捷，常常独占鳌头，足可与黛玉相媲美。至于她那“比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的容貌神韵也常令宝玉羡慕得发呆。的确，薛宝钗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少女。但是作者越是渲染和赞美她的才貌，就越能让人更好地批判她封建品德。但同时，作者并不是把她写成一个小丑，而是通过对宝钗的批判来达到谪指封建制度的目的，贬中有褒，褒中含贬，但基本持否定态度，我想，这就是作者对薛宝钗的态度。在《红楼梦》中，宝钗很少直接宣扬和维护封建礼教，而是通过她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为反映她的真实个性。在生活中，宝钗并不是像黛玉一样真情流露，而是常常深隐心机。她表面上“随分从时”“装愚守拙”“罕言寡语”，一举一动显得“端庄贤淑”完全符合封建“淑女”风范。但实际上她期望着“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温柔敦厚的仪范中掩盖的是“欲偿白帝”的野心。她熟谙世故，诚府极深。“来了贾府这几年”虽然表面不言不语，安分守已，实则“留心观察”因此即使是在荣国府这个人事复杂，矛盾交错的环境里，也生活得左右逢源，如鱼得水 。甚至就连那个几乏忌恨一切的赵姨娘也赞她：“很大方”，“会做人”。“会做人”的确是薛宝钗的性格特点，这与她“温柔敦厚”的外露特征相融合，使得她为人人所夸赞。宝钗“会做人”，“不关已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为人处世原则，让她凡事不像黛玉一样用尖酸刻薄的话语指出，而是充闻耳不闻，装作看不见，只为心里明白也就罢了。这就使得那些平日里做着些见不得人的丑事的封建主子们便 赞她“会做人”。宝钗“会做人”不仅体现在对封建阶级最高统治者不露声色的笼络，还表现在对处于封建阶级下层的被压迫者的收卖上。贾母给她做生日，要她点戏，她就依着贾母素日的喜好说了一遍。又将贾母喜吃的甜烂之食当做自己喜吃之物说了出来，结果“贾母更加喜欢了”。王夫人逼死金钏儿后，她和袭人扣听到消息，就连一向奴性很强的袭人也不觉流下泪来，而剥削阶级冷酷无情的本质使得她只感到“奇”便急忙撇下袭人，跑来王夫人处来安慰她。把全部罪过都归之于金钏儿的“糊涂”。她还说：“不过多赏她几两银子发送她，也就尽主仆之情了。”为了笼络王夫人--- 她未来的婆婆，宝钗表现得非常大方，表示了她并不忌讳把自己的衣服赏与死去的奴才穿，当即回家拿了几身衣服来。至于受压迫的封建阶级下层统治者，宝钗为刑岫烟掩盖当衣度日的事实，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她还设法拉拢黛玉，为病中的黛玉送去燕窝、糖片。甚至就连赵姨娘这个众人嫌弃的女人有时也能得到一份宝钗送来的礼物，令她受宠若惊。遇到她在宝玉面前谈论仕途经济，恼了的宝玉当面给她下逐客令，宝钗为求“会做人”的命号，自然不能发火，只能把努力埋在心底，一笑了之，让袭人对她“会做人”的名声又多了一份赞叹。宝钗不仅会做人，而且常常借“做人”的机会来表现自己的才能。史湘云要起诗社，但没有钱，这时宝钗便趁机要替她设东。宝钗告诉湘云要从自家带 东西来请大家，但出门叫一个婆子来却说：“明日饭后请老太太姨娘赏桂花。”“会做人”的宝钗表面上是帮了贫弱孤女的大忙，但实际上却是给另一段“金玉良缘”一次打击。她借口请大家，实则是为讨好封建统治的大家长。她处处小心，处处为了讨好贾母而布置。如此可见“会做人”的宝钗是怎样“会做人”的了。宝钗另一个主要性格特点就是虚伪，她虽然说过，对和尚道士所说的“金玉良缘”认为是胡说，又说金锁沉甸甸的戴着无趣，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宝玉去看生病的宝钗，宝钗拿着他的玉“重新翻过来细看”又“念了两遍”，再嗔怪丫环莺儿为何不去倒茶，引出莺儿笑说“和姑娘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这正好达到此此起宝玉注意的目的。然后再将本来戴着无趣的金锁从里面的大红袄上掏将出来。薛宝钗笼着红麝串招摇过市也是同样道理。本来她不爱花粉，衣著朴素，最不喜打扮，但金锁专等玉来配，而红麝串是元春独赐予她和宝玉的，都是命定婚姻的征兆，所以以此才能来证明只有她才是得天运命的人堪配宝玉。虚伪而“会做人”的宝钗就是这样，以“敦厚温柔”的“淑女”身分为掩盖，用她深隐的心机暗示和讨好贾府的家长们。不过就其社会会地位和得到在人们心中的好评来说，宝钗“做人”是成功的。就从这点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点启示。在当今纷繁变化的社会中，要想得心应手地周旋其中，恐怕这就要向宝钗学几手了。不过有得必有失，或许我们会推动我们的真本性。但我想，只要我们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只学习好的一面，或许对我们也是很有帮助的。
红楼巨著，实在不易找到题旨新颖角度。既为毕业论文，当严肃对待。建议楼主以时间为轴先做一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或90年代以来或新世纪以来红楼研究的综述。通过综述发现近年来红楼研究稍为薄弱的环节，然后再确定自己的论文方向。另，也可以请教导师。一般情况下，导师会给你十分中肯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