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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市位于山西省中部，地理座标为东径111°25'-114°05'，北纬36°40'-38°06'。东依太行山与河北省毗邻；西傍汾河水与吕梁地区搭界；东北与阳泉相连，西北距省会太原25公里；东南、西南分别与长治市、临汾市接壤。市界总长度809.2公里，东西最宽处约165公里，南北最长处约128公里。海拔高度在1000-2500米之间；全市河流以八赋岭为界分属黄河流域和海河流域。晋中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9.1℃，年平均降水量405-573mm，无霜期平均为150天。 晋中市是1999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省辖地级市。管辖一区一市九县(榆次区、介休市、太谷县、祁县、平遥县、灵石县、寿阳县、昔阳县、左权县、和顺县、榆社县)和榆次经济技术开发区。共118个乡镇、2722个行政村，国土总面积1.64万平方公里，耕地面积498万亩，总人口303.9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97.28万人。 晋中，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晋中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从原始社会起，这里就出现了人类活动。据考证，晋中历史可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3万年左右。商代后期，境内便有城邑出现，春秋时期，开始设立县一级行政建制，秦汉以后，全市大部分县城普遍建立。远古时期，《禹贡》划分九洲，晋中为冀州之域，西周属并，春秋属晋，战国属赵，秦汉之后多属太原郡(府)，隋唐时，除榆社、灵石外仍沿旧制，到晚清属太原府辖，民国时期属冀宁道。抗战时期，晋中分属晋冀鲁豫、晋察冀和晋绥三个抗日边区政府；解放战争时期，晋中分属太行、太岳、晋察冀三个行署管辖。新中国建立后，成立榆次专区，辖13个县和阳泉工矿区。之后，分别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全市行政区划经过三次大的调整，至1983年10月起，晋中辖10县1市。1999年9月撤地设市，辖9县1区1市和榆次经济技术开发区。悠久的历史，孕育了灿烂的晋商文化，清代中叶，以“山西票号汇通天下”，执“全国金融之牛耳”为代表的晋商，曾创造过“海内最富”的经济奇迹。同时，一大批文治武功的杰出人物名垂青史。春秋，“终不言禄”的介子推，“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祁奚；东汉，“巧定连环计，诛杀董卓”的王允；东晋，称雄北方的赵王石勒；中唐，田园派诗人王维；宋金，出将入相50年的文彦博；清朝，一代大学士、军机大臣、尚书、人称“帝王师”的祁隽藻；山西票号始祖雷履泰，山西赎矿运动发起人渠本翘，均为晋中人士。刘胡兰式的女英雄尹灵芝，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就牺牲在这片热土上。 晋中，矿藏丰富，物华天宝。现已正式探明储量的矿产有煤炭、铝矾土、铁矿石、耐火粘土，石膏、硅石矿等13种，占全省探明储量矿种的1／4，其中，尤以煤炭分布广、品种全、储量大。全市含煤总面积为1.26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含煤总面积的1／5强，占全市国土面积的77%。预测储量为1082.2亿吨，探明储量187.1亿吨。是全国十大能源基地之一。同时，晋中工业基础雄厚，拥有全国最大的玛钢、纺机、液压件生产基地；建材、碳素、化工、医药、食品等一大批新兴产业已初具规模，金融、贸易、旅游、信息等第三产业正在迅速崛起。 晋中，农耕底蕴厚重，农业发展迅速。晋中是黄河流域古老的农业发祥地之一，远在仰韶文化时期，这里已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进入了“耜耕”栽培阶段；春秋战国，农业已占主导地位，到隋、唐、宋、元时期，逐步形成了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清代后期，住居显宦的一代大学士祁隽藻所著《马首农言》，在山西农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就在这方蕴藏深厚的农耕文化热土上，勤劳智慧的晋中儿女，耕耘不辍，卓绝奋斗，创造了晋中农业辉煌。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九五”以来，晋中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率先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特别是面对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和加入WTO的新挑战，全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精心构筑了以传统优质杂粮、特色干鲜果品、适时无公害蔬菜和绿色畜禽产品等四大产业为主的“两区三带”的优势产业格局；倾力打造了在全省乃至全国享有盛誉的牛肉之乡--平遥，红枣之乡--太谷，核桃之乡--左权，药材之乡--榆社，无公害旱垣甘蓝生产基地--寿阳等一大批特色品牌基地；全力培育了以24个农产品加工企业为骨干的龙头企业和以10个重点农产品市场、3000多个中介服务组织、4万多农民经纪人为主体的农产品营销体系。从而把晋中农业和农村经济推上了健康发展的快车道。截止2002年,全市已经形成10亿公斤粮食2.4亿公斤肉蛋奶、37亿公斤蔬菜、6亿公斤干鲜果品的生产规模，尤其是畜禽产品和蔬菜总量位居山西省首位。 晋中，旅游资源独特，文物古迹众多。以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为龙头的晋商文化旅游资源，在国内独一无二，已跻身为山西省的三大旅游品牌；以蜚声中外的大寨为重点的一批太行风光旅游区更具特色，也已成为中外游客的首选胜地。同时，以榆次城隍庙、太谷无边寺，平遥镇国寺、双林寺，灵石资寿寺，介休抱腹寺等32处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代表的众多文物古迹，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和考古工作者。晋中，交通便利，通讯发达。石太、南同蒲、太焦、阳涉四条铁路交织于全市；108、207、208、307国道纵贯境内；太旧、大运高速与东山、平川相连；省、市、县、乡公路四通八达。太原航空港与晋中市政府所在地仅距15公里，不足10分钟车程。全市实现通讯联网和长途传输数字化、市话交换程控化，从而大大拉近了与国外内交往联系的时空距离。 晋中，城乡建设，日新月异。近年，晋中市委、市政府大胆创新城市建设理念，实现了由管理城市到管理与经营并重的转变，截止2002年，晋中市城区道路总长达78公里，城市化供水率达100%，主城区绿化覆盖率达22.8%，防洪排水系统日臻完善，集中供热正大面积推进，环境状况明显改善，据环保部门监测，2003年1-9月份，市区空气质量Ⅱ级以上天数达129天，比2002年全年的106天高出23天。城市居民居住房面积达到16.2平米。同时，乡村建设也在全面规划、科学运作的基础上，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以省级六个小城镇建设为试点，全市58个建制镇，在提升集镇功能的配套建设上，倾注了大量精力。截止去年，乡村公路通车率达100%，乡镇油路通车率96%，行政村油路通车率达48%，其中，榆次、太谷、祁县率先实现村村通油路。农村住宅人均建筑面积达23.5平方米，其中砖混结构达85.2%，基本实现了小康目标。同时，大多数乡镇所在地建成了文化站、影剧院、卫生院，农民生活和生产条件显著改善。全市91%的农村人口过上了小康生活。
作者：刘海鸿郭玉兰 晋商创造了称雄商界五百年的历史壮举，创造了地处黄土高原而成为“海内最富”的奇迹，也创造了既有中国特色又有独到之处的晋商文化。晋商文化被称作开创事业的“利器”，被称作“失落在大院深处的商业文明”，是晋商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晋商创造的物质财富如今只剩下几座大院，但是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却依然有很旺盛的生命力，有很高的研究、品味与继承的价值，对于我们从本质上高角度、深层次地认识晋商、把握晋商具有重要意义。 晋商文化是指晋商在几百年的经营活动中形成的人文精神、组织制度以及经营理念，内容主要包括晋商精神、家族文化、管理文化等方面。德国政治学家马克思·韦伯认为，“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背后，都必须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渊源。”明清晋商的成功，就在于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扬了一种精神，这就是晋商精神。一、商的做人哲学：中庸、和谐与低调 笔者认为，晋商的做人哲学与做人风格基本上可以用中庸、和谐与低调来概括，其中中庸与低调是他们自身做人的基本方法，和谐是他们所看重的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关系。 中庸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孔子提倡、其弟子子思阐发的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素质达到太平和合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中庸之道的核心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培养理想人格。“中庸”是孔子的最高道德标准。孔子一方面肯定中庸为一种至上的道德，同时又认定人们缺少这样的道德时间已经很久了。“中”折中，无过，也无不及，调和；“庸”，平常。中庸其实讲的是一个“度”的问题，人人都知道适可而止，都知道要把握好“度”，关键是“度”在哪里，这就涉及水平素养问题了。中庸作为一种德性，它所表明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处理人际关系时的一种道德动机，一种道德情感，或说一种行为取向。当今，有人提出中庸之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是有道理的。 1、晋商家族文化中的中庸、和谐与低调。常言“富不过三代”，然而晋商很多家族是子承父业，孙承子业，持续旺盛一二百年不衰，成功地跳出了这个周期律，这和晋商底蕴深厚的家族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关于做人，晋商家族文化的特点是重教、重和。 晋商是著名的儒商，读书是晋商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而优则商”就是说商家子弟不经过读书受教育的严格培育，不是学业出众是没有资格进入商号继承祖业的。晋商的教育不仅包括伦理道德教育，而且更包括行业技能教育、家规号规教育等方面。晋商家教关于做人的精神实质可以概括为一点，就是以德立身；影响到晋商做人的风格也可以概括为一点，就是含蓄内敛。如乔家乔致庸教育儿孙有“三戒”、“五不准”，即首先要戒三个字：骄、贪、懒；并规定五不准：不准吸鸦片、不准纳妾、不准赌博、不准冶游、不准酗酒。乔家治家严谨，根本没有江南商人那种灯红酒绿、妻妾成群的景象。乔致庸本人因为寿命长一生娶过几个妻子，但无一妾，有一个新的分号建立，乔家大院就添一盏红灯笼来表示庆祝，取红利见增的吉祥之意，表达方式吉祥而又含蓄，红灯笼在此的含义和作用并不是像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表现的那样。重和是中庸的体现，晋商重和，首先是家和，即“家和万事兴”，如乔映霞家有九子，他就用一双筷子很容易被折断而九双筷子就无法折断的事实来教育开导他们众兄弟必须团结互助才能保住家族利益，乔映霞客厅对联的横批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见的四个字“一团和气”。 2、晋商相与关系中的中庸重和风格。晋商重和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与顾客和气，即“和气生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与同行和气，即“慎待相与”，具体表现为：慎待相与，不打官司。“相与”就是有来往业务的其他商号，“慎待”就是不随便建立关系，一旦建立关系，就要善始善终。如乔氏财大气粗，但要与其他商号交往时却要详细了解，确认可靠才交往，否则就婉言谢绝，目的是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麻烦之中，但一旦建立业务关系，又舍得下本钱支持帮助，多行方便，即使对方发生变故，也不轻易逼债，更不诉诸官司，而是竭力维持关系并汲取教训。晋商认为即使本号吃了亏，别人占了便宜，也决不把钱花在打官司上，有时一笔欠债只要债务人给债权人磕个头就了事。同舟共济，群体发展。群体精神是商业活动中扩大业务与商业竞争的需要。晋商的群体精神首先表现在家族经营上，此外，更表现在群体经营上，他们实行“联号”经营，用关公作为统一的商业宗教，而关公起初并不是财富的象征而是义气的象征。他们广建会馆，用宗法社会的乡亲感情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加以维系，增强相互间的团结合作，通过讲亲情、讲乡情、讲交情来互相支持，互相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关系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晋商文化认为匹夫之勇不足取，他们不搞个人英雄主义。很多晋商家族祖训中都有一条戒律，就是不许做霸盘生意，要给别人留有余地，共同发展。 3、晋商经营理念中的中庸之道。诚信是晋商文化的灵魂，是晋商经营理念的基础和核心，也是晋商坚持以德立身的中庸之道的最好表现。晋商经营理念中的中庸之道主要表现在：（1）诚信为本，以义制利。这是晋商的经营原则。晋商认为诚信是经商取得长久胜利的基本因素，所以把信誉看得高于一切，绝不允许自己的商号缺斤短两、以次充好。晋商认为商业赢利要靠商品的质量和服务来取得，赢利要受道义的制约，一旦丧失信誉，必然招致失败。晋商有句商谚：“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晋商中讲信誉的商人商号比比皆是，如乔致庸把经商之道归结为第一是守信，第二是讲义，第三才是取胜。（2）克制欲望，薄利多销。这是晋商的经营方法。薄利多销有利于加快资金周转、扩大业务，但是靠勤快、辛苦挣钱，讲究的是赢取回头客，晋商还有句著名的商谚：“生意没有回头客，东家伙计都挨饿。”要薄利多销必须克制欲望，不能狠赚一笔，晋商从不一刀子把客人宰死，做一锤子买卖。二、晋商的经商之道：拼命、创新与极致 晋商做人喜欢中庸，以中庸为原则，但做事却又往往喜欢做到极致，所以在晋商的行为中又总是表现为一种极端化的拼命精神和对于极致境界的追求。 1、晋商创业守业中的拼命精神。晋商无论是创业还是守业的过程都体现了其拼命与执着的精神，即为事业竭尽全力的精神。它具体体现在晋商的创业精神、敬业精神、吃苦精神等方面。（1）创业精神：山西人喜欢创家业，置家当，置家建屋，这一点在晋商身上表现突出。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评价山西人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积蓄有资，始归纳妇。”山西人把经商作为一生的大事业来看待，通过经商来实现创家立业、光宗耀祖的抱负。（2）敬业精神：敬业就是要以工作事业为重，勤劳、刻苦、谨慎，尽心尽力。晋商的敬业精神是突出的，他们信奉天道酬勤，如“都一处”烧麦馆的来历传说就典型地体现了晋商的敬业。（3）吃苦精神：晋商不畏艰辛，不辞劳苦，甘冒风险，创业初期走西口，旅蒙商拉着骆驼，走沙漠，冒风雪，斗盗匪，经常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挣钱。 2、晋商管理文化中的创新精神。创新精神其实也是一种极致精神，晋商管理文化的创新精神主要体现在他们独具特色的组织制度上。（1）经理负责制：晋商实行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经理聘用之前，先由财东对此人进行严格的考察，确认其人德才兼备，多谋善断，有所作为，可担重任，便以重礼聘用，委以全权，并始终恪守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一旦选中聘用，财东则将资本、人事全权委托给经理负责，不干预一切经营活动，对于日常盈亏也不过问，让其大胆放手经营，静候年终决算报告。（2）学徒制：店员、学徒的录用也十分严格，学徒须年在15～20岁之间，身高五尺，五官端正，家世清白，举止大方，有礼貌，会珠算、书法，能吃苦，还要有人担保。入号前要考试，入号后要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业务技能和职业道德。商谚曰：“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学徒制执行严格，为晋商培养了不少骨干人才。（3）股份制：晋商实行股份制，又称股俸制，股份有银股、身股（顶身股、干股）二种，凡投资者为银股，不出资本出人力“顶生意”、凭资力、能力代替投资者为身股，银股、身股都可按股分红。人身顶股制是晋商在人事劳资上首创的一种入股方法，是一种协调劳资关系、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的好办法。凡商号中的掌柜、伙计无资本顶银股即可以自己的劳动力入股，而与财东的银股一起参与分红，身股的多少按每个人的工作能力、工作效率和工作年限来确定，这种做法把店员个人利益与商号利益、财东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3、晋商经营文化中的极致境界。晋商有时表现为中庸，有时又表现为极致。中庸和极致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中庸与极致的矛盾体现了晋商的矛盾人格，而这种矛盾又有现实合理性，在现实中又是相统一的。晋商做人喜欢中庸，做事却往往喜欢做到极致。做人讲究中庸其实就是低调做人，做事追求极致其实就是高调做事。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做人做事的理想境界，但这个尺度很难拿捏，好比戴着镣铐跳舞，而晋商基本上做到了中庸做人，极致做事，这是他们成功的秘诀。 晋商经营文化中的极致精神比如他们的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产业经营到极致，开票号成为晋商的有意识行为，晋商只有把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其货通天下的抱负。要做就做最大，要做就做最好，晋商身上又有一种偏执、极端、痴狂，有一种“破”局的激情，为谋求更大的发展不惜打破现有的宝贵的平衡，比如乔致庸的梦想，“我要是能够通过票号在天下建立一张无形的大网，让所有的商人都能够拿着一张小小的银票四处做生意，那我的生意该有多大？！”晋商有祖训，不允许做霸盘生意，但是他们在经营的竞争中又总是身不由己地搞起了霸盘。 极致精神容易让人成功，但也容易因为偏执而导致失败。正是极致精神使晋商后期出现了过分倚重信用金融、内部管理失控、与朝廷关系过于密切等现象，这些方法本身没有错，但山西票号在这些道路上越走越远，走得太远了。三、晋商的为官理念：务实轻官与官本情结 1、晋商重商轻官的一般倾向。重商是晋商家族文化的核心。人们一直用“学而优则商”来概括晋商家族的重商倾向，对于晋商来说，一流的人才、一流的子弟是去经商，家人把天资最好的孩子送进商号去学经商，“生子有才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轻商是相反的，“士农工商”，首业为官，末业为商，在中国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晋商能有这样的理念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很了不起的。晋商中有不少中途弃官从商的，如渠本乔中进士，后任日本横滨领事，却时时关心商务，最终弃官从商。 2、晋商重官迷官的文化情结。从一般意义上讲，晋商重商轻官，以经商的成功而不是做官的成功作为人生进取的目标。但是，晋商的“官念”决没有这么简单。事实上，晋商对于“官”的态度是既复杂微妙又矛盾统一的。商与官的关系是晋商文化中的几个耐人寻味的关系之一。有重商轻官，有弃官从商，有结交官员，有花钱捐官，晋商始终徘徊在官与商之间，与“官”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可以说，这个关系处理得好的时候就是晋商发展得比较顺利的时期，而处理得不好的时候往往就是晋商陷入危机、走向衰败的时期。在那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晋商的“官念”既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国传统文化官本商末的局限，又不可能不或浓或淡地带上传统文化的浓厚色彩。 3、晋商与官府的关系解析。晋商与官的关系模式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其一，重商轻官，不入科举，甚至弃官从商。如前文所述。其二，结交官员，打通关节，谋求方便，甚至密揽特殊业务。结交官员起初只是晋商的一种生存需要；后来，晋商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十分善于用金钱贿赂官员、结交权贵，从而谋求种种经营特权，这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发展到后期，甚至商号的竞争成败直接取决于是否买通、谁家买通了有关官员。晋商在此方面有独到之处，他们极尽笼络结交之能事。其三，以钱捐官，亦官亦商，鱼与熊掌兼得。明朝政府因为财政不足，有鬻官制度，按捐资数目授予一定的官职。晋商一般不热衷于读书仕进，但却对朝廷的卖官趋之若鹜，一般大户都捐过大大小小的顶戴。晋商后期尤其喜欢通过捐输买官，他们捐官有时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光宗耀祖，而有时则醉翁之意不在官，而在涉足政界，以官商身份谋求更大经济利益。晋商重商，但并不绝对地排斥出仕。“对于儒和贾，明清社会上的一般看法是儒为名高，贾为厚利，认为儒、贾追求目标不一。但一些山西商人却提出了儒贾相通观，他们认为行贾也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可不失贾业。”最理想的是亦官亦商，鱼与熊掌兼得。其四，结托朝廷，追求特权，享受特殊待遇，走暴富捷径。清政府在统一中国的历次大的军事行动中，得到过晋商不少的资助。早在清代开国之初，晋商就有一些人被封为“皇商”，后来的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政府命名为皇商的晋商。晋商在财力上支持清政府，清政府给予晋商一定的经商特权，使其获利，清政府与晋商形成了一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这种结托关系互为帮助，互为影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晋商参与了我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赔款业务，为日升昌日后谋取特权打下了基础，后来晋商票号渐渐打进了清政府的金融活动中。晋商是以诚信、勤劳、节俭而著称的，应当说这也是晋商前期顺利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是，晋商在后来的经营活动中却渐渐地发现一条谋取暴利、快速发展的捷径——拥有特权。 晋商对于特权事实上经历了一个由偶然、无意地享受到 自觉、刻意追求的过程，而且，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走过了一条由发展捷径到终被拖垮的道路。结托封建政府既是晋商暴富的一条捷径，但也是晋商衰败的自身原因之一，可以说，这也是晋商在这条道路上未能处理好极致与中庸关系的一个最终教训。
山西票号，又称汇兑庄或票庄，是一种金融信用机构。开始主要承揽汇兑业务，后来也进行存放款等业务。山西票号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具体来说主要是： 第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国外白银流入的刺激，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这种发展延续到清代前期，特别是康熙、乾隆时期，国内政治安定，农业生产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较前更为活跃。国内市场扩展，不但有众多地方性市场兴起，而且全国的大市场也在逐步形成之中。清人刘献廷说：“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维汉口耳。”（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商品的转轨开辟了广阔的流通幅度，自然地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促使封建金融机构开始突破单纯兑换范围，逐步过渡到信贷阶段。另方面，埠际贸易开展，使商品流通幅度扩大，出现了不同地区债务清算和现金平衡等新问题，于是需要汇兑专业化。 第二，社会商品货币经济已有所发展，对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条件。银币的广泛使用，大致是从明英宗正统时（1436——1449）田赋折收金花银开始，万历年间（1573——1620）实行一条鞭法，规定向政府交纳的田赋、徭役、土贡、杂役等按人丁土地的一定比例全部并入地亩，折银征收。这一税制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劳役经济转向货币经济的一大进步。但是后来由于社会危机的加深和货币使用普及受客观条件的约束，一条鞭法并未能全部贯彻执行。清初，对赋役规定银米兼收，后来除了部分清粮外，几乎全部征收银两和钱。17世纪后，清朝的征收赋役和发放薪饷一律用银。而且货币地租也有新发展。 我们知道，从产品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化，要以商业、城市工业、一般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为前提。这种转化还以产品有一个市场价格，并或多或少接近自己的价值出售为前提。而且，没有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发展，这种转化也是不能实现的。以上货币地租的出现，充分反映了社会货币经济在过去的基础上已有所发展。此外，由于商品货币交换日趋频繁，民间为了交换方便，除了用银外，还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用钱和纸币的现象。如广东，小民贸易“喜用钱”；（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五）福建“多用纸票，自四百以至千万……听人自便”。（施鸿保《闽杂记》卷九） 第三，早期金融组织帐局、钱庄的出现，为山西票号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雍正时，我国北方已出现与商业发生借贷关系的金融组织，称帐局，又称帐庄。帐局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张家口、太原等商埠，经营者多为晋人。雍正时，中俄恰克图贸易开始，乾隆时成为中俄“两国通商的咽喉”，而内地商民到恰克图贸易，强半皆山西人，由张家口贩运这些绸缎布杂货等，易换各色皮张、毡毛等物。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周期长，每周转一次，有时需一年，需社会信贷的融通与支持，以完成长途贩运，故晋商最早设立帐局放太原、纷州、张家口、库伦。乾隆元年（1736）张家口祥发永帐局，即汾阳商人王庭荣经营，资本四万两。（《山西票号史料》第1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乾隆六十年（1795），“汾、平两郡，多以贸易为生，……富人携资入都，开设帐局。”（李燧《晋游日记》）嘉庆（1796——1820）时，北京永泰公、亨记和大州玉分号帐局皆是晋商所设。由于贸易的扩大和交换的需要，乾隆时已出现经营兑换银钱业的钱庄，如北京从康熙时（1662——1722）到道光十年（1803）前，先后开设钱铺 389家。据《皇朝文献通考》卷16（钱币四》载：“京城……兑换之柄，操之于钱铺之手，而官不司其事，故奸商得任意高昂，以图厚利。”王安说：“今京师民间市易，自五百以下，皆用钱票。”（王鎏《钱币刍言》）上海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到嘉庆二年（1797）前陆续设钱庄 124家，乾隆后钱庄业务发生变化，渐从银钱兑换向信贷转化。同时，由民间钱庄签发的钱票，已在一些地区使用和流通。山西巡抚申启贤说：“晋省行用钱票有凭帖、兑帖、上帖名目。凭帖系本铺所出之票，兑帖系此铺兑与彼铺，上帖有当铺上给钱铺者。此三项均系票到付钱，与现钱无异。”（清档军机处录副，山西巡抚申启贤复奏《钱票不能禁止及山西钞票流通情况折》，道光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当时，钱票已在北方山西、直隶、陕西、山东等省流行，因“西北诸省陆路多而水路少，商民交易势不能尽用银两，现钱至十千以上，即须马驮车载，自不若钱票有取携之便，无路远之烦……甚便于民。”在东南沿海，也未因使用洋钱而排斥钱票流通，如上海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已成立钱业公所，其中资力雄厚钱庄大多与南北洋的船业发生资金关系。 典当业是起源很早的行业。清嘉道以来，由于部分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使高利贷资本异常活跃，其中最典型的是典当铺。典当铺又称当铺、质库。康熙三年（1664）全国有当铺二万多家，其中山西商人开办的就有4695家。（参阅孔经纬《中国资本主义史纲要》，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清人李浩说：“典当铺江以南皆徽人开办，江以北皆晋人开办。”（李健《晋游日记》）印局，是一种高利贷形式。清人祁隽藻说：“窃闻城内外，现有殷实山西等省民人开设铺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铺以及军民人等俱向其借用钱文，或计日，或计月清算。”（张正明、薛慧林《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张杰《津门杂记》称：“印子钱者，晋人放债之名目也。每日登门索道，还讫盖以印记，以是得名。是虽盘剥小民，然剜肉医疮，亦权济目前之急。”由上可见，在票号产生前已经出现了因商品货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各种类型金融机构，这就是说票号的产生是在上述货币经济发展、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活跃，出现了一些金融机构的基础上而产生的。 第四，镖局运现已不能适应越来越扩大的货币交割需要。在商品交易过程中，由于商人异地采购业务的不断扩大，现银调动额数也越来越大，次数也越来越多，因此既安全又快速运现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镖局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应运而生的专门运现机构。所谓镖局，以“雇佣武艺高超的人，名为镖师傅，腰系镖囊，内装飞镖，手持长枪（长矛），于车上或驮轿上插一小旗，旗上写明师傅的姓，沿途强盗，看见标帜上的人，知为某人保镖，某人武艺高强不敢侵犯。重在旗标，故名标局。”镖局起运的骡驮子，人称“标驮子”。每一驮可驮银3000两。山西祁县是著名的戴氏心意拳发祥地，有武功之人不少，而山西商帮遍布全国各大商埠，商品交易中常需运现，放开设源局者山西人居多。卫聚贤《山西票号史》载：“考创设镖局之鼻祖，仍系……山西人神拳张黑五者，请于达摩王，转奏乾隆，领圣旨，开设兴隆镖局于北京顺天府前门外大街。”（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卫聚贤还进一步推论，镖局是明末清初顾炎武、傅山、戴廷轼为反清复明，以保护商人运送现银而设。镶局不论何时开创，山西人业此行者不少。直至清末尚有不少山西人开办的镖局，如山西榆次人安晋元在张家口开办有“三合镖局”，王福元在蒙古三岔河开办有“兴元镖局”。此外还有“志一堂”、“长胜”、“三义”、“无敌”等镖局，太谷车老二，祁县戴二阁等都是有名的镖师傅。（孔祥毅《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镖局运现一般是按季起运，以归化城镖局来说，凡运往直隶的白银，路线是经平型关、骆驼峪，达平山、唐县；运往山西的白银，由杀虎口，往雁门关，达祁县、太谷。但是镖局运现，随着社会的动荡，土匪四起，已不安全。因此，山西商人随着商业贸易的扩大，靠镖局运现确已远远不能适应业务发展要求，更何况镖局运现时间长、费用高，安全系数低。在这种情况下，以经营汇兑为主的票号自然就应运而生了。 票号由晋商首创，原因为： 其一，晋商资本积累比较雄厚。如前所述，早在乾隆时，山西商人资本“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 其二，晋商经营活动的需要。山西商帮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向社会借贷。例如山西商人贩运福建武夷茶，或安徽霍山茶，或湖广茶，经水陆之途运销至北京、归化城、张家口、蒙古草原、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和西北兰州、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路程数千里，资本用量大，周转慢，需要大量货款，为了适应营销活动需要，山西商帮首先创办了账局，经营存放款业务，后来，在账局的基础上而形成票号。 其三，晋商的商号之间资金调拨和结算的需要。晋商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一定规模的商业网络。而各地商号的盈利，均须解回山西总号，统一结账分红，同时总号与分号之间，也要发生资金调拨。过去对此均采用由镖行保镖运现银形式。但是由于乾嘉以来社会极不安宁，保镖运现极不安全。为了解决运现银问题，于是以汇兑形式出现的山西票号就产生了。
［摘要］：历史上的晋商票号，管理运营中有着类似于近代西方企业管理中的“持股分红”模式，也具备类似于近现代“职业经理人”雏形，然而竟不能完成由近代而现代的金融管理进化，终至完全覆灭。本文拟从组织特征、管理特点、制度缺陷等方面予以论述，以期厘清原委。 关键词：秘密社团 制度缺陷 明清两季，山西的经济地位十分特殊。一方面“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故禹贡冀州无贡物”［1］而财赋有出，且所出皆为千百万两白银之数；一方面是十室九空、惯于“挟轻资牵牛车走四方”［2］的山右行商，眨眼间风云际会，以票号经营独步天下、笑傲江湖，令近现代的海内外研究者，对“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票商际遇或突增感慨，或仰慕之情有如滔滔江水。 明清500多年历史中，鲜有一个商帮能够异常幸运地仰仗天时、地利、人和诸要素，迅速爬上神话般的财富巅峰然后又全然衰落。当年富商巨贾云集的祁（县）、太（谷）、平（遥）三地，如今只存留了几座令人乍舌的明清高规格民居建筑，所有的辉煌似已化作尘土。山西票号因何而起，又因何而败？本文试图从一个新角度予以解释。 ―――――――――――――――――――――――――――――――――― 1、（清）康基田《晋乘嵬略》卷2。转引至《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张正明、薛慧林主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版、2页。 2、（明）张四维《条麓堂集》卷20、《海峰王公七十荣归序》，转引同上。 一、组织特征：晋商票号的“秘密社团”属性 原则上讲，“晋商”不能与“票号”划等号，晋商的历史要远早于票号的历史，远可追溯到两汉甚至春秋时期时期。但晋商最辉煌且成就突出者，非票号莫属于。至于其他行业的山西商人，与同期的徽商等国内大商帮相比，似乎并无明显过人之处。因此，讲晋商多涉票号。票号的起源颇具传奇性，近现代曾有过多种说法［3］。其中又以“顾炎武创立票号”最为缺乏根据也最具传奇性［4］。类似的说法还不止一家。［5］而且每有知名学者附议［6］。20世纪60年代，山西大学历史系王守义、郝树侯两位先生也曾关注于此。 1、票号传说的“秘密社团”内容 顾、傅创票号说并非本文中心内容，仅以引证票号创制起始的扑朔迷离，及其某种程度的“秘密社团”（secret societies）性质。事实上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很特别的士子类型。他们受前朝教育却身在当朝，在精神上比本朝的贵族还高傲，但并未（或者说不屑于）获得上等职业和显赫地位，他们拒不认同社会的特权显贵，并对现存秩序保持不满和对现行体制总在进行批判。士子所处的社会通常经济上落后政治上较前朝更为专制。正是因为如此，当这些士子群体企图将批判精神化为具体运作，试图引出激烈社会变革的时候，他们会组建秘密社团以求一逞。 晋商票号既传说是清季著名的反政府士人所创立，自然纲领、宗旨和管理手段总要异于常人。因此“号中规则极严密”且“尊行不废”，而非简单的在商言商［7］。同样地，由于其“秘密社团”的性质，保守机密与保护社团的需要，决定了有关票商的档案文牍是极难获得的。能够相对完整、准确复原票号业务状况的账册、信稿之类，因为有人拿了粘贴房屋的顶棚，才偶然存留了下来而且也已经残存不堪［8］。 总之，传说虽不同于历史，背后却往往隐藏若干不见诸文字的历史真实。事实上，山西票号缘自管理上的高度自闭、经营过程的固步自封以及对从业人员严密控制的事实本身，已然带有某中“秘密社团”的倾向。有学者认为，票号与其说是个企业，不如说更像“一支秘密部队”或是“一个地下帮派”。山西票商一手造就的这个纪律严明、赏罚分明而又与世隔绝的组织，通过“秘密社团化”的管理，给票号带来了历史上短暂的大繁荣，也注定了其覆亡之路。 ―――――――――――――――――――――――――――――――――― 3、刘建生、刘鹏生等著《山西近代经济史》，对票号起源的几种不同观点，如隋末唐初说、明末清初说、康乾嘉庆说、鸦片输入说等，进行了相应的汇总和解释。参见《山西近代经济史》、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85页。 4、《清稗类钞》记述：“相传明季李自成掳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其号中规则极严密，为顾炎武所订，尊行不废，故称雄于商界者二百余年。”近人徐珂编《清稗类钞》，是关于清代掌故遗闻的汇编。记载之事，上起顺治、康熙，下迄光绪、宣统。书中涉及内容极其广泛，举凡军国大事、典章制度、社会经济、学术文化、名臣硕儒、疾病灾害、盗贼流氓、民情风俗、古迹名胜，几乎无所不有。编者态度严肃，遍涉清时各科，刻意于微末，可为清史之补正。 5、民国十二年（1923年），学者张一在上海申报馆出版《五十年来国事丛谈》，其中的《顾亭林、傅青主与山西票庄》这篇文章中，记述了作者和山西票号某掌柜（民国三年）的一段对话，叙述顾、傅创票号的根由。 6、参见章太炎《太炎文录续编》：“近闻山西人言，亭林尝得李自成窖金，因设票号，属傅青主主之，以是铙于财用，清一代票号制度，皆亭林、青主所创也。” 7、反映晋商文化的《乔家大院》，是一部典型的商业童话。果如剧中乔致庸那样做生意，在现实社会中是很难成功的。乔致庸孤注一掷地去做一些事情，风险相当大，但其宗旨也非常伟大：武夷山贩茶、助军救驾、赈济灾民、保卫矿山等等，绝非一般商人所为和所能为，更像是士子文人及其秘密团体在借此弘扬一种既定的主义或主张。 8、日升昌票号的残存信稿及部分账册，是在当代修缮房屋时候发现的。由于上述物品当初用来糊做了顶棚，散乱残损极其严重，只能部分揭裱并重新装订成册，现藏于山西平遥中国票号博物馆。参见《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 2、票号经营中的秘密手段 秘密社团通常都有自己固定的圈子，也少不了让外人看得一头雾水的暗号和密码。这些内容手法，除了防伪的作用，还有其他的寓意在内。平遥“日升昌”票号当年的营业大厅中，墙上张贴着票号的规章以及一篇看似普通的诗作。解说员总会主动告诉旅游者，墙上的诗作其实是“日升昌”的密码表：客户的汇款地点、汇款金额、提现地点等，都用汉字编码写在汇票上予以保密。从密码表的操作方式来看，日升昌票号所使用的密码完全具备密码学中有关编码法（code）和加密法（cipher）的核心原理。当然，了解并掌握这一原理，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平遥“西裕成”颜料行改为“日升昌”票号后，由日升昌而分化随诞生了著名的“蔚字五联号”［9］。早期的“蔚泰厚”票号的汇票“暗号”还是比较简陋的，可见日升昌的商业密码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演变［10］。 所谓“编码法”，就是用字、词语和数字来替代明文。例如，“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12个字，是一年当中12个月的代码。“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30个字，是一个月中30天的代码。“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是“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国宝流通”，其实是“万、千、百、十”［11］。这些密码过一段时间就要更换，外人无从破译。这种情况下，从码文（codetext）还原成明文是不需要算法和密钥的，而生成码文或还原明文则需要一本密码本（codebook）。密码本列出了所有数字（或替代文字）和与之相对应的明文字或短语。加密法，则需要算法和密钥来加密信息。 日升昌的票号凭证上不仅有水印标志，而且各分号写银票的笔迹上也有约定的暗号内容。有时候，某个字的间架结构上或是笔划上，便可能早做了手脚且暗藏玄机。这些载有密码的银票一旦兑付之后，往往立即销毁。仅凭保留下来的几张残损汇票，判定一段时间内兑付过的银票并不销毁的说法，是缺乏解释力度的［12］。总之，票号在运营过程中许多做法上的神秘性，远远超过了同时期西方银行正常开展业务所涉及的内容。给外人的感觉是，金融业务虽涉及钱银马虎不得，却也不至若此。 大卫•卡恩（David Kahn）说过：“密码术（cryptology）就是保护。通信对于现代人来说，就好比甲壳对于海龟、墨汁对于乌贼、伪装对于变色龙一样重要。”［13］金融业用以规避金融风险的质押担保等类形式，是票号的重中之重。以稳健经营著称的山西票商，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结算汇兑票证上做足了“避险”功夫的山西票商，似乎从来不考虑客观存在的道德风险，并通过质押担保等予以防范。票号业务基本空口为凭的做法实在令人乍舌，除了能证明自己是铁杆的密码爱好者之外，似乎在本业中别无他长。 ―――――――――――――――――――――――――――――――――― 9、参见刘建生、刘鹏生合著《山西近代经济史》、98页。 10、参见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太原、2002年10月第一版、山西经济出版社、5页。 11、不同票号的密码设定各不相同，参见《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十一章、汇票信汇格式、密押及其他、1217页。 12、黄鉴晖认为，山西平遥的中国票号博物馆收藏有日升昌各分号向京城汇银的几张残损汇票，说明道光年间兑付过后的汇票并不销毁。参见《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 13、转引至（美）理查德•斯皮尔曼（Richard Spillman）《经典密码学与现代密码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二、管理特点：票号内部制度的问题所在 中外历史上，举凡宫廷政变、地方谋反、帮派争斗、宗教结社之类，都是要在不可能存活的地方“置之死地而后生”，并打败更为强悍的对手。 1、票号对成员的严密控制 为此，这些团队不仅要纪律严明、号令有度，而且都带有极强的“秘密社团”特征。“大德通”票号规定，“勿论老少人位，每逢下班归里，总得先到祁铺，不准私先回家，然后到铺。如与别伙捎带物件，亦应先送本号留底转寄。”［14］员工派驻外地的时间一般是三年。员工去外地之前，所携带的所有的衣物，都要在总部一一登记。三年之后回总部时逐一核对。这种对成员人身的控制可谓登峰造极，超越现代人的想象。 在严密控制的组织中，必定有高压的手段。除上述伙计没有得到身股时不许回家，稍有过失即予开除且别的票号亦不录用之外。而且因为职员多是本乡本土人，“若有作弊情事，老板很容易找到他的家族追究。这正是中国人爱用同乡的一种理由”［15］这种用人制度、内部防范制度以及相应的人身的限制，从票号的用人制度来看，几乎可以概括为“生是票号的人，死是票号的——死人”：这一切，是你从进入票号的那一天开始的。晋商的股份经营有两种：银股与身股。出资为银股，出力为身股。合股经营中亦较易产生矛盾和纠纷，有时雇佣的店员携资逃跑，店家可能采取羁留店员家属或财产的办法。倘若是经营方面单纯的亏损过失，则实行无限责任制，一直要对当事人追究到底。 关于票号伙计的选定，资料显示是这样的：“必俟基础确定，而后从事开拓。且择齿近若冠之年少略知写算者，使习为伙，历数载，察其可造，酌与身股，不给工资。唯岁给置备衣服之资……未得身股之前，不得归，毫厘有差立摈之，他号亦不录用……”［16］陈其田认为“这种办法甚善，与近代西洋工业所推行的分润制度相似。清代票庄如此发达，分红制度是个很重要的因素。”［17］实大谬不然。 ―――――――――――――――――――――――――――――――――― 14、参见《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太原、2002年10月第一版、山西经济出版社、597页。 15、转引至《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原文载：彭信咸《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661页。 16、转引至《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原文载：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七册、农商类、70－71页。 17、转引至《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原文载：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84－85页。 2、票号股份管理的问题 秘密社团，通常比常规的社会团体更加等级森严和赏罚分明。一份协成乾票号光绪32年的工资单显示，该票号从最底层的没工资的学徒到最顶层的分号掌柜，订立了36个等级的工薪，俨然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封建金融科层体系。在这样的科层体系中，刚入行的成员需要从头做起，处处谨小慎微，严格遵守票号规矩，以免由于自己的原因株连家人。这种管理方式与近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却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管理形同神似。 “顶身股”是山西票号最为人所称道的创举。光绪32年，协成乾有工资的职工中，约三分之一的职工拥有顶身股，看似可操作性很强激励因素很高。实际上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小觑：票号开始总是“银股”（货币资本）比“身股”（人力资本）多，身股大约只相当于银股的二分之一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票号成员身股的数量已远超银股。1906年，协成乾票号身股的数量，达到银股的130%。1908年大德通票号身股的数量是银股的120%。员工所占股份已超越东家。这种股份比例在当代有限责任公司中并不是严重的问题，但在晋商票号“股东一股独大”的环境下却是个非常现实的管理问题问题。 3、票号掌柜与东家的畸形关系 票号的“东（家）－掌（柜）”关系，是晋商另一个为人所普遍称道的地方。这种关系却是畸形发展的：由于从不过问和干涉票号的经营，票号的资金支配者也就是东家，在面对执掌票号经营大权的大掌柜时，形同面对“专家”的“行外人士”。此外，因为约定了东家“不理朝政”，每个票号内的职业成员都会借着保密其知识与意图的手法，进一步扩大其原有的优势地位。 限于其运作方式，票号东家只能依赖其大掌柜提供资讯。如果这些大掌柜控制了东家与伙计的经济资源，并将它们结合于自己的麾下进而造成“行业垄断”，以对抗东家甚至更高级别人等如地方官吏的话，无疑将形成一种严重的威胁。因此，虽然东家高高在上，可以决定是否裁撤或留任某个掌柜，历史上却出现过票号东家给大掌柜下跪求饶的怪现状［18］。 可见类同于“秘密社团”的管理方法，往往能立竿见影，卓见成效。这样的成效实质上却是有效果没效率；有速度而方向不明。晋商票号高效、集权、统一的领导模式，导致大掌柜一句话就可以否决部属的正确提议，乃至于使东家胆寒惧怕。可见，票号东家不过问业务而全权委派大掌柜管理，非但不是票号管理中时所公认的优点和长处，反倒是掌柜专权以营私利的问题所在。一个不尊重股东权益惟经理人是重的机构，是不具备长久生命力的。这是企业管理的“天条”，违反这个“天条”肯定要付出惨重代价。 三、制度缺陷：晋商票号衰败的致命原因 有学者认为，中国没有产生过类似西方近代工业化的“功利性组织”（现代企业），而以“维持生存性组织”（传统商号）为特征。考察晋商票号在微观层面上所形成的功利逻辑，基本可以断定它的“技术理性”从未上升到商业金融管理的“制度层面”。这固然受制于彼所处环境的影响，但也说明票号貌似先进管理的背后，实质上依靠“长治久安”、“丰衣足食’等信念支撑［19］。资本积累和利润去向方面，也多以捐输助饷、购置田宅、修路筑桥、祠庙义学等类内容为主［20］。 1、传统文化对晋商行为的影响 传统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涉及技术理性、功能理性之类的内容是不可能有生存发展空间的。中国历史上重农抑商的倾向非常严重，因此无论是技术理性还是功能理性，都只能在制度层面所允许的范围内有限存在或变相存在。晋商与其说成功于自身所具备的商业经营智慧，不如说成功于对中华管理传统的领悟与熟练运用。最终，也失败于这种传统的既定法则。 稳健经营始终是晋商的特色，既然稳定压倒一切，其他的追求和目标就只能在固定的框架内起作用。组织的稳定更多地与成员的利益、态度、观念和组织内部的人际网络结构有关，也就是与非正式的管理结构有关。组织管理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技术理性和功利逻辑，无论其作用还是发挥的空间，都要受到极大的限制。这是农业生产的周而复始，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以及乡土社会的循环往复所决定的。 上述过程中所衍生出的传统理想追求、道德理念和精神气质，在近现代仍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人生理想和道德律令。而晋商票号一旦被道德教化占据了主体精神的位置，自身便无法形成规范、清晰的管理制度和相应框架。教化本身所营造出的现实生存环境，必定要扼杀个性和创造性，造成管理方面极为不利的后果。某种意义上，带有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式的晋商票号、缺乏流动性的长期经营实践，使它更强调成员的“修身”，而将技能、规范、功利等退居次要地位。“德行”是对票号成员最重要的评价标准。这些特征与政治化管理所强调的忠心、服从，以及中国传统管理的求善、求治目标是相一致的。 因此，晋商票号虽然层级分明、秩序井然，其管理控制过程却并未实现现代化和制度化，而更多是借重亲子、朋友、同乡等类情感化的因素去融通、感化或者威慑。历代晋商票号虽然培训出了大量合格的近代金融业职业人选，却绝对禁止人力资本的流动。而人力资本作为在生产要素之一，流动是其客观现实所需。也是一个必要条件。此外，票号重经验而轻思辨的管理逻辑，也是这一群体虽显赫一时却没能产生职业技术规范的客观原因［21］。 2、晋商规避商业金融风险的错误选择 明清商人防范商业风险的若干举措，一是对政治力量的崇拜和依附。诚如《皇朝经世文编•盐法考》（卷50）所言：“官以商之富也而朘之，商以官之可以护己而豢之。”交通王侯是商人利润的一个重要流向，晋商在“行媚权贵”上的做法可以说是比较突出的［22］。二是商人通过组成商帮、建立会馆形成合力，增强抗御风险能力。明清时期遍布全国的晋商会馆，多为晋商形成商帮并落籍客地后逐步建立的同乡、同业组织。晋商据此进行自组织形式的管理，通过“祀神、合乐、义举、公约”等活动，建立起社区化的基层社会。［23］ ―――――――――――――――――――――――――――――――――― 18、刘建生、刘鹏生合著《山西近代经济史》载：日升昌掌柜雷履泰因与副手之间矛盾激化，以撤销日升昌各分号相要挟，迫使票号东家李大全裁撤对手，并给雷履泰下跪平息此事。99页。 19、参见刘建生、刘鹏生合著《山西近代经济史》：第三章、山西商人的长足发展及衰落、333页。作者认为山西商人因其垄断地位的保持及其与政权力量的结合，决定了他们的保守性。因此其思想意识与封建制度是相适应的，并以获得盈利为满足，不思进取。 20、参见《明清晋商资料选编》、294－309页。 21、以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为例证的社会对晋商文化的总结，无非“智”、“信”、“义”三大说法，整体上还停留在传统儒学的核心价值范围，而与经济金融的专业运营和管理思想无涉。这一观点也是造成今日晋商研究无法摆脱就事论事的困惑所在。 22、刘可为在其“从山西票号的衰亡探析企业的经营与制度创新”一文中断定，与封建政府联系过紧，脱离了商品经济的土壤，使山西票号成了清王朝的殉葬品。参见穆雯瑛主编•中国近现代史料学学会《晋商史料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268页。 23、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132页。 结 论 近代的中国社会没有经历过类似西方工业化的历史巨变，因此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极不发达，专业化、职业化始终处于浑沌、未开发状态。加之历史形成的一体化社会制度和观念，容易把不同领域的管理过程看作是同一的过程。这种一体化管理表现为以对人的教化、训练为起点，既没有技术规范和职业规范也没有理性的职能化分工体系。而在传统的管理方式中，事物的善恶总是比是非对错更重要，同样地，稳定与协调、生存与延续，也总是比效率和效用乃至“事功”更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晋商票号的历史宿命。 传统管理的得失功过可以归结为五个基本方面：1、长于精神而失之于物质；2、长于协调而失之于功利；3、长于稳定而失之于变革；4、长于统合而失之于具体；5、长于人事而失之于理性。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了晋商票号管理现代化的历史包袱，它严重地障碍了票号管理思想的进步、组织的革新以及内部的体制改革。反对变革、摒弃竞争、畏惧冒险的强大心理惯性，不仅影响了票号的进一步发展，而且阻碍了中国早期金融业的技术职业化和工具理性发展，这是近现代金融管理工具和管理手段在晋商票号中没有生长土壤的原因，也是票号管理者学习现代西方管理的一种思维障碍使然。 以环境制度层面的观念、文化、意识形态为最高价值理念，以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手段为工具，必然形成传统的严格的政治化管理。由于技术理性和形式化功能理性的价值没有确立起来，组织中起作用的力量更主要地表现为一种政治作用过程。这一过程的惯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当发现“效率”、“效用”一类有违或妨碍传统经营原则和基本商业信念的时候，晋商这样接受传统教化的机构组织是宁可弃之不用。新制度经济学所承认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一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在这里选择究竟是否明智、是否有理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具有趋利避害本能的人，总要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换句话说，辉煌一时的晋商票号，鉴于所处时代制度缺陷的实际状况，有某种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可能性。
1、《山西行》宋代诗人沈与求
原文：
山西健儿好身手，气如车轮胆如斗。
十五射猎少年场，戏格黄罴同拉朽。
译文：山西的健儿们个个好身手，气魄像车轮一样，胆气如斗一样。十五岁就在少年场射猎中大放光彩。
2、《送吴秀才之山西》唐代诗人朱庆馀
原文：
泽潞西边路，兰桡北去人。
出门谁恨别，投分不缘贫。
译文：前往山西霍山以东及河北涉县地，乘着小舟向北方驶去。出门都恨分别，情投意合不会在意钱财多少。
扩展资料
在中国明清以来的近代经济发展史上，驰骋欧亚的晋商举世瞩目，山西特别是以太谷、祁县、榆次、平遥等为代表的晋中盆地商人前辈，举商贸之大业，经营范围包罗万象，夺金融之先声，钱庄票号汇通天下，称雄五百余年，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纪性繁荣，在神州大地上留下了灿烂的商业文化。
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晋商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在中国商界称雄达500年之久。晋商之家族不同于一般官绅家族，它是具有商业烙印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家族。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晋商文化
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之称，向来重视家教。历史上见诸典籍的家训并非鲜见，为后人称颂的也很多。而“不成文”，也是我国家规家训的一大特点，成为日常生活行为规范的有机部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一些家风家训中的精华融入新的道德建设中，许多脍炙人口的家训，已经是“家家之训”，形成家家之风。家风是一个家庭在世代传承中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定的道德规范、传统习惯、为人之道、生活作风和生活方式的总和，它首先体现的是道德的力量。注重家风建设是我国历史上众多志士仁人的立家之本。从古至今，颜之推《颜氏家训》、诸葛亮《诫子书》、周怡《勉谕儿辈》、朱子《治家格言》、《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等等都在民间广为流传，闪烁着良好家风的思想光芒。历史上的“孟母三迁”“岳母刺字” 等等，同样展现着良好的家风。“非淡澹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等教子中的古训至今为世人尊崇。好的家风不但对自己有利、对子女和家人有利，也逐步影响着大众的道德水平与社会的风气。家风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原生家庭中。原生家庭家风好，这个人就会茁壮成长；原生家庭不重视家风建设，这个人在成长中就会走弯路。好的家风会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如：良好的道德氛围、健康的思想氛围、积极的情感氛围、认真的学习氛围、节俭的生活氛围等等。正是这种氛围，造就了一个个身心健康的人、有作为的人乃至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可以说，好家风打造了儿童成长的好摇篮。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婚姻家庭领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恋爱观上的拜金主义、婚姻中的草结草离、家教中的过分溺爱、孝亲中的漠视老人，甚至一些有名望和社会地位的人由于不重视家风建设致使自己尤其是子女走上了犯罪道路，教训是沉痛的。它从反面证实了家风建设的重要性。家风建设的关键在家长。家长首先要成为家风建设的有心人，才能有意识地创立自己的好家风、延续自己的好家风，使整个家庭与子女受益。各级领导干部尤其要带头搞好家风建设，带头教育好子女。人们习惯于上行下效，领导干部的好家风会对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在加快改革步伐、努力实现中国梦的新形势下重提家风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家庭建设影响着社会建设，好的家风会带动好的社会风气。所以，好家风就是一种正能量。我们要从每个家庭做起，让家家有个好家风、家家培育文明人。如此坚持下去，社会的正风正气就会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就会进一步提高。
解读晋商精神一个甲子前倨后恭晋商曾经的辉煌让一个甲子以来总是在国家能源重化工基地上前倨后恭的山西人可以说一句：咱祖上也阔过，而且那还不是一般的阔啊，是横穿明清两个朝代五百多年、跨越欧亚美非数大洲的商帮之首富呢！之所以说是前倨后恭，也确有原因。先看前之倨：首则那能源重化工基地先前是国家计划下不可或缺的。在共和国的60年历程中，前一半，山西的日子较之全国其他地方，是具有独特优势的，当今人们的理念是哪里有资源，哪里就有话语权，可这是当今的理念，那个时代是计划经济，资源给山西带来的是大投资，但利润并没有留在山西，如若能平平和和地“计划经济”倒也真是山西人的福气，可惜，那近30年中计划几乎天天伴着没完没了的政经运动和上下左右的社会折腾，疗养至今也未必结束【注1】；但因了那重型基地，还是建成了重型机械、钢铁、军工、铁路机车、化工、水泥、电力的倚重型的工业格局，城市的居民确是“被分配”就业相对较多，待遇也是有保障的；次则山西的农村虽然一如其他地方贫穷，但其地理纬度适中，自然条件虽然不好，可是十年九旱，却较之动辄水虫雹冻的难以预见尚未到更坏，加之山西历史上即人文积淀深厚，儒释道荟萃，尤其两千年的崇公（关公）尚义和佛教文化的影响，整体上民风淳朴，注重亲缘关系，相对暴戾之气较少，人际合作的基础较好，出现大寨这样的农村榜样还真不是偶然。再看后之恭：这个甲子的后30年，山西先是惯性地被罩在了从前中央政府五年计划的投资阴影下走不出来，但渐渐品出些改革滋味的山西人发现这个真是不大灵光了，山西廉价出卖的是自己脚底下优质的资源，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定价话语权和资源补偿费用，更重要的是旧的设备无法得到更新升级，体制转型中许多既有的规范难以适应新的关系的调整，在种种追求急切改变困境的浮躁心绪支配下，不规范的运作、不安全的开采不仅导致矿难不断，竟使山西政界官场一片惶惑，不知道“心在哪里安放”？【注2】山西的民众包括那些“煤老板”也同样惶惶然摆脱不了资源的梦魇。制度转型中的种种欠缺，使山西的财富分配畸形，不仅贫富严重不均，而且先富者也缺少先祖们的精神涵养和修行。他们成了发山西煤财、炒北京别墅、飚越野悍马的暴发户。三晋大地上空漂浮的悬浮煤灰，在不到百年时间，竟然把晋商五百年的历史的辉煌遮蔽得如此严密？（图片说明：山西灵石晋商大院——“王家大院”石雕）躬身探究晋商精神随着这后30年的恭（躬）下身来近距离分辨，穿越厚黑的煤灰幕帐，跨越狭隘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藩篱，不断有学者探究着晋商的种种足迹事迹事业视野。虽然躬身有些许被迫之意。在改革开放初期，即有日本学者对山西商人的研究成果震动了在山西的金融经济史学者【注3】。建筑学家阮仪三先生铲下救出平遥古城，否则，余秋雨先生就不知道在哪个真实可触的地方去“抱愧山西”了。但是后来一些影响巨大的影视文学作品却恰恰曲解了真实的晋商精神。譬如著名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当然用不着苛求文学、小说。有如在相当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教育告诉我们一些极抽象又被滥用的“价值判断标准”：凡是富人的财富都是剥削而来，甚至是靠“半夜鸡叫”般的荒唐，刘文彩、南霸天之类的残暴获得的，其谬音流布，虽于今尚有余韵，但因其弄公权以欺世人的太过拙劣，在残存的晋商史料记载面前，已成为令人宽容大度哑然失笑的证伪例证。那些浩如烟海的林林总总的史料里发掘到的晋商共有的品质灵魂有哪些？尽管见仁见智，但晋商那些共同的精神可以由少到多由简入繁地来概括：义——即崇尚正义，以义制利，义乃正当正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制度中的从不强迫他人清欠、但底线即商务绝交，仅此而已，并不断人其他生路，这虽是没有武力保障，缺少公共权力维护下的不得已，但在冷兵器时代的这种以自己承担“无限责任”风险的商人，可以当得起义薄云天了。古代罗马法庭前的正义女神雕像背后刻有一句古老的法偐：“为了正义哪怕天崩地裂！”新旧文明尚相益，东西义理本自同。价值的普世性就在于即使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同样可以读懂义为何物？诚信——即古往今来海内境外太阳底下最不新鲜的民商事法律（且不论其习惯还是成文）“帝王原则”。如果说义是做人的底线，诚信则是商人的底线操守，这其实并不需要多少聪明智慧去判断，在熟人社会也是容易做到的，而晋商在漫长的岁月中，在不断开辟着新的商业道路，五百多年的历程中保留这样的铁律，并使之成为桑梓地经商处世代接替的社会遗传密码，以至于海外的甚至拉美的一些国度至今都以晋商售茶作为诚信的化身和代表。家传的口述的书载的史记的不可枚举。谨防急功近利鼠目寸光，晋商的诚信是味良药，日久见真心，由此而来。重商业——以商为业，重商立业，襟怀坦荡，对外圆融称作儒商（此处儒字泛化为读书修文之意，并非仅仅属于某流派学说），对内直接纯粹，就是以商为本业，为职业，为事业，没有低人一等、二等公（臣）民，或等外臣民的羞愧和矫饰。这也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挑战，诸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士农工商阶层的排序，他们不在意，倒是影响巨大的电视剧《乔家大院》里隐隐约约掺进去些不大纯粹的官本位和读书做官理想。其实晋商真是把皇权社会中官家士族文人雅士视作末流的商事活动，演绎得风生水起，令距其百多年后的人们看得感慨唏嘘叹为观止！勤俭律己——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克勤克俭，律己以严、宽以待人等等，几乎是所有兴盛数代的晋商的家训店规章程中的题中必有之义。无须四处搜寻翻检，随便打开一本晋商史料，都能找到这类大同小异的“章程”“规范”。“齐家务要严肃应事务要和缓”“居室务要兼用知过务要即改”【注4】至于什么赌钱嫖妓、纳妾包二奶更在禁止之列。当然规定是规定，但违反者总是存在，甚至很严重的，但规则的制定就是被违反的，否则规则即失去了规范定则之义。所有的规范可能都意味着不容易做到，明清晋商的身体力行之普遍世所公认。奠定了在皇权专制社会下不啻最高道德群体——官宦大夫科举士人。故而才有所谓雍正皇帝之叹：山右之人一等者经商，次者力农，再次者方去读书。乡缘和为贵——所谓乡缘地缘是晋商规模拓展的规则。譬如在“北京的布行，多为山西翼城人经营，鲜鱼口往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注5】和为贵本就是儒家和谐文本的基础，也是经商之人崇奉和气生财、互利多赢，不然则商战不断、内讧纷起、煞星戾气、不剩赢家。但是，有原则的和方为尊贵。晋商普遍的用人原则为“用乡避亲”，有人谴责这种用人方法的封闭性。其实第一，在社会生活节奏相对迟缓的农耕皇权社会下，公共服务保障匮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用具有乡（地）缘的熟人，对自己的商号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考核和监督成本，对本乡而言正是惠及乡里的根本举措。第二，用乡而避亲（如通常不用少爷、姑爷和舅爷）既避免了最常见的角色冲突，又能更大限度地发挥职业经理人（掌柜）的积极作用。这较之现代企业的人际管理并不逊色。第三，这种由乡缘地缘关系缔结的互助合作模式，担纲了皇权社会下基层社会公共产品匮乏的自治管理和基本互助，也是晋商能在五百年间和谐发展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这种运作不独晋商，其他商帮也多少都是实行类似的社区关怀，包括儿童的教育、失去劳动力的鳏寡孤独的“五保”，只可惜未能发展出现代西方家族企业的托拉斯（Trusts，即信托基金），或假以时日有所镜鉴，尚可期待？第四，晋商和谐发展的物质和制度基础是其著名的学徒年资身股分红制，更是西方上世纪30年代之后方出现的“人民资本主义”和现代的职业经理人期权激励机制的古代中国版。仔细观察晋商的制度，发掘其精神，更能体味出那种千年易过而人性难变的普世沧桑。第五，晋商和谐发展的精神基础集中体现于崇公好义。其外化形式即关羽崇拜。关羽也起到了类似宗教那样的精神凝聚力图腾偶像的作用。时至今日，海外许多华人的商铺、店堂、甚至办公室都供奉关羽像，不时顶礼膜拜。对自己耳提面命：在商言商，但要以义制利，取财有道，谨记在心……虽并不一定有法律强制力，但日久成习惯，动辄就大喝：此是否不义之财？晋商的道德教化正是靠这样点点滴滴渗进经商人的头脑之中，逐步内化成为其心中的道德律。而在内地这样子的摆设开始是“港化”的时尚而已，是否也会由外而内，水滴石穿渗进心中，百年风尘洗涤干净，需要时日。这是我理解的晋商精神，她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自洽体系。这真是：五百年经商义制利 一世纪动荡戾毁德
1，晋商对经理人的考核主要针对其宏观把握局势的能力。“经理聘用之前，先由财东对此人进行严格的考察，确认其人有所作为，能攻善守，多谋善变。”（李宏龄：《同舟忠告》）而徽商更强调经理人的理财能力，对备选人的财务管理能力要求甚高，即所谓“举资负授诸掌计者，坐受成”。此外，工于心计和节俭自律也是徽商选择经理人的标准之一。 2，晋商、徽商均通过实践锻炼来提高从业者的素质，在使用过程中通过培养考核来选拔人才，但二者在选才范围上存在差异。晋商选人主要以同乡为主，条件近乎苛刻，没有通融的可能。李谓清《山西太谷银钱业之今昔》载：晋商选拔人才，“年龄必须十五以上，二十以下，身高须满五尺，家世清白，五官端正，毫无残缺，语言辩给，举动灵敏。须仪态大方，习于礼貌，不惮远行者方为合格。”徽商选用人员大多来源于同族。一方面注重考核个人勤苦、谦和、忍耐、变通、俭朴、知义理方面的素质，另一方面也要顾及家族的利益，《茗州吴氏家典》载：“族中子弟不能读书，又无田可耕，势不得不从事商贾，族众或提携之，或从其他亲友处推荐之，令有恒业，可以糊口，勿使游手好闲，致生祸患。” 3，徽商繁盛于明清，晋商繁盛于清代中期。 4，在经营理念上：晋商重钱不重官，“学而优则商”，从小就教育孩子怎样赚钱；徽商重官不重钱，赚钱为做官，从小就教导孩子为官，把成功希望寄托于官场上。 5，在经营内容上：晋商以票号为主，兼营北方所需的粮、棉、盐、茶叶等。徽商崇尚文化，亦儒亦商，培育“贾而好儒”的品格，主要以钱庄为主，经营盐、茶、木，或以丝绸、粮食谋取大利。 6，在地域上：晋商的主要经营范围是通过走西口，向晋北、内蒙及以北等地发展；徽商主要在两淮、江浙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时顺运河或海路北上至京津地区。 7，在经营方法上：晋商以小胜大，往往是从小商小贩作起，精打细算，资本逐步积累，稳定发展，且各成体系；徽商则以观察入手，投机取巧，互相联合，形成商帮。自己选一个吧…
自古以来，会馆就是联络乡谊、聚会议事、沟通信息、维护同乡同行利益的处所。而山西会馆则是晋商的中心社团，是晋商的“叙语之地,正可坐论一堂,以谋商业之公益”。但不知你是否留意过，晋商不仅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修建有华美的宅院，同时在全国各地也留下了许多精美的建筑。山西的晋商大院，大都是它们的主人在明代及清康熙、乾隆年间，在外经商发迹后开始修建的，有的修建期甚至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的漫长岁月。同样，晋商在全国各地留下的富丽堂皇的建筑，也是随着晋商的发展而修建起来的。山西商人的生意在外面兴盛了多少年，那些建筑也修建了多少年。一个山西籍的年轻摄影人，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历尽艰险，走遍大江南北，凭着一个执著的梦想，用他手中的相机记录下晋商在全国各地修建的会馆。通过他的镜头，我们看见了那些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晋商会馆，山西商人到底在全国建立了多少会馆?过去没有现在更难以有确切的统计。可以说，凡是商贸繁华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凡是山西商人聚集的地方就有山西会馆。商人的锱铢必较本是善于经营的表现，厚道和忠诚更是经商的一种美德，又有什么不好呢?还有，如果把他们的“学而优则商”归之为目光短浅的话，那么，也只有“学而优则仕”才是惟一正确的了?至于有人说晋商“在文化上不曾有过多少建树”，更是站不住脚的。在这里且不说其它方面，仅从会馆来说，晋商在全国各地建立的上百座或更多的精雕细琢的会馆、戏楼，无论从数量和品位上看，难道不是一笔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拥资巨万的山西人凭藉着丰厚的资财，不仅将各地高层次的文化引入山西，在自己的故里穷极土木，构筑起一座座精巧别致的民居建筑，同时，也把山西的优秀文化向外传送，在不断的认同和相互适应中，给多年经商的异乡，留下了上百座雕梁画栋的会馆，形成了独具个性的会馆建筑文化。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谈到苏州的“中国戏曲博物馆”时写道：“尤其是那个精妙绝伦的戏台和演出场所，连贝聿铭这样的国际建筑大师都视为奇迹，但整个博物馆的原址却是‘全晋会馆’，即山西人到苏州来做生意时的一个聚会场所。说起来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一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面对着数百张照片，通过摄影师的镜头，我们仿佛看到了晋商曾经的辉煌与荣耀，也读到了他们的无奈与凄凉。历经百年沧桑而依然巍然屹立的会馆，尽管残破、尽管落寞，却依然散发着一种魅力，让人情不自禁地追寻、向往。季风
反正评职称，考研提供材料都是我们学校黑名单，请问您用在什么地方，每个学校都有刊物黑名单，刚好《商情》是我们学校黑名单，正规刊物很难随便发表的
新晋商刊物比较好。因为《中国民商》一般般，之前说要上知网来着，结果19年刊期开始上了没几期就被下架了。知网没有继续更新该期刊的文章，就表示知网不再收录。目前是正常收录万方了。
中国民商比较好一点，扩展：中国民商隶属于科技部唯一一家财经媒体,第一手的财经实时资讯,精准的政策解读,以“为改革发声,为民企立言”为办刊宗旨,服务于广大社会。中国民商网依托于《中国民商》杂志
漫天飞的社会，擦亮眼睛不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