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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论文范文篇二 欧盟：没有政治的政治共同体 摘要： 2009年12月1日，经过近十年的混乱和踌躇，欧盟《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正式生效。与遭遇流产的2004年《欧盟宪法条约》(Constitutional Treaty)类似，《里斯本条约》旨在对抗12个新成员国的加入所释放出的离心力。该条约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它简化了欧盟繁琐的决策程序;为欧盟各成员国政府首脑所组成的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设立了一个半全职主席;新增了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一职。同时，它还增大了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的权限，赋予欧盟以单一法律主体资格，并制订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尽管英国、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并未加入)。 这些变化关系重大。它们扫除了欧盟有效决策的一些障碍，并使欧盟在外部世界提升其声望变得稍容易一些。亨利·基辛格嘲讽般地发问：“如果要与欧洲通话，我该拨哪个号码?”依然切中要害。《里斯本条约》只是一种，或更确切地说，一套权宜之计。该条约并未使欧盟做好面对一个与欧盟的精英和人民传承的精神谱系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准备，它甚至无意于此。欧洲领导者所寻求的是如何更好地墨守成规，改弦易辙是其最不乐意的。欧盟仍然是一个蹒跚的巨人。自欧洲计划(European project)启动以来，其治理方面的模棱两可所带来的阴霾一直挥之不散。它仍被困于介乎联邦制和邦联制、民主治理和技术官僚统治之间的“无主之地”中。欧盟机构依然缺乏政治合法性和道德权威，以带领欧洲走出在新世纪所面临的艰难处境，“东方”和“西方”的古老分类在新世纪已不具任何意义。《里斯本条约》只是一个通往未知目的地的中途补给站，而非目的地本身;只是一次进行自我评估、展望未来的机会，而非逃避悬于欧洲精英和人民头顶的有关目标、原则和权力等宏大问题的借口。可悲的是，迄今为止，触目所及，逃避仍多于展望。 直面欧盟之问 通过以迟到的《里斯本条约》为顶点的、旷日持久的谈判的内在含义为探讨的期待起点，我们可以试着梳理那些互相掣肘的状况后面隐藏的问题：对于条约的含义以及欧盟的政治愿景，均缺乏泛欧范围内的深入公共 辩论 。某些欧盟成员国曾出现过激烈而气急败坏的争论，但均发生于一国范围内，而未及于整个欧洲。这些辩论聚焦于对特定成员国的立场，对欧盟整体则毫无意义。反对者喋喋不休于提案通过后丧失的本国主权，赞成者则不厌其烦地纠缠于提案失败后自身可能失去的影响力。 从1787年美国宪法起草后到1788年正式通过之前，曾进行过的非同寻常的公开辩论中体现出的激情、道德严肃性和哲学深度，欧洲制宪过程中却明显地缺席。并不存在欧洲版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或詹姆斯·麦迪逊来为欧洲宪法条约设定支撑性的道德价值观和政治假设，或者界定所欲实现的目标。像“美德”、“自由”和“公共福利”之类的反复回荡在美国制宪辩论中的词语，在欧洲制宪过程中却很少听到。印度贱民(曾经的“不可接触者”)领袖安培多伽尔(B. R. Ambedkar)在独立之后关于印度宪法的议会辩论中所发表的激动人心的言语，在欧洲无人堪与之比肩。没有人像他一样，去探究政治平等的民主承诺和市场经济固有的经济不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更无人探讨这种紧张关系对欧洲计划意味着什么。欧洲公众已非首次被浅薄所糊弄。 问题显而易见：为何会如此?这并非一个新问题。早在十年前，牛津大学的政治理论家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即确指詹姆斯·麦迪逊是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中的最杰出贡献者，并哀叹于欧洲版麦迪逊的缺失。但在西登托普写作时，这个问题可被当作学院派的空想而一笑置之。彼时，欧元刚刚推出，欧盟东扩的大冒险也即将开始。经济持久增长的光明前景似乎触手可及。美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且似乎将继续保持下去。此时似乎并非讨论这些问题的恰当时机，而西登托普也并非卡桑德拉式的灾难预言家，他的语气是轻松的、对话式的，并带有些许学究气。他希望有一天欧洲可以效仿美国的联邦制，但他未料到这一天的到来，将有可能用去几十年甚或几代人的时间。 当前的局势已不同于往日。轻松的学院派时刻已经结束。1780年代充满活力并深刻的美国制宪辩论与21世纪欧洲辩论的缺失，二者之间的反差已不再是一桩历史趣闻。相反，这种反差重要而急迫。我们应如何解释这个现象?一个常见的回答是，对欧盟抱有任何其他期待原本就是荒谬的，因为当前的欧盟既非1940年代印度那样的主权国家，也非1780年代美国那样的准国家(would-be state)，谈论欧洲宪法原本就是错位的，因此美国或印度式的宪政辩论也便是多余的。 但这个答案是站不住脚的。欧盟也许并非一个国家，但它无疑是一个政体(polity)。它依据深思熟虑的规则进行治理，这些规则体现在对成员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中。《罗马条约》签署后的50年间，这些治理规则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欧盟得以幸存，那么在接下来50年中其仍将发生更多改变。比如在一个致力于民主和人权的联盟中融入一大片前苏联的卫星国，创造出了新欧洲;而由决定制订一份《宪法条约》到批准《里斯本条约》的长期过程中，为新欧洲未来所可能形成的宪法进行一次大陆范围的对话提供了理想的机会。 技术治理的局限 我的问题的真正答案存在于一个更深的层次，那就是：针对“一体化会像一团晕开的墨迹般，必然将从一个政策领域扩散到另一个政策领域”这一理论，我们缺乏公开辩论的空间。一体化的目的是政治性的，但其手段却是经济性的;然而手段逐渐侵蚀了目的。一体化被假定为会以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方式，从一个经济领域向另一个经济领域扩散;该扩散将不会停顿，而在此过程中共识势必会被调动起来。经济上的成功——这方面的事实俯拾即是，如市场自由、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将足以将一体化计划嵌入公共文化中。没必要以共同目标的合法性来强化既成事实的合法性。一切都将自行解决。 顾名思义，这种墨迹理论不仅是经济主义的，它还具有技术官僚统治的性质。该理论的信奉者逃避公共政治的生硬和杂乱，他们认为这种生硬和杂乱无关紧要，甚至是一种威胁。这种情绪在欧盟总部依然存在且甚为流行。经济主义的技术官僚往往精于高层政治决策机构式的走廊政治，但却对下列种种政治避之唯恐不及：巡回演说、议会辩论、政治宣传册，或电视演播室。若非如此，他们便不是技术官僚了。 他们同样不符合欧盟之父让·莫内意指的“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微妙混合”这一职务描述。成熟联邦的典型特征是：以外交政策、国防以及(并非最不重要的)金钱等方面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为起点。之后才会延伸到基础设施建设、部门干预等诸如此类的“低政治”领域。(直到罗斯福新政之时，美国才开始大规模地如此行事。)但是，莫内计划实质上却要反其道而行之：经济一体化的“低政治”先行;“高政治”则随后进行。欧洲煤钢共同体即以“低政治的”部门干预为起点。继之而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虽拥有更广泛的职权范围，但恰如其名，该组织仍压倒性地专注于经济领域的“低政治”：农业、国家间贸易、区域援助、清除自由竞争壁垒，以及创建严密的规管框架以统一标准。两者均将“高政治”留给了各成员国。 当然，“低政治”本身也具有政治性。交易要有人居中斡旋;买卖要双方达成合意;损失要予以补偿。事实上，整个欧洲计划均体现为一种妥协：以德国之崇高意志(respectability)换取法国主导的超国家主义(supra-nationalism);以农业保护换取工业自由贸易。但其间所涉及的政治实质上均是走廊政治，一种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需要技术官僚技能和气质的政治。毫不奇怪，布鲁塞尔委员会之于技术官僚正如果酱盆之于蜜蜂。该委员会贝尔莱蒙大楼的走廊中回荡着技术官僚沉重的脚步声——这些脚步声来自各式各样的成员国官员及游说者以及欧盟工作人员。虽然最成功的委员会成员往往都有其政治背景，但通常而言他们首先是技术官僚性质的走廊政客，其次才是公共政治家(public politicians)。 让·莫内本人便是个典型例子。他首先是个有识之士，天生具有一种从容不迫但却引人注目的超凡魅力，并拥有一种启人心智、天马行空的非凡 想象力 。但他同样是一位从未当选任何公职的彻底的走廊政客。近期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其中最突出的是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他是近期最成功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加入欧盟委员会之前，他在法国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但他的职业生涯始于法兰西银行(法国央行)的一个官员职位，后来供职于法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他是首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英籍欧盟委员会(当时叫“欧洲委员会”)主席。詹金斯是一位完全意义上的“高”政客(“high” politician)，迷恋于他乐意称之为政策的“长程路线”(“grandes lignes”)。他曾是英国极为成功的财政和内政大臣。而在布鲁塞尔，他却明显心神不宁：原因无他，只因他与周遭一切都格格不入。 “低政治”在今日是不足够的。总会有适合低政治存在的空间。在成员国中——实际上在所有国家，至少是美国，存在大量的“低政治”。在欧盟机构以及成员国行政机关，熟练的技术专家永远有其需求。然而，“欧洲计划”可以远离高政治的日子结束了。原因之一是货币联盟——技术官僚治下的欧洲的最后伟大成就——使介于低政治和高政治之间的“河岸”决堤了。这才是以下诸种危机现象的内在含义：2010年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伴随着援助计划强加而来的严厉的财政紧缩 措施 ，欧洲债券市场的波动，希腊式危机在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若隐若现的影子，价值 7500亿欧元的欧元区稳定基金的创设，尤其是扮演欧洲提款机角色的德国的焦躁与日俱增。2010年春季以来，欧元区已陷入混乱，由于欧元区是欧洲的中心地带，这意味着非欧元区的欧盟成员国让自己避开这种危机的伤害。 此次经济危机本身，与1930年代的那次危机类似，是政治性的而非技术性的。投机性泡沫是引发本次危机的近因，但泡沫本身以及监管制度和吹大泡沫的经济政策，却是深思熟虑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同样与1930年代的危机类似，基于相互竞争的政治信条和不同的经济哲学，此次危机已为再次出征创造了机遇。无论政治信条、经济哲学的竞争结局如何，最终结果仍将是受政治意志驱使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在美国，当选的总统可以帮助推动该意志的产生并对其加以集中关注，正如1930年代罗斯福总统以及当前的奥巴马总统所做的那样。但欧洲却不存在相对应的欧洲意志，也没有催生该意志的欧洲政治权威。 该情形几乎完全适用于气候变化领域。欧洲可以公平合理地声称它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作为超过了美国、俄罗斯、中国或印度。但在2009年的气候变化会议上，该主张却无足轻重。欧洲可以表明自身的重大成就和良好意愿，但它却毫无政治影响力。在紧要关头，其他大的经济集团往往可以无视欧洲之主张，事实也的确如此。 气候变化之影响以及它对全球政治的冲击未必会一直保持迄今为止的不痛不痒状态。在这方面，首要的是，照旧行事不再行得通。世界各经济国集团将不得不痛下决心寻找各紧急问题的解决之道;而这一过程中对痛苦的分配将是一个极具高政治性的事务。它将会带来一系列意义深远的问题：关于分配正义，关于当代人 对子 孙后代之义务，关于穷国与富国权利之适度平衡，关于人类与其他物种间的关系。此类问题远远超越了低政治性的技术理性(low-political technical rationality)范畴。当然，它们也同样远远超越了欧盟的能力范围。就其性质而言，上述问题具有典型的全球性特征，其解决办法也势必具有全球性。但如果欧盟领袖们不参与全球范围内应对措施之探讨，他们就会辜负欧洲公民的信任。然而，如果欧盟无法做到以同一个声音说话，如果缺乏借以凝聚民心的民主合法性，欧洲公民将无力参与欧盟事务。 在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最有力的一次交锋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严厉驳斥了他和其他联邦党人所极力反对并试图取而代之的《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所可能带来的“令人厌恶的拖延， 不断的磋商和密谋，有关公益的卑鄙的妥协”。这些驳斥是如此尖锐，以至于我们并不能因它并非今日欧洲困境的准确描述而感到任何安慰。 重塑欧洲理想 那么，欧盟何以具有“低政治”偏好呢?应该如何加以克服?当然，该偏好是欧盟早期经济主义的遗产。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它同时还是冷战的产儿，冷战时期西欧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寻求庇护。当时的欧洲共同体没有理由——也没有什么机会——进入“高政治”领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顾名思义该组织具有高政治性，负责处理欧洲的安全需求;华盛顿，新时期的“西”罗马，是欧洲处理与自身密切相关之高政治事务的舞台。然而，今日的欧洲已不再是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进行全球争夺的战场，美国也不再是欧洲的捍卫者和引领者。身处新的世界，欧洲早晚都要回答基辛格所提出的问题，正如美国人在1780年代寻找办法来应对汉密尔顿的奚落那样。如果不采取与220年前北美洲经历过的类似的变革，欧洲将无法找到答案。 美国宪法之父们——正如他们在那不朽的话语中所阐明的——寻求建立“一个更加完美的联盟”，因为过去的苦难经历告诉他们：要在一个艰难重重的世界上生存，自身所珍视的自由必须深深扎根于有力而合法的统治之中。在这方面，今日的欧洲与1780年代美国的相似程度超过了大多数欧洲人和美国人的认知。毕竟，欧洲领袖们率先推出《宪法条约》和《里斯本条约》，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现有的欧盟治理结构需要彻底革新。 但悲剧之处在于，与美国宪法之父不同，欧洲领袖们既缺乏自信又傲慢自大。他们没有美国联邦党人宏大的政治抱负;又未将欧盟的公民的主体性纳入一体化计划。但如果假定，因为种种原因，21世纪的欧洲无力举行美国历史上那种令变革成为可能的全欧范围对话的话，那这就会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忠告。 欧洲对话该谈些什么呢?又该如何进行呢?第一个必备条件是跨越国际关系的学科界限。对那些大量充斥国际关系领域的自诩为“现实主义者”的人们而言，民族国家被设想为一枚滴水不进的撞球，以它们为主体的国际关系则是一个“撞撞球的游戏”。哲学、道德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无关紧要，应当从严肃的讨论中加以排除。国家是理性的政治行为者，是当前经济危机中轰然倒塌的理性经济行为者的近亲。民族国家在理性判定的基础上追求其利益，一如理性的经济行为者那样。它们会以夸大其词的、说教的或意识形态的空话掩饰其利益追求。但这类空话只是个幌子;扯掉该幌子，赤裸裸的利益内核便会赫然显现。正如许多主流现代经济学家往往遗忘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者的哲学和道德关怀一样，许多国际关系专家也对部长、官员和舆论制造者们不约而同游弋其间的意义海洋不加理会——即便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在英语世界，“现实主义”弥漫在公共文化的各个角落，结果在如何面对欧洲计划的过去、现在以及可能之未来方面，形成了一种肤浅的、平面的和尤为陈腐的态度。因为欧盟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由自利国家(self-interested states)所组成的微不足道的国家集团。现实政治助力了欧盟计划的启动，但现实政治本身并无法解释该计划的起源以及它在早期所取得的惊人成功。而这两者均源于一个共同信念：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均源自道德和政治失败，为了修复创伤，相互间的道德谅解和宽恕就必须压倒狭隘的国家利益。这也就是莫内所言其目标是“人的联合”(“unite men”)而非“国家的联合”(“coalesce states”)的用意所在。莫内的梦想已经远去，但它并未从欧洲情境中彻底消失。毫无疑问，欧盟由国家构成;这些国家追求其领导人所认可的利益。但欧盟同时还对相关国设定限制，这些限制源于一种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所无法捕捉的复杂的相互学习过程——这种学习是道德的、哲学的，也是实践的。 同样，纠缠于欧洲研究专家们所钟爱的具体制度细节，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而无助于阐明问题。结构取决于目的;利益由理念来界定，而最终又取决于理念所概括的道德假设。在关于欧洲政治的学术著述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在所谓的“修辞”(“rhetoric”)和“现实”(“reality”)之间存在着一种既定的反差。但说辞是现实的一个方面，而现实又被说辞所形塑。如果将修辞界定为有说服力的言论——理应如此界定——那么那些将自己不喜的言论一律贬损为“修辞”的现实主义者，其本身就在使用一种相当糟糕的修辞性比喻。《里斯本条约》之后，关于欧洲的有价值的讨论必须超越此类修辞而向更深层次挺进。该讨论必须紧紧抓住根本性的哲学和伦理问题，而当代欧洲领袖们在太多的评论员和学者的辅助和教唆之下却刻意回避之，这些问题事关：政治的属性以及政治中的人们、政治行动的可能性、民主在21世纪后现代世界中的含义、欧洲文明和欧洲理想的本质，以及欧洲人在当今世界中所应寻求的位置。 美国立宪论战者均是实践家，而非囿于门户之见的理论家。他们并非利益政治——蓄奴州V.S.自由州、大州V.S.小州——的门外汉。但美国立宪者并未仅仅投身于利益纷争。革命和战争的喧嚷使其彻底远离旧有的政治和知识立场。他们将自身从英国直接管辖之下解放出来，他们必须决定如何运用到手的自由以及怎样捍卫它。在立宪辩论中，他们将往昔的知识席卷一空，并对当代人的学术成果加以充分利用。同时凭借着令人震惊的实践和智识创造力，他们还打破了当时人类普遍看法的藩篱，锤炼出一种崭新的适应自身需要的政治科学。当前的欧洲不能盲目遵循美国立宪者的指引，但我们至少需要有他们那一往无前的主动性，以首要原则为思考的起点。 智慧的起点是承认这一事实：即便有了《里斯本条约》，欧洲计划仍深陷令人难堪的悖论。欧盟是一个取得惊人成功的民主化的施动者，但光鲜背后潜藏着危机，欧盟自身的章程违背了它帮助大多数新成员国和部分老成员国所确立的民主原则。在欧盟的心脏地带存在一种人们反复讨论但却仍一知半解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它同时也是一种领导权、意志和合法性赤字——而最终仍是政治赤字。欧盟机构无法激起认同，因为它们并未植根于认同;由于无法激起认同，它们也就无法带领欧盟进入高政治领域，无法克服在全球事务中沦落为无足轻重小卒的危险。 欧盟“在多元中团结”(United in Diversity)的信条集中反映了曾经对莫内和其他欧盟创立者带来激励的美好愿景，这一愿景仍在激励着欧洲领袖中的佼佼者。但该信条意味着在欧盟整体和特定成员国之间存在一种利益上的紧张关系，诚然，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健康的紧张关系。这没有什么不对或者令人惊奇的。联邦和邦联体制均存在这一问题，所有的多级治理结构均概莫能外。但欧洲的悲剧在于，其管理机构缺乏一种使其可以专注而有效地追求整体利益的道德权威：既成事实所赋予之合法性不再充足。结果便是，各组成部分的声音过于响亮，而整体声音则过于柔弱。 (大卫·莫奎德，英国历史学家、曾任欧洲委员会首席顾问、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德学院院长。 文章 节选自作者2011年4月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The End of the West - The Once and Future of Europe”一书第四章。) 作者：大卫·莫奎德 看了“如何写政治论文”的人还看： 1. 怎么写政治论文格式 2. 关于政治论文题目怎么写 3. 历史政治论文怎么写 4. 关于生活的政治论文怎么写 5. 初三政治论文如何写
给你标准答案.（1）居民消费水平的高低，受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张先生一家收入水平高，决定了其消费水平高。（2）从消费的交易方式看，张先生一家一次性购买住房属于钱货两清的消费，亦属于对有形商品消费和生存资料消费。（3）张先生一家雇佣旅游车观光属于享受性消费。（4）张先生家中保姆消费属于劳务消费。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商务活动日益频繁,因而跨文化谈判中的文化障碍问题已逐渐引起广泛关注。人们已意识到,跨文化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谈判双方缺乏对彼此文化背景的了解,以及忽视文化差异对谈判的影响与作用。关键词:文化背景;文化障碍;价值观念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相互联系和互相依存,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也随之相互交融,进一步促进了世界范围的跨文化交际。一、跨文化商务谈判中的文化障碍随着国际贸易的增加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商务活动日益频繁,因而跨文化谈判中的文化障碍问题已逐渐引起广泛关注。下面的案例就从多侧面体现了跨文化商务谈判中的文化障碍。康沃公司是加拿大一家生产印刷设备的公司。公司派两名商务代表到中国江苏省上海北部的一座小城与一家印刷设备公司谈判。公司总裁查理波顿和市场主任菲比瑞内斯同行。之前该公司从未向加拿大境外销售过设备,两人对中方对他们的热情款待非常高兴。李经理亲自到上海机场接机,然后行驶九十公里开到小城,安排他们住在一个新建的宾馆里。几小时后主人盛宴招待他们,并有很重要的政府官员出席宴会。这种红地毯式的接待令他们对销售前景十分乐观。第二天上午是观光。他们迫切地想开始谈判,但午饭后却让他们休息。下午一个会说英语的公司雇员来告诉他们说晚上将安排他们去看歌舞演出。第三天终于可以坐下来谈判了,进程非常缓慢。双方先概括介绍自己,加方认为这与销售毫无关系。中方提供翻译,虽然翻译的友好使加方感到很舒适,但翻译环节使沟通缓慢。中方还花大量时间谈论之前曾来过小城的加方贸易代表并问及他。波顿从未见过这位贸易代表,所以无话可说。当轮到加方进行陈述时,他们惊讶地发现竟有十个中方代表隔桌相坐。中方代表不停地微笑并点头赞许。波顿和瑞纳斯准备了充足的数据并有力地证明了五年之内他们公司产量将会翻一倍。最后二位满怀信心地返回了宾馆。第二天中方代表又增加了四人,并让他们再次解释已经陈述过的事情。他们开始觉得沮丧。中方让他们解释有关技术方面的微小细节。加方两位代表均未涉入如此高科技的技术活动,这是此设备的核心。加方代表尽其所能地解释完后,疲惫地回到了宾馆。第二天中方代表中的一员指出他们所陈述的内容与他在加拿大时生产总监工程师所说的不一致,中方抓住这一点不放。午餐时加方代表迅速向加拿大发传真索取细节和解释。下午的情景令波顿和瑞纳斯有点不安。谈判过程中一位中年女匆忙进入谈判室与中方谈判领导耳语,随后他立即起身离开。没有任何人对此做出解释。第二天加方收到了传真,谈判就昨天的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进程十分缓慢,中方很欣赏加方产品的高质量,但担心一旦产品损坏,他们不会维修。他们希望加方提供维修培训服务。加方提出如果派专人在中方工作数周或数月将会增加巨额开销,他们认为设备不会有问题并且中方完全有能力维护此设备。最终谈判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价格。这是最艰难的阶段。中方要求打折20%。加方认为这种谈判过于粗暴,他们坚持原价格,并认为此价格非常合理,但在滚筒部件上可打3%的折扣。尽管之前加方代表听说在中国谈判会很费时间,但他们认为一周的时间是足够宽裕的。但时间飞逝,再有两天他们就要回国了。他们开始询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双方达不成协议,他们需要再就什么问题做进一步讨论。最后的谈判过程中他们竭力使中方讨论未解决的关键问题,但中方似乎并不愿意这么做。第二天下午告别宴会开始之前双方仍未能达成一致。价格问题基本解决了,但付款方式没有解决,这是难以解决的难题,中方不能保证付款计划,因为这要由市政府最终决定。尽管如此,李经理还是微笑着提到了今后的合作,中加双方过去的友谊,以及他们从加方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们再次签了九个月前已经在加拿大签过的意向书。加方代表失望地回国了,但还希望双方通过传真或邮件进一步讨论销售事宜。两周后,加方惊愕地得到消息:中方已经从日本生产商手中买下了此设备。他们的设备质量上乘,价格合理,是什么使谈判失败呢?二、跨文化商务谈判中文化障碍产生的原因分析在单一文化背景下,谈判过程是可以预见、也是可以准确把握的。然而跨文化谈判则具有不确定性,更充满了挑战性,因为跨文化谈判是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沟通方式、不同行为方式之间进行的谈判行为。跨文化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谈判双方缺乏对彼此文化背景的了解以及忽视文化差异对谈判的影响与作用。下面就案例中谈判失败的原因逐一进行分析。(一)国人注意培养关系中国人谈判焦点不在于谈判主题,而在于建立长期合作的人际关系。因此,谈判初期双方谈论的内容涉及宽泛的议题及社交活动,直到彼此建立相互信任、增进相互了解之后才进入谈判主题。而对西方人而言,谈判焦点就在于实质性的内容,在于交易,而非人际关系。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人,在人际交往中是非常看重感情和人情的。一方面,这源于中国人古老文化和和谐相处、友好往来、团结共事、合作互利的精神和观念。这种处世态度和人际关系有利于交往双方的进一步合作,对商人说来则有利于交易的成功。从这方面讲,这种观念和行为有其有益的一面。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求人办事总是礼数先行、中国商人与他人谈生意之前总是先宴请对方的原因。利奈尔•戴维斯说得好:“在宴席上,人们常常谈论食品,交换一些十分正式的、表示敬意或友谊的词语。从低语境文化的视角出发,人们所谈论的事都不是与个人有关的,也不含有多少信息。人们只是在比其他场合更为精确地遵循一套礼仪规范。这包括彼此敬酒,同时使用一些与相互关系和当时场景相适宜的套话。……交谈是愉悦而轻松的,来自高语境文化的赴宴者将此情景解释为: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可以开始谈生意或谈完生意的地步了。”“合同属于低语境文化的文件类型。对于西方人说来,合同的含义全在于文字之中。在签署合同之前,一位西方人肯定会审读小号字体印刷部分,这意味着他会十分仔细地关注合同细节以确保没有不利的条款隐藏在用以撰写合同的专用法律术语中。一旦表示赞同,合同就将牢牢约束签约双方,即使签约之后发生了双方都未曾预料的事也不可违约。例如,假如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其中一方因此而遭受损失来自低语境文化的签约方不会把它当成更改合同的理由。这种态度对于来自高语境文化的签约方却似乎是不公平的,后者总是习惯于将情景事态的因素纳入考虑之中。假如一个西方人从合同中获得了超过他事先预料的利益,他仅仅会认为他一直是好运相随。假如他亏损了,他就会认为是自己运气不佳。”“假如签约双方有了争议,则低语境文化的交际者就会竭力通过参照合同条款来解决分歧。而高语境文化的交际者则会更有可能在精确的合同条款之外去考虑公关因素和情景因素。事实上,对于高语境文化的交际者说来,情景因素要比严密的合同条款更为重要。”(Davis, 2004:68-69)从上面这段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法制观念很重的西方人与人情观念很重的中国人之间在处理彼此关系和相互纷争时的巨大差异。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人们在保留人情观念中有益因素的同时,正在努力摒弃那种有害的极端人情观。(二)西方人注重时间和效率西方人在历史上率先进入工业化时代,科技和经济都较为发达,至今生产力水平已有了迅猛的提高,每一分钟都意味着新的产品问世、新的价值产生,由此而形成的快速的工作和生活节奏使他们深切感到“时间就是金钱”,而无休无止、尽最大可能地追逐利润是他们的奋斗目标,为此他们必须要节约和利用分分秒秒,去创造最大的价值,故而他们看重和珍惜时间,认真对时间进行规划安排,也十分守时。而东方人科技和经济的发展相对滞后,长期的以农业为主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导致其生产和生活节奏缓慢,尤其因他们相对更重视形式、礼仪,不惜在繁文缛节上花费时间,因此他们远不如西方人那么珍惜时间,守时观念相当差。约会时间、计划安排等常常随意变动。对此,萨莫瓦评论道:“当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走到一起来的时候,有关时间的观念和实践的运用也颇具有重要性。大多数来自西方文化的人是依据线性空间看待时间的。我们是受时间约束的。我们的时间表和工作日程支配着我们的生活。德国人和瑞士人的时间意识甚至比我们还要强。对他们说来,火车、飞机以及一日三餐都必须始终准时。但有很多文化并非如此。在他们看来,是活动而非钟表决定人们的行动。” (三)中西方的价值观念不同西方人特别尊崇个人主义,这源自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以及财产的私有制观念。美国学者萨莫瓦说:“来自非洲某些国家或地区、古巴以及中国的人多半会认为,企业以及生产手段应当归国家或人民集体所有。另一方面,一些出生在美国或加拿大的人从小到大都会认为,生产手段应该归于拥有唯一业主身份的个人所有,要么归拥有共同业主身份的几个人所有,要么归合股经营公司的许多人共同所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为赚得尽可能多的资产和钱财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奋斗目标,从而逐步形成以个人为中心的“个性主义”理念以及行为方式。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个人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信条,即个人的利益应该是至高无上的,一切价值观、权利和职责都起源于个人。它强调个人的能动性、独立性、个人意愿的表达以及个人的隐私性。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个人意识是十分强烈的;个人的权利、财产、隐私、事业、目标等被摆在他人、集体、乃至国家之上,绝对不可分侵犯;而集体或团队的意识则相对淡薄。集体主义,又称集体本位、集体意识或团队观念,是指看重集体利益、重视集体力量、强调集体作用、主张依靠集体、注重协作配合、提倡团结奋斗的观念。一般而言,贫穷落后的国家 (尤其是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民族或种族通常都崇尚集体主义精神,甚至在美国文化影响下的非洲裔美国人也尊崇集体主义。据Triandis估算,全世界70%的人口生活在具有集体主义特征的文化中(Triandis, 1990:48)。这或许是由于他们都属于弱势群体,长期以来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发展滞后不仅造成国家的经济基础薄弱,而且导致个人的能力与机遇的极大缩水,使得个人无论是与自然作斗争,还是谋求个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都更加依赖于国家、他人或社会组织的集体力量。在中国,数千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特别是儒教、道教以及佛教历来强调“以和为贵”、尊崇“天人合一”、注重人情亲情和团结友爱的传统,是导致中国人看重和依赖家庭、团体和社会力量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同的文化、民族、国家拥有不同程度的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观念,这同样也表现为一个连续体,有些国家的人个人主义意识更强烈一些,有些国家的人则集体主义思想更浓厚一些。其中,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其个人主义观念越强烈;经济越不发达的国家,其集体主义意识越浓厚。三、结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人们已意识到,跨文化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谈判双方缺乏对彼此文化背景的了解以及忽视文化差异对谈判的影响与作用。在单一文化背景下,谈判过程是可以预见、也是可以准确把握的。然而跨文化谈判则具有不确定性,更充满了挑战性,因为跨文化谈判是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沟通方式、不同行为方式之间进行的谈判行为。首先,我们应正视并承认本民族以外的种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在继续弘扬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同时,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风土人情,并虚心学习乃至接收吸纳其他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其次,深入了解、认真研究其他民族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找出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异同,研究跨文化交际的内在规律,掌握跨文化商务谈判的知识、技能及正确策略,恰当运用这些技能与策略,在跨文化商务谈判过程中获得成功。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城乡协调发展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保证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如果我们忽视农民群众的愿望和切身利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我们的发展就不可能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就无法落实。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联系，更加自觉、主动地投身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尽快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确保我国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的必然要求。国际经验表明，工农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是现代化建设成功的重要前提。一些国家较好地处理了工农城乡关系，经济社会得到了迅速发展，较快地迈进了现代化国家行列。也有一些国家没有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导致农村长期落后，致使整个国家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现代化进程严重受阻。我们要深刻汲取国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把农村发展纳入整个现代化进程，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工业化、城镇化同步推进，让亿万农民共享现代化成果，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城市与农村共同繁荣的现代化道路。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任务。我们正在建设的小康社会，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其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大部分地区农村面貌变化相对较小，一些地方的农村还不通公路、群众看不起病、喝不上干净水、农民子女上不起学。这种状况如果不能有效扭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会成为空话。因此，我们要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的进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发展经济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农村集中了我国数量最多、潜力最大的消费群体，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可靠、最持久的动力源泉。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使亿万农民的潜在购买意愿转化为巨大的现实消费需求，拉动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特别是通过加强农村道路、住房、能源、水利、通信等建设，既可以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消费环境，又可以消化当前部分行业的过剩生产能力，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社会和谐离不开广阔农村的社会和谐。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关系总体是健康、稳定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缓解农村的社会矛盾，减少农村不稳定因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政治论文范文篇二 欧盟：没有政治的政治共同体 摘要： 2009年12月1日，经过近十年的混乱和踌躇，欧盟《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正式生效。与遭遇流产的2004年《欧盟宪法条约》(Constitutional Treaty)类似，《里斯本条约》旨在对抗12个新成员国的加入所释放出的离心力。该条约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它简化了欧盟繁琐的决策程序;为欧盟各成员国政府首脑所组成的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设立了一个半全职主席;新增了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一职。同时，它还增大了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的权限，赋予欧盟以单一法律主体资格，并制订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尽管英国、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并未加入)。 这些变化关系重大。它们扫除了欧盟有效决策的一些障碍，并使欧盟在外部世界提升其声望变得稍容易一些。亨利·基辛格嘲讽般地发问：“如果要与欧洲通话，我该拨哪个号码?”依然切中要害。《里斯本条约》只是一种，或更确切地说，一套权宜之计。该条约并未使欧盟做好面对一个与欧盟的精英和人民传承的精神谱系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准备，它甚至无意于此。欧洲领导者所寻求的是如何更好地墨守成规，改弦易辙是其最不乐意的。欧盟仍然是一个蹒跚的巨人。自欧洲计划(European project)启动以来，其治理方面的模棱两可所带来的阴霾一直挥之不散。它仍被困于介乎联邦制和邦联制、民主治理和技术官僚统治之间的“无主之地”中。欧盟机构依然缺乏政治合法性和道德权威，以带领欧洲走出在新世纪所面临的艰难处境，“东方”和“西方”的古老分类在新世纪已不具任何意义。《里斯本条约》只是一个通往未知目的地的中途补给站，而非目的地本身;只是一次进行自我评估、展望未来的机会，而非逃避悬于欧洲精英和人民头顶的有关目标、原则和权力等宏大问题的借口。可悲的是，迄今为止，触目所及，逃避仍多于展望。 直面欧盟之问 通过以迟到的《里斯本条约》为顶点的、旷日持久的谈判的内在含义为探讨的期待起点，我们可以试着梳理那些互相掣肘的状况后面隐藏的问题：对于条约的含义以及欧盟的政治愿景，均缺乏泛欧范围内的深入公共 辩论 。某些欧盟成员国曾出现过激烈而气急败坏的争论，但均发生于一国范围内，而未及于整个欧洲。这些辩论聚焦于对特定成员国的立场，对欧盟整体则毫无意义。反对者喋喋不休于提案通过后丧失的本国主权，赞成者则不厌其烦地纠缠于提案失败后自身可能失去的影响力。 从1787年美国宪法起草后到1788年正式通过之前，曾进行过的非同寻常的公开辩论中体现出的激情、道德严肃性和哲学深度，欧洲制宪过程中却明显地缺席。并不存在欧洲版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或詹姆斯·麦迪逊来为欧洲宪法条约设定支撑性的道德价值观和政治假设，或者界定所欲实现的目标。像“美德”、“自由”和“公共福利”之类的反复回荡在美国制宪辩论中的词语，在欧洲制宪过程中却很少听到。印度贱民(曾经的“不可接触者”)领袖安培多伽尔(B. R. Ambedkar)在独立之后关于印度宪法的议会辩论中所发表的激动人心的言语，在欧洲无人堪与之比肩。没有人像他一样，去探究政治平等的民主承诺和市场经济固有的经济不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更无人探讨这种紧张关系对欧洲计划意味着什么。欧洲公众已非首次被浅薄所糊弄。 问题显而易见：为何会如此?这并非一个新问题。早在十年前，牛津大学的政治理论家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即确指詹姆斯·麦迪逊是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中的最杰出贡献者，并哀叹于欧洲版麦迪逊的缺失。但在西登托普写作时，这个问题可被当作学院派的空想而一笑置之。彼时，欧元刚刚推出，欧盟东扩的大冒险也即将开始。经济持久增长的光明前景似乎触手可及。美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且似乎将继续保持下去。此时似乎并非讨论这些问题的恰当时机，而西登托普也并非卡桑德拉式的灾难预言家，他的语气是轻松的、对话式的，并带有些许学究气。他希望有一天欧洲可以效仿美国的联邦制，但他未料到这一天的到来，将有可能用去几十年甚或几代人的时间。 当前的局势已不同于往日。轻松的学院派时刻已经结束。1780年代充满活力并深刻的美国制宪辩论与21世纪欧洲辩论的缺失，二者之间的反差已不再是一桩历史趣闻。相反，这种反差重要而急迫。我们应如何解释这个现象?一个常见的回答是，对欧盟抱有任何其他期待原本就是荒谬的，因为当前的欧盟既非1940年代印度那样的主权国家，也非1780年代美国那样的准国家(would-be state)，谈论欧洲宪法原本就是错位的，因此美国或印度式的宪政辩论也便是多余的。 但这个答案是站不住脚的。欧盟也许并非一个国家，但它无疑是一个政体(polity)。它依据深思熟虑的规则进行治理，这些规则体现在对成员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中。《罗马条约》签署后的50年间，这些治理规则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欧盟得以幸存，那么在接下来50年中其仍将发生更多改变。比如在一个致力于民主和人权的联盟中融入一大片前苏联的卫星国，创造出了新欧洲;而由决定制订一份《宪法条约》到批准《里斯本条约》的长期过程中，为新欧洲未来所可能形成的宪法进行一次大陆范围的对话提供了理想的机会。 技术治理的局限 我的问题的真正答案存在于一个更深的层次，那就是：针对“一体化会像一团晕开的墨迹般，必然将从一个政策领域扩散到另一个政策领域”这一理论，我们缺乏公开辩论的空间。一体化的目的是政治性的，但其手段却是经济性的;然而手段逐渐侵蚀了目的。一体化被假定为会以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方式，从一个经济领域向另一个经济领域扩散;该扩散将不会停顿，而在此过程中共识势必会被调动起来。经济上的成功——这方面的事实俯拾即是，如市场自由、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将足以将一体化计划嵌入公共文化中。没必要以共同目标的合法性来强化既成事实的合法性。一切都将自行解决。 顾名思义，这种墨迹理论不仅是经济主义的，它还具有技术官僚统治的性质。该理论的信奉者逃避公共政治的生硬和杂乱，他们认为这种生硬和杂乱无关紧要，甚至是一种威胁。这种情绪在欧盟总部依然存在且甚为流行。经济主义的技术官僚往往精于高层政治决策机构式的走廊政治，但却对下列种种政治避之唯恐不及：巡回演说、议会辩论、政治宣传册，或电视演播室。若非如此，他们便不是技术官僚了。 他们同样不符合欧盟之父让·莫内意指的“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微妙混合”这一职务描述。成熟联邦的典型特征是：以外交政策、国防以及(并非最不重要的)金钱等方面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为起点。之后才会延伸到基础设施建设、部门干预等诸如此类的“低政治”领域。(直到罗斯福新政之时，美国才开始大规模地如此行事。)但是，莫内计划实质上却要反其道而行之：经济一体化的“低政治”先行;“高政治”则随后进行。欧洲煤钢共同体即以“低政治的”部门干预为起点。继之而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虽拥有更广泛的职权范围，但恰如其名，该组织仍压倒性地专注于经济领域的“低政治”：农业、国家间贸易、区域援助、清除自由竞争壁垒，以及创建严密的规管框架以统一标准。两者均将“高政治”留给了各成员国。 当然，“低政治”本身也具有政治性。交易要有人居中斡旋;买卖要双方达成合意;损失要予以补偿。事实上，整个欧洲计划均体现为一种妥协：以德国之崇高意志(respectability)换取法国主导的超国家主义(supra-nationalism);以农业保护换取工业自由贸易。但其间所涉及的政治实质上均是走廊政治，一种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需要技术官僚技能和气质的政治。毫不奇怪，布鲁塞尔委员会之于技术官僚正如果酱盆之于蜜蜂。该委员会贝尔莱蒙大楼的走廊中回荡着技术官僚沉重的脚步声——这些脚步声来自各式各样的成员国官员及游说者以及欧盟工作人员。虽然最成功的委员会成员往往都有其政治背景，但通常而言他们首先是技术官僚性质的走廊政客，其次才是公共政治家(public politicians)。 让·莫内本人便是个典型例子。他首先是个有识之士，天生具有一种从容不迫但却引人注目的超凡魅力，并拥有一种启人心智、天马行空的非凡 想象力 。但他同样是一位从未当选任何公职的彻底的走廊政客。近期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其中最突出的是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他是近期最成功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加入欧盟委员会之前，他在法国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但他的职业生涯始于法兰西银行(法国央行)的一个官员职位，后来供职于法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他是首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英籍欧盟委员会(当时叫“欧洲委员会”)主席。詹金斯是一位完全意义上的“高”政客(“high” politician)，迷恋于他乐意称之为政策的“长程路线”(“grandes lignes”)。他曾是英国极为成功的财政和内政大臣。而在布鲁塞尔，他却明显心神不宁：原因无他，只因他与周遭一切都格格不入。 “低政治”在今日是不足够的。总会有适合低政治存在的空间。在成员国中——实际上在所有国家，至少是美国，存在大量的“低政治”。在欧盟机构以及成员国行政机关，熟练的技术专家永远有其需求。然而，“欧洲计划”可以远离高政治的日子结束了。原因之一是货币联盟——技术官僚治下的欧洲的最后伟大成就——使介于低政治和高政治之间的“河岸”决堤了。这才是以下诸种危机现象的内在含义：2010年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伴随着援助计划强加而来的严厉的财政紧缩 措施 ，欧洲债券市场的波动，希腊式危机在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若隐若现的影子，价值 7500亿欧元的欧元区稳定基金的创设，尤其是扮演欧洲提款机角色的德国的焦躁与日俱增。2010年春季以来，欧元区已陷入混乱，由于欧元区是欧洲的中心地带，这意味着非欧元区的欧盟成员国让自己避开这种危机的伤害。 此次经济危机本身，与1930年代的那次危机类似，是政治性的而非技术性的。投机性泡沫是引发本次危机的近因，但泡沫本身以及监管制度和吹大泡沫的经济政策，却是深思熟虑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同样与1930年代的危机类似，基于相互竞争的政治信条和不同的经济哲学，此次危机已为再次出征创造了机遇。无论政治信条、经济哲学的竞争结局如何，最终结果仍将是受政治意志驱使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在美国，当选的总统可以帮助推动该意志的产生并对其加以集中关注，正如1930年代罗斯福总统以及当前的奥巴马总统所做的那样。但欧洲却不存在相对应的欧洲意志，也没有催生该意志的欧洲政治权威。 该情形几乎完全适用于气候变化领域。欧洲可以公平合理地声称它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作为超过了美国、俄罗斯、中国或印度。但在2009年的气候变化会议上，该主张却无足轻重。欧洲可以表明自身的重大成就和良好意愿，但它却毫无政治影响力。在紧要关头，其他大的经济集团往往可以无视欧洲之主张，事实也的确如此。 气候变化之影响以及它对全球政治的冲击未必会一直保持迄今为止的不痛不痒状态。在这方面，首要的是，照旧行事不再行得通。世界各经济国集团将不得不痛下决心寻找各紧急问题的解决之道;而这一过程中对痛苦的分配将是一个极具高政治性的事务。它将会带来一系列意义深远的问题：关于分配正义，关于当代人 对子 孙后代之义务，关于穷国与富国权利之适度平衡，关于人类与其他物种间的关系。此类问题远远超越了低政治性的技术理性(low-political technical rationality)范畴。当然，它们也同样远远超越了欧盟的能力范围。就其性质而言，上述问题具有典型的全球性特征，其解决办法也势必具有全球性。但如果欧盟领袖们不参与全球范围内应对措施之探讨，他们就会辜负欧洲公民的信任。然而，如果欧盟无法做到以同一个声音说话，如果缺乏借以凝聚民心的民主合法性，欧洲公民将无力参与欧盟事务。 在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最有力的一次交锋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严厉驳斥了他和其他联邦党人所极力反对并试图取而代之的《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所可能带来的“令人厌恶的拖延， 不断的磋商和密谋，有关公益的卑鄙的妥协”。这些驳斥是如此尖锐，以至于我们并不能因它并非今日欧洲困境的准确描述而感到任何安慰。 重塑欧洲理想 那么，欧盟何以具有“低政治”偏好呢?应该如何加以克服?当然，该偏好是欧盟早期经济主义的遗产。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它同时还是冷战的产儿，冷战时期西欧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寻求庇护。当时的欧洲共同体没有理由——也没有什么机会——进入“高政治”领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顾名思义该组织具有高政治性，负责处理欧洲的安全需求;华盛顿，新时期的“西”罗马，是欧洲处理与自身密切相关之高政治事务的舞台。然而，今日的欧洲已不再是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进行全球争夺的战场，美国也不再是欧洲的捍卫者和引领者。身处新的世界，欧洲早晚都要回答基辛格所提出的问题，正如美国人在1780年代寻找办法来应对汉密尔顿的奚落那样。如果不采取与220年前北美洲经历过的类似的变革，欧洲将无法找到答案。 美国宪法之父们——正如他们在那不朽的话语中所阐明的——寻求建立“一个更加完美的联盟”，因为过去的苦难经历告诉他们：要在一个艰难重重的世界上生存，自身所珍视的自由必须深深扎根于有力而合法的统治之中。在这方面，今日的欧洲与1780年代美国的相似程度超过了大多数欧洲人和美国人的认知。毕竟，欧洲领袖们率先推出《宪法条约》和《里斯本条约》，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现有的欧盟治理结构需要彻底革新。 但悲剧之处在于，与美国宪法之父不同，欧洲领袖们既缺乏自信又傲慢自大。他们没有美国联邦党人宏大的政治抱负;又未将欧盟的公民的主体性纳入一体化计划。但如果假定，因为种种原因，21世纪的欧洲无力举行美国历史上那种令变革成为可能的全欧范围对话的话，那这就会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忠告。 欧洲对话该谈些什么呢?又该如何进行呢?第一个必备条件是跨越国际关系的学科界限。对那些大量充斥国际关系领域的自诩为“现实主义者”的人们而言，民族国家被设想为一枚滴水不进的撞球，以它们为主体的国际关系则是一个“撞撞球的游戏”。哲学、道德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无关紧要，应当从严肃的讨论中加以排除。国家是理性的政治行为者，是当前经济危机中轰然倒塌的理性经济行为者的近亲。民族国家在理性判定的基础上追求其利益，一如理性的经济行为者那样。它们会以夸大其词的、说教的或意识形态的空话掩饰其利益追求。但这类空话只是个幌子;扯掉该幌子，赤裸裸的利益内核便会赫然显现。正如许多主流现代经济学家往往遗忘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者的哲学和道德关怀一样，许多国际关系专家也对部长、官员和舆论制造者们不约而同游弋其间的意义海洋不加理会——即便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在英语世界，“现实主义”弥漫在公共文化的各个角落，结果在如何面对欧洲计划的过去、现在以及可能之未来方面，形成了一种肤浅的、平面的和尤为陈腐的态度。因为欧盟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由自利国家(self-interested states)所组成的微不足道的国家集团。现实政治助力了欧盟计划的启动，但现实政治本身并无法解释该计划的起源以及它在早期所取得的惊人成功。而这两者均源于一个共同信念：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均源自道德和政治失败，为了修复创伤，相互间的道德谅解和宽恕就必须压倒狭隘的国家利益。这也就是莫内所言其目标是“人的联合”(“unite men”)而非“国家的联合”(“coalesce states”)的用意所在。莫内的梦想已经远去，但它并未从欧洲情境中彻底消失。毫无疑问，欧盟由国家构成;这些国家追求其领导人所认可的利益。但欧盟同时还对相关国设定限制，这些限制源于一种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所无法捕捉的复杂的相互学习过程——这种学习是道德的、哲学的，也是实践的。 同样，纠缠于欧洲研究专家们所钟爱的具体制度细节，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而无助于阐明问题。结构取决于目的;利益由理念来界定，而最终又取决于理念所概括的道德假设。在关于欧洲政治的学术著述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在所谓的“修辞”(“rhetoric”)和“现实”(“reality”)之间存在着一种既定的反差。但说辞是现实的一个方面，而现实又被说辞所形塑。如果将修辞界定为有说服力的言论——理应如此界定——那么那些将自己不喜的言论一律贬损为“修辞”的现实主义者，其本身就在使用一种相当糟糕的修辞性比喻。《里斯本条约》之后，关于欧洲的有价值的讨论必须超越此类修辞而向更深层次挺进。该讨论必须紧紧抓住根本性的哲学和伦理问题，而当代欧洲领袖们在太多的评论员和学者的辅助和教唆之下却刻意回避之，这些问题事关：政治的属性以及政治中的人们、政治行动的可能性、民主在21世纪后现代世界中的含义、欧洲文明和欧洲理想的本质，以及欧洲人在当今世界中所应寻求的位置。 美国立宪论战者均是实践家，而非囿于门户之见的理论家。他们并非利益政治——蓄奴州V.S.自由州、大州V.S.小州——的门外汉。但美国立宪者并未仅仅投身于利益纷争。革命和战争的喧嚷使其彻底远离旧有的政治和知识立场。他们将自身从英国直接管辖之下解放出来，他们必须决定如何运用到手的自由以及怎样捍卫它。在立宪辩论中，他们将往昔的知识席卷一空，并对当代人的学术成果加以充分利用。同时凭借着令人震惊的实践和智识创造力，他们还打破了当时人类普遍看法的藩篱，锤炼出一种崭新的适应自身需要的政治科学。当前的欧洲不能盲目遵循美国立宪者的指引，但我们至少需要有他们那一往无前的主动性，以首要原则为思考的起点。 智慧的起点是承认这一事实：即便有了《里斯本条约》，欧洲计划仍深陷令人难堪的悖论。欧盟是一个取得惊人成功的民主化的施动者，但光鲜背后潜藏着危机，欧盟自身的章程违背了它帮助大多数新成员国和部分老成员国所确立的民主原则。在欧盟的心脏地带存在一种人们反复讨论但却仍一知半解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它同时也是一种领导权、意志和合法性赤字——而最终仍是政治赤字。欧盟机构无法激起认同，因为它们并未植根于认同;由于无法激起认同，它们也就无法带领欧盟进入高政治领域，无法克服在全球事务中沦落为无足轻重小卒的危险。 欧盟“在多元中团结”(United in Diversity)的信条集中反映了曾经对莫内和其他欧盟创立者带来激励的美好愿景，这一愿景仍在激励着欧洲领袖中的佼佼者。但该信条意味着在欧盟整体和特定成员国之间存在一种利益上的紧张关系，诚然，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健康的紧张关系。这没有什么不对或者令人惊奇的。联邦和邦联体制均存在这一问题，所有的多级治理结构均概莫能外。但欧洲的悲剧在于，其管理机构缺乏一种使其可以专注而有效地追求整体利益的道德权威：既成事实所赋予之合法性不再充足。结果便是，各组成部分的声音过于响亮，而整体声音则过于柔弱。 (大卫·莫奎德，英国历史学家、曾任欧洲委员会首席顾问、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德学院院长。 文章 节选自作者2011年4月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The End of the West - The Once and Future of Europe”一书第四章。) 作者：大卫·莫奎德 看了“如何写政治论文”的人还看： 1. 怎么写政治论文格式 2. 关于政治论文题目怎么写 3. 历史政治论文怎么写 4. 关于生活的政治论文怎么写 5. 初三政治论文如何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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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企业中的工人调查——以一家中等规模的大理石加工厂的工人为对象[摘要]：中小规模、不正规的私营企业普遍存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劳动合同不规范、不完备，一旦发生劳动争议，很难明确工人的权益。工人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大大超出《劳动法》的规定，有关工资、加班费的制度也明显侵犯了工人的权益。工人的工作条件差，噪音、粉尘的工作环境对身体有很大伤害，劳动保护方面存在巨大空白。工人没有有力的劳动保障，工会、工商局等相关组织的工作不到位，缺乏有力劳动监察，法律法规在现实中没有有效约束力，再加上工人本身缺乏法律知识，自我保护意识差，从而工人一直处于极度弱式的地位。针对这种情况，可从工会建设、宣传教育法律知识、加强劳动监察等方面去开展工作。[关键词] 合同 工作 工资 劳动保障一、 文章背景笔者以海南三亚的一家中等规模的大理石加工厂为对象。这家大理石的规模在三亚是数一数二的。老板40余岁，已从事大理石行业15年。现在扩建后的厂房占地面积为1000多平米，，共有大型切割机11台，一辆货车，从事生产工作的工人保持在30至45人间，还包括6名管理、销售、财务人员，今年石材的销售总值约为1500万。在海南这样一个相对没有广东私营经济典型的大环境中，通过对一家相对东莞很多工厂还要小的大理石厂的调查、研究，发现这些小规模的、不正规的私营企业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从而对这类企业总体初步分析。二、 私营企业中的工人调查（一） 合同相比过去而言，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确立日益契约化。过去业主与雇工关系主要采用口头约定的方式, 现在双方主要采取签订劳动合同的方式来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但总体而言，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全国民营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为40%左右, 在各类民营企业中, 私营企业的签订率最低, 有些地方仅为20%~30%。[1]不仅仅存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的问题，我们还必须清楚认识到这种劳动合同是否对于企业主和工人双方都只是一种形式，是否真的明确劳动合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否真的保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社会调查情况反映，首先，私营企业所起草的合同往往不规范、不完备，并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合同应具备以下条款。1. 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2.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3.劳动合同期限；4.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5.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6.劳动报酬；7.社会保险；8.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9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2]而实际签订的合同中存在必备条款不全、协商条款模糊甚至违法等问题，对保障工人利益的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关键内容往往模糊不清，甚至只字不提。其次，实际的劳动合同内容并不能基本保障双方的权利和利益，而是仅仅只对雇主有利。最后，工人在选择是否签劳动合同时，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选择权。不签合同就意味着失去这份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自然对合同中的一些不合理、不合法条件只能接受。以该石材厂为例，从04年起，雇主才开始与雇工签订合同，之前都为口头协议。雇主与雇工之间签订的是固定期限合同，期限为一年。工人必须为雇主满一年才算合同终止，中途不得违规辞职，否则扣工作期间工资总额的20%，或因工作表现不好，中途被雇主辞退的员工，同样扣工作期间工资总额的20%。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二款，这种情况雇主应向工人提供经济补偿。而现实情况是工人不但没有经济补偿，反而要损失一部分的工资。在这里需要指出，在年初和上半年的时候，工厂所接的活会比较少。而下半年的时候，工厂的工程量急剧增加，这就更加需要具有熟练手艺的工人。为了防止工人转向其他工厂，这就是雇主留下工人的手段之一。此外按《劳动合同法》规定，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合同，无特殊情况，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合同。然而现实情况允许吗？资本主义生产，本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吸收。[3]资本家购买的是劳动力，唯一目的是通过剩余劳动的吸收获取剩余价值，在工人年轻力壮，技术娴熟时将劳动力吸收到极致，从而在一定期限内获得更多剩余价值。至于这种高强度的劳动对工人的身体造成的损害，劳动力本身过早的枯竭和死亡，资本家全然不顾，他只关心寻找到下一个正处于劳动力旺盛的目标。还有由于这种工厂毕竟是小规模的，无法保证自己来年的经营情况，而对于工人尤其是老师傅，他们也会选择来年到哪家厂去拿更高的工资，因此雇主通常只会和工人签订一年合同，一年一年签。至于劳动报酬，雇主在正式的合同中并没有明确说明工人的工资应为多少，只是说明按双方约定数额。雇主会在另外一张纸上写明和工人约定的工资数额，但这张纸只有雇主有。也就是说万一发生什么状况，工人没有事实依据证明他所应得的工资。毫无疑问，这对于工人的利益是完全没有保障的。至于社会保险、劳动保护、职业危害防护，这份合同只字未提。而这对于从事机械加工的大理石工人而言却非常重要，他们的工作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且噪音、粉尘对身体也有很大伤害，而在合同却完全没有一些相关的劳动保护内容，对发生工伤后的工资发放、医疗、抚恤等没有明确规定。总之，现实情况往往是合同本身其实是保障工人利益的一纸空文，合同本身就不规范、不公平，不合法，合同中有关最低工资、休息休假、劳动保障等劳动标准的规定很不具体, 这样出现问题时就不便把握和操作。劳动合同不完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雇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利处境,一旦出现劳动争议,很难明确自己应有的权益。笔者想说明，首先，由于一些雇主本身对劳动合同法了解不够，所起草的劳动合同就不规范，没有包含应有的内容。即使了解，也会隐藏、忽略掉这些对减少雇主利益的内容。其次，由于大多工人的素质低，知识水平不够，他们更不知道合同原来要包含这些对他们有利的内容，不知道合同上的一些规定是不合法的。此外，现实中他们对于一份即使不合理不合法的合同往往也只能全盘接受，毕竟在巨大生存压力的情况下，先获得一份工作是最重要的。（二） 工作（1）工作时间合同中已经明确规定，工人在为雇主工作期间没有假期。这明显违法了《劳动法》中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和用人单位应在元旦、国际劳动节、国庆节、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休假节日放假的规定。合同中明确写到每天的上班时间为早7：30-12：00，下午2：00-6：45，加班时间晚上8：00-11：00。加班按个数算，必须加满3个小时。中午1：20-2：15，有必要工人必须听从雇主安排加班。也就是说，工人一天的工作时间至少为9个小时15分，可能长达12、13小时，每周工作时间至少为70小时。很显然，这违反了《劳动法》中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的制度。另外，《劳动法》规定，特殊情况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且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通常年末时，工厂工程量大，雇主经常会强制要求全体加班。当雇主要求加班时，工人无身体不适等特殊情况都必须加班。常常有很多工人一个月中有20天以上甚至全月都加班。表一：11月份厂内10名工人的加班情况工人ABCDEFGHIJ加班个数17161416272529302330雇主正是通过加班来延长工作日，从而增加剩余劳动时间，来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2）工作内容工厂主要负责大理石的加工。雇主、销售人员从市场上拉到订货单，再交给工人。工人的工作一般为用切割机切割石材，要两个工人一起搬运、协作劳动。切割完后，有的需要磨边，大多数都用手动打磨机，也有自动打磨机。在进行石材再加工时，经常要用银石胶黏贴石材。还要负责到客户家进行后期安装。（3）工作条件与环境工人并不一定在工厂里工作。这家大理石厂有一个门市部，厂里有10名工人，还有另外5个工地，其中一个工地放置27名工人。工人随时都得听从雇主的安排，到另外的工地去工作，并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工作环境更加恶劣。在工作过程中，工人要一直忍受的就是机器切割、打磨石材的噪声。工人要长时间处于高达110分贝的吵杂环境下，而工人没有任何防御噪声的装备，工作现场也没有任何防噪音设备。还有因为切割、打磨石材是都会产生很多粉尘的，工人工作时也一直处于漫天的粉尘中，却仅仅依靠一层普通口罩稍微保护一下，工作现场没有任何防尘设备。另外，工人要经常搬运十分沉重的大理石，时常发生砸伤、压伤。工人使用打磨机，操作切割机，这些锋利的磨片对工人来说是非常大的安全威胁，对于有5、6年工作经验的老师傅来说还好，而对于才工作半年的学徒工来说，就经常发生小事故，如砸杀造成手指粉碎性骨折、被磨片割到。在工人将石材黏贴起来时还会接触到银石胶，这些是有毒的，而工人别无选择，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只能直接接触。可见，大理石加工厂的工人的工作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在噪声、灰尘、有毒物质等等危害工人的环境下，工人既无任何有效防御装备，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而对于可能发生的工伤事故，工人也只能自己小心就是。[1]一般说来，私营企业劳动保护工作远不及国有企业，劳动保护资金投入不足，防护设施缺乏，尤其是机械加工业等行业劳动条件极差。特别是对于较小规模的私营企业而言，雇主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雇主更愿意将资金投入到更多机器、劳动力上，来扩大再生产，而不会是工人的劳动保护设施上。并且雇工中也普遍缺乏劳动保护意识，很少要求重视、改善劳动保护工作。（三） 工资这个大理石厂中共有37名工人，工人的技术对于雇主来说非常重要。老师傅娴熟的技术做的工好，出现错单的情况少，并且跟雇主久了，做工勤快又老实。而学徒工既要老师傅带着，出现错单的情况比较多，自然也就浪费石材、耽误工期。根据不同水平的工人所给的工资也就不一样。具体情况如下表2 工人工资水平工人类型人数工作年数月基本工资学徒工101年以下600元中等工人311年至5年1300元至1500元老师傅65至6年2000元至3000元这些工资都是包吃包住的，如果工人不在厂里吃，每月补助300元的生活费。至于加班费，原先规定15元一个加班，由于物价上涨等情况，现在如果加工地的班（活比较辛苦），一个班30元，加厂里的班，一个班25元。即使在法定休假日加班，加班费仍然不变，违法了《劳动法》中规定的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4]从数字上，工人的名义工资增加了，但伴随着物价上涨，工人的实际工资并不见得也一定增加。在这里说明，大理石厂因为是极其需要技术工的，所以对于老师傅给的工资很高，希望其来年也能继续留下来。一个工人属于哪种级别的工人，主要是看他的手艺、技术如何。通常一个老师傅需要负责带2个学徒工，这些学徒工一般是老师傅的亲戚之类的，也有自己找过来的，学徒工私下也会给老师傅一些红包之类。这样雇主就省下一笔培训学徒工的费用，由于这些学徒工的基本工资低，他们会加班比较勤，由他们来做大多数简单的工作，并且让他们看到老师傅的高工资，从而激励他们努力工作，早日出师。这个大理石厂在工人进厂时没有收取押金，但每月只发放工资的80%，等到年终时才将剩余的20%结清。如果工人没有干满一年，则扣除这20%，这违法了《劳动法》中规定的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的规定[5]。但这就是雇主留下工人的手段，保证工人在下半年活多的时候，没有因别家厂工资高而跑掉。合同中明确写到，如果工人请病假，2天以内有工资和生活费，超过2天后的假期没有工资、生活费。事假的话不超过一天生活费照给，但没有工资。事假超过一天则一律没有工资、生活费。工人旷工，按3倍工资扣罚。通常工人身体不适、工作太累或有事要求请假时，雇主还是比较人性化管理的，问清原因，时间不长都是可以准假的。但笔者再次强调，娴熟的技术工对于大理石厂是非常紧俏的，雇主对于工人请假的一些要求之所以比较宽容，另外还包括给工人提供较好的伙食，对工人家属的一些照顾，这些人性化管理追根到底是出于雇主对娴熟技术工的迫切需要，是处于自身人力能力资源建设的需要，而非如雇主认为的自己关心工人，努力使企业成为一个大家庭。一份调查显示[6]，私营企业被调查雇工中有1/ 4 在来到企业后,家中办过红白大事,其中25 %场合老板登门看望,30 %场合老板送去礼金、礼物,10 %的场合老板派人去帮忙。也有1/ 4 雇工在来到企业后遇到老板家办红白大事,他们之中有25 %登门看望,25 %送去礼金、礼物,7.1 %前去帮忙、出力。雇主努力营造一种人人为厂的氛围，确实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矛盾，有利于调动雇工的积极性，将企业中的劳动关系延伸到私人生活领域,为赤裸裸的劳资关系披上私人感情色彩,涂上大家庭的温馨色调。（四） 劳动保障（1）社会保险《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7]。而当雇主提出用工人工资来交每人100元的社会保险费时，工人们不同意，结果缴纳社会保险费也就不了了之。给雇主工作超过一年的工人都没有社会保险，那么那些临时进来的员工就更不可能有社会保险。可见，连工人自己都不争取合法权益，雇主更不可能为工人考虑，再加上当地相关政府部门责任不到位，工人连最基本的社会保险都无法保障。至于其他的养老、医疗保险，这些在大规模的私营企业都无法保证，在一些不正规的、中小规模的私营企业就更无从谈起了。（2）工伤前面已提到大理石厂时不时发生工人受伤。工人一旦发生工伤，雇主会将工人马上送往医院治疗，并且承担全部的医药费。并且在受伤恢复期间，工人可以不干活，但照发工资、生活费。但如果工人因为受伤影响了劳动能力，雇主一般会劝退工人，或者等到来年工人想继续在这个厂干下去时，雇主会想法设法不让其干下去。所以在工人发生工伤，而往往得不到合理赔偿，甚至自己承担的大环境下，相对而言，这家工厂还是比较人性化。以下调查数据可以反映私营企业工人工伤的处理情况，当雇工发生工伤后,工资照发的占30.6 % ,6.5 %工资要全部扣除,62.9 %要扣除部分工资。工伤的治疗费,2/ 3 的情况下是由企业支付,9.8 %由企业支付一部分,23.5 %要由受伤雇工自己支付[8]。但令人深思的是，工人本身往往缺乏维权意识根本不知道劳动者有哪些基本权益, 不知道现行法律法规赋予劳动者哪些合法权益。更不知道采取何种渠道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且由于没有社会保险，如果碰上不好的雇主，工人就处于绝境了。（3）法律法规及相关组织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中都规定了很多对工人有利的内容，但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在现实社会中，这些法律法规到底对私营企业主具有多大的约束力？在雇主和工人真正签订的合同中，有多少内容是符合《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笔者认为，即使是在大规模的、正规的私营企业中都无法保证，那么这在中国绝大多数中小规模、不正规的私营企业中就更不乐观了，尤其是对于绝大多数自身法制观念淡薄的私营企业主。另外，更主要的是，这些法律法规对工人本身的意义何在？广大私营企业的工人自身知识水平不够，对切合自身利益的法律法规了解不够甚至完全不了解，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再加上劳动监察力量薄弱, 手段匮乏，工会责任的不到位，这些法律法规、组织都无法保障工人的权利和利益。三 结论对于私营企业的这些情况，可从以下方面开展工作：（一）加强私营企业的工会等组织建设, 实现劳资协商集体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和《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法律的规定, 私营企业都必须依法建立工会组织。所以, 有关部门要指导、督促私营企业组建工会等组织, 对有条件而不愿建的企业要依法强制推行, 对暂时不具备条件的企业要引导他们加入社区工会、行业工会。已建私营企业工会的要确实发挥应有作用, 善于倾听工人的意见和要求, 并及时与私营企业主进行沟通和协商, 以化解劳资矛盾于萌芽状态。( 二) 加强宣传教育, 提高雇工自我保护意识。一要重点加强对《劳动法》等有关劳动者权益保护法规的宣传, 让工人知法、懂法, 增强自我维权的意识。二要强化私营企业对有关安全知识的培训, 提高工人的安全保护意识, 防患于未然。（三）加强劳动监察, 保证劳动法规的有效实施。目前雇工权益保护问题基本由劳动部门处理, 但劳动监察力量薄弱, 手段匮乏。今后劳动行政部门要加强劳动监察方面的力量, 建立由被动接案变为主动出击的长效监督工作机制。劳动监察部门自身也必须依法办事, 对侵害劳动者权益的问题决不姑息迁就。要加强最基本的工人社会保险的实现工作。--------------------------------------------------------------------------------[1] 孔金霞.民工权益遭遇四只“拦路虎”———非公企业权益调查[J]半月谈, 2004,( 19) : 3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五号）第二章，第十七条。[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72页。[4]《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八号），第四章，第四十四条。[5]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八号），第五章，第五十条。[6] 戴建中，《私营企业雇工及劳资关系调查报告》，《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6期第31页。[7]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八号），第九章，第七十二条。[8] 戴建中，《私营企业雇工及劳资关系调查报告》，《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6期第30页。--------------------------------------------------------------------------------参考文献1孔金霞.民工权益遭遇四只“拦路虎”———非公企业权益调查[J]半月谈, 2004,( 19) : 30.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五号）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72页。4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八号）5戴建中，《私营企业雇工及劳资关系调查报告》，《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6期
1、中国社会科学论坛:G20与国际经济秩序研讨会简讯 肖立晟; 12、松散等级体系下的合法性崛起——春秋时期“尊王”争霸策略分析 周方银; 4-34+1563、国际关系中的音乐与权力 陈玉聃;何塞·穆巴恩·圭玛; 35-57+156-1574、联盟情境下试探型强制外交行为探析 刘兰;蒋昌建; 58-74+1575、重新思考体系建构主义身份理论的概念与逻辑 季玲; 75-92+1586、遵约研究走上了错误轨道吗? 张笑天; 93-112+158-1597、英国学派与英格兰学派:从分立到合一 马国林; 113-122+1598、跨境资本自由流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韩剑;高海红; 123-136+159-1609、一体化次序视角下的东亚合作 富景筠; 137-151+16010、中美关系发展的思考 陈健; 152-155+16011、中国国际问题论坛2012学术研讨会简讯 唐键; 161
小论文的话，我觉得你要从一个小的点出发吧，从一个小的点然后能够引出一个大的结论，或者是一个大的嗯创新的点，我觉得这个作文就非常好，要跟这个经济有关的
全国的污染情况；全国的沙漠化情况；还有全国的经济情况。
希望采纳
着力解决“三农”问题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市场经济体系就没有完善的全国的市场经济体系；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稳定。因此，解决好“三农”问题，应当是我国政府下一步财政政策调整的核心问题。首先是农民的收入政策问题。我国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农民的收入问题。但是，在经济转型期，农民收入问题比较复杂，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必须同时考虑在我国农村建立市场经济机制和解决农民收入这个双重的、有的时候是相互矛盾的问题。近年来，纵向比较，尽管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比较快，但是同城市的情况相比较，收入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我们以今年前三个季度的情况为例，在前三个季度，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347元，扣除物价因素，比去年同期实际增长9.0％；而同期农民现金收入人均只有1802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率只有3.8％。农村与城市相比较，农民同期的收入只相当于城市居民的28.4％，尚不足城市居民收入的1/3；而同期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也比城市居民低5.2个百分点。其次是农业生产条件问题，主要是政府对农业领域里的公共投入不足（例如，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和技术研究与推广等等）。而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实际上也是改善农民经济状况、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实践均证明，增加属于“绿箱”政策（符合WTO规则的农业支持政策）的农业公共投入，可以通过提高单产水平和替代私人投资等方式有效地降低单位农产品的私人成本，从而降低农产品的国内生产者价格，提高我国农产品在国内与国际市场上同其他国家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再次是农村经济体制问题，即进一步稳定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稳定和安全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是确保稳定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与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通过完善土地使用制度，可以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因为完善的土地使用制度，可以提高预期收益，有利于增加投资和提高生产率。积极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不仅仅是一个乡村与城市区域划界的改变的问题，更主要的，它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纵观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无一例外地都经历过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同时也意味着工业化，甚至是市场化；反之，推动工业化的结果必然也是城市化。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发达的国家无一不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因此，我国经济和社会经历城市化的过程，同时也意味着经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财政政策的重点，应当是积极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城市化。2001年，我国人均GDP大约为1000美元，城市人均GDP大约在2000美元以上；城市化率在37％左右，这意味着我国大约有5亿人左右处在人均2000美元的城市化高速起飞的起点上；2002年我国的成化率达到39.1％，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引起的投资热潮的高涨构成了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动力。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双引擎。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低价工业化和高价城市化。因此我国政府财政政策在这个方面调整的重点应当是转变传统的财政投资方式和理念，引入非政府部门参与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供给领域，提高财政政策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使用效率，以便有效解决我国城市化的高成本问题。我国城市化高成本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的高投入。例如水电、燃气、公路、交通、绿地等等，都需要相当多的资金投入；二是公共服务的高投入。例如控制和治理环境污染，公共服务部门（包括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门）相对高额的人工费用，教育，城市运营，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市化的费用；三是社会保障的高投入。这一方面是我国目前尚无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在大量的农民变为城市市民的情况下，即使是城市本身的社会保障投入也必将增大。而下一步的发展必然是建立起能够覆盖全社会的、包括城市和农村全体居民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在这个体系建立的初始阶段，无论费用出自政府还是居民个人，都将是一笔高投入。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就是高成本，因而需要高投入，高税收。因此，我国政府面对高速度的城市化进程，一是利用政府财政政策的影响力解决好非政府部门对城市化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投资问题，二是要提高政府财政支出的效率，尽量减少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政府财政的资金压力，三是要进一步调整税制结构，建立健全中央税和地方税体系，确保政府有比较充足的财源和财力履行其职能。我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成为一体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我国政府在经济转型时期，其财政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调整必须充分考虑到开放经济这个现实，实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开放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因此，传统的治理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或者紧缩问题的财政政策必须改变，必须充分考虑政策的国际效应，必须重新估价一个国家的政策由于国际经济的影响，由于其他国家相关政策的实施而形成的抵充效应。2003年10月底开始到目前出现的中国粮食、食用油和其他原材料价格波动，对世界市场的影响以及世界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写作思路：首先提出观点，然后从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两个方面进行论证，最后总结观点。
范文如下：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一个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和谐社会应是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
民主法制首先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就意味着要尊重人民群众的独立人格和民主权利，尊重并维护公众的社会知情权、参与权、意志表达权和民主监督权。
二是和谐社会应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社会公平与正义是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的永恒话题。我们讲公平正义，就是要针对当前多元交织、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妥善处理和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
三是和谐社会应是一个诚信友爱的社会。诚信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美德之一，现代社会的诚信友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厦的重要支柱。强调诚信友爱就是要求全社会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
四是和谐社会应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活力是社会前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强化创新意识，发展先进生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都是为社会充满活力提供条件支撑。要使社会充分释放活力，必须强调“四个尊重”，即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
五是和谐社会应是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社会的安定有序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即社会组织、社会管理、社会秩序。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妥善解决和处置突发性群体事件，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社会安定团结，都是政法机关面临的新任务、新课题。
六是和谐社会应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生态平衡，减少对大自然的破坏，发展循环型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都是我们近期的奋斗目标。
我认为，稳定是和谐的基础，和谐是稳定的延伸，没有稳定就谈不上和谐。因此，只有社会稳定才能创建社会和谐。长征精神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在一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众所周知，从1934年开始到1936年结束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面，红军辗转十四省，突破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封锁，唱响战略转移的凯歌，是人类近现代战争史上，凡人谱写的英雄史诗。时至今日，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昔日腥风血雨刀、枪相见的地方早已恢复安宁，当富足和安康使我们把前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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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政治小论文是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对学生的一项基本要求,是素质 教育 的要求,是贯彻新课改精神的需要,符合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有助于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各方面的能力。本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2021政治的小论文 范文 ，仅供参考。
(步骤有四)
1.提出论题
这是政治小论文的“首”，一般为一段，20字左右。针对特定的材料或命题，开门见山，三言两语，亮明中心论点，揭示出本质性的问题。例如，针对我国北方日益严重的沙尘暴，提出“我国面临着严峻的环境形势”的中心论题;针对中美撞机事件，提出"反对霸权，振兴中华"的中心论题;等等。 要求新颖而不落俗套，简洁而有概括力。
2.分析论题
这是政治小论文的"干"，一般为1～2段，250字左右。围绕中心论题进行有理有据、深入本质的分析，鼓励学生发表独到的见解。比如，分析造成"环境问题"的因素，环境问题的表现及危害;分析"反对霸权，振兴中华"的重要性，认识霸权主义的根源、表现及危害，帝国主义的本质，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的迫切性等。分析时切记不可面面俱到，而应析其一点，击中要害，一针见血，就具有更强的战斗力和说服力。 要求论据充足，分析深刻，逻辑严密，层次清楚。
3.解决论题?
这是政治小论文的"腹"，一般为一段，100字左右。针对中心论题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鼓励学生发扬创新精神。例如，针对怎样才能"珍爱生命，远离邪教"，提出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解决途径;针对如何"反对霸权，振兴中华"，提出要依靠世界人民大团结来反对霸权主义，我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增强综合国力等途径来实现。
4.联系实际
这是政治小论文的"尾"，一般为一段，40字左右。联系青少年学生实际，是政治小论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青少年要认识到当前自己肩负的重任，勤奋努力，刻苦学习，竭力奉献。在此，或鞭笞假、恶、丑，或歌颂真、善、美，用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来号召大家为之而拼搏、奋斗。 总之，政治小论文的结尾要紧扣论题，联系实际，深化主题，充满感召力。?
政治小论文《我看环保》(例文)
我看环保
环境问题不仅是个生活质量问题，更是一个直接影响人尖生存与发展的大问题。(提出论点)
我们不得不承认，环境保护已迫在眉睫。环保虽如此重要，国家也颁布了一系列保护环境的法律和法规，可是在社会上仍有一些人，为了个人的利益去破坏环境，有的救灾屡禁不止。这就要求我们采取 措施 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依法规范人们的行为。(分析论点)为此，我特提出如下建议：(解决论点)
首先，应在学生中普及环保教育，开设环保科目，并规定为必修课。规定每个学生必须对环保作出贡献。如规定每个学生一年必须种一棵树等，从而让每个学生都明白：对于环保，自己也有一份责任，自己也应该出一份力。
其次，国家有关部门应不定期对各个单位进行突击检查，对那些违反有关环保方面的法律和法规的单位实施重罚，并对其进行思想教育。这样才能从污染源上加以控制、治理。
再次，对在环保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个人，应在物质和精神上给予奖励。这样能更有效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这对于全民参加环保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最后，国家应拨款建一些环保设施，如建一些污水处理站，保证流入江海湖泊的水的质量;采取“垃圾分类回收”措施，并在行动之前加以宣传，以得到群众的积极响应。
环保问题的确应该引起我们每个人的重视。每个人都应该思考，自己应该为环保做点什么。愿人人都为环保出一份力，让美好的环境永远伴随着我们!(联系实际,表明观点)
评价:本文侧重解决环境问题,特点是将分析问题结合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反对“台独” 振兴中华
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行为是可耻的，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行为是光荣的。所以，我们要与“台独”行为做斗争，坚决反对“台独”。(提出论点)
众所皆知，台湾历来就是中国不可争辩的领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早日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是两岸中国人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同时也是所有中国人最根本的利益。从郑成功到施琅，多少中国人为了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利益，抛头颅，洒热血，用年轻的生命谱写一曲曲壮丽的诗篇。他们的英雄 事迹 是可歌可泣的!(正面分析论点)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不少民族的败类。吕秀莲曾在日本说过“割让台湾给日本”是台湾人民的大幸：李登辉也说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还说自己是日本人：陈水扁干脆跑到美国买来“先进武器”，将枪口对准自己的祖国。这些“台独”分子可以说用心良苦。他们明明流着中国人的血液，却怎么也不肯认祖，反而是“孩子大了忘了娘”，甚至扮演着汉奸的角色。试想一下，哪个汉奸卖国贼会有好的下场呢?他们这种行为的目的就是要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所以，他们搞“台独”是可耻的。(反面分析论点) 当前，国际形势不很太平。伊拉克人民此时正处在没有主权的痛苦深渊中：车臣总统遭受恐怖袭击身亡：朝鲜核武器问题越演越烈。中华民族也正经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前两岸关系的形势严峻，对于中华民族的利益是很不利的。台湾的命运在于统一，统一才有出路。否则，台湾的前途和台湾人民的命运将遭到破坏。(联系实际)
现在，摆在台湾当权者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悬崖勒马，停止“台独”分裂活动;一条是一意孤行，妄图分裂中国，最终玩火自焚。中国有句古话“得民心者得天下”。“台独”是违背民心的，是所有中国人坚决反对的，将受到所有中国人唾弃的!(解决问题)
当海峡两岸的兄弟姐妹手拉着手，心贴着心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时候……让我们共同期盼那一天尽快到来!(表明态度)
点评:本文成功的地方有:结构严谨,论点清楚,论证有力,论据充分。有不可抗辩的力量，很有说服力，看完叫人心悦诚服!语言很简练又很有力度，特别是排比句运用得很好。时代性很强，能引用当前时事，理论联系实际。材料的运用很恰当，很简练，概括能力强。思想性强，有很高的政治觉悟。是一篇很成功的政治小论文。
法制小论文范文( 针对有关“中学生自我保护意识薄弱”的情景材料)
法在我心中
曾听过这样一个 故事 ：在一个冬季的夜晚，某市女中学生——年仅14岁的马某，与其表弟在逛完书店回家的途中，路遇一手持棍子，看似保安队陌生男子。二人在什么都没弄清楚的情况下竟接受了那名男子的强行搜身。随后，马某的表弟被遣回家讨学生证，而马某却跟着那名男子莫名其妙地失踪了……第二天，人们在附近的一座山丘上发现了马某的尸体。只见她躺在洁白的雪地里，被罪犯用杂草胡乱地覆盖着……
类似这样的案例也许已屡见不鲜，但当我们听了马某老师的一番叙述后，却不得不在痛惜的同时感到震惊。马某是该市__中学的一名初二学生，记忆中的他，十分听话且学习优秀，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好班长。就在案子发生的前一天，她还被评上了优秀团员。而此时老师手握着尚未发出的团员证，已是泣不成声……
14岁啊，如花般的“成熟”季节;14岁的年轻生命哟，就这样在冰冷的“纯洁”里画上了句号。
我们在哀叹惋惜的同时，不得不提出质疑：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学生，怎能如此轻易地相信一个陌生人?因为父母、老师的关爱，给世界罩上了一层朦胧的假相美，才致使了她今天的悲惨结局!
望着雪地里那已逝去却尚不安分的生命，难道我们不应该有所觉醒吗?!
马某的悲剧似乎告诉我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然而年轻冲动的我们，是否就一定能正确地诠释这个“防”字呢?
当今，最普遍也是最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大概就是“校园勒索事件”了吧。前些天在电视上播放的《今日说法》栏目中，看到这样一个案例：16岁的中学生小天(化名)因多次被所谓的学校“老大”勒索而不敢向家长说明，终于老羞成怒，用匕首将期中一人刺死……
小天就这样亲手毁了自己的美好前程，而中学生马某更是由于自己的单纯、幼稚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马某的逝去、小天的失足，让我们为之喟叹，为之惆怅，为之痛心，为之惋惜……但我们能做的，难道真的就只有这些吗?
我以为，要根本地避免悲剧重演，无非是四个字：觉悟，行动。
方才两个案例中的主人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孩子，然而悲剧“不偏不倚”，恰恰发生在他们身上。也许有人会说：“他们也真够倒霉的，个个前程似锦，却遭遇如此劫难!”试想，假如在他们年轻的生命中，不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他们是否就真的能够“前程似锦”呢?为以为不然。二人的悲剧，看似单纯、冲动造成，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他们的法制观念淡薄，这种思想意识上的淡薄，不仅取决于他们个人，更是由于周围的环境造成的。这固然是他们的悲剧，也是他们父母、老师的悲剧，更深一层地，就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再设想，如果陌生男子在产生不法念头的时候，能用“法”克制自己;如果马某在遭遇不法分子的时候，能用“法”保护自己;如果小天在被逼无奈时能用“法”维护自身的权益，这一切的悲剧恐怕就不会发生了吧。现在，我们总该明白当今社会，知法、懂法，是何等的重要了吧!
而作为青少年的我们，不仅要学法，懂法，更要善于运用法律。这，便是所谓的行动。眼下，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学习 法律知识 ，增强法制观念，但在学法的同时，也要注意道德、勇气、社交能力的培养。做一个真正的四有青年，为实现我国的素质教育做出贡献。
朋友，你我都处在花一样的年华，让我们在物质财富丰富的今天，用法律充实自己的思想!尔后，在灿烂阳光的照耀下，携手齐呼：法在我心中!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质量大提高，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由社会发展滞后向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的突破性转变，国际地位与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然而，当我们回首过去，心中充满无限骄傲与自豪时，又是否清醒的看到了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上的一些障碍呢?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大多数产品都比较单一，没有自己的技术品牌，面对原材料价格不断上行，同行业间日趋激烈的竞争，以及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不少企业已经开始飘零不定。
美国《财富》杂志此前评选出的世界企业500强中，中国内地仅有11家企业"榜上有名"，而且多数属于电力、石油、银行等国家垄断性行业，不具备自己的品牌;在2016年公布的世界最具有影响力的100个品牌中，中国大陆仅一个品牌入选。
然而，"MadeinChina"却已深入世界每个角落，并逐渐占据了各个生活场所。所谓的"中国制造"指的是通过为别国的品牌、用别国的技术、替别国公司做加工而赚取微薄的收入和利润，还有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拥有自己的品牌，但所使用的核心技术是别国的。但随着科技水品的不断发展，"中国制造"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了。在中国制造迫切需要确立核心竞争力，成为"中国创造"。毕竟，仅仅是制造而没有创新，制造就没有生命力。
中国之所以仍处于"不发达"阶段就是因为现阶段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科学技术水平还不够高，所以要摆脱"不发达"阶段，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就必须要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实现我国生产力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而大力发展教育，才能从根本上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战略主动地位。科技创新能力，已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在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如果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科技落后的局面。
我国已经从低成本时代向高成本时代过渡，因而企业也必须由"成本优势"向"技术优势"转变，而"技术优势"的核心就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只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品牌，中国才能在国际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要真正跟上世界经济发展的脚步，真正参与分享世界经济发展的"大 蛋糕 "，我们必须拥有创新能力，并以此向经济价值链的高端发展，最终加入科技创新国家之列。
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作为青少年学生，我们要提高自己的科学素质、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我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而努力.
论文题目： 赫伯特?西蒙的感想 学 院： 经济学院 专 业： 财 政 学 班 级： 10财 政 学 号：__ 完成日期： __年11月15号
读赫伯特·西蒙的感想
1978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之年，是中国历史是不可磨灭的一年，也是中华民族重获新生的一年。同样也是在这一年，赫伯特·西蒙获得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对他学术成就的重要肯定。
瑞典皇家科学院贺辞说，其科学成就远超过他所教的任何一门学科——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和信息科学。他的研究成果涉及科学理论、应用数学、统计学、运筹学、经济学和 企业管理 等方面，在所有的这些领域中西蒙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人们完全可以以他的思想为框架来对该领域的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但西蒙首先是一位经济学家，因终生从事经济组织的管理行为和决策的研究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西蒙有关组织决策的理论和意见，应用到现代企业和公共管理所采用的规划设计、预算编制和控制等系统中及其技术方面，效果良好。这种理论已成功地解释或预示如公司内部信息和决策的分配、有限竞争情况下的调整、选择投资各类有价证券投资和对外投资投放国家选择等多种活动。现代企业经济学和管理研究大部分建立在西蒙的思想之上。而赫伯特·西蒙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决策理论即：①找出制定决策的根据，即收集情报;②找到可能的行动方案;③在诸行动方案中进行抉择，即根据当时的情况和对未来发展的预测，从各个备择方案中选定一个方案;④对已选择的方案及其实施进行评价。决策过程中的最后一步，对于保证所选定方案的可行性和顺利实施而言，又是关键的一步。经过综合概括，发现在这四个阶段中，公司经理及其职员们用很大部分工作时间来调查经济、技术、政治和社会形势，来判别需要采取新行动的新情况。众所周知，在任何社会形势下，个人要有效地达到宗旨，不仅取决于他自身的活动，也依赖于他的活动与其他相关个体的活动的相关程度，这就需要对组织成员活动的协调。
在写我“浅议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这篇论文的时候，我不仅提前 熟悉了写论文的格式，更让我进一步认识和熟悉了诺贝尔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作为经济学院的学生，了解和学习西蒙的思想，尤其是他的决策理论和管理思想是我们必不可少的任务。通过使用搜索引擎，如百度、谷歌，获得了赫伯特·西蒙的生平及简介以及通过使用检索工具：SCI(科学引文索引)。透过赫伯特·西蒙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每一项荣誉的背后，都挥撒着他们辛勤的汗水。我们要向西蒙学习他那孜孜不倦的精神与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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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及其指导意义 实行对外开放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在科学总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顺应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提出了一系列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与构想。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不仅是我国近20年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而且对于我国在新世纪中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一、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确立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这是邓小平同志对当代世界开放性特征的高度的理论概括。当代世界就其经济内容而言是开放的世界或开放的经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国际间的经济交往，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在自给自足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中，经济交往的规模和程度十分有限，交换在经济生活中还不占重要地位。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之后，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商品经济才居于统治地位。资本主义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分工的扩大，进而形成突破国家和地区界限的国际分工；国际分工又加深国际间的经济联系，从而形成了世界市场；在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资本的国际化。如同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形成了世界性的经济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社会化大生产的规模空前扩张，生产要素的配置扩大到整个世界范围，世界各国的经济获得了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难以想象的大飞跃和大发展，世界进入了一个以国际经济活动为舞台的发展阶段。在这样的国际经济社会背景下，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兴衰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能否面向国际市场，能否积极地发展同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求得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要受到本国的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和资金技术等条件的约束。即使是一个资源丰富，实力强大的国家或地区，也不可能拥有本国和本地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切资源，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国际间的商品流动、资本流动、技术流动和劳务流动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整个世界经济日益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将自己置身于国际经济格局中来加快发展本国经济。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把握这一历史潮流，明确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0页。）对外开放是国际分工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历史上及建国后前30年的闭关自守导致落后的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实现现代化，要赶超发达国家，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必须通过对外开放，获取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各种资源，利用好国内外市场，形成自己的优势，确立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才能加快我们的发展速度。他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页。）他还说；“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7页。） 实行对外开放首先在于利用国外资金，以弥补我国现代化建设资金之不足。我国的现代化是赶超型的现代化，具有明显的高起点、高速度、高目标的特征，引进大量的国外先进技术并加以消化吸收是我国现代化成功的关键，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来保证。而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除了依靠国内的积累之外，还需要利用国际市场进行积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在引进国外资金方面迈开很大的步伐，通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间接投资以及利用外国政府贷款等形式，引进巨额的外国资金和海外资金，同时还通过出口大量的劳动密集和劳动技术密集型产品，获得了巨额的外汇，为现代化积累了大量的资金。 其次是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加快培植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高低，取决于技术水平的高低和产业结构的高度。作为赶超型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加以消化吸收，并以较快的速度赶上世界技术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购买技术专利、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以及允许外资独资经营等方式，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培植起许多高新技术产业，增强了这些产业及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可见，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发展节省了时间和资源，加速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再次是利用国际间的交往以获得更多的经济信息。当今时代是信息的时代，谁掌握了丰富的信息，谁就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谁就能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政治的走势。邓小平同志指出：“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6-307页。）对于政府决策者和企业管理者来说，做出一项重大决策，都必须掌握充分的信息，并以此来判断国际市场的变动和竞争对手的动向。因此，应该通过对外开放，在国际交往中积累、收集和整理世界经济的信息，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服务。 二、根据经济体制创新的需要，大力推进对外开放 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它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建立，只能在开放的环境中形成。它不仅要求有统一的国内市场，而且还要求同国际市场相联系，从而使商品、资金、技术、劳务和信息等要素在国际间流动，参与国际分工，并利用国际分工以节约社会劳动，提高经济效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客观上要求我们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 我国是在经济社会比较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市场的发育程度很低，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要改造我们传统的经济体制并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市场体系。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了解和掌握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运行的规律，规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弊端，趋利避害，逐步建设比较完善的国内市场体系。对外开放为我们了解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及其机制运行的规律，尽快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提供了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吸取世界各国培育市场体系的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包括比较完善的商品市场和劳务市场，逐步建立包括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在内的生产要素市场，并逐步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任务是按照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改革企业的财产制度和组织形式，从而以规范化的公司制形式对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根本性的改造，使之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企业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为实现企业改革的这一目标，我们必须通过对内对外开放，逐步地拆除地区间和国际间的各种市场藩篱和贸易壁垒，促使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断扩大，促进企业进入市场尤其是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市场的竞争，以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与此同时，改革开放还使我国的很多企业了解和学会了利用国际通用的规则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利用国际上通行的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利用各种国际标准来确立企业的形象，提高企业的信誉，促进了企业的成长和壮大。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学习和借鉴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管理国民经济、调控市场机制方面的经验，从而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市场经济发源于资本主义国家，且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西方国家在对市场机制的作用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全面的了解的基础上，结合各国的国情来建立政府的宏观调控体系，以缓和市场机制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的破坏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平稳有效运行。自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性特大经济危机之后，为了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破坏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建立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采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其他多种经济政策在内的宏观调控手段，调节国民经济运行，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保持了长达1/4世纪的经济长期繁荣。资本主义国家调控市场的各种严密的法规、宏观经济调控方法以及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各种配套措施，对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提供了有益借鉴。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并从实际出发，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管理方法。实施了一系列以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得明显的成效，不仅保证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同时还保持了国民经济的高增长。 我国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努力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逐步形成大开放格局。就我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指导思想而言，邓小平同志在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地提出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大开放。所谓大开放，就经济方面来说，不仅东部地区要开放，而且中、西部地区也要对外开放；不仅第一产业要对外开放，而且第二、第三产业也要对外开放；不仅要采取贸易的形式，而且要采取技术交流、资金往来以及其他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不仅要在经济上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开放，而且要向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开放。总之，我们要把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把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放到世界经济的大格局和国际市场的大背景之下，纳入世界经济的大循环之中。这是因为，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不管是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还是落后的国家，都各有所长，都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在邓小平大开放思想指导下，我们不仅能够汲取各国的长处以弥补自己的短处，加快我们的经济发展，而且还可避免国民经济受一个或某几个国家支配、摆布，确保我们的对外开放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得以继续，保持对外开放政策的长期性。 三、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开放型经济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其基本要求就是要实行一系列更为开放的措施，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国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面临着引进更多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扩大产品出口等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国际激烈竞争的严峻挑战。我们要继续以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为指导，以积极的态度，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展开放型经济，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一是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利用外资，合理引导外资投向，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利用外资是实行对外开放、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途径。邓小平同志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6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为改善外商投资环境作了许多努力，为外商投资企业创造了较好的投资环境。并制定实行了一系列为外商投资提供法律保障的法规和政策，利用外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自1993年以来，我国已连续6年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在新世纪到来的新条件下，我们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还要作进一步调整，扩大利用外资的重点是吸引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含量高、规模大、管理先进的项目，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对外资的优惠政策要由原来的以地区性差别优惠为主转变为以产业差别性优惠为主，重点引导外资流向交通运输、能源、原材料、通信设施、农业开发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部门，流向汽车、航空、电子、机械、通信设备等支柱产业，流向商贸、金融、保险、信息咨询、旅游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从而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和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 二是实施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出口贸易战略。首先是以质取胜战略。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不足的国家，人口众多，技术已具一定实力，因此，我们不能长期依赖“价廉质低”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而是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牢牢把握好提高经济效益这一中心环节，下大力气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和档次，从而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和科技发展水平较高两方面的优势。要重视科技兴贸，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努力扩大机电产品和服务领域的出口规模，增加国内急需的技术装备和重要资源的出口，尽快实现出口贸易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以量取胜”向“以质取胜”转变。其次是市场多元化战略。90年代初，我国出口产品市场90%以上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和港澳地区。市场过分集中，不仅会增加市场风险，而且还可能导致进出口贸易受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其基本要求是在继续巩固西方国家和港澳市场的同时，加快开拓发展中国家、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市场，力争对这些国家市场的出口产品比重逐步有所提高，避免对同一市场的过分依赖，增强防范市场风险的能力。同时，通过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还有利于缓解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对我国发展对外贸易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三是实行均衡开放政策，保障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凭借优越地理区位及良好的经济基础，在对外开放中率先起步，进而由沿海到内地，逐步形成梯度开放格局。这种非均衡对外开放战略，在从封闭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初期，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伴随着我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步伐，我们的经济政策倾斜重点应该向中西部地区扩大和转移，从而实现我国的对外开放从“倾斜开放”向“均衡开放”的战略转变。在加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同时，根据中西部地区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有别东部地区的政策，加快中西部对外开放步伐，扩大开放区域，进一步加强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扶持力度，扩大审批权限，优化投资环境，增强内地对外资的吸引力。实行均衡开放还要实现对外开放由区域模式向产业模式的转变。原先的区域优惠政策容易造成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及资源配置的扭曲。而实施产业优惠政策，通过政策引导，使外资流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流向支柱产业，流向第三产业，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此外，我们还要实现从浅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向深层次参与转变，要更有效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循环，使经济循环过程覆盖和辐射各个部门和更加广阔的地域，实现纵深循环，从而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外向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实力的提高。 四、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促进国民经济整体质量的提高。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里的战略任务。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及亚洲“四小龙”等后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已经实现高度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并且在生产、资本、技术、信息等各方面都趋向国际化和全球化。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促进国民经济现代化，改变生产力落后状况，是我们所面临的长期性问题。我们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和发展开放型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系，其中包括以制成品出口为主的出口生产体系，对外经济体系、技术引进和推广体系、外经服务和监督体系以及社会信息体系，还包括为它服务的金融、保险、信息、生活、娱乐等第三产业的比重最终应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要多方面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办厂，带动国内出口或合作开发资源；特别是通过推进投资、贸易一体化，组建工、贸、技、银相结合的大型企业集团进军国际市场，如果我们有十几个或几十个真正的企业集团称雄于国外，我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就会大大提高，外向型经济目标就能更快地达到。 此外，还要加快推进我国贸易自由化进程，应当根据开放型经济的要求来重新审视我们的贸易政策指导思想，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体机制。我们应当尽早实现从外贸企业的审核制度向登记制度的转轨，让国内具有实力的企业尽早进入国际市场。适应贸易自由化的要求，应当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分步骤地把进口关税降低到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与此同时，进一步放宽外汇管制，逐步开放外汇市场，把我国经济逐步融入当代世界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