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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行政执法． 内容提要：行政从“管理”到“执法”的转变是我国二十多年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产物，是我国从几千年的人治逐步走向法治的标志。行政的“执法”性质和“依法”特征是由国家实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发展目标和治国方略所决定的。“行政执法”在不同的场合可能有不完全相同的涵义，但其实质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要有法律根据，是执行法律（人民的意志）而不是执行长官的意志，是受法律规范、制约而不是任意所为。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必须继续推进行政执法改革。改革是全方位的，不仅涉及执法的方式、方法，而且涉及执法体制、执法范围、执法目标及执法主体与执法相对人的关系，是整个执法机制的转换。 关键词：行政执法、行政管理、行政行为、行政体制、行政执法机制 一、伟大的转变：从“管理”到“执法”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行政等同于管理。我国古书中所谓“召公、周公行政”，即指国家政务管理 1。《汉语大词典》对行政的释义有二：其一为“执掌国家政权，管理国家事务”；其二谓“机关、企业、团体等内部的管理工作” 2。可见，无论古今，行政均指管理，管理无论内外，均可谓之“行政”。在许多外国学者的著述和词典、辞典中 3，通常也将行政与管理等同，如德国学者平纳特在其所著《德国普通行政法》一书中说，“行政”一词常用于超出公法的其他地方，例如“家务管理”、“财产管理”等形式。这里提到的行政（作为行政法依归的行政），乃是国家机器及其组织的“公共行政”（公共管理） 4。原苏联行政法学者更是不仅将行政等同于管理，而且将行政法定义为“管理法” 5。 行政虽然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视同于管理，或谓公共管理、国家管理。但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前，行政通常指国家整个政务管理，是指管理整个国家事务，而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行政则仅指除立法、司法以外的国家管理。西方许多传统的行政法学家都曾这样给行政下定义：所谓行政，乃除立法、司法以外的一类国家（及其他公权力主体）职能（作用、活动、行为） 6。至于作为行政的国家职能（作用、活动、行为）的实质和内容，则可归结为执行与管理。所谓执行，可包括执行法律、政策、命令、指示、决议、决定，等等。所谓管理，可包括组织、指挥、发布命令、禁令、实施许可、征收、进行监督、检查、对违规者给予处罚、强制，等等。 执行并不等于执法。执法在执行中的比重决定行政的性质。古代的行政虽然可界定为国家整个政务管理，但这是就广义的行政而言。在古代，同样存在狭义的行政，狭义行政不包括宏观决策，宏观决策是作为最高统治者国王（皇帝）的行为，而狭义行政则是国王之下的官僚机构执行国王的命令、指示，下级官僚机构执行上级官僚机构的命令、指示，对国家具体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古代社会虽然也存在某些法律（一些国家的法律可能多一些，一些国家的法律可能少一些，却不可能存在完全无法律的国家），但是，数量无疑很少（主要是刑法），而且，古代一般没有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反映人民意志的专门立法机关（像我国这样的东方国家更是如此）。因此，古代官僚机构的行政主要是（或基本上是）执行最高统治者和上级官僚机构的命令、指示，而不是执行法律。即使其中有一星半点的执法因素，它也完全不能影响古代行政的整体性质。古代行政整体上只能是行政管理，而不可能是“行政执法”。 在现代，国家事务有了立法、行政、司法等的分权或分工。从理论上说，行政作为执行和管理，其执行主要应该是执行法律，其管理主要应该是依法实施法律。当然，除了法律以外，行政还要执行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制定的政策，执行本级行政机关所作的决议、决定，执行行政首长的命令、指示等。行政的职能和任务是多方面的。但不管有多少职能和任务，执法应该是现代行政的基本要素。但是，从事实层面说，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民主法治的水平不同，执法在各国行政中所占的比重仍然是很不一样的。有的国家执政者重视法治，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制定了比较完善的法律，因此，这些国家的行政主要是执法，其行政管理实质即是行政执法。而在另外一些国家，执政者轻视法律，他们习惯于以政策代法、以命令代法、以言代法。这些国家虽有立法机关之设，但多只重其形式而并不寄希望它发挥多大作用。这些国家自然不可能有完备的法律，既使有一些这样那样的法律，也并不准备真正使之付诸实施。因此，这些国家的行政主要不是执法，而是执行领导人的命令、指示，执行执政者的政策。其行政的实质是依领导人、执政者的随心所欲，且往往是反复无常的意志管理社会，管理相对人，而不可能是行政执法。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机关也有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设，但作为立法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很少立法，甚至很少开会，很少制定和发布决议、决定。从而行政的基本职能和任务不是执法，不是执行人民代表机关的决议、决定，而是执行党的政策，执行政府的计划，执行领导人的指示，执行上级的命令等。行政的依据主要是红头文件和行政长官的指示、命令。直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国行政各领域（公安、工商、交通、城建、税务、海关、贸易、商检、环保、质监、计量、医药、卫生、文化、教育、科技、体育等）尚处于基本无法，甚至完全无法的状态，此时的行政还只是“管理”（行政管理），而不是“执法”（行政执法） 7尽管这个时期的行政管理与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以前的行政管理在内容和范围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性质上并没有根本转变。我国行政从“管理”到“执法”的转变（即性质上的根本转变）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1984年，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同志在一次与新闻界人士的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我们国家要开始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要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还要建立、健全法制，依法办事” 8。此后，国家立法，特别是行政领域的立法，明显加快了步伐。1984年至1990制定的法律和重要行政法规就达几百件之多。其中： 涉及公安管理的有：《公民出入境管理法》、《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法》、《集会游行示威法》、《保守国家秘密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消防条例》、《居民身份证条例》、《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例》等； 涉及工商、税务管理的有：《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广告管理条例》、《工商企业名称登记管理暂行规定》、《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农业税条例》、《工商统一税条例》、《产品税条例》、《增值税条例》、《营业税条例》、《资源税条例》、《盐税条例》、《国营企业所得税条例》等； 涉及外经、外贸管理的有：《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涉外经济合同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进口货物许可制度暂行条例》、《边境小额贸易暂行管理办法》、《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等； 涉及医药、卫生管理的有：《国境卫生检疫法》、《传染病防治法》、《药品管理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麻醉药品管理办法》、《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精神药品管理办法》、《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等； 涉及海关管理的有：《海关法》、《关税条例》、《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海关工作人员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规定》等； 涉及农业、林业管理的有：《草原法》、《森林法》、《渔业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种子管理条例》、《家畜家禽防疫条例》、《兽药管理条例》、《森林防火条例》、《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等； 涉及土地、水、矿产资源管理的有：《土地管理法》、《水法》、《矿产资源法》、《河道管理条例》、《土地复垦规定》、《矿产资源勘查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矿产资源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 涉及城建、环保管理的有：《城市规划法》、《地名管理条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等； 涉及交通、邮电管理的有：《邮政法》、《水路运输管理条例》、《航道管理条例》、《公路管理条例》、《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铁路交通检疫管理办法》、《民用机场管理暂行规定》、《国内航空运输旅客身体损害赔偿暂行规定》等； 涉及教育、科技、文化、体育管理的有：《教育法》、《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扫除文盲工作条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幼儿园管理条例》、《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规定》、《专利法》、《技术合同法》、《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关于技术转让的暂行规定》、《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实验动物管理规定》、《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施行办法》等； 涉及国防、外事管理的有：《兵役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军事设施保护条例》、《征兵工作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等。 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国进一步加快了行政法的立法步伐，不仅部门行政法逐步趋于完善，而且开始逐步制定和健全作为行政法基本体系架构支柱的基本法，如《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行政监察法》、《立法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组织法》以及即将出台和正在制定的《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行政程序法》等。 作为行政法基本体系架构支柱的基本法不完全同于部门行政法。首先，部门行政法只适用于相应行政管理部门或领域，而行政基本法适用于所有或多个行政管理部门。如作为部门行政法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只适用于公安管理的治安管理领域，而作为行政法基本法的《行政处罚法》则适用于所有行政管理部门（公安、工商、海关、税务、文化、教育、科技等）的行政处罚，作为行政法基本法的《行政程序法》更是不仅适用于所有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而且适用于所有行政管理部门的所有行政行为。其次，部门行政法通常只为各行政部门的行政管理提供法律依据，而行政基本法同时为整个行政法制监督、行政责任和行政救济提供法律依据，例如，《行政监察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即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责任的追究，对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行政相对人的救济提供了法律依据。第三，部门行政法为行政从“管理”转化为“执法”提供了直接的动力和条件，没有部门行政法，执法即失去了前提：相应部门，相应行政领域没有法，无法可执，则只能按政策办事，按长官指示办事，“管理”不可能转化成“执法”；而行政基本法则为部门行政法的健全、完善提供了动力和条件，因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启动了对各部门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如果某部门行政法不健全、完善，败诉，赔偿的压力就会促使该部门尽快去健全、完善该部门行政法，而《行政程序法》一类的行政基本法亦可以指导部门行政法的健全、完善。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各个行政管理部门和领域都已陆续出台了不少法律、法规和规章，虽然尚未达到健全、完善的程度，某些部门（如新闻、出版、结社等）可能还很不完善，但整体上应认为已初步实现了有法可依。就行政基本法而言，作为构成行政法体系的支柱的基干法律，现在大多数也已制定出来了，并且由这些法律设计的制度（如行政复议制度、行政诉讼制度等）也已陆续开始运作。因此，我国的行政在整体上应认为已初步实现了由“管理型”到“执法型”，由“人治型”到“法治型”的转变，“行政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已转化成了“行政执法参考资料：
一、想明白，就是定位要准确纪检就是党内监督，监察就是行政监督，纪检组长也就是单位纪检监察工作的主管。（一）角色定位要准，弄明白“我是谁”，时刻牢记公仆之本纪检组长首先是一位党员，然后是一位党员领导干部。每一位纪检组长只有真正清楚“我是谁”，才能明白履行自身工作职责的前提和基础。我们都知道，纪检监察干部是“党的忠诚卫士、群众的贴心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忠诚、刚正、为民、清廉、创新”，担负着重要职责，所以必须经常问一问“我是谁”，经常提醒自己是公仆，自己是纪检监察干部，要经常想一想如何更好地体现为民服务。在工作实践中，纪检组长围绕“我是谁”必须做到三个坚持，在两个方面做出表率。一要做到“三个坚持”。一是坚持原则性。原则性是对纪检监察干部的本质要求。坚持原则，严守纪律，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俗话说：打铁先要自身硬。作为纪检监察干部必须在各方面都要严格要求自己，要从自己的一言一行做起，树好榜样带好头，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纪检组长只有自身素质过硬，才有资格去规范、约束和监督别人，另外，还得坚持按政策、法律、规定和制度办事，按程序办事，不牵强附会，不随心所欲，以对组织、干部负责的态度开展工作。二是坚持进取性。进取性是对纪检监察干部的基本要求。我觉得必须把握两点：1.要有政治敏锐性。对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及省、市、县业务主管本单位党组纪检组出台的有关方针、政策和规定要及时了解掌握，领会其精神实质，结合本单位实际贯彻落实。特别是对重要精神要学深学透，深刻理解，统领思想，使纪检监察工作更贴近中心，贴近实际，服务大局。2.增强工作的敏锐性。要善于按照上级要求、领导的意图，结合本单位实际创造性地做好工作，要善于观察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以推动各项工作向前发展。三是坚持灵活性。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基础上讲究方式方法。针对当前本单位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不断提高纪检监察工作实效。把是否有利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的贯彻落实，把是否有利于维护党、国家、人民的利益，把是否有利于党纪国法的维护作为衡量纪检监察工作的标准。紧紧围绕派驻本单位工作和干部队伍建设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采取有效措施抓好教育、管理、监督，落实好责任，防患于未然。二要做好两个表率。一是做好勤政的表率。勤政是一名公务员、一名共产党员、一名纪检组长的基本要求，也是起码的要求。勤政的主要内容包括各种纪律和工作作风，作为一名纪检组长如果自己不以身作则遵守好上下班、财务、四条禁令等纪律，工作作风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就没有影响力和号召力，也就很难做好各项工作。只有做到勤政，敬业爱岗，坚持身教重于言教，才能带领团队遵守好各种纪律、做好各项工作。二是做好廉洁的表率。俗话说，己不正难正人。廉洁是纪检组长是否称职的主要标准。要做到廉洁，首先要加强党性修养，包括加强政治理论、思想意识、道德品质、工作作风和文化科学知识修养等。其次要严格自律，在思想上，时时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在行动上做到：管住自己的手，不吃、拿、卡、要、报；管住自己的口，不乱吃喝，不乱说话；管住自己的腿，不该去的地方坚决不去；管住自己的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作为纪检组长，要注意时刻提醒自己，我是一名“党的忠诚卫士、群众的贴心人”，大家的眼睛都在盯着我，只有解决好认识问题，行动才自觉，才能增强自觉性和责任感，才能够以良好的道德风尚和人格力量影响带动群众，才能担负起重任，当好纪检组长。（二）职责定位要准，弄明白“为了谁”，时刻牢记执政之要党章和行政监察法赋予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责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在惩治腐败、优化环境、教育和保护干部、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等方面贡献力量。这一职责体现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纪检组长弄明白“为了谁”、对于保障党员干部践行宗旨发挥着重要作用，提供了有力支撑。纪检组组长是一个本单位纪检工作的主管，具体职责概括起来有四点：一是监督检查职责。监督、检查本单位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情况、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执行政府决策情况；监督本单位党组及其成员。二是组织协调职责。协助本单位党组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反腐败工作，纠正本单位不正之风，对党员、干部进行党纪、政纪教育；协助本单位党组研究制定本系统预防和治理腐败措施；协同纪检组考察本单位干部、党员和基层单位负责人的廉政情况。三是受理群众举报和查办案件职责。群众举报本单位党组及其成员违反党纪政纪或存在其他重要问题，纪检组可直接向市局监察室领导反映。经市局监察室领导批准，纪检组可对本单位党组及其成员违反党纪政纪的问题进行初步核实并协助纪委调查。四是完成市局监察室和本单位党组交办的其他事项。市局监察室和本单位党组有时会把一些影响本单位工作开展的棘手事情，交给纪检组去处理、解决，纪检组要充分发挥职能特点，创造性地完成市局监察室和党组交办的各项任务。纪检组长的工作性质从领导关系上看，它受上级纪检组领导，又受同级党组书记和局长领导；从工作职责上看监督是第一位职责。党组和行政领导班子是所属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责任主体，纪检组履行协助组织协调的职责。从具体工作环境上看，一方面形式上具有相对独立工作的含意，又属同级党组班子成员之一，很大程度上具有领导职位二重性，在工作中，既有工作职责相对专业的一面，又有班子成员相互配合从属的一面。因此，如何当好纪检组长，个人认为必须明确自己的身份和主业，必须了解自己的工作职责、权限和范围，明确工作的宗旨是“为了谁”，这样才可能确保工作精力对号入座，才能充分发挥纪检组长的作用。二、做清楚，就是履职要到位（一）工作开展要到位，要明确“做什么”，抓好五个重点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主要是抓好五个重点，把纪检监察工作融合到各项工作之中，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任务落到实处。一要在党风廉政建设、组织协调方面发挥牵头作用。作为本单位纪检组长，既是一个领导职务，更是一份政治责任。不仅要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更要在党风廉政建设、组织协调方面发挥牵头作用。一是增强主动性。要善于做好协调工作，坚持多请示、多汇报、多请教，主动争取党组的支持，既要努力“有为”，用自己的工作实绩实现“有位”，又要及时了解单位的中心工作的进展情况和上级纪检监察机关提出的工作要求，主动向单位的党政主要领导和上级纪检检察机关汇报、沟通纪检监察工作情况，积极牵头协调反腐倡廉各项工作和任务。二是增强规范性。在找准工作定位的基础上，既要正确履行监督职责，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贯穿整个业务工作始终，又要防止形式主义和工作上的越位、缺位，不是我做过了，而是考虑要做好了。三是增强有效性。通过纪检的协调，切实发挥党组的领导作用，本单位的主体作用，群众的参与作用，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就纪检业务工作来说，第一位的工作是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这项工作抓好了，就等于抓住了“牛鼻子”，就能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工作实际出发，从建章立制着手，以规范税收行为为切入点，以阳光政务建设为重点，积极探索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有效措施和办法。二要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方面发挥保障作用。紧贴本系统、本单位以及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是纪检监察工作任何时候都要唱响的主旋律。作为纪检组长，必须把服务发展作为反腐倡廉工作的首要职能，切实发挥纪检监察工作的服务保障作用（政治保障和纪律保障）。加强对上级重大部署的监督检查，把纪检监察工作贴近尉氏发展的实际，贯穿整个税收工作的始终。通过反腐倡廉工作，维护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营造健康和谐的发展环境。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确保上级和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要对相关行业方针政策的执行和落实情况，行政审批，执法监督，项目审批和建设，干部选拔等情况进行监督，做到有行政权力就有监督。这就是平时我们常说的“围绕中心转，服务大局干”。三要在宣传教育、反腐倡廉方面发挥引导作用。纪检监察工作是教育人、挽救人的工作，它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加强干部的党纪条规的思想教育，要爱护、保护干部。我们要摒弃纪检监察工作就是找毛病、找纰漏、处理干部的观点，要牢固树立起纪检监察工作是爱护干部、保护干部、培养干部的理念。把保护干部作为纪检工作落脚点。纪检监察工作及时发现和指出干部的苗头性和倾向性的问题，不是为了打击报复，而是为了不断修正干部缺点和错误，促使他们健康成长，使之真正做到干成事、不出事。一是注重教育方法。要坚持和完善已有的学习制度，健全学习体系，改进教育方法，加大对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宣传力度，不断丰富反腐倡廉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把宣传正面典型与反面案例教育结合起来，把传统的方法与现代化手段结合起来，把思想理论学习与党纪条规教育结合起来，把重点专题学习教育与经常性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把思想教育、纪律教育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结合起来，努力使宣传教育工作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二是树立正反典型。一方面要树立正面典型。对那些洁身自好、清正廉洁、甘于奉献、一身正气的党员干部，要大力宣传其先进事迹，成绩特别突出的要给予一定表彰奖励，着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以推动和促进反腐倡廉工作。另一方面，也要利用一些查处的大案要案和腐败分子等反面典型，特别是同系统、同单位的案例，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案例教育和警示教育，以增强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努力实现良好的教育、警示、震慑效果。三是防微杜渐。要见微知著，明察秋毫，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善于从一些细节、一些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发现深层次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及早采取工作措施，防患于未然，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动权。四要在总结经验、开拓创新方面发挥推动作用。在工作实践中，要勤于思考，善于调研，积极探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规律，不断总结新经验，提出新思路，推出新举措，拿出新办法，努力开创纪检监察工作新局面。要把上级的部署同单位的实际结合起来，既总结和坚持过去行之有效的好的经验和做法，又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找准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和工作的着力点，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使党风廉政建设与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更好地结合起来，努力做到纪检监察工作与社会稳定、单位发展同步考虑、与专项治理同步实施、与建立监督管理的长效机制同步推进。说起来简单，真正要做到确实是要用心、用力的，但这是纪检组长必须发挥的作用。（二）工作方法要到位，要明确“怎么做”，处理好五种关系纪检监察工作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同级党组领导下，在上级纪检组领导与指导下、在党组的配合下，在全局同志们的支持下开展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纪检监察干部要想履行好职能，必须摆正位置、理顺关系、搞好协调，否则就会遇到阻力，处于孤立状态，影响其工作效果。纪检组长在履行职责时，需要准确把握职能定位，正确处理好五种关系。一要处理好纪检组与党组的关系。纪检工作的开展需要纪检组长主动与党组书记协调沟通，取得党组书记的支持，重大问题需要及时向纪委做好汇报。要多沟通，及时搞好协调，积极争取局党组特别是“一把手”的理解和支持，积极为局长当好参谋。纪检组长应发挥主动性，组织纪检组成员根据上级业务本单位和市局监察室工作的部署，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提出年度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纪检监察工作要点和重点工作建议，向单位一把手汇报，形成主要领导的意图，召开班子会议，形成班子成员的共识，变成全局的工作，由局发文贯彻执行。纪检组长在工作中，要做到“六个主动”：主动向党组传达市纪委及上级纪委的指示精神及工作安排；主动对党组及党组成员进行监督；主动提出反腐倡廉工作的计划和安排，争取党组支持；主动向党组汇报群众信访、本单位在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为党组分忧解难；主动提出反腐倡廉工作的新路子、新招数，拓宽工作局面；主动承担党组交办的其他事项。二要处理好监督检查与业务管理工作的关系。纪检组的监督职能主要是通过监督检查来体现的，纪检组长工作方法合适，才能达到“到位”不“越位”、监督检查促发展的目的。一是主动参与有关业务工作，认真了解学习本单位业务工作的相关知识与法规，重点掌握业务工作环节，对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提前介入、关口前移，在党组的支持下，把违法违纪的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二是熟知业务工作性质，不受单位业务性质的不同，放松监督检查工作。三是要善于发现问题，在日常工作中要采用多种方式发现问题，将自己发现的问题进行认真分析后，进行归类，主动向党组负责人汇报，力求得到班子成员的支持，共同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办法，一定要避免监督检查代替管理。三要处理党风廉政建设总体部署与重点工作的关系。认真贯彻中央、省、市、县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总体要求，督促本单位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实施纲要》，是纪检组长的日常工作任务。为此，一是积极组织本单位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上级反腐倡廉的重要精神，深刻认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意义，使党员干部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教育，做到党纪党规入心入脑。二是立足实际，有针对性的开展好本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形成自己的特色，创造性的落实好班子成员“一岗双责”。三是着力营造行业廉政勤政环境，要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结合上级党风廉政建设主题教育活动，积极开展有特色、有影响的宣传活动，拓展反腐倡廉教育的效果，营造有利于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道德环境。四是处理好监督与协助的关系。纪检组长协助党组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现行纪检组长的主要职责。四要处理好履行监督职能与自身建设的关系。纪检组长要履行好监督职能，就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第一，努力学习纪检业务知识。对党的方针政策，党纪党规要做到熟知于心，这是自己的看家本领，用学以致用树立可亲、可信、可敬的自身形象。第二，做好“风向标”。纪检组长一定要台上台下相一致，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学习什么，鄙视什么，在什么场合都要鲜明，用实际行动兑现诺言，树立向上向好的工作导向。第三，坚持走群众路线。纪检工作人手少，工作任务繁重，监管工作难以面面俱到，对此，要加强同业务科室的联系，尽可能多地参与他们的一些工作，多同群众交流和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在参与中服务，在服务中监督，这样既密切了纪检同业务口的关系，又能及时发现不良的苗头、及时加以制止和防御。
检察机关是宪法定位的法律监督机关,“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是检察机关的工作主题。法律监督工作的好与坏,关涉法律的正确实施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从实践看,由于法律规定、职权配置、人员素质等种种原因,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还存在监督不广、监督不深、监督不够、监督无力等现象。如何更好地行使法律监督权,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完善法律规定,使法律监督更具操作性一是对法律监督的规定应尽可能细化。从目前看,宪法和法律虽然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但是在哪些方面可以监督、如何监督、可以采取哪些监督手段等方面规定得较为模糊,在实际工作中不易操作。如:关于刑事立案监督的规定见于《宪法》的第129条、《刑事诉讼法》的第8条和第87条、《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7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修正)》的第164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第372条到379条、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立案监督工作问题解答》等,但这些大都为原则性规定,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是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的《规定(试行)》。然而上述规定多为程序方面的规定,又只是规定互相通报、建议、通知、送达、报请等,这种软性监督的方式对于被监督对象拖延不执行或拒不执行缺乏后续的制约措施,实际操作性差。二是监督门槛设置不宜过高。比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2012修订)第五百六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对于情节较轻的,可以由检察人员以口头方式向侦查人员或者公安机关负责人提出纠正意见,并及时向本部门负责人汇报;必要的时候,由部门负责人提出。对于情节较重的违法情形,应当报请检察长批准后,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构成犯罪的,移送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工作实践中,对于那些“情节较轻”的,只能进行口头纠正,缺乏效力,监督效果不明显。三是应强化法律监督的手段。刑诉法、民诉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监督手段较为单一,除抗诉外,主要是发书面通知、检察建议等,一旦被监督单位或个人不予执行或拖延不办,没有后续措施,这就造成了监督不力的现象。如,检察机关在立案监督方面只有调查权,而没有侦查权。调查手段有限并缺乏强制保障措施,加之被监督机关对立案监督在案情认识上及证据收集上会有差别,必然会影响立案监督效果。四是应促进对等监督。应制定相应规定,在重点乡镇设置派驻乡镇检察室,强化对乡镇一级的法庭、公安派出所以及其他行政执法部门的监督。另外,在民事诉讼监督方面,《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88条和第10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和执行检察建议,应当经本院检察委员会决定。但是,同级法院接到再审检察建议后,不用经过审委会,就可以直接由副庭长进行回复,甚至敷衍、不回复。再如,在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提请抗诉后,法院发还重审时虽然另行组成合议庭,但有时负责签字审批的主管院长还是同一个人,对再审案件的公正办理有影响。二、强化内部分工配合,使法律监督更加专业化长期以来,检察机关侧重于刑事检察和自侦工作,对法律监督重视不够。造成这方面的客观原因是,检察机关承担着较重的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工作,以我院为例,近三年来,侦监部门的检察员每年人均办理70件案件,人均2天1件;公诉部门的检察员、助理检察员每年人均办理公诉案件85件,每人平均2.5天办理1件。这些固定的工作量占据他们很大的时间和精力,导致了对立案、侦查活动的监督成为了“副业”。因此,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当以实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为契机,将法律监督单独抽出,设立诉讼监督局,或者成立诉讼监督组,专门从事刑事、民行诉讼环节的法律监督,变副业为主业,变被动为主动。同时,独立出来的法律监督部门或办案组应与院内其他业务部门紧密合作,信息共享,形成工作合力。一是与案管部门合作,强化对案件的入口进行有效监督;二是与批捕、起诉等刑检部门合作,刑检部门在审查案件中发现侦查机关存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和诉讼监督部门或办案组联系,避免监督部门的二次阅卷和重复劳动,既提供了监督案源,又确保了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完善证据链条、促进公正审判,为刑检部门扫清障碍;三是与自侦部门合作,对于在诉讼监督中发现侦查人员或者审判人员有贪赃枉法、刑讯逼供、渎职失职等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的,可以与反贪、反渎部门配合,既强化了法律监督手段,提高了法律监督效果,又为反贪反渎部门提供了案源;四是与监所检察部门合作,强化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和监督,以及对侦查人员是否存在暴力取证等进行监督调查,更好地保障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三、创新完善工作机制,使法律监督更加扎实有效一是应完善执法考核机制,促进法律监督。在工作实践中,有时候出现的监督难、难监督现象,与执法考核有关。比如立案监督,在检察机关这边有考核指标,而且上不封顶、多多益善,但在公安那边,受迫于破案率,往往采取不破不立的做法,被立案监督还有扣分项,所以不愿意配合,即使不积极、不主动。有的检察院甚至为了完成考核指标与公安沟通协调,做假监督、纸面监督和数字监督,只为应付上级考核。个别基层院甚至出现批捕100件,立案监督80件的造假现象。所以,应当树立正确的思想,理清工作和考核的关系,考核是为了工作,而非工作是为了考核。因此,考核宜粗,抓大放小,尽量不要设指标;监督宜细,要规范明确,尽量具体。二是应完善公检法配合与制约机制。做好法律监督,需要公检法三家单位的配合协作,减少分歧,特别在统一执法尺度方面。应在立案标准、羁押必要性认识、批捕、起诉标准和法院审理标准上做到相统一、相一致。同时,重点还要相互制约。从实践看,相互配合有利于案件进展,相互制约才有利于公平公正。检察机关更要在案件事实、证据方面严把关、把好关,做到事实证据统一、程序实体兼顾,以法为是、秉公监督。三是应探索政法机关案件通报和信息共享机制。公开和共享是强化法律监督的有效手段。例如,笔者所在的武安市检察院,今年以来,公安机关已刑事立案2670余起,其中报捕案件218件,直诉案件110余件,在立案监督方面大有空间,但是仅仅依靠当事人申请、举报,渠道太窄,案源不多。如果能够实现信息共享,就可以从报案、受案开始进行监督,也可以扩展到对治安管理案件的监督,防止刑事案件的“降格处理”,真正做到“源头监督”。同时,信息共享也有利于加强对法院的审判监督。四、加强自我监督和检务公开,使法律监督更具公信力法律监督是对整个诉讼程序的监督,当然也包括对检察机关自侦、捕诉部门的监督。因此,还要将监督触角向内延伸,结合案管部门,对本院受理的批捕、起诉案件的进行程序监督和反馈调查,杜绝错案和执法瑕疵,确保每一起案件都能公正办理;结合纪检监察部门,加强对办案人的监督,杜绝执法过错和违法办案,确保每一名干警都能公正、廉洁执法。在强化内部监督的同时,还应加强检务公开,通过多种方式,搭建阳光检务平台,提升法律监督公信力。通过整合“检察开放日”、举报宣传周、涉农检察宣传、设立乡镇检察室等多种传统的检务公开方式,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社会公众集中汇报和宣传检察机关履职尽责情况;通过升级检务大厅,设置律师会见、律师阅卷、综合查询、案件受理等功能区,开展法律咨询、案件查询、律师接待和阅卷、行贿档案查询等多项业务,实现“一站式”公开;通过纸质媒体、电视、广告大屏等媒介,定期公开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办案规程、立案范围、立案标准等内容,定期更新一些检察动态和有较大社会影响案件的处理结果;通过借力微博、微信、网络展馆等新兴媒体和方式,介绍检察职能,公开案件信息,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提高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公信力。五、抓好队伍建设,提高法律监督能力打铁还需自身硬。做好法律监督工作,最根本的还是要增强自身素质。我们的监督对象有对法律非常谙熟的经验丰富的老法官,有身经百战的老办案民警,而且执法环境越来越严、越来越规范,这就要求我们检察官作为法律监督者,必然要具备更高的素质。一是要树立正确的监督理念。我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对同属一个战壕的兄弟政法机关进行监督,必然面临方方面面的考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克服畏难情绪,坚持以法为是、唯法是从,以维护法律公正实施为己任,敢于监督、勇于监督,做一个称职乃至优秀的法律“挑错人”。二是要善于学习,提升法律修养。要凸显以法律监督为核心的检察文化,建设学习型检察院,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提升干警文化品味和法律修养。三是要紧贴实际,开展多种形式的岗位练兵。法律监督点多面广,需要培养知识全、业务专的的法律监督实践者。可以通过实施全员轮训,让干警到各个业务部门去“兼职”和“实习”,这样有利于干警尽快熟悉和掌握刑事诉讼环节的各个程序,同时,也可以在轮训中发现和培养一专多能的法律监督人才。对年轻干警可以实施跟案培训,从案管受案开始,安排有经验的业务能手做其“导师”,领办某个案件的全流程,促进年轻干警尽快熟悉各项业务,迅速成长、成熟起来。四是要强化队伍的管理监督。任何权力都需要监督和制约,作为法律监督者,也不例外。必须坚持理想信念时时讲、职业道德时时抓、工作纪律时时记,同时,还要定期开展警示教育、执法检查、检务督察等活动,促进干警公正、廉洁地行使法律监督权。河北省武安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论文提要：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中，赔偿项目比较多，对应的权利主体也比较多，当部分权利人起诉后，法院是追加其他权利人为必要共同诉讼人，还是依不告不理的思路径行裁判，本文将试图从赔偿请求客体的性质入手进行分析，在分析传统的观点的基础上，肯定法官应在行使释明权的前提下，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就部分权利人的请求进行审理，而不必主动追加其他权利人为共同原告的做法，同时也对例外情况进行了论述。[基本概念] 部分权利人共同原告 释明权-------------------------------------------------------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是当前海事审判中常见的一类重要案件。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颁布实施后，在赔偿原则、赔偿客体、赔偿标准等重要问题上有了明确的依据，使法官对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审理更具可操作性，但实践中还是有一些问题经常困扰我们，本文仅就该类案件涉及的有关主体的相关问题作简要研究探讨。希望有所裨益。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赔偿项目比较多，根据《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受害人因伤致残的还会有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相关赔偿费用。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前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死亡赔偿金）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可见赔偿项目是相当多的，涉及的权利主体也比较多。如果只有部分权利主体起诉，以往的做法通常是由法院依职权追加或要求原告申请追加其他权利人为必要共同诉讼的原告进行审理。近年来，随着审判方式改革，受“不告不理”原则的影响和随着审判实践中经验教训的积累，有观点认为权利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主张权利和放弃权利的自由，在主张权利时,有依法选择保护途径和依法选择相对人的自由，法院依职权追加当事人实际上是对权利人上述自由的侵犯，有悖于处分原则。我认为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法官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在审理只有部分权利人起诉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时不应将未参加诉讼的权利人视为必要共同诉讼的主体。首先，人身损害赔偿是以赔偿权利人和赔偿义务人为主体、以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为内容的债的法律关系。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赔偿权利人包括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其中，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为直接受害人；因直接受害人伤残、死亡而蒙受生活来源损失的被扶养人以及直接受害人的近亲属，为间接受害人。近亲属以外的第三人支出有关费用的如丧葬费，按照无因管理的规定，第三人不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权按《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赔偿请求权人。根据法律规定，赔偿项目虽然比较多，但各个赔偿项目根据其性质的不同分别对应着不同的主体。其次，追加当事人的前提是这类案件是必要的共同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必要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的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诉讼。构成必要共同诉讼，有两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一是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或二人以上；二是诉讼标的是共同的，当事人必须一同起诉或者一同应诉,人民法院必须合并审理，如果部分当事人起诉要追加其他权利人参加诉讼。现行法律对必要共同诉讼规定不够详细，《民诉意见》规定了几种必要共同诉讼的情况，其中不包括人身损害赔偿诉讼。并且，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中的各个赔偿项目是独立的，并非共同标的，不能简单地认为所有的权利人是赔偿总额的共同请求权人，而适用必要共同诉讼，那样会产生对当事人诉讼自由的干涉，不是现代司法理念的价值取向。所以，在审理部分权利人起诉的人身损害案件时不必依职权追加当事人，只需向权利人行使释明权即可进行裁判。法官释明权是指在诉讼过程中，法官在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请求或陈述意思不明确、不充分、不适当时，依法将相关的法律规定向当事人进行解释和说明的权限。这一制度，在我国目前公民法律知识不平衡的情况下，利用国家力量对弱势群体进行司法救济，使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能力上趋于对等，从而为促进司法公正起到积极的作用。法官在庭前准备阶段要对人身伤害赔偿范围、权利人范围、原告享有的权利范围及未起诉的权利人的权利范围、应当如何行使权利等内容向释明原告。法官行使释明权必须在保证中立的前提下行使，法官所解释的内容不得影响案件的实质公正。做到同样情况同样对待，不厚此薄彼，否则会使承担不利后果的当事人对法官行使释明权的正当性和法院裁判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并可能使其对法官个人的职业品质产生不信任。上述做法可以认为是一个基本处理原则，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有这样一个案例：李某系原告董某之子，李某受雇于被告刘某，在海上作业时遇难。事故发生后，李某之妻何某与被告达成了赔偿协议，获得了死亡赔偿金。不久，原告董某以其儿媳何某私自与本案被告签订协议对其无效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属于自己的部分死亡赔偿金及扶养费。扶养费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原告儿媳何某无权处分。但原告关于部分死亡赔偿金的请求，在其儿媳何某不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应如何处理，在实体上能不能分割，在程序上是否适用必要共同诉讼的规定，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的观点就不尽相同。本人认为根据死亡赔偿金的性质，该项赔偿不宜分割，应当按必要共同诉讼对待，追加当事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根据法律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要赔偿权利人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等多项费用，关于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历史上法律规定不尽一致。传统上有“抚养丧失说”和“继承丧失说”两种理论。以前法律规定大多采“抚养丧失说”只补偿生活补助费。 “继承丧失说”认为，侵害他人生命致人死亡，不仅生命利益本身受侵害，而且造成受害人余命年岁内的收入“逸失”，也就是给与受害人共同生活的家庭共同体造成了应得财产的损失，目前学者也有类似观点。《解释》虽然明确了它的性质，但还是比较容易产生争议。死亡赔偿金，顾名思义，是对受害人作为一个民事权利主体生命权的丧失（死亡）作出的赔偿。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而生命权则是一切权利的基础和前提，任何生命权的丧失都是公民民事权利能力的丧失。因此，死亡赔偿金实质是以受害人权利能力的丧失为给付条件。由此看来，对于死亡赔偿金的性质，《解释》突破了以往法律的传统规定，参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将死亡赔偿金确定为物质损失的范畴。死亡赔偿金的性质是物质性赔偿，以“继承丧失说”为计算依据，受害人死亡导致的财产损失，以家庭整体减少的收入为标准进行计算。其理由在于，生命是无价的，现行法律规定的死亡赔偿金并非是对生命价值的赔偿，而是对赔偿权利人收入损失的赔偿。受害人的个人收入并非全部用于个人消费，除其中个人消费部分以外，其他的收入用于家庭共同消费或者家庭积累。受害人因人身损害死亡，家庭可以预期的其未来余命年限的收入因此丧失，实际是家庭成员在财产上蒙受的消极损失。该项赔偿不同于继承，同一顺序继承人，原则上应按照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决定受偿份额，而不是像继承遗产那样适用同一顺序均等的原则。即死亡赔偿金原则上应涵盖家庭生活所有成员，是家庭的共同取得，不应该只由关系最密切的夫妻一方取得，而应该认为是他们的共同财产的损失。所以，该项赔偿的请求权人是死者近亲属中的共同生活家庭成员，该项权利主要由死者配偶享有。审理中在考查家庭共同生活紧密程度前提下，还应当同时考虑同一顺序继承人中可否单独请求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情况，并予以适当平衡。根据上述分析，上述案例中死者的妻子、母亲与死者共同生活，对死亡赔偿金具有共同的请求权，应依必要共同诉讼处理。在实体上两人如请求分割，主要权利人应为死者的配偶何某，原告作为死者的母亲，可根据具体情况，酌情确定份额。综上，在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中，当部分权利人起诉后，一般情况下不宜采用追加其他权利人为必要共同诉讼人的做法。应该尊重当事人的选择，由法官充分行使释明权，告知当事人赔偿权利范围及权利人的范围，尊重当事人得到明示后的自主选择，针对部分权利主体径行裁判。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如对死亡赔偿金的请求。这样，既能够及时保护已提起诉讼权利人的合法利益，又可维护义务主体的合法权益。
人身保险论文范文
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当人们遭受不幸事故或因疾病、伤残、年老以致丧失工作能力、死亡或年老退休时，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给付保险金或年金。以下是我精心准备的人身保险论文范文，大家可以参考以下内容哦！
摘 要： 保险利益是保险中经常强调的重要原则。在新保险法中做了相应的修订，添加了新的内容。我国保险利益的确定在利益原则基础上加入了同意主义的内容，以适应成文法国家的需要。此外，在与财产保险进行对比中发现人身保险利益的要求时效有所不同，是适应人身保险特点的体现。在人身保险时效的问题上进一步探讨了一个在案例中比较常见的离婚事件中的人身保险合同的解除与否，以及作为财产的分割问题。
关键词 ：保险利益 保险法 时效
保险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一）本人；（二）配偶、子女、父母；（三）前项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四）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除前款规定外，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个人具有保险利益。”
一、新增雇主与雇员间保险利益
在与旧保险法的对比中可以看到，三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是新增内容，认可了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保险利益。同时又在三十九条中规定：“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此项规定在肯定了雇主对雇员的保险利益之后又对它可能引起的道德风险进行了限定。雇主对雇员的保险利益来源于雇员对企业的价值，雇员可以为企业创造利润，一旦雇员死亡，则其工作必然要停止，会对公司产生一定的影响，使公司遭受损失。但从这一方面来看的话，似乎不应对保险的受益人进行如此硬性的规定。但是保险法的立法似乎是站在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从对受益人的限定上来看，雇主为雇员投保的人身保险是雇员的一项福利，在其死后由其近亲属获得，类似死亡赔偿金。
二、关于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问题
在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问题上，还有值得强调的一点是：人身保险要求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人身保险因为以被保险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而具有其特殊性。首先，为了防范道德风险，保障被保险人的人身安全，要求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同时对受益人的确定也规定要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其次，是对保险利益要求时效的分析。人身保险要求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而不是保险事故发生时。这是因为
（1）人身保险合同不是补偿性合同，所以不必要求保险事故发生时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一定具有保险利益。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规定其目的在于防范道德风险和赌博行为，如果签约时做了严格控制，道德风险一般较少发生于保险合同有效期内。
（2）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是人，基于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血缘、婚姻、雇佣等关系而产生的保险利益极易由于人们的某些行为而消失，而寿险合同多为长期合同，因此此项规定有助于维持寿险合同的继续进行，既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也对保险公司的经营有利。而且寿险合同多具有储蓄性，被保险人受保险合同保障的权利不能因为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保险利益的丧失而被剥夺，否则，有违保险宗旨，也有失公平。
2.下面就由于婚姻关系发生变化导致的保险合同以及保险利益的问题做几点说明。首先，保险利益在婚姻关系解除时发生了变化: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再具有保险法上规定的保险利益关系。又由于保险法在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问题上强调保险合同订立时存在保险利益，所以合同可以继续有效，但是相应的又会出现关于财产分割等一些的问题。而人身保险虽然带有一定的储蓄性，但却不同于银行的储蓄存款，可以随意进行分割。2003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相关的规定，因受益人的不同进行区别对待：
2.1以子女为受益人的，在投保人解除合同时被保险人可以继续缴纳保险费维持保险合同继续有效，不需要对投保人支付保单现金价值。在以子女为受益人的问题上，不需要对财产进行分割，当然也不需要返还现金价值，因为夫妻双方即使离婚对子女仍然具有无限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子女继承父母的财产。
2.2投保人以共同财产投保，以其配偶为被保险人而以自己或其近亲属为受益人的， 离婚时保险合同解除，应返还对方一半的现金价值。投保人以自己或其近亲属为受益人，在离婚后不存在保险利益，易引发道德风险，危及被保险人生命，保险合同应解除。但是由于保险合同是以夫妻共有财产来投保的，所以应返还被保险人一半的现金价值。
2.3当投保人以共同财产投保，以其配偶为被保险人并且以对方或其近亲属为受益人的，被保险人可以继续缴纳保费，要返还投保人一半的现金价值。在以被保险人或其近亲属为受益人的保险合同中，即使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离婚也不至于存在危及被保险人生命的道德风险，因此保险合同可以继续维持，在被保险人要求继续缴纳保费的条件下，应返还投保人一半的现金价值。
3.法律在对这个问题进行规定时遵循了几个方面的原则：首先，以被保险人的生命为标的的人身保险必须不能存在危及被保险人生命的道德风险。其次，对保单的.现金价值进行了合理分配：该不该返还；谁来返还；返还多少等问题。保单现金价值可以看作保险人对投保人的负债，是保单解除时返还投保人的那部分价值。离婚时需要进行分配的财产当然也包括人寿保单中的这部分价值。因为保单保障的是被保险人的身体、寿命，对受益人支付保险金，所以投保人中途解除保险合同只可以得到属于自己的那部分现金价值，而不能觊觎数额较大的保险金。至于以子女为受益人的情形可以看作遗产的继承，因而不需要返还保单的现金价值。现金价值的返还是由离婚后保单的持有人来进行返还的，因为他拿到了之前的保单现金价值，理应对投保一方作出补偿。至于返还多少，则应视原投保人对保单的贡献而定，若以其自己的财产投保，则应全部返还；若以双方共同财产投保，则应返还一半的现金价值。最后，这些规定的实施，均可以降低保单的失效率，维护保险公司以及投保人的利益。若一味地强调保险利益，而在保险利益丧失后只得结束保险合同，这将不利于保险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韦生琼.人身保险 [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2]孙蓉.保险法概论 [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3]方志平.论保险利益的区分认定及其效果 [J].上海保险，2010(03).
人大代表如何正确行使法律监督权关于人大代表监督权的行使方式，我国《代表法》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有关机关、组织必须研究处理并负责答复。”也就是说，人大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可以通过人大常委会向有关机关、组织提出，也可以自行向有关机关、组织提出。但不管采取哪种方式提出，都具有监督的性质和效力。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这就是说，公民有权利对司法机关以批评和建议的方式进行监督，每位公民都有监督司法机关的权利，监督主体中当然也包括人大代表。但是这种建议和批评应以干涉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为限。鉴于有时个别代表反映的具体案件，是基于个人或单位、组织反映的意见，所以代表这时所代表的是个人或单位、组织。法律没有赋予人大代表可以要求司法机关必须如何办理案件的权利。如果代表提出的建议和批评强烈地要求或指令司法机关如何办理案件，显然不是正确的监督方式，是对司法机关行使权利的一种干扰。在实际中，有的人大代表可能没有司法方面的专业知识，并不精通法律，往往也不了解案情，但是他接受委托，对案件一方当事人表示坚决支持，并为他多方奔走，积极呼吁，这就会造成误导，会使当事人误认为自己的要求绝对合法，于是强化了他对司法机关的不信任感，增强他不服司法机关生效决定的决心也增加了司法机关坚决依法作出的处理决定做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和息诉工作的难度。这实际不利于维护司法机关工作的权威，也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因为人大代表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神圣的职权，也许还因为人大代表手中还握有对司法机关工作报告的审议、批准权，所以司法机关处理案件时对人大代表就案件提出的要求会产生较多的顾虑。这种顾虑形成的压力有时会使司法机关无所适从，要采纳意见，与公正原则不符，不采纳意见，可能被认为是不接受监督，这样的压力，对案件的公正处理不利，是不应该存在的。在办理案件时，司法机关应该坚持以法律为准绳，坚决地服从法律。如果不这样，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就成为空话，法律要得到统一正确的实施就无从谈起。人大代表在对司法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时，也应该理性思考，并正确地开展活动，防止不妥当的做法造成不良的社会效果，既影响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也影响人大代表正确行使监督权。目前在各级人大代表中，并不是个个都能严格要求自己，依法秉公办事，难免有个别的自律不严，从个人和亲友的利益出发，以监督为名对司法机关的办案工作施加压力，这既不符合现代的法治精神，更玷污了人大代表的神圣和尊严。如果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中确实有错误，没有依法办案，缺乏公正，怎么办？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发生是客观存在的，这也是我国司法机关应该加强自身建设，着力解决的问题。对这种情况，人大代表不应不闻不问，坐视不理，一定要发挥监督作用，进行有效的监督。但必须依法监督，可以将对具体案件的不同意见或建议提交给人大常委会，由人大常委会转交给相关的司法机关处理，要求将处理结果报告给人大常委会，并给人大代表答复；也可以依照《代表法》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提出质询案，在依法治国实践中以身作则，在程序规定的轨道内进行监督，防止个性化，理性地、正确地行使法律赋予监督司法机关的神圣权利。“人大代表人民选，选好代表为人民”。作为人大代表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学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理论、学习代表法和有关法律知识，同时也要学习其他相关知识，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提高自己依法参政议政、依法履行职责的能力。同时要忠实、积极地反映社情民意，代表群众对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这既是人大代表的权利，也是人大代表的义务。任何忽视、轻视甚至妨碍、阻扰代表行使监督权的认识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和不允许的。同时，要不断总结和提高监督工作水平，紧紧围绕中心工作，突出重点，着眼于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抓大事，议大事，做到知情知政，求真务实，提高履职质量。要密切联系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对群众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要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有质量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供相关部门参考决策。人大代表要真正担负起监督职责，必须具备较高的思想理论水平、良好的法律素质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知识，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群众的殷殷重托。
是论文吗？1，概念。2，立法原因。3，社会概况。4，必要性。5，作用。6，缺陷。7，完善的方法。我都是学法学的，不过之前的论文都是复制粘贴的。现在才开始有自己写，水平当然是一般般啦，，你自己试着写。自己写下来的感觉好好，试过你就知道，超有成功感！可能交了上去都没人看，但毕竟是自己做出来的。复制粘贴回来的，是盗取了别人的知识产权，我知道就有偷窃的感觉，，，望成功，学业有成！
论文是自己的看法和自己的想法。只要不离人大代表的法律监督职权太远就可以了。别人给的根本就是垃圾。要相信自己。才会有别出天地的作品
检察机关是宪法定位的法律监督机关,“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是检察机关的工作主题。法律监督工作的好与坏,关涉法律的正确实施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从实践看,由于法律规定、职权配置、人员素质等种种原因,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还存在监督不广、监督不深、监督不够、监督无力等现象。如何更好地行使法律监督权,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完善法律规定,使法律监督更具操作性一是对法律监督的规定应尽可能细化。从目前看,宪法和法律虽然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但是在哪些方面可以监督、如何监督、可以采取哪些监督手段等方面规定得较为模糊,在实际工作中不易操作。如:关于刑事立案监督的规定见于《宪法》的第129条、《刑事诉讼法》的第8条和第87条、《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7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修正)》的第164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第372条到379条、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立案监督工作问题解答》等,但这些大都为原则性规定,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是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的《规定(试行)》。然而上述规定多为程序方面的规定,又只是规定互相通报、建议、通知、送达、报请等,这种软性监督的方式对于被监督对象拖延不执行或拒不执行缺乏后续的制约措施,实际操作性差。二是监督门槛设置不宜过高。比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2012修订)第五百六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对于情节较轻的,可以由检察人员以口头方式向侦查人员或者公安机关负责人提出纠正意见,并及时向本部门负责人汇报;必要的时候,由部门负责人提出。对于情节较重的违法情形,应当报请检察长批准后,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构成犯罪的,移送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工作实践中,对于那些“情节较轻”的,只能进行口头纠正,缺乏效力,监督效果不明显。三是应强化法律监督的手段。刑诉法、民诉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监督手段较为单一,除抗诉外,主要是发书面通知、检察建议等,一旦被监督单位或个人不予执行或拖延不办,没有后续措施,这就造成了监督不力的现象。如,检察机关在立案监督方面只有调查权,而没有侦查权。调查手段有限并缺乏强制保障措施,加之被监督机关对立案监督在案情认识上及证据收集上会有差别,必然会影响立案监督效果。四是应促进对等监督。应制定相应规定,在重点乡镇设置派驻乡镇检察室,强化对乡镇一级的法庭、公安派出所以及其他行政执法部门的监督。另外,在民事诉讼监督方面,《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88条和第10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和执行检察建议,应当经本院检察委员会决定。但是,同级法院接到再审检察建议后,不用经过审委会,就可以直接由副庭长进行回复,甚至敷衍、不回复。再如,在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提请抗诉后,法院发还重审时虽然另行组成合议庭,但有时负责签字审批的主管院长还是同一个人,对再审案件的公正办理有影响。二、强化内部分工配合,使法律监督更加专业化长期以来,检察机关侧重于刑事检察和自侦工作,对法律监督重视不够。造成这方面的客观原因是,检察机关承担着较重的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工作,以我院为例,近三年来,侦监部门的检察员每年人均办理70件案件,人均2天1件;公诉部门的检察员、助理检察员每年人均办理公诉案件85件,每人平均2.5天办理1件。这些固定的工作量占据他们很大的时间和精力,导致了对立案、侦查活动的监督成为了“副业”。因此,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当以实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为契机,将法律监督单独抽出,设立诉讼监督局,或者成立诉讼监督组,专门从事刑事、民行诉讼环节的法律监督,变副业为主业,变被动为主动。同时,独立出来的法律监督部门或办案组应与院内其他业务部门紧密合作,信息共享,形成工作合力。一是与案管部门合作,强化对案件的入口进行有效监督;二是与批捕、起诉等刑检部门合作,刑检部门在审查案件中发现侦查机关存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和诉讼监督部门或办案组联系,避免监督部门的二次阅卷和重复劳动,既提供了监督案源,又确保了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完善证据链条、促进公正审判,为刑检部门扫清障碍;三是与自侦部门合作,对于在诉讼监督中发现侦查人员或者审判人员有贪赃枉法、刑讯逼供、渎职失职等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的,可以与反贪、反渎部门配合,既强化了法律监督手段,提高了法律监督效果,又为反贪反渎部门提供了案源;四是与监所检察部门合作,强化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和监督,以及对侦查人员是否存在暴力取证等进行监督调查,更好地保障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三、创新完善工作机制,使法律监督更加扎实有效一是应完善执法考核机制,促进法律监督。在工作实践中,有时候出现的监督难、难监督现象,与执法考核有关。比如立案监督,在检察机关这边有考核指标,而且上不封顶、多多益善,但在公安那边,受迫于破案率,往往采取不破不立的做法,被立案监督还有扣分项,所以不愿意配合,即使不积极、不主动。有的检察院甚至为了完成考核指标与公安沟通协调,做假监督、纸面监督和数字监督,只为应付上级考核。个别基层院甚至出现批捕100件,立案监督80件的造假现象。所以,应当树立正确的思想,理清工作和考核的关系,考核是为了工作,而非工作是为了考核。因此,考核宜粗,抓大放小,尽量不要设指标;监督宜细,要规范明确,尽量具体。二是应完善公检法配合与制约机制。做好法律监督,需要公检法三家单位的配合协作,减少分歧,特别在统一执法尺度方面。应在立案标准、羁押必要性认识、批捕、起诉标准和法院审理标准上做到相统一、相一致。同时,重点还要相互制约。从实践看,相互配合有利于案件进展,相互制约才有利于公平公正。检察机关更要在案件事实、证据方面严把关、把好关,做到事实证据统一、程序实体兼顾,以法为是、秉公监督。三是应探索政法机关案件通报和信息共享机制。公开和共享是强化法律监督的有效手段。例如,笔者所在的武安市检察院,今年以来,公安机关已刑事立案2670余起,其中报捕案件218件,直诉案件110余件,在立案监督方面大有空间,但是仅仅依靠当事人申请、举报,渠道太窄,案源不多。如果能够实现信息共享,就可以从报案、受案开始进行监督,也可以扩展到对治安管理案件的监督,防止刑事案件的“降格处理”,真正做到“源头监督”。同时,信息共享也有利于加强对法院的审判监督。四、加强自我监督和检务公开,使法律监督更具公信力法律监督是对整个诉讼程序的监督,当然也包括对检察机关自侦、捕诉部门的监督。因此,还要将监督触角向内延伸,结合案管部门,对本院受理的批捕、起诉案件的进行程序监督和反馈调查,杜绝错案和执法瑕疵,确保每一起案件都能公正办理;结合纪检监察部门,加强对办案人的监督,杜绝执法过错和违法办案,确保每一名干警都能公正、廉洁执法。在强化内部监督的同时,还应加强检务公开,通过多种方式,搭建阳光检务平台,提升法律监督公信力。通过整合“检察开放日”、举报宣传周、涉农检察宣传、设立乡镇检察室等多种传统的检务公开方式,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社会公众集中汇报和宣传检察机关履职尽责情况;通过升级检务大厅,设置律师会见、律师阅卷、综合查询、案件受理等功能区,开展法律咨询、案件查询、律师接待和阅卷、行贿档案查询等多项业务,实现“一站式”公开;通过纸质媒体、电视、广告大屏等媒介,定期公开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办案规程、立案范围、立案标准等内容,定期更新一些检察动态和有较大社会影响案件的处理结果;通过借力微博、微信、网络展馆等新兴媒体和方式,介绍检察职能,公开案件信息,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提高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公信力。五、抓好队伍建设,提高法律监督能力打铁还需自身硬。做好法律监督工作,最根本的还是要增强自身素质。我们的监督对象有对法律非常谙熟的经验丰富的老法官,有身经百战的老办案民警,而且执法环境越来越严、越来越规范,这就要求我们检察官作为法律监督者,必然要具备更高的素质。一是要树立正确的监督理念。我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对同属一个战壕的兄弟政法机关进行监督,必然面临方方面面的考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克服畏难情绪,坚持以法为是、唯法是从,以维护法律公正实施为己任,敢于监督、勇于监督,做一个称职乃至优秀的法律“挑错人”。二是要善于学习,提升法律修养。要凸显以法律监督为核心的检察文化,建设学习型检察院,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提升干警文化品味和法律修养。三是要紧贴实际,开展多种形式的岗位练兵。法律监督点多面广,需要培养知识全、业务专的的法律监督实践者。可以通过实施全员轮训,让干警到各个业务部门去“兼职”和“实习”,这样有利于干警尽快熟悉和掌握刑事诉讼环节的各个程序,同时,也可以在轮训中发现和培养一专多能的法律监督人才。对年轻干警可以实施跟案培训,从案管受案开始,安排有经验的业务能手做其“导师”,领办某个案件的全流程,促进年轻干警尽快熟悉各项业务,迅速成长、成熟起来。四是要强化队伍的管理监督。任何权力都需要监督和制约,作为法律监督者,也不例外。必须坚持理想信念时时讲、职业道德时时抓、工作纪律时时记,同时,还要定期开展警示教育、执法检查、检务督察等活动,促进干警公正、廉洁地行使法律监督权。河北省武安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你有邮箱啥的么~ 我把文章整篇发给你原来确定的单一的违法归责原则制度已经转变为违法归责原则和结果归责原则并用的归责体制。结合新法规定的行政赔偿范围与刑事赔偿范围，新法确定的归责原则应该是“违法归责原则”和“结果归责原则”。
张千帆 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238页。张千帆 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240页。刘志刚 《宪法诉讼的民主价值》第4页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国家赔偿法律制度专论》 作者: 姚天冲主编 出版日期: 2005.72、《行政补偿制度研究》 作者: 高景芳 出版日期: 2005年01月第1版3、《论行政补偿制度》 作者: 夏军著 出版日期: 2007年09月第1版4、《国家补偿法律制度专论》 作者: 姚天冲著 出版日期: 20085、《国家赔偿常用法律法规手册》作者: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审定 出版日期: 2004年08月第1版国家赔偿实用核心法规（第二版）》作者: 《实用核心法规系列》编写组编 出版日期: 2004年06月第2版国家赔偿案件诉讼策略与实例点评》 作者: 胡肖华 出版日期: 2004年05月第1版国家赔偿指导》 作者: 江必新主编 出版日期: 2004年04月第1版法律帮助一点通：国家赔偿》 作者: 赵汝琨 出版日期: 2004年01月第1版向国家索赔》 作者: 王新 出版日期: 2006年1月立案指南 行政诉讼·国家赔偿·执行卷》作者: 罗书平主编 出版日期: 2004年01月第1版立法赔偿纳入国家赔偿法范围的法理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范围的限定 国家赔偿法制定实施已逾十数年，从制度实践的效果来看，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也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在这些诸多问题中，国家赔偿的范围过窄问题成为学界的一个共识。扩大国家赔偿的范围，使得公民在遭受国家侵权时能够及时、有效地获得赔偿，已经成为学界和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扩大国家赔偿的范围有很多的层面，其中一个重要但却未被充分发掘的层面就是立法赔偿问题。如果说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只是赔多赔少的问题，纠缠的是具体标准和技术细节，那么立法赔偿干脆就是不赔——不仅1994年的《国家赔偿法》对立法赔偿只字未提，而且国内的国家赔偿法教科书对该问题也同样保持沉默，通常只在介绍国家赔偿法的历史以及法国行政法时稍有提及[①]。因此，在我看来，中国学者构建的国家赔偿法学术体系过度地保持与制度体系的一致性，无法反映出国家赔偿法发展的理论需求，因而是很不完整的。 在立法赔偿领域，就笔者的检索范围看，还没有专门的学术论著；就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而言，以“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为基准平台，输入“立法赔偿”进行检索，结果不超过10篇，而且大多是一些法学研究生或法律实务部门的人的作品，通常被认可的行政法学家鲜少涉猎该领域。这反映出立法赔偿在中国国家赔偿法学术体系中地位之卑微。笔者选择这一论题，因而在文献资料上就会显得很薄弱，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鼓舞着笔者勉力探索，以将立法赔偿的重要问题提出来供更多的学人研讨。 为下文论证之便，在此对本文所使用的核心概念进行基本的限定：立法赔偿是指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范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由制定机关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一种法定赔偿类型，立法赔偿分为议会立法赔偿和行政立法赔偿两种，[②]但下文若无特别说明，立法赔偿即指议会立法赔偿。 二、立法赔偿的法律史概况及评论 立法赔偿是一种新近发展起来的国家赔偿类型。在法律史上追索立法赔偿制度的源头，还必须将目光投向法国。法国是行政法的母国，也可以说是立法赔偿制度的母国。法国通过“公共负担平等”的公法原理及法国行政法院的一系列判例初步建立了国家赔偿法中的立法赔偿制度。除了法国，德国在一定程度上也建立了有限的立法赔偿制度。日本在“麻风预防法违宪国家赔偿案”[③]中也对立法赔偿采取了接纳的态度。下文将集中讨论法德两国立法赔偿制度的特点，并对其进行简要的评论，从中抽离出对我们国家建构立法赔偿制度有意义参考点。 1、法国立法赔偿制度：判例史的考察 法国的立法赔偿制度是从行政契约领域开始的。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在1906年的Compagnie P·；L·；M一案中发展出“国家补偿责任”规则，即行政契约的一方当事人因国家法律的变更或废止而受到特别损害时，如果法律本身没有排除赔偿的规定，则国家应对契约的对方当事人负补偿责任。当然，由于法国行政法并未采如我国国家赔偿法一样的“违法原则”，因此在法国行政法语境中，赔偿与补偿并不进行严格的区分。 但是行政契约领域的“国家补偿责任”规则的确立，还不能说作为一种国家赔偿制度的立法赔偿制度已经完全确立。法国立法赔偿制度的一个奠基性判例是1938年的“小花牛奶公司案”。该案的基本案情是：法国为保护牛奶工业（天然奶），于1934年制定了一个禁止生产奶类制品代制品（人工奶制品）的法律，结果导致小花奶牛公司停业；该公司于1938年向行政法院起诉，请求国家赔偿并获得法院支持。法国最高行政法院通过该案建立了普遍的立法赔偿原则，正式确认国家在契约以外的行为中，即使法律没有赔偿条款，如果对相对人造成损害，国家就需要对相应的立法行为承担责任。法院在该案中作出支持判决的一个重要法理基础就是法国行政法上的“公共负担平等”原则。[④]关于“公共负担平等”原则，笔者以为有必要在此作一点解释，因为法国的行政法院在此不是依据明确的法律条文作出裁判，而是在法律本文缺失赔偿条款时运用司法自由裁量权，通过援引作为一般法律原则的“公共负担平等”原则支持了国家赔偿责任的成立。“公共负担平等”原则是来源于《人权宣言》中的“个人公共负担平等”思想，这是卢梭社会平等思想在共同体建构中的原则体现。“公共负担平等”成为法国国家赔偿法的重要理论，该理论要点在于：国家公务活动的目的是公共利益（卢梭称之为“公意”），人民同等享受公务活动的利益结果，并同等分担公务活动的费用；如果公务活动造成了个人的特定损害，实际上使得个人承受了公共负担份额之外的额外负担；这种额外的负担应由全体社会成员分担，而不能由个人完全承受，这才符合公平与正义的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分担的基本方式就是国家用纳税额进行赔偿。[⑤]该理论不仅可以作为立法赔偿的理论基础，实际上也可以成为整个国家赔偿法的理论基础。 由此，法国通过行政法院的一系列判例确立了国家赔偿法上的立法赔偿制度。法国的立法赔偿制度有其自身法律体系的特点，但在很多地方都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因为法国和我国都还没有建立事后违宪审查制度，法国行政法院独立化及其富有特色的判例制度等。我们有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立法赔偿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国家赔偿类型，由于立法针对对象的广泛性和普遍性，因此关注法国立法赔偿责任构成要件比关注该制度扩大国家赔偿范围的宽泛意义更为重要。关于法国立法赔偿制度上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王名扬教授在其《法国行政法》一书中有过较为精当的“五点”概括：（1）议会法律的排除赔偿条款不受审查，即行政法院不能审查议会法律的合宪性，议会法律明确或默示排除立法赔偿的，法院不得判赔；（2）受损利益具有正当性；（3）损害具有特定性，因为普遍的立法损害不违反公共负担原则，不予赔偿；（4）国家无过错时，损害要具有重大性；（5）重大利益立法不符赔偿责任。[⑥]可见，“小花牛奶公司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在该案例中相关的议会法律没有排除赔偿条款；受损的牛奶公司是合法经营；只有该公司一家受损，故损害具有特定性；该案中国家立法存在一定过错；该项立法并非涉及重大利益。可见，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在立法赔偿问题上设置了非常严格的条件，上诉五个条件有一个不满足就可能导致无法获得赔偿。可能这也是法国虽然较早的建立了立法赔偿制度，但立法赔偿的案例并不多。笔者以为这体现了一种司法审慎的原则，即在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进行了复杂而微妙的平衡。同时，我们还需要主要法国自身的宪法审查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或限制了法国行政法院创设的立法赔偿制度，如宪法审查实行的是事前、抽象的“宪政院”审查模式，法案已经通过生效即禁止任何形式的再审查，除非议会重新立法或修改法律。因此，法国的立法赔偿制度的稳定性并不如想象的高，因为议会可以简单的通过“排除赔偿条款”先行排除立法赔偿责任，这时行政法院就无能为力了。 2、德国立法赔偿制度：条文的解读与比较 德国立法赔偿制度的建立要比法国晚，而且是通过制定法的形式确立的。联邦德国《国家赔偿法草案（1973）》第6条第1款规定： “立法机关关于宪法法院确认其行为违法后18个月内，未有其他立法者，发生第3条（金钱赔偿）之法律效果。”[⑦] 德国《国家赔偿法》（1981）第5条第2款规定： “如果义务损害为立法者的违法行为所造成，只有法律有规定并自阿规定的范围内，发生赔偿责任”。 此外，在立法赔偿所针对的规范对象上，法国仅限于议会立法，而不包括行政立法行为，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实践倾向于排除议会法律的立法赔偿责任，仅针对规章违反上位法的情形。[⑧] 限于资料，笔者未能收集到德国法院在立法赔偿方面的判例，但从现有的法律条文来看，立法者以及最高法院都倾向于限制立法赔偿责任，如《草案》规定了违宪的前提和“18个月”的再立法期，《国家赔偿法》（1981）规定了立法赔偿的严格法定主义。因此，如果立法机关审慎对待，那么立法赔偿责任可能一直无法成立。因此，虽然德国通过制定法建立了较为稳定的立法赔偿制度，但其多层严格的限制使得立法赔偿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当然，笔者同意结合各国自身的宪政制度对立法赔偿进行限制，已确保立法的权威性、稳定性以及民主政治程序的有效性，因为立法赔偿诉讼经常干扰议会将导致立法工作受到影响。不过，立法赔偿制度存在的最大意义，笔者以为不是具体给当事人多少赔偿的问题，而是监督立法机关审慎立法的问题，并且申明了立法行为的有责性。 三、立法赔偿为何姗姗来迟？——重温主权理论 上述对法国与德国立法赔偿制度的考察告诉我们，立法赔偿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只是一种极其有限的存在，各国的具体制度形式出外比较大，但无一例外的对立法赔偿责任进行限制。我们知道，在绝对主义的主权观念下，任何形式的国家赔偿都是难以想象的。后来是宪法学家狄骥通过对绝对主义主权观和国家观的理论解构，为国家赔偿制度开辟了道路。[⑨]但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立法赔偿制度的发展远远迟缓于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有些国家又称“冤狱赔偿”）而且被设置了多层的限制，这不得不引发我们反思，并且要求我们在建构立法赔偿制度时所要注意的分寸。这必须回到传统的主权理论。 我发现现在国内几乎所有的国家赔偿法教科书及涉及立法赔偿的论文大抵都将主权理论或观念看作是一种过时的东西，看作是对扩大国家赔偿法问题以及保护公民权利的一种障碍？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些国家建立立法赔偿制度的表象，没有注意到它们国内具体的争议以及立法或司法制度上的审慎对待原则。其实，国外已经建立立法赔偿制度的国家（比如法德）对立法赔偿责任的限制，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议会代表人民意志，其立法具有权威性。这种基本判断背后不是所谓的公民权利概念，而是主权概念。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主权的概念及“立法主权”在建立国家秩序上的重要性，我们对于立法赔偿的讨论才可能是理性和富有意义的。 主权理论必须追溯到法国思想家博丹。博丹的主权理论是一种立法主权理论，他对主权的规定是“国家绝对和永久的权力”，他通过在理论上抽离社会中间层，建立了近代第一个基本的“主权者——臣民”的立法主权模型。这一模型后来虽然被不同时期的理论家所加工或改造，但其基本思想都源出于博丹。博丹在规定了主权的基本属性之后对主权采取了一种经验式的列举方式，将主权理解为一个包容若干重要项的权利束，这是一种典型的法学思维。他将制定法律作为作为主权的第一项权利，奠定了整个近现代主权理论的“立法主权”性格。[⑩]后来主要的主权思想家霍布斯和卢梭都将立法权作为主权最重要的标志，特别是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实际上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国家合法性的基本论证模式，现代的宪法基本都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原则之上。 以人民主权思想为基本制度线索，我们就会发现立法赔偿姗姗来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个体的社会契约义务，即个体作为公民在建构整个政治共同体秩序时所承诺接受的守法义务。社会契约的最重要意义不在于权利，而在于权力，即个体通过共同的行为形成一个公共意志和人格，全体共同置身于该公共人格的指导之下，在享受共同体体福利的同时承担起个体的社会契约义务。而由民主政治程序支持的立法则成为这种公共人格的体现形式，而且是唯一可能的体现形式。因此，不管狄骥以什么样的形式解构了主权理论和观念，都不可能是彻底的。在一个秩序井然和治理完备的政治共同体内，集体主权的需求和个体权利的需求是同时发生和互为条件的，因此尽管国家赔偿法在行政领域和司法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立法领域必然受到严格的限制，否则我们很难想象民主政治程序的权威性、神圣性，无法想象国家具有何种值得尊重的公共人格。 笔者在此引入主权理论，主要是为了提供一种观察和思考国家赔偿法特别是立法赔偿问题的新的视角——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它将提醒我们在不断索取公民权利的同时是否注意到并合理考虑了个体公民所承担的社会契约义务。 还需要指出的是，立法赔偿制度的建构往往与违宪审查制度相关联。如有研究者认为“二者（立法赔偿和宪法诉讼）在程序衔接山野存在一定的联系，如日本的立法赔偿常与违宪审查诉讼同时提起，立法的不法以‘违宪’来确认。应该说这种做法是比较符合法理的。”[11]而德国的立法赔偿制度也要求以违宪作为前提。问题是，这种“违宪型”立法赔偿制度需要某种事后的、司法性的违宪审查制度作为前提。法国不具有事后审查制度，因此其立法赔偿制度的范围是不稳定的，立法“进”则司法“退”。这提示我们思考中国的立法赔偿制度时需要根据我们自己的宪政制度进行设计，不可能绝对的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确实，如果以议会法律为对象，依一般的法理与逻辑，如果没有相对独立而成熟的违宪审查制度作为前提，立法赔偿是难以成立的。法国的特殊性在于：其拥有独立而发达的行政法院系统，这个系统具有丰富的判例体系和高超的司法技术，所以能够通过小心的避绕和解释法国的宪政制度，并通过“公共负担平等”原则逐步建立了法国特色的立法赔偿制度。但法国只是特例，尽管它最早的建立了立法赔偿制度。其实法官行政法院表面上说无权审查议会法律，并且立法赔偿责任的成立也不以违宪性作为前提，但其援引“公共负担平等”原则作为主要的法理基础，该原则在此处已经不是一般的公法原则，而是法国的“不成文宪法”，法院依该原则作出的立法赔偿判决具有实质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内涵。笔者认为立法赔偿（以议会法律为对象）本身就是一种违宪审查，不管它与违宪审查在程序上如何安排，违宪性都应该成为立法赔偿的要件之一。 从立法赔偿与违宪审查的关联性来观察立法赔偿姗姗来迟的现象，我们就会理解为何法德两国都要严格限制立法赔偿责任——违宪审查权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态的、高危险的权力，其审慎和严格行使是国家稳定的需要。但是违宪审查与立法赔偿又具有一定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是法律后果上的，违宪审查的后果主要是宣布无效、撤销或责任修改等，而立法赔偿的后果就是损害赔偿——前者可能主要是政治权力系统内部的责任，而损害赔偿必然是对外的责任，而政治权力系统的运行是需要一定的封闭性的，因此，前者可能是后者的前提，但后者未必是前者的结果。以笔者的理解，排除法国那种过分特殊的事前宪法审查模式，以违宪审查的一般事后模式来看，立法赔偿的发展还远远迟缓于违宪审查。这也不奇怪，因为违宪审查注重的是法律体系内部的自洽性，虽然其可能与公民权利相关并由公民发动，但却并不必然或者很少引起具体的国家赔偿责任；而立法赔偿注重的是法律侵害的可赔偿性。 四、我国建立立法赔偿制度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由于本文是对国家赔偿法纳入立法赔偿制度的一种原理性探讨，因此无意于追究在中国建立立法赔偿制度的技术细节或政策建议，结合前文的考察与分析试图提出思考中国立法赔偿制度可能性的参考框架。笔者发现已经发表的、涉及立法赔偿制度的学术论文五一例外的都是主张在中国建立立法赔偿制度，并且认为这是扩大国家赔偿法范围、保护公民权利的需要，是文明和进步的体现。这种逻辑当然没有大的问题，在我们这个“走向权利的时代”。但笔者需要指出两个基本问题。 一是中国还不存在任何有效形式的违宪审查制度，因此全国人大的法律是不可能受到违宪评价，因而是也不可能确立立法赔偿责任的。有人也许会说，法国也不存在事后普遍的违宪审查权，我们能不能学学法国，鼓励在行政审判中支持立法赔偿？否也。法国有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和丰富的行政法判例体系，能够通过解释诸如“公共负担平等”这样的一般性原则发展法律，这是法国建立立法赔偿制度的最重要基础，而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中国的司法部门独立性不足，司法经验与技术不足，与社会的互动也不足。尽管有研究者建议“人大的立法赔偿问题由法律另行规定或在国家赔偿法中单列一章”[12]但这种立法的可能性及后续司法的可能性都很成问题。因此，笔者以为在中国违建立任何有效形式的违宪审查制度之前，人大（包括地方人大[13]）的立法赔偿问题，除非立法本身加以规定，否则是不可能引起立法赔偿责任的。立法赔偿制度在人大立法领域的拓展在根本上取决于人大制度的改革进程与改革框架，以及中国是否能够建立某种有效形式的违宪审查制度。因为在笔者看来，本文前面的考察和分析已经揭示了立法赔偿制度的一项基础性原理：违宪性是立法赔偿的前提，没有违宪审查就没有立法赔偿。当然，这里是仅就人大立法赔偿而言的。因此，在中国讨论建立立法赔偿制度的可能性，不能简单的从作为特例的法国模式出发，而应该以德日的“违宪审查与立法赔偿的关联性”模式为基准进行思考。 二是区分人大（议会）立法赔偿和行政立法赔偿，侧重建立行政立法赔偿制度。在目前的宪政框架下，人大的立法赔偿由于依赖于更为根本的制度变革而不能得到解决，但行政立法赔偿却可能获得突破。行政立法赔偿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密切相关。目前的情况是，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可以在提起行政复议时一并进行审查，但这不是司法审查，而是行政系统的内部审查。在行政诉讼法领域，抽象行政行为，无论是较高位阶的行政法规与规章，还是较低位阶的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都被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法学界对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业已达成共识，并积极提议修改行政诉讼法，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笔者以为抽象行政行为，特别是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是一件可期待的事，因为其体制阻力远比人大立法赔偿制度的确立要小。这一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修改行政诉讼法，将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首先做到与行政复议法的衔接，并积累立法赔偿的经验；第二步，将规章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建立规章违法的立法赔偿制度；第三步，在前两步充分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将行政法规纳入司法审查的领域，建立行政法规违法/违宪的立法赔偿制度。制度总是渐进发展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弱制度经验的国家，激进改革的风险是很大的。因此，中国的立法赔偿制度以行政诉讼法的完善和行政立法赔偿的先行为起点，是一种非常明智选择。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行政立法赔偿部分必须主要区别于普通的刑事赔偿和行政赔偿，在赔偿责任的限制上需要更加严格。因为行政立法行为虽然一般被认为是行政行为，但它不是普通的行政行为，而是一种法律规范的创制行为，议会立法赔偿所遭遇的困境和限度行政立法赔偿一样难以避免。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借鉴法国行政法院的操作技术，具体可参考王名扬教授概括的“五要件”，特别是其中的损害特定性要件。 四、结语 立法赔偿根本地涉及国家与公民关系的一种系统性重构，是国家赔偿制度逻辑的一个必然结果。这一发展在一个更加宏观的层面上受到现代宪政主义的深刻影响。但是，立法赔偿与行政赔偿及刑事赔偿具有重要的差别，忽视这种差别将可能导致国家根基的瓦解和基本秩序的松动——这种重要差别就是：立法是普遍性行为，而行政或刑事司法只是个别性行为——如果无差别的处理三种类型的国家赔偿，那么普遍的立法就将产生普遍的赔偿，而且还可能与作为个别行为的行政或刑事司法赔偿发生重叠和交叉，覆盖或吸收其他制度的功能。本文的考察和分析表明：即使在最先建立立法赔偿制度的法国以及通过成文法建立立法赔偿制度的德国，立法赔偿责任所受的限制都远远超过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因此，在中国建立立法赔偿制度必须坚持审慎原则，尤其需要结合自身的宪政制度独立思考。由于中国尚未建立任何有效形式的违宪审查制度，因此人大立法赔偿不可能在现行体制下获得解决，但行政立法赔偿可以先行，并为将来可能有限纳入的人大立法赔偿积累经验。在建构中国的行政立法赔偿制度时，尤其需要注意法国行政法院的司法经验，将其成熟的司法经验作为我国立法的可行参考。在“走向权利的时代”，在习以为常的将法律制度理想化和简单化的时代，我们思考立法赔偿制度，尤其需要审慎的思虑和辨析，否则就很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公民宪法权利救济权有最高法律地位的宪法将其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历史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该规定与法的体系和宪法的法律地位不和谐。完善公民权利救济方面的立法，确实保障公民权利救济权在新时期有着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权利救济权 自力救济 他力救济 宪法诉讼 一、我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救济权的规定存在的问题 如果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而不能获得救济，就等于没有这项权利，既通常所说的“无救济就无权利”，但这是在肯定权利存在的前提下从反面说明如果对权利不予以有效的保护，则权利就无法实现，但如果权利不存在，根本没有救济的可能性。权利救济权属于每项基本权利必然包含的内容，因而事实上并非独立的基本权利。[1]宪法是保障每个人权利的“社会契约”，它首先是一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其最高的法律效力要求制定普通法律时，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的内容和方式是普通法律应该之规定，这些一般体现在诉讼法律制度及行政复议等法律规定中。因此，权利救济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是不适当的，至少不符合法的逻辑体系。 我国宪法列举的公民权利救济权有批评权、建议权、检举权、控告权、申诉权和取得国家赔偿权。批评权可以认为属于政治自由的范畴；建议和检举权不能包含在权利救济权内，因为这种权利的行使不能使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得到救济。而控告权和申诉权包含在诉讼权内。既然宪法的目的在于保障公民权利，当权利受到来自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侵害时，公民有权获得国家赔偿是宪法确定公民权利得到救济的应有之意，也是法的正义性必然之要求。宪法是“法律之法律”，其超然地位决定制定普通法律时，立法者在制定宪法权利时应同时制定保障权利实现的救济权，这种保障的提供是国家的义务，而对于公民来说是权利救济权。 我国宪法规定的所谓宪法的权利救济权不排除有积极的因素。在中国宪法之上的观念较弱，人们习惯于从宪法的具体规定中机械的寻找创造法律的依据时，在中国走向法治的进程中，宪法规定了权利救济权无疑能对保障人权的立法起到促进作用。比如，也许宪法如果没有规定公民的国家赔偿权，我国的《国家赔偿法》有可能滞后出台。因为从表面上看，宪法的规定普通法律如果不能与之配套的话，人们很容易看到该漏洞从而引起立法的冲动，以至于完善它。但这种规定我们并不能因其具有积极因素而排除其不合理性。 宪法规定了公民对来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害的救济权，但却没有规定公民对来自国家机关之外的侵害的救济权。比如，没有规定公民有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鉴于时代已经改变，社会之结构，已从农业迈入工业。社会结构之改变，明显地影响到基本权利之效力。在工业社会下的生存弱者，民法所谓的契约自由、私法自治，对其都无意义。对个人尊严以及基本权利之侵害，除了国家以外，实质的社会势力者，亦是主要来源之一”。[2]由此可以看到规定公民对来自国家机关之外的侵害的救济权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宪法权利救济权的规定无疑暴露出中国制宪的不成熟性。如果作为明示的规定来突出权利救济权的重要性，在宪法修改时可以概括列一条“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有获得救济的权利”，这样既能体现宪法的高度概括性和“无处不在”性，又符合宪法作为法的逻辑性。
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体现以人为本精神今天（29日）闭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国家赔偿法的决定。专家指出，这次修改国家赔偿法并不是一次全面的修改，而是针对法律实施中最突出、最急需的问题进行修改完善。新的法律在完善赔偿程序、畅通赔偿渠道、保证赔偿支付等方面有多个亮点。“修改后的法律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专家指出，国家赔偿法确立了国家侵犯公民权益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制度，是我国推进人权保障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合法权益受到国家侵犯的公民有权要求赔偿，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国家赔偿法的修改，通过进一步完善国家赔偿制度，保障受到公权力侵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充分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和“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的执政理念。专家还指出，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充分体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精神，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程中又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法律。通过修改国家赔偿法，严格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国家权力的法律责任，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办事，不断改进工作作风、提高服务水平。国家赔偿法的修改，是我国民主法制不断推进和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体现，与我国目前的民主法制建设进程和全社会法治意识的发育程度也是相适应的。另外，国家赔偿制度具有化解矛盾、解决纷争的功能，属于国家救济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赔偿法的修改，从有效解决国家赔偿纠纷出发，既考虑到被侵权者因受到公权力侵害所遭受的损失，也考虑到国家支付能力和社会承载能力；既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也保护国家利益不被随意分割，对于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取消刑事赔偿确认程序畅通公民赔偿请求渠道现行法律：赔偿请求人要求刑事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由赔偿义务机关确认。修改后的法律：取消了这一规定。解读：我国的国家赔偿制度包括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两部分。按照现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刑事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由赔偿义务机关确认。可在实际操作中，申请人申请国家赔偿时，有的赔偿义务机关以各种理由不确认或者对确认申请拖延不办，申请人向其上一级机关申诉又往往行不通。为保障赔偿请求人依法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次修改国家赔偿法，取消了刑事赔偿中的确认程序，畅通了赔偿请求渠道。完善赔偿案件办理程序增加规定双方协商制度现行法律：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规定给予赔偿；逾期不予赔偿或者赔偿请求人对赔偿数额有异议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间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修改后的法律：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应当充分听取赔偿请求人的意见，并可以与赔偿请求人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规定进行协商。赔偿义务机关决定赔偿的，应当制作赔偿决定书，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送达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决定不予赔偿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书面通知赔偿请求人，并说明不予赔偿的理由。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读：原国家赔偿法对行政赔偿程序和刑事赔偿程序仅作了原则规定，没有明确对国家赔偿程序的期限要求、办理程序及方式，也没有规定双方协商的制度，无法保证公民及时、有效地获得国家赔偿。新的法律增加的有关期限要求、办理程序、方式及协商的规定，有利于保障和便利赔偿请求人及时获得赔偿。进一步完善赔偿的范围规定受到虐待可获赔偿现行法律：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同时，对错误拘留、错误逮捕造成损害的国家赔偿作了规定。修改后的法律：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的，或者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其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解读：这次修改完善了国家赔偿的范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完善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国家赔偿。原条文没有明确规定受到虐待，以及监管人员放纵他人实施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情形，国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考虑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原因中，因监管人员虐待，或者放纵他人实施殴打、虐待等行为占有相当比例，因此对原国家赔偿法有关规定作了修改，规定：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二是完善了采取刑事拘留、逮捕措施侵犯人身权的国家赔偿。现行法律仅对错误拘留、错误逮捕造成损害的国家赔偿作了规定。实践中，由于对什么是错误拘留和逮捕，在执行中和理解上存在不同认识，影响了对赔偿请求的处理。本次修改根据刑事拘留和逮捕的不同性质，区别情形作了修改完善。明确规定双方举证义务加强赔偿机关举证责任现行法律：没有举证方面的规定。修改后的法律：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赔偿义务机关采取行政拘留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期间，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赔偿义务机关的行为与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的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证据。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赔偿请求，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被羁押人在羁押期间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赔偿义务机关的行为与被羁押人的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证据。解读：目前实行的国家赔偿法，对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刑事赔偿案件应如何举证没有作出规定。在一些赔偿案件中，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于导致损害发生的原因各执一词。因为没有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法院难以认定。另外，受害人被羁押期间死亡的，赔偿请求人更是无法举证。修改后的法律在这方面增加的上述举证责任方面的规定，无疑有利于保障赔偿请求人及时获得赔偿的权利。明确精神损害应当赔偿标准可由司法解释规定现行法律：没有精神损害可以赔偿的规定。修改后的法律：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解读：目前实行的国家赔偿法没有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在民事侵权赔偿中，可以请求赔偿财产损失，也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实践中，不少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义务机关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考虑到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及生命健康权，同样会对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作出了有关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规定。同时，考虑到现实中这类情况非常复杂，法律难以对精神损害的赔偿标准作出统一规定，可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审判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作出具体应用的解释。完善赔偿费用支付方式支付时限要求具体明确现行法律：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修改后的法律：赔偿请求人凭生效的判决书、复议决定书、赔偿决定书或者调解书，向赔偿义务机关申请支付赔偿金。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支付赔偿金申请之日起七日内，依照预算管理权限向有关的财政部门提出支付申请。财政部门应当自收到支付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赔偿金。解读：现行国家赔偿法没有对赔偿费用的支付机制作出具体规定。现行的做法是，在赔偿责任确定后，由赔偿义务机关先向赔偿请求人垫付赔偿金，然后再向同级财政申请核销赔偿费用。这一做法不利于申请人及时领取赔偿金。这次修改国家赔偿法，对赔偿费用的支付机制作了完善。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 还需要什么帮助可以直接加我好友！！
1、《国家赔偿法律制度专论》 作者: 姚天冲主编 出版日期: 2005.72、《行政补偿制度研究》 作者: 高景芳 出版日期: 2005年01月第1版3、《论行政补偿制度》 作者: 夏军著 出版日期: 2007年09月第1版4、《国家补偿法律制度专论》 作者: 姚天冲著 出版日期: 20085、《国家赔偿常用法律法规手册》作者: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审定 出版日期: 2004年08月第1版6、《国家赔偿实用核心法规（第二版）》作者: 《实用核心法规系列》编写组编 出版日期: 2004年06月第2版7、《国家赔偿案件诉讼策略与实例点评》 作者: 胡肖华 出版日期: 2004年05月第1版8、《国家赔偿指导》 作者: 江必新主编 出版日期: 2004年04月第1版9、《法律帮助一点通：国家赔偿》 作者: 赵汝琨 出版日期: 2004年01月第1版10、《向国家索赔》 作者: 王新 出版日期: 2006年1月11、《立案指南 行政诉讼·国家赔偿·执行卷》作者: 罗书平主编 出版日期: 2004年01月第1版P.S: 其实03年之前还有一些《国家赔偿法》方面的教程，鉴于你要04年以后出版，就不再罗列了，我国的国家赔偿法1995年就开始实施了，其实在基础方面作为文献参考也不用过于拘泥于出版时间，关于2010年4月的修改也可逐步了解（个人意见仅供参考）。祝一切顺利。
乡镇纪委是最基层的一级纪检监察机构，直接面对镇村党员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是巩固党的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保障，是我们党和政府纪检监察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基层政府职能的转变，乡镇纪委的工作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如何加强和改进乡镇纪检监察工作是我们每一个乡镇纪检监察干部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笔者结合自身的乡镇纪委工作实际，就如何落实监督责任，进行了深入思考，现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一、乡镇纪检监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1、纪检干部工作不专，存在兼职问题。乡镇纪委书记由于领导职数限制，除了负责纪检工作外，还分管政法、经管、土地流转、基金会等。同时，还担任片长，负责片内各村的中心工作。其他的纪委委员也都是由经管站长、民政办主任、司法所所长等兼职的，且所兼职的工作多是业务方面的具体工作，纷繁复杂。2、纪检干部业务素质仍需提高。乡镇纪委书记参加的业务培训太少，纪委委员更是很少参加业务培训。乡镇配备的纪检干事也没有参加过纪检监察业务培训，仅靠纪委书记传帮带。3、乡镇纪检队伍力量薄弱。乡镇纪委既要负责县纪委各科室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又要安排专人在乡镇农廉大厅值班，还要下乡办案。办案时纪委委员都忙于各自的业务，只有带上纪检干事，可是这样农廉大厅又无人值班。乡镇纪委如何落实监督责任乡镇纪委如何落实监督责任二、造成问题的主要原因1、乡镇纪委编制少。乡镇纪委就纪委书记一个编制，也无法安排人员。2004年招了一批乡镇纪委副书记，后来就没有这个编制了，那一批纪委副书记又安排了其他的岗位，现在的乡镇纪委副书记由经管站长兼任。经管站长一是年龄偏大，已接近退休年龄；二是还有经管业务工作，顾不过来。2、监督制约不力。《党章》规定，纪检监察机关实行双重领导，但在实际工作中，县纪委不管人、财、物，只是在业务上进行指导。这样的体制势必导致对同级党委的监督形同虚设，对下级党组织的监督全以乡镇主要领导的意见为主，自然地就会出现监督乏力的问题。乡镇纪委如何落实监督责任文章乡镇纪委如何落实监督责任3、工作精力不足。由于忙于乡镇中心工作，分散了抓本职工作的精力。三、当前加强和改进乡镇纪检监察工作的对策1、要适应新要求，加强能力建设。在新形势下，基层纪检监察干部要提高组织协调和有效监督的能力；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基础是加强学习，强化培训，关键是实践锻炼，重要的是与时俱进。只有加强学习，才能增强知识，开阔视野，高站位地观察问题，客观透彻地分析问题，及时高效地解决问题。2、利用新媒体，拓展公开范围。利用运城市阳光农廉网和党务公开网，对镇村党务、政务、村务、财务、惠农资金及时全面公开，接受群众监督。3、充分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作用。村务监督委员会是由村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并受其委托，对村两委有关工作实施监督的村级常设监督机构，是村级自治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镇纪委指导下依法依规开展工作。由于村务监督委员会是2011年第九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后新设的，现在还不太规范。今年第十届村民委员会换届后要规范村务监督委员会的选举和监督，对村内重点工程、重大事项和村级财务加强监督。乡镇纪委如何落实监督责任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个人对照检查材料_党的群众路线学习心得4、加大办案力度，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是贯彻从严治党方针的重要体现，也是惩治腐败和端正党风政风的有效措施。重点查办贪污、虚报冒领惠农资金、坐收坐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案件。加强对违纪违法案件新特点的研究，改进办案方式和方法，提高办案能力和水平。严格办案纪律和程序，深入剖析典型案例，总结教训，改进管理，完善制度，发挥查办案件在治本方面的重要作用。5、强化廉政教育，增强党员干部的拒腐防变能力。在正在开展的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积极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一系列反腐倡廉新规，强化对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增强党员干部的拒腐防变能力。6、倡导联合办案。利用划分的乡镇片区，组织片区内的乡镇纪委书记联合办案，既可以解决乡镇纪委书记办案力量薄弱的问题，壮大办案队伍，又可以在办案过程中使纪委书记互相学习，规范办案程序，提高办案质量，强化纪委监督。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一项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和根本性的制度。近些年来，崇义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扎实的工作，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龙头”，有力推动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在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有待完善的地方，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切实加以解决。一、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1、认识不到位。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一岗双责”，地方、部门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是关键。个别乡镇、部门主要领导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重要性、必要性缺乏正确的认识。有的不想抓，认为经济和业务工作是务实，党风廉政建设是务虚，是纪检监察机关的事;有的不真抓，出于自己小集团利益或觉得出力不讨好，只喊口号或只下文，被动应付了事;有的不会抓，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不学习、不了解，对如何抓、怎么抓不去思考，将落实责任制与部门单位中心工作、业务工作割裂开来，没有融入到日常业务工作中去。2、责任不明确。部分部门单位没有立足单位、岗位实际进行责任分工，责任主体不明确，责任条款不够细，缺乏可操作性。制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过于“标准化”，千篇一律，不分级别、不分岗位，没有体现每个人、每个岗位应该履行什么责任、哪些问题上承担责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虽然层层签订，但对促进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没有实际作用。对县委、县政府责任分工，牵头单位主动召开专门工作任务会议很少，参与单位主动沟通牵头单位联系落实责任任务也少之又少，没有真正形成齐抓共管抓落实的工作局面。3、缺乏日常监督。落实责任制主要是靠年初分解、年中督查、年终考核三个时段，没有建立经常性的督导、检查、提醒制度。党务、政务透明度不足，公开的程度和范围不够，造成群众有监督意愿却不了解情况。致使一些地方、部门及其领导干部责任意识淡薄，只是上面布置的动手抓一下，检查的临时应付一次，考核的重视一会儿，对分管部门及其下属长期失管、失教、失察、失监。4、责任考核不规范。目前在责任制落实的考核上欠缺科学统一、能定性定量又方便操作的指标体系，对考核对象特别是领导班子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情况，难以作出精确的评判，在责任考核实际操作中缺乏规范的程序和有效的依据，导致实行责任考核时普遍存在着好人主义和形式主义。同时，在考核结果的运用方面也存在责任制考核结果与领导干部的奖惩、选拔任用脱钩，存在责任履不履，履行好不好都一个样的现象。5、责任追究不严。一方面，对出现党风廉政问题的单位或个人进行追究的执行主体不明确。因为没有明确规定，虽然知道出了问题，责任在谁头上，经常出现在实际工作中往往造成责任追究案件无人管的局面。另一方面，对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界定比较模糊，责任追究往往取决于主要领导的态度和决心，受人的因素影响较大，容易出现遮盖捂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现象。二、进一步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的建议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紧紧扣住“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三个环节，而抓好责任的分解、考核是前提，加强监督检查是保证，加强配套制度建设是基础。1、细化目标任务,明确责任主体。这是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的首要环节，是责任制的基础。一是细化任务分工。在年初对反腐倡廉建设任务进行分解时，任务分工要做到班子成员全覆盖，每项工作任务要明确主要责任单位和主要责任人。各地方、各部门单位也要结合本地本部门单位的实际，做好承办任务的再分解、再落实，将承办任务分解到各职能科室和部门，明确每一项工作的负责人、任务要求和完成时限，建立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网络。二是明确责任主体。在制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时，除了要明确领导班子的责任外，把重点放在领导干部个人的责任上，根据职权和任务的不同，规定不同的责任，特别是要对“一把手”的责任提出明确的要求。避免出现个人领导责任变成集体领导责任，集体领导责任变成谁也没有责任的情况。三是完善党风廉政责任状。与推进廉能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相结合，结合岗位职责和廉能风险点制定“共性+个性”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在保留共性部分的基础上，根据班子成员、各下属部门和单位、各岗位，不同的工作职责和特点制定出相应的个性责任条款，并就“谁该承担责任、在哪些问题上承担责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提出明确具体的责任条款。2、完善考核机制，注重结果运用。建立科学、合理、实用的考核评价体系，是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关键环节。一是注重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相结合。加大日常工作完成情况在考核内容中的比重，将各单位开展工作的信息、资料报送和县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督查、专项督查情况以及督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列入考核范围;二是要完善责任考核的方法。坚持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对能够量化的内容要尽量量化，同时还要充分征求群众意见，注重民主测评，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机关党员干部及基层群众代表参与评议乡镇和县直单位推进惩防体系建设和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并将测评结果作为责任评定考核的依据。三是完善激励制约机制。要注重考核结果的运用，领导干部个人测评结果存入廉政档案，把考核结果作为领导干部业绩评定、奖励惩处、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对年终考评为优秀的单位进行鼓励和适当奖励，对其主要领导作为提拔重用的资格条件之一。考评为不合格的列为翌年党风廉政建设重点整治对象，对党政主要领导实行诫勉谈话，取消当年评先评优资格。3、创新监督方式，加强日常督导。加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日常监督，是破解个别单位平时消极对待，年终积极应对现象的有效方式。一是建立定期汇报制。以书面、工作例会等形式，各乡镇、部门每季度汇报一次纪检监察工作，重点汇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各项内容完成情况，交流好的经验和做法，探讨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督促目标任务全面落实。二是完善经常性监督检查制度。充分发挥纪工委监督分局的职能作用，加强和改进监督的形式、途径、方式，深入了解各乡镇、各部门单位，尤其是重点领域、部门单位反腐倡廉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况，协调解决遇到的实际困难，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限期整改纠正。三是构建全方位的监督网络。做到党内监督与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深化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加强党务、政务公开，全面保障党员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拓宽和畅通群众监督渠道，通过设立公开电话、举报信箱，聘请党风廉政建设监督员，及时监督、反映责任制的落实情况，切实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4、强化责任追究，严肃执行纪律。严格责任追究是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重要保障，也是从严治党方针的具体体现。一是有责必究，追究必果。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领导干部问责制结合起来，实施责任追究倒查制，出了问题从严从快处理，实行层层追究，不管查到什么人，都要坚决处理，轻则轻罚，重则重罚，不搞下不为例，不搞迁就，杜绝以经济处罚为由，逃避执纪，或以集体决策失误为由，逃避个人责任，形成良性的责任导向;二是分清主次,抓住重点。在责任追究的重点对象上，要坚持以抓领导干部为重点，就各类领导班子而言，应以党政领导班子为重点，就各部门领导干部而言，应以重要岗位的主要领导干部为重点;三是宽严相济，区别对待。把出了问题积极查处与出了问题遮遮掩掩的责任分开，对职责范围内发生的问题进行掩盖、袒护，或者干扰、阻碍责任追究调查处理的作为责任追究的着重点,充分调动领导干部履职尽责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特别是党政“一把手”切实履行“一岗双责”的责任意识。总之，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按照“抓源头、抓重点、抓关键、抓惩处”的基本思路，紧紧围绕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三个关键环节，细化工作责任和目标，明确职责分工，强化制度执行，加大检查考核力度，实施责任追究，才能确保责任制的有效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