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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专业毕业论文题目选题参考
下面是我整理的法学专业毕业论文题目选题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加强诚信法律制度建设;
2、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问题;
3、农村法治建设;
4、征地及移民安置法制建设;
5、完善征地的法制建设
6、外观设计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模式;
7、论科学技术与知识产权的互动关系;
8、商业秘密保护及其立法;
9、贸易中知识产权与物权冲突之解决原则;
10、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与无过错责任原则之适用;
11、知识产权的间接侵权;
12、数字化图书馆时代知识产权问题;
13、侵害知识产权民事责任与知识产权请求权;
14、TRIP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刑事立法完善;
15、TRIPS协议与我国知识产权司法审查制度;
16、知识产权的权利冲突及其解决原则;
17、知识产权的私权性和权利让渡;
18、知识产权融资担保的方式;
19、企业电子商务活动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20、知识产权、技术创新与企业竞争力;
21、知识产权诉讼中的禁令制度;
22、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的平行进口;
23、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 WTO(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的比较;
24、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及侵权界定;
25、知识产权犯罪问题;
26、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出口检查制度;
27、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
28、知识产权制度中的利益平衡原则;
29、知识产权出资制度的完善;
30、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关系;
2020年最新颖的法律论文题目:1.论恶意诉讼的法律责任承担2.论民事诉讼价值的冲突与平衡3.公益诉讼主体研究4.论民事诉讼中自认制度的完善5.论我国执行和解制度的完善6.论环境诉讼中适格原告的确定7.论排污权交易制度8.论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完善9.对价格欺诈行为的法律思考10.论掠夺性定价行为的法律认定11.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完善12.论内幕交易的禁止与处罚13.论上市公司反敌意收购制度的完善14.对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反思15.公司越权对外担保效力研究16.论我国网络交易监管制度的完善17.隐名股东法律责任问题研究18.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效力研究19.论我国股东知情权制度的完善20.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
法理学论文题目1、全球化与中国法律变革2、论法的国际化与本土化3、论自然法学派(社会法学派、分析法学派、统一法学派……)4、论法学研究方法的革新5、论法律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作用6、论法治社会与法律权威7、论公私法的划分8、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设与完善9、论法律的局限性10、论文化传统对当代中国立法的影响11、论传统法律资源与法制现代化之关系12、论法律职业共同体在法治社会中的作用13、论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之良性互动14、诊所式法律教育探索15、欧盟法的法理学思考16、WTO的法理学思考17、论国际法与国内法之关系18、论民法(刑法、经济法、国际贸易法……)的价值19、现代法的人文困境及其出路20、论法治的文化基础21、论法律信仰22、论中国比较法研究的现状与趋势23、论法学在依法治国中的作用24、法理学视野中的可持续发展25、论司法改革26、论传媒与司法的关系27、论司法公正与新闻自由28、论程序正义29、论法律解释30、文学作品的法理学
论死刑复核权的收回（龙宗智有一篇类似的文章）
要具体要求的，不然怎么确定呀，
学术堂整理了一部分法律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非全日制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研究论行政法比例原则的适用论行政事实行为论《英雄烈士保护法》的立法意义与完善路径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论劳务派遣中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障"当场击毙"正当化研究我国偷渡犯罪刑法立法研究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法立法研究论刑法中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论刑法在反恐中的作用与局限我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研究人体器官犯罪研究我国宪法指导下的刑法理念研究论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及预防的思考邪教组织的传播与治理浅析网络赌博的现状与治理未成年人犯罪法律制度研究故意杀人罪在中国的死刑适用研究
1. 论转化犯2. 论“携带凶器抢夺”3. 论“限制加重”的数罪并罚原则4. 论危险犯的终止5. 论结果加重犯6. 论共同过失犯罪的存在可能性7. 论原因自由行为8. 论我国刑法中的定量因素9.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存废10. 论社会危害性标准诉讼法1. 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定位2. 论“以事实为根据”与证据裁判原则3. 暴力取证罪的立法完善4. 程序性制裁与刑讯逼供的遏制5. 论上诉不加刑原则6. 关于我国设立沉默权制度的思考7. 辩诉交易制度在中国发展前景8. 论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完善——兼与保释制度之比较9.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10.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经济法、环境法、劳动法1 论环境侵权行为的构成2 对环境权性质的思考3 论环境侵权中的精神损害赔偿4 论环境刑法的特点5. 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制度研究6. 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探析7. 水污染防治法执行问题研究8. 《环境保护法》修改若干问题的一点思考9. 我国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立法研究10. 环境与国际贸易若干法律问题探析民商法1. 遗失物拾得制度若干问题研究——从利益平衡与制度设计角度2. 试论表达自由与隐私权保护的冲突与平衡3. 论网络空间隐私权及其法律保护4. 确立我国有限合伙制度的法律思考5. 试论继承中债权人利益保护的法律完善6.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法律问题研究7. 论我国监护制度的完善8. 论居住权9. 公司破产制度研究10. 论集体土地使用权制度宪法与行政法1． 宪政与司法审查2． 公民权与人权3． 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4． 资格罚研究5． 听证制度研究6． 论村民自治7． 选举制度的完善8． 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劳动权及其实现9． 论人大对司法机关的个案监督10． 当代中国的变迁与宪法发展
海商法的行吗？
自1992年参加工作以来，已正式出版学术专著4部，译著4部，普法类专著2部，主编教材、杂志和论文集6部；主持2008年度司法部法治理论重点项目1项（《宗教活动法律化研究》）、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项目1项（《北京市地方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问题研究：以实证分析与成本效益评估为中心》），主持完成国际横向交流课题2项（《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民法律意识调查》和《邯郸市电子政务和信息法制研究》）、200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项目1项（《全球化背景下的东亚法治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委托科研课题1项（《东亚法学研究和法治问题初探》）、中国人民大学2004年度青年科研课题1项（《法律与全球化一般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青年课题1项（《法经济学课题体系与案例教学》），参与完成国家级课题6项、省级课题5项；在《新华文摘》、《中国法学》、《法制与社会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法学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理论版）等国家和省部级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参编教材和入选论文集10余部。 《法经济学范式》（个人专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法律与经济推理：寻找中国问题的解决》（个人专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4月版。《全球化与中国法制的回应》（个人专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版。《法律的成本效益分析》（个人专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朝阳法律评论》第一期（主编），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年4月版。《法经济学应用研究》论文集（主编），法律出版社2006年10月版。《法律硕士学位论文范例》论文集（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其中收录本人文章《中国法律硕士教育培养模式的改革》、《法律硕士学位论文写作笔谈》。《美国法学经典论文选：以最高引证率为依据）》（编选），法律出版社2008年5月版。《美国法律思想经典》（编选），法律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公平与福利》，【美】路易斯·卡普洛 斯蒂文·沙维尔/著 冯玉军、涂永前/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10月版。《发展进程中的国家与法律》，【美】安·塞德曼 罗伯特·塞德曼/著 冯玉军、俞飞/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9月版。《银行法律基础知识》（主编），金融出版社2004年11月版。《证券法律基础知识》（主编），金融出版社2004年12月版。《保险法律基础知识》（主编），金融出版社2004年12月版。《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研究：概念、体系、结构》论文集，副主编，60万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2月版。《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前沿研究》论文集（副主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8月版。《正说明清九大奇案》（个人专著），黄山书社2009年1月版。《衙门里这些事儿——法律大讲堂》（个人专著），法律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1．《单双号限行与公民社会中的权利冲突及其解决》，载《法学家》2008年第5期。2．“中国都市住宅立退问题に関する法律的経済的分析”（日文），载日本国《山梨大学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2008年7月出刊），西村幸次郎、格日乐合译。3．“法律全球化的可能之道与东亚法治的建构”，载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编《亚洲学术》（2007），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版。4．“法律与发展的中国经验”国际研讨会综述，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5．“在改革发展中体现中国特色——法律与发展的中国经验学术研讨会述要”，载《人民日报》（理论版）2008年6月30日07版。6．“西法东渐与学术自觉：中国移植外国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8年第9期。7．“保障人民的表达权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载《青年记者》2008年3月。8． “论东亚共通法的建构”，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9．“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文化与法治秩序”，载《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1期。10．“让人说话，天不会塌——解析‘表达权’”，载《人民日报》（理论版）2008年1月30日。11．“中国城市房屋拆迁问题与物权法的完善”，载《学术研究》2008年第2期。12．“公平还是福利？这是一个问题”，载《西部法学评论》2008年第1期。13．“如何走出拆迁纠纷的法律困境”，载《新华文摘》2007年第19期（10月5日）。14．“权利、权利与利益的博弈——中国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的法律与经济分析”，3万字，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15． “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载《法制日报》2007-10-21。16．“借鉴国际法治文明成果，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载《光明日报》2007年12月17日第九版“法治”，15000字。17．“如何走出拆迁纠纷的法律困境”，载《光明日报》2007年5月26日。18．“当代美国法律思想的研究谱系”，载《法学家》2007年第6期。19. “历史”的幻象与超越——“法治”的历史阐释及其对亚洲的启示”，载《中美法律评论》2007年第2期。20．“政府信息公开尚存几大盲区”，载《人民政协报》2007年6月4日，B4版，2000字。21．“奥林匹克标志的知识产权保护初探”，载《法学论坛》2007年第4期。22．“法律发展理论的论证及其应用”，载《中国法学文档》第二辑（2006年）。23．“论体育法与人权保护”，载《华侨大学法学论丛》2006年第1卷。24．“略论全球化理论的研究语境”，载《法学家》2005年第2期（总第89期）。25．“法经济学范式的知识基础研究”，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26．“论体育法与人权保护”，载《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27．“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经济学分析”，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收录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2005.11。28．“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载《光明日报》（理论版）2005年1月5日。29．“略论法学研究范式的历史类型”，载《成人高教学刊》2005年第1期。30．“权利、权利与利益的博弈——《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法经济学分析”，载《洪范法律评论》2005年（总第3期）。31.“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报告：法学理论2005”，编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报告：精品与评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32．“法经济学范式研究与理论阐释”，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1期。33．“法律与全球化的实现途径刍议”，载《求是学刊》2004年第1期。34．“主权与知识产权全球化”，弗莱德.H.凯特/著 冯玉军/译 周静/校，收录《法律与全球化：实践背后的理论》，朱景文主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4月版。35．“‘法律与全球化——实践背后的理论’研讨会纪要”，收录《法律与全球化：实践背后的理论》，朱景文主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4月版。36．“略论法学研究范式的历史类型”，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收录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4。37．“法律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回顾”，载吕景胜等主编《法学理论前沿》，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38．“‘法治’的历史阐释及其对现实的启示”，载《法学家》2003年第4期（总第79期）。39．“法律全球化与本土化之争及其超越”，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季刊）2003年第1期。收录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3.7。40．“世界法的研究进路及其历史检讨”，载《金陵法学评论》2003年春季卷（总第5期）。41．“法理情深 终生求索”，载《高校理论战线》2003年第4期（总第79期）。42．《法律与全球化一般理论述评》，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4期。“‘法律与全球化——实践背后的理论’研讨会纪要”，载《法学家》2002年第6期。（第二作者）收录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3.4。43．“法律的交易成本分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6期。收录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新兴学科》2002年第4期。44．“法律市场论略”，载《烟台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45. “法律与全球化一般理论述评”，载《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五），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46．“世界法的学说史研究”，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47．“爱国与守法”，载2001年12月25日《光明日报》（理论版）48. “法律供给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载《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6期。49．“合同法的交易成本分析”，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50．“后现代法学理论述评”，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2期。51．“西部大开发的法制研究视野”，载《发展》2001年第12期。52．“法制改革及法治化过程的成本效益分析”，原载《天府新论》2000年第2期，收录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新思路》2001年第3期。53．“论法律均衡”，《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4。54. “法律经济分析的理论前提”，载《甘肃理论学刊》2000年第3期。55. “合同法的经济学透视”，载《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56．“论西部经济发展的法制促进”，载《法学家》1999年第3期。57．“物权法的经济学透视”，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58．“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经济分析”，载《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59．“法律经济学论略”，原载《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4期，收录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新兴学科》1999年第4期。60．“法律的成本效益分析导论”，载《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61．“论西部法律文化与区域法制创建”，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62． “西部法律文化的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载《天水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63．“论经济法律效益的实现”，原载《兰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收录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1998年第4期。64．“论经济法律成本函数及其降低方略”，《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65．“中国西部社会法律意识变迁及其特征”，原载《现代法学》1998年第5期，收录于《高校文科学报文摘》1999年第1期。66.“西部法律文化的地缘特征”，载《发展》1998年第11期。67. “‘兰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的经济分析”，载《发展》1998年第8期。68．“中央法与地方法的经济分析”，载《发展》1998年第7期。69．“‘严打’的经济学分析”，载《兰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70．“融资租赁的经济法律分析”，载《发展》1997年第7期。71．“试论经济立法与节约交易成本的关系”，载《科学、经济、社会》1997年第3期。72. “论经济立法中的交易费用规律”，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73.“经济法律的效益功能分析”，载《兰州学刊》，1997年第6期。74. “当前的受贿和挪用公款犯罪初探”，载《发展》1997年第3期。75.“中国亟需建立特色法律援助制度”，载《发展》1997年第9期。76. “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与效益法律观的确立”，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77．“典当业的法律思考”， 《发展》1996年第7期，收录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1996.7。78．“法律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载《兰州学刊》1996年第3期。79. “经济立法的效益浅论”，载《法律与社会》1995年第6期。80.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日三国关系评析”，载《奇观、壮举、伟业》，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81. “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特征分析”，载《挑战、机遇、改革》，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参编马长山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三章。参编朱景文主编：《法理学》（“十一五”规划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两章。参编吕世伦主编《西方法律思想源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章参编徐孟洲主编：《实用法律基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前三章，并担任电视播讲。参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两课”示范教材《法律基础》（专科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一、三章。编写“法律硕士考试法理学测试题解”，载曾宪义总主编《2003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联考自测试题题解》，法律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编写“法律硕士考试法理学串讲讲义”，载曾宪义主编《2003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联考考试大串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参编石天杰主编大学用马列原理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论文“法律与全球化一般理论述评”、“主权与知识产权全球化”（译稿），载入朱景文主编《法律与全球化——实践背后的理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论文“现代法治的价值追求：公正与效率的最佳结合”（孙国华 冯玉军），载入曹建明主编《公正与效率的法理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4月版。论文“西部法律文化的培植”，载王文学等编《中国西部开发与法律制度建设》，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论文“论西部发展的法律促进”，载《宏观经济法制文集》（北京市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编），2001年1月。论文“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日三国关系评析”，载《奇观、壮举、伟业》，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论文“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特征分析”，载《挑战、机遇、改革》，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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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与“法制”，虽然仅一字之差，但从内涵上讲，却有重大区别。“法治”是一种治理国家的理论、原则、理念和方法，是一种社会意识；而“法制”通常是指国家的法律和制度的简称，是一种社会制度。强调依法治国，是法治的本质特征之一。 所谓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几项： （一）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需要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原则，完善发展民主政治、保障公民权利、推进社会事业、健全社会保障、规范社会组织、加强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坚持立法与改革、发展相结合的原则，用立法引导和推进国家的改革、发展；坚持立法严密、细致的原则，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坚持经济立法与政治立法并重的原则，保证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推进；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科学研究，完善立法制度和程序，改善立法技术和方法，提高立法质量和水平，以高质量、高水平的立法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我们的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形成并完善法律体系过程中，必须把握好四点：一是不能用西方的法律体系来套我们的法律体系。二是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是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要区分法律手段和其他调整手段的关系，需要用法律调整的才通过立法来规范，以更好地发挥法制的功能和作用。四是我们的法律体系是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本身就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需要适应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加以完善。 （二）提高党依法执政的水平 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一种基本方式。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依法执政，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党关于国家事务的重要主张，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需要全体人民一体遵行的，要作为建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使之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要督促和支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依法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三）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建设法治政府，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必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健全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完善行政复议、行政赔偿制度。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一项系统工程：一是加快推进政企分工、政资分工、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二是提出法律议案、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制度，要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三是全面、正确实施法律、法规、规章，保障法制统一，政令畅通，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及时纠正、制裁违法行为，有效维护经济社会秩序。四是形成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和制度，使人民群众的要求、意愿得到及时反映，使政府提供的信息全面、准确、及时，使制定的政策、发布的决定相对稳定，使行政管理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便民、高效、诚信。五是基本形成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使社会矛盾得到有效防范和化解。六是使行政权力与责任紧密挂钩、与行政权力主体利益彻底脱钩。行政监督制度和机制基本完善，政府的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明显加强，行政监督效能显著提高。七是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观念明显增强，尊重法律、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的氛围基本形成；依法行政的能力明显增强，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能够依法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四）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1）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2）完善诉讼、检察监督、刑罚执行、教育矫治、司法鉴定、刑事赔偿、司法考试等制度。（3）加强司法民主建设，健全公开审判、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等制度，发挥律师、公证、和解、调解、仲裁的积极作用。（4）加强司法救助，对贫困群众减免诉讼费。（5）健全巡回审判，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落实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方便群众诉讼。（6）规范诉讼、律师、仲裁收费。（7）加强人权司法保护，严格依照法定原则和程序进行诉讼活动。（8）完善执行工作机制，加强和改进执行工作（9）维护司法廉洁，严肃追究询私枉法，失职读职等行为的法律责任。 （五）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 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具体来说，要进一步完善国家监督体系与制度，包括：（1）强化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使权力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经常化、制度化。（2）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作用，切实保障检察机关付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的法律监督权。（3）进一步完善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切实发挥行政监察机关、审计机关的监督职能。（4）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完善司法机关内部制约与监督机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同时，高度重视、大力完善社会监督体系与制度，包括党的监督、人民政协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以及新闻舆论的监督等。 （六）培植新型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继承人类优秀法律文化成果，建设符合时代要求和人民意愿的新型法律文化。（1）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立足中国实践，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既继承中国优秀的法律传统，又吸收外来有益的法律文化。（2）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3）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护法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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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毕业 论文的选题至关重要，题目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毕业论文的质量。那关于法学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有哪些呢?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法学论文题目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法学论文题目(一) 1. 权利质权的客体范围研究 2. 权利质权公示问题研究 3. 留置权与同时履行抗辩权的制度比较 论留置权的取得 4. 论担保物权竞合的处理规则 5. 我国民法对占有保护的完善 6. 占有效力研究 7. 论房屋与土地一体处分原则 8. 论债的特征 9. 论债的发生原因 10. 论附随义务 11. 论不真正义务 12. 论先合同义务 13. 论后合同义务 14. 论债的客体 15. 论单独行为 16. 论情势变更原则 17. 论债的适当履行原则 18. 连带之债基本理论研究 19. 债权人代位权的构成要件研究 法学论文题目(二) 1. 论定金合同 2. 论反担保 3. 论债权让与的成立条件 4. 论债权让与的法律效力 5. 应收帐款转让的法律问题研究 6. 债务承担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7. 债权让与中的第三人保护问题探讨 8. 论债的清偿 9. 论债的抵销 10. 论我国债的提存制度之立法完善 11. 论债的免除 12. 民法中的混同问题探究 13. 对要式合同书面形式法律效力的探讨 14. 论第三人利益合同 15. 非典型合同理论初探 16. 论要约(相关其他选题：论承诺、约因理论借鉴问题之思考) 17. 合同缔结过程中的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18. 合同条款的理论问题探究 19. 合同格式条款的法律问题研究 20. 论合同解释的原则 法学论文题目(三) 1. 论继续性合同中的同时履行抗辩权行使 2. 论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 3. 论不安抗辩权的成立条件与法律效果 4. 完善我国合同解除制度的思考 5. 论合同的法定解除权 6. 合同解除与合同撤销的差别辨析 7. 论缔约过失责任 8. 论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 9. 违约行为的类型化研究 10. 论合同免责条款 11. 论违约责任的免责事由 12. 论强制实际履行与其他违约责任的并用和排斥 13. 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思考 14. 论违约损害赔偿中的合理预见规则 15. 论减损规则适用中的法律问题 16. 论损益相抵规则的适用 猜你喜欢： 1. 法学毕业论文标题 2. 法学毕业论文题目大全 3. 法学毕业论文题目 4. 有关法学毕业论文题目 5. 法学专业毕业论文题目 6. 法学论文参考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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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社会是和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一样的独立社会形态。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社会主义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社会主义论文篇1 浅析空想社会主义 摘 要：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的社会主义的统称，这一称呼来源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有三个显著的特征：没有明确的阶级立场，盲目推崇理性并且坚持唯心史观。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直至19世纪早期达到顶峰。虽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具有主体性的缺失以及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的局限性，但它在批判性以及预见性方面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可忽视。 关键词：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共产党宣言》 一.什么是空想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中，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的社会主义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是指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尚未成熟时期的一种社会主义学说。其“空想”之名，则来自于最早的社会主义思想文献――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 Utopian socialism，即乌托邦社会主义，通常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这一词最早起源于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于1516年所写的《乌托邦》一书中。“乌托邦(Utopia)”一词是根据希腊语“虚”造出来的，指的是“乌有之乡”，即是一个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地方。 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是在16世纪反封建的资产阶级运动中，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产生的，这是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不同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①”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托马斯?闵采尔，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等，正是在这样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背景下，产生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相关学说和思想，“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暴动，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②”。 根据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的阐述，空想社会主义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没有明确的阶级立场。“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③”，他们想要改善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状况，想要解放全人类而且，空想社会主义者没有意识到无产阶级是这场革命的主体，而是寄希望于统治阶级，希望通过和平的途径、通过试验去实现他们的社会主义计划。 第二，推崇理性。和启蒙学者一样，空想家们同样希望建立一个理性的永恒正义的王国。和启蒙学者不同的是，启蒙学者的理性王国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只主张消灭阶级特权，而不是阶级本身;而空想家们的理性王国则是要消灭私有制和阶级产别。和启蒙学者相比，这无疑是一个大的进步，然而，空想家们企图建立的是一个超越阶级的、永恒的国家，这无疑是不现实的。 第三，坚持唯心史观。空想家们认为实现社会主义，“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④”，他们把社会主义当作纯粹主观的偶然的产物，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⑤”。 二.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一)16、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 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有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以及托马斯?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处于早期阶段，其主要的特征是空想家们出于现实社会中由于私有制而产生的各种弊病和罪恶，而描绘了一个他所憧憬的美好社会――一个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生活用品按劳分配，人人从事生产劳动的理想社会。 如莫尔的《乌托邦》，书中叙述一个虚构的航海家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的旅行见闻。“乌托邦”一词来自希腊文，意即“乌有之乡”。莫尔第一次用它来表示一个幸福的、理想的国家。在那里，社会的基础是财产公有制，人们在经济、政治权力方面都是平等的，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没有商品货币关系，金银被用来制造便桶溺器。莫尔的结论非常明确：私有制乃万恶之渊薮。莫尔在社会主义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问题。 (二)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 这一时期的空想主义最主要的特征是“禁欲主义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主要代表有摩莱里的《自然法典》和马布利的有关著作。 (三)19世纪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 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时期，其主要特点是：批判矛头直接对准资本主义制度;理论上提出了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私有制产生阶级和阶级剥削等观点，并用这种观点去分析历史和现状，从而预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在设计未来社会蓝图时以大工厂为原型，完全抛弃了平均主义和苦修的禁欲主义，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著名的三大空想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只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三.空想社会主义的局限性与积极性 (一)局限性 根据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节中的有关内容，空想社会主义主要有以下两个主要的缺陷。 第一，主体性的缺失。三大空想家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虽然看到了阶级对立，以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中的瓦解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_运动。”而是寄希望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希望通过和平途径实现他们的社会主义计划。 第二，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在空想家们的身上，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代替了社会的活动，企图用自己的美好幻想去解放全人类。“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然而未来的社会实际上是现实运动的结果。 (二)积极性 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批判性。“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含有批判的成分。”这些著作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它们批判资产阶级，抨击现存社会的种种弊端，为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材料。 第二，预见性。空想家们对未来社会的一些预见性的设想，“例如消灭城乡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和谐社会”等。在当时，阶级对立还处在刚刚发展的阶段，空想家们已经能对未来社会提出消灭私有财产、消灭阶级对立的思想，这是极为难得的。(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参考文献： [1] 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67. [2] 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3～567. [3] 托马斯?莫尔，戴镏龄.乌托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8～47. [4] 摩莱里，黄建华、姜亚洲.自然法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0～55. [5] 宫玉宽.《反杜林论》哲学编教程[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31～44. 注解： ① 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② 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③ 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④ 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6页。 ⑤ 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 社会主义论文篇2 浅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摘 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具有自己的特点,其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适合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建立和不断发展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和需要,具有理论上突出的优越性。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三权分立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 在发源于西欧和北美的民主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民主化道路,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面对当前国内外对于中国民主制度的种种质疑,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及其所具有的优越性有个清晰的认识和判断。 一、民主的内涵 从词源上讲,民主一词产生于古希腊,源于古希腊文,由demos(人民)和kratos(统治)两个词汇组成,意为“人民的统治”,即多数人的统治,意味着最终的决定权不依赖于个别人或少数人,而是依赖于特定人群或人民全体的多数。 民主概念产生于欧洲,其存在和发展的外部条件是欧洲 文化 ,在部分人欧洲人移民北美大陆后,民主也发展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元素。因此,“民主”作为欧美国家及其地区共同体的政治文化,是一个有区域性意义的政治哲学理念,并不存在于其他文化的本来形态中。 而今天,民主之所以被其他文化接受和使用,是因为民主所蕴含的基本价值观念如平等、自由、至善、多数统治等对于世界文明和发展的价值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而对于民主本质的认可并不等于对于西方实现民主本质的具体形式的认可,而混淆民主本质和实现形式的关系往往是导致一些国家民主进程曲折甚至失败的重要原因。 二、制度的选择 制度是民主精神、理念和原则的载体,也可以说是民主精神、理念、原则得以实现的工具。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不同、文化不同、价值取舍不同,完全有可能(也应该)选择更适合当前国情需要的实现形式。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反复验证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民主道路,必须要与本国的国情相适应。这一国情首先包括国家规模、自然资源条件、人口规模等自然因素,这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源于其上的政治制度有着深刻和长期的影响。西方国家在其历史传统影响下以及长期的民主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以议会制、选举制和政党制为基石的民主制度。就我国而言,我国在国家性质上与西方国家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同时,我们国家领土广大,历史源远流长,民族众多,具有同西方国家差别巨大的现实条件,因此,在民主制度的选择和建立上,尽管西方国家比我们 经验 丰富,但我们也不能够盲目学习,更不能轻松地“克隆”,我们必须立足于本国实际。无论理论分析还是实践考察,当前我们所建立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能够实现民主本质的、具有自身优越性的制度。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如何判断一国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呢?笔者认为除了符合该国国情以外,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首先,从本质上讲民主就是要保证社会按照多数人的意志进行管理,因此,通过各种不同方式选举产生的代议机关能否代表多数人的意志进行决策就成为判断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准。其次,民主制度下代议机关决策的执行能否得到有效监督,这决定着民主制度带来的效果是实质的还是形式的。再次,在民主制度之下社会发展能否保持长期有序、稳定的状态也是考察该民主制度有效性必不可少的条件。从上述几方面考察,建立在人民民主专政基础上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具体制度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优越性: (一)保证了代表利益的全面性 西方国家对于民主的理解,普选制是民主的重要标志,只有通过普选产生的代议机关才能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保证代表利益的全面性。而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不论选举制度是采用多数代表制还是比例代表制,一部分群体的利益都很容易会被选举规则过滤掉,比如女性代表;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代表部分精英群体的利益。在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实现国家民主管理必须要采取区别于西方普选制的途径。我国选择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满足了既符合国情又保证代表利益全面性的双重目标。我国的各级人大代表是按区域及人员构成比例分配名额,分别由间接、直接选举和差额选举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使不同背景、不同利益取向的人都能够参与到国家事务的决策当中,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民主“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 (二)保证了监督的有效性 现代民主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代议,对代议机关的监督也是民主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西方国家的代议机关之间通常采取相互监督的方式,议会立法权、政府行政权、司法机构司法权三项权力往往分立或存在部分联系使得相对独立的机构能够产生权力的相互制约,三者之上不存在更高的权力监督机构,这一制度存在理论上的优越性,但在实际运行中权力监督的效率不高并容易造成权力的牵制和推诿。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国家的政权形式相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不分权,在我们国家的机构构成中,人民代表大会是在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背后的最高权力来源,各机构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其监督,而人民代表大会本身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监督其他机构的同时也在受每一位参会代表监督,每一个权力主体都具体、明确并可进行权力问责,相对于西方存在权力争夺的机构相互监督和个人监督方式,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好的保证了对国家管理权力的监督的有效性。 (三)保证了政局的稳定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了十三亿人当家作主,体现和保障了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从而维护了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也使得社会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得到最快、最直接、最有效的解决,也使得危害社会稳定的因素消失在萌芽阶段。除了上述两个方面,还有一项重要的民主制度对我国社会稳定、政局稳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即——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项民主制度的最大优势在于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的关系是领导与合作、执政与参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和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为国家的建设贡献智慧和能量,从而能够把社会各方面的政治力量整合成朝同一目标作用的正向力量。 (四)保证了执政效率 西方的议会制和三权分立由于只强调民主而缺乏必要的集中,议会内部、议会与行政部门、司法部门之间经常存在互相牵制、推诿、挟制的现象,即使是正常的议会立法程序也由于不同党派之间的矛盾、争论而变得冗长,很多好的议案在复杂的议会争论中不了了之。而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实行的民主集中制结合了民主与效率要求,无论在决议的形成阶段还是执行阶段,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都贯彻其中,有议有决,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程序化、科学化,“既可以保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挥民智,反映民情,汇集民意,维护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力和权利;又可以集中各方意见,协调不同利益,统筹各种需要,做出正确决策,因此民主集中制是保证民主与效率相统一的有效方式。” 总结 中国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建立和不断发展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和需要,具有理论上突出的优越性,并在实践中较大程度的实现了民主的精神、理念和原则。不可否认,我国在民主制度方面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待于改进和完善。然而,笔者认为这些问题都是民主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不能因此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本身所具有的优越性。
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与改革一、发展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通过什么方式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生产力发展呢？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课题。1956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社会主义认识有许多重大的突破和发展。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两类矛盾学说、我国的主要矛盾理论、体制改革思想和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等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了深入的具体的分析，深刻总结了国内国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必须进行全面改革。他指出，这种改革不同于过去的政治革命，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制度，它的基本方面不会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但是，制度不等于其具体实现形式，长期形成的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条件的变化，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抓住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现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从而把握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关键，深化了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也从根本上论证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指明了改革的对象和任务。二、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为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奠定了理论基础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经济的发展，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毛泽东同志继承并发挥了这一思想，在1956年便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当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后，邓小平同志断言：“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就是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文选》第168页）这样，就使得停止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获得了理论依据。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这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指出的一个重大问题。据此，我们坚定地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移。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以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的原理为依据的，更重要的是以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为现实条件的。邓小平同志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辩证地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目前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既联系起来又区别开来。他认为，在社会基本矛盾中，根本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主要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就要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要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最中心的环节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影响了基本矛盾的解决。这就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中的主要矛盾。要解决主要矛盾，就要首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是在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就更加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而要发展生产力，首先就要把生产力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与之不相适应的那些不完善、存在着缺陷的方面和环节的阻碍和束缚下解放出来，以生产力的解放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否坚持这个基本出发点，是判断是否真搞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曾经未能始终如一地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沉痛教训，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在确定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就要牢牢地在实际工作中抓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项根本任务，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三、发展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民主政治的必要性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创造性地并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它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长期以来，系统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在毛泽东同志的视野之内。因而，面对官僚主义现象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虽经反复多次的斗争，却总是收效甚微，他困惑了，倒退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待官僚主义及其酿成的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和冲突，对矛盾性质的看法也就由非对抗性变为对抗性的了。邓小平同志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认为体制上的弊病，只能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问题的最终解决，不在于大搞群众性阶级斗争或所谓“大民主”，关键在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1980年8月，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从苏联模式演化而来的，高度集权，并不是很成功的。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二者应当相互依赖、相互配合。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改变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使政治生活民主化，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从制度上保证政治生活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美国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指出：毛在晚年很少考虑任何正式的和制度化的民主程序，而邓小平则把从制度上保证政治生活民主化以至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作为他的目标。我认为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我们老师是钱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同志首先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中前进的。而邓小平同志则从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的高度，正确区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提出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邓小平同志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深刻分析和具体把握，抓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竭力主张和推动全面改革，扩大开放，克服发展生产力的主要障碍，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长期使人困惑的重大问题。 一、发展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通过什么方式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生产力发展呢？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课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揭示了作为一般社会形态均具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更为基本的矛盾，指出这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由于他们没有亲身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因而对于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表现不可能作出超前的说明。列宁因去世过早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发展，在实际上否认了这一问题的存在。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正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科学的认识和正确的解决，因而造成了种种严重失误。 1956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社会主义认识有许多重大的突破和发展。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及党的八大文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两类矛盾学说、我国的主要矛盾理论、体制改革思想和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等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他还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与旧社会的矛盾不同，具有非对抗的性质，大量的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的这些精辟论述，为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无疑是一大理论贡献。然而，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指出这些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事情就是这样，尽管毛泽东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所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但是由于他没有对此作出符合实际的具体分析，不仅没有看到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抓住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症结，在实践上反而把新制度和旧制度残余的矛盾扩大化，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是主要矛盾，所以要用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办法解决矛盾，作为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这样搞的结果，不仅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反而使基本矛盾更加突出，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致使中国在20年间基本上处于动荡、徘徊和停滞状态。 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了深入的具体的分析，深刻总结了国内国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必须进行全面改革。他指出，这种改革不同于过去的政治革命，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制度，它的基本方面不会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但是，制度不等于其具体实现形式，长期形成的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条件的变化，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抓住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现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从而把握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关键，深化了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也从根本上论证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指明了改革的对象和任务。 二、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为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奠定了理论基础 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经济的发展，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毛泽东同志继承并发挥了这一思想，在1956年便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获得大解放，为大力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1957年初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又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他号召全党把工作中心适时地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方面来。应当说，毛泽东同志关于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我国主要矛盾转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思想是明确的，只是由于他后来在主要矛盾的认识上发生了错误的转向及其它复杂原因，才导致了在实践中未能一贯地实行转移。毛泽东同志虽然认识到中国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没有发达的生产力做基础，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巩固的，但他夸大了主观能动性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急于求成，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到了晚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支配下，甚至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了。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 当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后，邓小平同志断言：“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就是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文选》第168页）这样，就使得停止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获得了理论依据。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这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指出的一个重大问题。据此，我们坚定地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移。 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以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的原理为依据的，更重要的是以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为现实条件的。邓小平同志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辩证地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目前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既联系起来又区别开来。他认为，在社会基本矛盾中，根本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主要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就要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要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最中心的环节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影响了基本矛盾的解决。这就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中的主要矛盾。要解决主要矛盾，就要首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是在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就更加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而要发展生产力，首先就要把生产力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与之不相适应的那些不完善、存在着缺陷的方面和环节的阻碍和束缚下解放出来，以生产力的解放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否坚持这个基本出发点，是判断是否真搞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曾经未能始终如一地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沉痛教训，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在确定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就要牢牢地在实际工作中抓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项根本任务，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 三、发展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民主政治的必要性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创造性地并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它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官僚主义者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始终是毛泽东同志深切关注的问题。他曾把这个矛盾，归结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在某些环节上还不相适应的矛盾，并认为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是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的。引申来说，官僚主义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现象，固然有其历史的、阶级的、社会的原因，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首先是由于党和国家的具体制度上还存在一些弊端，成为其滋生、发展的土壤。据此，逻辑的结论应该是进行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是，长期以来，系统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在毛泽东同志的视野之内。因而，面对官僚主义现象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虽经反复多次的斗争，却总是收效甚微，他困惑了，倒退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待官僚主义及其酿成的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和冲突，对矛盾性质的看法也就由非对抗性变为对抗性的了。 邓小平同志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认为体制上的弊病，只能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问题的最终解决，不在于大搞群众性阶级斗争或所谓“大民主”，关键在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1980年8月，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从苏联模式演化而来的，高度集权，并不是很成功的。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二者应当相互依赖、相互配合。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改变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使政治生活民主化，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从制度上保证政治生活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美国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指出：毛在晚年很少考虑任何正式的和制度化的民主程序，而邓小平则把从制度上保证政治生活民主化以至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作为他的目标。我认为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我是老校区314齐礼根班的，有同班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