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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纵观文学史上已有定论的经典作品，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作品之所以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其完美的令人动容的艺术形式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原因。但其艺术形式之所以“完美”，就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作品所蕴含的思想内容。那些思想内容不深刻、不正确的作品，那些只求艺术新、奇、怪的作品，都不能不说是忽略了这一点。文学大师鲁迅和茅盾的小说作品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鲁迅和茅盾所处的时代大致相同，都是中国近代最黑暗最腐朽的时期，怎样反映社会、激励民众成了萦绕在脑海的共同问题。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唤醒熟睡在“铁屋子”的人们（1）成了他改造国民性的首要任务。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鲁迅对传统文学的瞒和深恶痛绝，而是要“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2）在鲁迅的笔下，我们看到了麻木窘困的闰土，颠沛流离的孔乙己，街头求乞的祥林嫂和醒了无路可走的魏连殳等等可怜可悲的形象。从他们身上，我们深重地看到封建思想在人们头脑中是多么根深柢固，其对反抗者的迫害是多么毫不留情。为了表现这些主题，鲁迅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基础，同时还借用了一些现代主义的表现技法，如《狂人日记》采用日记体，通过“狂人”的大量的内心独白，为我们揭示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还有《伤逝》采用回忆式的手记的形式，不无伤感地道出了封建社会末期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由是多么不容易。最令人难忘的《阿Q正传》，鲁迅采用反讽式的《正传》的形式，喜中含悲地塑造了阿Q“妄自尊大而又自轻自贱，麻木健忘而又自安自足，目光短浅而又盲目排外，一无所有而又贪图富贵，奴性十足而又恃强凌弱，自欺而又欺人，诚实而又油滑，神往革命而又不知革命为何物，身为下层而又满脑子封建正统卫道思想”。（3）这些侧面连在一起，像一个三棱镜折射出阿Q种种“精神胜利法”，其既有辛亥革命的时代性，（农民尚不觉悟），又有整个封建社会中国人思想的共性，其深刻性、形象性、概括性可谓前无古人。也许是创作时代和作家自身阅历的差异，茅盾笔下的人物的思想面貌和鲁迅的已有所不同。他们虽然也生活、命运极为坎坷，但已表现出了极大的主观能动性，在他们的身上闪出了几缕亮色。比如写农民，茅盾更注意写农民的勤劳、善良、贫困；比如写小知识分子，茅盾更注意写他们对革命的热情和幻灭。《春蚕》中的老通宝虽然身上多少也有些封建迷信，但和鲁迅笔下的闰土已相去甚远。老通宝有笑容，有希望，后来虽然也“气得生病了”（4），但比闰土“石像一般”（5）的样子明显有所进步。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茅盾认为“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6）“那时正是大革命的前夜。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妇女学生或女知识分子颇以为不进革命党便枉读了几句书”（7）茅盾笔下的一些知识分子已经表现出了乐观、坚定、向上的人生态度，较鲁迅笔下的孤独的醒了无路可走的吕纬甫、魏连殳面貌明显改善。究其原因，主要人物所处时代的发展、政治气氛的影响，和作家个人的性格以及所处的社会地位所致。 与鲁迅相比，茅盾的艺术表现手法比较单一，不像“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如果打一个比方，茅盾擅长工笔细描，而鲁迅更凝神苦诣于各种类型的大写意。读茅盾作品使人觉得细腻逼真；读鲁迅的作品，使人感到生动传神。他们作为现实主义作家，尽管写作手法有些相异，但是殊途同归，都准确深刻地表达出思想内涵，达到了高度的艺术真实。 ★选材范围与时代特征。鲁迅和茅盾的小说作品，虽然不同程度地渗透着作家主观的思想感情，但不可否认，它们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具有史诗的性质，都可以作为生动形象的“历史教科书”。鲁迅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这其中自然有着鲁迅先生伟大的启蒙思想。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勤劳的农民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敲诈、麻痹、压制下，变得麻木、迂腐。为了唤醒这些可怜的同胞，鲁迅先生不少小说作品把笔锋对准了农村这个大的“病态社会”：一无所有的阿Q，可怜可叹单四嫂，阴险狠毒的赵太爷和颐指气使的七大人，等等。在小说里，鲁迅先生不是像画家那样只是形象地描画了这些人的外貌，而是深入到这些人的灵魂深处，像高明的医师一样，把这些人身上的“病痛”解剖给读者看。除此之外，鲁迅先生还写了一些有关知识分子的小说。这种小说大体上可分为两类：觉醒的知识分子小说和下层旧知识分子小说。前者包括《狂人日记》、《长明灯》、《药》；后者包括《孔乙己》、和《白光》。在这两类小说中，鲁迅先生对新旧两类知识分子的出路作了探索。不改造社会制度，不提高人们的觉悟，即使这些“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知识分子，出路也是渺茫的。 与鲁迅相比，茅盾虽然没有过多关注“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但他认为作家应当反应“全般的社会现象和全般的社会机构。”（9）小说的选材范围几乎涉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既有大革命为背景的《蚀》三部曲，又有描绘乡村、市镇经济破败景象的《春蚕》、《林家铺子》；既有叙述小市民、小职员窘迫人生的《过年》，又有诉说民族灾难中人们颠沛流离的《右第二章》；既有控诉女性悲惨遭遇的《小巫》，更有揭露国民党官僚腐败的《某一天》。等等。诚如叶圣陶所言：茅盾“在《幻灭》之后写《动摇》，《动摇》之后接写《追求》，不说他的精力弥满，单说他扩大写述的范围，也就可以大书特书。在他三部曲以前，小说那有写那样大场面，镜头也很少对准他所涉及的那些境域。”
耀眼的“80后”——“80后”作家作品阅读感悟2008-04-08 10:11:23桃李秀□朱川 林劲华 向皓宇 廖智煜自信，轻俘，乐天，叛逆，务实,自私,洒脱,固执,孤独……很多自相矛盾的词语在他们身上都能找到。说到玩，他们一代人是很会享受生活的一代，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享乐主义者”。他们追逐着巴黎、纽约的脚步,喜欢花花绿绿,怪模怪样的服饰和发型，以及缤纷的色彩，是80年代的流行特征。或许在此之前您根本不知道什么是“80后”，因为，这只是人为的一种称呼，然而朴实的称呼背后代表的却是当今具有很深影响力的一群青年作家。又或许您会说：“一群十几二十岁的青年写的东西值得品读和研究吗？”但是，他们可能没有像许多成年人一样有饱经风霜的阅历，没有像名作家一样千锤百炼的写作功底，可是他们却拥有与众不同的东西：那就是青春，活力，以及心底对这个社会的憧憬。他们拥有自己的独特个性思想，他们热爱写作,善于表达自己的忧愁喜乐。他们的作品全是发自内心的文字，在还没有被这个错综复杂的社会里的阴影所笼罩之前，他们写出了属于自己的东西。就如同孩子的想象总是具有纯真和美好，而这群“刚出生”的青年作家，用他们感知、还有优美的文字，引起我们的共鸣，让我们在品读后开始对自己的某些东西———例如善良，理想，追求，还有才刚起步的人生，有了自己的思考。这样就够了。那些故事让我们为之动容、陶醉其中。更重要的是，我们从里面获得了许多东西，这些感受是我们无法从别的的地方能得到的。它们弥足可贵，因为它们是来自？而我们研究80后，实际是在研究我们的另一面，另一个自己。每一名80后作家内心深处描绘的“一尘不染”的梦想、爱情所带来的震撼。只要某种东西能让你思考自己身边的人，自己身处的这个世界，自己的人生，自己的价值。这个东西，就是一种精神力量，一件无价之宝，值得你去研究，去追随下去。正如同他们其中的一员张悦然说的那样：“我现在在努力地创作，因为我怕再过一年，两年或是更多年之后，我写出的是这个社会泛滥的东西，而不再属于我自己内心的文字了。”在研究之中我们了解到，由于年轻作家们并没有受到专业的写作训练，结构上不免松散；同时，由于年龄、经历，其社会阅历、文化积淀不深，也难以写出较有思想深度的文章，情节、人物塑造上稍显单薄，而且有雷同的现象。同时，标榜率真是一件好事，但率真、抒情多了，难免沦为矫情，便失去真实了。语言上追求自由纵情，但是有的也很粗糙草率。难以对青少年青春时期的心理、情感变化作客观、理智的分析，题材的筛选上难免良莠不齐，某些作品过于暴露、夸大青春期的困惑、迷惘，甚至还有一些赤裸裸的性描写，很容易对身心尚不成熟、价值观正在形成中的青少年学生产生不利的引导和指向。可以说这就是他们的通病，80后失落的青春。而我们所研究的作为新生代作家的郭敬明，让我们感动不已。从最初的《幻城》，《爱与痛的边缘》到《悲伤逆流成河》、《小时代》，从以往简单地思考人生到对现实、内心的剖析，在人气日渐飙升的同时，他的文字也在走向成熟。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80后一代的不卑不亢，高歌猛进。自初中时开始写作，在全国报刊杂志发表文章约10万余字，曾获第三、第四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出版长篇小说《幻城》、《1995-2005夏至未至》、《岛》系列丛书等作品。目前是上海柯艾传播文化公司的老板，带领一伙同样具有希望，朝气蓬勃的青年向梦想迈进。一半明媚,一半忧伤———如此华丽的词藻才能勉强概括这个引领了文学与理想，时尚与话题的新锐作家的风格。他用最华丽的语言记录着生活以及悲伤的情感。对待生活消极而又充满自信与斗志；坚信人性中甜美的善良，却始终不改地沉溺于绝望之中。没错，他的风格就是这样。80后的作品率真、原态地记录了部分当代青年学生的生活、学习和心理、情感特征，适应了他们的困惑心理，满足了他们的阅读需求。阅读这些个性十足的作品，他们的心声得以抒发，情感得以宣泄，例如高考的压力、青春的困惑等等。朋友的离开，进入作协的异议，以及满天的流言蜚语，所有这些都不能磨灭他卓越非凡的才华。郭敬明是两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魁甲。在第一届由韩寒掀起的新概念大热后，多少的优秀写手蜂拥而来，他却可以两次夺冠。面对名与利诱惑，他坚持不懈留守在写作孤独的道路上，孜孜不倦。随后的出书，众多的拥护者的使签售现场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他们拥有自由飞扬的想象力、轻灵潇洒的笔触。他们经历着更跌宕起伏，到处灯红酒绿的人生。他们固执己见却坚持理想,对遥远的梦永不言弃。他们是80后，无论你欣赏他们与否，他们在一天一天进步，迈向梦想。那么，当他们日渐成长的时候，谁能否认他们不是文坛最耀眼的一群烁星?(清远市第一中学学生)评语：随着时间的推移，“80后”，这个名词在文学界上文学界上也流行了起来。因此80后的作家作品也变成了研究的对象。九十年代的孩子们对更接近他们年龄的“80后”非常感兴趣。富有九十年代风格学生们用后辈的眼光，试着体味他们的作品，用激情澎湃文笔，写了上文他们的感想。(指导老师：陈少宜)
毕业论文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教学环节，其中论文选题又是毕业论文成败的关键。下面我将为你推荐现当代文学论文题目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到你!
1. 余华小说中死亡意象分析
2. 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
3. 《白鹿原》中的宗法文化研究
4. 论王安忆小说叙事策略
5. 鲁迅《人之历史》解读
6. 鲁迅《文化偏至论》的精神要义
7. 鲁迅《摩罗诗力说》中对有关诗人及作品的评论
8. 鲁迅《野草》中的战士形象简析
9. 论《野草》对国民性弱点的批判
10. 论《野草》中鲁迅的想象力
11. 论《朝花夕拾》中的人物形象及鲁迅的态度
12. 论《朝花夕拾》中的幽默
13. 胡风论诗
14. 评曹禺的《北京人》
15. 论夏衍抗战时期的戏剧
16. 论杨绛抗战时期的戏剧
17. 论丁西林抗战时期的戏剧
18. 评骆宾基的长篇小说《边陲线上》
19. 论谷斯范的长篇小说《新水浒》
20. 从《速写三篇》看张天翼讽刺小说的特点。
21. 论沙汀的长篇小说《淘金记》
22. 沙汀的长篇小说《困兽记》的内容与艺术特色。
23. 解读沙汀的长篇小说《还乡记》
24. 解读艾芜的长篇小说《丰饶的的原野》
1. 阿Q“精神胜利法”的心理学分析
2. 《阿Q正传》中的丑陋人性
3. 《伤逝》和《寒夜》爱情悲剧比较研究
4. 鲁迅《狂人日记》与果戈理的同名小说比较论
5. 《狂人日记》的解构主义特征
6. 《狂人日记》的反讽叙事
7. 在过去、现在、将来之间穿越——鲁迅《狂人日记》的叙述学解读
8. 社会学场域中的悲剧之痛——鲁迅《祝福》之还原性解读
9. 论鲁迅小说的叙事伦理
10. 鲁迅小说中女性人物的主体意识
11. 鲁迅小说创作中的疯癫意象透视
12. 鲁迅小说中人物“死亡”现象初探
13. 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形象分析
14. 论鲁迅《野草》的原罪意识
15. 郁达夫作品中的忏悔意识
16. 沉沦与救赎——论郁达夫小说中的情欲描写
17. 颓废——郁达夫悲剧小说的美学形态
18. 冰心与庐隐之比较
19. 论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
20. 论《雷雨》中的“俄狄浦斯情结”
1. 《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探微
2. 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曹禺的影响
3. 家的梦魇——曹禺戏剧创作的心理分析
4. 曹禺前期戏剧中的人性剖析
5. 试论曹禺剧作的“出走者”人物系列
6. 论《骆驼祥子》中的戏仿叙事
7. 高觉新和汪文宣比较论
8. 论沈从文小说中的乡村少女形象
9. 色彩、意象与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性
10. 朦胧诗与新生代诗比较论
11. 汪曾祺小说创作中的宗教情怀
12. 从《受戒》看汪曾祺的佛教文化意识
13. 汪曾祺小说文体的独创性
14. 试论汪曾祺的传统性
15. 论张贤亮小说的女性情结
16. 余秋雨散文的文化“寻根”情结
17. 千古文人侠客梦——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与义
18. 论池莉市民小说中的“日常生活理想”
19. 阿城《棋王》的叙述学分析
20. 论阿城小说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21. 莫言小说运用色彩词的特点
现当代文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
1、 鲁迅《人之历史》解读
2、 鲁迅《文化偏至论》的精神要义
3、 鲁迅《摩罗诗力说》中对有关诗人及作品的评论
4、 鲁迅《野草》中的战士形象简析
5、 论《野草》对国民性弱点的批判
6、 论《野草》中鲁迅的想象力
7、 论《朝花夕拾》中的人物形象及鲁迅的态度
8、 论《朝花夕拾》中的幽默
9、 论《故事新编》中的荒诞描写
10、 简析《铸剑》中的复仇
11、 论胡适《尝试集》的艺术特征
12、 论郁达夫散文的审美特征
13、 论郁达夫散文的审美特征
14、论周作人二十年代的散文
15、论瞿秋白的杂文
16、论戴望舒四十年代的诗
17、论田间抗战时期的诗歌
18、论艾青抗战时期的诗歌
19、藏克家《烙印》解读
20、论藏克家抗战时期的诗歌
21、论洪深的《香稻米》
22、论胡风的诗歌创作
23、 论夏衍的报告文学创作
24、 胡风论诗
25、 评曹禺的《北京人》
26、 论夏衍抗战时期的戏剧
27、 论杨绛抗战时期的戏剧
28、 论丁西林抗战时期的戏剧
29、 评骆宾基的长篇小说《边陲线上》
30、 论谷斯范的长篇小说《新水浒》
31、 从《速写三篇》看张天翼讽刺小说的特点。
32、 论沙汀的长篇小说《淘金记》
33、 沙汀的长篇小说《困兽记》的内容与艺术特色。
34、 解读沙汀的长篇小说《还乡记》
35、 解读艾芜的长篇小说《丰饶的原野》
36、 论艾芜的长篇小说《故乡》
37、 论茅盾《腐蚀》对赵惠明的描写
38、 试析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中的几个重要人物
39、 论齐同长篇小说《新生代》中的几个知识分子形象
40、 试谈老舍《四世同堂》中的几个汉奸形象
41、 论巴金《寒夜》中的心理描写
42、 论钱钟书《围城》的幽默艺术
43、 论黄谷柳的长篇小说《虾球传》中的景物描写
44、 张恨水的长篇小说、
45、 陈敬容的诗集《交响集》、《盈盈集》(可以择其一研究)
46、 谈袁水诗歌的讽刺艺术
47、 陈白尘的戏剧(讨论其艺术特色)
48、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考虑其文学史意义、其精神内涵，以及它的局限性)
49、 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艺术成就、人物塑造等)
50、 40年代解放区的报告文学
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在文学作品中建构出的一系列系统的符号和有意味的空间形式。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1
论钱钟书与朱光潜对《拉奥孔》的解读异同
摘 要：莱辛《拉奥孔》专论“诗”与“画”的界限，是西方文艺比较批评的经典之作。
钱钟书和朱光潜两位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这本专论作了赏析和研究，本文旨在分析两者鉴赏的方法、视角等方面的异同，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拉奥孔;诗画异质说;朱光潜;钱钟书
引言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是具有丰厚西学背景的中国学者。
两者对莱辛名著《拉奥孔》进行独到的评析。
本文选取两者文论中直接评论《拉奥孔》的两篇文章——《诗论·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和《七缀集·读﹤拉奥孔﹥》——并结合其各自相关的文论作品，对两者的解读异同进行辨析，并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一
莱辛《拉奥孔》是专论“诗”与“画”的一本书。
画是指造型艺术，诗是指诗歌以及西方古代的史诗。
在肯定莱辛贡献方面，两位学者都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朱光潜的《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分为四个部分，先重述了莱辛的主要观点，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
钱钟书的《读﹤拉奥孔﹥》前两节陈述了鉴赏者自己的研究方法以及对莱辛学说的基本看法。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深刻地体会到“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
但是，诗与画既然都是艺术，就应该有共同性。
朱光潜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就指出诗画同为艺术有共同点，诗与画都是从情趣与意象而出。
钱钟书在其《管锥编》中指出诗画“同出心源”，有一致之处，“画之写景物，不尚工细，诗之道情事，不贵详尽，”[1] 诗与画并非直白地传达情趣或者意象，在传达的过程中是留有余地，耐人寻味的。
二
其次，朱光潜与钱钟书的评析也有很大的差别。
两位学者在肯定莱辛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指出其学说不周之处，并给出了自己的新解和补充，两者在这一点上却存在巨大的差异。
朱光潜对《拉奥孔》中的某些观点多有反驳，且直言不讳。
莱辛认为“美是古代艺术家的法律;他们在表现痛苦中避免丑。
”[2]朱光潜以亚里士多德提出艺术中也含有丑的成分作为有力的证词，指出莱辛所理解的理想美有偏差;莱辛认为在绘画中，美比真实的表情更重要，并以拉奥孔雕像为例。
美学家朱光潜对此作出严厉的批评。
在文中，朱光潜罗列了众多莱辛学说的不足之处，比如忽视了欧洲造型艺术中也注重动作的叙述，作品与作者的关系，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区别;并给出自己的体会和解答，提出读者的二度创作以及诗与艺术的共同特质，都没有引起莱辛的注意。
并用具体例子来反驳莱辛“诗”只宜于叙述时间中的动作的观点，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等，都是诗歌中景物描写的精辟而恰当的例子。
朱光潜敏锐地洞察到莱辛的自圆其说中暗含着许多矛盾，因此在此解开了结，使得莱辛的学说更为丰厚周全，得以升华。
在朱光潜看来，莱辛的诗画批评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具体说来，许多观点脱离了实际的艺术生活。
钱钟书《读〈拉奥孔〉》一文直面莱辛学说中忽视“诗”里有许多“画”所不能作的地方，得出“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3]的结论。
作者从分析中国古典诗歌入手，举出例证洋洋大观，读之甚是心悦诚服。
莱辛认为诗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画宜于表达空间里的铺成。
钱钟书结合中国古典诗词具体例子指出诗歌不仅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同样还能叙述空间里的并列，且不失意境美。
其最具代表的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完美地诠释了诗歌描绘静态美的极致;诗中有画，却不是画所能表达的，“诗”所能表现的领域比莱辛所想的还要广阔。
这一点，朱光潜先生没有涉及，可见是钱先生的一个创见。
钱先生在“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的要领之下，具体地论说了绘画“画不出” 诸多因素，如内心状态、气氛性景色、颜色字的虚实之分等等，而这些细微之处都是诗歌所能传达的。
再则，莱辛认为，造型艺术应该选择动作中达到顶点之前那“最耐人寻味的片刻”作为表达的对象。
钱钟书指出“富于包孕的片刻”不仅在造型艺术中常用，在文字艺术中也同样适用。
作者认为这种手法在中外长短篇小说中都屡见不鲜，他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将其与莱辛的学说对比分析，可以说又是他的一个创见，使得莱辛的学说得到了更充分的补充。
三
莱辛《拉奥孔》作为西方美学的经典之作，至今仍值得我们阅读，但是正如两位先生所指出的，既然这样一本经典之作不缺纰漏不足之处，
为什么又如此吸引读者呢?学者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曾提出，我们在分析任何批评见解时，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
他是从作家的观点还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文学?他对艺术的“宇宙”抱有何种概念?他的“宇宙”是否等于物质世界，或人类社会，
或者某种“更高的世界”，或是别的?[4]莱辛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诗与艺术，莱辛对艺术的“宇宙”并没有抱有某种“更高的世界”。
朱光潜说，“他(莱辛)对艺术的见解似乎是一种很粗浅的写实主义。
”[5]朱光潜先生一针见血的“粗浅的写实主义”，不是过分之辞。
钱钟书注重从诗的材料即语言着手去探析“诗”与“画”的本质区别。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说道“文学语言有很多歧义，它是高度内涵的”[6]。
钱钟书指出这“高度的内涵”是“画不就”的。
有人说，汉语是诗的语言，因为它具有多义性，是高度内涵的。
莱辛看到了“诗”与造型艺术的材料不同，但并没有深入分析诗的.材料为诗的创作开拓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如语言文字在诗中营造的意象、氛围等等，以及语言文字本身的抽象性(心理状态的词，形容词，比喻)也非具象的造型艺术所能呈现。
参考文献：
[1]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莱辛.拉奥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美]刘若愚，杜国清译.中国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5]朱光潜.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6][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2
从《受戒》看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摘要：汪曾祺的小说《受戎》虽写凡人小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情节故事平淡与自然，在文章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处处体现出诗意之美。
是散文化小说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散文化小说 诗意 和谐
汪曾祺是我所喜欢的一位现当代作家，他可谓大器晚成，1939年入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先生，1940年在文坛初露锋芒，但随后的写作一直是断断续续，直到1980年《受戒》的刊发，他才震动文坛。
随着《大淖记事》、《异秉》等许多描写民国时期江南乡土民情的小说的出版，他开始为广大读者所推崇。
《受戒》可是说是他“散文化小说”的代表作，故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毫无做作，也没有任何约束，描摹了少年男女情窦初开，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
语言自然、活泼;文风清新、质朴;意境优雅、唯美。
一.故事情节的平淡与自然
《受戒》用平淡，自然，用最温和的调子从从容容地讲述一对小儿女朦胧的爱情，小说的开头“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1．《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独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6月初版，2005年1月（修订版）；2．《中国现代作家与东西方文化》，参著（吴小美等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参著（王瑶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4．《沈从文名作欣赏》，参著（赵园主编），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多次再版）；5．《新文学与乡土中国—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与西部文学研究》，合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6．《生命从中午消失—路遥的小说世界》，独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7．《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参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8．《文化与人的同构——论现代中国作家的艺术精神》，独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9．《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主编，教材，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多次再版）；10．《现代中国文学精品文库》（大型文库），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11．《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教材），合编，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多次再版，高校文科通用教材）；12．《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研究资料》，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13．《中国电影简史》，编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多次再版）；14．《外国电影简史》，编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多次再版）；15．《革命·乡土·地域――中国当代西部小说史论》，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山西教育版社，2009年2月版，中国西部文学艺术与文化研究丛书（主编）16．《中国现当代文学》，教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2011年7月版；17．《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2010）精编本，参著（朱栋霖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版；18．《守望·追寻·创生∶中国西部小说的历史形态与精神重构》，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版。 1．在历史的反思中探索——近年来沈从文研究述评，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2．中国新文学对自然生命形式的两次呼唤，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3．鲁迅·乡土文学·“生命”主题，兰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1987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论文摘登，1993年《中国文学年鉴》对该文评述；4．议“五四”文学创作的情绪特征，兰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论文摘登；5．沈从文创作的哲学意识和审美选择，中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论文摘登；6．“五四”精神与当代参与意识，甘肃日报，1989年5月4日；7．现代文化建构的一个重要命题——论沈从文的文化观，吉首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沈从文研究专号）；8．20年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意识，兰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论文摘登；9．人与文化：“乡下人”的思索——沈从文与福克纳的比较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论文摘登；10．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北方论丛，1989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11．文明与传统的交战——论沈从文的道德观，甘肃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推荐论文12．论郁达夫创作的忧郁情结，兰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13．文化深蕴中的艺术营造——论周作人的审美观，兰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14、在配套改革中全面提高〈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质量，兰州大学学报，1993年高等教育专辑；15．沈从文创作的民俗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1期；16．论郁达夫的艺术个性，郭沫若研究第11辑（1994年）；17．中国现代作家审美研究的突破，江汉论坛，1993年第10期，该文收入《国家八·五科研成果汇编》一书；18．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综论，兰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19．中国乡土文学：从现代到当代西部海南师院学报，1994年第4期；20．人与文化：乡下人的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比较论，中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文摘报》专文评述；21．吴立昌与沈从文研究，复旦学报，1994年第5期；22．当代中国文化“商性”管窥，复旦《大潮》（经济·文化论丛），1994年第3期；23．“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24．中国现代文化人形象的自我塑造，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25．张爱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增刊；26．沈从文与民俗文化，吉首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沈从文研究》专号；27．探寻失落的生命之途，国风，1995年创刊号；28．路遥的乡士情结，兰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该文多家刊物述评，延安大学《路遥研究专辑》转载；29．守望乡土：经验与悲愤，小说评论，1996年第3期；30．文明交汇处的痛苦 ，社会科学探索，1996年第4期；31．论新时期作家的自我意识及其演变，当代文坛，1997年第2期；32．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探索——张承志研究评析，兰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33．办特色教育 抓实践培养 创国内一流硕士点西北高等教育，1997年第1期；34．鲁迅研究中的儒学阴影，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12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该文引起广泛注目（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以较长篇幅述评）；35．反抗危机者的史学背影——前期“新写实”批评的一种再思考，兰州大学学报，1998 年第3期；36．文学史意义的失构——“新写实”与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37．自然·生命·历史，读书，1999年第第3期；38．表现于洒脱背面的沉重——〈朝花夕拾〉与〈文化苦旅〉的精神联系，兰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39．审美遇合：东方的美丽与悲郁——沈从文与川端康成比较研究，飞天，2000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40．中国文学的本土化意义及前瞻，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4期；41．重读20世纪50年代小说经典，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42．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处境，兰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43．九十年代的西北乡土小说，光明日报，2002年5月8日；44．“先锋”的堕落——重读残雪的小说，兰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45．历史的重创与现实的悲伤，甘肃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46．论张承志的精神个性，兰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47．全球化时代的西部乡土小说，唐都学刊，2003年第1期，《新华文摘》2003年第5期全文转载；48、左翼文学精神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论纲（上）、（下） 兰州大学学报 2003年第1、2期连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3年第6、7期转载；49．《大漠祭》读法几种，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50．乡土文学的走向与选择，小说评论，2003年第2期；51．重话20世纪“红色经典”，小说评论，2003年第5期；52．传统批评理念的现代表现——沈从文文学批评的审美特征，文艺研究，2003年第6期；53．1990年代：走向叙事自觉时期的短篇创作，兰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54．30年代的都市想象与叙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55．片面的深刻――论沈从文的都市小说，吉首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56．毕飞宇论――兼谈90年代文学现象，理论与创作，2004年第1期；57．“方法”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汕头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58．审美生成与本土化特征，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59．西部小说：概念、命名及历史呈现――当代西部小说与西北地域作家群考察之一，兰州大学学报，2005年2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60．鲁迅、茅盾比较研究的重要突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3期；61．论西部作家的文学精神，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4期，《新华文摘》辑目；62．主体意识、“本土化”与文学超越――当代西部小说与西北地域作家群考察之二，兰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63，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实施素质教育的思考，中国考试，2005年第6期；64．巴金的启蒙主义思想——《随想录》精神指归读解，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2期；65．革命叙事与史诗性追求的成功与缺失――从《创业史》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西部小说，唐都学刊 ，2006年第1期；66．“文学中心”的转移与当代文学“新方向”的确立，山西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67．《新青年》·新世纪·新文学，江汉论坛，2006年第1期；68．家族文学研究的攻坚之作，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69．消费时代的文学经典，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70．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处境和命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6年第6期全文转载，新华文摘2006年第21期辑目，《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论文述要；71．当代文学中的非常态视角叙事研究——以《尘埃落定》《秦腔》《我的丁一之旅》为个案，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72．跨学科视域中的当代文学期刊研究，光明日报，2007年6月16日；73.地域文化与西部小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新华文摘要点文章辑目；74．鲁迅杂文研究十年，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7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7年第12期转载；75．新世纪文学中对失“根”者的叙事，文艺争鸣，2007年第12期；76．“汉学热”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术月刊，2008年第5期，新华文摘2008年第20期辑目，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77．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研究述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5期；78．叙事学视阈中的鲁迅阐释，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12期；79．路遥现象与中国当代文坛，小说评论，2008年第6期；80．生态文明意识中的西部小说，兰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81．书写“无须厄运特殊拨弄的悲剧”——比较沈从文与张爱玲对“存在”的探询，人文杂志，2009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9年第5期转载；82．一部近乎被遗忘的史诗——《复仇的火焰》的双向解读，民族文学研究，2009年第1期；83．“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指归与当代底层写作，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北京大学“纪念五四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发言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4期述评文章，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摘登（2009、6），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0年第1期（总第73期）64-66页转载；84．论中国西部电影的文学改编，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85．非抒情时代的抒情文学——30年代抒情小说论，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86．论长安文化精神对当代秦地作家的深层影响，人文杂志，2010年第2期，收录《长安学术》第1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11月版），上海《社会科学报》摘录；87．转折·构建·流变——论中国当代文学“新方向”的确立及历史实践，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88．近年来甘肃城市小说的发展现状，小说评论，2010年第3期；89．和而不同：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寻根”现象与审美取向，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90．试论陕西当代小说创作的地域文化特色，山西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91．扩展历史文化视野 提升西部文学品格，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25日；92．1979-2009：沈从文研究的几个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6期；93．文学文化学视域中的作家研究，文学报，2010年10月21日；94．重新认识“延安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延安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95．地理的空间与文学的意象——以贾平凹小说创作为例，人文地理，2011年第2期；96．“新生代”都市小说中生态美的缺失与重构——以邱华栋的都市小说为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97．新世纪：“底层叙事”的流变与省思，学术月刊，2011年第10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12年第1期转载；98．“美丽总是愁人的”——《边城》的悲剧诗学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9期；99．延安文艺与当代文化建设，陕西日报，2011年8月22日；100．经典的剥蚀：“柳青现象“的文学史叙事及反思，当代文坛，2011年第4期；101．欲望的纵情与狂欢——贾平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欲望叙事，兰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102．“老土地”的当代境遇及审美呈现——路遥与中国传统文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103．延安文艺研究：历史重评与当代性建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2年第8期全文转载，新华文摘2012年第16期全文转载；104．延安文艺的大众化：历史实践与当代启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5月28日，“全国社科规划办网站”五月三十号“社科文库”“人文”一栏全文转载，人民网“理论版”2012年5月30日全文转载；105．延安文艺与现代中国文学，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13年第2期转载，中国社会科学网，2013年4月26日；106．论新世纪延安文艺研究的进展及其趋向，江汉论坛，2012年第9期；107．再议被文学史遮蔽的路遥，小说评论，2013年第1期；108．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论纲，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新华文摘2013年第9期辑目；109．当代西部小说的三大主潮，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110.天地之宽与女性解放——延安女作家群述论，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3年第10期全文转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13年第10期转载；111．人性的建构与解构——沈从文与张爱玲比较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9 期；112．对“民国文学”研究视角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1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学坛新论”，2013年11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在线，2013年11月1日“热点文章”，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要览·阶段成果（2013）；113．“视角”的限制与“边界”延展的困境——对于“民国文学”构想及其研究视角的思考，厦门大学学报 ，2013年第6期；114．沈从文：从边城走向世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11日（文学版B01）；115．雷达的文学评论与中国化批评诗学建设（中国化批评诗学建构中雷达的角色），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116．东方智慧：寻找“身体”的自由之境——老舍与村上春树短篇小说中的“身体”意象之比较，文艺争鸣，2014年第7期；117．论延安文艺的现代性追求及特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高等学报文科学术文摘》2015年第1期摘录，《文学学报》2014年第5期全文转载；118．延安时期文学启蒙思潮的历史演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9期；119．延安文学：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双重追求，厦门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文学学报》2015年第1期全文转载；120．文学史书写的鲁迅“形塑”及演变——以唐弢、钱理群、严家炎编《文学史》为例，文艺争鸣，2015年第1期；121．追求一种有温度的“书写”——以路遥的写作为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文学学报》2015年第6期全文转载；122．延安女作家创作中集体与边缘的双重叙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9期；123．现代主义诗学理论拓展的一个重要界碑——重读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理论，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5年第17辑。
2009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如果以1949年北平第一次文代会算起，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了60年历史；如果以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为时间点，那么，新时期文学也已经有了30年，据此，60年的历史又被学界分成了“两个三十年”。近几年来，以变化的历史语境为依托，关于当代文学60年（或者“两个三十年”）的讨论一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主要话题。特别是2009年，讨论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学术会议不断，刊物上发表的无数论文也相对集中在这个话题上。因此，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文学批评的反思和作家作品与思潮现象的论述，也就成为2009年文学研究的三大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涉及历史、当下与未来，呈现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整体性推进的轨迹。不妨说，2009年的文学批评集结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关键问题，2009年的文学批评不仅仅属于2009年，文学批评站在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因为有了60年的沉淀，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经典化成为一种可能，即便是关于当下创作的分析，也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历史背景”。这一特点，反映在批评之中，便是重返历史现场。最遥远的历史话题是“五四”，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刘再复和李泽厚的对话《共鉴五四新文化》既有交集也有差异，我们未必完全认同其中的一些说法，但再睹20世纪80年代两位思想者的风采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60年历史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思考，是重返历史现场的主题部分。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文学界是以否定“文革”时期的文学为开端的，因为 “四人帮”提出了“十七年文学”存在一条所谓“文艺黑线”，所以在否定“文革”时基本肯定了“十七年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十七年文学”的批评和否定的声音逐渐增多，近几年分歧更大，也使“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一时成为热点。“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初阶段，其后文学进程的多数重要问题都与这个阶段相关。因此，我特别重视丁帆在本年度发表的《1949：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这是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的论纲。十年之前的1999年，丁帆便出版了《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其论点曾产生广泛影响。这些年，丁帆始终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直面历史与现实问题，以鲜明的价值判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这篇论文承接了他以往的基本观点，但对历史的论述更为细致、透彻，特别是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他的文学史观。这样一个特点，也似乎是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风格。在我的短视中，大学的学术研究有鲜明风格的已经越来越少了。王彬彬《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分析了“红色经典”的“阶级情”与“骨肉情”的冲突与沉浮，既理清了文本的内在结构，也探讨了历史语境与文本的关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阐释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王尧《“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对“两个三十年”的比较，颠覆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结论，他的研究以史料见长，本文亦有这样的特点。但我觉得他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关联性”研究，对当代文学史的复杂性的探讨，或许更具方法的价值。对“近三十年文学”的命名，打破了文学分期的局限，从2008年开始，这方面的论文增多。程光炜这些年一直在做“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工作，以此重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合法性。他主编的《八十年代研究丛书》，集中了他本人和学界一些同仁的新成果，当引起关注。他的《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读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由点带面，讨论了如何认识“80年代”的问题，其方法与结论都拓展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的研究空间。黄发有《人化审美到物化审美》，采用朴素、动态、开放性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概念，在多元交叉的文化与审美考察中，对近三十年文学的价值选择、审美逻辑的内在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反思与整体性透视，颇具启发性。何言宏《“正典结构”的精神质询》，重读靳凡《公开的情书》和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质疑文学史研究“主流叙述”所形成的“正典结构”，提出了如何将近三十年文学“经典化”的问题。此类研究的反思性特征，也反映在对近三十年文学批评的回顾中。陈思和《艺术批评·新方法论·学院批评》，是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七九-一九九九）·文学理论卷》所作导言的第三部分，着重回顾了作家作品论的发展。他在文章中提出：“学院派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要脱离社会现实，脱离文坛话语，把自己当作与世隔绝的怪物，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就在投入文学实践，介入社会进步，所以，即使是学院派的批评也不应该躲在学院里萎缩自己的学术生命，或者自命清高脱离实际，对社会不发生实际的影响。我以为要发展学院派的批评，还是需要把握与调整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总之，核心的概念就是：学院派的批评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批评与实践、媒介的关系，被揭示为“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切中了文学批评问题的要害。南帆《文学类型：巩固与瓦解》讨论的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理论问题，他在界定何谓文学类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巩固”和“瓦解”两种倾向，对文学类型本体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一深入的理论思考，延续了他近几年来从历史提供的“关系网络”中发现问题的“真正依据”的学术思路，有助于文学批评的转型。郭冰茹《方法与政治》是她的“新时期文学批评研究”系列之一，论文在反思新时期文学批评之中，对热议中的“政治化”和“再政治化”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特别着重揭示了方法背后的“政治”，显示了年轻一代批评家的理论锐气。或许，文学批评面貌的细微处见于作家作品论。本年度这类文章中，如王光东与里程的谈话录《我们为什么看不见〈春香〉》，晓华论《我与父辈》，张新颖论《生死疲劳》，李敬泽论《废都》，程德培论迟子建，施战军论范小青，谢有顺论小说叙事，周景雷和王爽论魏微，孙桂荣《论“八○后”文学的写作姿态》，以及张学昕访谈诗人杨炼、唐晓渡等，都值得一读。我还要特别推荐梁鸿的《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和金理的《〈平原〉的虚和实》。梁鸿是近几年来发展迅速的年轻一代学院派批评家，金理的出现让我们对“八○后”批评家怀有期待。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论作家，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翼，这个传统在近几年有所恢复。张炜《谁读齐国老顽耿》论陈占敏小说，王安忆《刻舟求剑人》谈朱天心小说印象，都举重若轻，鞭辟入里，是批评中的“好文章”。作家表达的特别，在创作谈、讲演录中，都常有出彩之处，惊人之语。史铁生《理想的危险》、铁凝《文学是灯》、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苏童《八百米的故乡》和艾伟《中国当下的精神疑难》等，在感性的表达中，透露出各自的文学思想。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个不断探讨的话题，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陈众议的《拥抱情节——当今西语小说概览》，为我们认识当代的文学与批评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王德威《〈诗经〉的逃亡》论阎连科的《风雅颂》，章小东印象夏志清，季进访谈葛浩文以及林源所译三篇海外学者论当代文学的论文，都显示了“西方”研究“中国”的不同路径。这些海外的研究和中国本土的研究，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张爱玲：擅长背景刻画与环境白描，以受到现代文明侵袭的大都市为背景，透露了闺阁妇女的凄凉、痛苦与悲哀，深深分析了她们身上无形的精神枷锁给她们带来的惨痛伤害。文字秀美，如密线刺绣，如工笔细绘。作品读后常有一种无奈、悲凉的感觉，还有着些许的感伤。冰心：作品以蕴涵哲理为主，如徐来掠面的轻风，把“形散神不散”的表现手法运用到极至，没有特别鲜明的人物或重大事件，与同时期众多现实主义作品相比，她更多地是用一种刻画“真、善、美”的理想状态反衬出现实的昏聩与局限性。铁凝：一个经历了“转型”的当代女作家。早期作品沉浸在“白洋淀”的清新和对进步文明生活的向往中；后期作品重新扎根乡镇农村，刻画人物的“野性”与自然力，体现出一群曾受精神奴役者思想解放的强烈要求，从而表现出关注精神创伤与治疗的思考。毕淑敏：一个学者型作家，文风平实，讲究情节的合理性，注重叙述的照应，心理描写为主，在个人思想、伦理道德矛盾斗争中刻画人物的复杂性，夹杂部分学术性观点。所以作品紧凑但激情稍逊。 陈丹燕：1958年12月18日生于北京协和医院，祖籍广西平乐。 1966年移居上海，因为口吃极少有朋友。上中学开始写作并开始在《上海少年》上发表少年习作。1978年2月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论文是关于西方儿童幻想文学的研究，获文学学士学位，任《儿童时代》小说编辑，同时开始小说和散文创作和儿童文学翻译。1991年访问日本，第一次看到了中国以外的世界，受到极大的吸引。1992年作为访问学者前往德国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向国际书展推荐介绍中文图书，并演讲中国独生子女问题。三个月的欧洲生活，极大地冲击和开阔了思想。写作长篇小说《一个女孩》，对自己的童年时代做第一次全面的描写和深入的思考。写作一系列欧洲的生活，知识分子采访记。1994年游学美国，在新泽西小镇上唯一的一家意大利咖啡馆里写作长篇小说《纽约假日》，实现了在一家异国咖啡馆里写一部小说的心愿。
你要多长的？这么长够了吧？！论毕淑敏创作中的人文关怀彭文辉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湛江 524048摘要：著名当代女作家毕淑敏的很多作品集中描写了苦难和死亡，从中体现出医学人文关怀的两个侧面：品味苦难和直面死亡。除此之外，她十分关注女性的生活，女性的心理，女性的地位等等，笔下很多的女性篇章表现了她深沉的女性主义创作意识。综观其作品，透析出了浓烈的人文关怀。本文将分别从对苦难的关注，对死亡的思考，对女性主义的关怀三方面来探讨毕淑敏创作中体现的人文关怀精神。On Bi Shumin creation of humanistic concernPeng WenhuiZh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institute, zhanjiang, Guangdong, China 524048Abstract: The famous contemporary writer Bi Shumin who has works which discribing the suffering and death.The works reflecting medical care are two sides of the humanities : tasting suffering and facing death.In addition,she is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women'life , women's psychology,the status of women ,and so on;in her articals ,there are a lot of works refering her deep sense of feminism creation . All her works ,almost of them are dialysing the concerning of humanism .This artical will divine into three parts ,to think of death,to pay attention to suffering ,to care of the feminist This help to discussing the concern of humanism which exposing in Bi Shumin's works.Keyword: Bi Shumin humanistic care suffering Death Women复旦大学哲学系俞吾金教授在《人文关怀:马克思哲学的另一个维度》一文中提到：人文关怀概念的主要含义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人的尊严和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对人类的解放和自由的追求等等”。①换言之，人文关怀就是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自觉意识提高的反映。毕淑敏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人文关怀的女作家，她作为中国当代文坛一位有重大影响的女作家，得到王蒙这样评价：“毕淑敏她太正常太善良……即使做了小说，似乎也没有忘记她的医生的治病救人的宗旨，普度众生的宏愿，苦口婆心的耐性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②确实是这样，她的作品显示出对人类社会现状的深切忧虑；她在剖析社会弊端现实的同时,也赋予我们一个审视当代世界的全新视角。其充满对生命理解和思考的作品，稳健的现实主义写作精神和独特的写作风格，引起当代人广泛关注。鉴于人文关怀已成了毕淑敏创作中的核心内容，本文将通过其创作心态和其作品的研究，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毕淑敏创作中所体现的人文关怀。一、对苦难的关注毕淑敏是一名由军医向文学转型的著名当代作家，年轻时曾经在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交汇的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毕淑敏要面对不幸的年轻生命的凄然逝去，要面临难以捉摸的怪异天气、极端险恶的自然环境，还有日复一日的枯燥、乏味的业余生活。在世界最高的高原地带，人的生命变得尤为脆弱，生存变成了一件尤为艰难的事，刹那间生命之火就有可能熄灭，过程之快竟然让人来不及挽救。这种非同寻常的生活经历对毕淑敏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她说：“单调刻板的生活，奇异严酷的环境，让我思考人与自然、宇宙、永恒、生死和命运，也从根本上影响了我对人生的看法。”③作为军医的她面对无法与之抗衡的神奇的大自然时，开始过早地思考人的生死命运这些形而上的问题，当然源自于昆仑山上的军旅生崖，她曾说：“我之所以写起小说，就是因为对昆仑山的热爱。”④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她的苦难的生活历程，对她以军旅小说创作走上文学之路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毕淑敏通过对恶劣生存环境的真实描写，充分表现了人们顽强的生存信心，表现了一种对军旅人强烈的人文关怀。《昆仑殇》和《阿里》都写到了军人们恶劣的生存环境。那里是“海拔五千公尺以上的高原永冻地带，摄氏零下四十度的严寒”，简直是无人区，刮起的“飓风夹着漫天黄沙滚滚而来，沙石填平人的耳轮、眼窝、头发的每一根缝隙，皮肤上的每一条纹路。”军人们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现实环境令人难以生存，随时在驱逐生命。号长李铁用生命在空气极为稀薄的高原吹起集结号；肖玉莲不顾女性生理弱点，坚持穿越无人区；游星为了“我的”国土，自愿申请守卫高原阿里。他们从不向恶劣的环境下屈服，充分体现了“军人不惧怕牺牲”的精神，而且充分展现了我们可爱的保家卫国的军人顽强意志。不仅是反映军旅的苦难生活，对底层人物的苦难也有所关注。毕淑敏1980年转业回北京后，曾在一家军工业的工厂担任卫生所的所长，开始观察普通下层工人的生活，由此她开始对普通人的苦难生活展开思考。她在《女工·序》中说：“我远没有她们那样吃苦耐劳执拗，我仰慕她们，期待她们幸福。”正是从这种人文关怀出发，毕淑敏认真地写下了很多普通人物的种种苦难，并表现出深深的同情。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们，他们默默无闻的过着自己卑微的生活，不但生存面临着巨大的威胁，而且要受到周围人不应有的歧视，倍感凄凉。毕淑敏从此表现出对低层的人文关怀，其仁者之心处处都有，人文关怀遍及人间每个角落。《女工》中的浦小提原本是工厂里的一个普通女工，在被丈夫白二宝赶出新居后，她只能和女儿挤在工厂的一间平房里，这房里除了针线，再没有一丁点值钱的东西。厂里的改革一天不如一天，工资又发不出，但她为了让女儿读自费本科，宁愿买断工龄，变得一无所有，无依无靠，从此过着一种到处被人瞧不起的流浪般的打工生涯。当代社会已经沦落为一个崇拜金钱的社会，没有金钱的一些小人物处处受难。一是上层人的蔑视。首先是受到老板的侮辱：“她慢慢地走出了这座小楼，听到老板在后面气急败坏地喊：‘你这个臭娘们还挺狂的！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下岗女工多的是！’”有钱有权，仗势凌人，对穷人毫不留情地给予精神上的打击。再次是受到雇主的鄙视：“白二宝想刺伤浦小提。如今，你是下人，我作为主顾，有权说一是一，说二是二。”雇主变成了精神压迫者，丝毫没有平等观念。尤其是白二宝发了财之后，已完全看不起帮助自己升官发财的妻子浦小提，道德和人性尽丧。二是同学们的轻视。“大家都忘了浦小提还没有自我介绍……吃饱喝足之后，有几个人假装不动声色地看表。”这些曾经同处一个起跑线的同窗也对她不屑一顾。面对这一切不公正、不平等，苦难人物表现出不卑不亢的性格，有着顽强的生存意志，有着拼搏的奋斗精神。浦小提拒受高高在上的同学施舍式的帮助，坚持自力更生，给别人“专司做饭，收入成倍的增加”。她成了自强自立的社会中坚，只要不低头就有出路，体现毕淑敏对社会低层的热爱，对低层人自信、尊严的赞美。对贫困地区物质和知识的贫乏的问题，毕淑敏也有所关注。《源头朗》是塞外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这是一块苍凉苦寒的贫瘠之地，一个第一次走出源头朗的叫“火石”的小男孩到大城市生活，发生了种种无知搞笑的行为：把龙虾错认为大虫，把咖啡当作药汤，固执认为人体三大营养要素是柴火、粮食、水……源头朗的贫穷落后就可想而知了。但火石有着强烈的求学梦想，为了能得到学费，那怕是出卖自尊，结果他违愿用家乡土话帮助记者完成录音任务。作者借此来呼唤一种人格平等的同时，亦表现了苦难人物心中理想和现实压迫的种种矛盾，呼吁全人类来共同关注苦难，帮助苦难的人们。二、对死亡的思考一个作家写作本身离不开丰富多样的生活经验，作为一个有过军人和医生双重生活经历的作家，毕淑敏经历最多的是死亡，所以写作必然离不开对生存与死亡的感悟。毕淑敏说：“生命对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宝贵的，当他最后凋零的时候，是否应该享受人的尊严？他是否应该有一种安宁？人为什么而生？人将怎样结束？每一个人都面临生与死，作为一个作家，应该去关注更广大的生命，帮助他们认识生与死。”⑤毕淑敏敢于正视死亡，对于死亡有着毫不畏惧的描写，很多死亡过程写的尤为详细，她是带着“帮助人认识生与死”的神圣庄严的使命去写作。她的创作充满对死亡价值的思考。毕淑敏的文学推崇一种伟大的牺牲，一种舍生取义的死。《臧红花》中的高羔子不幸中弹，本可以利用臧红花来止血，等待救援，但他知道这是珍贵稀罕的藏红花，是给士兵田久麦的妻子治疗不孕症的时候，“他挣扎着把藏红花塞进肚皮上的茶杯里……肠管已经冰冷，鲜血不再流淌，水杯的边沿已经冻住。高羔子气力耗尽才做妥一切。”藏红花保存下来了，高羔子却在微笑中牺牲了。为了别人的幸福，高羔子甘愿舍弃自己的生命，他感到死也是充满价值的。《最后一支西兰地》里焦如海作为一名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医生，没有低沉下去，而是继续发挥生命的余热。他带领了一班学生，还将救治自己的最后一支西兰地奉献出来，救治对医学研究有着重要意义的狗——阿随。他在用生命诠释了自己的信念：“阿随是一条生命，生命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医生的职责就是修补生命，延续生命。生命是平等的，神圣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生命价值观里充满了平等意识。但他最终因心脏病突发，无“西兰地”特效药急救以至猝死，更表现了一位医生为医学献身的崇高精神。《教授的戒指》同样在抒发医生甘于为医学事业，义无反顾地献身的伟大。《教授的戒指》写了陶教授利用手上的戒指能感受到病人体内的电流，从而能够亲身感受病痛，“由于自身的痛苦加上病人的痛苦，犹如一把双刃的斧头，加速伐着她的生命之树。”他将全部心血献给了拯救病人的事业，在他身上我们找到了一种已经像黄土一样流失的美德：无私地为人类而奉献的精神。他们这些人充分实践了死亡的崇高价值。叔本华认为：“死亡是给予哲学灵感的守护神和它的美神。”⑥因为哲学灵感由人的本质特征（人的意志）决定的，它能够给人提供精神力量，让人豪不畏惧地看待死亡。毕淑敏忠诚于死亡的描写，就是看到了生命的顽强坚定意志，而死亡并不触犯生命的尊严和意志。相反，为了实现这种生命意志，有时是必须付出生命为代价，换取本性的高尚纯洁，这是值得我们悲悯的。其作品充满对生存质量的思考。随着人类社会文明和科技进步，人们已由过去朴实单纯的“治病救人”的医学要求发展到从生命的开始到临终的整个过程中，都需要得到公正的、有效的、合理的全程优质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从关心人，减轻病人精神和肌体上的痛苦为出发点，使其在有限的日子里过得舒适和有意义，提高晚期病人的生命质量。临终阶段的病人生存质量与临终关怀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医学从来就不曾是一门纯粹的科学，而是包容人类社会各种价值观的综合体，本质上是一门人学。它穿透人文与科技、道德生活与商业运作，世俗关注与终极关怀的各个层面，表达着人性、知性、理性的深刻关系。”⑦《预约死亡》里，毕淑敏扮作患者走进了临终关怀医院，目睹临终医院的情况不容乐观：五男二女要求拔下其母的氧气吸管；中国没有实行安乐死的法律，病人活着的唯一用处是感受痛苦；医院环境太简陋，像贫民窟；大学生到医院无偿服务，只为了得到学校品行打分等等。这些都说明病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医疗服务，中国人尚不重视对临终病人的关怀。因为“我们崇尚的是壮烈的死，贞洁的死，苦难的死，我们蔑视平平常常的死。”“中国人看重生命的数量，忽视生命的质量。”一直以来中国人错把延长生存时间当作关怀象征，甚至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种种的落后传统观念，导致人们忽视了生命质量和临终关怀。生存质量的终极目标是让病人安然愉快地到达另一个世界，在此，毕淑敏更加关怀生命的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通过不人道的死亡叙述，表现了这位当代女作家追求形而上的精神境界层次上的死亡，以对生命的糟蹋来控告对生命态度的不重视。《昆仑殇》的“殇”就是死亡的意思，文章写的其实就是昆仑山上一次死亡的历程。拉练首长“一号”为了和“呢军帽”较高低，实际上是为争一要职，于是请求上级到最艰苦的地方昆仑山创造奇迹。“拉练的宗旨是什么？不就是模拟实战、自讨苦吃吗？！倘若单是为了安全，他尽可能在军区的会议上保持沉默，尽可以装装样子走走过场……既然在出发动员时对战士们讲了这是打仗，他就不能姑息原谅任何一种避重就轻的方案，拉练就是打仗，他必须使他的部队每时每刻都记住这个血的前提。”“一号”怀着“打仗吃苦、血的前提”去拉练，已将战士的生死摆在了第二位，悲剧成了必然的事。为了模拟实战和有震撼效果，他命令战士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下，一律“摘下皮手套，用解放鞋换下毛皮鞋”，结果造成许多士兵手脚严重冻伤；在挑战“山顶是一层完整的极坚硬的岩板石，其边缘则像墙壁一样陡峭”的“桌山”过程中，金喜蹦、李铁相继牺牲。此刻，拉练的成败与否，不仅关乎“一号”和昆仑部队的声誉，也关乎牺牲将士的荣辱，于是“一号”作出了一个更为残酷的决定：穿越无人区！“那是一个极端狰狞而残忍的地方。没有植物，没有动物，甚至没有死亡，因为哪里从未存在过生命。”加上暴雪和狂风，生命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在这次的计划中，女兵甘蜜蜜、肖玉莲因体力不支牺牲了。死亡触发了参谋长郑伟良的良知，他违背了“一个优秀士兵最要紧的素质就是服从”的军纪，请求“一号”取消穿越无人区的决定，他的言语中透出了深深的人性关怀：“拼命驱赶战士们投入人为的苦难之中，绝非治军的上策。军人不惧怕牺牲。但不能据此漠视军人的生命！”“未来的战争可能在地球上的任何角落爆发，我们没有必要、同时也不可能在所有的地方进行事先演练。”“况且，象这样肩冰衔草式的原始行军方式，自身的供给尚无法保障，又能有多少战斗力呢？它只能模糊人们对现代化战争的认识，以为有了精神就能打胜仗。其实，战争的物质性是异常直接的。吃苦不是目的，只是一种达到胜利的手段。我敢说，如果红军有毛皮鞋，他们绝不会穿草鞋去翻越夹金山。抛却了这个实质，反而津津乐道于复制苦难本身，不正违背了先辈们的意愿吗？红军正是为了让子孙后代不再受苦，自身才去受非人的磨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单纯追求苦难而忽略军人生命的价值，正是对传统的背叛。”……这一段段发自肺腑的抗争之辞，迸发出作家对个人生命的极度关怀。虽然说郑伟良违背了“服从的军人天职”，但这恰恰反映了关爱生命比任何天职都重要。在谈自己在写《昆仑殇》的体会时就说：“我只敢写我大致经历过的事情，我只敢描述我确有把握的情景。这真是我的悲剧，他们像一块坚硬的石头，坠在我想象的翅膀上，使它无法飞翔。”⑧这无疑表现出女作家关注生命悲剧的意识倾向，正是悲剧才是我们看到了人文关怀精神。关爱生命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前提，在生命面前，一切亵渎都要让步。毕淑敏对死亡的描写有着与众不同的超人认识，让我们感到了人的生命真谛的存在。《生生不已》是一篇极富哲理内涵的小说，探讨了鲜活的生命的归宿与传承问题。女工乔先竹的女儿姜小甜患上了不治之症，最终因医治无效死亡。在她患病到死亡的过程中，她的父母仍然怀着一线希望，千方百计的要求袁医生救她们的女儿的性命。但对于这种不治之症，医生也只好束手无策，因此，从姜小甜的死亡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在表达这样的观念：死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每个人必须面临的最终归宿，但世人却不愿面对现实。“人一生下来就站在通过死亡的传送带上，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全然不理会死亡，无论是死亡的哲思，还是死亡的意像，甚至是死亡的字眼。”⑨乔先竹在痛失女儿后，不顾身子虚弱，开始重新孕育一个新的生命，为此付出了死亡的沉重代价。在这我们看出作者在传达这样的观念：超过爱自己去爱另外一个个体是母性的特征。在生——死——生的轮回传承中，毕淑敏浓缩了人类生命永恒的规律。《红处方》中的戒毒医院所长简方宁被庄羽陷害，染上毒品之后，不愿失去对快乐和悲伤的感觉，宁愿用生命来维护自己对家庭、对戒毒事业的热爱情感，正如她死前所说的，“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具备高尚的情感，假如这一切都不存在，生命又有何意义何价值。”在这里，毕淑敏告诉人们：在生命中，人不能没有情感，否则就是去了人生的意义，简方宁为维护崇高的生命意义献身了。从形形色色的人生中，毕淑敏对各种死亡进行了深刻思考，表现出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忧虑，对人性的肯定，对死亡的超人认识。三、对女性的爱护就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毕淑敏的创作体现出了第二阶段的鲜明特点：“对女性身份的确认和人道关怀称为女性写作的重心，乃是基于社会转型过程中人所产生的价值迷惘，以及针对所谓现代化的反人性叙事观点。”⑩毕淑敏也说过，女性在社会上的声音总是很微弱。在现实生活中，毕淑敏身兼多种社会和家庭角色，因而她笔下便出现了女性角色的自我体认，女性美和女性价值的自我追寻，女性在事业与家庭之间面对的种种困扰和艰难选择，女性在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中的种种痛苦和抗争，女性在爱情婚姻路上的不幸遭际和误区，构成其创作的种种内涵。一是母性的无私奉献。在《女人什么时候开始享受》一文中，毕淑敏提到母亲的伟大。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母亲煮着牛奶，洗着衣服，以为等孩子长大了可以好好享受。孩子上了幼儿园，女人买菜做饭还要工作，以为孩子上学可以享受。孩子读书，女人为培育孩子转动与家、学校、市场、培训班里。孩子上大学，有了工作，以为一切会好起来，可是已经成了奶奶，要照看孙子。直到有一天，“女人就这样老了，她再也不需要任何享受了，在冥冥的梦幻中，安静地睡去。”母亲为子女付出了一生，从来没有机会去享受，母爱是如此雄伟。在《血玲珑》和《生生不已》中，同样写到了母亲为孕育下一代做出的伟大牺牲。卜绣文为使患有白血病的女儿有一个相同骨髓的配型者，不顾自己已步入生育的黄昏年龄，毅然两次怀孕，并在医学泰斗的精心安排下，签下了生死契约——“血玲珑”计划。《生生不已》则写了主人公乔先竹在女儿甜甜死后，精神受到巨大的打击，身体单薄得摇摇欲坠，但她还是执着要重新怀孕，创造出另一个生命。她们不顾生死，凭的就是母性，她们是以母性的爱挽救生命和承传着生命的伟大。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女性有着对延展生命的本能热枕，以生儿育女的艰难显示了母性的伟大无私，这种无私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女性并不仅是以自己的辛劳，而是以自己遭受的痛苦来偿还生命的债务，女性身上展示出的这种力量，才是真正的伟大！女性主义的关怀。她把目光投向居女性癌症首位的乳腺癌。《拯救乳房》关注癌症患者，由国外归来的心理学博士程远青带领着“癌症治疗小组”，进行艰难的团体治疗旅程。小组里，既有面临提拔的公务员，也有学业优秀的女硕士，有为哥哥透析不惜卖淫的妓女，也有患乳癌却不得不扮女装的须眉男子——因为乳癌而面临的生理、心理的压力，在一步步的治疗中得到了不断释放，每个人也重新认识了个体生命的重要价值，摆脱了对癌症的恐惧。在所有癌症病变的器官中，乳房对于女性的意义，远远已不是身体的一个器官而已，它的缺失同时也带来审美的缺失、爱的缺失以及自尊与自信的缺失。在此，毕淑敏敢于大胆挑战传统，关注女人最隐秘、最恐惧的话题，证明了她对当今女性这一特殊群体的同情和关爱。毕淑敏小说中还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对男权社会的不满，对在男权的社会里，女性受到不平等的对待问题，予以揭露和控诉。《血玲珑》中的匡宗员因强奸而侥幸逃脱，他拼命读书，出人头地之后，疯狂无耻的寻找性爱，自认为是个成功人士就可以占有一切，包括女人，这是男性的一种罪恶思想。卜绣文为了事业和家庭也只能屈服其下，表现了女性处于社会的一种劣势地位，犯罪的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应，受难的女人还要受难。《君子于役》中对某高原留守处麻处长将军人妻子丁宁当成战备物品一样看待的非人到的做法进行谴责，从侧面反映了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对于女性生存的压迫。《女工》中白二宝对浦小提吆吆喝喝训斥的态度，体现了家庭中以男性为中心，女性还是弱势群体。《女人之约》中的郁容秋十分在乎讨债的对象性别，好利用美人计将男人征服，反映了男性对女性占有的欲望，女性为了讨债成功，只好满足于男性的欲望，这种畸形恶劣的现象并不少见。可见，女性在当代社会还是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受到男权不公平的对待。毕淑敏在《女士，你多大年纪》里提到女权主义的涵义：“那就是女人和男人的平等，在素质和价值上的完全平等。”所以她以探讨女性幸福来写作，追求男女素质和价值上的平等，呼唤着社会共同关注女性地位的提升。可以看出，毕淑敏写女性，包含着对人类生命特别是对女性自身生命的审美。《寻觅优秀的女人》里，指出优秀女人应是善良、智慧、美丽的。《素面朝天》里提醒不化妆的女性更美，因为“掩饰不单是徒劳，首先是一种软弱。”《握紧你的右手》里提醒女性要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梦想。《致强暴的女人》表示了对这种女人的同情之外，更重要的是提醒女性要振作，“不要为这一朵阴云，从此暗淡了原属于我们的明媚的天空。”此时的毕淑敏已不仅停留在一个医学者的角度剖析女性形象，而是从一个女心理医师的角度，关怀女性价值，她在步履维艰的确立自我，追问人性的途中，凸显着女性心灵的迷茫。从男女的不平等，跳跃到女性的心灵，提倡爱护女性，她始终以一种女性主义的目光，关注女性的幸福、自由、尊严和权利，是独特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当代的人文主义关怀问题,在强调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完整等问题以外,又增添了新的内涵,即“不仅要关注自己,还要关注他人；不仅要关注人类的现在,还要关注人类的未来”。毕淑敏正是以一个治疗者的身份来审视当代社会问题，对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充满关爱，对未来人类的生存环境充满顾虑，充分体现其启示录般的人文关怀。她通过对社会现实生活的细致观察，创作了丰富各异的人物形象，高扬了人性思想。其中人文关怀中的生命伦理和道德规范，已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一个有益的尺度。笔者认为，毕淑敏的人文关怀可以总结为：不畏苦难，珍爱生命，男女平等。毕淑敏创作中的人文关怀，具有深远的影响，这是值得中国当代文坛去关注研究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个天才型女作家。在短短9年的创作生涯（从1933年5月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算起）中，共出版过11部集子：《跋涉》、《生死场》、《商市街》、《桥》、《牛车上》、《旷野的呼喊》、《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小城三月》、《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创作总字数近百万，显示了不可多得的艺术才华和创作生命力。从上个世纪30年代跻身文坛以来，萧红一直以她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目光。然而萧红又是不幸的，她的作品跟她的人生一样，长久在风雨飘零中饱受寂寞之苦，因为她的作品长久以来并没有获得应有的理解。自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萧红研究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是确立期（1935-1942），鲁迅和胡风对《生死场》的经典性评价，开创了萧红研究的先河。二是回忆期（1942-文革结束前后），此时多为悼念性文章，表达了友人、朋友对萧红本人及其作品的感性印象，较有影响的是茅盾为《呼兰河传》作的序，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许广平的《忆萧红》、《追忆萧红》，聂绀弩的《在西安》，丁玲的《风雨中忆萧红》。茅盾对萧红后期创作滞后于大时代的评价代表了那个时期主流评论话语的声音。三是发展期（新时期至今），新时期以来，萧红研究一度形成热潮并呈纵深发展趋势，主要集中在这样6个方面：1.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2.对萧红作品研究，特别是萧红后期的一些作品在此时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研究；3.对萧红其他小说、散文及诗歌的研究；4.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如从比较学的角度关照萧红，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萧红等；5.对萧红创作源流的研究；6.对萧红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的研究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萧红研究的向前发展。新时期以前的萧红研究除了鲁迅、茅盾等权威评价外，成果不多。本文主要以新时期以来的萧红研究为主，着重从以下6个方面对萧红研究进行梳理，试图从中寻找萧红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新的突破口。一、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萧红个人的复杂身世和传奇经历在新时期研究的初期就吸引了广大研究者的目光。一时间许多研究者致力于萧红生平经历的考证，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并且还陆续有许多萧红传记问世。如美国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日本中村龙夫的《火烧云——萧红小传》（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萧凤的《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王观泉的《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松鹰和刘慧心的《落红萧萧》（四川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李重华的《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孙延林和姜莹编的《怀念你——萧红》（ 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铁峰的《萧红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王小妮的《人鸟低飞——萧红流离的一生》（长春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季红真的《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曹革成的《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华艺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等等。这些对于我们更好地进入萧红的文学世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有很多关于萧红身世和经历中有所争议的问题在此得到解决，如1980年萧军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问世，其中谈到“疑心以致确定他（张秀珂）现在的父亲张选三并不是他和萧红真正的亲生父亲”，由此引发了萧红“生女说”和“养女说”的身世之辩。后经调查，得出萧红为张选三亲生女的结论。2004年3月孙茂山主编的萧红研究最新研究文集《萧红身世考》由哈尔滨出版社正式出版，从此“生女说”、“养女说”之争画上了句号。对作家身世及生活道路上一些谜团的澄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作家和进入作品，但是假如在一些无关痛痒的细枝末节上过多地纠缠，花费过多的精力，似乎有些失当。而且在一些问题上由于当事人的健在，众说纷纭，也会使许多原本简单的东西变得复杂了，这些都应当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就像一位研究者所说的“问题的关键不是事实的真相，而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对萧红创作的影响”。二、对萧红作品的研究作为一个真正的研究者，吸引他们目光的还是萧红以“细致的观察力和越轨的笔致”写出来的那一部部表现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力透纸背”（鲁迅语）的作品。由于鲁迅和胡风两位大家的序跋，《生死场》一出来，就让上海文坛接受了它，也使萧红一夜成名。并且这篇序言和读后记从一开始就给《生死场》树立了一个权威评价，影响至今。以前的研究者一般把《生死场》定性为“抗日文学”，但新时期以来，许多研究者从新的角度来观照，发现了其中被忽略的内涵，提出了不同意见。如邢富君、陆文采的《农民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生死场〉再评价》（《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指出这部作品其实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是以农民对命运的挣扎为主题的。也有学者认为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先行主题来解释《生死场》，而应该从作家对生与死的人类命运的思考出发，许多不能解释或解释牵强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皇甫晓涛《一语难尽——〈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3期）。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与国家民族文学的关系问题时，以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为例，从生产层面与接受层面上指出了“萧红在小说的空间里与民族国家话语的交锋”〔1〕，为我们研究萧红提出了新的角度。而摩罗的《〈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0期）认为，《生死场》主要不在于写抗战，其三分之二的内容与抗战毫无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写生民的生、老、病、死，这体现了萧红最深彻的人生感触。新时期以来的许多评论都试图摆脱萧红研究中旧有权威的框架，并力图全方位地接近作家本身，这是可喜的现象。萧红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受“抗日救亡”呼声震天的这样一个潮流的裹挟，加上萧红本身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在她的第一本小说里写抗日是理所当然的。但由于个人的经历和学养，使她无法深入直接地描写抗日，所以才会在她的文本中呈现出对农民底层生活的大量描写，而对抗日主题描写不多。可以说萧红的《生死场》在当时是无意识地打了一个擦边球，由于时代关系，把它定性为“抗日文学”无可厚非，但我们今天的研究就应该更深入到文本本身了，把作品原有的主题意义、思想内容等还原出来。萧红自《生死场》之后的所有创作都与时代要求显得很隔膜，1940年萧红创作完成长篇《呼兰河传》。“当萧红写《呼兰河传》时，其他中国作家们大都在写战时报道文学、短文、戏剧，或者写抗日性的小说或短篇宣传品等作品”〔2〕。对当时的萧红来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批评界的责难。20世纪40年代影响最大的评论文章无疑是茅盾的《〈呼兰河传〉序》：“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3〕。这与鲁迅先生的“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一样成为评论萧红作品的名句。但是艺术上的有限肯定之后,茅盾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作家和权威评论家，对萧红这样一个以《生死场》崛起文坛的作家却“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怀着“苦闷而寂寞”的情绪，“回忆这寂寞的小城”，认为“多少有点不可解”。因为在萧红的这部小说里“看不到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到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这就在思想上否定了《呼兰河传》。在当时的语境中，茅盾的这一评价与其说是赞扬，不如说是否定，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以后几十年评论界对《呼兰河传》的低调处理。新时期以来，随着萧红研究热潮的掀起，萧红后期的作品也备受瞩目，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产生了争议。铁峰在《萧红的文学之路》中认为：“《呼兰河传》的最大缺点，就是由于作者在抗战时期创作思想出现偏差，否定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把揭露批判的笔触‘对着人类的愚昧’，从而过分夸大了劳动人民的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没有写出一个积极的人物，也没反映出时代的根本特点，更没表现出抗战时期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意义。”〔4〕但是大多数学者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则持肯定态度。韩文敏《〈呼兰河传〉我见》（《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认为《呼兰河传》是《生死场》之后对生活的认识和理想的深化，她较早地指出了《呼兰河传》深刻的思想性，认为其并非思想创作上的退步。皇甫晓涛在《萧红现象——兼谈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几个困惑点》（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年出版）中认为，《呼兰河传》与时代审美要求在整体上是一致的，同时也为“国民性”主题的发展寻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因而是萧红“走向成熟的标志”。此外，刘乃翘和王雅茹在《萧红评传》（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版）中认为：从萧红“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的主张中（在1938年4月的第三次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我们也看出了萧红创作思想的逐步提高和深化，她创作的着眼点不仅仅局限在国民抗战意识的鼓动、激发和歌颂上，更将视角深入到国民觉醒并抗争的根本——国民性上，这一点同鲁迅先生的创作思想是相通的。萧红后期的长篇《马伯乐》一直无人问津，研究甚少，一般认为《马伯乐》是一部失败之作，主人公马伯乐更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逃跑主义者。不过李重华在《也评马伯乐形象》（《绥化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中却为之辩驳，认为马伯乐是一个复杂的新人形象，他有着进步的倾向，此观点较为新颖。秦林芳《论萧红的创作道路——从题材说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认为《马伯乐》是萧红师承了鲁迅的文学观，站在“改造民族的病态”的高度来选择并表现题材的，是“改造病态思想”的继续。另外黄晓娟在她的博士论文《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中也认为萧红的《马伯乐》写的是在当时作品中几乎被遗忘的国民性病态。总之，小说《马伯乐》争议颇多，虽有一些研究文章问世，但深度和新意不够，还有待后继研究者来提高！
霍达 《穆斯林的葬礼》。。。很经典李轻松《心碎》，也很经典，但很少有人看过当代80后，不知你喜不喜欢，明晓溪《泡沫之夏》张小娴《面包树上的女人》其他还有一些现当代的人物席慕容诗集有必要一看
结合《牧童短笛》、《梁祝》、《春江花月夜》， 例析音乐中国民族音乐是博大精深的。而西洋音乐的发展也经历了十分漫长的过程。从近代以来，有很多中国音乐家致力于将中国民乐的元素融入西洋音乐中，即用西洋乐器演奏出中国民族乐曲、用西洋音乐表现手段演绎民族风格。钢琴曲《牧童短笛》、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和歌曲《春江花月夜》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我愿意这三部作品为例，谈一下我对音乐的基本表现手段的理解。常见的音乐表现手段有旋律、节奏、音色、和声、曲式、力度、速度、节拍、音区、调式、调性、织体等。这些表现手段通常被作曲家综合利用，用以达到某些效果，营造某些意境。在钢琴曲《牧童短笛》、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和歌曲《春江花月夜》三部作品中，作曲家对这些表现手段的灵活的运用使我叹为观止。以下分别作以详细分析：一 钢琴曲《牧童短笛》作为学钢琴者，我很早就接触并演奏过钢琴名曲《牧童短笛》，近日又听过石叔诚和郎朗的现场演奏版，不禁有意分析之。1 综述《牧童短笛》是贺绿汀在1934年创作的，根据我国童谣“小牧童，骑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而定名。全曲为ABA’三段体。呈示部（A）、再现部（A’）描绘了美丽的田园景色：明媚的春光，绿色的原野，清澈的溪流，欢乐的牧童骑在牛背上悠闲地吹起笛子，悠扬的笛声，使我们仿佛看见了天真可爱的牧童，闻到了乡野泥土沁人心脾的芬芳。发展部（B）是一首比较欢快活泼的舞曲，以节奏和弦为背景，旋律犹如笛声，明亮高昂，活泼跳荡，音乐描绘了牧童伴着清脆的笛声在嬉戏，情绪轻松活泼。“牧童短笛”既运用了西洋音乐的技法，又展示了民族音乐的特点。从它问世至今70多年来，以其浓郁的清新的乡土情令国人欢欣感动，惊奇赞叹。乐曲描绘了美丽的江南田野，上有浮云，下有流水，牧童和老牛，笛声和歌声。它是一首听得见的抒情诗，也是一幅看得见的风景画。以下就各个部分逐一分析。2 呈示部（A），旋律如下：（曲谱略）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复调风格。3发展部（B），旋律如下：（ 曲谱略）显然，发展部（B）活泼欢愉，呈示部（A）中的复调定法改变为和声音型伴奏的主调音乐。这一部分中，调式转成了G大调。右手高声部乐句间较大幅度的音区跨越，以及每一个乐句内轻快的节奏，大量32分音符以及16分音符的应用……展现出迥然不同与前面的另一种情境。最后说一下结束句。渐弱和渐慢使听众眼前浮现出牧童渐行渐远的景象。自然地收束了全曲，带给人“余音绕梁”的意境。二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陈钢、何占豪于1959年写成《梁祝》小提琴协奏曲。乐曲是以中国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为题材，以越剧里的部分唱腔为音乐素材写成的。全曲以故事具有代表性的三段剧情——相爱、抗婚和化蝶为主要内容，分成3部分。其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将中国戏曲的元素融入西洋音乐中，并且用抽象的音乐去讲述一个具体的故事。 1呈示部（相爱）《梁祝》引子和爱情主题如下：（曲谱略）突然，音乐急转而下，以散板、快板来表现祝英台在梁山伯坟前向苍天控诉。这里变化地运用了京剧中的倒班和越剧中紧拉慢唱的手法，形成第二个发展高潮——哭灵投坟在小提琴奏出了最后一句绝唱之后，锣鼓管弦齐鸣，祝英台纵身投坟，全曲达到高潮。3 再现部（化蝶）长笛和竖琴将音乐带入了仙境，加上了弱音器的小提琴重新奏出爱情主题。梁山伯与祝英台华为一对蝴蝶，从墓中飞出，双双翩翩起舞，永不分离。三 歌曲《春江花月夜》全曲如下：（曲谱略）此曲由古曲《春江花月夜》改编而来。由于加上了歌词，更加有利于我们理解歌曲想表达的意境。全曲中速、从容而有韵味。首句营造出一种静谧的气氛。正如歌词所述，旋律虽然有较大幅度的跳跃，但还是有“袅袅娜娜”的感觉。在音乐的中部，节奏缓急相间，富有歌唱性；旋律起伏较大，具有分明的层次和韵律。在音乐的尾声，再现前面的主题，再辅以悲伤的调子，令人听后久久不能释怀。 以上我对钢琴曲《牧童短笛》的旋律、节奏、和声、曲式、力度、速度、节拍、音区和调式，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旋律、节奏、音色、曲式、力度、速度、节拍和织体进行了详细分析，对歌曲《春江花月夜》进行了综合简略分析。通过这些分析，我可以很明显地看见作曲家在综合利用这些表现手段“达到某些效果，营造某些意境”。
艺术鉴赏论文以论文中心为基础，展开论述，主要阐明它的艺术价值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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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写：时代背景、表现内容、艺术特色、创作意图以及全面的整体评价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