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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哲学感兴趣说明精神是向上的，很好！写哲学论文难度较大，必须有真知灼见方可。仅有兴趣、疑惑是不应动笔的。论文的选题应该尽量缩小范围。 你的选题过大，如已考虑成熟，则应该选定两人观点的某个明显不同之处为题目，选定后展开，用充分、有力的论据支持自己的论点。要有新意，避免炒冷饭。如是学位论文，还是选本专业的比较好。从毕业论文角度看，心理学比哲学的选题范围、严谨程度、资料选取、评分要求等等方面都宽泛的多。容易讨好。以上乃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建设创新科技园,是新时期、新形势下我国高新区的重要发展导向,是推进国家高新区“二次创业”的核心工作,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关于创新科技论文题目，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关于创新科技论文题目 1.对中国在明代中期以后科学技术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原因分析 2.机械测试系统原理与应用的展望 3.西南石油大学大学生科技创新基地建立的深远意义 4.自然科学发展的前沿动态分析 5.简述机械工程的内容及意义 6.现代高新技术与可持续发展的辨证关系 7.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最新认识 8.从自然科学角度谈科学发展观 9.试论近代科学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区别和联系 10.简述自然科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 11.说明人类文明与材料发展的关系 12.常规能源和新能源有何不同 13.对如何提高西南石油大学学生创新成果质量的探索与研究 14.基础学科(如力学、数学等)的研究与工程应用(或现代人类生活)的关系 15.理论学习与工程应用的关系 16.创新(科学研究)的立足点与意义 关于创新科技论文 科技创新与创新驱动 摘要：从历史借鉴和中外对比等视角，分析科技创新与上层建筑领域创新的关系，探讨如何消除科技创新的非技术障碍，以便使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促使科学技术更好地发挥第一生产力的引领作用。 关键词：科技创新：创新驱动：上层建筑 历史证明，人类社会的发展靠创新驱动。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往往首先由科技创新促进生产力发展，进而由生产方式、思想文化和体制机制的创新驱动，合力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 当今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年，从科技创新到生产方式创新，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较好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适应。但在上层建筑领域，从思想文化到体制机制，却还有许多方面禁锢束缚着创新驱动力的发挥。本文将从历史借鉴和中外对比等视角，分析科技创新与上层建筑领域创新的关系，探讨如何消除科技创新的非技术障碍，以便使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促使科学技术更好地发挥第一生产力的引领作用。 1创新驱动的历史借鉴 人类的文明历史，主要从东方开始。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都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而同为世界文明发祥地的古希腊，则更具文明创新的特征。毕达哥拉斯的数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阿基米德的物理学、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赫拉克利特的辩证唯物论、苏格拉底的哲学体系、亚里士多德的科学体系、柏拉图的理想国、伊璧鸠鲁的无神论、梭伦的政治改革和伯里克利的民主政治等等，无不对世界的科学、哲学、文化、教育、伦理和政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当然，这些成就并不完全是希腊人的发明，却体现了希腊人的创新。 14世纪到16世纪，是欧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并开始发展的时期。新兴资产阶级为了改变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封建观念和制度，在科教哲文等方面表现了许多创新理念。他们以“人文主义”为旗帜，开始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哥白尼、伽利略、培根、但丁、薄伽丘、达・芬奇、拉斐尔、莫尔、莎士比亚等代表人物，犹如灿烂群星，照亮了欧洲中世纪黑暗的上空，从思想上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 18世纪是一个启蒙的世纪，一个继文艺复兴后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以牛顿经典力学为代表的科学发现，以瓦特蒸汽机发明应用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但同时受到封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严重障碍。面对“万马齐喑”的封建禁锢，不仅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思想家，哥德、席勒、笛福等文学家，还有亚当・斯密、大卫・李加图等经济学家，边沁等法学家、伦理学家，与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共同造就了人类历史上一个不同寻常的世纪。 启蒙运动作为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思想解放和文化创新，促进了欧洲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创新，激发了18世纪到19世纪欧、美、日、俄的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使“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语)。启蒙运动还孕育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的代表人物黑格尔等均诞生于启蒙运动时期。启蒙运动也促进了美国的独立，杰斐逊就是根据启蒙运动的理念起草了《独立宣言》，并激励美国人民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 人类进入20世纪，一场以爱因斯坦相对论、量子力学理论创新推动的原子能、无线电、电子信息、航天航空以及新材料、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技革命席卷全球。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普及，更是对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等都产生着革命性的变革。由此产生的多元文化和多种经济成份的融合，正以浩荡之势，促进着人们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及组织结构的不断创新。 2非技术创新驱动的中外对比 中国的科学技术在15世纪前曾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四大发明(活印、火药、指南、造纸)、五大技术(瓷器、纺织、造船、建筑、水利)都产生过世界性影响。然而当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技术革命、工业革命推动欧洲和美、日、俄等国家快速发展时，我们却一次次错过了发展机遇。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创新驱动的非技术因素严重束缚了科技创新能力，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2.1思想文化的历史对比 中国是人类灿烂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特别在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出现了空前的思想活跃，形成了一批影响后世2000多年的独创思想和优秀文化。但自秦汉开始，统治阶级出于封建统治需要，先是“焚书坑儒”，继而“废除百家、独尊儒术”，将“三纲五常”的封建教义加以固化，在“万口一辞，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可知也”的思想禁锢下，民众中逐步形成唯书唯上、墨守成规的保守风气。“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先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观念严重束缚着人们的创新热情。相比之下，欧洲国家虽然也有上千年的“中世纪黑暗”，但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数次思想解放的洗礼，培育了深厚的创新文化。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勇于创新、宽容失败的理念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当然，欧洲国家科学精神与创新文化的形成，也是他们许多代人奋斗牺牲的结果，正是布鲁诺以生命的代价捍卫哥白尼的“日心说”，赫胥黎以“斗犬”精神宣扬达尔文的“进化论”等，“从此自然科学才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恩格斯语)。 2.2科学素质的历史对比 中国是一个尊师重教的国家，却又是一个国民科学素质不高的国家。据中国科协公布的2000年中国科学素养调查：中国每千人只有14人具备基本科学素养。这一比例仅为美国的1/23和欧盟国家的1/15。造成这种差异，首先是教育理念和目标的不同。中国千百年来把读书做官作为目标，把四书八股作为教材，把朱熹的“集注”作为唯一标准，不能越雷池半步，使人们从读书起就被扼杀了创新精神，缺失了科学知识。而欧美国家办学以培养对社会有用人才为目标，教授内容也以自然科学、实用技术为主，人文思想也强调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因而培养了大批创新人才。如牛津、剑桥两所大学就培养了培根、牛顿、达尔文、雪莱、亚当・斯密等著名人物和上百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次是对科学普及认识重视程度的差异。在我国，虽然对科技创新已高度重视，但对科学普及的相辅相成作用认识不足。创新型国家则把科普看作科技的应有之义，如各种专业博物馆为代表的科普场馆在欧洲国家数不胜数，更是市民的必去、常去之处，成为这些国家重视国民科学素质培养的生动风景线。 2.3体制机制的历史对比 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本身缺乏对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制度性设置和安排，相反封建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对科技创新形成严重禁锢。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工作，形成了较完整的独立科研体系。但由于我国尚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型期，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而在创新型发达国家，早在18世纪 就形成了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体制。到19世纪，这些国家科技创新的企业主体地位、社会组织的管理功能和创新活动的市场竞争机制等，均已较为成熟完善。企业、社会组织和市场机制对科技创新起到了主导作用，政府则主要从政策导向、税收杠杆和法律保障方面进行宏观引导、管理和规范。因而创新成果与市场直接接轨，更有利于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商品化。 2.4法治环境的历史对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重视科技法规的建设，先后制定了《专利法》、《科技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著作权法》、《科学技术普及法》等科技法律，对我国的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但我国的科技法规大多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对科技进步的促进作用还不够深远，加上我国长期的封建人治影响，有法不依、知法违法等现象仍很严重。而在创新型发达国家，鼓励和规范科技活动的法律早在200多年前就形成体系，一些国家还在根本大法中鼓励和保护科技创新，促进科技普及。如美国在1787年宪法中就规定“为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普及，对作家和发明家的著作和发明，在一定期限内给予专利权的保障”，从而促进了美国的各种发明创造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并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生产力的发展，使之在20世纪初跃为世界头号强国。 3思想文化和体制机制创新的对策 综上所述，人类社会的进步，总是科技、经济、思想、文化、体制、机制等不断创新而推动的。它们互相依存制约，又相互转化促进。当社会渐进发展时，科技的创新对生产力起主要推动作用，当量变积累到质变，进人飞跃发展阶段时，思想文化、体制机制的变革创新，就成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的更重要方面。在我国，由于改革开放和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集聚了足以产生部分质的飞跃的物质能量，因而也对上层建筑的制约因素提出强烈的改革要求。 就科技创新而言，新中国已建成多学科完整的科研体系，并拥有上万亿资产的科学仪器和技术装备，拥有3 300多万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国家统计表明，2007年全社会研发支出达3 664亿元，国家财政用于科学技术的拨款达2 127亿元，应该说，我国的科技创新已具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另一方面，我国规模以上企业75%没有研发机构和研发活动。99，7%的企业没有专利申请和自主知识产权，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全国每年产生数万项科技成果，其转化和产业化率不到10%。这种不成正比的投入产出，说明制约我国科技创新的主要矛盾方面，已从物质条件的制约正逐步转为思想文化、体制机制等非技术因素的束缚。为此，提出如下对策。 3.1弘扬创新精神。培育创新文化 创新精神是科技创新的灵魂，创新精神说到底是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正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世界观的本质体现。创新文化是科技创新的土壤，土壤深厚成果才丰硕。但在思想文化战线，我们面对的是2 000多年封建文化的沉重积淀，封建文化残余的影响不容小视。这就要我们以思想解放大讨论为契机，深刻理解创新文化的内涵，并与我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比较分析，对其糟粕应坚决批判摈弃，对其精华应与创新文化加以有机融合，努力在思想理论、文艺创作、舆论宣传等方面确定创新精神和创新文化的主体地位，并在各级领导中带头加以宣扬，使之日益深入人心，逐渐蔚然成风。 3.2加强科学普及，提高科学素质 纵观世界科技发展史，科技进步总是靠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两轮驱动的。科技创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哪个方面，科学普及也会跟踪到那个方面。胡锦涛曾指出“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科技工作的两个重要方面”。但目前，相对科技创新而言，科普工作无论从领导重视程度、科普投入力度，还是人员队伍和设施建设，都明显是一条短腿。如财政投入，中央财政2006年对科普的投入还不到对科技投入的百分之一。科普工作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重要方面，要逐步消除国民科学素质较低对科技创新的基础性制约，实现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就要对科普工作高度重视，特别是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能真正如中央领导所要求的“像抓发展那样抓科普，以抓科普来抓发展”，全民科学素质才会在较短时期内有较大提高，中国的科学发展才有最为重要的坚实基础。 3.3明确创新主体。加快制度创新 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在现阶段，是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解放生产力的关键。体制机制问题，首先要有利于促进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通过体制机制的制度性安排，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骤：其次，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创新体系和市场激励机制;三是使创新人才包括创新型企业家的形成机制更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的规律。体制机制的创新，既要促进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进一步适应，更要改革上层建筑中行政管理体制甚至政治体制中对经济基础的不适应部分，使相关的机构设置、管理职能、运作程序等更有利于科技创新的需要。 3.4完善法制体系，营造法治环境 完善的法制体系是科技创新的根本保障。针对目前科技创新的法制体系不完善、不够刚性及国民的法治意识淡漠等状况，一方面要进一步修订和补充相关法规，并注意在立法中坚持与时俱进、科学合理、公平公正，防止部门利益法律化;在地方立法中要根据实际，使必须条款尽可能具刚性，使各方都有切实可依的法律准绳。另一方面，要大力开展科技创新法规的普及教育，使相关法规深入人心，从而切实增强法治意识。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 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创新驱动又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应系统推进，更要根据发展的不同阶段，抓住主要矛盾。现阶段，一方面，要下大力气继续抓好科技创新;一方面，要把更大的力量用于实现思想文化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才能取得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新突破。看了"关于创新科技论文题目"的人还看: 1. 关于科技创新的议论文 2. 有关企业科技创新论文3篇 3. 科技论文题目 4. 关于创新教育的论文 5. 关于创新的议论文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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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安乐哲的汉学研究评介吧。安乐哲是个著名的汉学家，在米国是从新儒家，在劳思光门下学习过。后来反对新儒家对中国经典的形而上诠释，以及一些政治上的原因，他和史华兹合作致力于中国文化原典的译介和中西比较哲学研究。著名的三部曲是《期望中国》、《道不远人》和《先贤的民主》。史华兹是哪个学校的我忘了。他们的合作哲学上主要是以过程哲学诠释中国古代经典反形而上学思想，政治上主要是鼓吹杜威主义反对单子论的民主，文化上主要是崇尚多元文化反对欧洲中心论。你可以把安乐哲的研究和其他汉学家比如葛瑞汉等人的研究进行比较，当然这个比较难。本科的话把老安的师承和主要经典堆堆就够了。硕士的话就钻钻他的空子，批评一下他的论述碎碎念，冗长；对中国哲学尤其是在宋明理学以下的形而上学倾向把握较少；对佛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基本没有涉及。西方评论普遍认为史华兹还是怀特海的哲学后裔，所以难逃形而上学倾向。其实我个人更喜欢法国弗朗索瓦.于连的汉学研究。他的书国内翻译了不少，但研究并不多。如果你中哲基础不错、西哲也有阅读的话就写他好了。
正确、鲜明阐述作者观点的句子，是一篇文章的灵魂、统帅。任何一篇文章只有一个中心论点，一般可以有分论点。论点应该正确、鲜明、概括，是一个完整的判断句，绝不可模棱两可。①正确性：论点的说服力根植于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而这又取决于作者的立场、观点、态度、方法是否正确，如果论点本身不正确，甚至是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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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2块地都被人挖的差不多了。不如结合你研究的心理学内容写写。比如，创造心理学看上去就很哲学，认知哲学、心智哲学都离不开心理学。尤其对创新的研究很热门。
毛思想·毛理想·毛心想·毛梦想·毛遐想·毛感想·毛预想·毛癔想·毛妄想·毛狂想·毛误想·毛错想·毛幻想·毛猜想·毛思想太伟大了——让他自己给拯渺小了毛思想太光荣了——让他自己给拯黑暗了毛思想太正确了——让他自己给拯错误了毛思想太伟大光明正确了毛行动太渺小黑暗错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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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管理课程论文参考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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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创客教育的众创空间与生态建构
摘要
该文结合创客实践和创客教育的特点，探讨众创空间生态的理念与模式，为创意、创新、创业教育提供支持。在创业教育的大背景下，创客实践在高校已成为教育变革的重要力量。基于创客模式的实践教育，从参与模式、学习内容、师生互动以及学习环境等各个层面为大学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思路。众创空间作为承载创客实践的平台，其核心要素包括合作社群、创意实践、开放资源和协作空间——合作社群是参与式创新的基础，创意实践则包含从课程、工作坊到各类交流与比赛，开放资源包括开源设备、工具和方法，协作空间以灵活多变的空间支持参与式的创新。四个核心要素相互支撑，形成了有机的生态系统。
关键词：创客；教育；空间；社群；生态
创客一词源于英文单词Maker或Hacker，指乐于动手实践和分享，努力把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的人。《连线》杂志前主编Chris Anderson[1]在《创客：新工业革命》中，将创客描述为：“首先，他们使用数字工具，在屏幕上设计，越来越多地用桌面制造机器、制造产品；其次，他们是互联网一代，所以本能地通过网络分享成果，通过互联网文化与合作引入制造过程，他们联手创造着DIY的未来，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TechShop的首席执行官Mark Hatch[2]在《创客运动宣言》一书中认为，创客运动的核心是更好地获取工具，获取知识和构建人人参与的开放分配系统。
一、创客空间的发展
创客早期的发展一直带有技术民主化以及反主流文化的特色。随着美国重塑制造业、中国从制造到创造的转变，创客迅速成为创新的核心力量。对创客的认知，需要结合创客空间和创客文化来整合认知。
密西根大学的Silvia Lindtner[3]归纳了四种创客空间的形态：早期会员制社群、网络开放组织、国际化的创客运动以及产品孵化平台。美国波士顿L0pht创客空间在1992年开始运营时便只对少数会员开放；建于1995年秋的柏林C-base则更倾向于公众化，目标是增加计算机软件、硬件和数据网络的知识和技巧，并且带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去推动互联网的自由化。该组织从事大量的相关活动，例如在儿童节，他们引进年轻人喜欢的机器人和计算机辅助设计主题。旧金山湾区的Noisebridge是一个备受赞誉的创客空间，引导了全球的创客空间运动。Noisebridge受到欧洲创客空间维也纳Metalab和柏林C-base的激励，开始于2007年，是分享、创造、协作、研究、开发、指导和学习的空间。Noisebridge还延展到世界各地的基层社区。目前大量的创客空间以初创团队孵化器的形式存在，如深圳的柴火创客空间，它在研究和开发领域也起到重要的作用。
《制作》杂志主编Dale Dougherty[4]对创客空间给出这样定义：“不同职业的具有创意的人们和社群聚集在这里，通过彼此分享，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将想法变为现实。”Kera.D[5]认为可以从一系列开源软硬件与数据等要素相关的共享技术、治理过程和价值观来定义一个创客空间。Noisebridge的创始人Mitch Altman[6]则认为在创客空间中人们可以通过黑客行为来探索他们热爱的东西，并且可以得到社区成员的支持，而黑客行为即指最大程度上提升自己的能力且愿意分享。
针对创客社区和活动，开放式的Hackerspace、Makerspace以及TechShop提供了创客线下聚集的场所，创客们通过举办工作坊、黑客马拉松、制汇节（Maker Faire）等活动来学习、团队竞技以及自我展示。TechShop是一个会员制的自造空间，它提供数字和机械制造工具来制造任何东西，包括机器人、登月飞行器、iPad套和手工商品等[2]。创客空间代表了设计、工程、制造与教育的民主化。创客空间是配备了工具的社区中心，通过整合制造设备、社区和教育，为社区成员提供设计、原型制造和创造作品的资源。这些空间有形式松散的个体共享空间和工具，运营方可以是盈利的企业、非盈利企业，也可以隶属于或托管在学校、大学和图书馆等[7]。
1、美国的推动政策
创客活动促进设计、制作以及科技工程学的发展，并能培育企业家精神。奥巴马政府在2012年年初为1000所美国学校引入创客空间，以培养新一代的系统设计师和生产创新者。2014年6月18日，美国白宫举办首届创客嘉年华，同时也推出全民参与计划，使更多的学生和创业者能接触到创客所需的工具、空间以及导师。这些政策包括：让企业支持学校的创客空间以及课外计划，企业员工可以休假担任导师，企业成为创客空间的“大客户”，就像福特与TechShop的合作伙伴关系，或作为多渠道零售商帮助消费者成为有创新能力的创客或初创企业。大学可以在招生环节中添加一个“创客作品集”选项（如MIT），同时在校园为学生和社团建立更多的创客空间，并在国家、区域和地方各级层面，支持更好的硬件和软件工具，如MIT FabLabs的设备。政府机构和社区团体可以实施类似生产设计聚集区的项目，让企业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或举措。在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和社区组织建立更多的创客空间，使大众能够有更多的接触创客导师和参与创客活动的机会。基金会和慈善家也要为有兴趣接纳创客的社区提供相应的资助[8]。
2、创客教育的特点
创客教育强调行动、分享与合作，并注重与新科技手段结合，逐渐发展为跨学科创新力培养的新途径。国外一些著名大学已开始将创客实践作为交叉学科创新、体验式学习的重要模式，如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了学生自主运营的创客空间MITERS，斯坦福大学变革学习技术实验室（Transformative Learning Technologies Lab）正在为全世界的创客空间和快速原型实验室创建开源课程（Stanford FabLearn Fellows Program）。
在创客实践中，学生被看作是创作者而不是消费者，学校正从知识传授的中心转变成以实践应用和创造为中心的场所。学术性创客空间和快速制造实验室迅速增多，学生们能够在其中开展课程项目和自我主导的课题，同时开展以内容及产品为中心的教学活动，这些空间正以创新的形式展示出对教育的价值。创客实践正在创造一种组织文化，鼓励学生参与其中并针对现实世界的问题提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4高等教育版）》中预计这一趋势会在三到五年内产生强大的影响力[9]。
二、创客与创业教育
教育是一个改变人类行为模式的过程。这里的行为指的是一种广义的行为，包括思考、感觉、以及明显的行动[10]。创业教育关注于学生在思考和认知上的改变，其所强调的是以创业精神带动行动和思考，并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创业教育成果，即孵化出成功的企业或企业家。
1、从STEAM到创客教育
早年被大范围推广的STEM教育经过演变和改进，加入“艺术”（Art）要素，便成为了STEA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Art，Mathematics）教育。STEAM教育与创客教育的相遇，将更全面地推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进程。虽然STEAM教育在欧美国家广泛应用，但是创客理念的加入，建立了学生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连接，同时也弥补了工程教育方面的不足。在美国，60多所高校已经陆续在校园里开设了创客空间。为促进创客运动在教育界的发展，斯坦福大学还设立了创客教育研究学术奖学金，以激励广大教育者去发掘创客运动在不同教育领域的应用。
创客教育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开创性个性。创客教育的理论基础建立在体验教育（Experiential Education）、项目教学法（Project-Based Learning）、创新教育、DIY（Do It Yourself）、DIT（Do It Together）等理念之上。同时创客教育注重教育体验的整体性，学习过程本身代替学习成果成为最重要的部分。教育专家Sylvia Libow Martinez和Gary S.Stage[11]总结了好的创客项目所需的八个要素：目标与相关性、充分的时间、复杂性、强度、合作、可获取的材料、可分享和新颖性。这些要素在创客教育课程的设计和开展中成为可参考的规范。欧洲科技展望研究所开发的“Up Scaling创新课堂”（CCR，Creative Classrooms）框架也由八个维度组成：内容和课程、评价、学习实践、教学实践、组织、领导力和价值观、连通性和基础设施[9]。此框架将无处不在的学习环境视为学习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可以随着时间推移对所处的情境和文化做出回应。模型的八个维度形成一个体系，鼓励基于信息技术的学习环境以多维方式拓展创新教学实践。
2、从创客到创业
自Milwaukee创客空间邀请公众参与活动以来，创客空间逐渐聚合成了一股强大的非学院派的学习力量。由此让很多大学发现其中的学习机遇，玛丽华盛顿大学的ThinkLab、斯坦福大学的FabLab都先后成立。自主自导的学习是创客在创客空间中的主要学习方式。创客之间的互动孕育出了一种动态的具有极高合作性的学习行为，团队的力量以及同辈的支持、建议和协助在其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学生可以自己控制和主导基于问题的学习。最终，创客空间会促进校际的连结，并推动合作项目的进行。
应对创新发展的需求，高校纷纷开展创业教育，将实践教育与社会、产业需求以及创新价值连接起来。创客作为一种人人参与创新的形式，成为高校一股新生的力量，从创意到创新，并为创业教育营造了更好的氛围。清华大学将“三创”（即创意、创新、创业）作为整合的视角来考虑，创客教育成为“三创”教育的重要连接点，创客实践一方面是自发将创意转为现实的重要模式，同时也创造通向创新创业的机遇。
3、从创业到开创
早期的创业研究一直处于经济学的领域，其出发点大都在探索创业者的角色、功能及其对竞技世界的贡献。近年来因管理学者的投入，其角度逐渐转向组织个体，思考如何有效进行创业决策与行动[12]。“开创”（Entrepreneuring）概念的提出，将创业动名词化，意在表现“创业”的历程化。从历程化的角度来看，结果不能作为判断创业成功与否的唯一要素，因为创业是持续的、与社会不断互动的行为。Hjorth和Steyaert[13]认为创业在本质上是“社会创造的形式”，不仅仅发生在商业领域，而是发生在社会整体之中。创业不只是表面上宏伟事业的建立，反而是从日常细微事物中制造差异，以量变带动质变的过程。创业也被看做是一种“对话式创造”（Dialogical Creativity），其发生且成型于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故事、戏剧、谈话、表演之中。Gartner[14]认为是行动造就了创业者，因此对创业的研究也可从分析创业者的行为出发。为此，注重参与和过程的创客实践，也在内在推动力方面与创业形成了密切的关联。
从夫之言性与道不可得而闻也看儒文化子贡曰：“孔子文章，可得而闻之，夫子言性与道，不可得而闻也。”儒文化的精华，不是它的三纲五常和道德说教，也不是它的礼仪典章和社会规范。它之所以长兴不衰，被广大人民所接受，是它对“天道”的把握和对“人性”的深刻认识。“道”，是我们终极关怀的对象，它“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这个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讲不明的本体存在，它是世界的根基，是万物运动和必然性的原因。它在物质中表现为特性，在生命中表现为本性，在人类中表现为个性，在社会中表现为伦理，在世界中表现为国家。一切个体只是它特有阶段的表现，顺其者昌，逆其者亡。“人性”，它包含了精神性和物质性，他寻找自我，他追求真理，他以道的规范身体力行，这是他精神性的一面；他适应环境，他追求利益，他被肉体的欲望拖着走，这是他的物质性的一面。每个人都在两极之间运动，这就是儒文化要求人们克己复礼，“灭人欲，存天理”道德说教。人不是他的身体，肉体的欲望干扰着人的意志的实行。人也不是他的思想和行动，思想和行动是服从他的理念的。人的本性和“道”是同一个东西，他能和“道”交往，他交往越深，得“道”越多，人格就越独立，主体性就越大。如果他少交往或不交往，他就缺乏人格，缺少主体性，只能随自然必然性驱使。孔子的文章，教导人们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人们看了就明白，如果能身体力行，就能成君子，成圣人。而为什么要这样做？孔子不是凭经验知识得来的，他是根据“道”的自我运动和“人性”的归真得出的结论。“天道”和“人性”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人们只能自己去领悟、去体验，所以说“夫之言性和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没有对真理的执着，没有人生的痛苦磨难，“道”是不可能与你相遇的。董仲舒、二程、朱熹之所以是大儒，他们对“大道”的毫不动摇和“人性”三品的一致认识上。儒文化关键是“天道”和“人性”，至于三纲五常、礼仪规范，只是适应当时社会的一些有效规定。得“道”者一通百通，孔子称自己不是多学而识之，“吾一以贯之”。所以能达到“随心所欲，不越规。”理性的人只能“学而知之”，他们不能融会贯通，不能理解“道”和“性”。感性的人学也不知，他们的悟性和理性被利欲所遮蔽了，他们要不犯错误，只有老老实实听理性的人和悟性的人，用外力来抑制感性的冲动。儒文化是“道”的学问，是本体论学问。人性只有达到“仁”，才能与“天道”沟通，与“天道”交往。“道”包容了世界万物，它爱万物就像爱自己的身体，人要达到“仁”这个境界，心胸就像“道”一样宽广，行动就像“道”一样公正。“道”是本体，是自由意志，人要达到“道”的德，他的认识就像“道”一样明晰，他的行动就会像“道”一样自然，他能像“道”一样自信，无往而不胜。“人性”有趋向“道”的一面，但人毕竟是自然的产物，他要在大地上生存，他有喜怒哀乐，他有七情六欲，“人性”又有趋向利的一面。谁不追求快乐？谁不追求幸福？谁不想占有财富？谁不想有权说了算。这种竞争势必造成社会的无序状态，国家的诞生就是“道”在社会中实行德的统治。国家的使命不是适应人们的自然欲望，国家是比人更高的伦理有机体，是“道”的现实化。人们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得“道”者，有堕落者，得道者对堕落者的统治，有德的人对无德的人的教育，这是天经地利的，这是秩序，是伦理。只有按照儒文化的社会秩序，社会才能和谐，人们才能各尽其才。所谓“君子”，他们是“学而知之者”，我们现在把他们称做理性的人，他们的处世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们是人道主义者，是文明的创造者。所谓圣人，他们是生而知之者，我们把他们称做悟性的人，他们的处世原则是“循道而行，不越规”，他们独往独来，是国家的决策者，因为“道”在他们心中。所谓的“小人”，就是学而不知者，我们把他们称做感性的人，他们的处世原则是“惟利是图”，这样的人越得势，国家越混乱，人性越堕落。董仲舒的性三品就是人性中的精神运动中悟出来的。“道”是隐蔽的、超越的，它始终如一，贯穿于一切事物之中，通过圣人、英雄来实现它的目的。“性“是内在的、先天的，它是理念，是规定性，是人们一切言行的根据。见性才能知天命，修身养性能使一个人的天赋充分得到发挥。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自由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理念。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争论的焦点之一。“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者凸现自由与儒学的紧张性，强调对儒学纲常伦理的批判是建构自由观念的前提，因而对儒学传统采取坚硬的否定态度。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般而言，虽不拒斥自由的精神理念，但其文化领域的强势卫道立场，使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也难以兼容。不过，20世纪后半叶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在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中出现了一些人物，他们致力于寻求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以摆脱“五四”以来的极端性看法。他们的努力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但从学理层面来看，儒学与自由观念现代连接在理论上的建构仍然十分薄弱。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何对儒学与自由观念的关系进行深度的理论分析以促进二者的现代连接？我以为，区分自由概念的意义内涵、范畴性质和文化特征将是问题讨论的前提。 在西语语境中，自由概念的意涵虽然复杂，但英国著名思想家互·伯林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划分，为把握自由概念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根据伯林的论述，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与两组不同的问题有关：前者涉及控制的范围问题，后者涉及控制的来源问题。正是基于对这两组不同问题的回答，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消极自由的内涵是；个人拥有不受他人控制独立地作出选择和活动的范围；自由本身不能不受到法律的限制，因为存在着与自由的价值同等或比自由的价值更高的价值；必须保留最低限度的自由，因而公共权力对自由的限制本身不能不受到限制。在此意义上，消极自由概念的实质是，个人自由应该有一个元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范围，因而应当在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社会的公共权威之间，划定一条边际界限。这也就是严复所说的“群已权界”之意。积极自由概念则与之不同，它源自个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愿望。它的内涵是，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是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别人意志的工具；我要做一个主动者，能为自己作出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上述两种自由概念不仅意义内涵相互区别，而且属于不同的范畴系统。消极自由涉及个体权利与公共权威之间的关系，处理的是社会政治问题，属于社会政治理论的范畴；它基本上不涉及意志自由的问题，不属于道德哲学的范畴。因此，J·S·密尔在其《论自由》一书中，开宗明义便指出其所要讨论的自由“不是所谓意志自由，……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①积极自由涉及个体“以自由意志追寻人生中道德的尊严与创造的意义问题，”②它以意志自由为根据，导出道德自由之结论，并由此引入政治社会自由的讨论。因而，积极自由主要是个人伦理和道德哲学的范畴。 本文作者看来，两种自由概念不仅意义内涵和范畴性质相互区别，而且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消极自由作为社会政治概念，它对个体基本自由权利的确认与维护，对公共权力侵害自由的警惕与防范，体现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历史要求，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是典型的西方文明的价值理念。积极自由作为道德哲学范畴，则有所不同。就其强调道德意志的自由、自主、自律而言，显然不能视为西方文明所独有的思想资源。 基干上述两种自由概念的解析，以下将从两个层面检讨儒学与自由概念的关系。 二 早在1895年，启蒙思想家严复在那篇著名的《论世变之亟》》里比较中西文化的区别时，就已经点出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由思想资源匮缺的事实：“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③谙熟西方自由思想传统、翻译过密尔《论自由》的严复，其立论的基本理论参照正是上述社会理论意义上的消极自由概念。问题是，从这一概念出发，判断儒学传统匮缺消极自由思想资源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从价值系统来看，儒学传统重视的是人伦秩序，如《礼记·礼运篇》》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就被称为十义，孟子也有所谓五伦之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腾文公上》）人伦秩序强化的是伦理规范、道德义务，不是政治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意识。在儒家人伦秩序的笼罩中，义务是第一次序的概念，人的权利意识则始终被压缩、消解在义务观念之下。随着人的权利意识的压缩与消解，自由的范围也就无从确认，因为自由的范围实质是人的权利范围。 就政治思维而言，儒学视野下的政治与伦理并无边界区分，政治生活不过是入伦秩序的延长。“在政治领域内，王或皇帝自然是人伦秩序的中心点。因此，任何政治方面的改善都必须从这个中心点的价值自觉开始。这便是‘内圣外王’的理论基础”①所谓“格君心之非”、“仁心仁政”、“正心诚意”，都只是对权力掌握者的伦理道德的约束与规范。这一思想基调使儒学传统内部始终无法形成一套系统运用法律、制度对于政治权力加以约束、制衡的观念。缺乏这一观念是儒学传统不具备消极自由概念的另一重要标志，因为消极自由概念的基本要义之一即是要通过法律、制度的约束以防范政治权力对自由范围的侵犯。 以社会功能来说，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儒学的社会功能逐渐定位于传统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论论证。董氏以“王道之三纲，可求干天”（《春秋繁露·基义》）揭开了合法性论证的序幕，儒学也由此开始了经学化的历史进程。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到宋学，经学形态的演变并未改变经学化的儒学所承担的社会政治功能。历史的经验表明，承担合法性论证的儒学支撑的是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政体。于是，在社会政治功能层面，儒学与消极自由的精神理念形成高度紧张和尖锐冲突，因为社会政治意义上的自由理念恰好是专制政体的对立面。这也是五四时期儒学传统受到政治自由主义者否定、批判的基本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主要不是价值评判，而是儒学传统匮缺消极自由思想资源的历史事实描述。陈述这一历史事实旨在表明，古老的儒学传统与现代性社会政治理念毕竟相隔甚远。因此，既不能从儒学传统内部单向地直接开出消极自由观念，也不能在二者之间进行简单的双向对接。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必须走出思想理论演绎的思维误区，建构于社会土壤条件的培育。这意味着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需要构筑相应的社会前提，而消极自由观念之精神落实干制度运作、其基础植根于市场经济是根本性的两个方面。这是因为，消极自由不仅是一套观念体系，更重要的是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制度框架、防止公共权力侵害自由的制衡机制。同时，消极自由无论作为思想理念还是体制结构，本身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换言之，市场经济是消极自由的观念和体制根本性的支撑条件。在非市场的经济条件下，由于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是社会资源的主要垄断者，是各种服务和就业机会的唯一提供者，它“拥有无限的强制权力”，消极自由根本就无从谈起。只有随着体制结构和市场机制这些相应的社会土壤条件的建构和培育，消极自由观念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儒学与这一现代观念的对话、勾通。 连接才能找到现实的支撑。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确实不是观念层两点一线的理论推演所能解决的，它本身是三点（市场经济及相应的社会政治机制一消极自由观念一儒学）之间逐渐调适的社会演化过程。 儒学传统虽然匮乏社会政治理论意义上的消极自由的思想观念，却蕴涵着极为丰富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这一思想资源集中体现为“为仁由己”的命题表达，其实质是对个体道德意志自由的确认与凸现。“发现道德意志的自由，并自觉到它的重要性，中国自孔子已然。这在中国史上，的确是一次极重大的发现。经此发现以后，人才有真实的自我，人的尊严和做自己的主人这些重要的人理才能讲。”⑤ 从儒学传统的历史来看，确认、强化个体道德意志选择的自主、自由，是贯穿其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孔子就再三强调“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以论语·述而》）、“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孟子把对“仁”的自我寻求扩展为对“义”的主动选择：“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皆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宋代理学家则进一步把仁确认为“天理”，使之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并强调对天理即仁的自觉体验、践履以及对私欲的自我舍弃、抑制：“仁者，本心之全德。……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朱熹：《四书集注·论语卷颜渊》）从先秦到宋代，高扬主体的道德自律，树立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构成了儒学传统中宝贵的精神资源。 儒学突出主体的道德自主、道德自律不仅在道德伦理层面展示出普遍的积极意义，而且在社会政治层面发挥着特殊的规范功能。如果说前者的普遍意义指向的是每个个体，主张人人皆为尧舜，成为君子、成为道德人；那么后者的特殊功能主要针对的是统治者，要求他们自我道德完善、道德自律，成为圣人。因而，一方面，成圣成德者方可为王，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构成获取、掌握权力者的规范模式S另一方面，“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朱子语类》卷一0八页），统治者要严于律己，正人正己。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统治者应当经常反省自身，检讨自己：“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己”，这样才能“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显然，高度强调权力掌握者的道德自律，“这是儒家政治伦理哲学所能达到的高层境界。”③从这一角度来看，儒学传统中丰厚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在政治领域中确有其正面的功能和意义，因为道德自律始终是约束权力掌握者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然而，如上所说，儒学传统始终混淆伦理道德与政治的边际界限，并把政治伦理道德化，由此却导致了其积极自由的道德资源在政治领域中的运用具有双重后果：一方面，积极自由所体现的内在的道德自律，在缺乏对权力的外在制度制衡条件下，作为对权力的道德约束，它在政治领域的功能发挥会遭到软化并最终归于无效。因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历史经验表明，对暴君昏君贪官污吏讲正心修身、道德自律事实上完全无用。另一方面，作为积极自由之体现的道德自主，在儒学话语系统中意味着克己无我、成仁成德，即成为圣人。但问题是圣人不仅要立己而且要立人，不仅要成己也要成物。立己、成已是存心养性、立修身之德，立人、成物则是事天济众、施教化之功。从立己到立人、从成己到成物，便是从内圣到外王的转化过程。这一转化赋予了圣王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主宰、道德教化的功能，即宋儒所说的“启众生之蒙，去众生之昏”。在圣王的道德主宰之下，个体完全丧失了作出任何道德选择的自由，只有“存天理，灭人欲”，只有彻底服从的义务。为了确保个体的服从和圣王的绝对主宰、统治，刑法与教化成为圣王不可或缺的两大统治手段：“圣王为治，修刑罚以齐众，明教化以善俗。”（《二程集·河南程氏遣书》卷二）前者是以刑杀人、硬性控制，后者是以理杀人、软性约束。这样，从圣人到圣王的转化实际上是圣人的道德自主异化为道德（教化）与政治（刑罚）双重专制的过程：道德层面的积极自由终于在社会政治领域走向了自由的反面。 由此可见，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犹如一把双刃剑：在伦理道德层面，它高扬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强化主体的道德自律、道德完善，具有政治伦理的规范功能；然而，在社会政治层面，它却最终导向道德与政治专制，走向自由的反面。笔者认为，化解这一双刃性的关键在干，设置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的边际界限，即把积极自由的意义功能定位于个体、定位于伦理道德领域。这样，一方面可以确保个体道德选择的自由，从而也有利于发挥道德自律的政治伦理功能。在此条件下，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资源，诸如自我节制、严于律己、正心修身、讲究气节等等，将在现代生活中包括对政治人格的塑造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则是避免个人道德意志的选择问题与社会政治问题的混淆，从而为消极自由观念的建构赢得独立的空间。因为上述概念分析表明，消极自由属于社会政治范畴，其指向是社会政治领域，涉及对个体基本自由权利的政治法律体制的保障，与积极自由所指的个体意志自由、道德选择无关。套用儒家的话说，消极自由是“治人”的范围，积极自由是“修己”的领域。把“修己”混同于“治人”，不仅会削弱、损害“修己”的伦理道德意义，更重要的是将妨碍对“治人”（政治法律）的制度性设计。总之，只有通过边界划分（伦理道德与政治法律）、功能定位（个体与社会），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资源才能获得现代意义，上述消极自由观念的建构才能赢得独立的发育空间。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结论是：在社会政治层面，儒学传统之社会必须外引消极自由的观念，并使其精神落实于制度运作、其基础植根于市场经济。在此条件下，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才能获得现实的支撑；在伦理道德层面，儒学传统之文化需要内接其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将其定位于个人，并为之设置伦理道德的边界范围，发挥其政治伦理的意义功能。这是儒学与自由观念现代连接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二者的有机结合将导向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政治与伦理、现代与（儒学）传统的相互支撑和双向互补。 注： [1]【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页． ②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申73页． [3]]《严复集》第1册，王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 ④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入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⑤韦政通：《属家与现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3页 [6]李锦全：《中国儒学与退溪学论人际关系的思想特点》《哲学研究》1987年第9期。
当今海外儒学研究·异域汉学家研究儒学的新动向·对传统儒学的新发掘
首先是儒学复兴的问题。由于中国近百年来处于西方经济、文化力量的夹攻之下，传统的思想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曾经一蹶不振，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儒学成为保守、落后、封建、愚昧的代名词。儒学经典的地位一落千丈，儒门冷落，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不仅儒学被彻底否定，而且连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也被说得一无是处;甚至出现“所有的中国书都不要读，线装书应丢到茅厕中去”的极端言论。面对着西方文化的挑战和儒学的失落，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哲学教授杜维明先生(美籍华人)坦然承认自己是当代新儒家，对儒家圣哲一往情深，发出了“儒家文化的第三期复兴”的预言。
杜维明认为，“五四”后的这七十年，除了西化思潮和马列主义之外，还有儒学的复兴。他在《大陆儒学新动向的涵意》中指出：应“把儒学、西化及马列看作三个鼎立的、互相抗衡的价值系统”(见《中国论坛》第319期，1989年1月)。并主张中国未来的希望乃在于马列、西化和儒家人文思想三者健康的互动，希望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对话，并在其中找到结合点。
所谓儒学第三期，就是以先秦西汉儒学为第一期，以宋元明清儒学为第二期，以近代的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开始的直至今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而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和创新的现代新儒学为第三期。杜维明认为，如果说儒学第二期发展是针对印度文化，或者说佛教文化的挑战，作为一个创造性的回应，即消化了印度文化，提出一套东方特有的思考模式，而影响超出中国的范围，在整个东亚(包括日本、朝鲜、韩国、越南)范围内成为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的主导思想的话，那末儒学第三期发展就将是对西方文化的一个创造性的回应。他在《从世界思潮的几个侧面看儒学研究的新动向》中论道：“儒学在二十世纪后期放眼二十一世纪有很多战场，有很多奋斗目标，我认为它必须面临着美国文化、欧洲文化、东亚文化(及工业东亚)的挑战。”(《文化危机与展望》，第429页)又说：“儒学应该对他们有启发，因为儒学是人文主义的，是入世的，是力求转变世界的，而对人的理解是全部的，既不排斥人的神性，又不排斥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不排斥人与人的关系。”(同上，430页)可见，杜维明把儒学第三期的发展放在世界文化架构中的重要位置上，这是他思想开阔和创造意识的体现。
然而，儒学第三期发展前景到底如何? 能否回击西方文化的挑战? 能否实现“儒学的复兴”? 1964年获得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博士并留校执教、取得永久居住资格的刘述先教授，也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中坚人物，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三期新儒学(当代)是否能够表现活力，就要看它能不能继承传统的精神，改造传统的内容，以应付西方的挑战。他在《论儒家思想与中国现实的互动关系》中阐述了新儒家必须作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对于儒家思想与精神的再阐释，使其赋有现代的意义，而另一方面是努力作自我扩大，吸收现代一些更合理的方式，而对传统进行解构与改组工作。”(《当代新儒学论文集》外王篇，第14—15页，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5月版)这种对传统儒学需要新发掘、新诠解的见解是合理的。
异域新儒家对儒学作了多元化的诠释，有了新的发掘。例如，杜维明在《儒家传统与现代化》中就把儒家传统与儒教中国严格区分开来，提出儒家传统是理想化的儒学;儒教中国是政治化的儒学。而儒学的理想化不是儒学的政治化;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中国的西化。他指出：把现代化混同于西化，是“五四”不少知识分子认识上的通病。他在《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中揭露说：“阻碍中国强大的进步的潜势和儒教中国的惰性有关，自然经济的保守思想是儒教中国重农轻商的组成部分，家族社会的封闭心理是儒教中国重礼轻刑的理论基础，权威政治的官僚主义是儒教中国重人轻法的必然结果。”(第122页)这就是政治化儒学的弊端。杜维明提倡理想化的儒学，而理想化的儒学就必须彻底批判封建意识形态或封建遗毒。他说，“因为我从1978年以来，常常讨论关于儒学的问题，关于中国传统的问题，过分地强调了传统中国的价值，特别是儒家传统的健康方面的一些因素……”因为“我所面临的多半是西方学术文化的挑战。……假如我生活在另外一个环境，而有相当长的时间这个封建意识形态在我们社会里所发挥的消极作用，那我的注意力一定会转向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甚至不会过分地强调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重要性”。这里涉及到对儒学的批判与继承的关系问题。杜维明认为，“这个封建意识形态，如果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积淀，它既然进入到我们血液和骨髓，发生化学作用，发生消极作用，那么，要想像包袱一样抛弃，根本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 杜教授提出了两个渠道同时并进的解决方式。一是引进西方资产社会所代表的价值，如个人主义、竞争等;一是从传统自身引出源头活水，否则就没有自我主宰的基础，没有真正的认同感。他说：“自我主宰的方向性必须从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现实中涌现出来，这个自我主宰也是建构新文化的认同。”(以上引文均见《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第115—11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总之，既要继承儒学的优良传统，又要批判地继承传统;既要引进、吸纳西方文化中一些价值泉源，同时又要扬弃批判其浮面现象。这样才能发展、创新理想化的儒学。这就是杜维明所要“复兴”的儒学。用杜氏的话说，就是我们“不得不作番掘井及泉的工夫让儒家传统的源头活水涌到自觉层面”，并且“通过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儒学才有创新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李毅《中国社会主义与现代新儒学》，第354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其次，是对儒学的新诠释、新发掘的问题。异域新儒家从解释学的道理上把传统儒学中具有生命力的思想，用现代的思想和语言加以创造性的转化。例如，他们对于孔子儒学之核心思想的“仁”，赋予了现代的价值和意义。
新儒家陈荣捷(美籍华人)在《儒家仁的概念的发展》(1955年《东西方哲学》第4期)一文中重新诠解了孔子的“仁”，指出在孔子以前，人们是在统治者对人民仁慈的特殊意义上使用“仁”的概念，而孔子则是“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把仁作为无所不包的、最高的美德的总称，作为排除一切恶的广义的“仁”，它包含了孝、礼、勇、忠等，它需要做到恭、宽、信、敏、惠等。这就相当于基督教中的上帝，是一切真、善、美的源泉，又是所有真、善、美的具体体现。但孔子从未给“仁”下过定义，这正是孔子思想的“深邃之处(见《中国哲学杂志》1975年第2期，《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仁的解释》)。因为在陈荣捷看来，孔子不把仁的含义固定下来就为后人对仁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例如，在孔子后一百多年的孟子说，“仁者，人也”(《孟子·尽心下》)，“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这就把仁诠解为人心了。到了汉儒董仲舒就提出“仁”是“为人”，即“为他”。董仲舒说：“仁者，怛(忧虑)爱人。谨翕(敛)不争，好恶敦俭，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陂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如此者，谓之仁。”(《必仁且智》)这就把孔子的“修己”和“爱人”的思想继承并发展为与他人“无争”，宣扬人不要有“伤恶之心”、“隐忌之志”、“嫉妒之气”、“感愁之欲”等。陈荣捷把它诠解为“为人”、“为他”，而且进一步认为南宋新儒家朱熹以生生解仁，是“对孔子以来各家仁说的最高、最准确、最深刻的概括”(《现代新儒学在美国》，第114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也就是说，“仁”不仅具有社会性，不仅是关心、爱护、帮助他人，而且是生命，是创造。因为在理学家朱熹看来，“理便是仁、义、礼、智”(《语类》卷三)，“宇宙之间一理而己，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朱文公文集》卷七○)。这就是说，理是唯一存在的，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仁”也就是理创生的。“仁即创生，是生生不息，它体现了宇宙最根本、最普遍的法则，即创造的法则……这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永恒的价值与意义。”(施忠连《现代新儒学在美国》，第114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异域当代新儒家杜维明在肯定传统儒学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时也指出：儒学的基本精神是以人为主，即“它讲的做人的道理，可以适用于全人类。它的价值取向，在于如何使人深入到身、心、灵、神各个层面进行通盘的反省，在于促进人格的无穷无尽的发展”(《儒学传统的现代转化》，第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主持者刘述先也说：“孔子所教所依附的社会网络，到现在已明显地过时了：今日既已无君可忠，君臣关系自谈不上天经地义了。但人心中所具有的‘仁心’之感受，也不再适用于现代人吗? 不!可见孔子思想中有与时推移的成分，也有万古长青的成分。”(同上，第517—518页)
笔者认为，上述这种见解不无道理。这是从变与不变的“理一分殊”上发挥儒学传统文化中的“仁”对现代化的作用。传统文化中的“仁”，作为个体人格的最高境界是包括克己复礼、爱人、孝悌、忠恕以及敬、勇、宽、信、敏、惠等众多道德条目的总和，这要“为仁由己”(《论语·颜渊》);作为如何对待别人，孔子的原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也》);“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即爱憎分明，正确待人。
异域的不少新儒家认为“仁”的阶级内容变化了，但“仁”的“修己”、“为人”、“为他”的精神则是永恒的，对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有它的价值。这是难能可贵的见解。比如，在市场经济卷起人欲之海千重巨浪的当今社会，我们应该既要讲经济效益，又要讲效益的仁义道德。
我们讲时间就是金钱和效益就是生命的同时，应该实行儒家的推己及人之道，即我的时间是金钱，则别人的时间也是金钱;我的效益是生命，则别人的效益也是生命，不能牺牲别人的时间和效益，来谋取一己之私的时间和效益，这才符合儒家的德业双修的传统文化的精神。
陈荣捷还把朱熹关于儒家生的观念和道家的“柔弱者生之徒，坚强者死之徒”(《老子》76章)有机地联系起来，他在《朱子评老子与论其与“生生”观念之关系》一文中说：“(朱熹的)《仁说》通篇未尝引用老子半语，然(朱熹的)《语类》云：仁是个温和柔软底事物，老子说：‘柔弱者生之徒，坚强者死之徒’，见得是。盖谓仁之能生，以其为柔，从来儒家绝无此说。”(见台湾《清华学报》新11卷第1、2期合刊本，1975年12月)这就肯定了朱熹给老子应有的声誉，并把朱熹哲学与道家相联系，有着中华文化的两家主干兼收并蓄的理路。
杜维明还对儒家的为人之学作了新的阐述和更深的发掘。传统儒学特别强调读书学习的目的性在于学为人，即学为圣人，以修身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杜维明认为，为人之学是东亚传统的核心价值之所在，它的根本意义就在于以东方特有的方式回答人类的终极关切，诸如：世界最真实的、最高的存在是什么? 生命和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怎样才能成就真实无伪的人生? 如何认识和对待生与死的问题? 如何处理我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等。西方许多学者认为孔子儒学对死与鬼神不感兴趣，只关心现世人的生存问题，不如西方的宗教对人类的终极关切和全面关切，因此儒学是狭隘的、有限的。杜维明反驳了这种观点，指出：“在儒家的传统里，学做一个完善的人不仅是首要关切的问题，而且是终极关切和全面关切的问题。”(见《儒家思想新论》中文版，第49页)杜维明认为完善的人是人性的全面实现，是把希望寄托于人的自身，在日常生活中寻求生命的终极意义。但为己之学不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而是自我实现，即人性在现实世界中的展现，开拓自己内在的无尽的精神力量，发掘自我固有的价值，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杜维明还指出内省是儒家大力提倡的精神修养的方法和成人的途径，在现代社会对于人的精神的发展仍有积极的作用。这就把孔子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作了更深的发掘，使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和孟子的“居仁行义”为现代人的人性修养服务。
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成中英，是海外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之一。他创立了把中国哲学世界化、把世界哲学中国化的“本体诠释学”。
本体诠释学是讨论本体与方法的关系的学说，是把本体与方法结合在一起的哲学理论。在成中英看来，本体指世界的真实，似指实在;诠释“就是一个本体意识的发动，进而成为理性知觉的过程”(《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第117页)。也就是说，作为实在的人的本体意识，对你所得到的知识(即解释)达到理解(或了解)的过程。这种了解是意义问题，是评价问题，是价值判断问题，是开放的理性化过程。
成中英还认为中国的理性不同于西方的理性。“中国人基于一种整体本体的思考，理性趋于具体化。而西方人则趋于抽象化。例如，中国的抽象理性的哲学中“不把哲学自身当作一种演绎的理性活动，而是影响和指导人的活动之一种综合的道德成就”(同上，第98页)。而西方哲学特别重视方法，方法的更替是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动力。例如，古希腊哲学家把方法当作对象，产生了逻辑;基督教神学也是方法意识的产物，用启示的方法来反省人类终极原因和存在的源头。近代笛卡尔就是以怀疑法奠定了西方理论哲学的基础。总之，西方哲学在不断寻找新的方法，不断地反省理性，因而不断产生新哲学。而中国传统的体用不二论，主要是一种本体论。中国哲学主张体用一源、体用不二，认为用是体之用，体是用之体。成中英说，我的本体诠释学最主要的目标是肯定“本体是一元的，方法是多元的，多元的方法要在本体的过程中去实现。如何在本体的过程了解方法的多元，了解本体本身，来实现终极的整体意识”(同上，第280—281页)。这样，他的“本体诠释学”既是他的哲学本体论，又是他的哲学方法论，“是一种认识方法的方法论，也是掌握本体的本体论”(同上书，第259页)。七十年代欧美学术界重新提出了文化多元论，成中英也强调了中国哲学作为认识世界方法的方法论也应是多元的，但又强调地指出实在的本体是一元的，所以，他的“本体诠释学”既是本体与方法结合的哲学理论，又是中西哲学有所结合的创新。
因为在西方哲学中，从柏拉图到现在，都是认同：知识的模型要像数学一样严谨;把数学的模型，把理性的内在的完整性当作知识的最后标准，即精确和结构的完整。但是，现实的经验本身并非数学，并不是像理性一样规范的概念。所以西方的抽象的理性主义无法掌握真正的经验。成中英反思了这种理性主义，提倡诠释、“解构”，这是理性的开放。而且成中英还从中国哲学中找到了解释西方哲学问题的重要工具，这就是“易”学的启示。成中英在《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一文中说：“中国哲学正是强调完整性、变动性和内部转化。代表这个潮流就是《易经》哲学。《易经》本身包含了内在的理性，也包含了内在的本体意识。它肯定了一个变动的不变与不变动的变，它要肯定一个全体大用和一个整体一元。……在体与用上面，在方法与本体上面，恐怕再没有一种哲学有《易经》那样的灵活性、生命性。”(同上，第283页)又说：“整个理性面临着本体与方法的冲突，在西方还没有发现一种哲学来解决这个冲突，而《易经》哲学在这当中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同上，284页)也可以说，中国哲学是本体化的，西方哲学是方法性的。因为成中英认为“西方很早就把理性当作内在自主的活动，所以理性包含着一个辩证的过程，其自身的发展受历史发展的影响不大。它的发展代表理性不断地一种突破，也就是方法意识的不断突破。……与之相反，中国哲学中的方法潜藏在本体意识中，并不把方法脱离本体意识加以独立考虑。……所以中国人的方法往往是要解决现实问题、受现实条件的影响”(见《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第151页)。所以，成中英认为“中国人是本体的，西方人是分析的。……中国人重视整体的和谐，西方人重视分析的差异。……中国人强调从多归结到一，统一的观念非常强烈。”相反，西方人强调“由一到多进行分析。要了解一个事物，首先要了解它的结构、层层深入”(同上，第152页)。同时，“中国的实用主义，是人格修养的实用主义。……西方的实用主义是功利的，……这和儒家所提倡的，讲究过程、境界、精神状态的修身养性的实用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同上，第153—154页)。成中英在比较中西文化区别基础提出的“本体诠释学”的首要意义在于希望主、客体能够相互解释和结合;强调既能相互解释，又能重物重人，起了开放理性，沟通中西哲学和重建“新儒学”的作用。
美国费城天普大学教授、海外当代新儒家傅伟勋(华裔)也提出了“创造的诠释学”，即“中国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论”。他《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一文中认为“中国文化重建课题的最大关键是在，我们能否与愿否培养多元开放的文化胸襟，大量吸纳优良的西学之‘体’到我们的文化传统”(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6年版，第58—59页)。他分析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史，认为“传统以来过度的华夏优越感”常常“构成我们拒绝外来文化的一大因素”(同上，第55页)。同时，他又在美国《知识分子》1987年冬季号中指出：“只要有助于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之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西学西潮不论体用，皆可吸纳进来，而与中学融为一体。”(见《大陆讲学三周后记》)他的“创造的诠释学”对自由主义派的“全盘西化论”和“中体西用”的文化路向，都有针对性的批判作用。
1、《携手创新，共建和谐社会》。
2、《创新是梦想和现实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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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社会需要创新，我们最讨厌的就是一成不变，循规蹈矩，被各种各样的牢笼所束缚了。以下是我整理的关于创新的议论文题目，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关于创新的议论文题目：谈创新 有一个词在网络这个交流平台上总是被屏蔽——抄袭。所以我一般用借鉴加上引号来代替这个词。当然与之相对的还有一个为人所津津乐道的词，创新。 何为创新?创造新的东西，便是创新。历经前人所没有经历过的，那便是创新。创新不仅仅是个人，还有民族，还有世界。创新的力量，便是支持着一个人活下去的动力，那是支持一个国家站着发展的动力，那可是推动了一个时代被尊崇的荣耀。 其实我想说一句真实的话。与国界无关，与尊严也无关。 很多人说不支持国产就是卖国。其实不然，这样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国产怎么支持。动漫抄袭，产品抄袭，很多人大言不惭的称自己为国漫、国产救星，那么你们怎么拯救?不思索怎么创新，只会一味的贬低外国产品?好吧，谩骂也是创新。那么，只会一味的贬低外国产品不去行动这叫创新?其实贬低国内产品的人也有错，你们争吵的这些功夫，已经够国外有多少东西被创造出来上市了。 我其实很期待“中国制造”可以变成“中国创造”，我也曾欢欣的想过，如果真的创造出来会如何，我也这样的希望过，中国不要因为那些丢人现眼的家伙而背负上抄袭的骂名。 我希望创新，我也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创新的主力大军。 创新，每个人都可以创新，只要你愿意创新，如果你想有创新的能力。你暂时比不上别人不要紧，那么为什么不努力?为什么要去抄袭?为什么不用创新去证明自己。 有些人让自己的名字成为抄袭的代名词，被人嘲讽还好意思去告别人保护自己的版权。有些人甚至支持抄袭者，说被抄袭是那些原创者的荣幸。这算什么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人怎么可以活下去，一个没有创新力量的民族又如何屹立于民族之林?一个没有创新的时代又如何永远留在后人的心中? 创新并非遥不可及，只是人们不愿去触碰它可以带来的辉煌，他们选择与它背道而驰，获得短暂的荣耀，却背负上了道德和法律的枷锁，永世不得翻身。 创新真的就这么难么?创新所带来的，为何不去接受。创新是不竭的动力，它的力量真正显现的时候，连天地和时光都要为它停下脚步，为它高唱赞歌。 创新的力量可以使一个时代成为荣耀，可以使一个国家挺起脊梁，可以使一个人收获他所没有的荣耀和地位，创新的力量可以从头到尾的改变一段本无法触及的命运。 它让我相信未来，它让一个国家有未来，它让世界为之震撼，它让时代为之崛起。 关于创新的议论文题目：换一种角度去思考-----创新 现在是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高科技﹑生物工程﹑航空航天技术，一切具有跨时代气息的词语，接踵而来。“创新”无非是经济腾飞的原动力，一切伟大的创举皆始于“创新” …… 创新的精髓就在于“新”字，新的方法，新的思想，必定是前所未有的。创造性，新意，抛开旧的事物，创造新的事物，这就是对“创新”的解释。但内在的，更深层次的，“创新”一词在生活中的表达意义就是-----换一个角度去思考。 如果把人的大脑比作一架正常运作的照相机，也许在当我们使用它是只是单纯地拘泥于一种模式的拍摄，单纯的拘泥于一种角度的记录，那么拍摄出的景色永远只是那样平凡，毫无视觉冲击;但当我们换一种角度去拍摄，换一种姿势去拍摄，那么在这个独一无二的视角下产生的照片必定无与伦比，精彩无限…… 也许，在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中，人们都忽视了“新”的存在，都忘记了要去“创新”，或认为生活很平凡无“新”可创。这是极其错误的想法。“新”就在我们身边，“新”随处可见，更重要的是你是否有一双善于发现“新”的眼睛，有一个善于多角度思考的脑，有一颗善于创新，勇于创新的心…… 不知道你留心过苹果中藏着的秘密没有。也许你曾经不知吃过多少个苹果，通常的做法是从苹果的茎部切到底部的凹出，倘若横着切开呢?横着切开是什么?是一个清晰地五角星图案。 是的，苹果很普通﹑平常，但是知道苹果的“秘密”的人却很少。人们只是局限于常规的思考﹑行动，很少有人想过换一种方式去切苹果。既是一个人一生吃过再多的苹果，然而就在举手投足之间和这个再简单不过的发现失之交臂。 展望我们的现实生活，困难重重，艰难重重。困难就像一扇铁门牢牢地把我们锁在里面，而创新就像是一把开启铁门的钥匙，能助我们脱离险境。如果我们当时只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使用蛮力，使用寻常方法去打开这扇铁门而不是换个角度思考，另择出路，那么最终我们将被锁死在门后。其实“乌鸦喝水”也是这个道理。如果乌鸦没有在尝试了一次的情况下，换角度思考，它最终也不会喝到甘甜的溪水…… 虽说，婴儿生下来时，没有生活经验，眼中的景物皆是倒像，但我们为何不像婴儿一样换个角度观察，换个角度思考呢?相信这里面一定别有洞天吧! 关于创新的议论文题目：在创新中进步 鲁迅先生曾说过：“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鲁迅先生还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如果没人去开辟没人去走也便就没有路，第一走的那个人就是敢于创新的。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卖猪肉的清华才子陈生，他是个十分有创新意识的人，他的思维和普通人的不一样。毕竟作为清华毕业生，在常人眼里再怎么说也不可能选择去卖猪肉，也正是因为没人走这条路，陈生勇敢地迈开了第一步。当时他是不被家人支持没被朋友看好的，都觉得这是个没前途的行业，他曾说过卖猪肉比卖电脑更有技术含量，这不仅是大学生没看到的，还是卖猪肉的也不会分析到的商业模式。，他在短短一年内开设了近100家猪肉连锁店，成为广州乃至广东最大的猪肉连锁店，被人称为广州猪肉大王。这足以证明他的成功，正是因为他的成功为之后的毕业生提供了创新创业的成功例子，并且会有人跟着他的脚步走。 除开清华北大的传说，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富有创新理念的普通人。比如我的数据库老师他是个研究生，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现在被很多人调侃的职业搬砖。那时他的家人对他已经不报任何希望了，他自己却干劲满满工作了两年，后来因为工地的原因他无奈被迫失业。之一段时间他做了很多其他职业，最后才做的老师，他的教学经历不长，但今年的颁奖典礼上他是最优秀的教师。这还得感谢他的第一份搬砖职业，正因为有这份经历，他给学生讲课思维很活跃，讲课方式也很形象的用工地的各种事物做比喻，这使抽象的数据变得简单易懂，所以他的教学质量是非常高的，这何尝又不是源于创新而获得的成功呢? 如果发展中坚持的是一成不变，一味模仿，那就不叫发展，只能算是时间的流逝，社会是在创新中发展的，没有创新社会就不会前进。没有创新的人就如活着没了灵魂;没有创新的企业就如楼层没有阶梯，有创新才会进步。 路是人走出来的，不要等着别人去走，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这样做，那么这世界上就不会有路，要勇于创新，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某条路的鼻祖。 猜你喜欢： 1. 描写创新的议论文作文4篇 2. 创新议论文800字作文 3. 关于创新的议论文5篇 4. 高中作文关于创新的议论文4篇 5. 成功源于创新的议论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