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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不研究就想交功课？想跟社会上那些拿着文聘找不到工作的人一样后果吗？现在的企业招工说是要什么什么专科生，实际上是不看文聘的，而是找个专业人士问你一些比较有深度的问题。看你熟知的程度和理解的深度。所以那些有文聘没文化的人是找不到工作的。
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1、服装的构成要素，颜色、结构构成、样式、搭配原则等。2、当地的环境要素：地形、气候、水文、植被、风俗、信仰等。从以上两点入手，研究服装要素、地理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 个人观点，希望能够帮到你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过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万年。我们的祖先在与猿猴相揖别以后，批着兽皮与树叶，在风雨中徘徊了难以计数的岁月，终于艰难地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懂得了遮身暖体，创造出一个物质文明。然而，追求美是人的天性，衣冠于人，如金装在佛，其作用不仅在遮身暖体，更具有美化的功能。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沉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中华服饰从最初形制“衣裳”到清末，虽然随着历史的沿革朝代的变迁，少数民族文化的浸入，服饰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从春秋战国的曲裙深衣，魏晋时代的大袖袍衫，唐代的圆领窄袖袍，一直到宋代人的圆领大袖袍和清代的马褂长袍……总的形态体现了宽大的特点，与表现人的形体相去甚远。一些颇有见地的西方服饰大师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传统服装明显流露出“温顺”的精神。换句话，就是缺乏个性。从中国文化看，要在中国产生出这样个性鲜明，特别能显示男性色彩的领带，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文化的角度看，领带只能从外国传入。 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服饰的文化史观总是鲜明地体现了时代的特点、民族的特色，总是充分地浸透了文化的主体特征。只有当一个民族从心理上开始思索反对旧的传统时，包括服饰在内的外在文化层面也随之改换面目，从而鲜明地反映出新的文化观念。 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许多有识之士走出国门，寻求国家发展之路，他们回国时，也带回了西方文化。从此伴随着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人的政治、思想文化观念也得到了改变，在服饰方面也开始向传统挑战，出现了西装革履、礼、帽、领带，短装长裙等等。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和经济的贫穷，加上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中国西装、中国领带一直步履艰难，形不成气候。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中国人接受了中山装。这种服装具有近代西式男子服装的特点，它省去了个性鲜明的领带，体现着中国传统服饰的观念，服装的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五个扣子表示“五权分立”，袖子的三粒扣表示“三民主义”，中山装与西服领带相比，透露出中国人含蓄、端庄、文雅的一面，又显示出封闭、保守的另一面，这一着装一直影响到本世纪80年代。
服饰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必不可少的日用品，纵观人类发展史，原始社会时期，原始人类用树叶，动物的皮毛遮蔽身体，保暖防守之用，在此时期，已为以后的服装发展奠定了基础，封建社会时期，人类用麻，线纺织出了布料衣物，而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服气发展为一个繁荣时期，而在中国，更可见其辉煌。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分布不均，形成了全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而我国民族服饰也如同花海中的花朵，各有风姿，各有千秋，各自闪烁着光彩，散发着其独特的民族气息，民族服饰，民族文化与地理环境有着深远的关系，各地自然条件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生产特点和生活习惯、生产、生活方式，孕育了各具特色，就地取材，有其独特文化历史渊源，因地制宜的服饰。我国山区面积广大，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地形复杂多样，各地形区有着不同的特色民族服饰，其中我国较为典型地区为东北地区，高原地区，西南这三个地区。东北地区地处在中高伟地区，气候较为寒冷，人们冬天常穿皮衣，除毛皮具有良好的防御保暖性能外，更因当地自然条件不宜植棉，而在严寒气候条件下，兽类的皮毛长得特别丰厚，保暖防寒性能好。例如，大兴安岭，一带的鄂伦春族，“食肉寝皮是鄂伦春族的传统生活方式，在长期的游猎生活中，鄂伦春人独具匠心创造了极富民族特色的毛皮服饰文化，他们的服饰，上至帽子，下至鞋袜，乃至各种寝具、生活用品，都多用毛皮为原料，因为“林海雪原”为他们提供了熊皮等兽类皮毛。俗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生活在乌苏里江畔的赫哲族人以捕鱼皮，兽皮。因此，他们的衣服多由鱼皮制成，由以上例子，我们可知，服饰的特征与当地的气候，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关，也难怪，东北地区的居民总是给我们一种十分厚重的感觉。东北这样的平原地区尚且这么寒冷，更何况高原地区，而高原地区特有的服饰，也为中国的民族服饰平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高原上的民族，都有穿皮长袍的习惯，高原气候变化无常，白天日照强烈，气温上升，夜间气温骤降、寒气袭人，所以常常用“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这句话来形容高原上的人们的生活，高原上的牧民，多穿着皮制长袍，既耐严寒和飞沙走石的 侵袭，又能在游牧途中的夜间当防寒的铺盖，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西藏，是藏族的主要聚居地，他们的服饰主要是长袖，宽腰大襟，即使在夏天也多穿长袍，白天在烈日下，将一只胳膊露出皮袍外，行走劳动时，干脆将双袖扎于腰间。一旦天气骤然变冷，可将胳膊穿进袖筒，以适应高原多变的天气。位于西北地区的蒙古高原上住着善于骑马的蒙古族，他们的服饰以长袍为主，袍的腰身肥大，男女长袍都不开叉，以利于骑时，护膝防寒，衣袖俏长，骑马持缰绳时，冬季可御寒，夏至季可防蚊咬。蒙古人穿的皮鞭，有翘头的适宜在深草中行走，圆头的适于在浅草或无草区行走，因此，我们可知蒙古人们的服装设计主要与骑马和防寒有关。西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分布最多的地区，因此，民族服饰多种多样，因他们的生产、生产方式、文化因素而各不相同。彝族不同支系服装各异，有其独特的文化渊源，凉山地区彝族男子保有着古代遗风，他们在头顶前脑们蓄一绺长发，象征男性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彝族俗称“天菩萨”，川、滇大小凉山彝族男子喜爱用青布或蓝布包裹头部，并在前额处扎出一长锥形结，以表示英勇威武的气概，习称“英雄结”，大小凉山山势险峻气候寒冷，当地彝族群众故用毛毯护身，俗称“擦尔瓦”，擦尔瓦是用羊毛织成的披衫，有白、灰、青等色，上部用羊毛绳缩口，下部缀有须，制作一条擦尔瓦，往往要用几个月时间，彝族人的擦尔凡一年到头不离身，白天御风寒、夜晚当被盖。西南地区还有一个很具地方特色的民族，就是哈尼族，哈尼族服饰无论在原料、色彩、款式、装饰手法等，无不与梯田农耕生产密切相关，以梯田农耕生产和梯田文化，为主体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决定了其服装的改良，发展均以反映，梯田文化内涵，适应梯田生产需要为原则，哈尼族崇尚黑色，哈尼族无论男女，其服装均以黑色为主基调，这是其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沉重感和审美的心理要求以及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程度及哀牢山自然环境和梯田稻作农业所决定的，哈尼族以梯田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黑色，对高山农耕生产者来说在保暖，耐脏，耐磨等方面都有独特优势，另外，这一习俗，也是地理环境，社会生活的封闭以及“避世深隐”的民族心理，落后的传统原料和印染技术的客观体现。哈尼族服饰的款式设计也以适应梯田农耕生产为主要原则，其男子的服饰以紧身短衣宽松衣裤，短衣斜襟无领月夜下一扣紧衣，外配一坎肩，坎肩无扣，长裤为大腰，大裤脚，直筒裤，上紧下松的服装特点：一是为在山高谷深的自然环境中上坡下坡行走方便，二是便于梯田中的生产，体现出哈尼族对于哀牢山自然环境，与梯田稻作农业的适应性。哈尼族服装上的装饰，是梯田农业的记录和象征，例如：哈尼族衣服上绣制的图案与银饰的排列，就像层层梯田一样重重叠叠，可见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从上述例子中，我们知道了地理环境对人类服饰，生产生活影响，也共同见证了人类服饰的繁荣，以及中国灿烂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是中国悠久历史的见证，应将其发扬光大，促进其进一步繁荣与辉煌。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民族，5000年的文明孕育了独特的中国文化，由于儒家思想在古代中国占有主要地位，因而，中国的服饰形制也被打上了深刻的儒家“烙印”。儒家重礼仪，讲求中庸之道，所以，中国的传统服饰始终以繁冗，宽博的主要特征出现。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服装的深厚文化底蕴，当东方文化与西文文化交汇时，中国传统的服装与西文服装体系相互交融，使得服装界更加注目于东方古老的文化精粹，使得服装舞台上的东方情结闪烁不灭。在现代服装设计中充分将传统中装中的式样、局部、面料特点、图案和各种小的元素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伟大民族精髓在时装舞台上刮起了长久的中国风。 你是否注意到这股浓浓的中国风情——在衣、食、住、行等方面越来越备受注目。东风西渐，悠远的东方文化已不再只代表传统和国粹，她正快速成为一种流行于国际的时尚，即使是年年都以迅雷之势推陈出新的时装界也常常驻足于东方情结，从中汲取灵感和创意。 一 中国传统服装的深厚底蕴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历朝各代的服饰均有不同的典制规定和风俗习惯。由于儒家思想在古代中国占有主导地位，因而中国的服饰形制也被打上了深刻的儒家“烙印”。儒家重礼仪，讲求中庸之道，在这种独特的人文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的着装特别讲求和谐、融洽，传统服饰表达出规整、含蓄、端庄的民族性格。5000年的文明史孕育了独特的中国文化，服饰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是一个有节奏的生命，传达出时代的脉搏；更像是一面镱子，准确、清晰而客观地反映着历史。 古代的中国是一种自给自足、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社会，散漫的小农生产方式使人们的生活节奏缺乏工业社会那种统一性和紧张感，处于一种闲在而近乎平庸懒散的状态，在缓慢中前进。于是，人们内心渐渐形成了一种“舒缓”的心态，进而以庞大、宽博、繁冗为适应，也即为美了。中国古代传统服装的特点：平稳而单纯，其线条平直，手臂平伸后与身体的直线形成垂直的交叉，这种基础的造型形式显得尤为实在和稳定。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服装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可以用程式化的宽体式样，平面化的裁剪结构，装饰性的服用材料，精致的服装配件和含蓄美的社会理念来进行最简化的形容。 二 中国传统服装体系与西方服装体系的融合 传统的中国服装相对于西方服装体系以人体为根本，立体结构为基础，注重个性装饰和新奇多变的社会流行而言，在20世纪后期，西方衣着模式成为全球服装标准的前提下，很多因素明显无法在短期内与现代流行相兼容，这就需要对中国服装传统进行再理解，利用设计艺术进行再整合，通过流行服装载体进行再演绎，制造服装商品进行再推广。 近几年，中国的时装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力的设计师，这大大地带动了中国时装业整体水平的提高，当然，生活质量的提高是刺激时装业发展的根本因素，人们有了更多的钱去消费最新的时装，也有了更好的心情去尝试不同的风格，尽管国外的时装品牌充斥中国的服装市场，但“中国情结”仍是许多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心结。于是“唐装”、“旗装”悄然兴起，并逐渐拥有自己的顾客群体，风韵独到的“中国化时装”开始形成自己的市场。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服装的流行周期也越来越短，同时世纪末的临近，使人们引发了悠古的情思，服装界也随之掀起了复古的风潮，加之东方经济的高速发展，使更多的人对东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使得中国古老的服装再一次成为世界时装舞台注目的焦点。但是由于时装带有鲜明的时代个性，因此，复古的流行也决不会是简单的重复过去，而是以现代的形式予以新的包装和诠释，所以现代的中装设计不仅要体现传统的文化韵律，更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要求。 三 中国传统服装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装设计的突出点是具有一眼就能看出的中国味道，或许是中国五千年的服装文明太过悠久，历史的粘稠反而给我们的服装概念不是点的清晰而是面的模糊，它不像美国西部风格可以用牛仔裤来形容，而是有太多的内涵，以至于有时我们在提到中装时无法有具体款式的联想，中国漫长的历史为现代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除了常见的立领、侧衩、盘纽、滚边、还有纹样、配色特别是风格理念等很多中式元素可以在现代设计中加以应用，这就需要设计师具有良好的中国服装文化素养，不断努力挖掘。 1 现代服装设计中对于传统服装款式式样的应用。 在中装设计中对于中国传统服装的式样应用，无非是展现其宽大的风貌和复古的兴起。例如较有代表性的（1977～1978秋冬）圣?洛朗的中国风格的作品。其所表现的上衣都是宽松型的，传统的平面结构手段能够迎合简约的风格，但如果将传统的平面结构完全再现的话是很难在现代设计中全面再现，所以，除了式样上的设计承袭宽大之风外，更多的是用传统的领、襟、扣等局部设计加以有效强调。 2 现代服装设计中对于中国传统服装中局部应用。 在中国装设计中通常较为常见的是将中装中的立领或门襟、盘扣等因素通过有效的再现，来表达设计者的风格，这几个点的应用最具有说服力和征服性，让人一眼就能深刻地体会到中国传统服装的精粹所在，并能通过西方服装体系中的以人体为根本的合体裁剪，更好地表现女性的优雅、含蓄的特点，在设计过程中起到了以点带面的作用。 3 传统丝绸面料在现代服装中的应用。 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传统丝绸面料要在日常装中经久不衰，就需与新型化纤材料进行混纺，以改善其服用性能，使得在服装设计中有更广的应用领域。面料上的花纹及其各种美好的寓意都是西方服装所不可比拟的。 4 传统图案、装饰在中国现代服装中的应用。 传统的图案和装饰是中国服装文化的出新之处，其相对的独立性使它们可以大量地移植到现代服装中去，但是，中国传统纹样和装饰对于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往往过于繁杂，所以，在应用时必须加以简化，在设计过程中，我们需要“宜男百草，吉庆（磬）有余（鱼）”的吉祥意境，但要放弃满地花的纷繁格式。绣花、滚边、挖嵌等传统工艺是中国装的有效再现手段，但不能照搬清末花俏复杂的十八镶滚。 5 中国传统的华美精巧的配件及搭配方法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传统的配伍方法是塑造中国风情的捷径，但要视服装的使用场合而定，在日常服装中可能更多的是中国风格的口袋和西式裙相配，甚至只有一个精巧的中国结，旗袍或全套的中式衣裤或许只能在礼服中出现。精致含蓄的中国传统服装理念是中国古代人和现代人衣着审美的最大叠合点，可以在现代中国装设计中得以充分张扬。在晚清的上海，两件粗看非常类似的男装袍，可以用梅、兰、竹纹样中的花蕾开放与否区分日晚装，这种中国式的耐看美好同样值得现代中国装借鉴。 以中国传统服饰作为灵感来源的时装，表现出不同凡响的生命力，这些时装的外形虽以现代的设计方法进行包装，却充满了中国文化所特有的青烟淡墨，超尘出世的气质，在这些中国味十足的时装中，有的很难说清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的哪个朝代，但是大襟、对襟、盘扣、开衩、滚边、及中国结饰等则是这些时装共同拥有的细节处理。香港设计师尹泰尉、张天爱等是一贯以发掘和再造传统服饰为主要风格的代表，已成为时装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也许是由于世纪末的到来，以及对新世纪的展望，使人们将目光放得更远，东西方开始共同呼吸。中式服装不仅牵动了中国人的与生俱来的面目和心结，也成为许多国外设计大师新作中的主角，风头正劲的迪奥首席设计师约翰?加利亚诺（JOHN GALLIANO）设计的浓妆艳抹的时尚造型，显然是旧上海滩月历皇后的翻版。而简约大师海尔姆特?朗（HELMUT LANG）则从织锦缎和老头鞋中看到了流行的曙光。这些流行服饰带着明显的中国印记，但又似乎是大鼻子、蓝眼睛的设计师们出自心底的真情流露，于是突然对“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你的，是我的，也是世界的… 中国风情——尽情地演绎美丽的东方神话吧！ 另外一篇：
《声音的意义》徐健顺 教授 百年以来，中国学界引进西方理论，研究、阐释、传承汉诗文，取得了很多新见解新成果，但是，也形成了一些不太正确的研究定势，比如，不重视声音的意义。因为西方理论是在印欧语系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印欧语系基本上是重音语言，有重音没声调，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有声调没重音。语言的巨大反差，造成了西方理论在解释汉诗文的声音意义方面苍白无力，所以中国学界近百年来形成了忽略、回避、放弃声音研究的习惯。实际上，汉诗文首先是声音的作品，离开了声音的阐释，对汉诗文的理解是很难准确、深入的。本文即在作者多年采录研究吟诵的基础上，希望对汉诗文的声音的意义，做一次初步的研究探索。一、汉诗文首先是声音的作品1931年2月20日，鲁迅悲愤于 “左联”五青年被害，在上海租界逃避追捕的夜里，写下了名文《为了忘却的记念》，其中有这样一段：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这首诗即是鲁迅的名作七律《无题》。第三联“觅小诗”，就是要作诗的意思。如果是寻觅一首前人的诗，那又何必“写”呢？所以，鲁迅是说，他因朋辈之死而愤怒，要作诗了。那么鲁迅是怎么作诗的呢？——“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他是先“吟”后“录”的！先在院子里徘徊、吟咏，创作、修改，等到感觉满意了，才去找纸笔记录下来。这就是“积习”！这不是鲁迅一个人的“积习”，而是自先秦以来，所有文人们的“积习”。 《红楼梦》里有一回写黛玉教香菱作诗，那一回的回目是：“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为什么呢？因为诗是吟成的。 黛玉道：“既如此，你只抄录前三首罢。赶你写完那三首，我也替你作出这首了。”说毕，低头一想，早已吟成一律，便写在纸条上，搓成个团子，掷在他跟前。（第十八回）宝玉笑道：“今日持螯赏桂，亦不可无诗。我已吟成，谁还敢作呢？”说着，便忙洗了手提笔写出。（第三十八回）谁知邢岫烟、李纹、薛宝琴三人都已吟成，各自写了出来。（第四十回） 很明显，“吟”就是“作”，“作”就是“吟”。诗吟成以后，才“提笔写出”。 写毕，向诸姊妹笑道：“我素乏捷才，且不长于吟咏，妹辈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责，不负斯景而已。”（第十八回）或竖词坛，或开吟社，虽因一时之偶兴，每成千古之佳谈。（第三十七回） 还记得咱们初结“海棠社”的时候，大家吟诗做东道，那时候何等热闹？（第八十一回） “吟诗”，是整个诗歌创作过程的代称。“海棠社”是创作诗歌的社团，不是诵读诗歌的社团，所以“吟诗”就是指创作诗歌，“吟社”就是创作诗歌的社团。这个涵义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还有引申义，比如诗人也叫“吟家”，称呼别的诗人为“吟友”等等。类似的记载，在古代文献中俯拾即是。汉诗，基本上都是先吟后录的。以前有所谓“口占”，指随口吟出，不加修改。实际上，几乎所有的诗都是“口占”而不是“笔占”的。只不过很多诗还要修改，而修改也是吟的，所谓“新诗改罢自长吟”（杜甫诗句）啊。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歌本来就是一种声音。“登高而赋”、“赋诗言志”，诗歌本来就是声音的创作。梁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夫五色相宣，八音谐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永明体诗歌追求的就是声音之美。这种美并不是在纸面上看字和字应该怎么组合，而是用吟咏的声音尝试出来的，所以魏晋以降，吟咏之风大盛。 唐诗是吟出来的！李白：“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吟”与“作”互文。杜甫：“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是指自己作诗；“病减诗仍拙,吟多意有馀”，则说的更清楚。白居易：“我爱霓裳君合知，发于歌咏形于诗。君不见我歌云‘惊破霓裳羽衣曲’，又不见我诗云‘曲爱霓裳未拍时’。”此处明确说《长恨歌》是“歌咏” ，又说张籍作诗“日夜秉笔吟，心苦力亦勤。”。卢延让：“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方干：“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崔涂:“朝吟复暮吟，只此望知音。”杜荀鹤: “四海无寸土，一生惟苦吟。” “生应无辍日，死是不吟时。”许棠:“万事不关心，终朝但苦吟。”徐铉：“年少支离奈命何?悲秋怀旧苦吟多。”孟郊：“一生空吟诗，不觉成白头。”这些都是说用吟诵来创作。 至于诗既作成之后，又复吟咏，或吟咏前人诗作，在文献中更是俯拾即是。此处不多赘述了。总之诗是吟出来的，是声音的创作。汉文的创作，似乎“吟”的比重要小一些，但是也是声音优先的。《文心雕龙·神思》：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创作之前，先要构思。这个构思的过程，就是思动而形于吟咏的过程。又说：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元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谋篇要“寻声律而定墨”，声律在先。声律之寻也要靠吟咏。其“情采篇”又说：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 这里也很明确地说“文”是“吟咏”出来的。 汉诗文，基本上是先吟后录的！所以古代基本上见不到“写诗”这个词，古人一直说“作诗”。文也一样，不说“写文”，而说“作文”，直至今日。 如果还不相信，可以看看更早的文献：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 神人以和。——《尚书·帝典》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乐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大序》这里都说的是诗歌的创作过程，诗就是心之声，从头到尾，就是从心志到吟咏的过程，都是声音的创作，哪里有文字的参与？所以说，汉诗文首先是声音的作品。在大多数情况下，创作完成的时候，还完全停留在口头上。文字只是用来记录下来而已。少数的时候，声音和文字是共同参与创作的，这就是边写边作的情况。这种情况，古代有些专门的词：援笔立成、一挥而就、文不加点等等，都是形容天才啊。只有天才才能做到上来就写，凡人岂能如此？凡人都是先吟咏，反复修改，满意之后，才付之笔墨的。还有个词叫“出口成章”，形容吟咏创作时速度很快。这么快的速度就可以“援笔立成”了，可见当声音和文字同时参与创作时，还是声音在前、文字在后的。所以自古以来，我们只有“作诗”、“作文”、“作歌”之称，并无“写诗”、“写文”、“写歌”的说法，因为诗文不是“写”出来的，而是用声音“作”出来的。汉诗文的这种创作方式，决定了汉诗文的意义产生机制。今天，我们的创作已经变成了上来就写，涂涂改改，或者上来就敲键盘，删除回车。汉诗文创作不再是声音的创作，而纯粹是文字的创作，这恐怕是白话诗文在形式上最大的软肋。对于古代文学研究来说，把古诗文仅仅当成是文字的作品，恐怕也是在形式研究上最大的误区。
一、是什么？这个课题是什么二、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三、怎么样？出现后以后会怎么样四、怎么办?我们怎么解决或发展可以围绕这几个步骤展开，一般情况下不会错的
服饰与地理环境关系 服饰的原材料源于不同的地理环境。我国亚热带的浙江杭嘉湖地区、广东的珠江三角洲是我国蚕丝的生产基地，人们穿戴的各种丝稠就来源于桑蚕。我国西北内陆的太阳辐射强的新疆地区是我国长绒棉的最重要产区，人们钟爱的羊毛衫与皮制衣物，原料主要源于我国西部牧区盛产的羊毛和各种皮革。第二，服饰样式与地域特征密切相关，在我国东北的鄂伦春、达翰尔、鄂温克等到民族的服饰与西南少数民族的服饰就是因为气温的不同，在质地、款式等到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差异；众所周知世界屋脊、日温差比较大的青藏高原，藏民们时常穿一个露胳显臂的“不对称”大袍，也就是穿皮袍仅套一袖，适应青藏高原多变的气候；又如在炎热干旱的阿拉伯地区，人们钟情于身着白色宽大松驰的长袍。第三，服饰变化与气候变化紧相关。在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地区，就有按照季节变化换穿单、夹、棉、皮的习俗，目前，人们一般都要购置几套与季节相适应的衣服，比如夏季男士的短袖、衬衫、T恤与女士们的连衣裙，春秋季节的休闲装，冬季的滑雪衫、皮夹克和羊毛衫等。然而在四季如春的云南昆明一带，则形成了人们“四季服装同穿戴”的另一番人文景观。 民族服饰与地理环境关系。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地貌复杂，民族众多。由于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生活在各自不同环境区域中的各族人民，身着各式各样的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无不体现着所处的地理环境特色和民族风情。可以概括为牶北长南短，北宽南窄，北裘南丝，北厚南薄。 青藏高原地区，主要人口为藏族，他们生活的地方，海拔高，气温低，冬季漫长，夏季短暂，因而他们一年四季都穿着长袍，冬季皮袍，夏季棉袍，袖长宽松，白天当衣，晚上当被。为了生活方便不论男女都将右膊裸露在外，袖子别在腰间。每逢节会，欢歌四起，长空舞袖。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这是黄土高原的真实写照。由于这种恶劣的地理环境和严酷的气候条件，使黄土地上人们的服装另有一番情景。冬天人们穿着老羊皮袄，头上裹着白羊肚手巾。夏季白布的尕汗褡儿，青布的黑夹夹儿，是这一地区典型的民族服装。 生活在新疆天山南北地区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俄罗斯等少数民族兄弟的服饰，则明显的带有西亚各国和俄罗斯的特色，这显然是由于地理环境因素而形成的。 居住在云贵高原的苗族、布依族、侗族、瑶族、水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服饰，也与他们生活的地理环境和传统文化习习相关。最具特色的是侗族，他们的蜡染闻名于世，成为贵州地区亮丽的风情线。由于这一地区地质构造复杂，山大沟深，林木茂密，溶洞暗河遍布。长期以来与世隔绝，交通不便，为了生存，他们自己纺纱织布，加工洗染。这种用传统手工艺制作的布料厚实、美观、耐用，可穿、可佩、可戴、可提，不仅有实用价值，更有观赏价值，近年来又成为旅游开发项目之一。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是千百年来人们对江南地区的形容和向往。河流密布，湖海相连，雨量充沛，气候湿润，地势平坦，植物茂盛。在这种地理环境中生活的各民族同胞，他们的服饰天人合一，环境造就，典雅别致，小巧玲珑，以薄、短、轻、柔、艳而著称。 彩云之南的傣族、傈僳族、白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由于生活在祖国的西南边疆，这里气候宜人，山川秀丽，天蓝水碧，风景如画。他们的服饰色彩艳丽，轻柔飘逸，女人们的裙子有摆裙，有长裙，有褶裙。特别是傣家妇女穿的筒裙，五颜六色，美丽得像孔雀开屏，不仅好看而且合身适用。由于这里地处边陲，过去封闭落后，观念保守，所以，很少有短裙。瓦族妇女的裙子也是筒裙，但没有傣族筒裙长，色彩以黑、红相间为主，这与她们生活的地理环境有关。 我国广大的平原和丘陵地区，是重要的农耕地带和人口集中区域，生活在这里的广大同胞以汉族为主，服饰介于高原和水乡之间。生活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渔民，服饰与其他各地区民族的服饰相比较，则是最简洁不过的了。渔民们长年生活在气候温热湿潮的水上作业，捕鱼打捞，穿着简练、轻便、易于晾晒的服装，这完全是由于地理环境而形成的。 服饰是一个民族的标志，也代表了一个地区的形象。它的功能一是遮风祛寒，二是装饰美观。但是，由于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千差万别，千变万化，无不打上这一地区的烙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地理环境造就了民族服饰。
服饰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必不可少的日用品，纵观人类发展史，原始社会时期，原始人类用树叶，动物的皮毛遮蔽身体，保暖防守之用，在此时期，已为以后的服装发展奠定了基础，封建社会时期，人类用麻，线纺织出了布料衣物，而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服气发展为一个繁荣时期，而在中国，更可见其辉煌。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分布不均，形成了全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而我国民族服饰也如同花海中的花朵，各有风姿，各有千秋，各自闪烁着光彩，散发着其独特的民族气息，民族服饰，民族文化与地理环境有着深远的关系，各地自然条件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生产特点和生活习惯、生产、生活方式，孕育了各具特色，就地取材，有其独特文化历史渊源，因地制宜的服饰。我国山区面积广大，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地形复杂多样，各地形区有着不同的特色民族服饰，其中我国较为典型地区为东北地区，高原地区，西南这三个地区。东北地区地处在中高伟地区，气候较为寒冷，人们冬天常穿皮衣，除毛皮具有良好的防御保暖性能外，更因当地自然条件不宜植棉，而在严寒气候条件下，兽类的皮毛长得特别丰厚，保暖防寒性能好。例如，大兴安岭，一带的鄂伦春族，“食肉寝皮是鄂伦春族的传统生活方式，在长期的游猎生活中，鄂伦春人独具匠心创造了极富民族特色的毛皮服饰文化，他们的服饰，上至帽子，下至鞋袜，乃至各种寝具、生活用品，都多用毛皮为原料，因为“林海雪原”为他们提供了熊皮等兽类皮毛。俗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生活在乌苏里江畔的赫哲族人以捕鱼皮，兽皮。因此，他们的衣服多由鱼皮制成，由以上例子，我们可知，服饰的特征与当地的气候，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关，也难怪，东北地区的居民总是给我们一种十分厚重的感觉。东北这样的平原地区尚且这么寒冷，更何况高原地区，而高原地区特有的服饰，也为中国的民族服饰平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高原上的民族，都有穿皮长袍的习惯，高原气候变化无常，白天日照强烈，气温上升，夜间气温骤降、寒气袭人，所以常常用“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这句话来形容高原上的人们的生活，高原上的牧民，多穿着皮制长袍，既耐严寒和飞沙走石的 侵袭，又能在游牧途中的夜间当防寒的铺盖，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西藏，是藏族的主要聚居地，他们的服饰主要是长袖，宽腰大襟，即使在夏天也多穿长袍，白天在烈日下，将一只胳膊露出皮袍外，行走劳动时，干脆将双袖扎于腰间。一旦天气骤然变冷，可将胳膊穿进袖筒，以适应高原多变的天气。位于西北地区的蒙古高原上住着善于骑马的蒙古族，他们的服饰以长袍为主，袍的腰身肥大，男女长袍都不开叉，以利于骑时，护膝防寒，衣袖俏长，骑马持缰绳时，冬季可御寒，夏至季可防蚊咬。蒙古人穿的皮鞭，有翘头的适宜在深草中行走，圆头的适于在浅草或无草区行走，因此，我们可知蒙古人们的服装设计主要与骑马和防寒有关。西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分布最多的地区，因此，民族服饰多种多样，因他们的生产、生产方式、文化因素而各不相同。彝族不同支系服装各异，有其独特的文化渊源，凉山地区彝族男子保有着古代遗风，他们在头顶前脑们蓄一绺长发，象征男性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彝族俗称“天菩萨”，川、滇大小凉山彝族男子喜爱用青布或蓝布包裹头部，并在前额处扎出一长锥形结，以表示英勇威武的气概，习称“英雄结”，大小凉山山势险峻气候寒冷，当地彝族群众故用毛毯护身，俗称“擦尔瓦”，擦尔瓦是用羊毛织成的披衫，有白、灰、青等色，上部用羊毛绳缩口，下部缀有须，制作一条擦尔瓦，往往要用几个月时间，彝族人的擦尔凡一年到头不离身，白天御风寒、夜晚当被盖。西南地区还有一个很具地方特色的民族，就是哈尼族，哈尼族服饰无论在原料、色彩、款式、装饰手法等，无不与梯田农耕生产密切相关，以梯田农耕生产和梯田文化，为主体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决定了其服装的改良，发展均以反映，梯田文化内涵，适应梯田生产需要为原则，哈尼族崇尚黑色，哈尼族无论男女，其服装均以黑色为主基调，这是其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沉重感和审美的心理要求以及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程度及哀牢山自然环境和梯田稻作农业所决定的，哈尼族以梯田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黑色，对高山农耕生产者来说在保暖，耐脏，耐磨等方面都有独特优势，另外，这一习俗，也是地理环境，社会生活的封闭以及“避世深隐”的民族心理，落后的传统原料和印染技术的客观体现。哈尼族服饰的款式设计也以适应梯田农耕生产为主要原则，其男子的服饰以紧身短衣宽松衣裤，短衣斜襟无领月夜下一扣紧衣，外配一坎肩，坎肩无扣，长裤为大腰，大裤脚，直筒裤，上紧下松的服装特点：一是为在山高谷深的自然环境中上坡下坡行走方便，二是便于梯田中的生产，体现出哈尼族对于哀牢山自然环境，与梯田稻作农业的适应性。哈尼族服装上的装饰，是梯田农业的记录和象征，例如：哈尼族衣服上绣制的图案与银饰的排列，就像层层梯田一样重重叠叠，可见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从上述例子中，我们知道了地理环境对人类服饰，生产生活影响，也共同见证了人类服饰的繁荣，以及中国灿烂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是中国悠久历史的见证，应将其发扬光大，促进其进一步繁荣与辉煌。
1、服饰的原材料源于不同的地理环境
我国亚热带的浙江杭嘉湖地区、广东的珠江三角洲是我国蚕丝的生产基地，人们穿戴的各种丝稠就来源于桑蚕。我国西北内陆的太阳辐射强的新疆地区是我国长绒棉的最重要产区，人们钟爱的羊毛衫与皮制衣物，原料主要源于我国西部牧区盛产的羊毛和各种皮革。
2、服饰样式与地域特征密切相关
在我国东北的鄂伦春、达翰尔、鄂温克等到民族的服饰与西南少数民族的服饰就是因为气温的不同，在质地、款式等到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差异；众所周知世界屋脊、日温差比较大的青藏高原，藏民们时常穿一个露胳显臂的“不对称”大袍，也就是穿皮袍仅套一袖，适应青藏高原多变的气候。
3、服饰变化与气候变化紧相关
在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地区，就有按照季节变化换穿单、夹、棉、皮的习俗，目前，人们一般都要购置几套与季节相适应的衣服，比如夏季男士的短袖、春秋季节的休闲装，冬季的滑雪衫、皮夹克和羊毛衫等。然而在四季如春的云南昆明一带，则形成了人们“四季服装同穿戴”的另一番人文景观。
扩展资料：
地理环境对服饰的用料和形制产生直接的影响，复杂多样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使各民族选择的服饰面料和款式都与所处的生态环境相适应。各地各民族传统服饰的用料，大多就地取材。
滇西畜牧业较发达，普遍养羊，有的还饲养牦牛，能确保羊皮和羊毛、牦牛毛用于人们表装的需求，从牲畜养殖到衣服加工，基本上都由各家自己完成。其他地区各民族以麻、棉等天然纤维布、织锦、土布来缝制衣服。民族服饰的制作，在四十多年前多数是由各家手工操作完成的。
近几十年，由于经济迅速发展，许多手工业逐渐让位于机械加工业，工业棉、毛织品占领了大部分市场．各民族制在用料来源因此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例如：
藏族、普米族和摩梭人男女都普遍穿戴的长衣(袍)裙裤靴装；彝族、纳西族、白族、部分汉族和苗族男子的披皮或披毡衣裤装 ； 汉族、白族、彝族、傣族、阿昌族、满族、纳西族、拉祜族、壮族、瑶族、哈尼族、傈僳族、回族的上衣下裤装；。
傣族、布朗族、景颇族、阿昌族、德昂族、佤族、哈尼族、基诺族、苗族、藏族、怒 族、傈僳族女子的上衣下裙装等四种类型。如细致划分估计不下几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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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不同的款式，有着不同的审美，服装是典雅的，有着不同的工艺制造，还有着不同的剪裁方式，用料是不一样的。
一部人类服饰演化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感性化了的人类文化发展史。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过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万年。我们的祖先在与猿猴相揖别以后，披着兽皮与树叶，在风雨中徘徊了难以计数的岁月，终于艰难地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懂得了遮身暖体，创造出一个物质文明。然而，追求美是人的天性，衣冠于人，如金装在佛，其作用不仅在遮身暖体，更具有美化的功能。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沉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的精神文明内涵。 原始社会服饰(公元前21世纪之前) 战国时人撰写的《吕氏春秋》、《世本》及稍晚的《淮南子》提到，黄帝、胡曹或伯余创造了衣裳。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演化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1.9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 商周服饰(约公元前16世纪～前771年) 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衣料用色厚重。 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服饰(公元前770～前221)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成为趋势。 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可能形成于春秋战国之交。深衣剪彩独特，衣与衫相连在一起，制作时上下分裁，中间有缝相连接，用途最为广泛，隆重程度仅次于朝祭之服。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颁胡服令，推行“胡服骑射”。胡服指当时“胡人”的服饰，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的服装有较大差异，特征是衣长齐膝，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便于骑射活动。 秦汉服饰(公元前221～公元220) 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qiān]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 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 公元前202年，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定都长安， 汉初统治者汲取秦亡的教训，对农民采取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一般制度多无太大改变，冠服制度，也大都承袭秦制。直至东汉明帝永平二年，才算有正式完备的规定。 汉初，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提高。当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就是纺织业。这一时期丝绸锦绣产量极多。汉代的纺织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 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相传汉朝赵飞燕被立为皇后以后，十分喜爱穿裙子。有一次，她穿了条云英紫裙，与汉成帝游太液池。鼓乐声中，飞燕翩翩起舞，裙裾飘飘。恰在这时大风突起，她像轻盈的燕子似的被风吹了起来。成帝忙命侍从将她拉住，没想到惊慌之中却拽住了裙子。皇后得救了，而裙子上却被弄出了不少褶皱。可是说来也怪，起了皱的裙子却比先前没有褶皱的更好看了。从此，宫女们竞相效仿，这便是当时的“留仙裙”。］
对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服装的特点你有哪些了解呢？今天小编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吧！
不管在古代还是现代，中国是非常重视服饰礼仪文化的。虽然说我们无法亲眼目睹古代服饰，但是从现在的古装剧中，我们或多或少还是能感受到古代在服饰上的讲究。尤其是在帝王家，对于这些服饰礼仪和礼节上就更为讲究了。
因为人们可以从这些服饰，来判断这个人的身份和地位。有了解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是属于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因为当时出现过很多国家的政权。而且诸子百家争鸣，导致了人们的思想不统一，一些文化上也存在分歧。
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春秋战国时期的服饰也十分多样化，在服装的设计方面上也存在不一样的方法。
我们都知道当时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道家、法家、墨家等各个门派的人每天都在不停地争论自己的说法和观点。比如道家，他就觉得服饰本来就是用来蔽体的，所以倡导的是衣服整洁简约，不需要与其他的配饰来美华服饰。 这也跟法家在服饰上的观念相一致的。
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时候，服饰的设计上是继承了商周时期的三角形几何框架、矩形和对称的手法。虽然说在设计方面上并没有受到这些框架的影响，但是大体上也是围绕这些框架进行布局的，在具体的一些设计当中，也有灵活的运用，比如交错，移位，对称，总体上来说是比较灵活运用的。
这就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服装的特点，希望大家读了以后能有进一步的了解。
旗袍是一种内与外和谐统一的典型的民族服装，被誉为中华民族服饰的代表。从字义解，旗袍泛指旗人（无论男女）所穿的长袍，不过只有八旗妇女所穿的长袍才与后世的旗袍有着血缘关系。清朝后期，旗女所穿的长袍，衣身为宽博，造型线条平直硬朗，衣长至脚踝。“元宝领”用的十分普遍，领高盖住腮碰到耳，袍身上多绣以各色花纹。领、袖、襟都绣有多重宽阔的滚边，至咸丰、同治年间，镶、滚达到高峰时期，旗女袍服的装饰之繁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地。1911年辛亥革命风暴聚起，帝国主义的坚船历炮攻破了清朝封闭的国门，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服装走向平民化，国际化的自由变革。旧式的旗女长袍既被摒弃，新式旗袍则在乱世装扮中开始酿成，日后旗袍演化成融贯中西的新式款式。 “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清朝，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女子蓄意要模访男子．．．．．．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二十年代的上海兴起了一种新式旗袍，最初类似无袖的长马甲，罩在短袄外，后来长马甲与小短袄合二为一，长至小腿部，大袖口，有的袖子装上西式的克夫，造型还是直线型，腰线较低比较平正，接着下摆线上升至膝部，当然这就淘汰了长裤，到了30年代是兴收腰，使旗袍更加贴体，牵细的腰身。30，40年代是旗袍的全盛时期，其基本轮廓已臻于成熟，成为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子标准服装。“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的不算，领口还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型。” 从此可以看看出旗袍也在西方文化传入的影响下开始变化。进入50年代，中国人民积极地投入战后重建国家的运动中。广大妇女与男子们一样走上社会的各行各业，献身于新中国的建设。这时的旗袍多数做得很贴身，小袖口，不能适应快步及大幅步的运动，使妇女们在社会活动中感到极不方便，再加上新时代的到来，使人们更乐于接受一些新颖的东西。此时，上下裤的装束代替乐旗袍，但在一些重大喜庆日子和外事活动时还常能看到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旗袍的出现。到了60年代中期，旗袍被斥为“四旧”而被彻底否定，进入80年代，我们才又看到旗袍在街头闪过，这说明，十多年都没有人穿，也没有人提及的旗袍，事实上一直活在广大妇女的心里。旗袍不是一个固定的形式，而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旗女之袍和旗袍是代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清代旗女之袍与民国新旗袍的主要差别有四点。第一是旗女之袍不显露形体，特别是后期，宽大平直，重视图案；民国旗袍开省收腰，表现体态。第二，旗女之袍内着长裤，有时袍下露出绣花的裤脚；而民国旗袍内穿短裤或三角裤，着丝袜，开衩处露腿。民国旗袍的衩有时开得很高，1934年就有几近臀下的。第三是旗人之袍面料厚重，多提花，装饰繁琐，清代织物纹样多以写生手法为主，龙狮腆麟百兽、凤凰仙鹤百鸟、梅兰竹菊百花，以及八宝、八仙、福禄寿喜等都是常用题材，色彩鲜艳复杂、对比度高、图案纤细繁褥。此外，旗人之袍大量使用花边，曾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民国旗袍面料较轻薄，多印花，装饰简约。第四个差别是旗人之袍等级分明，制度浩繁，而民国旗袍则已走上了平民化的道路，它作为等级身分的标识渐己淡化，而成为显示个人消费水准和审美情趣的一个侧面。旗袍是中西合壁的产物，虽脱胎于清代旗人之袍，却已具备了独立的、与旗人之袍迥然不同的风格韵味。不管旗袍怎么变，有一些关键是没有缺的，各种基本特征组成元素慢慢稳定下来。一．立领：完全是中国式的．在英语中被称呼为‘chinese coller’（中国领）。二.手工盘扣：做盘扣的方法很多，有手逢衬线法机缝明线法，都按照图样把长绳或管状布带手工盘好固定。三．裁剪：最能体现旗袍精神的要素廓形，所以好的裁边师傅不会只是三围，要会量出更多的尺寸，然后加以裁剪。四.装饰图案：旗袍的图案非常讲究，清代装饰曾达到登峰道极，华丽无比，现代图案多提取个性元素放大使用，成者将原有的图案加以简化，繁多的镶、滚中挑出一道作为领、袖、襟、摆等处的纹样。旗袍追随着时代，承裁着文明，显露着修养，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服装，凝结了整个民族上千年的服装文化之精华，成为中华女性最具代表的传统服装。旗袍的这一独具的品格，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被美国著名的服装设计师肖佛尔所欣赏，他在《服装设计艺术》一书中说：“中用服装的风格是简练，活泼的它的式样是更多的突出自然形体美的效果，柔软的丝调服装并没有欧洲古典服装那样繁琐的折裥，当设计为曲线的轮廓，这是主要的造形手法，使女姓们在行动中能展示她们的苗条的形体，折枝花卉的刺锈用系在服装上是灵活的不呆板的，看来富生气，使人感到愉快。” 旗袍是中国女性着装文化的典型标志，它不仅造型的风格中符合中国艺术和谐的特点，同时又将具有东方特质的手法融入其中，其独特的魅力在于它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因此能在中国民族服装中独领风骚，久盛而不衰，电影《花样年华》中张曼玉亦忧举手足间是东方女性的婉约被淋漓展现，这之间除了了个人气质之外，自然不能抹煞那旗袍所挥之不去的魅力，自《花样年华》放影后，整个中国也掀起了一股旗袍风，各种样式花型的旗袍在大街小巷中出现，设计师们开起旗袍设计工作室，专卖店等等。旗袍流传至今，已从生活服上升为礼服，近年来，在宴会领奖，做秀宣传时，经常看到旗袍的影子如2000年的电景节上身着中国的红色旗袍的巩俐，也有很多其他明星，以旗袍体为礼服出现在各种场合，包括外国明星，又如：每场模特大赛或华商小姐等都会有旗袍专场走秀或领奖的那一刹那，着装旗袍的佳丽们更是散发光彩。不但如此，美丽的新娘们，也愿尽展东方神韵，留下美丽的一刻，2006年3月4日，“我是格格，2006格格旗袍新品发布秀”在北京展览举行，设计师们在清朝传统格格穿着的旗女旗袍中吸取精华，又立创新。本次活动也成为2006中国国际婚博会暨第三届北京结婚展的做一个重大部分。作为礼服，其款式和花样也是随之变得越来越繁多绚丽，在款式方面，除了保持旗袍的线条外，服装设计师们在设计剪裁时，保留旗袍的结构严谨，线条流畅，没有任何不必要的带、袢、袋等附件的特点，在工艺上采用收肩、饰花、穿珠片等手法加强肌理效果,在构造上,采用琵琶襟、如意襟、低襟、高领、低领、无领等，同时又把绘画等姐妹艺术作为旗袍的装饰手段，那些画有花鸟、京剧脸谱等图案的旗袍，不仅设计新巧，而且风格典雅，富有韵味。另外,生产技术的创新,工艺流程的改进,新材料的使用,都为旗袍形成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2007年6月8日，上海公布了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海派旗袍制作工艺被列入83项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中国纺织报讯] 。旗袍制作工艺是上海艺术研究所和部分老字号服装企业联合申报的项目，专家介绍说，真正的旗袍要求纯手工量身定做，目前旗袍的制作工艺涉临失传，加强保护属当务之急，看来旗袍对现代服装设计影响是很大的。旗袍的历史已达五百多年，当年旗女脚登花盆低鞋身穿长袍时，未曾想到旗袍会一统华人女性天下，日本已故画家原龙之郎总结：“高领托住了下颚，头部姿势必然端正，即使是坐着时，旗袍的开衩处腿并拢的姿势也能收到美的效果。” 旗袍款式上的许多元素，被国内外很多服装设计师所采用，时装化的旗袍或带旗袍风味的时装，是近几年设计界的焦点之一。时装杂、时装表演和参赛的作品中常有旗袍的出现。同时也涌现出一些因此而闻名的设计师。姚红在1983年参加《时装》杂志社和日本《时苑》杂志社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时装文化奖”设计比赛中，以一款“海水江牙纹”旗袍时装奖一等奖。这系列时装很有清式旗袍的风味。宽松的有线造型，倒大袖百色丝织面料镶滚深蓝色天鹅绒边饰、图案提取了清朝官服中的“海水江牙纹”。姚红作品的得奖，反映了评委乃至中国服装界权威们对旗袍的期望。接下的许多品牌，时装发布会上也常见旗袍的影子。 活跃于60－70年代的皮尔·卡丹（Prerre Cardin）,也是一位崇尚旗袍的世界级服装设计大师。他曾说：“在我的晚装设计中，有很大一部分作品的灵感来自中国的旗袍。”此外，日本的三宅一生，意大利的瓦伦蒂诺（Valentino），也都尝试过旗袍的造型。旗袍领、旗袍开衩的方式更是在时装秀和设计大赛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旗袍能够恰到好处的显现女性的曲线美，这也就是时装设计中所谓的“高贵的单纯”，这种单纯的式样虽然不如西方裙服那么复杂多装饰，但却又能反映人自身的美，这种美来自于身材和气质，使人感到愉快。正因如此，旗袍独特的审美趣味才突破了国界，被全世界所接受和赞赏。综上所诉，新世纪到来之时，世界已经进入到多元化、多样性、多层次文化融合的氛围之中。服装界再也没有数个世纪以前某种风格“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辉煌。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多种风格的轮回和交替，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的兴奋点始终在震撼着时装界。快速的变化波及着整个世界，旗袍的民族文化精神以它博大的内涵、独特的审美意韵和丰富的表现形式，给现代服装带来新的冲击，也给现代服装文化增添了新的闪光点，使设计师对其情有独钟，对现代时尚的影响，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模仿和再现，它是现代服装设计师全新的创造。旗袍是一个经典的宝库，从中吸取灵感见人见智。着眼点不同，设计意图不同，借鉴和发挥的手段也不同。“旗袍精神”只有一个，旗袍时装却千姿百态。
浅析中国历代服饰与文化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 万年。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本文章将从中国历代服饰的介绍，探讨服饰文化体现的本色品味的经典风情和人类智慧的相通、相容性以及阶级观念在服装上的体现。原始社会服饰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1.9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在纺织品出现之后，贯头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服式，在相当长时期、极广阔的地域和较多的民族中普遍应用，基本上替代了旧石器时代部件衣着，成为人类服装的粗型。新石器时代除有笼统式服装外，还从一些陶塑遗物发现有冠、靴、头饰、佩饰。商周服饰由商代到西周，是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形制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 ，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春秋战国服饰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 。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彩的社会生活相关。秦汉服饰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西汉建元三年、元狩四年，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魏晋南北朝服饰魏晋和南北朝时期 ，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流行一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 。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隋唐服饰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 ，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宋辽夏金元服饰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 ，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宋代灵鹫球纹锦袍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元代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戴笠子帽。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明清服饰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 ，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 ，遂以朱为正色 ，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 、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 ，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现代服饰 （1912年以来）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 。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