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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篇关于周易管理的思想颇合现代意义，你可以借鉴下稍稍变通一下可以以《周易的社会治理思想》为题。希望对你有帮助！论《周易》中的管理哲学思想前言：《周易》虽然是远古的著作，但后来经过周文王、孔子的修订，使它从一本占卜书成为了哲学书。到今天，《周易》的思想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思想的一部分，很多日常用语都是从《周易》而来，这些思想影响了我们每个中国人，而我们平常没有察觉，也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做为“百姓”不知道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高层管理人员，就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 管理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因为他们的基础都是对人性的了解，对于现代的管理者尤其重要。怎么样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把“变易”的、“不易”的事情，变成“简易”的事情呢？这是我们研究的主要问题，也是管理者的职责。因此本人站在管理的角度来看《周易》，希望能给管理者一些新的角度和启示。 一、变易协调——《周易》的管理方法论 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周易》十分重视管理方法，而其管理方法概而言之主要有二类，一是变易，二是协调。正是通过变易和协调来实现管理，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 (一)变易 “易”就是变化，孔颖达说：“夫‘易’者，变化之总名”，“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周易正义•序》)，《易传》也讲“生生之谓易”(《系辞》)，认为易就是变化、变易。变易亦即变化、变通、改革之意。这成为其管理的主要方法。为什么要变易、变通、改革呢?首先，在社会发展中要成就盛德大业就不能墨守成规，或者永远处在一种停滞不前的“稳定”水平上，只有变易、改革，才是社会发展的出路，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前进，即“通变之谓事”，因此说变易、变通、改革是事业成功、社会进步的基础。其次，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只有通过变化、改革才能通畅，只有通畅了才能使社会得到进步与发展，并使社会统治得以长久地存在下去，所以《周易》主张对于过时的方针、政策、制度要进行改革，指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传•系辞》” (二)协调 无论哪种管理，都是对人财物的管理，实际上，管理就是协调好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这其中尤其是要处理好人际关系，这是现代管理学的要旨，也是《周易》所推崇的管理方法。《周易》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要求协调好人们之间的关系，防止各种矛盾激化，从而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所以它反对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出现“太过”和“失中”两种情况。并指出太过则反，即物极必反，人就会走向反面。而失中则致于凶，会使自己(指统治阶级)处于凶险的境地，故而它提出协调的中和、平衡思想，认为“保合太和乃利贞”（《易传•彖》），这同孔子的和为贵以及《中庸》的致中和思想极其相似。它的协调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中正 《周易》认为中正是管理中追求的较为理想的协调结果。它指出“刚柔分而刚得中”，“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易传•彖》），认为中正可以观天下得吉利，有利于上下级关系的协调。从《易传》对经文的解释看，经文中六十四卦每一卦的二爻、五爻为得其中。因为二爻、五爻分居下、上卦之中，而传统的理解认为得其中则为吉，即使不得位的阴爻阳爻也可因其得中而吉。如《易传•彖•节卦》“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刚指上坎为阳卦，柔指下兑为阴卦，刚得中指九二、九五分居下，上卦之中。王弼注云；“坎阳而兑阴也，阳上而阴下，刚柔分也；刚柔分而不乱，刚得中为制主，节之义也。”故“节，亨”。 2．当位 《周易》之爻有当位不当位之说。一般说来，当位则吉，不当位则凶。实际上位是指每个人所处的地位或代表的身份。当位指地位的恰当，说到底，当位是统治阶级强调尊卑关系，让百姓民众安于现状的一种理论，因为它把阳、阴、君子、小人的关系及君臣、父子间的主从关系看作是自然赋予的一种不可移易的本性。《易传》指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因此可见，《易传》的作者把人们之间的那种尊卑、主从、依附、上下的关系当作是当位的东西。这些当位的东西不能随意变化，若变化则为不当位，就要受到惩罚。所以，《周易》把当位看作是协调的另一重要内容。 3．相应 协调也指上下相应，对立统一。因为对立本身也是一种协调，并且是事物发展变化不可缺少的协调；统一相应也是协调。所以《周易》除追求中正、当位外还强调相应与对立统一。从《易经》六十四卦看，乾坤二卦是父母卦，其它六十二卦皆由此而生，这些卦中有许多是对立统一的，如泰否、损益、既济未济等都是完全对立的卦象。这成了六十四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周易》强调对立更重视相应、相交、和谐、统一，如《易传》讲“泰：小往大来。吉，亨”，指的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彖》’，把上下相交当成事物亨通的条件。并对否卦的上‘下不交而带来的“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后果深感不安。所以它反对上下不应上下不交，要求上下相亲，指出“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易传•文言》）。在它看来上下相亲即是相应，相应则社会上下团结一致，从而“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易传•系辞》）。 总之，《周易》是要通过变易、协调等管理方法以实现盛德大业的管理目标，从而为社会的良性运行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民为邦本——《周易》的管理主体论 现代管理学在把人、财、物当成管理对象的同时，也把人当成管理的主体。《周易》在这个问题上更看重人是管理的主体，把人看成是社会稳定、发展，使社会得以良性运行的根本之所在。它的主体论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民为邦本，重视圣人的作用。《周易》认为易有三道即天道、地道、人道。三道又称为三才。其中，天道、地道只有通过人道才能实现其应有的价值。它认为圣人是人类的杰出代表，正是“圣人设卦，观象系辞”才“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易传•系辞》)，而设卦观象系辞主要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同上)，从而“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气”以便达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同上)，通过圣人而通天、地之道，察百姓之情，即“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为民用”(同上)，把天地、自然界中规律性的东西总结给天下百姓，让老百姓运用它。像包羲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黄、尧、舜则“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又“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同上)。正是圣人能通天地之道并效法“天地变化”而治理百姓，“穷理致性以至于明”，从而使人能利用自然开发自然以发展社会。除此外，圣人还通晓人道，能“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易传•彖》)，能“通天下之志”而“民从之”(同上)，从而，“知进退之道，而不失其正”(《易传•文言》)，化成天下，使百姓安于现状而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因为“进以正，可以正邦也”(《易传•彖》)。 2．重视管理者的道德修养。由于圣人、君子是社会的管理者的代表，其道德品行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对百姓的教化、管理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所以《周易》十分重视他们的道德修养，要求他们崇德，并能坚持不懈加强修养。特别是《易传》对此问题的认识更高，如前所提它曾对近20个卦用道德来解释，并把“履”卦当成树立道德的基础，以“谦”卦为施行道德的柯柄，以“恒”为巩固道德的前提，把“损”卦当成修养道德的途径，把“益”卦当成充裕道德的方法，把“困”卦当成检验道德的标准，把“井”卦当成居守道德的处所。《周易》正是以此为基础对道德的修养与维持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3．要求爱民。由于《周易》认识到民既是管理的对象，又是管理的主体，对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它要求在管理的过程中要有爱民的思想，《易传》讲“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认为仁与义是人道的根本，是实现领导与社会管理的核心问题。仁就是仁爱，《易传》之《文言》讲“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彖》则要求“容民蓄众”，主要是主张管理者体恤民情，并有“交相爱”的思想。为达到爱民的目的，《周易》要求首先要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认为这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和前提，其次，要求不劳民伤财，《易传》讲“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彖》)，认为不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不违背农时是爱民的重要内容，这样，百姓就会安心于生产，满足于现状。它的这一主张主要是针对当时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的现象，实际上，这是要求百姓手中也有一点财富而能维持其基本的生活需要。 综上所述，《周易》有丰富的管理哲学思想，特别是其科层制管理思想是它的精华。如果史料记载不错，我们的分析无误的话，那么，科层制管理可以提前到公元前2000余年前，这比西方资本主义科层制管理的出现早了1800余年，可以说，这是我国对管理学的杰出贡献。另外，其盛德大业的管理目标论，变易协调的管理方法论，阴阳之道的管理决策论及民为邦本的管理主体论，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张善文，《周易入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2版 王军云，《周易与人生智慧》，中国华侨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张其成，《易经》感悟，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 黄玉顺，《周易》及其哲学——《周易人生智慧》丛书“主编闲话” 张其成《周易》管理哲学，张其成国学网，
文献综述是对某一方面的专题搜集大量情报资料后经综合分析而写成的一种学术论文，它是科学文献的一种。格式与写法文献综述的格式与一般研究性论文的格式有所不同。这是因为研究性的论文注重研究的方法和结果，特别是阳性结果，而文献综述要求向读者介绍与主题有关的详细资料、动态、进展、展望以及对以上方面的评述。因此文献综述的格式相对多样，但总的来说，一般都包含以下四部分：即前言、主题、总结和参考文献。撰写文献综述时可按这四部分拟写提纲，在根据提纲进行撰写工。前言部分，主要是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的概念及定义以及综述的范围，扼要说明有关主题的现状或争论焦点，使读者对全文要叙述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轮廓。主题部分，是综述的主体，其写法多样，没有固定的格式。可按年代顺序综述，也可按不同的问题进行综述，还可按不同的观点进行比较综述，不管用那一种格式综述，都要将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归纳、整理及分析比较，阐明有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评述，主题部分应特别注意代表性强、具有科学性和创造性的文献引用和评述。总结部分，与研究性论文的小结有些类似，将全文主题进行扼要总结，对所综述的主题有研究的作者，最好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参考文献虽然放在文末，但却是文献综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不仅表示对被引用文献作者的尊重及引用文献的依据，而且为读者深入探讨有关问题提供了文献查找线索。因此，应认真对待。参考文献的编排应条目清楚，查找方便，内容准确无误。关于参考文献的使用方法，录著项目及格式与研究论文相同，不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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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献的代表作是周易，周易据说是周文王写的，历史悠久，里面很多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远的影响。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作者：李春青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文献在百度词条中的解释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将知识进行记录下来。所以文献也是人类获得知识的一个重要媒介。而关于周易跟论语，谁才是中国古代文献的代表作？我觉得是周易，虽然它们两个都是我国中华文明中哲学部分的起源，但是周易是我国第一部具有哲学思想的作品，甚至后面影响了孔子的思想行为。
根据历史记载，周易是周文王被困在牢里所编写的一部关于天下至理的书籍。它是建立在天地阴阳二次元的基础上对事物进行反复观察，了解其中运行的规律从而进行论证。我们都知道古时候人类对自然了解比较少，所以对自然出现的一些现象没有合理的解释时，就会崇尚天神，但是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周易的应运而生，成为人们占卜祭祀的主要依据。如果有人能将周易研究透彻，那么将会终身受益。
春秋是一个思想诞生的巅峰时期，在此期间出现了很多影响后代的思想家，其中孔子的儒家思想是比较受到人们推崇的一种思想。儒家思想中的大仁大爱让人争先恐后的去学习。后来孔子发现了周易蕴含的自然规律深受启发，于是他便把周易中的仁义道德传授给学生们。可以说儒家的思想是孔子将周易跟夏商的文化相结合得出的。这些思想被孔子的学生写成论语，而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人。
由此可以看出，论语是在周易的基础上受到启发而诞生的一种孔子的思想。所以我国古代文献的代表作应该是周易。正因为周易的内容比较晦涩难懂，而论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语言又通俗易懂，所以大家更倾向于去学习论语，不可否认的是周易是论语的来源。
中国古代文献的代表作是《论语》，《论语》通俗易懂，讲的是做人和做事的道理，而《周易》属于杂书，深奥难懂。
对不起，这个问题我不会。
周易就是周代之易, 孔子定为五经之一, 计有24070字. <<周易>>即我们现在见到的易经, 它分本经和大传两部分. 本经包括八卦, 重卦, 卦辞, 为易有主体, 故称为经; 大传包括上彖, 下彖二, 上象三, 下象四, 上系五, 下系六, 文言七, 说卦八, 序卦九, 杂卦十, 此十者合称十翼. 十翼为阐明易经而作, 故曰传. 周易不仅揭示和描述了宇宙万事万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内在规律，而且也是作人之道的宝典。 周易揭示和描述了宇宙万事万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内在规律。这个规律最通俗最本质地说就是生老病死的规律，再简单一点就是从生到死的规律。万事万物都有生有死，没有永恒的生。亦没有永恒的死。生生死死是轮回的，循环的，无穷的。人有生有死，没有不死的人，动物有生有死，没有不死的动物，植物有生有死，没有不死的植物，国家，人类，地球亦有生有死，没有永恒的国家，永恒的人类，永恒的地球。周易用两种方式揭示和描述了这种规律，一种是以图的形式即太极图标示的，参照本书封面的太极图，白的为阳，黑的为阴，阳死阴生，阴死阳生，阳盛阴衰，阴盛阳衰，物极必反，循环不失。另一种以文字即命理十二宫所描述的，万物由长生，沐浴，冠带，临官，帝旺，衰，病，死，墓，绝，胎，养，再到长生而循环不已，这种生老病死的规律，万物都是相似的，之所以说是相似，因为还有寿命的长短和过程的曲折不同。根据这种规律就可以大体上对万事万物进行预测了，当一个人其身体或事业达到最旺盛的时候，就要开始走向衰败，最后死亡，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所以古人有功成身退的说法。团体、社会亦如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一旦达到鼎盛时期，就要开始走向衰败。因此不要怕别人强大，越是强大越是接近了衰败的边缘，不要看自己弱小，正因为弱小，才有发展潜力，任何强势只能强势一时，不能永远强势。弱小一定会强大的，这是宇宙的必然规律。万事万物这种相似的规律（不仅是生老病死上相似，在其他方面亦是相似的）是周易预测所依据的最重要的原理。 哲学讲，事物都是运动的，有联系的，科学讲，两个物质之间存在引力，引力的大小跟物质的质量和距离有关，没有不相互联系不存在引力的物体。牛顿的宇宙万有引力定律就是证明。万物都是运动着的有联系的即存在关联性。此物的运动必然会影响或关联着彼物的运动，其运动的规律是相似的，这是周易预测所依据的又一原理，即关联性原理。著名易学大师张延生曾经根据一个苹果落地即时预测某大学一个校长在这个时刻下台，那是在特定的地点根据看似偶然性的事件所作的即兴预测，说明万事万物存在着关联性。古老的蓍草起卦法和唐代以来的铜钱摇卦法就是人为的通过蓍草和铜钱的运动摹拟我们所要预测事物的运动，其规律即吉凶是相似的并通过卦象显现出来。奇门外应完全是根据关联性和相似性原理以此时此地此事的吉凶对应彼时彼地彼事的吉凶进行预测的。如某人要问难结的官司之事，忽见云散日出，即可断官司之事很快会了结并对自己有利，邵康节的梅花易数亦是依据这种原理来预测的。如果万事万物不存在相似性和关联性，周易预测是不成立的不可能的。 周易是我国周朝的易经，是周文王囚里据伏羲先天八卦演绎而成后天八卦（即文王八卦）并进一步推演为六十四卦并作卦辞和爻辞的。实际上，自周朝以来，经历代圣贤先师的不断努力和完善，周朝的易经已经有了很大发展，现代所称的周易泛指丰富和发展了的一整套易学理论，包括易理和象数两派的主要著作。 易经是我国群经之首，是一部用阴阳学说揭示和描述宇宙内在本源规律的书。民间称无字天书。易经很古老，在文字未产生以前，我们的祖先对物质世界的感受发现，许多事物都存在正反两个方面，如白天黑夜，男人女人，硬的软的等，为了描述这正反两个方面的事物，随手画了两个最简单的符；“—”“--”来表示之。开始这两个符号必定是随手画的，只是代表的意义而没有名称，是后来才称其为阳（—）和阴（——）的。关于这两个符号的产生，有的研究周易的书说是男女生殖器的象征，有的说是表示白天和黑夜的符号，其实它们并不具体那一事物，而是描述两类性质相反的事物或一类事物的性质相反的两个方面。毛泽东说，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一分为二就是事物的正反两个方面，用我们祖先的话说就是事物的阴阳两面。万事万物都有阴阳两面，都是由阴阳构成的。同时万事万物又都可以分为阴阳。阴阳是我们祖先对物质世界的抽象的分类和描述，这样简单抽象的描述，随着对物质世界认识的深入，祖先们肯定感到很不够。通过进一步观察，按《易经》上讲，我们的祖先是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发现了万物类象的规律，即万物按其类基本相象。有的阳的成分多一点，有的阴的成分多一点，有的外阳内阴，有的外阴内阳，于是把所有的事物（开始主要是物质）拿来分类，结果可分成八大类，万物都拿来分类了，没有不能纳入这八大类之中的，为了描述这八大类物质，于是用八个符号来代表之，这八个符号就是由阴阳组成的后来称之为 八卦的（略）这八个符号。这就是八卦的起源。至于有的研究易经的书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伏羲氏则之而画八卦，是不确切的，这造成了人们对八卦起源的神秘性，不利于科学的宣传周易，这八个符号是我们祖先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和描述。是当时的文字，是文字的祖宗。后来先人又发现，不但物质世界符合八卦的分类和规律，精神世界亦可以用八卦来描述。笔者在《清正气功》专著中提出，从大的范围来分，物质世界属阳的世界，精神世界属阴的世界。阴阳两世界均符合八卦所描述的分类和规律。易圣周文王据此进一步推演，将伏羲描述自然的物质世界的先天八卦推演成同时可以描述自然和社会的包括精神世界在内的后天八卦即文王八卦。我们现在应用的就是文王八卦。 随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相互作用增多，所发生的变化过程和结果，仅八个卦（符号）已经不能清晰的分类和描述了，于是周文王根据这两个世界的运动变化发展规律将文王八卦进一步推演成（八八）六十四卦 ，从此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发规律展的规律都在其中了，没有能逃出其外的，现代科学的发展亦证实了六十四卦与宇宙的自然社会规律的相吻合性。如六十四卦与生物遗传基因结构和组合方式是一致的。 可以这样说，文王当时做的是很伟大的科学研究，他对自然的社会的万事万物的分类归纳总结和运动变化发展规律的揭示和描述，是如此的严密和准确，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力，历几千年而不衰，是现代的所谓的诺贝尔科学奖成果所不能比拟的。可怜的是，现在还有人把我们祖先的科学研究成果说成是封建迷信，何等的无知悲智。现代的许多科学无不是以周易理论为源泉，无不是从周易理论中得到启示而发展起来的，二进制计算机的发明就是显著的例子。可是有人忘祖了，忘了我们中华民族科学和文化的根。他们人长大了，怀疑起自己的来源了，人都是父母阴阳结合的产物，能说父母的阴阳结合是迷信吗？ 周易的起源是科学的，这个起源不搞清楚，往往容易被当成迷信。自古以来，太乙，六壬，奇门被认为是《周易》预测中最为高深的三门学问。其中奇门遁甲用以掌握天时，明确地利，发挥人的能动性
一个人制定了高目标，最后仍然有可能只达到中等水平，而如果制定了一个中等的目标，最后有可能只能达到低等水平。这句话告诉人们，无论是治学还是立事，一定要志存高远，并为之努力奋斗，才有可能登峰造极。《易经》是古人为预测未来发展变化而作的占卜著作。《易经》包括《连山》《归藏》《周易》三部易书，现存于世的只有《周易》。周易相传为周文王姬昌在八卦的基础上推演所作，包含《经》、《传》两部分。《经》由卦辞和爻辞组成，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思言学堂易经学习，零基础入门，5天4晚名师易经入门直播课，普通人因为学不懂易学而放弃，聪明的人已经0元试听我们的课程了，从小白到入门，助力人生零基础入门。一旦把易经研究透彻了：你会变得更睿智，更通透，更深刻…立即免费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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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uyong Lin, et al., 2013. Developing an organization design framework and sample based on the total relationship flow management theorems, IEEE Transactions on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Systems, Vol. 43, No. 6, 2013: 1466-1476[2]林福永，2012，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及其形式化发展，钱学森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编，科学出版社[3] Fuyong Lin, T. C. Edwin Cheng. 2007a. The structural theory of general systems applied in management: total relationship flow management theore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neral Systems, 36(6)[4] Fuyong Lin, Kai Sun. 2007b. Network’s relationship flow-behavior theorems – the structural theory of general systems applied in network. Systems Engineering – Theory & Practice, 27(9)[4] 林福永，孙凯，2007b，复杂网络关系流与行为关系定理——一般系统结构理论在复杂网络中的应用，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7(9)[5] 张启人，林福永，2002，复杂性科学中复杂性根源的研究及其结果，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2(10)[6] 林福永，刘人怀，2001，复杂性科学中从简单到复杂的自然法则的研究及其结果，自然杂志，23（4）[7] 林福永，何敏，2000，一般系统结构理论，见：许国志院士等《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8] Fuyong Lin, T. C. Edwin Cheng. 1999. The Principles and Laws of General System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Kybernetes -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s & Cybernetics, 28(1)[9] Fuyong Lin, T. C. Edwin Cheng. 1998a. The Structural Model of General Systems and its Proof. Kybernetes -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s & Cybernetics, 27(9)[10] 林福永，1998b，一般系统结构模型的数学分析及其结果——若干一般系统原理与规律，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8(12)[11] 林福永，1998c，《一般系统结构理论》，暨南大学出版社[12] 林福永，吴健中，1997a，一般系统结构理论及其应用（I），系统工程学报，12(3)[13] 林福永，吴健中，1997b，一般系统结构理论及其应用（II），系统工程学报，12(4)[14] 钱学森，1987，《论系统工程》，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具体有以下几种类型：M——专著C——论文集N——报纸文章J——期刊文章D——学位论文R——报告，采用字母“Z”标识。对于英文参考文献，还应注意以下两点：1、作者姓名采用“姓在前名在后”原则，具体格式是：姓，名字的首字母。2、书名、报刊名使用斜体字。
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日/本观——从决策者错误知觉角度分析中国甲午战/败的成因摘要：1894年甲午战/争中，“天齤朝上国”的大/清国竟然败在“东夷小国”日/本手下。笔者认为，甲午战前，中国国内自上而下充满一片轻视藐视日/本的风气，在这种情况下，对日的认识产生了严重的错误知觉，而这种错误的认知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走向战/争的失/败。关键词：清政府日/本观；错误知觉；甲午战/败 引 言：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乃至远东近代历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事齤件，这次战/争不仅对中日两国和两国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使远东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关于甲午战/争失/败原因问题，有研究深度已经深入甲午战/争中惨遭失/败的某些深层次原因，即认知层面上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认知这个角度对甲午战/败的成因作一探讨性研究。一、甲午战/争前日/本的变化 日/本位于亚洲东北部，是西太平洋中的一个岛国。其领土同我国大陆最近处仅相隔 400 余海里，同台湾岛更仅相隔 100 多海里，因而被称作我国的“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仅有4000万多的人口，37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因此不管从人口还是国土面积来说，日/本都是一个面积小且资源困乏的小岛国。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成为日/本发展历史上由弱小向强大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的二十年，是日/本政治、经济、文化进步最快的20年，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本逐步成为强大的新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实力；同时，日/本也明确地制定了侵华战略，并把侵\略中国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为此，日/本全力备战，一旦时机成熟就要付诸行动。而此时，面对日/本发展的重大变化以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和决心，当时的清政府是怎样认识的呢？他们是否真正认识到了日/本的变化呢？ 二、 甲午战前清政府的日/本观中国是最早认识日/本的国家，《山海经 •海内北经》中有“南倭北倭属燕”之语，此为中国称日/本为倭的开始。《史记•秦始皇本纪》一段关于日/本的历史记载： “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成书于三世纪的《魏书•倭人传》对日/本列岛作了将近两千字的描述。以后中国官修正史中都专门列有日/本传。在中国古籍中日/本往往被描写成虚无缥缈的仙岛神州，任意涂抹神秘色彩。正史中的日/本传也是因袭陈说，很少有对日/本做深入的调查研究，也不愿意为此花费力气。到清代中后期，中国对日/本的了解仍然甚少，对于日/本的地理都没有正确认识。福建巡抚徐继畲在自己1848年所编的《瀛环志略》中把日/本说成由对马、长崎、萨摩三岛组成，实际上长崎、萨摩同在九州岛，而对马则是朝鲜海峡的一小岛。魏源名著《海国图志》60卷中也无日/本的记载。1．传统看法：日/本为“蕞尔小国”，挑战中国“不自量力” ，不值得在乎在中国官僚士大夫传统的思想中，国土面积的大小一向被看作国家强大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小瞧日/本的观点在清/朝官僚士大夫中比较流行。他们一直认为日/本国小民贫，完全不可与中国比拟，举不足恃。两江总督刘坤一曾说：“以日/本手掌之地，而又土瘠民贫，如欲与中国为难，多见其不知量矣！” 福建道监察御史臣安维峻在1883年日/本侵/略台湾期间，他曾对日/本有如此评价：“倭夷之在外洋，国小而俗贪。其地，曾不能当中国一二行省之大”。另有御史庞鸿书在奏折中也称：“日/本蕞尔小国，近年以来，诸事张皇，国弩久虚，必不能于倭日久征战。” 工部尚书怀塔布等同样认为：“日/本弹丸，狡焉思启，皇上挟中国人全力取矢，零以加遗，鼯鼠、螳螂自救不暇。” 晚清名臣张之洞指出：“我不能庇累朝臣仆之琉球,复不敢抗蕞尔暴兴之日/本，日/本甚穷,华市一绝,商贾立窘,严修海防静以待之,中国之兵力财力,纵不能胜俄,何至不能御倭哉?相持一年,日/本穷矣。”可见，当时清/朝官僚士大夫们大都形成轻视“蕞尔小国”日/本的观念，这种成见实际上妨碍了他们对日/本的正确认识。 2．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对日看法：日/本“外强中干”，变法“难持久远”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内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对日/本的变化，国内官僚士大夫们要不然不知道，要不然对此也是一知半解。日/本国力的迅速发展,并未引起清政府及整个中国社会的关注。直到1874年，日/本公然派军队侵/略台湾，中国的官僚士大夫们才开始睁眼看日/本。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最早评价的是1874年浙江海宁人陈其元所写的《日/本近事记》。他把明治维新看成是一次篡权夺位的改朝换代。 对于明治维新，王韬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大部分一般官僚士大夫们的看法。他认为:日/本“维新以来,崇尚西学,仿效西法,一变其积习,而焕然一新，甚至于改正朔,易服色,几与欧洲诸国无异。盖其意以为非此不足与之抗衡也，然日/本自此财用益绌,帑藏益虚,国债积至巨万,外强中槁,难持久远。”“其实所学西法,亦徒袭皮毛,未得其精,而已嚣然自足矣。”3.甲午战/争前10年：轻日思想根深蒂固 19世纪70年代中国与日/本建交之后，清政府中，驻日和驻朝公使、南北洋大臣、总理衙门、礼部、军机处的官员大都在与日/本交往过程中逐渐加深了对日/本的认识。在甲午中日战/争前10年，作为对日主要决策者李鸿章和清/朝其他高层官员虽然已在防日，但他们的轻日思想根深蒂固。早期在防日的同时，对日/本极其轻视。“为我患者，日/本其小小耳”然“以中国之力，拒泰西中国则不足，拒日/本一国则有余”李鸿章虽然看到日/本的严重威胁，但认为“韩虽可虑，有俄在旁，日断不遽生异心，我当一意联络俄国，使俄不侵占韩地，则日必缩手”。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日/本地狭财匮，今虽倔强东海之中，其力量亦断不能多购铁甲也”同治十二年（1873年），李鸿章在《覆孙竹堂观察》函中说“鄙意当时彼即出京，拙不在我，何至起衅，衅既由彼，何至动兵，即使兴兵，有何畏此小国……其遽能强压我国耶？”李鸿章后来也曾经说过“方倭事初起，中外论者皆轻视东洋小国，以为不足深忧。”中日战/争爆发之初，西方列强也都普遍认为中国海防力量强于日/本，对最终获胜的希望为“中国七，日/本三”。中国通赫德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中国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以外，其余九百九十九人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败小日/本。”在甲午中日战/争初期,国民轻视日/本之心膨胀到极点。国内报刊认为日/本不堪一击的论调铺天盖地。1894年7月20日，在中国城市颇有影响的上海《申报》论道：“日人本短小若侏儒,从无高至四尺以上者,不似华人之身体高大体态昂藏。一经开仗,我华兵以大压小,其不致糜烂者几希,日人其奈之何哉?” 7月28日《申报》再次评论曰:“以我堂堂天齤朝,幅顺之广大,人民之多,财赋之厚,兵卒之精,十倍于尔,尔乃不自量力,轻启兵端是不明乎大小之势矣。”这些评论充分暴露了评论者对日/本变化的一无所知以及陈腐的旧观念。而可悲的是，这种自大轻日的成见在整个中国社会的国民意识中占据绝对主流的地位。三、清政府对日/本的错误知觉从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甲午战前清政府对日/本的情况认识不足，又由于认识不足，清政府内部从上而下存在对日轻视、藐视之风。清政府官员对日/本的看法存在着很大的错误知觉：一是藐视日/本，称日/本是蕞尔小国。在清政府眼中，把国土面积大小当作评价国家强大与否的标准，对日/本有很强的历史成见,日/本历史上就是师从中国，跟在中国后面。这一错误认知表现明显，从官僚士大夫们到清政府高官对日/本基本上都是持如此观念，不管是守旧派的还是后来对日有所了解的，对日/本的评价都是从日/本小国无作为的想法先入为主。二是鄙视日/本明治维新。晚清官僚士大夫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情况，或是一点都不知道，或是一知半解。清政府对日/本明治维新也不大关注，更不用说专门去了解与研究，即使后来有一些游日学者以及后来清政府派到日/本的考察团对日/本明治维新情况有所介绍，这些介绍也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日/本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的建立和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巨大变化。清政府对日/本的看法已形成一个定势，虽然看到日/本发生的一些新的变化，但是认识上没有根据日/本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从而导致认识僵化。三是看轻日/本意图，认为日/本不敢发动侵华战/争。当时清政府内都有日/本潜在威胁的认识，但是因为局限于对日/本的轻视态度，所以当时陷入了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知道对方有这个野心，但是另一方面又认为对方不具有这个实力和决心来实现自己的野心；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他们的决策也就出现了很大的矛盾性，即一方面对日/本有防范措施，在日/本侵/略台湾之后的大兴海军，各地加强防备；但是另一方面没有真正重视防御日/本，更没有全力以赴的去做好抵御日/本的物质上准备，导致海军军费挪用，不再购买新舰的事齤件的发生。四是小看日/本国力和军力，过高估计本国的国力和军事海军力量，未能对双方军事力量有一个正确的、确切的认识。七八十年代清政府自以为中国海军和陆军力量足够强大，日/本不是中国的对手。正是由于清政府从上到下这种轻视日/本之风的存在，战前清政府没有做好完善的准备来加强国防；战/争前夕没有紧急筹措兵力全力作战，一心借助调停；而到了战/争后期，局势一再恶化的情况下，仍然自欺欺人认为可以扭转战局；这一系列的行为最终导致了战/争的失/败。结语： 甲午战/争前的三十年，是日/本国力发生变化侵/略战略开始制定的三十年，但是清政府大部分人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日/本的变化，仍然用蔑视的眼光看待日/本的国力、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侵/略备战，最终导致了没有积极对日防范。清政府对日/本认识不足导致对日/本的轻视和多方面的错误认知，进而导致对日预防不足和决策的失误，是战/争失/败的认知方面的原因。参考文献：[1]中国史学会主编 邵循正等 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中日战/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2]《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台）文海出版社 , 1966年影印本[3]戚其章主编 ,山东省历史学会编 .《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济南 ： 齐鲁书社，1986年版[4]戚其章 王如绘主编, 《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5]（美）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毕业论文常见的参考文献介绍
参考文献来源分类： 期刊文章-[J],普通图书、专着-[M],论文集、会议录-[C],学位论文-[D],规范、标准-[S],报告-[R],未说明文献类型或资料类-[Z].
毕业论文常见的参考文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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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向东。 互联网环境下的信息处理与图书管理系统解决方案[J/OL]. 情报学报，1999,18( 2) : 4[2000-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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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未说明文献类型或资料类-[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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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是大专院校学生毕业之前写作的体现学习成果的论说文。从整个写作过程来说，要抓好三件事：一是选题要得当，二是材料收集要充分，三是论证要严密。一个环节失误，都会严重影响论文质量。在此仅就写法上的问题谈几点应注意事项：
一、题目最好小一点，角度新一点 。
由于完成论文的时间大体上只有三五个月，论文字数也有一定限制，因此选的题目不能过大。否则，为时间、精力、资料等条件所限，将难以写好。题目小一点，写得实在一点，把问题讲得透彻一点，对于初学写论文的同学来说，是一个较好的锻炼。确定题目之后，还要考虑从哪个角度写比较好。譬如论一部作品，究竟是论它的思想性、艺术技巧还是人物形象等，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特长和所掌握的资料来确定，最好是从前人所没有论述过的地方或前人虽有论述但自己有新见解的地方着手。当然，也不是题目越小越好，越冷僻越好。钻牛角尖也容易走上歧途。
二、依理定形，顺理成章。
论文和文学作品不同，它要求用简明的语言讲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因此，论文的结构只能以理为中心，结构形式必须服从事理发展逻辑。所以，在写作之前要细致地分析所有的材料，理清思路。在写作时，要紧紧抓住自己所要阐述的问题组织和使用材料，用严密的论证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三、中心突出，层次清楚。
要使文章中心突出，首先要确定论证重点，然后在材料的安排上下功夫，即先找出材料安排的顺序，看看什么材料该先用，什么该后用，放在什么地方最为合适。如材料安排是平行关系，即列举式的，材料之间并无内在的逻辑联系，谁先谁后没有多大关系。如果是递进关系，不论是递增式还是递减式，就象阶梯一样，有一定先后次序，它们之间就不能随意颠倒顺序，否则，就会造成气不通、理不顺。此外，还有接续关系和对立关系等。总之，在使用材料时，要把握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用得恰到好处，这样，文章就可以做到中心突出、层次清楚。层次清楚还要求：段落之间的衔接要紧凑，文势的曲折变化要自然。段落之间的过渡不论采用什么形式，如用联接词，用插叙或说明等，都要有连贯性，不要给人突如其来的感觉。为了使文章曲折变化、引人入胜，有时要退一步讲，有时要抓住关键性的字眼反复挖掘深意，有时需要间接证明，有时需要用顿笔造成奇峰突起等。但无论怎样曲折变化，都不能离开文章的中心，横生枝节，而要显得自然、合理。
动笔写作之前，最好先列一个提纲，确定文章的架子，看看要讲哪几层道理，用什么材料，怎么论证，如何开头、结尾等。这样，一方面可以检查自己材料是否够用，另外，写作时也不致因时间较长而使思路中断。当然，写作过程中，随着认识的加深或新材料的发现，部分修改甚至提纲的事也是有的，但有提纲总比没有要好。初稿写毕，要在听取指导老师和同学的意见之后反复修改，最后再定稿。
毕业设计说明书与毕业论文撰写的规范化要求
一篇完整的毕业设计说明书或毕业论文要有题目、摘要及关键词、目录、引言（前言）、正文、结论、谢辞、参考文献、附录等几部分构成，毕业论文规范。理工科专业的毕业设计说明书（毕业论文）要求不少于2500字，文科专业不少于3000字，具体实施细则如下：
一、毕业设计说明书撰写的主要内容与基本要求
1．题目
毕业设计课题名称，要求简洁、确切、鲜明。
2．中外文摘要及关键词
应扼要叙述本设计的主要内容、特点，文字要简练。中文摘要求约100字左右。关键词3-5个。
3．目录
主要内容的目录。
4．前言
应说明本设计的目的、意义、范围及应达到的技术要求；简述本课题在国内（外）的研究概况及尚可开拓空间；本设计的指导思想；阐述本设计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5．正文
（1）设计方案论证：应说明设计原理并进行方案选择。应说明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方案（包括各种方案的分析、比较）；应阐述所采用方案的特点（如采用了何种新技术、新措施、提高了什么性能等）。
（2）设计及计算部分：设计及计算部分是设计说明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详细写明设计结果及计算结果。
（3）样机或试件的各种实验及测试情况：包括实验方法、线路及数据处理等，开题报告《毕业论文规范》。
（4）方案的.校验：说明所设计的系统是否满足各项性能指标的要求，能否达到预期效果。校验的方法可以是理论分析（即反推算），包括系统分析，也可以是实验测试及计算机的上机运算等。
6．结论
概括说明本设计的情况和价值，分析其优点、特色，有何创新，性能达到何水平，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改进方向。
7．谢辞
简述自己通过本设计的体会，并对指导老师和协助完成设计的有关人员表示谢意。
8．参考文献
应列出主要参考文献。
9．附录
将各种篇幅较大的图纸、数据表格、计算机程序等作为附录附于说明书之后。
二、毕业论文撰写的主要内容与基本要求
1．题目
题目应该简短、明确，要有概括性，让人看后能大致了解文章的确切内容、专业的特点和学科的范畴。题目的字数要适当。
2．中外文摘要及关键词
摘要，即内容提要，应当以浓缩的形式概括研究课题的主要内容、方法和观点，以及取得的主要成果和结论，应反映整个论文的精华。中文摘要约100字左右为宜，关键词3-5个。摘要应写得扼要、准确，一般在毕业论文全文完成后再写摘要。在写作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1）用精练、概括的语言表达，每项内容均不宜展开论证。
（2）要客观陈述，不宜加主观评价。
（3）成果和结论性意见是摘要的重点内容，在文字上应着重陈述，以加深读者的印象。
（4）要独立成文，选词用语要避免与全文尤其是前言和结论雷同。
（5）既要写得简短扼要，又要行文活泼，在词语润色、表达方法和章法结构上要尽可能写得有文采，以唤起读者对全文的阅读的兴趣。
3．目录（必要时）
论文编写完成后，为了醒目和便于读者阅读，可为论文编写一个目录。目录可分章节，每一章节之后应编写明页码。
4．前言
前言是全篇论文的开场白，它包括：
（1）选题的缘由。
（2）对本课题已有研究情况的评述。
（3）说明所要解决的问题和采用的手段、方法。
（4）概括成果及意义。
作为摘要和前言，虽然所定的内容大体相同，但仍有很大的区别。区别主要在于：摘要一般要写得高度概括、简略，前言则可以稍微具体些；摘要的某些内容，如结论意见，可以作为笼统的表达，而前言中所有的内容则必须明确表达；摘要不写选题的缘由，前言则明确反映；在文字量上前言一般多于摘要。
【关键词】 左氧氟沙星喹诺酮类（quinolones)是一类抑制DNA螺旋酶的抗菌药物。作为第一个喹诺酮类药物――萘啶酸，于1962年进入临床以来，科学家们对喹诺酮类药物不断进行结构修饰，特别是1978年之后其研究与开发十分迅速，已有很多品种应用于临床。左氧氟沙星作为第四代喹诺酮类药物，其抗菌活性是氧氟沙星的2倍，不良反应发生率仅为氧氟沙星的1/3［1］。由于其具有抗菌谱广、抗菌活性强、生物利用度高、组织细胞内渗透性好、给药方便等优点，目前临床上广泛使用，但随着其使用的不断增加，与其相关的不良反应报道相应增多。本文对左氧氟沙星的合理应用和不良反应报告如下。1 合理应用1.1 空腹应用 食物和乳制品对左氧氟沙星的吸收无明显影响，但仍以空腹应用生物利用度高［2］。1.2 每日1次 左氧氟沙星为浓度依赖型杀菌剂，且具有良好的抗菌后效应（PAE），其抗菌效果依赖于给药剂量，而不是频繁给药，多采用每天1次的给药方案［3］，已可以获取较高的峰血药浓度而起到迅速彻底杀灭病原菌的作用。1.3 优化联用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绿脓假单胞菌，尤其是大肠埃希菌需要联合用药时，可采用氧氟沙星与哌拉西林联合应用为佳，这样PAE比单用均有不同程度的延长［3］，左氧氟沙星与哌拉西林合用也应如此。1.4 谨慎联用1.4.1 与咖啡因药物联用 左氧氟沙星与含有咖啡因的药物合用时可延长咖啡因的代谢时间，易出现躁动不安、肌肉抽搐、呼吸加快、心动过速等症状，尽量避免合用。1.4.2 含金属离子的药物 因左氧氟沙星可与金属离子之间发生螯合作用，造成部分金属离子（如Mg2+、Al3+、Fe3+、Ca2+、Zn2+、Cu2+)对左氧氟沙星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杀菌浓度（BC）和最低抑菌浓度（MIC）在培养基中随金属离子浓度增高而增高，所以与含金属离子的药物（含镁、铝的抗酸剂，含硫酸亚铁的抗贫血药，含锌制剂如葡萄糖酸锌、硫酸锌合剂、多维生素片等）联用时，导致左氧氟沙星吸收减少，生物利用度降低，如需合用必须错开服用时间，一般在服用含金属离子药物前或后2h服用左氧氟沙星。1.4.3 非甾体抗感染药 喹诺酮药抑制γ-氨基丁酸（GABA）与受体的结合，而非甾体抗感染药及其代谢产物能显著增加喹诺酮类药物抑制γ-氨基丁酸受体的作用。左氧氟沙星与非甾体抗感染药（阿司匹林除外）联用时可增加神经毒性，故有癫痫史或既往史的患者以及急性脑血管障碍患者应当避免联用。1.4.4 磺胺类 左氧氟沙星80%以上以原型从尿中排出，因溶解度小，易产生结晶尿，肾功能不全患者应慎用，老年患者，尤其是高龄患者，因肾功能较健康成人有所下降，用量应调低或延长给药间隔。与磺胺类药物合用，易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或阻塞性肾病，尽量避免联用。1.4.5 降血糖药 左氧氟沙星与口服降血糖药同时使用可引起血糖失调（高血糖、低血糖），在用药过程中，应注意监测血糖浓度，一旦发生低血糖时，应立即停用左氧氟沙星。1.4.6 中药 中药相对来说比西药安全，近年来国内外报道，由中药引起肝损害的病例逐渐增多［4］，氧氟沙星注射液加双黄连注射液静脉滴注可引起肝损害，所以左氧氟沙星与双黄连注射液等中药联用时也应慎重。2 不良反应2.1 消化系统 胃肠道反应是左氧氟沙星等喹诺酮类药物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之一，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腹部不适、腹痛、腹泻、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等。2.2 中枢神经系统 喹诺酮类能透过血-脑屏障进入脑组织，阻断中枢抑制性递质γ-氨基丁酸与受体结合而提高中枢神经系统兴奋性［5］。发生率1%～5%，轻者头晕、头痛、兴奋、失眠、精神不安等，重者诱发癫痫，故精神病、癫痫病患者禁用。2.3 血液系统 偶有出现血细胞及血小板减少、溶血性贫血，也有再障报道。2.4 皮肤及光毒性 在我国皮疹报道较多，如荨麻疹、红斑、皮肤瘙痒、血管性水肿、表皮松懈症，严重者可出现过敏性休克。光毒性在国外报道较多，发生率可达28%，与药物剂量有关。可通过穿衣、防晒而预防。2.5 肝毒性 通常左氧氟沙星较少引起肝毒性，有0.9%～4.3%可出现肝功能异常，如血转氨酶增高、血清胆红素增加等。若长期、大量应用，应定期检查肝功能。2.6 肾毒性 左氧氟沙星很少引起肾毒性，偶见血尿素氮、血清肌酐升高，肾功能不全者应注意调整给药剂量和给药次数。2.7 关节软骨毒性 关于喹诺酮类药物的软骨毒性是医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动物实验证实，左氧氟沙星等喹诺酮类药物对幼龄动物关节软骨具有毒性，主要发生在负重关节，其中膝关节最易受累，典型症状是关节疼痛、肿胀、僵硬，对成年动物无影响。临床上有报道未成年人服用喹诺酮类药物后引起关节疼痛、肿胀，为确保用药安全，孕妇、哺乳期妇女及儿童禁用，18岁以下青少年慎用。3 小结左氧氟沙星作为新一代抗菌药，在抗细菌感染治疗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表现出多方面的优越性，被人们广泛采用，但如我们能充分认识左氧氟沙星的不良反应、相互作用及注意事项，明确用药对象和指征，掌握其适用范围，选择适当的时间和给药途径，科学配伍，就会扬长避短，相信在科学家的精心研究下，左氧氟沙星的应用前景更加美好。【参考文献】1 刘振生，金大鹏，陈增辉.医院感染管理学.北京：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2000，28-32.2 张春玲.药物的最佳服用时间.中国药师，2003，6(11)：738-739.3 王海生，孙德清.氟喹诺酮药物最佳给药方案的选择.中国医院药学杂志，2004，24(2)：95-96.4 周华坚，李韶光.药物性肝损害103例临床分析.中国临床药物杂志，2001，10(5)：291-293.5 金有豫.药理学，第5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354.(编辑：陆 淼)作者单位： 272600 山东梁山，梁山县大路口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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肛周脓肿 【概述】 肛管、直肠周围软组织内或其周围间隙内发生急性化脓性感染，并形成脓肿，称为肛管、直肠周围脓肿。其特点是自行破溃，或在手术切开引流后常形成肛瘘。是常见的肛管直肠疾病，也是肛管、直肠炎症病理过程的急性期，肛瘘是慢性期。常见的致病菌有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链球菌和绿脓杆菌，偶有厌氧性细菌和结核杆菌，常是多种病菌混合感染。肛门周围皮下脓肿最常见，多由肛腺感染经外括约肌皮下部向外或直接向外扩散而成。 【治疗措施】 少数肛周脓肿用抗生素，热水坐浴及局部理疗等可以消散，但多数需要手术治疗，手术有两种方式。 （一）单纯性脓肿的治疗 可在截石位或侧卧下，用局麻或腰麻，在脓肿部位做放射状切口，放出脓液后，伸入食指探查脓腔大小，分开其间隔。必要时将切口边缘皮肤切开少许，以利引流，最后用凡士林纱条放入脓腔做引流。 （二）脓腔与肛瘘相通的脓肿 可在切开脓肿后，用探针仔细检查内口，然后切开瘘管，适当切除皮肤和皮下组织，内口周围组织也稍加切除，使引流通畅。如内口较深，瘘管通过肛管括约肌，可采用挂线疗法。以上手术优点是脓肿一期治愈，不再形成肛瘘。但在急性炎症中，找内口有困难时，不应盲目寻找，以免炎症蔓延或形成假道，仅做切开排脓，待形成肛瘘后，再做肛瘘手术。二期手术优点是效果准确，治愈率高。 值得注意的是，文献报告肛门周围脓肿单纯切开引流治疗也有些不再复发，如Hanley(1978)报道35%～40%无复发。Scoma(1974)34%无复发。Vasilevsky(1984)103例肛门直肠脓肿切开引流治疗，随访1月至9年，括约肌间脓肿无复发，83例肛门周围脓肿及9例坐骨直肠窝脓肿，11%发生复发脓肿，37%形成肛瘘。因此，一期手术不应作为常规手术，以免影响肛门功能。 【临床表现】 肛门周围皮下脓肿最常见，多由肛腺感染经外括约肌皮下部向外或直接向外扩散而成。常位于肛门周围皮下部，一般不大。主要症状是肛周持续性剧痛，受压或咳嗽时加重，行走不便，坐卧不安，全身感染症状不显。局部检查：肛旁皮肤有明显红肿，伴硬结和触痛，可有波动感，必要时可行穿刺证实。如不及时切开，常自行破溃，形成低位肛瘘。感染也可向上穿透肛周筋膜，扩散至坐骨直肠窝，早期有时误诊为血栓性外痔，但后者边界清楚，周围皮肤无炎性反应。
论文末尾标注【参考文献】处编写参考文献内容、出处等信息，格式如下案例编写：引用地标示号 文献作者 文献名称 文献出处（期刊、文摘、组织刊物） 年份刊号页码等［1］裴新宁. “学习者共同体”的教学设计与研究[J].全球教育展望，2001(3)：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