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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秦王政兼并了六国，结束了战国割据的局面，统一了中国。他觉得自己的功绩比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还要大，不能再用“王”的称号，应该用一个更加尊贵的称号才配得上他的功绩，就决定采用了“皇帝”的称号。他是中国第一个皇帝，就自称是始皇帝。他还规定：子孙接替他皇位的按照次序排列，第二代叫二世皇帝，第三代叫三世皇帝，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一直传到千世万世。全国统一了，该怎样来治理这样大的国家呢？在一次朝会上，丞相王绾（ 音wān）等对秦始皇说：“现在诸侯刚刚消灭，特别是燕、楚、齐三国离咸阳很远，不在那里封几个王不行，请皇上把几位皇子封到那里去。”秦始皇要大臣议论一下，许多大臣都赞成王绾的意见，只有李斯反对。他说：“周武王建立周朝的时候，封了不少诸侯。到后来，像冤家一样互相残杀，周天子也没法禁止。可见分封的办法不好，不如在全国设立郡县。”李斯的意见正合秦始皇的心意。他决定废除分封的办法，改用郡县制，把全国分为三十六个郡，郡下面再分县。郡的长官都由朝廷直接任命。国家的政事，不论大小，都由皇帝决定。据说秦始皇每天看下面送来的奏章，要看一百二十一斤（那时的奏章都是刻在竹简上的），不看完不休息。可见他的权力是多么集中了。在秦始皇统一中原之前，列国向来是没有统一的制度的，就拿交通来说，各地的车辆大小就不一样，因此车道也有宽有窄。国家统一了，车辆要在不同的车道上行走，多不方便。从那时候起，规定车辆上两个轮子的距离一律改为六尺，使车轮的轨道相同。这样，全国各地车辆往来就方便了。这叫做“车同轨”。在秦始皇统一中原之前，列国的文字也很不统一。就是一样的文字，也有好几种写法。从那时候起，采用了比较方便的书法，规定了统一的文字。这样，各地的文化交流也方便多了。这叫做“书同文”。各地交通便利，商业也发达起来，但是原来列国的尺寸、升斗、斤两的标准全不一样。从那时候起，又规定了全国用统一的度、量、衡制。这样，各地的买卖交换也没有困难了。秦始皇正在从事国内的改革，没想到北方的匈奴打了进来。匈奴本来是我国北部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战国后期，匈奴贵族趁北方的燕国、赵国衰落，一步步向南侵犯，把黄河河套一带大片土地夺了过去。秦始皇统一中原以后，就派大将蒙恬（音tián）带领三十万大军去抵抗，把河套一带地区都收了回来，设置了四十四个县。为了防御匈奴的侵犯，秦始皇又征用民夫，把原来燕、赵、秦三国北方的城墙连接起来，又新造了不少城墙。这样从西面的临洮（今甘肃岷县）到东面的辽东（今辽宁辽阳西北），连成一条万里长城。这座举世闻名的古建筑，一直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古老悠久文明的象征。后来，秦始皇又派出大军五十万人，平定南方，添设了三个郡；第二年，蒙恬打败了匈奴，又添了一个郡。这样，全国总共有四十个郡。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因为开辟了国土，在咸阳宫里举行了一个庆祝宴会，许多大臣都赞颂秦始皇统一国家的功绩。博士淳于越却重新提出分封制度不能废除，他认为不按照古代的规矩办事是行不通的。这时候，李斯已经做了丞相。秦始皇要听听他的意见。李斯说：“现在天下已经安定，法令统一。但是有一批读书人不学现在，却去学古代，对国家大事乱发议论，在百姓中制造混乱。如果不加禁止，会影响朝廷的威信。”秦始皇采用了李斯的主张，立刻下了一道命令：除了医药、种树等书籍以外，凡是有私藏《诗》、《书》、百家言论的书籍，一概交出来烧掉；谁要是再私下谈论这类书，办死罪；谁要是拿古代的制度来批评现在，满门抄斩。第二年，有两个方士（一种用求神仙、炼仙丹钱的人）叫做卢生、侯生，在背后议论秦始皇的不是。秦始皇得知这个情况，派人去抓他们，他们早已逃跑了。秦始皇大为恼火，再一查，又发现咸阳有一些儒生也一起议论过他。秦始皇把那些儒生抓来审问。儒生经不起拷打，又东拉西扯地供出一大批人来。秦始皇下令，把那些犯禁严重的四百六十多个儒生都埋了，其余犯禁的就流放到边境去。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焚书坑儒”事件。秦始皇正在火头上，大臣们谁也不敢劝他。他的大儿子扶苏认为这样处置儒生太严厉，劝谏他不要这样做。这一来，触怒了秦始皇，命令扶苏离开咸阳，到北方去和蒙恬一起守边疆。
1.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国立最高学府。太学之名始于西周。夏、商、周，大学的称谓各有不同，五帝时期的大学名为成均，在夏为东序，在商为右学，周代的大学名为上庠，在洛邑王城西郊。2.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于京师长安设立太学。王莽时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太学零落。当东汉光武帝刘秀称帝后，戎马未歇，即先兴文教。3.东汉太学始创于建武五年十月(公元29年)，汉光武帝起营太学，访雅儒，采求经典阙文，四方学士云会京师洛阳，于是立五经博士。建武二十七年，建造的太学讲堂"长十（丈）丈，宽三丈"。永建六年(130)，汉顺帝诏修：赶学，"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每年用工徒竟达11．2万人，营建规模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至汉质帝时，太学生人数已有3万余人。4.中文名太学性质古代国立大学最早朝代西汉来自大戴记太学起源“太学”一词西周时已经有了，《大戴记》中说：“帝入太学，承师问道。”西周太学又名大学，天子和诸侯均设之，“，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5.不过辟雍和泮宫不是纯粹的大学，这地方亦如宫廷，贵族们常在这里祭祀、举行宴会、选拔武士、议定作战计划。打了胜仗，也到这里“献俘”“告功”。这是因为：“古人宫室无多，凡祭礼、军礼、学礼，及望气、治历、养老、习射、遵贤之典，咸行于明堂。而明堂、太庙、太学、灵台咸为一地。”辟雍上古虽然有太学，但明堂、太学混而不分，布政、祭祀、学习各种活动都搅和在一块儿，不具备封建教育的专业性与系统性，这只能说是太学的萌芽。6.历史渊源太学是中国古代的的一种大学，始设于汉武帝元朔五年。上古的大学，称为成均、上庠。 董仲舒：“五帝名大学曰成均”，郑玄：“上庠为大学，在王城西郊。”至于夏商周，大学在夏为东序，在殷为右学，在周有东胶，而周朝又曾设五大学：东为东序，西为瞽宗，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中为辟雍。7？到了汉代，在京师设太学，为中央官学、最高学府，太学祭酒兼掌全国教育行政。隋代以后改为国子监，而国子监内同时也设太学。太学建筑太学是汉代出现的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8.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只有私家教学，没有政府设立的传授学术的学校。汉武帝罢黜百家定儒一尊之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始在长安建立太学。最初太学中只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从武帝到新莽，太学中科目及人数逐渐加多，开设了讲解《易经》《诗经》《尚书》《礼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周官》《尔雅》等的课程。汉元帝时博士弟子达千人，汉成帝时增至三千人。9.王莽秉政，为了树立自己的声望，并笼络广大的儒生，在长安城南兴建辟雍、明堂，又为学者筑舍万区。博士弟子达一万余人，太学规模之大，实前所未有。武帝到王莽，还岁课博士弟子，入选的可补官。10.西汉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在长安设太学。太学之中由博士任教授，初设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宣帝时博士增至十二人，王莽当政时又增至三十人。学生称为“博士弟子”或“太学弟子”。太学初建时为50人，汉昭帝时增至100人，王莽时增至10000人，“博士弟子”有免除赋役的特权。“博士弟子入选”，内由太常负责选择，外由郡国察举。11.武帝还下令天下郡国设立学校官，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统。太学和郡国学主要是培养统治人民的封建官僚，但是在传播文化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魏晋至明清或设太学，或设国子学、国子监，或同时设立，均为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董仲舒汉魏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年)，汉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城东南的开阳门外兴建太学。后来汉明帝刘庄还到太学行礼讲经。12.汉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对太学进行了重修和扩建，费一年时间，用工徒十一万二千人，建成两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所招学生称之为太学生。其后，太学生人数多至三万人。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为了刊正经书文字，刻成有名的熹平石经，树立于太学门外，全国各地来观看和抄录经文者，络绎于途。两汉时太学在培养人才和促进文化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一定的作用。13.但随着政治的腐败，太学生开始参与政治。西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王咸曾聚集太学生千余，以图解救执法不阿的司隶校尉鲍宣。东汉晚期陈蕃、李膺等人反对宦官的黑暗统治，得到太学生的支持和响应，于是太学生也成为宦官打击的对象(见党锢)，不少与党人有牵连的人遭到禁锢。熹平元年，太学生被宦官逮捕和囚禁的达一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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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国立最高学府。太学之名始于西周。夏、商、周，大学的称谓各有不同，五帝时期的大学名为成均，在夏为东序，在商为右学，周代的大学名为上庠，在洛邑王城西郊。
2.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于京师长安设立太学。王莽时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太学零落。当东汉光武帝刘秀称帝后，戎马未歇，即先兴文教。
3.东汉太学始创于建武五年十月(公元29年)，汉光武帝起营太学，访雅儒，采求经典阙文，四方学士云会京师洛阳，于是立五经博士。建武二十七年，建造的太学讲堂"长十（丈）丈，宽三丈"。永建六年(130)，汉顺帝诏修：赶学，"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每年用工徒竟达11．2万人，营建规模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至汉质帝时，太学生人数已有3万余人。
4.中文名太学性质古代国立大学最早朝代西汉来自大戴记太学起源“太学”一词西周时已经有了，《大戴记》中说：“帝入太学，承师问道。”西周太学又名大学，天子和诸侯均设之，“，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
5.不过辟雍和泮宫不是纯粹的大学，这地方亦如宫廷，贵族们常在这里祭祀、举行宴会、选拔武士、议定作战计划。打了胜仗，也到这里“献俘”“告功”。这是因为：“古人宫室无多，凡祭礼、军礼、学礼，及望气、治历、养老、习射、遵贤之典，咸行于明堂。而明堂、太庙、太学、灵台咸为一地。”辟雍上古虽然有太学，但明堂、太学混而不分，布政、祭祀、学习各种活动都搅和在一块儿，不具备封建教育的专业性与系统性，这只能说是太学的萌芽。
6.历史渊源太学是中国古代的的一种大学，始设于汉武帝元朔五年。上古的大学，称为成均、上庠。 董仲舒：“五帝名大学曰成均”，郑玄：“上庠为大学，在王城西郊。”至于夏商周，大学在夏为东序，在殷为右学，在周有东胶，而周朝又曾设五大学：东为东序，西为瞽宗，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中为辟雍。
7？到了汉代，在京师设太学，为中央官学、最高学府，太学祭酒兼掌全国教育行政。隋代以后改为国子监，而国子监内同时也设太学。太学建筑太学是汉代出现的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
8.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只有私家教学，没有政府设立的传授学术的学校。汉武帝罢黜百家定儒一尊之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始在长安建立太学。最初太学中只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从武帝到新莽，太学中科目及人数逐渐加多，开设了讲解《易经》《诗经》《尚书》《礼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周官》《尔雅》等的课程。汉元帝时博士弟子达千人，汉成帝时增至三千人。
9.王莽秉政，为了树立自己的声望，并笼络广大的儒生，在长安城南兴建辟雍、明堂，又为学者筑舍万区。博士弟子达一万余人，太学规模之大，实前所未有。武帝到王莽，还岁课博士弟子，入选的可补官。
10.西汉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在长安设太学。太学之中由博士任教授，初设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宣帝时博士增至十二人，王莽当政时又增至三十人。学生称为“博士弟子”或“太学弟子”。太学初建时为50人，汉昭帝时增至100人，王莽时增至10000人，“博士弟子”有免除赋役的特权。“博士弟子入选”，内由太常负责选择，外由郡国察举。
11.武帝还下令天下郡国设立学校官，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统。太学和郡国学主要是培养统治人民的封建官僚，但是在传播文化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魏晋至明清或设太学，或设国子学、国子监，或同时设立，均为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董仲舒汉魏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年)，汉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城东南的开阳门外兴建太学。后来汉明帝刘庄还到太学行礼讲经。
12.汉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对太学进行了重修和扩建，费一年时间，用工徒十一万二千人，建成两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所招学生称之为太学生。其后，太学生人数多至三万人。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为了刊正经书文字，刻成有名的熹平石经，树立于太学门外，全国各地来观看和抄录经文者，络绎于途。两汉时太学在培养人才和促进文化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13.但随着政治的腐败，太学生开始参与政治。西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王咸曾聚集太学生千余，以图解救执法不阿的司隶校尉鲍宣。东汉晚期陈蕃、李膺等人反对宦官的黑暗统治，得到太学生的支持和响应，于是太学生也成为宦官打击的对象(见党锢)，不少与党人有牵连的人遭到禁锢。熹平元年，太学生被宦官逮捕和囚禁的达一千余人。
2000年以来出版著作及发表论文等科研成果情况 （一）著作《韩非子趣读》，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年8，台湾先智出版2002年11月再版，23万字，独立。《中国审美文化史·先秦卷》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0年10月，29万字，独立。《先秦文学史》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年5月，20万字，独立。《诗骚考古研究》，香港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23万字，独立。《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学习出版社2007年5月，52万字，独立。《英汉对照诗经》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0年1月，31万字，二人并列。《中国文学精神·先秦卷》2003年12月，24万字，二人并列。《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四卷本）2002年3月，120万字，位次2。《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卷本）2004年5月，80万字，位次2。《中国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105万字，位次3。《中国审美文化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6月，58万字，位次2。《经典常读：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三十本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38万字，参撰。《诗骚分类选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参撰。《中国古代文学跨学科研究》（位次2），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二）论文《“于我心有戚戚焉”：读〈孔子答客问〉》，《孔子研究》（CSSCI）2000年第2期， B类《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文学遗产》（CSSCI） 2000年第2期， B类《还原孔子生命的新作》，《文论报》2000年7月1日。《风诗古今接受异同说》，《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0年7月，10000字，第1位。《高亨老子研究的考古新证》，《山东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11000字， B类（该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1期转摘，被人大复印资料【B5】全文复印），《说孟子的傲气》，《齐鲁名人》2001年第4期，5000字。《论山海经的原始征兆信仰及其文化考察价值》，《人文述林》第四辑，2001年8月，10000字《复原〈诗经〉名物的生命》，《诗经研究丛刊》第一辑，2001年7月，5000字，独立。《从人本、人伦到人情：论先秦诗歌情理激荡的内在驱力》，《文艺报》2002.2.26，C类《“乐亡（毋）离情”：〈孔子诗论〉“歌言情”说》，《文艺研究》（CSSCI） 2002年第2期， A类（该文被人大复印资料【J2】全文复印）。《〈离骚〉代言及其三歌考索》，《东方丛刊》2002年第4期，12000字，B类。《王国维的“新发现”与“文学考古学”》，《人文述林》第五辑2002，10000字。《“文学考古”刍议》，《光明日报》2002.11.27，5000字，独立，B类《周代“采诗说”的文物新证》，《民俗研究》2002.4，7000字，B类《思孟学统、孟子之傲及其遗响》，《人文述林》第六辑2003.9，9000字《人本、人伦与先秦偏于主观表达的文学精神》，《人文述林》2004.9，10000字《出土文物与屈原创作的认定》，《东方丛刊》2005年第1期，B类（该文被人大复印资料【J2】2005年第8期全文复印）《厅堂说唱与汉乐府艺术特质探析》，《文史哲》（CSSC） 2005年第3期，A类（该文被人大复印资料【J2】2005年第9期全文复印）《庄子与老子关系的再审视》，《理论学刊》2005年第11期，C类（该文被人大复印资料【B5】2006年第1期全文复印）《考古释“鱼”》，《第六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5年《考古发现与论语释惑》，《人文述林》第八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诗经研究多维视角的拓展与交汇》，《诗经研究丛刊》，2006年《含蕴深婉，环环相扣》，《中学生阅读》2006年第1期《先令券书与孔雀东南飞释疑》，《中国文化研究》(B,CSSCI)2006.2夏之卷《论山海经的原始征兆信仰及其民俗文化考察价值》，《民俗研究》(B,CSSCI)2006年第3期《筮人掌三易及〈周易〉在先秦的传播》，《周易研究》(CSSCI)2006年第5期， B类《“说”“传”“语”：先秦“说体”考索》《文学遗产》(CSSCI)2006年第6期，B类（该文被人大复印资料【J2】2007年第4期全文复印）《诗经与汉乐府传播方式的比较研究》，《人文述林》2006.12《考古与嫦娥奔月研究新证》，《人文述林》2007.12《“对话式”与“表演式”：〈诗经〉、汉乐府初始传播方式的比较研究》，《诗经研究丛刊》第十四辑，2008年1月《文学考古：文学史的复原与拓新》，《社会科学报》2008.1.10《解读济南》，《海内此城古，济南名士多》，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1《〈庄子〉寓言三种与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学刊》2008年第4期，C类《一种凸显着“逻辑”的历史描述——读〈中华审美文化通史〉》，《出版广角》2008年第6期《中和：〈诗经〉的审美理想与中国文化的基本品格》，见《名家品诗经》，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年1月《汉代俗赋与中国古代小说发生研究》，《理论学刊》2009年第5期（该文被人大复印资料【J2】）2009年第9期全文复印）《厅堂说唱与汉乐府艺术特质探析》，《文艺民俗学论文集》，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7月《高亨文献考据的治学方法及其学术价值》，《文学遗产》2009年第6期(B,CSSCI)《出土文献与〈两汉全书〉之“全”》，《东岳论丛》2010年第8期(B,CSSCI)《“说”“传”“语”：先秦“说体”考索》，《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年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从卦象爻位看〈周易〉阴柔阳刚的两仪分合》，《周易研究》2011年第1期(B,CSSCI)《〈诗经〉“葛藟”考辨》，《船山学刊》2011年第3期（CSSCI扩展版）《馨香的庄重与浪漫：〈诗经〉芳香植物解读》，《理论学刊》2011年第4期（CSSCI扩展版）《楚简〈缁衣〉、子思子与引〈诗〉证说》，《诗经研究丛刊》第二十辑，学苑出版社2011.9《学思并重，不罔不殆：说说我们的师承和学统》，《山东大学报》2011-10-15《行吟泽畔：屈辞传播方式考索》，《中国楚辞学》第17辑（2011年12月）《楚简〈缁衣〉、子思子与引〈诗〉证说》，《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第1期（春之卷）(B,CSSCI)《〈汲冢琐语〉与先秦“说体”考察》，《理论学刊》2012年第4期（CSSCI）
1.《〈五行〉学说与〈荀子〉》，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2. 《论汉代〈诗经〉著述之内外传体》，刊载于《国学研究》第三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版。3.《学术上的闻一多：论〈古典新义〉之新》，收入《古典新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商务印书馆2011年12月出版。4.《说评点》，刊载于《文史知识》2011年第11期。5.《论屈原诗歌的比体艺术》，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被收入《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1年第6期，教育部语言文字报刊社《语文建设》2012年第2期“论点摘编”部分摘要介绍了本文的部分论点，题为《〈离骚〉的比体艺术》。6.《中国寓言研究反思及传统寓言视野》，刊载于《文学遗产》2011年第1期。7.《简帛〈五行〉篇与〈尚书〉之学》，收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古籍研究中心主编《先秦两汉古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8.《论楚辞文化学研究的问题——以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为考查中心》，刊载于《中国诗歌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2010年5月。9.《〈庄子〉和先秦道家散文艺术》，收入熊礼汇主编《中国古代散文艺术二十四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10.《“纯绿”还是“纯缘”：一个〈诗经〉学的误读》，刊载于《文献》季刊，2010年第1期；被收入《北大中文学刊》（201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11.《论简帛〈五行〉篇与〈诗经〉学之关系》，刊载于《文学遗产》2009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0年第4期全文转载；又收入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编《燕园论诗：中国古代诗歌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12.《〈离骚〉三论》，刊载于《国学研究》第2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收入《北大中文学刊》（201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13.《简帛〈五行〉篇与孟子之学》，刊载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2009年第10期全文转载；又被摘要收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国学文摘》第1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7月。14.《〈史记〉：那个时代的“文学”》，刊载于《文史知识》2009年第3期。15.《〈诗经〉学误读二题》，刊载于《枣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16.《理解孔子》，刊载于《在北大听讲座》第17辑，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12月。17.《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自恋倾向：以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为考查中心》，刊载于台湾远东科技大学《远东通识学报》第1期，2007年7月。18.《〈两都赋〉新论》，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收入《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7年第2期，《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7年第6期全文转载。获得“北京大学第十一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11年3月3日）。19.《上博战国楚竹书〈诗论〉的〈诗经〉学史价值》，刊载于《中国诗歌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2005年8月。20.《先秦两汉文学与哲学》，收入《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先秦两汉卷，傅璇琮、蒋寅总主编，赵敏俐、谭家健分卷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21.《现状和困境：近年来〈诗经〉研究平议》，刊载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5年第12期全文转载。22.《归乡情悲：〈采薇〉新释》，刊载于《文史知识》2005年第6期。23.《论上博战国楚竹书〈诗论〉的〈诗经〉学史价值》，收入《立雪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4月。24.《关于先秦寓言的追问》，刊载于《文史知识》2004年第6期。25.《论屈原作品中的“男女关系”隐喻》，收入《先秦两汉文学论集》，学苑出版社2004年7月。26.《卫宏作〈诗序〉说驳议：兼申郑玄子夏作〈大序〉、子夏毛公作〈小序〉说》，刊载于《中国学术》第十四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8月。27.《史学、文学、经学：〈史记〉特质三层》，刊载于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Ⅱ（《国际中文研究》第二辑），博特拉大学出版社（UNIVERSITI PUTRA MALASIA PRESS）2001。28.《孔子天命意识综论》，刊载于《孔子研究》1999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马列哲学政治及社科类）1999年12期全文转载。29.《论〈诗经〉汉学宋学之异同》，刊载于《文史哲》1999年第4期。30.《论共时性理解对〈诗经〉、〈楚辞〉研究的意义》，刊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9年第7期全文转载。31.《史记：司马迁人格的完成》，收入孙以昭主编《中国文化与古典文学》，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32.《试论荀子的人文意识》，刊载于《孔子研究》1991年第3期。33.《论〈诗经原始〉在〈诗经〉学史上的进展及其保守性》（合作），刊载于《学术交流》2011年第8期。34.《朱子〈诗〉学特征论略》（合作），刊载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35.《历史性：汉字阐释的原则》（合作），刊载于《人文杂志》1996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语言文字学》1996年第8期全文转载。36.《关于汉字构形功能的确定》（合作），刊载于《安徽教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37.《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合作），刊载于《学术界》1995年第1期。38.《汉字形义关系的疏离与弥合》（合作），刊载于《语文建设》1994年第1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语言文字学》1995年第3期全文转载。39.《〈说文解字〉与儒家传统》（合作），刊载于《江淮论坛》1994年第6期。40.《汉字阐释与图腾遗风》（合作），刊载于《东南文化》1994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语言文字学》94年第6期全文转载。41.《论屈原的理性精神》（合作），刊载于《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这里面有几篇关于先秦的论文，但是都是大篇幅的，不是名人的，是一些学生的论文~你自己下载下来在斟酌一下，去粗取精~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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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行〉学说与〈荀子〉》，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2. 《论汉代〈诗经〉著述之内外传体》，刊载于《国学研究》第三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版。3.《学术上的闻一多：论〈古典新义〉之新》，收入《古典新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商务印书馆2011年12月出版。4.《说评点》，刊载于《文史知识》2011年第11期。5.《论屈原诗歌的比体艺术》，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被收入《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1年第6期，教育部语言文字报刊社《语文建设》2012年第2期“论点摘编”部分摘要介绍了本文的部分论点，题为《〈离骚〉的比体艺术》。6.《中国寓言研究反思及传统寓言视野》，刊载于《文学遗产》2011年第1期。7.《简帛〈五行〉篇与〈尚书〉之学》，收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古籍研究中心主编《先秦两汉古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8.《论楚辞文化学研究的问题——以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为考查中心》，刊载于《中国诗歌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2010年5月。9.《〈庄子〉和先秦道家散文艺术》，收入熊礼汇主编《中国古代散文艺术二十四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10.《“纯绿”还是“纯缘”：一个〈诗经〉学的误读》，刊载于《文献》季刊，2010年第1期；被收入《北大中文学刊》（201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11.《论简帛〈五行〉篇与〈诗经〉学之关系》，刊载于《文学遗产》2009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0年第4期全文转载；又收入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编《燕园论诗：中国古代诗歌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12.《〈离骚〉三论》，刊载于《国学研究》第2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收入《北大中文学刊》（201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13.《简帛〈五行〉篇与孟子之学》，刊载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2009年第10期全文转载；又被摘要收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国学文摘》第1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7月。14.《〈史记〉：那个时代的“文学”》，刊载于《文史知识》2009年第3期。15.《〈诗经〉学误读二题》，刊载于《枣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16.《理解孔子》，刊载于《在北大听讲座》第17辑，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12月。17.《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自恋倾向：以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为考查中心》，刊载于台湾远东科技大学《远东通识学报》第1期，2007年7月。18.《〈两都赋〉新论》，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收入《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7年第2期，《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7年第6期全文转载。获得“北京大学第十一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11年3月3日）。19.《上博战国楚竹书〈诗论〉的〈诗经〉学史价值》，刊载于《中国诗歌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2005年8月。20.《先秦两汉文学与哲学》，收入《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先秦两汉卷，傅璇琮、蒋寅总主编，赵敏俐、谭家健分卷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21.《现状和困境：近年来〈诗经〉研究平议》，刊载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5年第12期全文转载。22.《归乡情悲：〈采薇〉新释》，刊载于《文史知识》2005年第6期。23.《论上博战国楚竹书〈诗论〉的〈诗经〉学史价值》，收入《立雪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4月。24.《关于先秦寓言的追问》，刊载于《文史知识》2004年第6期。25.《论屈原作品中的“男女关系”隐喻》，收入《先秦两汉文学论集》，学苑出版社2004年7月。26.《卫宏作〈诗序〉说驳议：兼申郑玄子夏作〈大序〉、子夏毛公作〈小序〉说》，刊载于《中国学术》第十四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8月。27.《史学、文学、经学：〈史记〉特质三层》，刊载于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Ⅱ（《国际中文研究》第二辑），博特拉大学出版社（UNIVERSITI PUTRA MALASIA PRESS）2001。28.《孔子天命意识综论》，刊载于《孔子研究》1999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马列哲学政治及社科类）1999年12期全文转载。29.《论〈诗经〉汉学宋学之异同》，刊载于《文史哲》1999年第4期。30.《论共时性理解对〈诗经〉、〈楚辞〉研究的意义》，刊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9年第7期全文转载。31.《史记：司马迁人格的完成》，收入孙以昭主编《中国文化与古典文学》，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32.《试论荀子的人文意识》，刊载于《孔子研究》1991年第3期。33.《论〈诗经原始〉在〈诗经〉学史上的进展及其保守性》（合作），刊载于《学术交流》2011年第8期。34.《朱子〈诗〉学特征论略》（合作），刊载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35.《历史性：汉字阐释的原则》（合作），刊载于《人文杂志》1996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语言文字学》1996年第8期全文转载。36.《关于汉字构形功能的确定》（合作），刊载于《安徽教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37.《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合作），刊载于《学术界》1995年第1期。38.《汉字形义关系的疏离与弥合》（合作），刊载于《语文建设》1994年第1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语言文字学》1995年第3期全文转载。39.《〈说文解字〉与儒家传统》（合作），刊载于《江淮论坛》1994年第6期。40.《汉字阐释与图腾遗风》（合作），刊载于《东南文化》1994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语言文字学》94年第6期全文转载。41.《论屈原的理性精神》（合作），刊载于《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秦汉散文 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只存在15年。这期间除皇帝的诏令和臣下的奏疏等实用文字外，没有散文名篇传于后世。而在文学发展中起过一定影响的是完成于秦统一前秦王政八年（公元前 239）的《吕氏春秋》和李斯作于秦王政十年的《谏逐客书》。前者由秦丞相吕不韦主持，由其门客集体编著，它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说理，富于文学意味；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文遗闻，是后世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后者是李斯为谏阻秦王拟驱逐六国来客而作。文章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说辞的气势；而在文辞的修饰整齐、音节的和谐流畅等方面，又是汉代政论文和辞赋的先声。 两汉散文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政论文。西汉初年，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余风犹存。一些作家继承先秦诸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勇于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使汉初政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贾谊和晁错是这一时期政论文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政论文作品或针砭时弊，分析社会实际存在的矛盾；或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都写得深切著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就文章风格而论，贾谊、晁错各有特点，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指出：贾、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贾谊有文采而比较疏阔,晁错则见识深远,他们的政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而经学家的家法森严，章句烦琐，许多士人皓首穷经，日益脱离现实而不切实用。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起，东汉大盛，使空疏的经学又增加了神学色彩，一般士人也无不受到影响。所有这一切，使一般政论文也蒙上了空疏神秘的经学雾障，迂腐板滞而缺少生气。但少数作家能够冲破经学的束缚，继承贾谊、晁错的传统，对封建社会中日益尖锐的种种矛盾，统治阶级的腐化侈靡以及神学化的经学作了揭露和抨击。在文章风格上因受到辞赋创作的影响，有趋于整饬、排比的特点，但思想内容则与辞赋相反，绝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颂扬。 西汉宣帝时的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不仅保存了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也对当时的社会面貌有具体生动的反映，其中对时政的批评，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对不切实际、迂腐经生的讽刺,都很深刻。在形式上，《盐铁论》是汉赋主客问答形式的改造和变化，有创新意义。东汉政论文较著名的有王符的《潜夫论》、崔□的《政论》和仲长统的《昌言》。它们对东汉中叶以后的社会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文章结构严密，语言质朴，并常以历史故实和生动的比喻增强其论点的说服力。但就文章气势和文采而言，一般不如西汉的政论文。 东汉初年的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所著《论衡》（85篇）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他高举“疾虚妄”的旗帜,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并对传统的思想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批评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的错误态度，并在《问孔》、《非韩》、《刺孟》等篇中，对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孔孟的言论做了分析，并指出其荒谬的地方。由此出发，王充还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艺增》、《超奇》、《佚文》、《案书》、《自纪》等篇中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 汉代散文中的史传文成就突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汉书》在整个封建时代，都被史学家及文学家奉为典范。 中国史官的建置极早，他们掌管国家的典册，记言记事,积累并整理了大量文献,供统治者咨询和使用。现存的儒家“五经”及《左传》、《国语》等，其初大都出于史官之手。战国以后，特别是经过秦火，至汉王朝建立时，史官制度已名存实亡，典籍图书的散失更加严重。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社会经济、文化才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与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致，总结、整理历史资料就成为文化思想的必然趋势。《史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伟大著作，作者司马迁创造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而《史记》的人物传记,由于作者的匠心独运,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后代的文学家从中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宋代郑樵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都说明司马迁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伟大贡献。 汉宣帝以后，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续补《史记》。 东汉初年班彪“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其子班固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汉书》的体制虽承袭《史记》，但它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共 229年的断代历史，是继《史记》之后又一创造和发展，对后代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史学界均以班马、史汉并称。 汉代散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还有小说一类，《艺文志》载“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实为一千三百九十篇）。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桓谭也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李善注引《新论》)汉代小说作品大都亡佚,现存题为汉人所作者,如《十洲记》、《西京杂记》、《汉武帝内传》等,均出后人伪托。但据班固、桓谭所论,及汉代小说佚文、伪书所记,推测其内容当系志怪、志人之类,实为魏晋小说之滥觞。由于这些著作“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不本经传,背于儒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因而为当世儒者所轻贱,以至无法流传于后世。汉人小说虽不存,但现存的汉代散文著作中亦有类似小说者，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作者编纂这三部书的本意是用历史故事来宣扬封建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但其中除有先秦至汉代的史事外，也有一些流行于民间的轶事、传说和寓言，颇与后世小说相近。此外，《吴越春秋》、《越绝书》,旧时书录均入史部,称之为“杂史”、“载记”。两书都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史实，主要根据《国语》，亦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但其中也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四库全书总目》称《吴越春秋》中“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其写法对后世历史演义小说是有启发的。
刘桢生平考摘 要：刘桢，以诗歌见长，与曹植并称“曹刘”。根据相关史料及文集理清刘桢依附曹操，任司空军谋祭酒、丞相掾属、五官将文学、平原侯庶子、临淄侯庶子等情况，考订刘桢于建安十六年夏因平视甄氏被刑，建安二十二年遭疫气而亡，享年约43岁。 关键词：刘桢;生平;生卒年 作者简介：王燕（1979-），女，汉族，湖北襄阳人，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32--02 刘桢字公干 ，生于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前后 ，东平宁阳人，即今山东宁阳县人，为汉宗室子孙 。其祖父名梁，字曼山 。 刘桢早慧，年八、九岁，能诵《论语》、《诗》，论及篇赋数万言 ，年少时便文名远播。初平三年（192年）曹操闻其文名，招其来归，桢以年小未就 。 建安三年春，刘桢任司空军谋祭酒 。任职期间，于建安七年、九年随从征邺 。建安十三年，曹操为丞相，刘桢被辟为丞相掾属，同年从征刘表，预赤壁之战 。十四年随军还谯，赴曹丕宴 。建安十六年（211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刘桢任五官将文学 ，时曹丕驻守邺城，刘桢与诸子随侍，同游南皮、邺城西园 。诸子同游是刘桢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任文学期间，刘桢曾辞曹丕借廓落带 。建安十六年夏因平视甄氏被刑 ，然而不久即被赦，复为文学 ，后转为平原侯庶子 。曹植十九年徙封临淄侯，刘桢也于十九年或稍后随之转为临淄侯庶子。建安二十年（215年）刘桢在清漳河滨养病，曹丕前来视疾 。 刘桢于建安二十二年遭疫气而亡，终年约43岁 。 注释： [1]刘桢，建安七子之一，以五言诗著称，与曹植并称“曹刘”（《文心雕龙·比兴》）。《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幼智下》引《文士传》：“刘桢字公干”。 [2]见俞绍初《建安七子集》附录《建安七子年谱》，中华书局，1989年，354页。 [3]《后汉书·文苑传下》：“刘梁字曼山，一名岑，东平宁阳人也。梁宗室子孙，……孙桢，亦以文才知名。” [4]关于刘桢与刘梁的关系有不同的说法。《魏志·王粲传》注引《文士传》：“桢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认为桢为梁之子。而《后汉书·文苑传》认为桢为梁之孙。案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刘梁生于公元120年，以刘桢生年公元175年推之，时梁已55岁左右，则桢为梁之孙较为可信。 [5]《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幼智下》引《文士传》：“刘桢字公干，少以才学知名。年八、九岁，能诵《论语》、《诗》，论及篇赋数万言。警悟辩捷，所问应声而答，当其辞气锋烈，莫有折者。” [6]见俞绍初《建安七子集》附录《建安七子年谱》，中华书局，1989年，354页。 [7]《后汉书·文苑传》下《刘梁传》注引《魏志》：“桢字公干，为司空军谋祭酒”。按《魏志·武帝纪》：“三年春正月，公还许，初置军师祭酒。”则刘桢任司空军谋祭酒在建安三年春正月以后。 [8]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刘桢诗》：“北渡黎阳津，南登纪郢城。”《文选》张铣注曰：“北渡者，谓从太祖征袁绍。”按《魏志·武帝纪》，曹操七年破袁绍，九年与袁尚相持于黎阳。据此刘桢从征邺在建安七年、九年。 [9]《三国志·武帝纪》：“（十三年）夏六月，以公为丞相。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又《三国志·王粲传》：“瑒、桢各被太祖辟为丞相掾属。”则桢为丞相掾属在建安十三年。关于从征刘表，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其一：“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李善注：“元后，谓曹操也。至南乡，谓征刘表也。”又《遂志赋》自叙经历：“梢吴夷于东隅，制叛臣乎南荆。”“制叛臣”谓征刘表。而曹操征刘表、赤壁之役在建安十三年。 [10]《三国志·武帝纪》：“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十二月，军还谯。”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其一：“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过彼丰沛都，与君共翱翔。四节相推斥，季冬风且凉。众宾会广坐，明镫熺炎光。”《文选》李善注：“丰、沛，汉高祖所居，以喻谯也。君，谓五官也。”诗中又有“季冬风且凉”句，与是年还谯时令合。由此可知刘桢从征刘表到还归谯郡一直随行曹氏。曹丕《感物赋序》中有“南征荆州，还过乡里”，指征刘表之后还归乡里谯郡，于谯郡设宴招待诸文人。“众宾会广坐，明镫熺炎光”即刘桢追忆昔日曹丕在谯郡宴饮歌舞的场面。 [11]《魏志·武帝纪》：“十六年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又《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典略》曰：“建安十六年，世子为五官中郎将，妙选文学，使桢随侍太子”。 [12]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曹丕于建安十六年封五官中郎将，阮瑀于十七年卒，又据信中“天气和暖，众果具繁。……节同时异，物是人非”可知诸子同游在十六年夏秋之际。而据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知昔日游处有南皮和西园两处，南皮在今河北省，西园在邺城。 [13]《魏志·王粲传》注引《典略》：“文帝尝赐桢廓落带，其后师死，欲借取以为像，因书嘲桢……桢答曰：‘……恨桢所带，无他妙饰，若实殊异，尚可纳也。’桢辞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为诸公子所亲爱。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刘桢辞借廓落带发生于被刑输作前，被刑时间见下注。 [14]《世说新语·言语》第二注引《典略》：“建安十六年，世子为五官中郎将，妙选文学，使桢随侍太子。酒酣坐欢，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刘桢被刑时间还可参看《魏志·王粲传》述吴质事注引《魏略》：“及河北平定，（大将军）[五官将]为世子，质与刘桢等并在坐席。桢坐谴之际，质出为朝歌长”，可知刘桢被刑与吴质任朝歌长同时。《魏略》接着说质：“后迁元城令。其后大军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据《三国志·钟繇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云：“太祖征汉中，太子在孟津”，可见“大军西征”指曹操征汉中，查《魏志·武帝纪》，曹操西征汉中为建安二十年，吴质迁元城令在西征汉中前，故必在二十年或二十年前。又据曹植《与吴季重书》“墨翟不好伎，何为过朝歌而回车乎？足下好伎，值墨翟回车之县”，可知此信是质任朝歌长时所作。而质于建安二十年甚至二十年前已迁元城令，故此信最晚作于二十年，时质仍任朝歌长。吴质回信《答东阿王书》曰：“墨子回车，而质四年。”可知此时质任朝歌长已四年。由二十年上推四年正是建安十六年，故最晚建安十六年吴质出为朝歌长，同时刘桢被刑，与《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典略》所述时间吻合。再由徐干《赠刘桢》：“与子别无几，所经未一旬。虽路在咫尺，难涉如九关。……陶陶朱夏别，草木昌且繁”可知，刘桢受刑在是年夏天。 [15]《水经注》卷十六《谷水注》引《文士传》曰：“后太祖乘步牵车乘城，降关（疑作“观”）簿作，诸徒咸敬，而桢拒，坐磨石不动。太祖曰：‘此非刘桢也，石如何性。’桢曰：‘石出荆山悬岩之下，外炳五色之章，内秉坚贞之志，雕之不增文，磨之不加莹，禀气贞正，禀性自然。’太祖曰：‘名岂虚哉！’复为文学。” [16]《后汉书·文苑传》下《刘梁传》注引《魏志》说刘桢：“为司空军谋祭酒，五官郎将文学，……转为平原侯庶子。” [17]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其二曰：“余婴沉痼疾，窜身清漳滨。……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诗为赠曹丕的，“所亲”当指曹丕。可知刘桢于清漳河滨养病时，曹丕曾来视疾。而视疾时间，《赠五官中郎将》其三曰：“秋日多悲怀，……壮士远出征，戎事将独难。”李善注云：“‘壮士’，谓五官也……‘出征’，谓在孟津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文帝立为五官中郎将。’《典略》曰：‘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徐干、刘桢等俱逝。’然其间唯有镇孟津及黎阳，而无所征伐。故疑出征谓在孟津也。以在邺，故曰出征。以有兵卫，故曰戎事也。”李善认为“出征”谓曹丕因曹操征张鲁而驻守孟津，相对于邺城，所以说“出征”，因有兵卫，所以说“戎事”。曹丕视疾在赴孟津前夕，即建安二十年。 [18]《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王粲传》：“干、琳、瑒、桢二十二年卒。”《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三年注引《魏书》载王令曰：“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后汉书·献帝纪》、曹植《说疫气》也说大疫发生于二十二年，则刘桢于建安二十二年卒当无疑。
浅议汉唐铜镜艺术之比较的论文
摘要 汉代和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非常重要的朝代，那种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力求国家雄强的意识以及开放、富庶、包容并蓄、充满自信的民族自豪感，一直影响至今。汉唐两代不同时期的铜镜艺术的特点便是这种创新精神和雄强意识的折射。
关键词 汉唐 铜镜 开拓创新 雄强意识
铜镜是古人用以梳妆照面的生活用具，它与人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古人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它正面照容，反面欣赏，巧妙地将古人的生活实用和艺术欣赏融入方寸之间。体现了古代匠师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创造力。同时，铜镜又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工艺美术品，承载着古人对美好事物的祈愿和向往，反映生活真实的或理想的状态。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珍品，而且是研究其流行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及时代风尚不可缺少的实物资料。
中国古代铜镜的发明和铸造，自齐家文化时期开始至明清结束共计四千余年，虽历经不同朝代，但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独特的风格与特点，有着不同时代所赋予的鲜明特色，形成了我国铜镜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纵观整个铜镜发展史，其中最具魅力、艺术价值最高的当属汉唐两代，其铜镜制作精良、形态美观、图纹华丽、铭文丰富，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可以说这是与当时国家强盛分不开的。下面就汉唐两代不同时期的铜镜艺术特点试做一比较。
一、汉镜不同时期的艺术特点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汉武帝在经过文景之治、修养生息后，国力恢复，扫平匈奴设立沙河四郡，使西汉人形成“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雄强国家意识。同时，开辟了丝绸之路。沟通欧亚。对外交流，使国力达到汉代强盛的顶点。这一阶段流行的铜镜在中国铜鉴史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气度恢弘、凛然而不可侵犯，透射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凶悍之气。厚厚的边沿，凸起的铭文带都显示出一种坚实的存在感，有岩岩泰山之气象。
西汉前期，汉镜主要仍沿袭战国镜类风格，此时最流行的是蟠螭纹镜，其地纹较粗疏，主纹多由双线和三线构成，布局有缠绕式，间隔式及博局纹相间式，并出现了铭文。具有了新的装饰特征。
西汉中期。铜镜工艺高度发展，形制和花纹都出现了显著的变化，镜面增大，镜壁加厚，弦纹钮和桥形钮少见，代之而起的是半球形圆钮和连峰钮、兽形钮等。平素缘或内向连弧纹缘。主题纹饰广泛使用四分布局方式，即以四乳为基点，将镜背分为四区，其间布置主要纹饰。此时，战国以来流行的地纹已经消失。这时期流行的镜类有星云纹镜、日光镜、昭明镜、重圈铭文镜、禽兽纹镜、连弧纹镜等。
西汉后期至东汉中期，铜镜工艺又有新的变化。镜背纹饰由静化趋于动化，出现了象征祥瑞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及各种瑞兽、禽鸟和具有升仙之意的羽人等形象，图案生动活泼，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表现手法仍以阳线勾勒，但比以前更细腻。非常美观。这一时期铜镜注重边缘装饰，多在边缘上饰花纹带，同时，铭文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常见的铭文有“尚方”、“善铜”和纪氏铭等，并出现了地支十二字和七言韵语。
东汉晚期出现的神兽镜和龙虎镜等，采用浮雕技法，使镜背纹饰成为半立体状，高低起伏，形象逼真。同时。也出现了以剔地平雕技法刻画的龙凤纹镜、对鸟纹镜和变形四叶弯凤镜、变形四叶兽首纹镜等，图案清晰，具有剪纸效果，富有民间艺术风味。此时的.纹饰布局也有新的变化，出现了“轴对称”的新方式，如直行铭文镜类，即在钮上下直行书写“位至三公”或“可至三公”等铭文，两侧对称饰双夔纹或双头龙凤纹，使内容和形式更好的统一，这时期铜镜铭文有“位至三公”、“长宜子孙”和“君宜高官”等，反映了当时的人们渴望高官厚禄、子孙繁昌和家常富贵的愿望。
二、唐镜不同时期的艺术特点
公元618年，李渊父子取得政权。建立了强大的唐帝国。经过唐初太宗的贞观之治后，到高宗李治、武则天时期。大唐国力发展到封建社会的鼎盛。这一时期，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和生产力迅速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昌盛，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此时。与唐朝进行友好交往的国家多达七十多个。频繁的贸易交往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开放的风气带动的对异域文化的渗透吸收，显露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自于中亚、西亚等古国艺术品纹饰中兽与葡萄纹的组合，对唐镜的变革创新产生了特殊的影响。
自汉代张骞通使西域，葡萄纹被引种到中国。直到唐代，这种果实堆砌、枝条漫卷、花叶铺陈的充满生命力的纹饰大量出现在丝织物中，契合了盛唐对精神和物质上绮丽奢华的追求。唐代工匠为宫廷铸造铜镜时将禽鸟、蜂蝶纹饰和隋镜中的小跑兽一起放到他们喜爱的葡萄纹中，创造出体现欧亚文明融合的“瑞兽葡萄镜”。它是唐镜中出现数量最多的一个品类，也是唐代铜镜的代表。在中国古代铜镜中也是最具特色的。是盛唐文化的一个灿烂结晶。它的演变主要是镜钮由圆形过渡到伏兽形，又向戏耍扭颈的瑞兽形象发展，内区瑞兽的数量由少到多又到简化，形态上由瑞兽奔驰到攀援戏耍，最后发展到扭捏作态：外区葡萄、枝蔓、硕果间饰的禽兽，由长尾乌发展至瑞兽蜂蝶相问，外缘由斜立锯齿纹向三角缘发展，小花瓣由密渐疏。内外区之间的双线高圈，早期较宽。中期较窄，后期葡萄枝蔓过梁缠绕，双线圈若隐若现。
玄宗时期。因为帝王对丰腴饱满造型的偏爱，此时流行各种饱满华丽的铜镜纹饰。表现丰硕鸟体造型的双鸾镜和宝相花镜就是其中典型的作品。我们在汉镜中常见到的环绕镜缘的铭文，到了唐代中期已消失无踪，这是唐人为了让他们喜爱的各种花鸟造型表现出最突出的装饰效果，于是汉镜中直抒胸臆的“长毋相忘”等爱情内容，在唐镜里面被双鸾鸟替代，成为温婉含蓄的东方对称的美。此类镜中，花鸟图案构图对称，灵活而不拘规格，每一种形态和构图都充满生气。表现出优美轻快、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意境。
唐代中期开始，铜镜的外形逐渐发生了变化，突破了以往方、圆镜的禁锢。出现了菱花形、葵花形、亚字形等形状。这种变革使得花鸟纹饰与镜形相呼应。为后世对铜镜外形的变革提供了开阔的思路。
唐代的铜镜，不仅形式多样，纹饰丰富，而且在铸造工艺上更为创新，创造出金银平脱、螺钿、槌金银、彩漆绘、嵌琉璃、镂空等特种工艺镜，唐镜中最为豪华的制品当为金银平脱镜，它的特点是精雕细刻、鲜艳华丽。唐代铜镜工艺一扫过去那种拘谨、抽象、神秘和图案化的作风，形成了一种色调鲜艳、构图完美、雍容华贵、自由活泼和富于生活气息的新风格。
三、汉唐铜镜艺术之比较
在中国铜镜的发展历程中，汉镜是一个鼎盛时期，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两汉四百多年间，随着漆器和陶瓷器取代青铜日用品的同时，铜镜却获得了重要的发展，成为汉代铜器铸造业中最多的产品。它的造型、纹样、技巧和意境均可称承前启后、开一代之先河，直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某些镜类还很盛行，使得这一时期的铜镜均可冠以“汉式镜”的称呼。汉镜的主题纹饰异常广泛，天上人间，奇禽异兽，五彩纷呈，立体的展现了汉人那开阔的视野，雄伟的气势，强烈的情感，汉人的情结无不蕴涵其中。唐镜是一个发展繁荣时期，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另一个高峰。博大精深的汉唐文化在此时期孕育出了更灿烂的成果，它不仅突破了以往铜镜以圆为主的形式，出现了葵花形、菱花形、亚字形等花式镜。镜钮除圆钮外，也采用龟钮或兽钮的。主题纹饰也突破了汉镜的刻板及图案化，饱满绮丽，布局灵活多变。题材和风格除了反映当时新的工艺美术外，有的还吸收了中亚和西亚的因素。如常见的葡萄纹、花鸟与动物以及灵活多变的浮雕、高浮雕的装饰技法等，充满了异域的人文色彩，无一不显现出融合外来文化的痕迹，这些都充分反映了盛唐欣欣向荣的气息。
纵观汉唐两代的铜镜艺术，可以反映出两代那种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力求国家雄强的意识以及开放、富庶、包容并蓄、充满自信的民族自豪感。其影响一直至今。
旅游政策对区域旅游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旅游政策在空间层面的效应是旅游政策有效调控的前提,有利于提高政策设计与配置的有效性、适用性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旅游政策的相关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镜泊湖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是中外闻名的旅游胜地，如何做强、做大镜泊湖旅游产业经济，以此来推动牡丹江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做为每一名牡丹江市民关心的一个问题。本文通过对镜泊湖旅游资源现状的分析，找出矛盾的所在，将镜泊湖旅游产业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到位，得出解决的办法，力争把镜泊湖的旅游产业做大做强，实现通过镜泊湖旅游产业带动地方经济飞速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泊湖;旅游;产业;研究
旅游业被称为二十一世纪“朝阳产业”、“新兴产业”是构建当今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与传统产业相比，它具有产业能耗低、环境污染小、能够吸纳较多的就业人员、产业关联度高、创造附加值能力强的优势。镜泊湖作为全国闻名的旅游名地，如何加快镜泊湖旅游产业的发展，合理利用开发好现有的旅游资源，最大限度地造福牡丹江市人民，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镜泊湖旅游资源简介
镜泊湖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南部巍峨秀美的群山环抱之中，是我国最大的火山熔岩堰塞湖，其吊水楼瀑布是国内三大著名瀑布之一。1980年被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自然保护区，2001年9月被中央文明委、建设部、国家旅游局评定为风景旅游示范点。
景区总面积为1214平方公里，其风景资源由三部分组成：一是镜泊湖游览区，展现百里长湖的奇观胜景;二是火山口原始森林自然保护区，展现丰富的地下森林资源、动植物资源和神奇壮美的火山熔岩洞景观，三是唐代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展现历史悠久的人文景观。纯朴自然的镜泊湖，岛湾错落，峰峦叠翠，景色清秀，古迹隐约，尽揽春花、夏水、秋叶、冬雪于一湖，令人惊叹神往，流连忘返。
二、镜泊湖旅游产业发展的意义
1.有利于拉动牡丹江市第三产业的发展。旅游业是一个相关性很强的产业，它涉及到“行、游、住、食、购、娱”各个方面，将镜泊湖打造成全省乃至全国的旅游胜地，势必会增加牡丹江市区域内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对全市住宿、餐饮、购物，娱乐服务等行业将起到极大的拉动作用。同时对于安置牡丹江市下岗就业人员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缓散就业压办，稳定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2.有利于促进交通业的发展。便捷的交通是打造地方经济的首要条件，目前，牡丹江市旅游交通建设进程相对比较缓慢，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人流、物流不足，没有激发交通部门与建设企业的投资热情。通过打造镜泊湖旅游胜地，必然会加快牡丹江市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与周边省市旅游交通的联系，增加开通省内外周边地区的航空、铁路、公路旅游线路，提高城市交通的运转效率，构建起牡丹江到周边城市的立体交通网络体系。
3.有利于加快城市经济发展。打造镜泊湖旅游名地的过程其实就是打造一个城市品牌的过程。发展旅游业，必然会加快城市建设，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提升城市的功能和管理水平，努力打造精品工程，充分改善城市人民环境和服务等软硬件设施，为游客展现一座现代化的文明旅游城市，使旅游者对牡丹江市产生难以忘怀的印象，对于提升牡丹江市城市品味，打造国家级风景园林城市起到积极促进的作用。
三、镜泊湖旅游产业当前存在的问题
1.行政区划交叉，难以实行统一的规划管理。由于景区内的行政区划隶属于不同的管理系统，各个系统都以景区资源为依托，在各自区域内进行规划建设，乱批乱建现象十分普遍，景区内现已建成各类宾馆、疗养院、培训中心的建筑140多处，出现了几个职能相同的部门同在景区内实施同一内容的行政管理现象，破坏了景区规划的统一性。
2.由于景区缺乏统一管理，过度开发滥用使景区资源遭到破坏。由于景区的地方乡镇、森工企业互不隶属，各自为政，许多问题不能协调一致，同时风景名胜资源具有独特性、脆弱性和不可再生性，一旦破坏，很难恢复，如镜泊湖原有的特色鱼种湖鲫、鳌花、湖鲤等到镜泊湖特有鱼种，现在少之又少。目前，水产部门对湖鱼的过渡捕捞和放养(特别是近年兴起的网箱养鱼)，对湖水造成较为严重的污染。森工企业过量采伐湖边林木，破坏了湖边山岸的绿色植被，造成水土流失，不仅破坏了湖区整体景观。而且使湖泊污染日趋严重。
3.镜泊湖旅游宣传力度不够，旅游产品开发的还不够多。镜泊湖湖光山色，景秀优美并非众所周知，与南方一些景观相比知名度还不够高，在南方的一些大旅行团，还把镜泊湖列为避暑的旅游胜地，在省内与 其它 地市旅游景点相比也存在着知名度不够高，宣传力度不够大。多年来一直鲜为人知，造成旅游资源的极大浪费，整整比其它旅游发达地区晚发展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四、镜泊湖旅游产业发展的对策
解决镜泊湖景区管理体制问题是一项长期、复杂的艰巨任务，必须从景区实际出发，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 措施 ，根据实际存在的问题，制定具体对策如下：
1.科学规划，合理利用，确定镜泊湖景区功能定位，加大项目开发建设力度。科学规划的关键问题就是理顺管理体制，镜泊湖景区发展中的种种弊端就能从根本上解决。为更好地规划、建设、保护、管理和利用好镜泊湖这一“北方明珠”，造福子孙后代。更有效地发挥其在牡丹江市经济发展、旅游振兴、招商引资、对外接待等方面的作用，应将镜泊湖风景名胜区作为牡丹江市“旅游经济特区”来对待，实行适当的倾斜政策，清除障碍。从全国一些景区成功 经验 做法来看，可以借鉴五大连池的做法，合理调整行政区划，将景区区域划定为一个行政区域，赋予景区管委会一级地方政府的职能，统一管理景区的经济、行政和社会事务，从根体上改变目前景区中区划交叉、各自为政的局面。
2.依靠政府，加大投资，强化景区管理体制，增强景区发展后劲。
当地政府应从景区长远角度出发。尽快出台景区管理法规，健全景医管理 规章制度 ，实行依法行政，按章办事，促进景区管理步入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轨道。由于对于风景区来讲，有其特殊性，尤其是景区承担着繁重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管理服务和保护职责，这些具体的工作，都需要强有力的资金作保障，这就客观上要求政府对景区的财政管理不能等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而是在财力上要给予大力的倾斜和支持，按照“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原则，建立功能完善，体现事权与财权相一致的景区独立财政体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景区健康持续发展。
3.扩大宣传，提高名气，以增加景区人气为目的，加强了宣传促销工作。从一定意义上讲，旅游经济就是宣传经济，针对镜泊湖景区宣传力度不够，景区游客规模徘徊不前，人气指数不高等问题，牡丹江市应采取一系列宣传促销的措施。如①利用多种媒体宣传镜泊湖，投入资金对镜泊湖旅游网站进行提档升级-②积极参加各种旅游交易活动。组织人员多参加相关部门旅游交易活动，与部分知名景区和旅游企业建立了联系，增加沟通了解信息，宣传自己;③出台促销优惠政策。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来镜泊湖，如实施旺季对旅行社实行了8折优惠，淡季5折的优惠政策等等实施多种惠民政策。
通过上述对镜泊湖旅游产业发展的研究、分析，有利于推动镜泊湖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为牡丹江市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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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于学谦著《现代旅游市场经营学》，旅游教育出版社，2007年
【摘要】2008年11月,湖北省委、省政府作出建设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战略决策。本文着重从政策层面提出了既切实保护好,又充分利用好鄂西圈丰富的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加快发展形成先导产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关键词】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 先导产业 优化发展 政策建议
建设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是继武汉城市圈之后,省委、省政府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作出的又一重大决策,是我省新时期总体发展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形成两轮驱动、一带(长江经济带)相连、整体发展的新格局,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湖北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此问题本文将在分析现状及优势的基础上,就如何指导和促进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生态文化保护和旅游产业发展,形成由生态、文化、旅游产业组成的先导产业并加快发展,走出一条有别于传统工业化、城市化的后现代化的新路子,从政策层面提出一些建议。
一、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先导产业
产业是商品经济中具有某种同类属性的企业经济活动的集合,它是介于宏观范畴的国民经济和微观范畴的企业经济之间的一种经济范畴,属于中观经济。产业的分类 方法 比较多,常见的有三次产业分类法、国际标准分类法、两大部类分类法及关联方式分类法。关联方式分类法中有一种战略关联分类法,将产业分为主导产业、先导产业、支柱产业、重点产业、先行产业等。而其中的先导产业是指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并在国民经济规划中先行发展以引导其他产业往某一战略方向发展的产业或产业群。它不同于主导产业,主导产业是指能够依靠科技进步或创新获得新的生产函数,能够通过快于其他产品的“不合比例增长”的作用有效地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快速发展的产业或产业群(罗斯托)。主导产业一般能对其他产业乃至所有产业的增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湖北省委、省政府决定建设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加快推进生态、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以带动鄂西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显然,这里的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就是鄂西圈重点打造培育的先导产业。湖北建设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必然要以发展生态、文化、旅游等先导产业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整个产业经济的发展。
二、鄂西圈先导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1、生态产业尚未形成
生态产业,目前在学界还未达成一致意见。但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为了研究的需要,本文中指的生态产业是狭义的,主要指基于鄂西地区优质的生态资源,涉及农业、林业等部门的与旅游发展紧密相关的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产业。鄂西圈生态资源优势明显但利用率低,未形成产业。圈域内已有国家级生态示范区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9个,省级自然保护区10个,分别占全省总数的71%、90%和59%。但这些保护区大都没有得到合理开发利用,反而存在被破坏的倾向。神农架拥有全球中纬度地区唯一一块保存最为完好的原始森林,有“物种基因库”、“天然动植物园”、“天然药库”之誉,但神农架旅游发展还不足以成为其先导产业。圈域内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51种,野生珍稀动物金丝猴等120种,分别约占全国的18.55%和31.75%,但这些珍稀物种并没有给当地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另外,神农架森林覆盖率高达35.2%,拥有林地面积648万公顷,其中森林面积450万公顷,但其中主要以灌木为主,用材林、经济林不多。
2、文化产业尚未形成规模
文化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本文中的“文化产业”与上述概念一致,但侧重于与旅游发展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特别是文化遗产保护与建设、文化资源挖掘和开发利用等。目前,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虽然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开发利用不够,产业规模没有形成。鄂西圈炎帝神农文化源远流长,楚文化辉煌灿烂,三国文化独领风骚,宗教文化博大精深,现代科技文化蔚为壮观。圈域拥有各类文化遗产8000多处(项),其中世界文化遗产2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51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56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40处。但圈域内文化专业人才缺乏、文化产业发展不足,文化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2%左右,而发达省份这一比例已达5%,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更是高达20%左右。
3、旅游业发展水平不高
旅游业是指以食、宿、行、游为基本组合消费商品,通过专业化运作模式为游客的出行提供安全、可行、方便、满足游客合理需求的服务,兑现其消费商品的契约交易,使商品的提供商和经营商从中获取运营收益的服务性产业。鄂西圈自然山水瑰丽秀美,人文景观奇特壮观,生物景观丰富多彩,遗址遗迹保存完好,建筑设施古朴精致,旅游资源富集度高,种类齐全,品位独特。圈域内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4个,国家级地质公园3个,国家级湿地公园1个,国家5A级景区1个,4A级景区22个。近年来,圈域旅游业发展初步形成了融观光度假、民俗宗教、购物娱乐、生态文物于一体的产品开发格局,旅游产品结构体系不断完善,但鄂西圈仍然存在旅游资源开发不足、旅游投入比重偏小、旅游景点管理不善、品牌建设不力与圈域旅游景点协作能力不强等问题。2008年圈域旅游业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8%左右,而有的省份这一比重早已超过10%。
三、促进鄂西圈产业优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1、坚持保护第一的方针,确保鄂西地区的生态、文化、旅游资源永续利用
一是采取严格措施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把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放在优先战略位置,作为发展生态旅游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工作,全面落实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严格环境准入要求。建立政府监测、预测、预警和干预机制,确保鄂西圈自然生态环境优势地位。按照主体功能区规划和生态功能区规划要求,依法保护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禁止在重要和敏感的生态区域及自然灾害高发区建设旅游设施,对于设立在水源涵养地的煤矿、铁矿、锰矿等,要逐步停止开采,并进行复垦再植,恢复生态。二是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文化遗产资源。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化遗产保护方针,严格执行国家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提高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建立政府投资主导机制,做好世界文化遗产、古建筑群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和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的保护工作。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传承人实行政府扶持政策,对其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在土地、税收、贷款等方面给予支持。
2、大力发展生态产业
一是大力开发农业、林业等生态产业资源。支持旅游线路、旅游景区附近农民发展生态观光农业,支持市、县级政府统一组织好村庄整治规划,做好饮水、通电、道路等配套设施建设。景区规划要统筹考虑一定范围内的农田、果园、森林、草场等资源,促进旅游开发企业与农民合作开发生态观光农业,实现双赢。深入推进林权制度改革,促进圈域生态保护与建设,建立以实际受益者(市场主体)补偿为主、财政转移支付和政府生态项目为辅的圈域生态补偿机制。二是促进特色农产品和旅游产品开发。鼓励农产品加工企业通过定向投入、定向服务、定向收购等方式,发展产业化经营,与农民建立稳定的合同关系和利益联结机制,大力开发特色农产品。加快开发具有地方特色、景点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旅游商品,努力提高质量,促进产销紧密结合,建立多 渠道 、多形式的产销体系,增加旅游创收、创汇,对于开发特色农产品和旅游商品有一定影响的企业,由各级财政从旅游专项资金中给予补助。
3、积极发展文化产业
一是促进地方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培育和建设一批民族文化旅游基地和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村(镇),鼓励和支持创办旅游文化娱乐企业、旅游文化演出企业,推出一批以民族风俗、民族歌舞、地方文化为特色的旅游表演项目,着力打造一批文化旅游精品。旅游景区景点要增加文化旅游项目,丰富游览内容,不断提高文化内涵。充分挖掘荆州花鼓戏、汉剧、楚剧、长阳南曲、土家摆手舞、神农架堂戏等地方戏曲文艺的市场价值,鼓励创造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内涵。二是推进影视制作、动漫娱乐、创意设计等现代文化产业发展。放宽市场准入政策,积极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影视制作、动漫娱乐、创意设计等现代文化产业发展,政府在资金投入、政策引导等方面给予支持,结合地方文化特色和资源优势,推动建设影视城、动漫产业园、创意设计园等,鼓励艺术品经营、音像制品分销、大众娱乐项目的经营等。
4、突破性发展旅游业
一是加快旅游交通骨干网络建设。统筹规划建设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旅游交通骨干网络,加强交通对旅游的服务功能,加快推进骨干网络项目前期工作,优化各种运输方式的相互衔接,构建高效、便捷、一体化的现代综合旅游交通体系。尽早将襄樊、宜昌等地建设成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二是加快旅游综合服务设施建设。加强地区中心城市的旅游接待功能,改造、升级各大长途汽车站、火车站,改造、新建一批沿长江、清江、汉江的重要旅游码头。发挥历史文化特色、地方民族特色,完善重点旅游城镇的旅游功能,联合建设各具特色的游客服务中心。加快建设旅游配套的医疗、治安、旅游导引标识等综合服务设施。建设各具特色的专题公共博物馆、城市公园等,并实行免费开放。三是扶持重点旅游企业,推进市场化运作。加强旅游资源整合,鼓励省内外有实力的大型旅游开发企业在圈域内设立分支机构并给予优惠政策和扶持,支持其并购旅游景点景区。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突破体制障碍,鼓励地域相邻、资源类同、同质竞争的旅游企业进行兼并重组。扶持圈内重点旅游企业,特别是对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一江两山”旅游开发企业,要加大政策支持,提供相关服务,整合旅游资源,创立旅游品牌,探索发行旅游企业债券、推动旅游企业包装上市,借助资本市场力量实现旅游业跨越式发展。
5、加快发展相关服务业
一是积极发展商贸会展业。采取“以奖代投”的形式,扶持商贸会展信息化建设、引进商贸会展重点项目。支持品牌展会,丰富节庆展销活动,要鼓励举办地方产品跨省推介展销、名特优新产品展销、联展活动,积极举办特色农产品、文化产品、旅游产品“对接会”、“推介会”和“采购会”,形成会展、旅游、休闲消费的一体化发展。二是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业。发挥省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湖北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在支持鄂西农业产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支持组建新的小型农村金融机构,支持小额贷款,用于支持与生态文化旅游有关的综合服务企业的发展壮大。三是加快旅游信息服务发展。加快旅游信息化建设,整合政府门户网站、旅游、文化等行业信息网及企业网络信息资源,建立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综合信息系统,及时发布生态、文化及旅游等方面的综合信息,开展项目招商、人才培训、远程教育,并建立基于此系统的生态环境、文化保护、旅行安全方面的监测、预警和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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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你好哦，我找到了很多的 你是不是要写论文呀，如果是的话 你最好多参考不同的论文 结合他们 找到最适合你的东西 然后加以参考，先给你参考下：：旅游景区本来就是旅游的要素之一嘛 所以有很多内容可以写 而且旅游景区是支撑旅游业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呀 1.武汉旅游景点国内游客行为特征分析2.旅游景点公益性定价策略可行性探析3.公共资源型旅游景区行政管理模式探讨4.论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旅游开发——以山西管涔山国家森林公园为例5.浅谈文化旅游景区上面都是列出来的 我觉得还有很多很多呀 ，先给你网址去参考去这里面好多去看看吧1、前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文化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旅游已成为现代人类社会首要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活动之一。我国的旅游业也由传统的接待事业一跃转变为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的经济产业，并由过去单一的观光型旅游发展成为集观光、度假、商务、研修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旅游。而国内旅游是一个国家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旅游业也是一个国家旅游业发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国内旅游人数占世界旅游人数的90%以上，因此，国内旅游在世界各国旅游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997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达到614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2，11217亿美元[1]。而武汉市1998年国内旅游人数为1，558万人次，国内旅游业收入86195亿元。同时，随着双休日制度的实施、有薪假期时间的增多，以及旅游交通设施的完善，国内旅游正日益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时尚，那么，国内游客的行为特征有什么特点，已引起人们的日益关注。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工作包括陈健昌、保继刚[2]应用假设检验法研究了旅游者的决策行为和空间行为，吴必虎[3]运用游憩活动空间使用曲线分析技术研究了上海城市游憩者的流动规律，陆林[4]研究山岳风景区旅游者空间行为，阐述了山岳风景区旅游者空间行为，聂献忠[5]等人研究的九寨沟国内旅游者行为特征及其意义，强调了形象与定位对山区旅游开发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以武汉市有代表性的两个旅游景点为例，研究了城市旅游者的行为特性。 2 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建立在大量实地调查基础上，参考国内外有关旅游者研究文献及实际经验，确定国内旅游者的基本组成要素，拟定了18个问题，随机排列组成正式问卷。调查以休闲、游览、观光、度假、探亲、访友、商务、就医疗养或参加文化、体育、科技交流、宗教朝拜活动等目的离开常住地10km以上，出游时间超过6小时的本地居民，外地一日游游客、多日游游客为对象，实得有效问卷1，986份。抽样上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了武汉市2个有代表意义的景区，其中黄鹤楼风景区有效问卷895份，东湖（含磨山）风景区1，091份。在样本选取上，进行等距抽样，按每售出50张门票，调查问卷几名游客，从而使游客的性别，不同年龄，出游方式的分布上接近均衡。调查时间确定在1999年7-8月，属旅游平季，基本上能代表全年的平均水平，同时，考虑双休日本地居民出游比重大，选择了一个休息日作为调查日，其余在正常的工作时间内进行。由于问卷采用了多种记分法，因此运用克龙巴赫（Cronbach，1951）所创的A系统公式： 式中，A为信度系数，K为题目数，S2i为每题各应试者得分的方差，ES2i为每题应试者得分的方差之和；S2T为所有被试所得总分的方差，通过计算得信度为0.872。 3 结果分析与讨论 3.1 国内游客时间行为特征 3.1.1 客流月行为差异显著 武汉地区四季分明，不同季节气候变化大，气温相差悬殊，夏季最高月均温与冬季最冷月均温相差达到30℃，造成了旅游者在不同季节流量差异显著，因此客观上形成了武汉旅游业的淡、旺、平三季。根据客流季节集中指数R[6]计算公式：武汉从1996-1999年R值平均值为6.7，从二个景区全年客流量（黄鹤楼1999年游客88万人次，东湖160万人次）月分布上差异是显著的（见图1）。同时，从图上可见，传统意义上认为武汉游客淡季在冬季即每年的12月至次年的1、2、3月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四个月的游客量已经接近了武汉地区旅游的平季游客量，主要原因是由于假日经济的作用，即元旦、春节2个节日，人们不再全部呆在家里庆祝节日，已经走出家门，进行游览、观赏活动，说明了旅游已被人们接纳，逐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而武汉游客旺季则非常突出，明显在5月和10月，1999年两个风景区全年游客量中出现了2个峰值，这2个月游客流量占全年游客量的1/4（其中黄鹤楼占26%，东湖占30%），原因仍然是假日经济的促进作用，加之5月、10月这两月武汉气候温和，气温适中，则出游的人数大为增加。 3.1.2 客流日行为集中 由于人们的生活方式，社区运作的时序，形成了游客流动行为的涨落现象[3]。因此，客流随时间变化，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城市游客日行为分布比较集中。同时，不同景区有不同的差异性，1999年7月28日（晴），我们曾对黄鹤楼、东湖2个景区进行定点定时调查统计，发现每个景区均有客流明显集中时段，黄鹤楼在上午10-11点，下午3-4点客流相对集中，其余时段相对分散，而东湖游客主要集中在10-14点（见图2）。形成的原因是由于黄鹤楼地处长江大桥旁，交通方便，加之整个游览景区的面积不大，游览观赏的内容主要是人文景观，故形成了2个突出的峰值。而东湖风景区离城市中心有一定的距离，加之整个观赏的面积比较大，游览观赏的内容既有自然山水风光，又有人文景观，故形成一个相对集中的比较明显的峰值。 3.2 国内游客个性行为特征 由于旅游行为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消费行为，它是人们在闲暇时间之内，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之下，为了避免紧张、消除疲劳、获得多种满足，经过挑选选中的、在家庭环境之外，进行的特殊消费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总称，具体来说： 3.2.1 游客性别特征 从1986份有效问卷中可得出（表1），男性出游的比率为58196，高于女性出游率，男、女出游率为1.44：1，表明男性在旅游点的选择上是主导地位的[7]。同时，也说明了男性经济状况、在家庭中的支配地位具有一定的优势，而全国的平均出游率为（男B女）1.27：1[8]。 3.2.2 游客年龄特征 不同年龄的人，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不同，所扮演的生活角色不同，社会化的程度也有差异，在行为层面上有很大的区别，24岁以下的游客，易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希望能够全身心的体验丰富多彩的世界，旅游动机较强，但由于这一年龄多为学生或刚参加工作的低收入社会群，工作时间短，可自已支配收入少，客观上限制了个人旅游行为，因此，形成了出游率较低（见表2）。25-44岁这一年龄组，由于具有较稳定的社会地位，较高的经济收入，丰富的人生阅历，但要承受较大的社会压力，为了减轻身心的疲劳，他们非常愿意选择和自己身份、地位相称的旅游方式，以求精神上的放松，身心的调节以及审美情趣的陶冶，因此，这一组出游比较高，达到58.56%，而45-64岁这个年龄组，从收入、地位、积蓄来说，与上一组相当，但由于本组受到自身条件的局限性，更愿意呆在稳定熟悉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加之经费支出项目的增加，如子女的学习、婚嫁、养老保险、医疗费用预备等，在可自由支配收入上显得不那么宽松、富裕。因此，出游率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仍达到23.51%。 3.2.3 游客旅游目的特征 从表3可以看出，武汉景点国内游客行为的目的由观光游览、商务及会议为主，和发达国家的城市旅游相比，武汉国内游客的文化交流，专项旅游、度假旅游的比例亟待提高，从这一方面看，我国的国内旅游还处于旅游的起步及发展阶段，也反映了国内游客的收入水平，闲暇时间与我国的实际国情是一致的、相吻合的。 3.2.4 游客职业特征 旅游是人们追求发展和享受的社会活动，是现代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同时，旅游也是一种学习活动，能使人扩大知识视野，有利于在社会上取得成就，而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在工作性质和经济收入方面差距很大，从而他们具有不同程度的旅游机会，企事业管理人员、服务推销人员、公务员所占比重最高，同时，学生和离退休人员出游率呈现上升趋势（见表4），这为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一个潜在的市场。 3.3 国内游客空间行为特征 旅游空间行为是人们在地域上进行旅游和游览的过程，由于地域空间位置上的不同，再加上资源吸引力的距离衰减规律，不同地区的游客有着不同的感知映 像。加之各客源市场不同的态度与生活方式，会引起不同地区游客的不同旅游动机和旅游消费行为[5]。从表5可知，由于武汉的黄鹤楼、东湖这两个景点在全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因此，游览、观赏的游客以外省诸多。在外省1，618人中，又主要集中在一些与武汉距离近以及一些经济发达的省份旅游景点的价格是旅游者最敏感的问题，景点如何定价直接影响到旅游者的消费选择。旅游景点的公益性特点决定了旅游景点类的旅游资源的门票定价最终将会采用公益性定价方法，国内外的成功案例证明公益性定价法是可行的，并且是将来旅游景点类旅游产品定价方法的趋势。 [关键词] 旅游景点 公益性定价策略 探析 二、公益性定价的可行性分析 4.可以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利于缓解旅游的季节性和不稳定性 众所周知，旅游的季节性是制约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也是许多旅游企业收入不稳定的重要原因。景点的公益性定价可以大大缓解这个问题，可以实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持续稳定的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旅游专家刘锋认为，在景区景点确保游客承载量的前提下，适当降低或取消门票优惠价格是启动旅游人气的一种有效手段，也是企业恢复市场不可避免的措施。也是应付一些如“非典”类的突发性事件对旅游业的创伤的一种有效手段。 5.可以促进旅游企业的合作，利于旅游市场管理 旅游景点的门票太高，一方面会阻碍旅游者的步伐（国内旅游者，国际旅游者），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旅游景点与其它相关旅游企业的合作难度。就旅行社企业而言，景点门票太高，对游客报价就会高，会受到旅游者的抵制，不利于旅行社产品的销售和客源的组织。如果价格不断提高，旅游收费标准却不能水涨船高。考虑到市场的接受程度，不少旅行社只能展开低价竞争，抢夺客源，结果导致旅行社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服务质量下降，生存更加困难。旅行社行业的“零团费”、“负团费”现象就是一种反应。这种现象的结果将会激起旅行社对旅游景点的不满甚至抛弃。旅游业是一种综合性较强的行业，行业内部的各个部门彼此依赖性较强，门票价格太高不利于旅游业自身的发展，而公益性定价，可以降低门槛，实现旅游业各个要素部门的和谐共荣。 6.公益性定价是旅游景点定价的发展趋势 据统计，景区门票在旅游者的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不大，门票收入在旅游经济收入（六要素）中的比重并不高。实际上，国内外很多景点都有成功的例子。在国外，很多景区景点都实行低价策略。意大利最贵的景点门票价格也不到意大利人均月收入的1％；世界著名的法国卢浮宫，门票价格只有8．5欧元；美国则规定所有国家公园门票价格不得超过20美元。与我国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埃及和印度，他们的景点门票价格也定得很低。可以说，低价或者免票是一个国际性的大趋势。通过下面的表格，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旅游景点正处在高门票阶段，门票经济在中国的旅游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比重。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发展，门票会逐渐下降，日趋合理，渐渐达到了广大公众都能接受的程度。旅游景点也逐渐变为公益性的场所。 各国景区门票在该国居民人均月收入中的比重 三、旅游景区公益性定价的具体实施方法 1.政府财政的支持 对于那些公益性较强的旅游景区单位可以采用多种渠道吸纳社会资金的方法来弥补因低价或免费带来的经济损失，一方面争取国家财政拨款，另一方面景区经营管理者必须广开源路、多方融资，如积极寻求企业的赞助和社会捐赠，同时，国家在税收政策上给予捐赠的企业和个人以一定形式的优惠。建立完善资源保护基金会制度，充分利用公共资金和个人资金，发挥基金运作的优势，等等。旅游景区的正常运转所需的费用（收入可以保证管理人员的工资、景点的维护和发展）有了保障后，景区就可以采用公益性定价的方法、采用薄利的方法对游人开放。 2.按旅游景点的类别分别进行 公益性定价法可以因景点性质而宜，如，博物馆、科技馆、展览馆、公园、花园类景点、世界文化遗产类景点、古代遗址、名人故居、古建筑、乡村公园、森林和红色旅游景点，可以实行免费；对于那些已经收回成本的旅游景点可以采用低票价或象征性收费方式；发挥教育、为社区居民提供和增加闲暇时的去处，发挥其社会功能，促进旅游业发展；对于那些多种所有制的旅游景点则可以采用灵活的季节性折扣价等。 3.结合旅游企业的发展阶段分步进行 在旅游景区建成运营后，成本回收之前，在遵循质价相符和不违背国家有关政策的前提下，以盈利为主；在投资成本回收后，就可以采用公益性定价方法，转变成为微利单位，以社会效益为重。 4.公益性定价的方式 免费；低价策略；常见的低价策略有“旅游年票”、“一卡游”、折扣策略等。 对于旅游景点类的旅游产品，其定价方法应该以公益性定价为主。对于这类旅游企业公益也应成为它们的社会责任。先有人气，才有财气，不聚人气，难得财气，这些应该是市场经济中的公理。随着人类“回归自然”热情的高涨，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提倡环保的森林生态旅游成为国际生态旅游的新时尚。但由于自身的经济技术、专业设施和人才缺乏及民众环保意识较差的情况，我国在森林生态旅游开发中存在一系列问题。本文就此以山西管涔山国家森林为例，指出其现存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生态旅游；森林生态旅游；对策 由于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引起人类社会对环境质量的普遍关注，另外，基于旅游的盲目发展造成的旅游环境衰退，引发了人们对传统大众旅游方式的反思和对生态旅游及可持续发展的呼唤。而当前，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临近，为了响应“绿色奥运”的精神，我国正面向全社会开展“绿色旅游项目推介计划”和“绿色旅游行为倡议”等，积极推广各种人与自然和谐的旅游活动。 1. 生态旅游 1.1 生态旅游的概念 生态旅游是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特别顾问谢贝洛斯•拉斯喀瑞于1983年首次提出。1993年国际生态旅游协会把其定义为：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当地人民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 在全球人类面临生存环境的危机的背景下，人们环境意识开始觉醒，而其内涵也得到不断的充实，即生态旅游是在被保护的自然生态系统中，以自然景观为主体，融合区域内人文、社会景观为对象的郊野性旅游，旅游者通过与自然的接近，达到了解自然、享受自然生态功能的好处，产生回归自然的意境，从而自觉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的一种科学、高雅、文明的旅游方式。 1.2 生态旅游的发展趋势 由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快速发展，使人们更多地联想到了“绿色”的丰富内涵。森林作为陆地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因此，森林公园生态游成为了世界可持续性旅游——生态旅游发展的新趋势。据报道，目前美国家庭收入的1/8用于森林游憩，每年总花费约3000亿美元；在日本，每年有8亿人次进行“森林浴”；德国提出了“森林向全民开放”的口号。亚太地区的许多国家也同样着力发展森林生态旅游。 而我国政府也大力推进传统林业的转变，着力构建林业生态和产业体系，同时随着人们关注森林和保护自然生态意识的增强，森林生态旅游已成为旅游中的一个新亮点。据统计，中国森林面积达到1.75亿公顷，森林覆盖率为18.21％，人工林面积居世界首位。利用这些森林资源，截至二00五年底，全国已建立各级森林公园1900余处，规划面积1500公顷；建立林业系统管理的自然保护区1699处，规划面积1.2亿公顷。同时，还建立了众多的自然保护小区、狩猎场、野生动物园和湿地公园等，一大批国家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成为了新兴的旅游胜地和开展户外休闲娱乐活动的主要场所。 2. 森林生态旅游 2.1 森林生态旅游的定义 森林生态旅游就是依现有森林资源，以森林景观为主体，以自然景观为依托，以人文景物为点缀，合理开发，综合利用，为群众提供游览观光、避暑度假、疗养休养、会议培训、科学考究和狩猎的良好场所。 2.2 以山西管涔山国家森林公园为例 管涔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宁武县东寨镇，总面积约4．433万公顷，森林面积2.27万公顷，占公园总面积的50％。林木总蓄积量为管涔林区的40％，约为208万立方米，综合覆被率达到73.7％。 园内动植物资源丰富：植物约有560多种，野生动物有152种。林蘑、蕨菜等绿色食用资源也极为丰富。公园内风景优美，是一处以险山、奇峰、森林、湖泊和珍禽异兽组成的国家级森林旅游区。 2.2.1 管涔山国家森林公园开发现状 整个国家森林公园由景色各异的七大景区组成。分别为芦芽山风景旅游区、荷叶坪亚高山草甸生态区、马营海(天池)山地湖泊旅游区等。 1）芦芽山景区是管涔山国家森林公园的主打旅游品牌,但却直属于管涔山国有林管理局下设的芦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辖，无权干涉芦芽山景区的一切事务。而芦芽山景区由于各方面的压力与制约，无力改变景区落后的面貌：登山的石阶不规范，随意堆砌；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经费不足；道路多年不予修缮，目前已破烂不堪，行车困难；出租马匹的商贩随处可见，混乱不堪。 2）万年冰洞形以制冷机制最强、冰储量最多而位列全国仅有的九个冰洞之首，形成于新生代第四纪冰川期，距今约三百万年，极具科考价值。为了保护景观，应冰洞限制每日参观人数，但这系项措施好象并没有真正地实行过。目前已有一些冰柱开始融化，过多的游客对冰洞景观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3）荷叶坪景区也是管涔山国家森林公园的主要景区。但自2001年后，却由五寨县旅游局开发管辖。由于盲目开发建设，大量游人甚至不少车辆都进入草甸内, 丢弃的垃圾和动物的粪便随处可见，致使草甸被破坏、水土流失逐年加剧。 4）管涔山国家森林公园内还有许多奇特的自然景观及人文景观，如情人谷、汾河源头、古栈道等，但都是由宁武县旅游局、宁武县水务局等单位所管辖。这些景区由于开发单位急功近利盲目开发，许多景点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有些景点的生态环境已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2.2.2 管涔山国家森林公园生态开发中的问题 1）缺乏科学合理的旅游发展规划,盲目开发建设。在景区或林区内，存在乱砍乱伐现象，加之旅游景点的开发，周边地区矿产开采及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都会使当地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2）生态旅游区的企业和个人在经营中不考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出现大肆招徕客源、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不良现象。 3）生态旅游区归属不清，管理混乱。整个公园分属多个部门，其自身的管理机构没有实权，无法真正发挥其职能，造成对环境不同程度的破坏。 4）发展生态旅游的资金不足，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 5）缺乏专业人才，管理水平低。我国生态旅游发展尚短，缺乏既懂生态学和旅游学知识，同时又能正确理解生态旅游内涵的专业人才。 6）开发生态旅游造成生态环境破坏。 7）旅游者的环保意识淡薄。在自然环境中，游客缺少对保护生态资源的责任感。3. 解决对策 3.1 与各级部门积极进行协调，充分发挥森林公园的各项职能作用 森林生态旅游是一种融科普教育型、特色参与型、运动休闲型旅游于一体的高雅娱乐方式。正因如此，森林公园必须把加强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放在首位。管涔山国家森林公园应积极和当地各级政府部门进行协调，取得对景区的管理权。在政府宏观政策的指导下，充分发挥森林公园的管理职能作用。 3.2 对景区发展做科学合理的规划，避免盲目建设 森林公园开发生态旅游需要制定一个开发合理、滚动发展、永续利用的总体规划，以避免盲目地随心所欲地进行粗放式的开发。否则，必定会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导致一些不可再生的旅游资源的损坏与浪费。 3.3 多方位筹集资金，加强公园基础设施建设 充分利用现有基础设施，加大资金筹集范围，积极与当地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协商谋求共同发展的道路、或采取股份制、或主动与有意从事发展旅游业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合作等多渠道、多形式筹集资金，从而逐步改善公园旅游的基础设施状况。 3.4 引进专业人才，提高员工素质 管涔山国家森林公园需要积极引进一批高素质的旅游专业人才来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并开展职工专业知识的培训工作。实行竞聘上岗的人才竞争机制，以提供管理队伍的综合水平。 3.5 加强管理和规范各种经营行为 制定规范的行业标准和严格的规章制度以杜绝恶性竞争和欺客、宰客的现象发生，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还景区一个宁静而和谐的环境。 3.6 加强旅客的环保教育 要塑造“负责任的旅游者”，可以通过 1）管涔山景区可以利用现有的资源，开展各种环保活动，如拾垃圾，认养树木，设立环保提示牌等等。 2）通过导游或宣传手段对旅游者进行教育。倡导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不乱扔赃物，使用环保包装物等。 3）通过法规、法律、制度等手段对旅游者行为进行制约。 4）通过技术手段加强对生态旅游者的管理。 4. 结论 森林生态旅游是一个以发挥森林的生态性、社会性和经济性功能为宗旨，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的合理配套的综合型产业。它将旅游开发和社会发展相结合，注重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可极大地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要实现山绿、水清、人富的目标，就要采取行之有效的科学管理措施，使政府部门、旅游业者、游客和旅游地所在社区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使生态旅游的观念深入人心，并落实到行动中去。这正与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林业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和天然林保护工程相配套。而且，还可以帮助贫困林场、山区的群众脱贫致富，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海南红色旅游开发的困境与出路梁 科摘要：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红色旅游是重要组成部分。红色旅游，既有爱国爱党的宣教功能，又能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目前海南红色旅游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如何讲好海南革命故事，加强海南红色文化的开发，是下一步发展红色旅游的重点。关键词：红色旅游 发展战略旅游业在海南产业布局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海南经济的支柱产业。目前海南旅游开发，主要是优越自然环境吸引游客，椰风海韵，白浪沙滩，自然之美固然让人心旷神怡，旅游更应该挖掘人文之美，人文之美到达人的心灵深处，是更高层次的审美。人文之美，除了挖掘海南历史文化与民族风情之外，海南红色文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海南革命是中国革命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孤岛奋战，二十三年红旗不倒在全国都极为罕见。由中国工农红军女子军特务连英雄事迹改编的电影《红色娘子军》更是家喻户晓，成为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讲好海南革命故事，开发红色旅游，是海南旅游往纵深发展的必然选择。一、海南红色旅游发展现状海南红色旅游资源丰富，但是开发不足。海南红色旅游资源多，内涵丰富，开发现状却不容乐观。据2009年省委党史研究室最新的普查数据，海南省境内红色资源有革命遗址和其他遗址598个，其中，革命遗址有501处。革命遗址覆盖面广，全省每个市县均有分布，无论是沿海平原地区，还是中部山区；无论是汉族聚居地区，还是少数民族地区，都有革命遗址存在。纪念性楼堂馆所方面，目前条件比较好的有海南史志馆、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张云逸将军纪念园、周士第将军纪念馆，陵水苏维埃政府旧址，定安母瑞山革命纪念馆。其余楼堂馆所的情况不容乐观，图片和实物资源比较少，对历史资料收集不全，文字组织相当零乱，没有体系，许多景点陈列的资料相互抄袭，展示历史的形式单一，多为橱窗式陈列。纪念性楼堂馆所缺乏专业的讲解员，讲解词没有经过专业党史研究者润色，基本停留在介绍基本情况的水平，对游客没有吸引力。海南红色旅游的游客数量占游客总量很少，处于“绿肥红瘦”的局面。与全国红色旅游景区接待游客占国内旅游总数1/4的成果相比，海南红色旅游景区接待游客数量在全省游客总数中的比例微乎其微[1]。已开发有一定游客规模的红色旅游景区，存在后劲不足的问题。海南红色旅游第一品牌是红色娘子军纪念园。纪念园位于高速路旁，区位极佳。电影《红色娘子军》使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家喻户晓，纪念园对全国游客有很强的吸引力。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对红色文化挖掘不足，导游讲解词非常简单，领着游客半个小时浏览完毕，没有给游客留下深刻印象，坐车来纪念园的时间超过了游览时间，让很多游客觉得十分乏味。二、海南红色旅游开发不足的原因首先是海南红色旅游处于起步阶段，红色文化的宣传远远不够，没有讲好海南革命故事。目前全省除红色娘子军纪念园被世人知晓外，还有很多红色故事不为人知。一些游客听过洪常青不认识冯白驹，认识红色娘子军不知琼崖纵队，这说明，海南红色文化宣传还需要加大力度。海南的红色资源非常丰富，值得大力弘扬。海南党史研究与红色文化宣传要改变封闭保守、孤芳自赏、自说自话的孤岛状态，要走出海南讲好海南革命故事，让更多游客熟悉海南红色革命故事。其次是海南红色旅游普遍存在遗址遗迹保护不足的问题。红色旅游开发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历史遗迹，中国传统文化有怀古忧伤的审美情趣，唐诗宋词中有大量怀古忧思的作品。革命历史遗迹遗址让游客产生时空交错感，身临其境进入一种共情模式，去理解革命者当年的信仰与激情，从而完成精神洗礼与审美熏陶。红色旅游比较红火的地区，都在遗址遗迹保护修复工作上比较成功，井冈山与延安都有大面积的遗址遗迹得到很好的修复。在遗址遗迹保持方面，海南红色旅游面临着严峻挑战，海南革命遗址遗迹，保存完整非常之少，使红色旅游开发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陵水苏维埃旧址保存完好、中共琼崖一大会址、冯白驹故居、云龙改编旧址得到较好修复，其他革命遗址遗迹保护情况不容乐观。以琼崖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称为“琼岛井冈”的母瑞山革命根据地为例，保留下来的遗址遗迹几乎没有，原因是当年根据地条件非常艰苦，大部分建筑如红军医院、琼崖特委都是茅草屋，敌人进攻根据地时一把火就破坏殆尽。后来根据幸存的革命老人指认确定遗址遗迹的方位，修复却成了大问题，茅草屋虽然简陋，修复却不容易。不能修旧如旧，开发了很多现代设施，这样的设计游客并不满意，游客需要真实的历史遗迹，而不是山寨替代品。最后是海南红色旅游基础设施不足，游客旅游获得感低。海南红色旅游开发，还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没有形成全省统一规划，也没有一条完整具有历史逻辑的成熟路线。红色旅游景区一般都位于较为偏僻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普遍不完善。首先是交通不便，没有公共交通可以抵达，路况也不容乐观。其次是缺乏相关配套设施，基本的旅游配套设施跟不上。母瑞山革命纪念园，周围只有两个简陋旅馆供游客住宿。海南红色旅游项目单一，主要是听讲解，比较单调乏味，缺乏体验式旅游项目。现代人经过信息时代洗礼，单纯靠听觉接受信息难以给游客留下深刻印象，需要运用多媒体声光电等体验才能使游客做到情景交融，进而理解当时的历史场景，在这方面海南红色旅游普遍不足。三、海南红色旅游的出路红色旅游背后是红色文化，国内红色旅游比较红火的地区都在红色文化上挖掘深入，突出了地方特色。因此，破解海南红色旅游的困境关键是挖掘海南红色文化。首先要深入挖掘海南红色文化，讲好海南革命故事。海南革命最为经典的表述是聂荣臻元帅的题词：孤岛作战，艰苦卓绝，二十三年，红旗不倒。海南孤悬海外，长期远离中央，在空间狭小与物资缺乏的不利局面下，创造了海岛长期坚持革命并取得胜利的典范。海南革命的最大意义是琼崖地方党组织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在解放海南的过程中，接应解放大军，成功解放海南岛，维护了中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在解放海南岛的过程中，琼崖纵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琼崖纵队的有力接应，解放大军渡海作战抢滩登陆势必要付出重大伤亡，甚至有可能导致战役失败。解放海南岛，中国的生命线——南海就顺势回归。因此，从维护中国领土完整角度看海南革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海南革命不应被一些人所认识只是中国革命的支流，无足轻重，而应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其次要加强红色旅游顶层设计，进行高起点开发。深入开展全省红色旅游资源调查和普查，切实摸清家底，找准特色，科学定位，全面发掘海南省有旅游开发潜力的各类革命遗址遗迹。注重把海南红色旅游景点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规划设计、宣传推广，要连点成线，形成规模化集群效益。对部分有条件的景区如定安母瑞山、万宁六连岭纪念园要按国家A级旅游景区标准进行规划和建设，开展标准化示范景点建设。高起点的开发，要改变过去只是把游客带到遗址遗迹听讲解的单一模式，红色文化要以多种形式呈现给游客。以红色娘子军纪念园为例，游客参观完毕，印象不深就离开，并没有达到深度旅游的目标。如果能开发夜间项目，让游客住下来看一场高水平的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既能让游客留宿产生经济效益，又能通过艺术的形式让游客进一步感受红色娘子军精神，让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得益彰。最后，海南红色旅游开发要遵循市场化的路径，提高游客的获得感。红色旅游，基色是红色，旅游是本质，旅游要让人放松身心，获得审美享受。红色旅游不是意识形态说教，不能板着面孔教训人，要遵循旅游的本质、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开发有吸引力的旅游产品，让红色旅游真正地产生效益，扩大影响。党的十九大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海南红色旅游，要在政府的扶持下，实行企业化的运营模式，以红色资源为载体，形成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的产业链，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3]。旅游公司开发的红色旅游产品，要与其他旅游有机融合，使游客在海南旅游获得红色（革命）、绿色（生态）、蓝色（海洋）三种体验。陵水坡村是陵水第一任县委书记黄振士的故乡，是陵水革命的起源地。坡村吸引社会资金，以革命遗址、乡村风情、农家乐等方式建设红色旅游主题公园，既吸引外地游客，也使本地游客周末有很好的选择，是市场化开发的成功案例。海南红色旅游开发，挖掘红色文化内涵是重点，要加强党史基础研究，加强红色文化的推介与宣传；市场化开发是方向，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市场化开发让游客愉悦身心同时受到红色文化的感染熏陶；创新融合发展是灵魂，红色旅游要与其他旅游相得益彰，三管齐下，海南红色旅游的发展才能真正“红”起来。
武汉木兰草原和木兰天池两者之间相比较而言，武汉木兰草原较为好玩，相关介绍具体如下：
1、武汉木兰草原的景点比木兰天池的景点要多：武汉木兰草原户外拓展项目包括空中抓杠、高空速降、草原攀岩、成功墙、CS野战、高空断桥。游乐精品项目包括草原骑马、草原射箭、草原骆驼、草原滑草、草原溜索、草原马车等。
2、武汉木兰草原的景点比木兰天池较有特色：武汉木兰草原的景区距武汉市城区36公里，最近的高速出口12公里，交通十分便捷。景区规划分为草原风情旅游区和休闲度假区，融草原风情观光、户外拓展、水上游乐、商务会议、休闲度假为一体，是华中地区唯一的以草原风情为主题的5A风景区。
扩展资料：
武汉木兰草原的有关介绍：
武汉木兰草原景区面积12500亩，由“浪漫山水”、“高峡人家”和“森林公园”三大主题景园链接成一个南北走向，长达十余公里的森林山水大峡谷。
武汉木兰草原会带领大家一起领略武汉木兰草原悠扬的草原文化和具有传奇的塞北风情。在木兰草原的标志性建筑牛角大门楼前合影后，通过一系列的草原小品，辽阔的草原就展现在面前，包括清澈的白鹭湖、宁静的蒙古部落、飘扬的哈达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