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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剧情太好看了，而且演员们演技非常的好，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文化好奇，但是又能满足我们。
可参考以下资料：1.张艺谋电影的叙事模式2.论张艺谋电影的内聚焦叙事特征3.色彩的华丽舞蹈 叙事的惨淡收场——从《我的父亲母亲》看张艺谋电影4.多重视角的多元化电影叙事结构——《霸王别姬》《英雄》叙事结构分析5.一次迷宫中的旅行——影片《英雄》的叙事艺6.在叙事中成就魔性－－－－张艺谋会不会当文#化#部##长？7.张艺谋、冯小刚、周星驰的20048.中国电影叙事模式的嬗变以上资料，都可搜到免费阅读的版本。PS：搜批判、张艺谋，一大堆资料啊。
因为张国荣饰演程蝶衣。很多年前看过这部剧，现在还能记得有一个片段就是蝶衣很努力地练功，成名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别人的付出也许我们没有看到。
霸王别姬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够成为华语电影当中的经典之作，也是因为霸王别姬是由陈凯歌导演指导，再加上张国荣，巩俐，张丰毅和葛优这些优秀的导演的共同努力，使得霸王别姬所要展示的内涵以及意义完全的被发挥出来。可以说霸王别姬的幕后以及演员阵容集结了当时两岸三地最优秀的配置，所以这也让霸王别姬历经多年的风雨，依然成为了华语电影不朽的经典之作。更重要的是霸王别姬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再加上霸王别姬的故事剧情非常的丰满，这让霸王别姬得到了戛纳电影节的认可。
虽然霸王别姬这部电影长达将近4个小时，但是在观看的时候并没有出现过任何的无聊或者是疲劳的感觉。这是因为霸王别姬的故事的丰满性让观众有了很强的代入感，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代入感让观众在收看的时候总会感觉意犹未尽。再加上霸王别姬在拍摄的时候对于视觉特效以及镜头的把控非常的讲究，所以这也让霸王别姬的电影艺术价值非常高。
当然霸王别姬之所以拥有这么强的故事性也是由于霸王别姬的剧本非常的扎实。可以说张国荣，巩俐，葛优这些优秀的演员在拍摄霸王别姬的时候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这些演员在拍摄的时候并没有任何抱怨，因为能够出演这样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优秀的演员在出演霸王别姬的时候格外认真努力。因为这些演员害怕给这部优秀作品留有遗憾。也正是由于演员的这种敬业精神让霸王别姬成为了华语电影的扛鼎之作。
霸王别姬距今已经过去了20多年的时间，但是霸王别姬给观众的影响依然并没有衰减，所以我们希望未来能够继续出现像霸王别姬这样优秀的电影作品。只有这样的作品能够更多的出现，华语电影才能够迎来真正的复兴。
因为张国荣饰演程蝶衣。很多年前看过这部剧，现在还能记得有一个片段就是蝶衣很努力地练功，成名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别人的付出也许我们没有看到。
不是我写的，你可以参考《霸王别姬》影评由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获四十六届法国嘎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影片娓娓地道出一个关于戏、梦和人生的凄美故事。 京戏，或者说京剧，一向是以正宗中原文化的底蕴和外现从徽班进京二百多年以来盛盛衰衰的。所以许多人把京戏视为传统文化的精华，影片围绕一出《霸王别姬》展现了段晓楼、程蝶衣和菊仙三个主人公在几个时代的悲欢离合，跨度为民国到文革以后。 程蝶衣饰演虞姬时真正达到了“不疯魔不成活”的程度，这种传统文化有一种邪异的魅力，再加上程蝶衣小时的奇特经历，所以程蝶衣真正沉入自己的“戏梦”中，改变性别改变性格地疯狂依恋着京剧、依恋着虞姬、依恋着霸王——他的师兄段晓楼。这种痴迷与忘我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在时代的交替中他因戏生祸却因戏免祸，因痴迷忘我却因现实颓废。对京戏艺术的从一而终的外在表现就是程蝶衣对虞姬、对霸王——师兄段晓楼的从一而终。这种忘我的热爱铸就一种飘忽、无奈的凄美人生。沧桑人生中程蝶衣注定是因戏而生，因戏而痴，因戏而死，戏就是他的梦，戏就是他的人生。 段晓楼似乎是个较理智较现实的中性人物，片中的霸王似乎更多地挣扎在现实的残酷中，在菊仙的如火痴情和师弟程蝶衣的“恋兄情结”中他更多地处于两难境地中，如果说在对待戏的态度问题上，程蝶衣是一丝不苟的“人格沉入”，那么段晓楼就更多是的“人格浮出”。如果说程蝶衣的命运与虞姬如出一辙的话，那么段晓楼的命运与项羽的命运也有一种比喻意义的相同或相似。他的性格决定他在历史的轮回中反映迟钝，如果没有菊仙，他也许早就被现实的车轮辗压过去了，段晓楼的戏始终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戏，是一种浮出的戏，他的梦注定是一种理想中的残缺的梦，他的人生是一种写满辉煌写满沧桑的人生。 菊仙的特殊身份决定她是一个永远现实的人，她是妓女，为段晓楼所救成了段晓楼的老婆，所以她时时处处现实地维护着段晓楼，因为如果说戏是程蝶衣的梦的话，那么段晓楼是菊仙的梦，在时代更替中菊仙用她过人的机智维护着她的梦。然而她真正全部地得到了段晓楼了吗？真正保护了段晓楼了吗？没有!段晓楼注定有一半是属于戏属于师弟程蝶衣的。 片中张国荣饰演的程蝶衣真可谓出神入化了，张丰毅的表演似乎还有些软，霸气不足。菊仙的扮演者巩俐依旧是不文不火自有一番动人的魅力 电影《霸王别姬》的美学与文化畅想 电影《霸王别姬》改编自香港女作家李丽华的同名小说。具有多年的电影剧作创作经验的李丽华，很善于在多重交错的套层时空结构中，描写那些挣扎在历史与现实、梦幻与真实、生命与死亡的边界线上为情所困，为爱而饱受折磨的小人物。如《胭脂扣》（关锦鹏导演）中为寻找情郎而化为怨鬼的青楼女子，《青蛇》（徐克导演）中为情献身的千年蛇妖，《古今大战秦俑情》（程小东导演）里为了爱人穿越两千年历史而长生不死的秦朝武士，还有《霸王别姬》中人在当代，心在古代，人戏不分的京剧名旦程蝶衣等。这些人物，非“鬼”即“妖”，命运多舛，在他们灵魂深处，充满了道德与情爱、梦幻与现实不可弥合的冲突；这一矛盾性格又继续造就、延续他们的悲剧命运。作者则满怀一腔的迷恋与同情，以奇诡、哀怨而又幽艳的笔触为这些又可悲又可怜的下层或边缘人物谱出一曲曲挽歌。 之所以有那么多优秀电影导演青睐李碧华的小说，大概正是由于李碧华笔下的人物游离于历史之外，他们的道德感与历史感的激烈冲撞，对人世既恋恋不舍又不乏看破世情的超越，以及不知今夕何夕的飘渺怅惘之感，激发了他们深深的共鸣吧。 当然，就《霸王别姬》而言，陈凯歌对原小说做了一定的改动，且在作品的主题寓意方面打上了他本人的鲜明印记。陈凯歌在他的一系列电影作品中，始终关注人物在极限处境下的生存状况，执意表现个体的人生选择：或是软弱妥协，或是奋力抗争，或是慷慨赴死，或是苟且偷生------他的影片中的人物，往往一生下来就被无端抛掷到一个极度拂逆的困境里，身世跌宕无常，有若江上浮萍；他们的性格，大都是让环境硬“逼”出来的，在逆境中饱受苦难，迫使自己在后天形成一种强势人格。而这种强势人格的核心，便化为影片里高度理想主义的迷恋和近于宗教信徒般的狂热献身精神。由此可以看出，陈凯歌是借用了李碧华的人物境况和模糊古今的恍惚氛围，同时又大大加强人物性格的偏执一面，以便令理性化的象征意味得以寄寓其中。 关于影片《霸王别姬》，陈凯歌说：“影片写的是两个京剧男演员与一个妓女的情感故事。这种情感延绵五十年，其中经历了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也经历了他们之间情感的巨变与命运的巨变。------由张国荣扮演的青衣演员程蝶衣，他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做梦的人。在他个人世界里，理想与现实、舞台与人生、男与女、真与幻、生与死的界限，统统被融合了，以至当他最后拔剑自刎时，我们仍然觉得在看一出美丽的戏剧。这个人物形象告诉我们什么叫迷恋。” 基于此，我们就把分析的焦点，集中到程蝶衣这个人身上。 程蝶衣这个只知迷恋的人物的一生，是不断被抛弃、遭背叛的一生。他作为妓女的儿子，先以断指的代价，被生身母亲所抛弃；在千辛万苦的学戏过程中，他为了生活理想不得不背叛自己的性别，甚至彻底抛弃现实，一头扎进戏里，雌雄不分、真假莫辨；他与师兄段小楼多年结下手足之请，也由于后者和妓女菊仙的相爱而破裂；他亲手抚养的孤儿徒弟小四不但背叛师门，而且在文革中借机整他；甚至他到死都疯狂迷恋的京剧在现代戏时代也由于他的固执而将他抛弃，使他不能再上台演出。只是到了他生命的终结处，他才算“自个儿成全了自个儿”：还是在戏台上，还是在“霸王”面前，拔剑自刎，：“从一而终”。 那么，就让我们来简要回顾一下程蝶衣的命运历程，看看命运和历史是怎样造就了他的迷恋性格，而他的性格又是怎样不断地为他造成新的悲剧。程蝶衣的戏剧生涯及其心理历程的演变大致可分为三阶段： 一、“学戏”阶段： 这部分作者的笔墨表面上着重在小豆子和小石头在学戏过程中结下深厚的兄弟之情，实际上体现了小豆子的身份转换——从低贱出身引发的叛逆性格到寻得精神理想的归宿——的心理认同的转换过程。母亲用刀砍下他多余的一指，暗示了小豆子由雄化雌的命运，颇有封建文化精神阉割的象征意味：要想生存，要想唱戏，不但得泯灭个性（特殊的六指），还必须泯灭自己的自然性征。低贱的出身，带来的深深自卑，使他愤然烧掉母亲留下的袍子，以向师兄弟们表示与生身母亲“划清界限”。小豆子经历无数苦难，其间也曾有过逃跑的行动，但同行的小癞子由于承受不了逃跑罪名下的严厉惩罚而自杀，使他明白，像他这样出身的人不学戏就真的活不成；关师傅关于《霸王别姬》的教诲，则令他彻底认同了自我成全、从一而终的道理，其实是变相地强化了个人必须归属于集体信仰的神话般的最高意识形态（陈凯歌的早期电影《大阅兵》集中描述的就是个人在集体性权力体系中既有逆反情绪又渴望归属的微妙心理）。之后，小豆子一步步地“悟”戏，“由雄化雌”——从意识到潜意识都逐渐认同自己作为旦角的女性性别/身份，让人自然而然地联想起屈原有关“香草美人”的自喻。 至于京戏本身在本片里的寓意，众方家大都认为：我国的京剧艺术“融传统的文学、音乐、舞蹈、绘画、曲艺、杂技与一炉，集中国独树一帜的写意美学体系之精粹于一身”，在影片里“因之就具有中国传统艺术乃到中国传统文化象征的意蕴”（罗艺军《〈霸王别姬〉的文化意蕴》）；另方面，传统京戏《霸王别姬》借爱情描写所歌颂、所宣扬的也正是忠君爱国、贞烈节义等延续了数千年的儒家传统价值观、伦理观，在影片里即使上升到民族精神的层次亦不为过。片中小豆子自然性格、自然性怔的泯灭和小癞子肉体的死亡从某个角度上也有揭露此文化精神内部的虚伪、残暴之意（离开体制、背叛体制者不会有好下场），一如鲁迅所讲的“吃人”的封建旧文化。 戏班子里近乎非人的苛刻训练，以及张太监对小豆子的凌辱都进一步强化了他对自身女性身份的认同，也可说是由倔强叛逆转变为妥协归属乃至全身心奉献给传统文化精神。于是，小豆子终于彻底被京剧所代表的文化精神所“化”，从此一辈子也跳不出来。影片是以小豆子学演《思凡》这场重头戏来展现昔日天真苦命的小豆子向舞台上千娇百媚、无尽风流的程蝶衣转变的性别/身份之异化的过程的。由此，我们也看到在旧社会，历史、文化是如何与命运相联手给一个人的人格打下了永难磨灭的烙印。以上是程蝶衣继其低贱的出身后，个人悲剧命运的潜伏和始发阶段。 二、“唱戏”阶段： 此部分以程蝶衣、段小楼和菊仙之间细腻而又微妙的关系变化为主线，以艺术理想和现实生活的格格不入为观照的焦点，可视为程蝶衣个人悲剧的深化。从程蝶衣在三人关系中的言行举止，可以看出其性格/身份的进一步异化。在戏台上，他如鱼得水，已臻“人戏不分，雌雄同在”的境界；在台下，他也“不疯魔、不成活”：把师兄当作自己的“霸王”，无比痴恋，梦想和师兄唱一辈子戏。菊仙的介入，使他妒意横生。请注意，尽管从程蝶衣的角度看，段小楼看上别的女人是对他真正的背叛（而这个女人又恰恰和他母亲一样是个妓女），可他恨的不是小楼，而是菊仙。对于小楼，他只是哀怨。这个时候的程蝶衣，几乎和封建社会的弃妇无二，男尊女卑的封建女性伦理意识已嵌入他的灵魂深处。作为一个男人，他竟被封建男权社会中的女性伦理意识形态所同化。所以，他对段小楼只是乞怜和怨艾，对菊仙则是类似妻妾间的疯狂嫉妒。进一步看，是菊仙将段小楼小楼从理想化的戏曲舞台拉向世俗化的人生，越来越远离蝶衣的唯美世界，令程蝶衣愤怒绝望，正反照出艺术与生存、理想与现实、坚执与投机的不可调和。 和段小楼分道扬镳后，程蝶衣除了戏便再无所顾：不顾真伪，不顾廉耻，不顾善恶。他抽大烟，和大戏霸袁世卿鬼混，给日本人唱堂会，过起腐朽、堕落的生活。不过，导演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不是简单的判定人物是非，而是赋予人物道德上的暧昧性，把程的一切行为动机都归结于他对小楼的“爱怨交织”，使人物在性格上、情感上更为统一和更加立体。 如果从更深层次来读解的话，程蝶衣性格本身之中的迷恋部分的象征意义，更颇有值得玩味之处。程蝶衣之所以无视民族尊严、民族气节，去给青木等日本军官唱堂会，表面动机可解释成对段小楼的关心，同时也是缘于在他的潜意识之中早已将京剧艺术理想化，升高到政治权力及意识形态之上，所以他只认“戏”，不认“国”。如前所述，京剧艺术在本片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故而对程蝶衣而言，只要他还是在唱戏，就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再说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作为华夏文明核心的中原地区，尽管多次遭到异族的入侵，政权屡屡为所谓的夷狄之邦夺取，但是在文化方面，从属于儒家文化圈核心的中原地区始终处于向外输出文化的优势状态，每每将异族文化同化，无形中反倒使中国人暗生一种凌驾于朝代更替之上的文化优越感。这一点在影片中关师傅所说的“是人的就得听戏，不听戏的就不是人”的话里是显得相当明白的。因此，由程蝶衣“叛国不叛戏”的逻辑来看，只有唱戏本身最重要，至于到底是给谁唱，似乎已不重要了。程蝶衣在法庭上对“汉奸”罪供认不讳时讲的“要是青木还活着，京戏就传到日本去了”、袁四爷为“国粹”所作的辩护，以及影片后部段小楼揭发程不分青红皂白就给任何人唱戏等内容，都可算作对同一母题的意味深长的旁敲侧击。
之所以可以成为经典，主要是因为讲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关于戏剧的，而且也是张国荣演的
霸王别姬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够成为华语电影当中的经典之作，也是因为霸王别姬是由陈凯歌导演指导，再加上张国荣，巩俐，张丰毅和葛优这些优秀的导演的共同努力，使得霸王别姬所要展示的内涵以及意义完全的被发挥出来。可以说霸王别姬的幕后以及演员阵容集结了当时两岸三地最优秀的配置，所以这也让霸王别姬历经多年的风雨，依然成为了华语电影不朽的经典之作。更重要的是霸王别姬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再加上霸王别姬的故事剧情非常的丰满，这让霸王别姬得到了戛纳电影节的认可。
虽然霸王别姬这部电影长达将近4个小时，但是在观看的时候并没有出现过任何的无聊或者是疲劳的感觉。这是因为霸王别姬的故事的丰满性让观众有了很强的代入感，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代入感让观众在收看的时候总会感觉意犹未尽。再加上霸王别姬在拍摄的时候对于视觉特效以及镜头的把控非常的讲究，所以这也让霸王别姬的电影艺术价值非常高。
当然霸王别姬之所以拥有这么强的故事性也是由于霸王别姬的剧本非常的扎实。可以说张国荣，巩俐，葛优这些优秀的演员在拍摄霸王别姬的时候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这些演员在拍摄的时候并没有任何抱怨，因为能够出演这样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优秀的演员在出演霸王别姬的时候格外认真努力。因为这些演员害怕给这部优秀作品留有遗憾。也正是由于演员的这种敬业精神让霸王别姬成为了华语电影的扛鼎之作。
霸王别姬距今已经过去了20多年的时间，但是霸王别姬给观众的影响依然并没有衰减，所以我们希望未来能够继续出现像霸王别姬这样优秀的电影作品。只有这样的作品能够更多的出现，华语电影才能够迎来真正的复兴。
时代沉沦后的繁华落幕
——浅析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构成
以京剧名伶的情感波澜，牵扯出时代的动荡。在京剧念白的起承转合里，暴力、迷 恋与背叛将人性裹挟。电影《霸王别姬》围绕京剧伶人段小楼和程蝶衣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在流畅的叙事表达和丰富的视听元素中表达了导演的文化忧思与人性探问。
文化暴力与人性暗殇。片中对暴力的深沉反思，展现传统悲哀。小豆子入科班之时,便以暴力和血腥开场：跟镜头刻画母亲拽着小豆子去砍掉多指的场景，特写镜头刻画母亲砍去其手指的情景，使得画面极具张力。继而戏剧性长镜头配以大调度运镜展现母亲追赶痛苦癫狂的小豆子的场景，将影片推向一个小高潮。而小豆子初入戏行满手满脸的鲜血，正是对暴力的无尽控诉。
艺术迷恋与人性痴狂。对戏剧的痴迷,使蝶衣不疯魔不成活。台上的程蝶衣风华绝代，小幅度运镜刻画他唱戏时的姿势动作的曼妙，而近景、特写等小景别的的运用，则使虞姬内心哀伤不舍的情感波澜更加富有张力。他痴恋于京剧艺术,执著于从一而终的理想追求。他徜徉于梦幻与现实的迷离、徘徊于雌雄之间的恍惚,都寄寓着一片纯真之心,创造着一种超凡的精神世界，氤氲着一种朦胧之美。
时代背叛与人性丑恶。在“文革”那一幕残酷而荒诞的场景里：透过阵阵的火光，特写镜头刻画程蝶衣被油墨涂花了的脸，泪水流下的情景。而后近景拍摄癫狂的程蝶衣，移镜头拍摄其踉跄揭发的情态，将蝶衣满腔愤恨与悲痛绝望透过屏幕传递出来。 程蝶衣的“从一而终”的苛求,使他失去了段小楼的爱与庇护,那么菊仙为索取段小楼对 她的忠贞,则诱使段小楼离弃程蝶衣、离弃舞台和关师傅的教诲,使他背叛了自己朴素的 信念、丢弃了人的尊严。
总而言之，影片丰富的文化内蕴：暴力、迷恋与背叛，与霸王别姬一语相连，无疑就成了影片的主题构成。电影《霸王别姬》在深刻的文化内蕴之上，凭借流畅的叙事表达、独特的影像风格、立体化的人物塑造…将中国近代五十年的历史画卷民生百态展现 在观影者面前，迫使观影者思考在社会大变革的历史背景之下，传统文化、人的生存状态及人性的何去何从。
此篇《霸王别姬》的影评文章出自湃乐思教育编导专业高分学员，同学可以作为一个学习的参考。完整的文章收录在《影评高分范文集》一书中。
看完《霸王别姬》后，总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或悲痛，或遗憾。他们都在说什么：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可这部电影中又充满了情和义，那感情是可悲的，是在那个年代无法让人成全的；那忠义是脆弱的，无论哪个年代都是要被压迫的。好多天，我都在问自己：爱一个人难吗？爱上一个人难吗？只是自己还不会去爱，不是不敢，而是还不懂，忘了自己喜欢什么。分不清那些是性冲动还是动了心……“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娘”爱分很多种，它没有性别的界限，没有国家、肤色、种族的界限。正如这部电影中所告诉我们的――从民国到抗战再到新中国，这种禁欲的爱都是不被允许的。改革开放前，每个人口里都是民主自由，而我们的统治者――老师、家人、政府――都想将我们困在体制下，告诉我们本本分分做事，教导我们什么是规矩。分明将你束缚在牢笼里，却要跟你讲――这就是自由，你要珍惜时光。到头来，丢失的不仅是爱情，还有我们的初心，我们的文化……电影中，将我们的国粹京剧比做传统文化，而拿侵略我们的日本做对比。看到这里就会让人心痛，语言不通惨无人道的日本人却喜欢而且尊重我们的京剧。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想到日本你会想到和服樱花和谦卑，想到德国你会想到严谨与机械，想到巴西你会想到桑巴与足球……而中国呢？这些国家哪个有中国历史悠久，哪有五千年的文化底蕴。我们最崇高的学说最宝贵的信仰一直停滞在公元前，而他们今天却被我辈腐蚀待尽。日本人穿和服走在大街上都觉得很正常，而我们中国人穿汉服走在路上呢？――这人有病吧……更或者将你冠以亲日的名号――还穿日本人的服装，汉奸……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落到这种地步，很大的原因是中国朝代的更迭以及中国统治者对于文化的管控。历朝历代都会经历一些像文化大革命一样的文化战争，各种各样的传统与文明都会遭到大大小小的破坏，而文化大革命更是将这种破坏行为做到了极致，那十年中国新的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明几乎没有也不敢不愿去接触。造成了文明的断层与传统的缺失，那些改革开放中国的商人也只能被叫做充满铜臭味的一副皮囊，外界看来的中国，只是那一沓一沓红色的RMB。不知为什么突然这样愤世嫉俗起来，或许这两天看了些很有思想的电影，突然想说些话。有些问题想问自己，有些问题想问社会。
《霸王别姬》是中国电影史上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它为张国荣带来了崇高的国际声誉。《霸王别姬》在说两个京剧艺人半世纪的悲欢离合，实则在言中国人对人的生存状态及人性的思考与领悟。
时代的转换与人物命运的转折紧密相联，社会性与民族性紧密相联，信仰与现实紧密相联，陈凯歌说他要拍一个关于“迷恋与背叛”的故事，于是他拍了这样一个“真虞姬、假霸王“的故事，人性的错位与灾难的重击为影片罗致了多面和丰富的戏剧性。
加上张国荣对“程蝶衣”近乎完美地演绎，可以说无论从影片还是表演，《霸王别姬》都是中国百年影史上的一座高峰。
扩展资料
《霸王别姬》主要剧情：段小楼与程蝶衣是一对打小一起长大的师兄弟，两人一个演生，一个饰旦，一向配合天衣无缝，尤其一出《霸王别姬》，更是誉满京城，为此，两人约定合演一辈子《霸王别姬》。但两人对戏剧与人生关系的理解有本质不同，段小楼深知戏非人生，程蝶衣则是人戏不分。
段小楼在认为该成家立业之时迎娶了名妓菊仙，致使程蝶衣认定菊仙是可耻的第三者，使段小楼做了叛徒，自此，三人围绕一出《霸王别姬》生出的爱恨情仇战开始随着时代风云的变迁不断升级，终酿成悲剧。
霸王别姬影评：
根据香港作家李碧华的小说改编而成的《霸王别姬》无疑是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神话，也可以说是最为华丽的一部影片。张国荣，张丰毅，巩俐，葛优的表演个个精彩到位。
张国荣以往的角色，或华丽，或温婉，或凄迷，或稚嫩，或疏离，都统统调和到了《霸王别姬》里。“不疯魔，不成活儿。”从形态到气韵，从举手投足间那个哀绝的眼神到消失在舞台强光下的那一份固执和完美，张国荣最终完成了蛹化成蝶的生命过程，从此人戏不分。
这部电影吸引人之处当然不是戛纳电影节上的一个奖项，也不是舞台上男扮女装，舞台下错乱了性别的爱情，而是程蝶衣的痴心，信守一个关于事业，关于爱的承诺。程蝶衣，他爱的不是段小楼，而是戏里注定了虞姬该爱，该为之死的霸王，是演戏的命运。
张国荣在陈凯歌的点拨下，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另一面。当张国荣以虞姬的扮相向我们走来，印证了一代偶像离奇的情爱传说。戏中的程蝶衣本身就是一个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痴情戏子，他对师兄的感情更多的是来自于患难与共的亲情，是一份渴求永恒不变的期盼。这种感情完全基于精神，是柏拉图式的。虽不现实，却是最震慑人心的。
角色介绍
1、张国荣饰演程蝶衣
京剧名角，对京剧非常痴迷。自小被母亲卖到京戏班学唱青衣，后与师兄段小楼因合演《霸王别姬》而成为名角。程蝶衣饰演虞姬时达到了“不疯魔不成活”的忘我程度，再加上程蝶衣小时的奇特经历，所以程蝶衣真正沉入自己的“戏梦”中。后来程蝶衣对毕生的艺术追求感到失落，在跟段小楼排戏时自刎于台上。
2、巩俐饰演菊仙
花满楼头牌妓女，为京都优伶名角段小楼所喜欢，后来与段小楼日久生情，二人最终走在一起并结为夫妇。新中国成立后爆发文化大革命，段小楼为求自保违心的说不喜欢菊仙，这让菊仙彻底看清了段小楼的面目。在与程蝶衣告别后，她在屋内悬梁自尽。
刘半农（1891-1934），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原名寿彭，改名复，字半侬，后改半农，晚号曲庵，后以字行，笔名有寒星、范奴冬等，1891年05月27日（农历4月20日）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城内西横街，祖籍湖南省南沙市。他4岁从父识字，6岁入塾。光绪三十年（1904年）入江阴翰墨林小学，三十三年入常州府中学。宣统三年（1911年）初，回翰墨林小学任教。辛亥革命爆发，刘半农北走靖江，以书牍翻译之事佐戎幕。民国元年（1912年）2月，因不满军队内部的混乱，旋回乡参加演文明戏，筹款支援革命。3月，和弟弟刘天华同往上海，先后任开明剧社编辑，《中华新报》特约编译员，中华书局编译员，发表了《玉簪花》、《髯侠复仇记》等小说。民国6年，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两文，阐述对改革散文、韵文、诗歌、小说、戏曲等方面的意见，主张以白话文为正宗，吸收文言的优点，不用不通之文字，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增多诗体，注意分段，采用标点等，尤其强调“将古人作文之死格式推翻”。是年夏，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出任国立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员。民国7年，他与钱玄同一起在《新青年》上“合演双簧”，钱化名王敬轩写信给《新青年》，提出种种理由反对白话文，刘写文从正面逐条驳斥，为当时新旧文学争论的著名事件。刘还创造了“她”、“它”字用法，受到鲁迅称赞。他在北大教授应用文时，反对八股程式，重视实用，发表了《应用文教授》，著有《中国文法通论》及《学徒苦》、《卖萝卜人》、《叫我如何不想她》等白话诗。他的无韵诗语言明快，思想进步，广为流传。还征集到几千首歌谣，整理发表140余首，开创了研究民间文艺的先河。 民国8年4月，刘半农被推选为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起草《国语统一进行方法案》，提出改国文为国语及编纂辞典等主张。民国9年5月，被推为国语辞典委员会委员。不久，经北京政府教育部派遣出国留学。初至英国，入伦敦大学，次年转入法国巴黎大学，主攻实验语言学。民国12年，撰写《守温三十六字母排列法之研究》和《实验 四母之结果》两文。次年出版《四声实验录》，除介绍有关语言知识和实验方法外，对四声的本质做了探讨。民国14年，写了法文《汉语字声实验录》、《国语运动略史》博士试论文；并发明“刘氏音鼓甲种”与“声调推断尺”（即刘氏尺）等测算语言乐律的仪器，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被巴黎语言学会推为会员。同年夏，又获法兰西研究院伏尔内语言学专奖。是年秋回国，任北大中国文学系教授及研究所国学门导师，致力于语言学研究。民国15年，所译《茶花女》剧本出版。翌年，奉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刘半农为表示对教育部长刘哲的不满，辞去国立各校讲席。次年，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刘为特约著述员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民国18年，复任北大国文系教授，兼任辅仁大学教务长。次年5月，又兼北平大学女子学院院长。在此期间，他先后调查方言二三百种，编成《调查中国方言音标总表》一册，出版《宋元以来俗字谱》一书。民国20年夏，任北大文学院研究教授，主管研究院文史部事，从事语音乐研究和大辞典编纂工作，陆续发表《释吃》、《释来去》诸文。“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撰写《反日救国的一条正路》等文章，坚决主张抗日。民国22年，编成《中小词典》，并附有他创造的“点直曲检字法”。是年4月，他不顾白色恐怖，与钱 玄同等12人联名发出为李大钊烈士举行公葬的募款书，并书写墓志和墓碑。同年暑期，他走访河南、上海，亲测古乐器音律，并在巩县石窟市及洛阳龙门发现北朝和唐代的乐舞造象。次年，发表《西汉时代的日晷》等文章。同年暑假，带领白涤洲等4人沿平绥线去调查西北地区方言，染回归热，医治无效，于7月14日在北平逝世。蔡元培为之撰写碑铭。刘曾自编《半农杂文》集，他的主要作品大部分收集在里面。 刘北茂（1908-1981），字寿元，著名的二胡演奏家、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1908年生于张家港市南沙镇(原属江阴)。在其兄长刘半农和刘天华的指点和熏陶之下，他自幼酷爱音乐，学生时代便已掌握了多种中外乐器的演奏技巧，对二胡、琵琶、笛子等民族乐器尤为擅长。 在两位兄长的全力资助下，1927年，刘北茂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燕京大学。尔后，他曾先后在暨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西南联合大学等校从事英语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北京沦陷，日伪以重金相聘，刘北茂断然拒绝，表现了华夏子孙伟大的民族气节。后来，为继承和发扬先兄刘天华“改进国乐”的遗愿，他于1942年毅然放弃英语副教授的职衔，到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任教，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音乐教学和演奏工作之中。由于自幼就在这方面有着颇为厚实的基础，加上又潜心地作了矢志不渝的刻苦努力，他终于在音乐领域里取得了极为出色的成绩。 解放以后，刘北茂出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1955年到1957年，他临时任教于中国盲人训练班，培养出了甘柏林等一批著名的盲人二胡演奏家。1958年，他借调到安徽省艺术学院、安徽师范大学任教，并任安徽省第三届政协委员、文联委员以及音乐协会理事等职，为培养音乐新人，发展我国的民族音乐事业，作出了他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 跟他的两位兄长一样，对生他养他的香山大地，刘北茂也“情眷眷而怀归”，曾数度返回故里，去田塍间采风，为乡亲们演奏，跟故乡人民一直保持着深深的血肉之情。 到了晚年，刘北茂不幸双腿瘫痪，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音乐创作。他一生写下了百余首二胡曲，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汉江潮》、《前进操》、《漂泊者之歌》、《乘风破浪》、《小花鼓》、《太阳照耀着祖国边疆》、《欢乐舞曲》、《独弦曲》、《欢送》、《千里淮北赛江南》、《缅怀》、《迎朝晖》、《流芳曲》、《哀思》等。后来，《哀思》一曲又在他的指导下由其子刘育熙改编为小提琴独奏曲，曾在纪念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音乐作品比赛中荣获国家创作和演出一等奖。 1981年，刘北茂不幸与世长辞。次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北京二胡研究会、北京乐器学会等单位，为纪念刘北茂逝世一周年，联合举办了“刘北茂作品广播音乐会”，介绍了他创作的15首二胡独奏曲和4首民乐合奏曲，以表示对他的深深的怀念。 刘天华（1895-1932），字寿椿，江苏省江阴县城内西横街人，民族器乐作曲家、演奏家、音乐教育家，杰出的民族音乐家。1895年02月04日出生。父刘宝珊是个寒士。系刘半农之弟，刘北茂之兄。幼时就读于翰墨林小学，酷爱音乐。家近涌塔庵、孔庙，每逢僧家佛事或春秋丁祭，好静听钟鼓、管弦之声，乐而忘返、清宣统元年（1909），考取常州府中学堂，参加校内军乐队，吹小号、军笛。宣统三年，武昌起义，学堂停办，辍学回家。时江阴光复，他参加维持地方治安的青年团，掌军号。民国元年（1912）随刘半农去上海，进开明剧社乐队工作，业余加入万国音乐队学习，掌握多种西洋管弦乐器演奏艺术，并萌生改进国乐的想法。2年剧社解散，失业回澄。先后在华士澄华小学和城区澄西小学任音乐教员。曾以顾山丝竹高手周少梅为师，学习二胡、琵琶演奏技艺。4年春，父丧，又失业，贫病交迫，每日拉二胡，抒发内心的忧愤，形成《病中吟》初稿。4年秋，受聘常州母校担任音乐教员，后利用暑假外出寻师学艺和采风，向崇明派琵琶演奏家沈肇洲学瀛洲古调，去河南开封学古琴。10年暑假返回江阴，约音乐爱好者组织国乐研究会，切磋江南丝竹和吹打乐。并邀周少梅、黄致君、澈尘和尚等国乐名家数十人公开演奏，极一时之盛。11年去北京，先后在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和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执教。为沟通中西乐理，丰富演奏艺术，发扬祖国民族音乐的特长，于17年创办国乐改进社，主编《音乐杂志》。以二胡为中心，开展演奏、创作、教学研究活动。广泛搜集民间乐曲，京昆小曲，请街头杂耍艺人到院中一起吹奏，记下曲调，谱作新声，改进民族器乐二胡、琵琶。借鉴欧洲小提琴的教学方法，创作一批二胡和琵琶练习曲，使二胡、琵琶的教学规范化、科学化。并对我国传统的工尺谱作了比较科学的改进。18年，曾为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的《嫦娥奔月》、《天女散花》、《霸王别姬》等记录唱腔曲谱，翻成五线谱，写出《梅兰芳歌曲谱》，开创京剧唱腔固定成谱的先河。19年12月，刘天华在北京饭店大厅举行音乐会，把中国民族音乐介绍给中外音乐家和音乐爱好者，演奏代表作二胡曲《良宵》、《光明行》、《空山鸟语》和琵琶曲《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等。每当一曲终了，全场掌声雷动。21年5月31日，去北京天桥听写锣鼓经，不幸染上猩红热，治疗无效，于06月08日去世。 半梦恍惚中，这首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由刘半农词、赵元任谱曲的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又再次萦绕我脑海.......说是一种冲动，不如说是一种情结！ 儿时是在极“左”笼罩下的中国长大，带“情”字的东西如情歌、情诗、情感电影等等，除能被贴上所谓“革命”红色标签的东西外，多数都被扣上了“封、资、修”的帽子而被打倒。人们的思想被禁锢、情感被压制、嘴被贴上了封条、言论失去了自由，五彩的世界被“左”的“红色海洋”吞食........！人性被压抑、人格被扭曲、良知被泯灭、文化遭践踏、历史被颠倒、真理被掩埋而谬误猖獗、法律制度与文明几乎丧失殆尽殆.....还有什么比那个世道更黑暗呢？！ 就在那样的情形下，我从父亲嘴里知道了屈原的《离骚》、白居易的《红线毯》、岳飞的《满江红》，以及大仲马《基督山伯爵》、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也听到蔡文姬搜集整理的《胡笳十八拍》、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他》、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我们没能听到父亲高亢嘹亮的歌声，只能听到父亲用浑厚低沉的男中音在夜色的家中低吟。从此，它们走进了我的精神世界从不曾离去，而且随着日后重温那些书籍和重听那些歌曲，了解它们的背景和内涵后便深根蒂固了！ 夜里3点醒来后，却怎么也无法再入睡，“.......天上飘著些微云， 地上吹著些微风。 啊！微风吹动了我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恋爱著海洋， 海洋恋爱著月光。 啊！ 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鱼儿慢慢游。啊！ 燕子你说些什麼话？ 教我如何不想她？ .......”，几句男士美声演唱的歌声一直在耳边回荡.......！躺在床上，实在按奈不住想欣赏这歌曲，于是在这寒夜里披衣起来，打开电脑搜索，可哪里也找不到。 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歌《叫我怎能不想她》，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摄影学家刘半农于1920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实习语音学时所作。 刘半农生于1891年5月29日，卒于1934年7月14日，年仅43岁。原名寿彭，后改名复，初字半侬，时用瓣秾，后改字半农，号曲庵。江苏汀阴人，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同时，他又是我国语言及摄影理论奠基人。他的《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康士坦丁语言学专奖”。是我国第一个获此国际大奖的语言学家。 刘半农到伦敦后不久，于1920年9月4日创作了一首题为《教我如何不想她》的小诗。这首诗很快便被同在伦敦留学的赵元任谱成歌曲，随后在国内传唱开来，流行至今。有人说，《教我如何不想她》是一首写给女友的情歌。但更多的人认为，"她"字在这里代表的是中国，这首诗应该是刘半农在异国他乡思念祖国家乡的心声。《教我如何不想她》之“她”字，也是刘半家所首创。汉字中之“他”本无男女之分，因此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或自行创作文学作品，均感不便。初时，人们以“伊”字作为女性之“他”，如鲁迅早期小说《阿q正传》、《祝福》等，均用“伊”字来代替女性之“他”。然而，“他”与“伊”为截然不同之二字，用起来仍有不少麻烦，刘半农考虑及此，反复琢磨，乃首创“她”字以作女性之“他”，后来得到社会认可，“她”字到处通行，并载入了字典。 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法科预科教授。 刘半农到北大后,自知资历浅,所以十分勤奋,讲课很受学生欢迎,创作也十分活跃,但在北大这个学院派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像他这样—个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大学教授依然被一些人视为“下里巴人”,对他能否胜任教学工作常常表示怀疑。—次在《新青年》编委组成人选上,胡适就直接提到了人选的学历问题,这地刘半农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同时,刘半农在上海滩染上的才子气,包括衣着打粉等作派也遭到一些人的诟病。鲁迅后来在《忆刘半农君》中也指出:“那些人批评他的为人,是肤浅。”“但这些背后的批评,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他的到法国留学,我疑心大半就为此。” 人说愤怒出诗人,对于刘半农则是发奋读博士。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刘半农考上了公费赴英留学的资格。1920年2月7日携夫人朱惠和女儿小蕙自上海启程,乘坐日本货轮“贸茂丸”赴英留学。1920年到英国伦敦大学的大学院学习实验语音学，1921年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5年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所著《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法国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1925年秋回国，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讲授语音学。 1926年出版了诗集《扬鞭集》和《瓦釜集》。1934年在北京病逝。病逝后，鲁迅曾在《青年界》上发表《忆刘半农君》一文表示悼念。。他开创了我国新诗流派“白话诗”，影响甚广。同时，他又是我国语言学及摄影理论奠基人，他的《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康士坦丁语言学专奖”，是我国第一个获此国际大奖的语言学家。他一生追求真理，积极投身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 后来扬名于国内的许多大教授，当时在国外苦读，都是苦得不堪回首。像陈寅恪，像徐悲鸿。谈中国历史的时候，常常会说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不容易，其实中国的读书人，也怪可怜的。好在历史还是愿意给人良好的回报。刘半农在巴黎学的是“语音实验”，这是一门全新的学科，多少含有一点高科技成分，起码当时是这样。中国的语音学研究方面，刘半农做出过极其突出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很容易默默无闻，很多人或许知道，刘半农发明了“它”和“她”这两个常用字，但是对于语音的摸索和实验，一般都不太明白。事实上，在这方面，他的研究卓有成效，还是在法国的时候，他就经巴黎大学语音学院院长提名，成为巴黎语音学会会员，他的博士论文《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是由《法国最高文艺学院公报》宣布的。 刘半农从法国学成归国,受到北大热烈欢迎。在蔡元培的关心支持下,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语音实验室。他制订了一个宏大的计划,决定完成一中《四声新谱》、一部《中国大字典》和一部《中国方言地图》。 斯文·赫定是第一位同意与中国学术界合作的西方探险家，并且在合作过程中平等对待中国科学家，最终赢得了刘半农和整个中国学术界对他的谅解，双方的关系逐渐由相互敌视转为相互尊敬。而刘半农的死，竟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他对斯文·赫定的尊敬。1935年2月19日是斯文·赫定的七十大寿，瑞典皇家地理学会计划出版纪念文集，向刘半农约稿。刘半农出于对斯文·赫定的尊敬，从1934年5月起就开始着手写祝寿文章。据刘半农1934年5月16日日记载："下午到研究所，白涤洲为余邀来辅大甘籍学生十数人，拟研究其声调，备作为论文，以应瑞典地理人类学会之请，刊入赫定七十生辰纪念册。"后来刘半农决定再写一篇有关北平、绥远沿线方言声调的论文，为斯文·赫定祝寿。为了写这篇文章，刘半农于1934年6月19日携白涤洲等助手离开北平，前往内蒙古等地实地调查方言音调和声调。但在考察途中，刘半农遭到昆虫的叮咬，不幸传染上致命的回归热。他于1934年7月10日抱病提前返回北平后，又被庸医误诊，7月14日才入北平协和医院，当日下午便与世长辞，年仅43岁，葬于北平西郊香山玉皇顶南岗。刘半农去世后，斯文·赫定曾专程前往刘家吊唁，将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纪念邮票赠送给遗属，以示纪念。刘氏三兄弟刘半农、刘天华、刘半茂，都是我国现代文化名人。 刘半农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摄影学家。他一生追求真理，积极投身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他在担任《新青年》杂志编辑时，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之革新》等震惊文坛的进步论著，成为新文化运动中一位“斗士”和“闯将”。他开创了我国新诗流派“白话诗”，影响甚广。同时，他又是我国语言学及摄影理论奠基人。 刘天华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家，二胡学派的创始人。他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不登大雅大堂”的二胡从民间推向世界，建立了一个新型的学派。他在我国音乐史上第一个沿用西方五线谱记录整理民间音乐，大胆借鉴“西乐”，“改进国乐”，使二胡的表现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境地！他不仅创作了《病中吟》、《良霄》、《空山鸟语》等流传广泛的不斐名曲，而且培养了大批二胡、琵琶传人。他把“学习、研究、创作、演出和教学联系在一起，构成他全部的音乐生涯”。 刘半茂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民族音乐教育家、作曲家，也是刘天华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和发展者。天华逝世后，刘半茂为了继承其“改进国乐”的遗志，毅然放弃西北大学英语教授的席位，改任音乐教授。先后在四川、南京、安徽、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他一生创作了《汉江潮》、《小花鼓》、《流芳曲》等一百多首二胡独奏曲，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一位多产的作曲家。 刘氏兄弟纪念馆位于江阴市西横街49号，是江阴市人民政府为纪念我国现代文化名人刘半农、刘天华、刘半茂三兄弟而利用刘氏后裔捐赠的祖籍故居改建的。它坐西朝东，前后二进十间三庭院，是一座具有江南民宅特色的清未建筑，距今约有150年，与古兴国塔、文庙南北呼应，浑然一体，构成江南古城的一个游览区。纪念馆还有“百年天竹”、“石鼓墩”、“酱台”、“竹园”等遗迹和景点。纪念馆由原文化部部长朱穆之题写馆名，著名女作家谢冰心为纪念馆写了序文。陈列分“事迹介绍”和“故居景点”两大部分六个展室，共陈列展品300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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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很难的,要找个老师学
刘半农（1891-1934），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原名寿彭，改名复，字半侬，后改半农，晚号曲庵，后以字行，笔名有寒星、范奴冬等，1891年05月27日（农历4月20日）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城内西横街，祖籍湖南省南沙市。他4岁从父识字，6岁入塾。光绪三十年（1904年）入江阴翰墨林小学，三十三年入常州府中学。宣统三年（1911年）初，回翰墨林小学任教。辛亥革命爆发，刘半农北走靖江，以书牍翻译之事佐戎幕。民国元年（1912年）2月，因不满军队内部的混乱，旋回乡参加演文明戏，筹款支援革命。3月，和弟弟刘天华同往上海，先后任开明剧社编辑，《中华新报》特约编译员，中华书局编译员，发表了《玉簪花》、《髯侠复仇记》等小说。民国6年，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两文，阐述对改革散文、韵文、诗歌、小说、戏曲等方面的意见，主张以白话文为正宗，吸收文言的优点，不用不通之文字，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增多诗体，注意分段，采用标点等，尤其强调“将古人作文之死格式推翻”。是年夏，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出任国立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员。民国7年，他与钱玄同一起在《新青年》上“合演双簧”，钱化名王敬轩写信给《新青年》，提出种种理由反对白话文，刘写文从正面逐条驳斥，为当时新旧文学争论的著名事件。刘还创造了“她”、“它”字用法，受到鲁迅称赞。他在北大教授应用文时，反对八股程式，重视实用，发表了《应用文教授》，著有《中国文法通论》及《学徒苦》、《卖萝卜人》、《叫我如何不想她》等白话诗。他的无韵诗语言明快，思想进步，广为流传。还征集到几千首歌谣，整理发表140余首，开创了研究民间文艺的先河。民国8年4月，刘半农被推选为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起草《国语统一进行方法案》，提出改国文为国语及编纂辞典等主张。民国9年5月，被推为国语辞典委员会委员。不久，经北京政府教育部派遣出国留学。初至英国，入伦敦大学，次年转入法国巴黎大学，主攻实验语言学。民国12年，撰写《守温三十六字母排列法之研究》和《实验 四母之结果》两文。次年出版《四声实验录》，除介绍有关语言知识和实验方法外，对四声的本质做了探讨。民国14年，写了法文《汉语字声实验录》、《国语运动略史》博士试论文；并发明“刘氏音鼓甲种”与“声调推断尺”（即刘氏尺）等测算语言乐律的仪器，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被巴黎语言学会推为会员。同年夏，又获法兰西研究院伏尔内语言学专奖。是年秋回国，任北大中国文学系教授及研究所国学门导师，致力于语言学研究。民国15年，所译《茶花女》剧本出版。翌年，奉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刘半农为表示对教育部长刘哲的不满，辞去国立各校讲席。次年，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刘为特约著述员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民国18年，复任北大国文系教授，兼任辅仁大学教务长。次年5月，又兼北平大学女子学院院长。在此期间，他先后调查方言二三百种，编成《调查中国方言音标总表》一册，出版《宋元以来俗字谱》一书。民国20年夏，任北大文学院研究教授，主管研究院文史部事，从事语音乐研究和大辞典编纂工作，陆续发表《释吃》、《释来去》诸文。“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撰写《反日救国的一条正路》等文章，坚决主张抗日。民国22年，编成《中小词典》，并附有他创造的“点直曲检字法”。是年4月，他不顾白色恐怖，与钱 玄同等12人联名发出为李大钊烈士举行公葬的募款书，并书写墓志和墓碑。同年暑期，他走访河南、上海，亲测古乐器音律，并在巩县石窟市及洛阳龙门发现北朝和唐代的乐舞造象。次年，发表《西汉时代的日晷》等文章。同年暑假，带领白涤洲等4人沿平绥线去调查西北地区方言，染回归热，医治无效，于7月14日在北平逝世。蔡元培为之撰写碑铭。刘曾自编《半农杂文》集，他的主要作品大部分收集在里面。刘北茂（1908-1981），字寿元，著名的二胡演奏家、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1908年生于张家港市南沙镇(原属江阴)。在其兄长刘半农和刘天华的指点和熏陶之下，他自幼酷爱音乐，学生时代便已掌握了多种中外乐器的演奏技巧，对二胡、琵琶、笛子等民族乐器尤为擅长。在两位兄长的全力资助下，1927年，刘北茂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燕京大学。尔后，他曾先后在暨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西南联合大学等校从事英语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北京沦陷，日伪以重金相聘，刘北茂断然拒绝，表现了华夏子孙伟大的民族气节。后来，为继承和发扬先兄刘天华“改进国乐”的遗愿，他于1942年毅然放弃英语副教授的职衔，到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任教，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音乐教学和演奏工作之中。由于自幼就在这方面有着颇为厚实的基础，加上又潜心地作了矢志不渝的刻苦努力，他终于在音乐领域里取得了极为出色的成绩。解放以后，刘北茂出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1955年到1957年，他临时任教于中国盲人训练班，培养出了甘柏林等一批著名的盲人二胡演奏家。1958年，他借调到安徽省艺术学院、安徽师范大学任教，并任安徽省第三届政协委员、文联委员以及音乐协会理事等职，为培养音乐新人，发展我国的民族音乐事业，作出了他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跟他的两位兄长一样，对生他养他的香山大地，刘北茂也“情眷眷而怀归”，曾数度返回故里，去田塍间采风，为乡亲们演奏，跟故乡人民一直保持着深深的血肉之情。到了晚年，刘北茂不幸双腿瘫痪，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音乐创作。他一生写下了百余首二胡曲，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汉江潮》、《前进操》、《漂泊者之歌》、《乘风破浪》、《小花鼓》、《太阳照耀着祖国边疆》、《欢乐舞曲》、《独弦曲》、《欢送》、《千里淮北赛江南》、《缅怀》、《迎朝晖》、《流芳曲》、《哀思》等。后来，《哀思》一曲又在他的指导下由其子刘育熙改编为小提琴独奏曲，曾在纪念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音乐作品比赛中荣获国家创作和演出一等奖。1981年，刘北茂不幸与世长辞。次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北京二胡研究会、北京乐器学会等单位，为纪念刘北茂逝世一周年，联合举办了“刘北茂作品广播音乐会”，介绍了他创作的15首二胡独奏曲和4首民乐合奏曲，以表示对他的深深的怀念。刘天华（1895-1932），字寿椿，江苏省江阴县城内西横街人，民族器乐作曲家、演奏家、音乐教育家，杰出的民族音乐家。1895年02月04日出生。父刘宝珊是个寒士。系刘半农之弟，刘北茂之兄。幼时就读于翰墨林小学，酷爱音乐。家近涌塔庵、孔庙，每逢僧家佛事或春秋丁祭，好静听钟鼓、管弦之声，乐而忘返、清宣统元年（1909），考取常州府中学堂，参加校内军乐队，吹小号、军笛。宣统三年，武昌起义，学堂停办，辍学回家。时江阴光复，他参加维持地方治安的青年团，掌军号。民国元年（1912）随刘半农去上海，进开明剧社乐队工作，业余加入万国音乐队学习，掌握多种西洋管弦乐器演奏艺术，并萌生改进国乐的想法。2年剧社解散，失业回澄。先后在华士澄华小学和城区澄西小学任音乐教员。曾以顾山丝竹高手周少梅为师，学习二胡、琵琶演奏技艺。4年春，父丧，又失业，贫病交迫，每日拉二胡，抒发内心的忧愤，形成《病中吟》初稿。4年秋，受聘常州母校担任音乐教员，后利用暑假外出寻师学艺和采风，向崇明派琵琶演奏家沈肇洲学瀛洲古调，去河南开封学古琴。10年暑假返回江阴，约音乐爱好者组织国乐研究会，切磋江南丝竹和吹打乐。并邀周少梅、黄致君、澈尘和尚等国乐名家数十人公开演奏，极一时之盛。11年去北京，先后在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和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执教。为沟通中西乐理，丰富演奏艺术，发扬祖国民族音乐的特长，于17年创办国乐改进社，主编《音乐杂志》。以二胡为中心，开展演奏、创作、教学研究活动。广泛搜集民间乐曲，京昆小曲，请街头杂耍艺人到院中一起吹奏，记下曲调，谱作新声，改进民族器乐二胡、琵琶。借鉴欧洲小提琴的教学方法，创作一批二胡和琵琶练习曲，使二胡、琵琶的教学规范化、科学化。并对我国传统的工尺谱作了比较科学的改进。18年，曾为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的《嫦娥奔月》、《天女散花》、《霸王别姬》等记录唱腔曲谱，翻成五线谱，写出《梅兰芳歌曲谱》，开创京剧唱腔固定成谱的先河。19年12月，刘天华在北京饭店大厅举行音乐会，把中国民族音乐介绍给中外音乐家和音乐爱好者，演奏代表作二胡曲《良宵》、《光明行》、《空山鸟语》和琵琶曲《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等。每当一曲终了，全场掌声雷动。21年5月31日，去北京天桥听写锣鼓经，不幸染上猩红热，治疗无效，于06月08日去世。怀念刘半农
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意义 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史学与史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如何，内在协调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够将现代人文活动的两个领域统合到一种社会文化力量中，跨越真实与虚构、知识与想象?葛兰西的“有机的意识形态”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为阐释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之间的复杂的历史关系，提供了富于启示的视野与方法。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这一自觉的现代文化使命感，使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发现并利用了新史学与新史剧之间的协调动力关系，使纯粹的思想或学术变成大众世界观，创造出意识形态整体性。一、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此时郭沫若的历史研究已经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他的历史剧创作也已达到高峰。毛泽东赞扬郭沫若的，正是郭沫若治史与作剧在“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上的意识形态意义。郭沫若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他表白“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也表白过自己的史学与史剧观，他说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而“好恶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注：《＜历史人物＞序》，《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注：《新陈代谢》，《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48页。)就戏剧创作，“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注：《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316页。)郭沫若从不隐讳自己研究与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10年，正式开始史学研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规划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叙事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这样做一则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应度”，二则可以证明现实中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因为如果中国的历史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也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模式发展，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用中国的“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证明中国的“现实革命”的合理性。这样，史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郭沫若自己表述得很明白：“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文集》，第14卷，第10页。)郭沫若集学者作家于一身，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角色，远不是学者或作家身份可以概括的。他自觉地构筑现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忽视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最高意义上”的世界观，凝聚统一起社会集团，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性的力量。在构筑意识形态并争夺“知识与道德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一种体系化的完整的哲学，而且还要将这种哲学大众化、常识化，教育与影响人民，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仰形式。葛兰西将那些自觉地思考历史与时代问题并将自己的思想与大众实践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注：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三章“哲学研究”第一节，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93页，引文见第239、265页。)郭沫若作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中国现代文化上具有典范意义。他从历史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历史可以以学术的形式表现，也可以以戏剧或小说的形式出现。郭沫若一生三度创作历史剧，早年的抒情历史剧完全将历史现实化变成意识形态的代言。从《卓文君》《王昭君》到《聂@①》，叛逆变成了革命。聂政慷慨赴死，两位女子从容殉死，在原始的狭义观念之上，作者又加上了“均贫富”、“茹强权”的意义。剧中一再提倡“刺杀那些王和将相”，剧终士兵们听罢酒家女的演讲，一哄而上杀了长官，准备到“山里去做强盗”，行侠的戏变成革命的戏。郭沫若试图用历史剧构筑历史中人民的主体与阶级冲突的动力结构。从1920年的诗剧《棠棣之花》，到1940年五幕剧《棠棣之花》定稿，前后写了22年，不同时代的现实意义叠加在同一个题材上。“百姓”代表着模糊的人民概念，国家主题取代了个人主题，私仇变成公愤，聂政“铲除国贼”，意义在于抗秦，“于人有利，于中原有利”。国家成为历史剧《棠棣之花》的历史主体。抗战意识形态出现。席勒在《舞台作为一种道德机关》中说：“如果各种戏剧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如果戏剧诗人都有统一的目标——换句话说：如果诗人选材适当而且都从民族当前的主题出发——那就会出现民族舞台，我们就会成为统一国家。”(注：转引自《戏剧理论文集》陈瘦竹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334页。)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深受歌德与席勒的影响。40年代初抗战背景下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达到高峰，直接的灵感是在“历史的精神”中拯救国家与民族意识。他说屈原的悲剧“是全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注：《题画记》，《关于屈原》，《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第238页，第20页。)抗战意识形态的历史剧试图将阶级意识融合到民族国家意识中，《屈原》的成功在于它获得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而《孔雀胆》的问题则在于这种整体性受到威胁。阶级主题(镇压农民起义)、民族主题(协助梁王异族政权)与个性主题(段功与阿盖的爱情)无意间陷入一种意识形态冲突中。批评界出现指责，作者一再修改，但剧场演出效果很好。(注：详见《郭沫若史剧论》，“第五章《孔雀胆》的成败得失”，田本相杨景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172页。)如果《棠棣之花》的意义断层显得突兀，说明历史剧结构意识形态的困难，《孔雀胆》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历史剧中意识形态结构本身的脆弱。郭沫若在他的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的动力结构。同一种意识形态主题分别用史学与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史学通过“真实性”获得话语权威，史剧通过艺术性使这种话语权威获得大众的认可。屈原主题的利用是一个典型。郭沫若希望将屈原树立为民族精神象征，这是一个层次的意义，另外，屈原的诗人与官吏的双重身份，还寄托着郭沫若的现代“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希望。有关屈原的史学方面的成果是《屈原研究》，史剧方面的成果是《屈原》。郭沫若习惯将他的史学思想表现为史剧，因为任何思想必须获得大众化、生活化，才能产生意识形态力量。郭沫若受一部小说体裁的野史《剿闯小史》的启发，写出轰动一时的《甲申三百年祭》，重庆的国民党与延安的共产党在这篇文章中都看到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意义。国民党看到农民起义成功地推翻了中国的正统政权却最终导致异族入侵，组织人员批判；共产党看到农民起义推翻了正统政权转瞬之间又自身溃败，将这篇史学论文当作“整风文件”印发学习。而坦率地说，郭沫若自身关注的却是这段历史的另一种启示，即知识分子的使命。他认为“杞县举人”李岩的加入才使农民运动走上正轨，而大顺王朝最后失败也是因为没有采纳李岩的计划。他念念不忘要为李岩与红娘子写一出戏，甚至在论文中也过分专注于李岩和李岩与红娘子这段野史。(注：参见《郭沫若的史学生涯》叶桂生谢保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88页：“‘甲申三百年’风波”)对于构筑意识形态的史学与史剧，理解历史的现实意义比历史事实更重要。葛兰西将上层建筑分为由国家、军队、法律等机构代表的政治社会与由政党、教会、学校、新闻媒体与文化团体代表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意识形态的活动场所。国民党政权下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构筑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中与政治社会对立，争夺知识与道德的领导权。这种格局在建国后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冲突与竞争失去了“合法性”。知识分子的使命从争夺文化领导权变成服务既定的文化领导权。郭沫若过去为那些挑战正统的叛逆、流寇翻案写成历史悲剧，现在却需要用史学与史剧重塑正统。梁启超当年提倡新史学时，批判中国旧史学有君史、无民史，有群统、无国统。郭沫若早期的历史剧创作力求构筑历史中人民主体、国家主体，到解放后的两出历史剧《蔡文姬》与《武则天》，他又隐晦地试图构筑新的“君统”。《蔡文姬》用郭沫若的话说是借蔡文姬为曹操翻案，曹操与武则天，或因出身或因性别，均是有君之实而无君之名。郭沫若的翻案历史剧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为新中国建立新正统。郭沫若一再表白“蔡文姬就是我”，他想一方面通过为曹操翻案树立新中国的新正统，另一方面通过蔡文姬归汉，表达自己意识形态立场上自觉的归属与认同。翻案史学与翻案史剧不是忠于历史事实，而是以新的意义挑战旧的意义。郭沫若的史学研究不再提“人民本位”，开始关注所谓“对人民有利”的帝王。《胡笳十八拍》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景象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剧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却是丰收的“太平景象”，农民唱着“屯田歌”，歌颂“为民造福”的曹丞相。郭沫若继续史学与史剧写作，却领会到新的历史语境中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的深刻含义，“以古鉴今”或“以古喻今”变为“古为今用”，历史不再有构筑意识形态的使命，反倒是意识形态开始构筑历史。郭沫若有时强说革命胜利后还可以写悲剧，但他自己却明白地不再写悲剧了。他的两部历史剧参与掀起了有关历史剧的大讨论，但他本人却没有积极参与讨论。历史剧的现实性比真实性更重要，只是把握现实性的问题是纯粹的权力问题，在理论形式中无法言说。二、新史学的意识形态意义郭沫若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中历史剧创作的领导者。他同时以史学与史剧的方式，实现了从历史构筑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意义。我们在有机知识分子与精英思想大众化的现代意识形态语境上理解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并将他当作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典型，思考中国现代启蒙与革命立场上的“有机的知识分子”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沫若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一个将典型性表现到极致的个案。从史学角度看，他体现了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新史学”的理想。1902年2月到11月间，《新民丛报》分6期连载了梁启超的《新史学》，(注：分别刊载于《新民丛报》第1、3、11、14、16、20期，本书的相关引文，均出自《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林毅校点，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2页。)在中国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梁启超认为，历史是叙述国族之进化的学术。国族是历史的主体，进化是历史的精神，历史则表现为国族之间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进程。中国无历史，是因为旧史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中国的史是君史，一朝一姓的家谱，势利腐儒堆积的耗损民智的故纸堆，培养国民的奴隶根性。梁启超呼吁在新观念下建立新史学，当时虽有异议，但响应者众。“横阳翼天氏”(曾鲲化)在《中国史的出世辞》中祝福中国史的诞生，将它提高到建国与自由独立的高度：“中国历史出世，谨祝我伟大中国灿烂庄严之文明国旗出世于今日，谨祝我中国四万万爱国国民出世于今日，谨祝我四万万爱国国民所希望理想之自由，所瓣香祷祝之独立出世于今日。”(注：转引自《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597页。)
对曹操的评价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人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中央十台每周六周日有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品三国，以前周思源也品过，但太多演义啦，这个比较注重历史真实形象。欢迎观看！谢谢 我尽力了！
试析罗贯中塑造曹操形象【内容摘要】：曹操形象一直颇受关注，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是写得非常成功的。罗贯中在塑造曹操时，集民间、历史、个人因素于一身，从而将一个光辉典范的艺术形象永远留在了人间……【关 键 词】：曹操形象 民间性 正统思想 历史因素《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它同《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齐名，并称中国古典四大小说名著。其四书各有所长，单就人物塑造上说，我偏爱于《三国演义》。书中人物颇多，像曹操、诸葛亮、周瑜、刘备、关羽、张飞之辈；吕布、张辽、赵云、于禁、李典之流。哪个不是英雄，有谁不是毫杰。有的是治世能臣，有的义气云天，有的智勇双全，有的忠贞不渝，当真是永放春秋，流芳百世。这些人物中，或忠或奸，或美或丑。其中，曹操、诸葛亮两个人物是全书塑造最成功、最中心的人物。曹操是粉脸奸臣，诸葛亮是治世能臣。一正一反，形成鲜明对比。诸葛亮流传千古，曹操遗臭万年。这好像有些不公平，但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它，也不讨论诸葛亮，专门讨论曹操。关于曹操的形象，近来争议颇多，特别是建国初期，兴起了一股为曹操翻案的热潮。一些在文学上颇有建树的同志也被卷入其中，像郭沫若就是其中之一。他说：“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一大歪曲”。1但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我们应该要区别对待，且不说曹操是否是历史上的歪曲，只说罗贯中是如何塑造曹操的，在《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为什么是个否定典型，罗贯中在塑造曹操时，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都是近来论争中涉及极少的，在这里，我想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以便大家参考。一、三国故事源远流长我国历史上的“三国”，本身就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各色人物闪亮登场，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中就记载了许多生动的三国故事，三国过后，在民间不断流传和丰富着三国故事。据杜宝《大业拾遗记》载，隋炀帝看水上杂戏，就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的故事，晚唐诗人李商隐有《骄儿》诗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这可能是最早的记载之一，到宋代的“说话”艺术中，已经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专业艺人。可把“说三分”当作职业来做，说明三国故事在民间是非常流行的，人民也十分喜欢。还有，宋代苏轼《林志》曰：“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当时的“说话”已经有了尊刘抑曹的倾向。到元代，有三国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也记载了三国故事。其事故已粗具《三国演义》的轮廓，并以蜀汉为主线，还串以大量的民间传说，为后来罗贯中对《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大量而丰富的素材。2在金元时期的戏曲舞台上也出现了大量的“三国戏”，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就有《赤壁鏖兵》等剧目，使三国故事得以更加丰富。再后来，元明之际的剧目中，以“三国”为题材的就有六十多种，并且有半数以上是以蜀汉人物为中心，颂扬刘、关、张的义气，而贬斥曹操的奸狡。具有明显的反曹倾向。罗贯中就是在这些民间传说，戏剧舞台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创作《三国演义》的。作为任何一个作者，他在创作前，都会考虑作品的可读性，要使作品流传千古，就必需符合人民的胃口，即符合人民的思想感情。罗贯中也不例个，在创作《三国演义》时，采用民间传说来迎合人民，而三国故事在经过隋唐宋以后，就已经具有了明显的尊刘抑曹倾向，他在创作时也就自觉与不自觉地保留了尊汉抑曹的观点。也就是在塑造曹操这个人物形象时，自觉与不自觉地把他归为否定形象的一面，并加以夸张的艺术手法，使一个粉脸奸臣、狡诈枭雄，玩弄权术于一身的曹操出现在读者面前。可以说罗贯中在塑造曹操这一形象上，民间传说中的尊刘抑曹的倾向，差不多起了决定性作用。3他只能将曹操写成一个老谋深算、阴险狡诈的形象，而不能把曹操写成一个像刘备、关羽、张飞式的人物。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塑造的最中心、最成功的人物——诸葛亮、曹操两个人物都流传千古，诸葛亮是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超人的才智，冷静的头脑，在他身上，集中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才情和智慧，以及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认识能力和分析能力。而曹操则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政治野心家和阴谋家，他的身上代表了封建统治者的诡诈、残忍、多疑、机变等一系列特征，是封建统治者的典型。关于这点，黄立新老先生说得较清楚：“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确实是个有作为的人，他代表了当时寒族地主阶级利益，……然而，他毕竟是一个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存在着阶级的残酷，狡诈的恶德。”4这两个人物一正一反，开成鲜明对比。而这两个人物都是在民间深受人民喜爱的，但具有明显的偏重倾向，总是将诸葛亮归为正义，而把曹操当成灾星，是人民的大敌。罗贯中在塑造曹操时，很可能也是出于无耐，才把他写成这个样子的。在这里还要注意一下《三国演义》的版本，目前，学术界认为最可靠的有两种本子，一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是《三国志演义》。前者全书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回，明代嘉靖年间刊刻，较接近罗贯中的原本，但文字粗朴，内容平易。后者全书一百二十回，是经清代毛纶、毛宗岗父子增删评点的本子，毛氏父子主要在回目、文辞、论赞、诗文等方面进行了整理，修改，使全书更加紧凑完整，大约成书于康熙年间，是目前最为流行的本子，我们能看到的大多是毛氏修订本。在书中，有明显的尊刘抑曹倾向，对我们了解曹操的本来面目有些困难。所以有许多人对曹操这个形象产生了怀疑，书中的艺术形象与历史上的政治家有了一大段的距离，这就是罗贯中的民间性原因所致。二、罗氏的时代正统思想的射映作为历史人物，承担后人的是是非非，好像是不可推托的责任，不管他对历史有多重大的作用，只要后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不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就会有天壤之别。就曹操而言，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我们没理由否认，但在《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确实是个被否定的典型。却也有颂扬的地方，如曹操大破袁绍于官渡，以不足敌方十分之一的军力而把敌方打得一败涂地，使其一掘不振，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罗在《三国演义》中，对曹操有褒有贬，有扬有抑，这不能说不与罗氏的生活时代，价值取向无关。关于罗贯中，我们知之甚少，据明人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载：“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竞不知其所终”。由此可知，罗贯中大略生活于元末明初。5作为生活于两朝之交的时代，目睹了元朝的灭亡和明朝的建立。历经了元末农民大起义，有可能他还参加过农民起义，因明人说罗贯中“有志图王”，6从这点看，他应是元明间人。鲁迅也说罗贯中为“元明间人”。（见《中国小说史略》）。对于生活于这样一个动荡年代的作家，他的创作肯定会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当时的起义以恢复汉族政权为号召的，把北方元朝政权比做三国时的曹魏政权，这在当时是符合人民的思想感情的。从宋起，汉族政权就屡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掠，退居偏安江南，就早也把北方政权比做曹魏了，罗贯中也是当时人民之一，对北方政权（元朝政权）当然有一定的否定因素。这根本不足为怪，完全可以理解，他的《三国演义》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写成的。元朝政权眼看就要崩溃，他不可能还要对元朝政权大加赞赏，而把曹操写成一个有德之士吧！他反对元朝政权，也就是反对曹魏，即曹操，为了符合人民的思想感情，把曹操塑造成一个否定性形象，也是无可厚非的。在这里，还存在一个时代价值取向和正统思想的问题。所谓“正统”，不过是统治者为其统治的合法性而控制人民的思想武器。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统治，不得不找借口，以让人民承认政治权力之合法性。7或说政权的来源承接尧、舜的禅让，或说统治区域是中原——黄河流域，或说自己乃皇室后裔，最终却是一个目的：巩固统治，与人民的利益关系并不大。三国以后，各朝统治者有各自的正统观念，晋朝是承魏而建，它就以魏为正统，以蜀汉为非正统。陈寿著《三国志》就以曹魏为正统，以蜀汉为偏霸的，到宋代，又出现了民族并存政权，金、辽、宋并存，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都把自己说为合法政治权力，金、辽在北方，自比曹魏，地统中原，是正统；宋地处南方，偏安江南，势如蜀汉，以蜀为正统思想。而罗贯中的时代，起义以恢复汉族政权为号，也就是和宋的正统观一致，因而，就得否定曹魏的正统，既否定曹魏，也就是否定曹操，在作品中，曹操就不能堂而皇之了。也就是说，罗贯中不可能在作品里给曹操脸上添光，而是有些加黑。三、抹不掉的历史前面，我们以作品的民间性和时代性两个方面论述了罗贯中在塑造曹操的形象时，有意无意地将曹操写成一个反面人物，使封建地主阶级的本质特性能在他身上表现出来，以作为作者的一个借托。但就这两方面的影响，还不足以说明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对曹操形象的塑造。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书中的曹操不止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还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有好，也有坏，坏中有好，好中有坏，让人捉摸不透。要不然也不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从这点说，我们不得不承认罗贯中的高超绝技，既然是好坏兼备，而前面我们都说的是影响罗氏塑造曹操坏形象的方面的因素，那么，又是什么影响罗贯中在写曹操时大加赞赏的呢？《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小说，它就必得尊循历史，受历史的影响较大，往往是实多虚少。生活于三国时代的曹操，罗贯中固然不能了如指掌，只能通过“小说”、史书等材料来对其了解，而最权威的史料莫过于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在陈寿《三国志》中，曹操是三国时期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现在，我们还应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8他在当时文学领域独领风骚，在他的昌导下，“建安文学“得以发扬光大，他自身也很有成就，诗文并茂，独树一帜，现今还有多篇文章流行于世，《嵩里行》大家想来不会不知道吧，这就是曹的佳作之一。钟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说他是一位文学家一点不过分。在《曹操集》的出版说明中，开篇就说：“曹操，字孟德，沛国谯县人，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9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曹操的确是我国三国时期一位杰出的统治者。在他出生的前后，社会矛盾加剧、阶级矛盾激化，世家贵族地主阶级控制的东汉政权开始瓦解，并面临崩溃。在公元一百八十四年，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形成了大大小小数十个地方割据势力集团。曹操也是其中之一，他推行法家治国思想，使自己的实力逐渐加强，通过二十多年的争斗，终于统一了北方。曹操认为要进行统一战争，就必需得效法于秦汉，实行法家的耕战政策，大兴屯田，用各种办法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的《置屯田令》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10这段文字足可见其屯田强兵之策，还有《败军令》、《孙子注》中，都反映了他主张法治的观念，反对礼治的尊法反儒思想。这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可取之处，我们今天不是在高喊“依法治国”吗？不就是效法于古吗？陈寿《三国志》这样评价曹操：“汉末，天下大乱，雄毫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擥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权，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好一个“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这可能算是对曹操较为公平的评价。历史上的曹操，系统看来，他有五大优点：11第一，生机勃发，勇于进取的政治家风度。这在《三国演义》中也颇为显眼，从曹操一出场开始，便有所反映。当董卓作乱，群臣措手无策，只是痛哭时，曹操站出来说：从早哭到晚，从夜哭到明，就能将董卓哭死吗？群臣异样，操便出了个刺杀董卓的主意，并由他自己去执行，但刺卓未获成功，他却来个跪地献刀，瞒过董卓，潜逃乡里，但各诸侯争势夺利，迟迟不肯进兵，曹操便问：“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又曰：“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却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矣。”12这是何等精妙的分析，可惜，各诸侯各怀异心，否则，这段历史又将是另一种写法，这里，也可看出曹操的勇于进取的政治家风度。第二，唯才是举，随能任使的博大胸襟。关于曹操唯才是举，历来受人称赞，他不拘一格，唯才是用，《文史天地》写到：“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堪称曹操的文胆，阮瑀被曹操网罗的过程，颇有戏剧色彩，当初，曹操雅闻其名，征召他出来做官，不应，连连逼促，阮瑀乃遁入山中，不料，曹操有一颗火热的心，不肯罢休，使人放火烧山，阮瑀招架不住如此热情，只得出山。13投其门下，这是说他求才不择手段，却可看出他“求贤若渴”。不止如此，像敌方的徐庶、周瑜、关羽他都想聘用。他曾以强力将徐庶聘归营帐，而徐庶却不献一策。他对周瑜的聘任：“曹闻听周瑜年少有美才，乃秘密下扬州，遗蒋于往说周瑜，可惜周瑜不为所动，否则，‘亦壁之战’这一页将是另一种写法。”第三，赏功罚罪，严正不苟的法治观念。曹操能统领百万雄师，靠的是什么，是严正不苟的法治。古者有云：“法不加于尊”，而操则不然，他的战马受惊，误入麦田，按曹操自制的军法，践麦者斩首，而自制法又自犯法，他觉得不加法于已，将无法服众，于是想出了“割发代道”之计。既打破了“法不加于尊”的古训，又维护了军法的权威。两全齐美的事，何乐而不为？况且，割掉几根头发，也不是什么大碍。曹操在《败军令》中说：“司马法”“将军死绥”，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可见他赏功罚罪，正大光明。举个实例：淯水兵败后，夏侯敦部下乘乱掳掠，受到于禁严历制裁，被制者不满，反污于禁造反，而于禁不加申辩，仍全力整兵迎击张绣，义无反顾。战后，操当即表彰于禁：“淯水之难吾甚狼狈，将军在乱中能整兵讨暴，有不可动之节，虽古之名将，何以加之。”封于禁益寿亭侯，同时责夏侯敦治军不严之过。这可算是做到了赏罚公平。第四，体恤百姓，保持农业生产，以民为本的思想。他在征张绣时，号令三军，不准作践麦田，不准掳掠百姓，违者“斩首”。在征袁绍时，重申军纪：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罪。攻克冀州后，便急令宣布：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难，尽免今年租赋。这些都是他民本思想的具体表现，以民为本，实乃俊杰。第五，不畏人言，不惮风险的精神。在汉末，“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的时代，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并吞八荒，权势越大，各公卿，士大夫便群起而攻之，对其大加猜忌，谤议，而曹操则无所谓，无意激流勇退。以上几点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也是历代英雄的志气，曹操具有这几个优点，也算不枉为英雄了，而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这些优点都是有迹可寻的，说明罗贯中在塑造曹操时，还是采纳了历史因素的。不光如此，有时还加以夸张。这就是历史演义小说源于历史又高于历史的缘故。四、我的一些说法综上所述，罗贯中在民间传说的影响下，对曹操采取了抑制的办法，作品反映出来的就只能是一个否定形象；而罗贯中的时代背景，也不容许他对曹大加赞扬；受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曹操在罗贯中笔下不能翻飞为“诸葛亮”式的人物，诸葛亮要他来衬托。就这两方面来说，曹操的形象被塑造成否定人物，也势在必然。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曹操虽是奸诈，却也善良，并且，还为老百姓作了不少好事，对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功不可没。作为历史演义小说，就应该以实为本，以虚为补充。罗贯中在塑造时也没忘了这一点，将曹操写成了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人物，说他简单，是说他可用一个字概括——奸；说他复杂，是说他丑中有美，美中有丑，恶中有善，善中有恶，让人捉摸不透。我们在读《三国演义》时，就只读到了简单的一面，怪不得有那么多人喊为曹操翻案，看来，我们还需再读一遍，去体会罗贯中写曹操这个人物的苦衷。注释：1见郭沫若《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6版2参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卷四，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3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奉“蜀以宗室为正”。由此，在明间开始了尊刘抑曹的传说。4见黄立新《关于<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真实问题》（《古典文学论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版）5贾仲明《书录鬼簿后》写于永乐二十年（1422），时80岁，据此，可知元至甲辰（1364）时，他22岁，罗贯中与他为“忘年交”，则当属1315年左右生人。6见明人王圻《稗史汇编》7参见汪文学《正统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8袁行霈编《中国文学史》卷二第27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9见《曹操集》上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10见《曹操集》上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11参见刘敬圻《<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12见《三国志·武帝纪》13见姜洪、姜海《曹操爱才》（《文史天地》2004年第3期）参考书目：1《三国志集解》（卢弼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2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校辑）中华书局1958年3 《南村辍耕录》（陶宗仪著）四部丛刊本4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周一良著）中华书局1985年5 《三曹资料汇编》（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中华书局1980年6 《曹操集》（上、下册）中华书局1974年7 《古典文学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8 《中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9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10 《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出版社1983年11 《三国演义纵横谈》12 《另古代文学史问答》（曹基础、陈新璋、罗东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13《文学评论丛刊》（古典文学专号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