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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简单，找人代写呀
论文没有固定的形式，一般有如下内容。其主体部分包括标题和正文。正文主要包括序论、本论、结论三个主要部分。论文的标题是论文的眉目，应仔细推敲，尽可能从各个角度充分考虑，选择最合适的。原则上，题目要简单明了，能反应毕业论文的主要内容，使读者能一眼看出论文的的中心内容要讲什么，切忌笼统、空泛。语言也要补实，同时能引起读者的注意。论文的标题不能像小说、散文那样经过艺术加工而引起读者的好奇心。论文的题目要让人一看就能直接了解它。因此，拟题要采取直接、正面的提高论文内容的方法，而不要采取奇特的艺术手法。标题不可过长，尽量在20个字以内。正文包括前言、材料与方法、结果、讨论。主要包括序论、本论、结论三个主要部分。序论要对论题的主旨、写作的动机和理由、研究的方法以及机械论文的内容加以简要说明，通常几百字即可。本论是全篇论文的核心，在篇幅上占得最多，写时必须慎重对待，这一部分，作者要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分析、论证、阐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结论，要把这部分写得简明扼要，既要考虑与序论部分相照应，还要考虑与本论部分相联系。结论应是本论部分阐述的必然结果。讨论部分可以展开写，写前人的研究情况与自己的研究结果比较，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提出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和倾向性意见。5．参考文献论文的卷末要列出参考文献。列出参考文献的好处是：一旦发现引文有差错，便于查找；审查者从所列的参考文献中可以看出论文作者阅读的范围和努力的程度，便于参考。
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系统中各有悠久而独立的始源、并行生长、生存和发展，并互相交错影响和相互融汇的两支主体文化。长江文化作为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文化体系，主要由上游的巴蜀文化、中游的楚湘文化和下游的吴越文化三支主要文化构成。过去学术界对于长江文化，由于受到资料的限制而缺乏重视和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长江流域从下游的良渚文化到上游的三星堆文化等一系列新的重大考古发现，以新的资料和新的视角大大拓展了长江文化研究的视野。特别是巴蜀地区，由于宝墩古城文明的发现以及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商业街战国开明王族独木棺船棺葬遗址等重大发现，以新的面貌大大刷新了有关巴蜀文献的历史纪录，遂使得原有老一代学者的一个个学术结论需要重新修改，对巴蜀文明在长江文明体系中的历史定位需要作新的探索。巴蜀文化是指以巴蜀地区为依托，北及天水、汉中区域，南涉滇东、黔西，生存和发展于长江上游流域，具有从古及今的历史延续性和连续表现形式的区域性文化。早在人类起源时代，就有巫山人和资阳人的先后出现，这是传说的“巴蜀同囿，肇于人皇”的时代，可见其始源就具有悠久性和独特性。到新石器时代，特别是晚期由文化积累到文明诞生的时代，巴蜀经历了独特的灰陶文化时代，玉器文化时代和青铜文明时代。距今4500年前成都平原六座古城遗址为代表的宝墩文化，昭示着聚落的集聚终于诞生出初期的城市文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衍变起来的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为代表的殷商西周时期古蜀文化，展示了玉器时代的独放异彩和青铜文明的不同凡响。成都商业街战国早期船棺葬和新都马家大墓的发现，证实了古蜀开明王氏的存在不再是子虚乌有。古蜀国传说五祖从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开明，这些不同时代的蜀族的生息和发展，就植根在考古发现的这一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上。成都平原是当时长江上游古文明发展的中心，是长江文明的结穴处和生长点，这就是整个先秦时期巴蜀文化的历史定位。秦汉时期，巴蜀以“水利殖国”为特征的农耕文明发展起来，到汉唐时期一直保持着“天府之国，秀冠华夏”的记录。直到宋代，天府农业文明尚达于鼎盛 ，正如文天祥所说：“蜀自秦以来，更千年无大兵革，至于本朝，侈繁巨丽，遂甲于天下。”（《衡州上元记》）两汉和唐宋时期，是巴蜀生态和文化发展均居于全国乃至世界前列的时期，出现了巴蜀文化的两次鼎盛。当时的巴蜀人创造了世界漆器制造中心、世界天然气发现始源地、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世界纸币“交子”的产生地等几十项世界第一和中国第一的历史文化纪录，对大一统的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值得骄傲的奉献。在文化世界，巴蜀文化创造者向以善于体认超越自我、贡献新质文化因素著称。虽然从汉以来，巴蜀历史上出的人才，其总量不及长江下游的江、浙、沪，但其所产“精英”，即《华阳国志》 所说： “英曜炳灵”的文化巨人则秀冠全国。从司马相如、扬雄到陈子昂、李白、苏轼、张问陶、李调元和郭沫若， 都是“文章冠天下”的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在他们身上，渊源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奇诡浪漫思维背景的巴蜀人球型思维和发散型思维特征最为鲜明。直到“五四”时期，第一个喊出“打倒孔家店”的是四川新繁人吴虞，体现了蜀人勇于开拓、不畏权势和习惯势力的精神。两千年来巴蜀文化的不断积累、变异和发展，为我们留下了神奇的自然世界、神秘的文化世界和神妙的心灵世界三方面的不可多得的独特的历史遗产，丰富的延展了长江文化的内涵，铭刻着长江文化突破传统、突破自我、探索创新的精神。在长江文化体系中，巴蜀文化具有独特的璀璨多采的历史地位。巴蜀文化的历史特征纵观巴蜀文化的历史地位，它具有如下三大特征， 值得我们在实施西部开发，构建四川特色文化中加以重视。第一个特征是它的开放性。早在巴蜀文明的初生时期，它就是一个善于容纳和集结的开放性体系。“禹兴于西羌”，夏禹文化兴于西蜀而流播于中原及至东部吴越。三星堆文化一二期出土的铜牌饰与二里头夏文化相同，表明夏禹文化的西兴东浙是个历史过程。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玉琮、牙璋与东方的良渚文化相似，表明东西部不同区域文化的特征交流和集结很早。三星堆青铜文明的诡异特色，主要表现在具有地方性的礼器和神器上，而其尊、罍等酒器和食器则和中原殷墟是一致的，这说明它善于在创造自己地方性特色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创造体现精神和心灵世界的神器的基础上，吸纳中原文化并与之交流。良渚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均以精美玉器为其特征，表明长江文化很早就具有一致性，这是彼此开放交流的结果。从历史的进程看，巴蜀文化北与中原文化相融汇，西与秦陇文化交融，南与楚文化相遇，并影响及于滇黔文化。正如四川的地形一样，崇山峻岭屏闭盆地， 使之易于形成为相对独立、自具特色的文化区域； 同时，盆地又犹如聚宝盆，使巴蜀文化易于成为南北文化特征交汇和集结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它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很早就与外域文化相交流。它是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传输的集散中心， 三星堆遗址的海贝、金杖，表明与中亚、西亚及海洋文明有联系；新都画像砖上的翼形兽、雅安高颐阙前有翼的石狮形象，明显是安息艺术的影响。欧洲的罗柯柯艺术，同巴蜀唐宋时期的瓷器艺术也有着一定的关系。汉代的蜀郡漆器曾在蒙古的诺音乌拉和朝鲜的乐浪郡出土。唐代不少印度僧人流寓西蜀，带来佛教文化。“西川印子”和龙爪蜀刻曾流播于日本、高句丽。波斯人李家族世居成都，人谑称“李波斯”。这类文化交流例证可谓数不胜数。作为农耕文明的典型，巴蜀文化自然有其封闭板结和落后保守的一面，这是自然经济带来的必然的特征；但它确实又含有渊源于古典工商城市生活方式的极具开拓、开放性因素的另一面。巴蜀虽为盆地，虽为“内陆大省”，但它有很早就发达的“货贿山积”的工商业城市和充满向外扩张活力的水文化，努力冲破盆地的束缚，尝试突破传统、变异自我、超越自我。正是这种静态的农业社会的小农生活方式与动态的工商社会的古典城市生活方式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巴蜀文化既善于交流和开放，又善于长期保持稳定和安定的多采画面，引起了思想领域和思维方式的相应变化。掌握这一矛盾运动的特征，充分利用其开拓性、开放性因素的精华，对于推动今天四川城市化进程，无疑是有益的经验。第二个特征是它的整体性。巴蜀文化从其诞生时期开始，即开始了向大一统的中原文化凝聚和集结，实现“最广泛的文化认同” （美国学者亨廷顿语） 的历史进程。一方面，从文化认同角度看，其特质和内涵从秦汉以后即融入中原文化之中，成为汉族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从区域特色的延续性角度看，它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蜀人自身的思维方式，努力实践其区域性文化个性的更新与崛起。从数千年的历史进程看，巴蜀文化始源独立发展的时期相对甚短，而其与汉文化融合融汇的时期则较长，表明巴蜀人历代对于母体文化体系有最广泛的文化认同的整体观念和大局观念。在巴蜀文化体系下，巴文化和蜀文化本是两支各具个性特色的文化。古语说：“巴人出将，蜀人出相”。四川所出四大元帅， 三个是巴人。而四川的著名文人则多数出于西蜀。这表明巴人和蜀人的文化性格是不同的。蜀人自古即柔弱褊陒，狡黠多智，而巴人则历来强悍劲勇，朴直率真。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巴人和蜀人都能将迥不相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品味整合、融铸在一起，相反而又相成，形成巴蜀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的整体性，整合为有别于其它区域性文化的巴蜀文明统一性。而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各自地方特色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我们仍然可以细致区分出：重庆人开拓进取性强，成都人思维细腻、追求完美。重庆人善于创业，成都人善于守业，二者又常常在生产、生活各方面能融洽地加以整合， 显出四川人共同的个性来。这种整体性特征产生的社会根基在于巴文化和蜀文化虽是两支始原独立（一起源于岷江流域，一起源于汉水清江流域）的文化，但它们又是亲缘相近、演变的动力机制相近、具有共同性的生活结构体系的文化。所以，从西晋裴度的《图经》到唐代杜甫的蜀中纪行诗，直到19世纪末法国人古德尔孟的 《四川游记》都一致认为巴蜀是“异俗差可怪”的“另一世界”，其文化心理结构，包括内隐的心态和价值系统具有巴蜀的个性。这种整体性的文化内涵说明巴蜀人善于将不同因素加以整合，善于恰当地将矛盾的因素融汇整合为突破传统、锲而不舍、奋发进取的积极力量，这对我们当前调整经济结构，整合不同心态， 将是一种有益的启示。第三个特征是巴蜀文化的特色性在于开创性与完美性的结合，在于顺应社会结构转型和更新的超前性，冒险性精神。四川人在历史上一个突出的思想特征是先乱后治的精神。“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是句古话，最早见于明末清初人欧阳直公的《蜀警录》。而更早的渊源则可追溯到《北周书》上蜀人“贪乱乐祸”的说法。这一说法带有一定的贬意，好象是四川人好转，难治，刁顽。但如从文化学角度看， 它说明巴蜀人的先乱后治精神是一种建设性的竞争思想。郭沫若认为“能够先乱是说革命性丰富，必须后治是说建设性彻底”，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他还认为“四川人的丰富的革命性和彻底的建设性是由李冰启发出来的”，是“李冰的建设，文翁的教经，诸葛武侯的治绩，杜工部的创作”感化和启迪的结果。这是很有见地的。今天看来，先乱后治的精神，说明四川人的开创性、超前性和风险性意识强。它的社会根基正同巴人的冒险进取性、超前性与蜀人的追求完美性、稳定性的结合有密切关系。这种精神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有重要的价值。承传巴蜀文化的特征， 构建四川的特色文化认识巴蜀文化的历史定位和历史特征，对于今天构建四川的特色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上述三大特征对于培育四川人的改革开放意识、改革大局意识和开创跨越意识有着极大的作用。通过巴蜀文化开放性的研究，可以充分认识巴蜀文化的特征：“封闭中有开放的活力，开放中有封闭的观念”。今天讲西部开发，讲解放思想，就要把握这一文化特征，对阻滞社会结构转型和更新的封闭性习惯势力要首先在观念上有重大突破和创新， 抑制其糟粕一面。而对极具开拓、开放性因素的精华， 则要善于发掘和积聚。只有这两方面研究和认识深入了，工作扎实了，解放思想，勇于开放的行为模式才能真正树立起来。文化的整体性也是一种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的体现。这种思想对于巴蜀文化特别突出。举例来说，巴界的方位观念就与北方和中原不 同。远在古代，中原人是东、南、西、北的观念顺序，而蜀人所著《山海经》和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其方位顺序观念则是南、西、北、东，这充分表明了巴蜀文化的独特性 。直到现在 ，成都人与北方人的方位观念也有明显差别。北方人习惯用语是向南向东来指示方向，这是以宇宙为坐标体系，人是服从于这个坐标体系的，所以用东南西北的坐标来指示方向。成都人的口头语是“倒左手、倒右手、端端走、抵拢倒拐”等话来表示方向，这是以 人的身体为中心，人是座标体系的主人，所以用人的身体的前进方向来指示道路。这种人本思想十分可贵。特别是在城市功能和结构以及城市布局日益趋同化、单一化的今天，城市生态与城市文态被建设性的破坏所消极影响的今天，用以人为本的思想来搞好环境配置，重视历史资源的保护，对于提升城市特色和城市形象是大有益处的。从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的发展例证来看，四川在县级经济改革、扩权试点、股份制试点等方面均曾走在全国前头，创造了全国第一的纪录，但这些纪录一是持久性不强，二是整体性滞后。这同历史上的情况类似，往往单个超前多，整体超前少，且不易持久，这是巴蜀文化长期积累形成的消极因素，是需要整体性思想和大局观念来加以整合和消除的。开创性、超前性和追求完美性的结合，这就是我们建设四川特色文化的方向，这就是我们通过巴蜀文化历史定位和历史特征的研究得出来的一些认识。
在中国自有文字记录以来，庸国是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庸人也是最古老的氏族之一。由于史书缺少记载，庸国及其氏族地位曾长期被人误解，有的称其为“楚之附庸”，说庸人就是楚人，有的归其为“诸巴之一”，说庸人就是巴人。实际上，庸文化具有完全的独立体系，其附属之说实属对历史的误读。庸国在春秋之前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其建国历史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庸国在夏时，或最迟在商时就已经成了较为统一、相对稳定、中间无间断的国家。如果从夏时算起，就有1700多年的历史，如果从商算起，也有1100多年的历史。古庸国属地尽管现在大部分一分为三，分别隶属现湖北、陕西、重庆、湖南三省一市，属于不同的省、市管辖。但长期以来仍然保留着不少共同的文化特征，如饮食文化、服装文化、丧葬文化、婚姻文化、语言文化、娱乐文化、巫文化、道教文化等。有的文化现象一直成为史学界难解之迷。如悬棺、民族神话《黑暗传》的形成、唱孝歌等。古庸国国都所在地的周围的地域，现今竹溪、竹山，极其相邻地区平利、镇坪北部、旬阳、郧西，其方言、口音基本相同，现代汉语均归属一个方言区。这一方言暂以竹溪方言为代表，这种方言的形成肯定需要相当长的一个历史过程。一个氏族、一个部落的方言能够稳定下来，并延续不断的同化外来人口的语言，其本身方言的形成少得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竹溪地方话的形成，并且能长期延续下来，而且周邻地区方言与竹溪话基本相同，只是某些口音有差异，其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受古庸国语言文化的影响。庸国丧葬文化的独特之一是岩葬，即“悬棺文化”。悬棺一直是史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有些迷底长期无人揭开。古庸国人有岩葬文化的传统，有岩屋的地方直接把棺木放进岩屋内，没岩屋的地方将悬崖凿个洞穴放进去。在竹溪河流域，两岸悬崖上至今仍保留着一些洞穴，当地人称之为“老人洞”。最近在水坪镇洛家河一洞穴中还发现了完整的人骨。这些洞穴即古人丧葬之用。当地还流传着一种传说：古人见人老了便死，而蛇在洞中蜕一层皮就变年轻了，觉得不公平。请求上天变“人死蛇蜕壳”为“蛇死人蜕壳”。上天答应了请求。于是人老了睡进洞中蜕一层皮又重返年轻。不料这样下去人满为患，古人只好又请求上天恢复原样。以上的民间传说与竹溪岩葬风俗有紧密联系，老人洞事实上就是老人死后的丧葬之地。古庸人最初风行岩葬，后来变为人造洞穴，再后来逐渐演化为土葬。而岩葬的棺木、尸体大多年长月久风化烟灭。岩葬文化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甚至到现代其风俗仍未完全破灭。庸人有岩葬的风俗，就不难解，庸国立国千年，为何未发现古庸人王室墓穴的疑团。庸国丧葬文化的独特之一是岩葬，即“悬棺文化”。悬棺一直是史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有些迷底长期无人揭开。古庸国人有岩葬文化的传统，有岩屋的地方直接把棺木放进岩屋内，没岩屋的地方将悬崖凿个洞穴放进去。在竹溪河流域，两岸悬崖上至今仍保留着一些洞穴，当地人称之为“老人洞”。最近在水坪镇洛家河一洞穴中还发现了完整的人骨。这些洞穴即古人丧葬之用。当地还流传着一种传说：古人见人老了便死，而蛇在洞中蜕一层皮就变年轻了，觉得不公平。请求上天变“人死蛇蜕壳”为“蛇死人蜕壳”。上天答应了请求。于是人老了睡进洞中蜕一层皮又重返年轻。不料这样下去人满为患，古人只好又请求上天恢复原样。以上的民间传说与竹溪岩葬风俗有紧密联系，老人洞事实上就是老人死后的丧葬之地。古庸人最初风行岩葬，后来变为人造洞穴，再后来逐渐演化为土葬。而岩葬的棺木、尸体大多年长月久风化烟灭。岩葬文化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甚至到现代其风俗仍未完全破灭。庸人有岩葬的风俗，就不难解，庸国立国千年，为何未发现古庸人王室墓穴的疑团。庸国丧葬文化的独特之一是岩葬，即“悬棺文化”。悬棺一直是史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有些迷底长期无人揭开。古庸国人有岩葬文化的传统，有岩屋的地方直接把棺木放进岩屋内，没岩屋的地方将悬崖凿个洞穴放进去。在竹溪河流域，两岸悬崖上至今仍保留着一些洞穴，当地人称之为“老人洞”。最近在水坪镇洛家河一洞穴中还发现了完整的人骨。这些洞穴即古人丧葬之用。当地还流传着一种传说：古人见人老了便死，而蛇在洞中蜕一层皮就变年轻了，觉得不公平。请求上天变“人死蛇蜕壳”为“蛇死人蜕壳”。上天答应了请求。于是人老了睡进洞中蜕一层皮又重返年轻。不料这样下去人满为患，古人只好又请求上天恢复原样。以上的民间传说与竹溪岩葬风俗有紧密联系，老人洞事实上就是老人死后的丧葬之地。古庸人最初风行岩葬，后来变为人造洞穴，再后来逐渐演化为土葬。而岩葬的棺木、尸体大多年长月久风化烟灭。岩葬文化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甚至到现代其风俗仍未完全破灭。庸人有岩葬的风俗，就不难解，庸国立国千年，为何未发现古庸人王室墓穴的疑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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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5 年第 3 期（独立）24 、二十世纪中国诗歌的难题与选择 《海南师院学报》 1995 年第 4 期（独立）25 、巴蜀文化的二十世纪体验者 《郭沫若学刊》 1996 年第 1 、 2 期（独立）26 、传统：误读中的生长 《诗探索》 1996 年第 1 期（独立）27 、从移民到漂泊——现代四川文学与巴蜀文化之四 《宁德师专学报》 1996 年第 1 期（独立）28 、巴蜀派、农民派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四川文学与巴蜀文化之五 《宁德师专学报》 1996 年第 2 期（独立）29 、中国 / 西方： 20 世纪中国诗歌的难题与选择《三峡学刊》 1996 年第 2 期（独立）30 、论现代四川文学“洄水沱”景观的地域文化内涵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1996 年第 2 期（独立）31 、多重文化的冲撞和交融——论现代外省作家的入蜀现象 《贵州社会科学》 1996 年第 2 期（独立）32 、重审中国新诗发展的启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6 年第 2 期（独立）33 、巴蜀调笑传统与现代四川文学的幽默趣尚《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6 年第 2 期（独立）34 、盆地文明·天府文明·内陆腹地文明——论现代四川文学的文化背景 《社会科学研究》 1996 年第 2 期（独立）35 、锻造文学的筋骨 《渝州大学学报》 1996 年第 2 期（独立）36 、“辨 / 忘”模式与中国新诗文法追求的民族特色 《东方丛刊》 1996 年第 2 辑（独立）37 、穆旦研究评述 《诗探索》 1996 年第 4 期（独立）38 、研讨现代作家与乡土文化的两个问题 《郭沫若学刊》 1996 年第 4 期（独立）39 、王富仁与中国 20 世纪晚期的启蒙文化思潮 《当代作家评论》 1997 年 4 期（独立）40 、论穆旦与中国新诗的现代特征 《文学评论》 1997 年 5 期（独立）41 、鲁迅旧诗新论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7 年 2 期（独立）42 、中西交融的理想与现实 《江海学刊》 1997 年 2 期 （独立）43 、马克思主义文艺的输入与中国文学批评范畴论的确立 《中州学刊》 1997 年 1 期（第一）44 、地方志—龙门阵文化与四川现代文学的写实取向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7 年 2 期 （独立）45、 鲁迅、梁实秋论争新议 《赣南师院学报》 1997 年 1 期（独立）46、“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中国社会科学》 1998 年 6 期（独立）47、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的新开拓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8 年 2 期（独立）48、 从童真到“莽汉”的艺术史价值 《贵州社会科学》 1998 年 5 期 （独立）49、 作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群体的创造社 《郭沫若学刊》 1998 年 2 期（第一）50、 来自巴蜀的反叛与先锋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8 年 2 期 （独立）51、 青春的诗情与年轻的文化人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8 年 4 期 （独立）52、艾青：中国传统的“弃儿”与叛逆 《东方丛刊》 1998 年 2 期 （独立）53、 田间新论 《赣南师院学报》 1998 年 2 期（独立）54、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人大复印资料 文艺理论》 1999.155、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新华文摘》 1999.256、鲁迅人生体验中的《故事新编》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9.357、对于“后新诗潮”的多种阐释 《天津社会科学》 1999.358、巴蜀文化的阐扬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责任 《社会科学研究》 1999.359、诗人穆旦的痛苦与中国读者的财富 《四川三峡学院学报》 1999.360、 后新诗潮：时间的延续与空间的定位 《淮北煤师学院学报》 1999.361、巴渝文化与诗人傅天琳 《涪陵师专学报》 1999.162、重庆文学、地域文学与文史学 《涪陵师专学报》 1999.463、 历史的意义与学术的魅力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0.164、 评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 《文学评论》 2000.565、 寻找和建立中国新诗发展的内在“理念” 《海南师院学报》 2000.366、 任洪渊与中国学院派诗人的选择 《西南师大学报》 2000.267、 任洪渊与中国学院派诗人的选择 《人大复印资料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2000.568、 无法圆满的悲剧 《西南师大学报》 2000.569、 大西南文化与新时期诗歌的消长 《诗探索》 2000.1-2 辑70、 现代文化的读本：中国新诗的几个文本 《名作欣赏》 2001.271、 标准与尺度：关于中国新诗的总体评价 《学习与探索》 2001.272、 文学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内在关系 《社会科学战线》 2001.473、 新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改革刍议 《荆州师院学报》 2001.374 、穆旦研究：折射出现代中国诗学的艰难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75 、 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解析吴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76 、“为人生”与新世纪鲁迅研究展望 《重庆教育学院学报》 2001 年 4 期77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 21 世纪中国文论建设的若干问题《涪陵师专学报》 2001.478 、我们究竟有着怎样的“现代性”？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1 年 11 期79 、 2000 ：走向新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1 年 4 期80 、时空的自由与郭沫若的感受方式 《社会科学研究》 2002 年 2 期81 、中国“反现代性”思潮：世界意义的保守主义《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2 年 2 期82 、 21 世纪郭沫若研究的挑战与机遇 《郭沫若学刊》 2002 年 2 期83 、芜乱来自于真正的批评家的“缺席” 《诗刊》 2002 年 3 期84 、现代文化的读本：中国新诗的几个文本（连载二） 《名作欣赏》 2002 年 4 期（独立）85 、现代文化的读本：中国新诗的几个文本（连载三） 《名作欣赏》 2002 年 5 期（独立）86 、“重估现代性”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再认识 《文学评论》 2002 年 4 期87 、反现代性：从学衡派到“后现代” 《中州学刊》 2002 年 5 期88 、鲁迅旧诗新论 收入《鲁迅其书》，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2 年 标准与平台 《诗刊》 2003 年 2 期89 、《甲寅》月刊：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声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3 年 4 期90 、从进化论到地理学 （香港）《新亚论丛》 2003 年 1 期91 、西部的“空间”与东部的“时间” 《唐都学刊》 2003 年 1 期92 、文化反思时代的文体学研究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3 年 1 期93 、日本生存体验与清末“小说界革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3 年 6 期94 、“民族”与“革命”：日本之于中国的关键词《理论与创作》 2003 年 4 期95 、关于“世界”的学说 《徐州师大学报》 2003 年 4 期96 、 王富仁的“九十年代” 《中国文学研究》 2003 年 2 期（独立）97 、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中国社会科学》 2004 年 1 期98 、历史的散失与当代的“新考据研究” 《学习与探索》 2004 年 1 期99 、日本生存的实感与中国诗歌的近代变革 《社会科学研究》 2004 年 1 期100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庆视野 《红岩》 2004 年 2 期101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4 年 3 期102 、意志化之路上的梁宗岱诗歌与诗论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4 年 3 期103 、“走向世界”、“现代性”与“全球化” 《南京大学学报》 2004 年 3 期104 、关于中国新诗的两种“传统” 《江汉大学学报》 2004 年 4 期105 、西方文论在中国如何“化”？ 《河北学刊》 2004 年 5 期106 、论中国现代诗论的现代性问题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4 年 6 期107 、日本体验与中国散文的近现代嬗变 《文学评论》 2004 年 6 期108 、日本体验与中国散文的近现代嬗变 人大复印资料 2005 年 1 期109 、 从起点处“正名”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5 年 1 期（合作，第一）110 、传统与现代：二元如何对立？ 《江汉论坛》 2005 年 1 期（川）111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文献史料：问题与方法 《汕头大学学报》 2005 年 1 期112 、他山之石：作为现代中国文学思想重要资源的西方文论《兰州大学学报》 2005 年 2 期113 、中国现代诗歌与当代中国读者的需要《钦州师专学报》 2005 年 2 期（合作，第一，川）114 、“新民”与“心力”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5 年 3 期115 、 “新民”与“心力”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 2005 年 4 期116 、现实的感受与文本的感受 《天津社会科学》 2005 年 3 期117 、 1907 ：鲁迅“入于自识”的选择 《中山大学学报》 2005 年 3 期（川）118 “问题”与“前沿” 《陕西师大学报》 2005 年 5 期（川）119 、抗战文化、抗战文学与郭沫若研究 《涪陵师范学院学报》 2006 年 6 期120 、 1907 ：周作人的“协和”体验及与鲁迅的异同 《贵州社会科学》 2005 年 4 期（川）121 、 1907 ：周作人的“协和”体验及与鲁迅的异同 人大复印资料 2005 年 4 期（川）122 、抗战作为中国文学的资源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5 年 9 期 （川）123 、巴金的愿望与我们的姿态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5 年 11 期124 、现实的感受与文本的感受 《天津社会科学》 2005 年 3 期125 、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讨论“文学感受” 《中国文学研究》 2005 年 3 期126 、失落了文学感受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5 年 4 期127 、文学的阐释：从文化关联的发现到文学感受的发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05 年 3 期128 、多重概念的歧义与中国文学“现代性”阐释的艰难《社会科学研究》 2005 年 5 期（川）129 、 20 世纪 50 年代与“二元对立思维”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5 年 5 期（川）130 、生命体验、生存感受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创造 ？《社会科学战线》 2005 年 6 期（川）131 、“重估现代性”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再认识《现代性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思潮》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132 、 “Re-evaluation of Modernity”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xcerpts) Critical Zone 1,2005133 、心中的“海”——胡续冬《海魂衫》，《诗探索》 2005 年 2 期（独立）134 、国家主义的批判与个人主义的倡导 ——从《甲寅》到《新青年》的思想流变 《江汉论坛》 2006 年 1 期（独立）135 、文学博士谈《名作欣赏》的学术贡献，独立，《名作欣赏》 2006 年 1 期（独立）136 、论中国新诗的“传统” 《诗探索》 2006 年 1 期（独立）137 、人文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福建论坛》 2006 年 1 期（第一）138 、抗战：中国文化的资源与重庆文化的资源《涪陵师院学报》 2006 年 2 期（独立）139 、巴蜀学派与当代批评 《当代文坛》 2006 年 2 期（第一）140 、“问题”与“前沿”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6 年 1 期（独立）141 、 传统 : 中国新诗问题的一个关键词《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2006 年 2 期（ 独立）142 、当代诗歌批评的历史建构 《江汉论坛》 2006 年 4 期（第一）143 、大众传媒与中国新诗的生成 《学术月刊》 2006 年 4 期，（第一）144 、多重概念的歧义与中国文学“现代性”阐释的艰难，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 2006 年 3 期（ 独立）145 、中国现代文学教学面临的挑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6 年 5 期，（独立）146 、今天我们如何纪念鲁迅逝世？ 《钦州师专学报》 2006 年 5 期（独立）147 、 中国抗战文学研究的新的可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6 年 6 期（第二）148 、 重绘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概念谱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06 年 6 期（独立）149 、 自我体验、自我意识与现代中国文化的“问题”《福建论坛》 2006 年 7 期（独立）150 、鲁迅：现代中国文化之“结”，《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6 年 8 期（独立）151 、从中国抗战文化研究看郭沫若研究的新思路 独立， 收入《文化与抗战》，巴蜀书社 2006152 、 清点现代中国文学批评概念的意义 《社会科学研究》 2007 年 1 期（ 独立）153 、文学批评的本土意义：从自我的清理开始 《贵州社会科学》 2007 年 1 期（ 独立）154 、重庆文学史与普通话写作 《红岩》 2007 年 1 期（ 独立）155 、命题的意义 《红岩》 2007 年 2 期（ 独立）156 、寻找我们自己的语言 《红岩》 2007 年 3 期（ 独立）157 、体制与生存 《红岩》 2007 年 4 期（ 独立）158 、《红岩》 2007 年 5 期（ 独立）159 、《红岩》 2007 年 6 期（ 独立）160 、鲁迅的“五四”与“新青年”的“五四” 《社会科学辑刊》 2007 年 1 期（独立）161 、鲁迅的“五四”与“新青年”的“五四” 人大复印资料现当代文学 2007 年 5 期162 、重绘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概念谱系，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 2007 年 4 期163 、现代中国文学批评“本土化”建设的三大内涵 《新华文摘》 2007 年 7 期164 、中国新诗研究的世纪性工程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新诗卷第三辑
巴蜀文化是巴和蜀两个文化的总称，巴和蜀两种文化既有着共通之处，同时又有相对独立的部分。其中，生活在川东平原土壤肥沃，其主要以农耕为主，形成了较为发达的农耕经济，生存环境相对优越的蜀人性情偏向于性慢、善变、聪睿。而巴人生活在高山环绕之处，以渔猎为生，形成了相对落后的渔猎经济，生存条件较为恶劣，相对的，他们的性情偏向于坚毅、率直、强勇。在不断的交流和发展下，两种不同的风格逐渐融合。巴和蜀看似分离，相对独立，但在大体上确是同属于一个地域，因而是一个整体。 饮食文化是巴蜀文化的一部分，“川菜“享誉全国和世界各地，被认为是最美味的菜品之一，而创造它的正是巴蜀人民。巴蜀地区被群山环抱，但又有盆地，沃野千里，物产富饶，被冠以“天府之国”的美誉，其繁华程度可见一斑，而特有的地理环境又给予了它相对平稳的环境，因此巴蜀人民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也有丰富的食材去创造独属于巴蜀人民自己的饮食文化，即川菜。深究川菜的形成和发展，物产富足是一方面，但不可忽视的还有人们的意识形态。家家乐业的生活给了巴蜀人民缓慢，细腻的氛围。不难想象，不愁吃不愁穿的人们有很大的雅兴去研究和制作更为理想的食物，这不仅是一种生存的必需，而且还成为了一种生活艺术，一种生活方式。通俗来说就是吃饱穿暖没事干，又有富裕的条件，为什么不能生活的更好。特殊的地理环境影响了生活在特殊地域的巴蜀人民的思想意识，从而创造出令人赞不绝口的饮食文化，可谓无独有耳。 说到巴蜀，不得不提到宗教。虽说中国在很早之前就传入了佛教、伊斯兰教，并在本土产生了土生土长的道教，但我们不能忽视的还有巴蜀自己的宗教，即原始宗教。巴蜀人民的信仰无外乎高山日月虫蛇的自然之物，在现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及百姓口口相传的传统故事中，我们也能发现自然崇拜的许多蛛丝马迹，例如生活于大凉山的彝族，他们崇拜火，并把火当作他们的图腾，他们最盛大的节日之一火把节就有自然崇拜的影子。我们不难想象，巴蜀人民面对无法逾越的自然环境及其衍生物，只能把这种畏惧和无力转化为宗教崇拜，这种宗教信仰神秘而令人们猜疑不休。虽说这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表现，但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巴蜀地域独特的地理环境影响了人们的思想意识领域。 总的来说，巴蜀文化是不同的思想文化交汇融合而成。不同的族群汇聚于巴蜀地域，从而使这片地区焕发了勃勃生机。他们在巴蜀地域共同发展，高山盆地的地理环境影响着农耕、渔猎不同经济的发展，同时，这种特有的经济发展辐射特有的地域，反作用于文化，影响力一代又一代巴蜀人民，创造出了特属于巴蜀人民的文化。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民，一方人民反哺一方水土。纵观构成中华文化的各个文化类型，没有与巴蜀文化一模一样的，这大概就是地理环境的魔力。
无叶风扇的工作原理为:基座中带有的40瓦电力马达每秒钟将33升的空气吸入风扇基座内部，经由气旋加速器加速后，空气流通速度最大被增大16倍左右，经由无叶风扇扇头环形内唇环绕，其环绕力带动扇头附近的空气随之进入扇头，并以高速度向外吹出。 无叶风扇利用喷气式飞机引擎及汽车涡轮增压中的技术，通过底部的吸风孔吸入空气，圆环边缘的内部隐藏的一个叶轮则把空气以圆形轨迹喷出，最终形成一股不间断的冷空气流。重要的是这种空气流动比普通风扇产生的风更平稳。它产生的空气量相当于目前市场上性能最好的风扇。这款无叶风扇同时带有变频风速大小调节装置，方便用户根据实际情况调节风速的大小，风量均匀增加，不会冲击电压，能耗低，是普通风扇一半能耗。同时气流也会通过粘滞力带动圆环中的空气向前运动。两种效应叠加的结果理论上可以使实际吹出的空气量为流过基座空气量的整整15倍！希望能够帮到你！我在无叶风扇研发中心做过！
家里所有的车都会配备散热风扇，这是帮助车空调节热量和降温的装置。想知道暖气片风扇的工作原理吗？今天就来介绍一下暖气片风扇的工作原理，大家来了解一下。散热器工作原理介绍:简介根据水温和发动机负荷，信号被传输到计算机。发动机电脑控制风扇的高低速继电器，也受空调节压力影响。原理如下:空调节电脑接收空调节压力开关、室内外温度等信号，再通过总线将空调节信号传输给发动机。同时，控制风扇继电器吸合。当空调节压力因环境及自身影响增大时，发动机电脑接收空调节电脑信号，控制风扇高速继电器吸合，风扇高速运转。散热器的工作原理-简而言之。散热器的工作原理是传热。冷却风扇的原理是增加加热软件的空空气循环，通过空空气循环不断带走热量。其实都是传热。高温转化为低温。好了，今天的介绍到此结束。从上面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出，散热风扇的工作原理还是很棒的。希望今天的介绍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从汉语言文学角度来说，汶川地震这个主题不好选材，政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就要好选得多，如果一定要从这里选材，不妨从地震之后的巴蜀文化来说吧。或者也像文革后期有个伤痕文学，我想可能也有一些写汶川地震的文章，不妨去探讨一下这里面的精神。
研究方向 先秦两汉文学及巴蜀文化讲授的主要课程有：（1）“中国文学史”（先秦至汉魏六朝），专业课，周4学时，2002至2006级中文本专科360人；（2）“中国文学史”（先秦至唐代），专业基础课，周4学时，2003至2004广电新闻本科80人。承担的实践性教学：指导2002级中文10人教学实习，指导2002级中文8人、2003级中文8人的毕业论文，指导2004级中文10人学年学位论文。发表教学研究论文二篇：《再论<大学语文>教学中文献资料的运用》，《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独著）；《语文新课程考试要新在哪里》，《语文建设》，2004年3期（第二作者）。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4项:“《左传》《国语》用《诗》研究”, 重庆市教委2004年人文社科项目,一年，主研； “吴芳吉与现代新诗研究”， 重庆市社科规划办2003年科研课题，一年，参研；“吴芳洁研究”，重庆市教委2004年人文社科项目，一年，参研；“张佳胤与明代巴蜀文学”，重庆文理学院2007年校级重点资助课题，一年，主持。发表论文主要有：《论〈左传〉“诗以言志”之志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9期（独著）；《〈左传〉与“诗以言志”》，《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10期（独著）；《脱略礼度 放浪形骸——明代戏剧中杨慎形象论》，《四川戏剧》2007年第6期（独著）；《杨慎张家胤交游考》，《北方论丛》2008年第3期（独著）；《吴芳吉吴宓文学交游》，《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独著）。
卫聚贤(1899—1989),字怀彬,号助臣、耀德、卫大法师等,曾化名鲁智深、韦痴子等,山西运城万泉(今万荣县)皇甫乡北吴村人。卫聚贤是民国著名学者,其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亦堪为其时学界之一怪。他拔起于逆境,以自学出身,终有志者事竞成,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得王国维等亲炙,后以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鸣世,著述颇丰,且是学界中的组织者,但以其所论多怪异,研究方法又不同常人,加上他后来离开大陆,于是更为人所罕知,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了,于是他几乎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学界的一块“化石”了。 发奋读书,有志者事竞成的楷模卫聚贤的身世真是凄凉,他本是甘肃庆阳县西峰镇人。明清一代西北民族矛盾冲突,回、汉两家血争不已,卫氏的外祖父即是侥幸存活下来的一家磨坊主人,其女名苏春梅,嫁庆阳安氏为妻,生有两子,后以西北饥馑,安氏一家家破人亡:安母饿毙,安氏病故,其两弟一自杀一逃逸,只留下妻孥三人无以为生。时有山西万泉北吴村财棍卫世隆因积欠财资遁人庆阳,在一家杂货店充店员,后积攒本钱,加入股本,做了这家小店的经理,但美中不足,卫氏“命克”,曾先后娶有两女,皆自杀命归黄泉,膝下亦无子女,及闻苏春梅寡居在家,遂往聘之,纳为妻室,并将苏与前夫所生子易姓为卫氏,视为己出。这两个“拖油瓶”的男孩,长者名考娃,幼者名双考,双考即卫聚贤之小名,“聚贤”是他后来自择的名字。卫聚贤自幼在继父的店里做学徒,7岁始人私塾,后在庆阳读小学,以营养太差,记忆力受损,时被老师和继父杖责。18岁时随继父返山西家乡,继续高小,又以家中拮据被继父数度中止学费而辍学,不得已乃兼本乡小学初小教师勉强维持学业,后打听到运城二师每月可发给二元津贴,遂赴该校就读,然不久即因在“五四”运动中支持被开除同学被校方勒令退学,仍返本乡小学执教。卫又自幼在继父监督下习商帮账,白天要书写流水账至四五十页,晚上还要点钱过账,以至身心俱伤,致体格亦发育不全,后来他每忆及此,不寒而栗,称之为其一生“三噩梦”之一(即幼时遭人殴打、成人时的失业)。后卫聚贤终无意承继父业,私逃出家,以不惜失去经济来源的代价发奋读书,他先到太原警察教练所谋职不成,欲报考太原工专又以曾参加学生运动的“前科”不被录取,后在母亲暗中资助下借助同学卫怀彬的文凭(其后遂以之为其字)考上太原商专。卫聚贤在太原读书,可谓“蓬头垢面而读诗书”,时其继父已故,承继家业的兄长仍无意负担其弟的学业用费,卫聚贤只好靠借贷求学(至抗战前才算偿清),其艰苦备尝的窘境,竟有如每遇开学则“负衣裸行”,即无力支付交通费又舍不得穿校服,其平日衣裳已是鹑衣百结矣;每赴食堂就餐,必选食最便宜的饭菜,冬天更索性借校炉煨羹汤以代饭菜,如是多年,竟成习惯。他后来任职于中央银行,月薪200余元,亦节俭若是,人咸以为怪,而卫聚贤尝谓:生活简易则脑筋简单,于事业学问大有益,若讲究三碗八盘,调味太重,致脑筋复杂,则多所顾虑矣。卫聚贤又以穷窘不能多用纸张,后写字习惯便字体微渺,写信也从来不逾两页,人谑戏其人大而字小,人胖而字瘦(其貌似济公,人又称之为“卫道法师”,其亦以“卫大法师”自况、.以为“两不相称”云云。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怪才卫聚贤太原读书原本亦热心于社会活动,后以参加学生会活动失意,转而钻研古史,又索性中止学业赴北京投考师大历史研究所,却因该所从不招收外校学生而罢, 他遂在师大旁听,兼在私立新闻大学就读。1926年,他又投考其时中国第一流之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而此时卫聚贤并无一张正式文凭可以出示。考试时,史学泰斗王国维先生观其作文题目为“春秋战国时代之经济”,问其做该题取何材料?答以《国语》、《左传》;又问对此两书之成书时代有何疑问, 卫不能答,其后其乃悉心于两书的研究。卫聚贤考取后,益发奋刻苦攻读,黾勉向学,其又以自幼持操算盘,精于统计,遂惯于运用“历史统计法”而别开蹊径。清华一些同学原来就小觑这一无文凭的山西人又“土得掉渣”的同窗,常嘲讥他用统计方法研究历史,相与调侃道“研究院来了个商人”,至卫聚贤《左传研究》书成,梁启超对之赞叹不止,众人乃服之,方对之刮目相看。其时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有《左传真伪考》寄赵元任,赵转给李济,卫见后甚“垂涎”,又苦于外语程度不高,于是邀同窗陆侃如与之合译之,继请赵元任校正,胡适也为之作了长序。清华国学研究院从1924年至1928年共有四届,卫考取的是第二届。卫聚贤在清华受教于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李济“五大导师”,尤其受梁启超、王国维教诲独深(卫毕业论文《“春秋”研究》与《“左传”真伪考》即得二师之启发和指点而成),卫专修中国上古史,研究课题是《左传》,导师是王国维,此外李济先生的建构中国考古学对其构成了直接影响,其时国学研究院山西弟子仅卫氏与史念海二人而已,学友则刘节、徐中舒、谢国桢、王力、姜亮夫、高亨、蒋天枢、刘盼遂、陆侃如、吴其昌、罗根泽、姚名达、周传儒等。研究院有《国学论丛》季刊,由梁启超主编,为国际著名刊物,多收研究院导师和毕业学生论文,其中卫的论文《{左传)之研究》亦曾得国际汉学人士关注,并给予好评:《清华周刊》也刊有他的《晋文公生年考》等;卫还与同学成立有“述学社”,这个团体是为反对国学研究中“顽固的信古态度”和“浅薄的媚古态度”而成立的,它宣称“宁可冒着‘离经叛道’的罪名却不敢随随便便的信古;宁可拆下‘学贯中西’的招牌却不愿随随便便的媚古”,这是他们在整理国故和西学东渐浪头上一种健全的姿态,“述学社”出版《国学月报》,先后刊有卫的《晋惠公卒年考》、《万泉卫氏考》、《春秋的研究》、《释家补正》、《金滕辨伪》等论文, 在该刊的“社员著述一览”中标有卫的《春秋地图》和《一得录》,而“社员著述出版预告”则有他毕业论文的《左传研究》,那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春秋的研究》是由“朴社”出版的,加上其前写成的《国语的研究》,这三研究后来又合为《古史研究》,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此书在中国史学界影响颇显。 卫氏是王国维生前最后弟子之一。1927年6月1日,王国维参加卫聚贤等毕业典礼和师生叙别会后,是夜又照常批阅学生试卷,完毕,乃草拟遗书藏之于怀,翌日遂投湖。王国维投湖是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其原委是北伐军将抵华北,清华园内有小刊物作漫画丑诋“研究系”,讽刺清华研究院由梁启超居长而左右之,梁遂不安,告假返天津,众人亦惶然,有避人东交民巷者,有出国远遁者。继闻湖南农民运动诛杀了大地主也是大学人的叶德辉,园内传单纷至沓来,且谓将剪辫子(卫氏解释王的保留辫子,是为了出入故宫参观考古资料的方便,后来溥仪被逐出故宫,王始终保留了这条辫子)等,更有出示“拟杀之名单”者,王国维忧心忡忡,又无术可避,“老实得像火腿”的王国维竟遍问学生何以为计,询至卫聚贤,彼建议王国维可徙居太原,因山西表里山河,持掌山西的阎锡山又善变,几乎成功地在若干次国内政治纷争中使山西处变不惊,免于动荡,且卫氏正与三二同好在晋祠开办兴贤大学,可聘王先生授课,薪金暂委屈先生月奉百元,每月仅来校上课一次。但王未置可否,只说:“山西无书”,卫答太原文庙有藏书,且太原私家藏书者也不乏其人,王仍未允可。岂料半日后王国维竟投湖,卫聚贤顿足长叹,只有叩首大哭了。王国维死北京,其先世之祖王禀于北宋抗金时死于太原保卫战,则王氏一殉于中国文化将既倒,所谓殉道,一殉于朝廷冠冕制度,亦所谓“守道义”,皆“狐死正首丘”之义。后来卫氏在台湾辅仁大学授课,将其所知道的王国维死因书告王国维的公子王东明先生,信中亟称“王先生如果不死,学术上成就会更大,因王先生身体瘦而健康,那年他才51岁,他可以活到八九十岁的”;对友人他又称王之死乃“高人一等”,因为其若尚在,“被留在铁幕中,一样也被清算了”。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卫聚贤清华毕业后,与友人在太原合办私立兴贤大学,其任副学监。后由乡人、冯玉祥连襟薛笃弼介绍赴南京任大学院科员,专事审查历史教科书,继又兼任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期间曾参与主持发掘南京新石器文化与明故宫遗址。此前中国考古界有江南无新石器文化的定谳,卫聚贤发掘栖霞山汉墓时发现有红色含砂质粗陶片,他以此为线索,连续野外作业数月,终于发掘收集和整理出石斧、石刀、石锛以及几何花纹陶片数百件,证实江南确存在新石器文化,又发现大明通行宝钞之印钞铜版。其后,卫聚贤因与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不合而辞职,此前李济先生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文化遗址揭开国人独立考古发掘之序幕,受此影响,卫聚贤返乡发掘汉汾阴后土祠及万泉新石器文化遗址,部分出土文物曾运往北平展览,事被北平女师大研究院知悉,遂聘其为该院研究员,派其代表该院与山西图书博物馆合作,偕董元忠和美国毕夏波共同发掘山西万泉荆村瓦渣斜新石器遗址,以便能将出土文物运至北平整理后陈列(现仍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卫聚贤还兼任了北平女师大图书馆主任,他于馆内参考摩尔根《古代社会》等书,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撰成“母系时代”、“奴隶社会”等多篇论文。然不久,女师大解约,卫聚贤又有失业之虞,乃南下就上海暨南大学之聘,迨“一二.八”战争后又被迫返乡,任太原国民师范学校教员,兼省政府之“十年建设委员会”委员。“淞沪停战协定”签字后,卫继往上海任教,1934年离开暨大,相继在中国公学、持志学院、正始中学等执教,后又由友人介绍在国民党监察院受聘为审计科长兼驻外稽查委员、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专员和协纂。“央行经研处”,曾有两位学有专长的山西学人,一为卫氏,一为冀朝鼎。以乡人孔祥熙的眷顾和财力,卫氏乃得己聚集文物而研究之,且不断扩大研究领域。此之前后,卫聚贤已有《中国财政史》、《中国商业史》、《山西票号史》等问世,又于公余研究吴越史地,并与蔡元培、于右任、吴稚晖、叶恭绰等发起组织“吴越史地研究会”(1936年8月成立,会长蔡元培,副会长吴稚晖、钮永建,于右任等为评议,董作宾等为理事),由卫聚贤任总干事主持会务(山西会员还有孔祥熙、王用宾、陈高佣、梁园东、李健吾等),是会囊括中国历史、考古学者专家以及诸政要,后研究出版有《吴越史地研究论丛》(后上海文艺出版社给予影印再版)。此前卫氏在南京发掘六朝古墓时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以石器数量不多,尚不足定谳为江南有新石器文化,卫氏乃立志揭开此谜,后偶见立法委员何遂在杭购得石镞三枚,人疑为古玩商自北方所获而贩之,卫聚贤遂赴杭州调查,知其出土于古荡地区(今浙大附近),于是进行考古发掘,终从古墓中发现陶片等物,经研究后证明 “江南于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其间,他还在余杭良渚、金山卫戚家墩等处进行考古发掘活动,结论为“古代吴越自有其本位文化”,与现今之考古研究结论相符,其时他撰成并与人合作撰成《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探报告》、《金山卫考古记》、《奄城考古记》、《南京明故宫发掘报告》、《历代建都南京的货币》等。为了扩大考古范围、并引起大众重视,卫聚贤(在民国史界中有“智多星”之称号)除在各地讲演宣传之外,还出点子于江浙各县遍设“吴越史地研究会”分会,并把其考古所得之样本分送每县,陈列于县小学和民众教育馆内,令民众看视而得知其为吴越古物,若以后发现有相同者,就可以据此报告给分会或上海总会,以便组织调查和发掘。这样,今世人共知之“良渚文化”等多赖其开辟草莱,其亦为吴越考古之奠基人,其时他还曾将部分出土文物运至上海展览,影响广泛。他还组织有 “说文社”,自费出版《说文月刊》。 说文社卫大法师和中国八发现美洲说上海沦陷后,卫聚贤随中央银行西迁,其任秘书处秘书。卫氏在后方主持抗战期间唯一的一家考古民间学术团体“说文社”,主持唯一的一家国学刊物《说文月刊》,以社、刊会友,借孔氏资助编刊《巴蜀文化》、《西北文化》等专号,其又慷慨好客,一时“说文社”的“聚贤楼”群贤毕至,乃网罗大后方文化界、文教界名流如郭沫若、周谷城、顾颉刚、马衡、胡小石、常任侠、杨仲子、金静庵、王献唐、傅振伦等从事学术研究,这在战争年代是难能可贵的。卫聚贤与郭沫若等曾配合教育部共同发掘了重庆江北汉墓,继在成都白马寺发掘出青铜兵器等,开拓了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局面。他还与于右任等赴西北敦煌等处参加考古活动,并任西北联大文学院院长兼教授,时卫聚贤多次呼吁筹备开辟通俗博物馆,自己也多方着手收藏、收集有关文物,可惜他于1940年经河内转往重庆时遇敌机轰炸,所携文物俱毁,但他心不死,开始重新收集和收藏文物。抗战结束后,卫聚贤辞去一切职务,专事“说文社”的工作,主编《说文报》,又兼西南美专教授。1949年重庆解放,为表示对新政府的拥护和支持,卫聚贤将其多年收藏的近千种、近万件古代文物和民俗文物以及尚未整理的古钱、货币、清代和民国文献等悉数捐赠给西南军政委员会,其余文物及书籍等后来也由其子女捐赠给了西南图书馆。但卫聚贤后终因对新生的政权产生隔阂而离去。1950年,他转赴台湾又寓居香港,其后相继在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香港联大(联合书院)中文系、珠海书院、光夏书院、远东书院等研究和执教。1954年(一说1974年),卫聚贤有一惊人之举,即他发起乘木舟横渡太平洋的试验,以图证明“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说(其著有《中国人发现美洲》以及《中国人发现澳洲》、《中国古代与美洲交通考》)。关于“中国人发现美洲”是卫氏多年的主张,他依据古籍记载,以为在哥伦布之前已有百余个中国人曾到达过美洲,民国历史学界也有许多人附和之,如东晋高僧亦是山西人之法显较哥伦布提前千余年抵达美洲,章太炎即首肯之。此外尚有殷遗民、孔子、张衡、慧深、李白、杨贵妃等抵美洲之说,以及大洋彼岸的考古发现、印第安人的种姓和文明等,似皆可支撑此说,卫聚贤“大胆假设”又“大胆求证”,于是年率人员乘坐依照广州出土汉代船形的复制木舟,经南洋东驶美洲,不料在距彼岸数百里处失事,幸而遇船纹助方脱离危险。此后,又有大陆山西人的连云山(军队离休干部,前《人民日报》国际评论员)持此兑并撰成《谁先到达美洲》一书。1975年卫聚贤退休后赴台,任台湾辅仁大学教授。晚年的卫聚贤渴盼祖国统一,以其谱牒学的功力参加“寻根认祖”的活动,先后为移居台湾数百年的不少大陆籍人士找到祖籍,并著有《台湾山胞由华西迁来》、《台湾山胞与粤闽关系》等。 1989年11月16日卫聚贤于新竹逝世，享年90岁。
如果是毕业论文建议用：情系灾区，我们该做些什么？如果是一般的作业命题建议用：情系灾区，众志成诚。
1、《诗三百》诗歌观念与孔子论诗 2、《楚辞》的楚文化精神 3、《楚辞》与《诗经》赋比兴艺术的发展 4、《左传》梦象的文学意蕴 5、《战国策》的写人意识及写人艺术 6、论汉代的诙谐小赋 7、从两汉乐府民歌看中国古代诗歌的叙事艺术 8、从意象构成比较建安与盛唐风骨的异同 9、论《史记》语言的文学特色 10、论玄学与魏晋诗歌的关系 11、汉魏六朝诗歌中对女性美描写的变化发展 12、从《文选》看萧纲的文学思想 13、陶渊明田园诗中情景理结合的艺术特征14、南朝山水诗发展的轨迹 15、谢朓山水诗情景交融的艺术对诗歌发展的贡献 16、吴声、西曲的产生与发展 17、南朝文学对北朝的影响 18、论“盛唐气象” 19、论李白饮酒诗的思想价值和艺术特色 20、李商隐诗歌的意象选择与组合特点 21、唐代桂林山水诗概观 22、论王维《辋川绝句》的“空” 23、王昌龄与李益边塞七绝之比较 24、杜甫咏物诗中的人道主义 25、李商隐咏七绝的艺术技巧 26、论柳宗元的柳州诗 27、唐玄宗与杨贵妃题材在文学作品中嬗变 28、比较唐代古文运动与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不同特点 29、唐代传奇与唐代古文运动的关系30、宋诗理趣与唐诗情蕴漫议 31、苏轼题画诗研究 32、苏轼黄州时期创作的变化
书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文精粹, 古代, 散文赋卷ISBN：7543438976作者：王钟陵出版社：石家庄 : 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国古代散文研究 [平装]~ 陈飞 (编者), 傅璇琮 (丛书主编)市场价: ￥ 23.70VIP 价: ￥14.94 SVIP价: ￥14.63从出土文献看七十子后学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地位（转载）本文将七十子后学著述的《论语》、大小戴《礼记》、《孝经》、《仪礼》、郭店简及上博简中儒家文献等作品称之为“七十子后学散文”。七十子在年辈上有“先进”“后进”之分，在著述形式上有“述”“作”之别。在先秦散文史上，七十子后学散文处于上承史官记言散文、下启诸子说理散文的枢纽地位。【关键词】 七十子后学散文 先秦历史散文 先秦诸子散文《郭店楚墓竹简》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在世纪之交相继面世，为先秦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新资料。郭店简和上博简第一册中都有《缁衣》，这是《礼记》中原有的文章。上博简第二册中的《民之父母》，内容与《礼记·孔子闲居》大体相同;第四册中的《内礼》，与《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内容相近。上博简中还有一批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大小戴《礼记》相近的作品，如第二册中的《鲁邦大旱》、第四册中的《相邦之道》，都与大小戴《礼记》中那些记载孔子应对****及时人的文章相近。特别是上博简中出现了以孔门****名字命名的文章，如第二册中的《子羔》、第三册中的《中（仲）弓》。虽然这些出土竹书的数量与大小戴《礼记》现有文章相比，还只占较小的比例，但它们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李零指出，郭店简“反映的主要是‘七十子’的东西，或‘七十子’时期的东西”。“在数量更大，现在还没有公布的上博楚简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孔子世家》和《仲尼****列传》中的人物，如颜回、仲弓、子路、子贡、子游、子夏、曾子、子羔、子思等人，有些甚至就是以他们的名字题篇。它们是‘七十子’的东西，这点更明显。”他说:“这是我们的福气。” （《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这些文献的出土对某些学术定论——诸如认为大小戴《礼记》作于秦汉时代——提出了挑战，它们表明，像大小戴《礼记》之类的文章完全有可能作于春秋战国之际七十子后学之手。新的资料引发我们提出“七十子后学散文研究”论题。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中国文学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代，虽然文字还没有产生，但在人民中间已经流传着神话传说和民间歌谣等口头文学。保留在古代典籍中的文献资料表明，《夸父逐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神话故事，闪耀着中华民族文明智慧的光辉。《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歌唱原始打猎的英武；《涂山氏女之歌》：“候人兮猗。”记录了中国原始歌唱中第一首情歌。甲骨文字的发现，使中国古典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殷商时期的《尚书》篇章，结构和表现手法相当成熟，理所当然成为中国古典散文之祖。……试论古代散文艺术文章关键词: 古代 散文艺术 艺术手法 意境 白描手法文章快照: ”做这样的“骂题”文章，作者立意之深，尤其值得称赞。(四)选义按部，考辞就班：散文既不象小说、戏曲的情节一贯，又不似诗歌之集中一点。前后、左右、正反、主次，纷陈杂来。故匠心所运，尤在组织安排。是以方苞论文，重在“义法”。“义法”谓何?先师姚仲实先生(永朴)说：“所谓‘义’者，有归宿之谓；所谓‘法’者，有起有结，有呼有应，有提掇，有过脉，有顿挫，有钩勒之谓。”我在《唐宋八家古文概述》中说：“归宿即全篇之中心，各层次、各部分不论其为正、为反、为论、为史、为豪证、为补插，其安排皆归属到这一点。”特别要看到：这是“立意”的一部分，因为这种组织安排是伴随着“意授于思”而进行的。譬如苏轼《贾谊论》：“非才之难，所以白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白用其他。”名言妙义，为文章立意最佳之例；思索出来且放置在开头，便见匠心之运，亦是选义、考辞的最佳之例。应该说明：散文构思时，选义与辞念是融和在一起的，这一点我在《读(文赋)私记》中已经谈过；立意与安排也是相伴而行的。自古代“先士”的“盛藻”，到吾辈为文的“苦心”，大约皆是如此。一些“文学概论”、“文章作法”，只为叙说方便，才分章而谈；有些同志未加深察，因而误加分割为几截，这样就无以借鉴于古人。还应指出：组织安排，体现着文气与神昧。前人所谓“行气”，多着眼于弛骤、顿挫、穿插、变化；所谓“设色”也就指插入描写，亦即所谓“烟波”，至于声音之高下、疾徐、长吟、短叹，本语气之自然．亦文章之流露。苏轼说：“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不能“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作文自然亦同此理。姚永朴师说：“古人精神兴会所到，往往注意在笔先。”我们把这些谋篇、布局、行气、设色之艺术，放在立意中谈，正是要做到“意在笔先。”这样，才不致“专求之章法词令”，不致只在“波澜意度”上“仿佛古人”。由于这里讲的是“散文艺术”，所以在讲“立意”时也着重从“立意的艺术”来谈。自然，“学文者必先浚文之源。”源泉是生活，而古人所谓“积理”、“练识”、“储学”、“致用”等等则正是借以丰富生活、认识生活的。至于语言使用之规律与意匠经营之巧心，也不能忽视。否则，借鉴就成了空话。中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十分成熟的“散文艺术论”专著，它的内容与体制究竟应该如何?究竟有哪些是应该谈的?应该怎样组织安排?“艺术论”与“语用学”、“风格学”等关系如何?这些都还有待探讨。我曾设想“合语言与文学为一科，探语文发展之途径”，即建立我国自己的“语用学”、“篇章语言学”、“文艺网络学”，使之成为一新的边缘的学科。要解决这个问题，还要做大量的工作。我以为：(1)要充分利用前人的成果，首先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与姚永朴师的《文学研究法》，那是骈文或古文的特点，提出的一个比较系统的体制；其次是汇集古人论文之语，特别是一些文章评点(点勘)。它们虽较零碎、繁琐，但其中心得可鉴；(2)要借鉴国外的“语用学”、“篇章语言学”、“文艺心理学”、“文艺风格学”等方面的一些新知，验其得失，考其异同；(3)要吸收近、现代学者以及时贤在文章赏析或其他专著、论文oo所提出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真知灼见，我这篇文中就引用了不少这类言论，我所未及引用的以及尚未见到的还多得很；(4)xc古人文章要做更深人细致的研究。古人、今人论文，大多即兴而谈，随手举例，即以我写此文而言，也只是想从骈散两方面各举数例，而且只引一些人们最常见之文，实则有许多好文章还不是人们謦见的。散文艺术之缺少专论，是由于人们有畏难情绪。只要我们肯钻研努力，散文艺术专著的问世，便指’日可替。
古代文学作为我国文学教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学修养和个人素质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从类群的角度来划分 中国 古代 文学，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有民间文学、妇女文学、宫庭文学或者贵族文学等，还有臣妾文学和圣哲文学等提法。然而，一个十分显著的文学类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帝王文学。不过，主要从 经济 效益着眼的世俗的看重如出版帝王诗集、文集的现象也有一些，但都谈不上深入的 理论 认识评价。在中国文学经二十世纪初开始质的大变革至今历经百年、正待飞跃 发展 为新的中国文学伟大形态的今天，应当从文学自身本质 规律 出发来解析这一独立于中国文学主流但又起着特殊作用的文学类群。
一、一种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学类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群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又悠久的客观存在。
在先秦文学中，帝王文学的现象已经非常突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有名姓的文学作品竟然是帝王文学。《古诗源》一书的开头，第一篇作品就是舜帝的《南风歌》。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是，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画"出了我国 哲学 和文学融为一体的最早作品——八卦。在我国第一部 政治 议论 散文 集《尚书》中，收集了孔子这个伟大的 教育 家和编辑家之前历代帝王中产生的最有名的 文章 ，如《尧典》、《大禹谟》、《秦誓》等。而在孔子编辑的文学教材《诗经》中，包含了不少帝王所作的诗歌。
在中央集权制的封建 社会 中，皇帝重视“文武之道"，大都有一定的文学创作能力。诗歌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表情达意的工具，作为“万物皆备于我"的帝王 自然 也不例外。从中国文学史上看，封建专制社会自第一个皇帝秦始皇起，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籍、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有名的帝王，尽管“稍逊风骚"、“略输文采"，但还是大都有诗歌创作传世。帝王之中，也应当包括农民起义领袖中自立为帝的黄巢、洪秀全等人。他们大都是书生出身，有一些“咏菊"之类霸气十足的“言志"诗作流传于世。
封建专制社会全盛时期的清代的皇帝更是接受了严格的孔孟之道的教育，讲究“文治"，重视诗歌创作。据说乾隆皇帝是写诗最多的人，有四万多首，不过他的诗作质量不高。漫长中国封建社会中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可以说是 秘书出身，诗作颇有可观之处。至于那些“守业"的皇帝，在接受教育时都 学习 了诗教课程，在政治生涯中也就写出了不少的文学作品。
从上述认识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个不容忽视却也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现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帝王文学还出现了中国文学中出类拔萃的作品。
中国帝王文学虽然大部分作品质量不高，但少数的一些文学精品却在各方面都达到一流的文学水平。特别突出的是魏晋时期三曹的诗歌散文。魏王、后被儿子追封为“魏武帝"的曹操，所作诗歌和散文在帝王文学中是非常显著的。他的作品，胸襟阔大，苍凉悲壮，其层次之高即使终生从事创作的“专职"文学家也很少人可以企及。他的大儿子、篡汉称帝的曹丕，不但是一个诗人，而且文学评 论文章更为知名。被封为王的曹植，诗歌尤其哀艳凄绝，水平高超。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现象——父子三人既是开基创业的帝王又是文名卓著的文学家，还竟然开创了一个 时代 的文学——建安文学。
南唐末代皇帝李煜，诗词达到一个高峰。作为退职的帝王却抹不去帝王的烙印，但在诗歌中也就没有了忠君爱国的传统和偏狭的政治志向，以致于上升到人生悲剧的哲理境界。由于帝王大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只要他们认真去创作，其诗文同样的超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帝王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无意中形成了一种被人们敬而远之的现象。人们不大愿意也不大敢于玩赏和评议帝王文学。帝王文学那股唯我独尊、凌驾群伦的雄风和霸气，使得处于弱者地位的人们在本能上就已经产生排斥拒绝的 心理。而封建等级观念重重束缚的臣民更不敢公开地指点评论，须知“大不敬"的罪名是要受到株连九族的处罚的。这就是帝王文学之所以没有得到正视的突出原因。
但是，模糊了帝王文学这一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不是完善的文学系统。因而中国人的心理世界的反映也就明显地缺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拿创作观念和主导思想来说，恰恰是帝王文学很少存在那种以孔孟之道为指导的封建观念。这样，人们常用不同的称呼的“龙凤文学"、“天子文学"、“政治文学"、“圣哲文学"，其实也就是帝王文学，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正视了，进而还应认真地剖析它的本质。
二、畸形的阳刚文学的产生
在 中国 历史 上，所谓帝王这些极其重要的几百个人物，统治了世世代代的亿万臣民。以他们的名字作为皇朝的代号，本身就是文学 研究 中的一个重要的 社会 因素课题。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需要认真对待。可以说，不认识中国帝王文学，便无从把握中国文学，也就无从深入地探究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无从建构新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笔者认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种畸形的阳刚的文学，其产生是一种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
帝王文学反映了一种人类个体和群体生命所独有的精神现象。从精神上进行心理 分析 ，凌驾群伦的帝王文学表现了帝王作为个体对于群体无以复加的高傲心态，也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心理深处本能极度膨胀而又与封建理性高度统一的意识。古代中国 政治 心理的特点，是一种二律悖反，一方面是常规的理性即儒家的教化——对于帝王来说只是治理他人的工具，另
一方面是政治中心首脑的权力的无限制发挥和本能的极度发泄。与之相对，臣民只能有阴柔女性的态度，只能在自虐的俯首贴耳中产生“移情"式的或者阿Q式的精神满足。帝王则在俯视芸芸众生中得到人生无与伦比的快感。刘邦的回归诗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宋太祖的咏月诗句“未出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曹操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等等，都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帝王都是要统一天下的，正所谓“天下一家"，而且都憧憬着“系之万世"。“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何他们所知道的大地上的生物都要受到帝王的统治和宰割。在人类历史上，他们居然也能长达数百年地做到这一点。这样少见的古代文学所反映的心理现象，难道不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吗!须知，由中国特有历史性条件所决定的这种心理所 影响 的群体心态，今天仍然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
中国帝王文学有着一致公认的 理论 基础即孔孟之道。如果寻找中国帝王文学在理论层面的东西的话，那么只能说孔孟之道是其集中的 发展 形态。而反映帝王心态深处最本真的法家的帝王之道，在帝王的口头上也在文学的主张中一般是不会被明白道出的。尽管孔孟之道实际上只是帝王教育之道和辅弼帝王之道，但它确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封建观念系统，如“内圣外王"等。封建帝王是很乐于表白自己符合这一儒家教条的。其实，真实的帝王之道是“道儒法并举"、“霸王道杂之"。道儒法的理论深处都存在着高人一等的统治、制约、教导民众的圣王心态，都属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 经济 、政治、地理等条件产生了帝王文学。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是自耕自足的小农 自然 经济，但因此也就需要一个中央集权专制的皇帝来保障统一，消除战争。于是，帝王应运而出，他们的志向都是统一天下，传世无穷。他们的文学主要表达这种志向。在帝王之下，一切人都成为被统治的和被宰割的，包括文学家。这些文学家，都只能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臣服忠诚心理，或者只能在这种心理的前提下抒情言志。尤其是男性的文学家大都是如此。倒是个别的女作家，由于没有了政治发展的可能而注重人生的欲望和情性，反倒写出更多真实情性的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
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充足的理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群受到重视。
三、帝王 文学的特征
中国 古代帝王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当然，有的特点和一般文学的特点有相同之处，如 政治 性，但即使是政治性在帝王文学中也是更为突出的。
(一)政治化极强的文学 内容 。
这一点，与一般中国文学是相同的，只是帝王文学所反映的政治内容处于最高层次，无人敢于摹仿效法。帝王文学是 社会 政治需要即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愿望和统治内容的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早在黄帝 时代 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政治主张。“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刘邦的诗歌，是当时任何人也不敢唱出来的。这种帝王政治，正如王夫之所说“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越是独裁专制，越是追求家族世袭，反而小农 经济 的社会越能长治久安，繁荣富强。因而，帝王的吼叫成为 历史 的巨响，这在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在文学和政治关系上的认识上，同孔孟之道出于一辙，帝王们完全把文学当作政治的附庸。不过，文学家也大都是这样认识的，正像孔夫子一样他们毕生最愿从事的是政治事业而不是“雕虫小技"的文学。文学，对他们来说是政治事业的一个工具，不可能是一种专门的事业。这一点，也是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不同的地方。西方文学家将文学作为生命投入的人生大事业，这一事业在改造社会的人类大道上是和政治事业并驾齐驱的。
(二)唯我独尊的个体精神 心理现象。
佛罗伊德认为，人的意识最深处存在着本能核心。这种本能具有扩张性、残忍性、盲目性，以追求快感为最高真理。帝王在封建理性的辩证统一中，无限度地扩张其本能，以致明目张胆地认为自己——儒家也极力鼓吹——是天下一人，唯我独尊，凌驾群伦。宇宙万物尽为所驱，狂妄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帝王成为一种畸形大写的人。他们的诗歌，也表现了这种妄自尊大而又是社会需要的心态。霸王项羽狂歌：“力拔山兮气盖世……"魏王曹操吟诵：“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看来，此类人物都需要这样一种自大到了近乎疯狂的心态。而一般的文学，谁人敢于如此狂妄!
(三)主体表现的阳刚雄壮。
中国文学，已经有学者称为“臣妾文学"和“阴柔文学"，笔者认为用“ 秘书文学"来称呼更为确切。秘书这种社会 组织的特定职务，具有从属性、服务性和被动性。几乎所有著名的文学家，都做过皇帝的秘书职务。第一个有名有姓的文学家屈原，诗歌成就最高的“诗仙"李白，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道儒佛并举的苏东坡等，都有正式的秘书职务。一般文学家，无不以秘书职务的获得为进取之道。因而，他们也就带上了秘书的特性。再加上，封建社会遵从孔孟之道，将文学作为政治的附属工具。这样一来，与欧洲文学家相比，中国文学家群体不能不表现出一种更为欠缺独立自主的弱势来。
就连称为豪放派的登上词作最高峰的辛弃疾都把自己比喻为受到皇帝冷遇的美女。他在《摸鱼儿》一词中写道：“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年轻时自信“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也发出弃妇一样的哀叹：“日暮倚修竹，天寒翠袖薄。"。大诗人被称为“诗仙"、“诗鬼"、“诗圣"等，却没有像西方诗人那样被称作“诗帝"或“诗王"。而帝王文学却正好相反，其阳刚亢奋到了变态地步，为所欲为，不可一世。以“天子一怒，伏巳百万"的凶残，以抢夺“天下之妻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淫威，以“宁可我负天下人"的告白，傲视着匍伏在脚下的臣民。 自然 而然，在文学中的表现，主体性最为强烈，阳刚与雄壮就“舍我其谁"了。
(四)符合 艺术 本质的自我表现。
帝王对于文学作品的 理论 认识以及艺术 分析 是很少的，但是他们流露出来的理论主张和艺术手法却往往符合艺术的本质，而文学成为他们的艺术表现。帝王文学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理论主张是“诗言志"。 历代帝王所作诗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言志"。这一理论出自于《尚书·尧典》，据说从舜帝那儿流传下来，为孔子所肯定并确定为正统诗歌的理论。言志说成为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定义，至今仍然有不少人认可。人们广泛认为它是对于诗歌的准确的理论认识。尤其是豪放潇洒的诗人们，无不以言志为自己诗歌创作的唯一主旨。直至毛泽东在五十年代给陈毅的一封信中仍然认为这是诗歌理论和创作的正宗，而他的诗歌也确实是“言志"的，气魄雄伟，有着前所未有的豪放潇洒。言志说抓住了诗歌的一种重要内容，即志。志，是一种人生对于事业、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对于政治事业的远大而又执着的追求。也就是说，是一种特定的明显的心理活动。言志，对于诗歌创作来说在许多情况下是可行的。 但是，整体的诗歌不仅仅言志，有的是抒情的，有的是写诗人 其它 心理活动如感觉的。因此，言志说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对于诗歌整体来说又是片面的。特别是，一些政治性强的“志"，是规范化的理性化的情感和认识，往往表现为社会化抒情化的议论，显得直白单调。我们所知晓的帝王诗歌，大都是“言志"的。但这也就避免了纯粹讲究“反映"社会生活的误区，使得诗歌更加主观化。
随之而来的是相应的表现手法。和一般文学相比，帝王文学在诗歌中更加突出地使用象征手法。“言志"的诗歌，主观性很强，所借助的形象十分单调，常常是人们熟悉的传统意象，例如日月、山河、草木等。帝王诗歌中很少铺陈式的细部描绘。与上述相联，帝王诗歌中的意象比较阔大。全部形象可以说是帝王意志所统治、所“照耀"的万物。从时间上看，往往是千年万载;从空间上看，常常是山河宇宙。不过如此一来，这些诗歌确实给作者和当时的人们以斗争的精神力量。
但是，帝王是从事政治的，日理万机的繁重政务使他们不可能将精力和时间更多地投入文学创作。偶有所作，也常常是有所为而作。这就使得帝王文学不能在艺术上产生突破。帝王文学属于传统的文学艺术，不重视艺术的创新。好在帝王文学的本意大多不在使用艺术来从事教化，这倒使得作品更多情性的表现，更接近于文学本质。
四、帝王文学与今天文学发展的关系
帝王文学，与今天的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是不容忽视的，然而却也被置之度外。中国文学的发展，需要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的一些宝贵的因素，甚至可以说，帝王文学会在一个新的阶段脱胎换骨，更生出来一个新的英雄文学的样式。在这21世纪古老中国仍然处于落后局面、忍辱负重、任重道远的时刻，我们需要这样雄壮激昂的文学来鼓舞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心志，正像我们永远需要原始神话及其英雄一样。
(一)帝王文学中进取的自尊的极致个性在新的中国文学中可以辩证发展。
帝王文学中的精神特质，能够更生为个体生命中的自由创造本质。这种新生命培育的文学“屠龙技"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应当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中进取有为的特质，映照其生命的大美。从“内圣外王"的传统主张，转换为个体生命自尊自爱同时又是雄心壮志的博大精神。
毛泽东诗词是继承创造中国古代帝王文学的一个最好的典范。毛诗中的诗句成为千千万万人的人生警铭。在困难的时候，在辗转奋斗的时候，现在处于中老年的人头脑中往往无意识地出现了毛泽东的诗词，顿时感到了精神的力量和生气。就像帝王文学一样，毛泽东诗词中也有一些缺点，如单调直白的 语言，重复使用的数字，普泛化的意象，确有一些单调、“张狂"和“霸气"，甚至在晚年诗作中还出现了“戾气"，但在整体上却有着前无古人的豪放潇洒，有着横绝千古的阔大境界。毛泽东的诗词，可以归属为浪漫主义文学。这种浪漫主义，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所需要的。更可以说，毛泽东诗词渊源之一是帝王文学，它是一次帝王文学在新时代的迸发和新生，给我们后来的文学以宝贵启示。
再如鲁迅作品，也可以说是帝王文学的一种再生。不少人评论了鲁迅文学在心理本质上的“内圣外王"的潜意识情结。鲁迅作品改造国民性的伟大使命，的确是只有那种古代称为“圣王"或者“素王"的人才能担当得起。读了鲁迅的著作，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会像参与了中华民族的某种典仪一样，感到一种灵魂的新生，羞耻于那种心灵扭曲的荒诞的“阿Q精神胜利法"。
透过“世纪诗人"毛泽东和鲁迅的作品，我们看到天地间矗立着比起帝王还要伟岸的身影，不由人不去有意无意地效仿。只不过正像对待帝王一样，新的时代会有新的人的特质和要求而已。例如，无论对什么样的巨人，都会有 现代 公民的民主政治、人格平等的更加 科学 理性的要求。
(二)帝王文学的主体意识的吸取。
当代文学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几百年从未有过的繁荣和更生，但是大家仍然认为没有大师级的文学。其中一个原因，可以说是缺少那种“内圣外王"般的主体意识。在外国文学中，人的主体性非常突出。自亚里士多德起，“圣哲文学"独立自尊，有意识地俯瞰、隔离一般政务，整个人生都清醒地从事著述，与尘世君王比肩而立，耳提面命，甚至希望取而代之(柏拉图表述了“哲学王"统治“理想国"的政治幻想)的主体意识。这，确是中国文学所欠缺的。而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就连“内圣外王"的一般要求也因为其陈旧而被排斥。中国古代文学中主流的阴性化(表现为忠君)、作家最为追求政治及地位的人生，在新的时期有了极其类似的表现。看来，对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改造民族心理精神、人的个性自尊和公民权利等等认识，还需要强化——不但在文学评论中，还应该更多地进入文学家的心态。
(三)帝王文学显著地成为个体生命的表现，这是今天的文学应该强调的。
十分可悲的是，文学创作最基本的理论还没有澄清。文学究竟是反映、再现还是表现?帝王文学对于这一 问题 的答案是明白清楚的，即“诗言志"。今天的文学，不仅要“言志"，而且要“言"自己的内在世界、生命本质及其投射下的外在世界。这样，文学才能承担起提高和美化个体生命以及人类整体生命的层次的任务。文学可以商业化、产业化，但不能以金钱为目的，要与人格化、理想化辩证统一。这就要求，作者要“善待"自己的生命，首先提高自己的生命境界和人生追求，在生命的表现——作品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帝王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特有的成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了。与科学理性辩证一体的新文学，要想承担起创造新的一代中国人的伟大使命，就必须批判地继承这一遗产。
中国 素称「诗的国度」。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诗歌源远流长，诗人和作品流派林立，数量众多，而且诗歌在中国 社会 生活和 文化 发展 中一向占有特别和显著的地位。中国诗歌史的专著已有多种，但本篇的角度立意稍有不同。
大约十年以前，曾在荣宝斋看到启元白先生题的一幅字，记得是这样几句：
「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
唐诗是嚷出来的，
宋诗是讲出来的，
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
启功先生集大俗大雅于一身，他自己的诗词作品结集，也只以《启功韵语》名之。这几句白话，大约是他多年悟出的心得，言简意赅，可谓一部简明中国诗歌史。我的 体会，这是讲唐代以前是中国诗歌的发韧期， 自然 天籁，朴拙浑成;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期，直抒胸臆，而又各具面目;宋代是中国诗歌的转型期，思辨机趣，融情入理;宋代以后则是中国诗歌的滥觞期，流派繁多，然而缺乏原创。
我们不妨以此为线索，从社会文化史发展中撷取若干片断，来回顾一下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及其内在的缘由。
一，诗源于巫
诗歌和其他 艺术 的起源一样，是令艺术史家、 哲学 家和人类文化学家们颇伤脑筋的事情。上一世纪以来，便有「劳动」、「模仿说」、「游戏说」、「移情说」、「冲动说」等多种说法的争论，外人不足与论。中国典籍上，也恰好有帝舜时期的「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竹书纪年》帝舜元年条)「昔葛天氏之民，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吕氏春秋·古乐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卜商《毛诗正义·诗序》)「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越绝书》)等等记载，以备各种阐发西来学说之某一派系的学人们共同征引，好在中国的 语言文字有着充分的模糊性。我揣测，这些争论也许永远没有结论，也许只有模糊的结论，也许结论是各种说法的中和。因为不管这些学科今后将以什么样的人类状态作为模型，是与世隔绝，至今仍然过着原始生活的部族呢，还是以婴幼儿的成长发育过程状态，这些实验和举证，都永远不可能确切模拟出人类原始创生 时代 的文化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