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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叫产业革命） 18 世纪从英国发端的技术革命是技术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革命，它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工具的时代。这场革命是以工作机的诞生开始的，以蒸汽机作为动力机被广泛使用为标志的。 这一次技术革命和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的变革，被称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或者产业革命。 从生产技术方面来说，工业革命使工厂制代替了手工工场，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从社会关系来说，工业革命使依附于落后生产方式的自耕农阶级消失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形成和壮大起来。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工业革命从18 世纪60 年代开始，到19世纪40 年代基本完成。 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深刻政治前提、社会经济前提和科学技术前提的。 17 世纪中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英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联盟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制度，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确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国家。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加速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措施，促进了工业革命各种前提条件的迅速形成。 资产阶级通过大规模地对外掠夺以及在国内实行的国债制度和消费税政策，积累了巨额财富，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所必须的货币资金；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和广阔的国内市场。 英国工场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培养了大批富有实践经验的熟练工人，为机器的发明和应用创造了条件；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成就，特别是牛顿的力学和数学，为机器的产生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第二次工业革命介绍（也叫电气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 1870年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各种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并被迅速应用于工业生产，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当时，科学技术的突出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新通讯手段的发明。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显著特点。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出现了一系列电气发明。德国人西门子制成发电机，比利时人格拉姆发明电动机，电力开始用于带动机器，成为补充和取代蒸汽动力的新能源。电力工业和电器制造业迅速发展起来。人类跨入了电气时代。 19世纪早期，人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根据这一现象，对电作了深入的研究。在进一步完善电学理论的同时，科学家们开始研制发电机。1866年，德国科学家西门子制成一部发电机，后来几经改进，逐渐完善，到19世纪70年代，实际可用的发电机问世。电动机的发明，实现了电能和机械能的互换。随后，电灯、电车、电钻、电焊机等电气产品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又一重大成就是内燃机的创制和使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煤气和汽油为燃料的内燃机相继诞生，以煤气和汽油为燃料的内燃机诞生，90年代柴油机创制成功。内燃机的发明解决了交通工具的发动机问题。1885年，德国人卡尔.本茨成功地制造了第一辆由内燃机驱动的汽车。内燃机车、远洋轮船、飞机等也得到迅速发展。内燃机的发明，还推动了石油开采业的发展和石油化工工业的产生。 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电讯事业的发展尤为迅速。继有线电报出现之后，电话、无线电报相继问世，为快速地传递信息提供了方便。从此，世界各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 第二次工业革命同第一次工业革命相比，具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许多技术发明都来源于工匠的实践经验，科学和技术尚未真正结合；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开始同工业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科学地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它与技术的结合使第二次工业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其次，第一次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重要的新机器和新生产方法主要是在英国发明的，其他国家工业革命发展相对缓慢；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几乎同时发生在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新的技术和发明超出了一国的范围，其规模更加广泛，发展也比较迅速。第三，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有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尚未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对它们来说，两次工业革命是交叉进行的。它们既可以吸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又可以直接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比较快。第三次工业革命介绍（也叫能源革命）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过后产生的日益庞大的能源消耗，在20世纪末逐渐体现了由它引起的各项不利因素：能源匮乏、环境污染、社会对于能源的依赖加重。这让很多国家为此疲于奔命，并且不惜战争进行掠夺。发达国家为了解决环境问题，耗费了巨大的财力物力。然而，这些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常规能源在不远的将来必然消耗殆尽，随之而来得是人类生存状况发生急剧变化，将会给世界带来灾难！从20世纪末期开始，世界各国大力研究替代能源，并将水能、太阳能、风能、核能、潮汐能、生物质能作为推广和研究的方向。在这些新能源中，水能、生物质能因为自然条件所限，它的能量对于需求来说，少得可怜；核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也不大可能大面积采用；潮汐能的技术开发目前未进入实质性阶段，技术上还需要进一步突破；目前大量推广采用的是太阳能和风能。太阳能的供电时间和成本问题一直是各国难以大量采用的瓶颈，现在各个国家都在通过技术改进解决造价的问题，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许十年或者三十年）不可能做到比现在发电成本低，因此它的全面推广或者使用可行性不高，发达国家（比如德国）也只做到全国发电量10%以下。
两次工业革命
两次工业革命都带来了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第一次工业革命确立了现代工厂制，第二次工业革命确立了公司制、垄断制。
同时。
两次次工业革命在很多方面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以蒸汽机的发明应用为标志，后者以电力、电动机和内燃机为标志；前者局限于轻工业领域，后者以重工业部门为主体；前者代表性的产业是纺织业，脱胎于传统的手工业行业，后者代表性的产业是以科学技术为本的新兴产业部门，如电气、电机制造、钢铁、汽车、化工等；前者局限于少数国家，持续时间长，进展缓慢，后者几乎同时在欧美诸国展开，见效快；前者开辟的是“纺织时代”和“蒸汽时代”，后者迎来的则是“电气时代”和“钢铁时代”。
工业革命有时又称产业革命（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这两个概念之间有区别1），或者称为第一次科技革命，指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历程，即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阶段。
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
有人认为工业革命在1750年左右已经开始，但直到1830年，它还没有真正蓬勃地展开。
大多数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发源於英格兰中部地区。
18世纪中叶，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气机之后，由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
随后传播到英格兰到整个欧洲大陆，19世纪传播到北美地区。
一般认为，蒸汽机、焦炭、铁和钢是促成工业革命技术加速发展的四项主要因素。
在瓦特改良蒸气机之前，整个生产所需动力依靠人力和畜力。
伴随蒸气机的发明和改进，工厂不再依河或溪流而建，很多以前依赖人力与手工完成的工作自蒸气机发明后被机械化生产取代。
工业革命是一般政治革命不可比拟的巨大变革，其影响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人类的现代化进程推动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把人类推向了崭新的蒸汽时代。
工业革命对19世纪科学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以前的科学研究很少用於工业生产，随著工业革命的发展长大，工程师与科学家的界限越来越小，更多的工程师埋头做科学研究。
以前的科学家多是贵族或富人的子弟，现在则有许多来自工业发达地区和工人阶级的子弟成为了科学家。
他们更加对化学和电学感兴趣，这也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第二次工业革命
科学技术应用于工业的成就主要表现在:
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
新通讯手段的发明
化学工业的建立
电力的广泛应用
电力的广泛应用
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
新通讯手段的发明
马可尼发送第一封无线电报的设备
化学工业的建立
诺贝尔生产的炸药应用于开山筑路
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的历史条件
湖北 熊国荣
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几乎同时发生在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新的技术和发明超出一国的范围，出现了明显不同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重要的机器和新的生产方法主要集中于英国的特点。
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兴起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呢？
一. 政权条件：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了政权保障。
19世纪是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大发展的时期，首先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解放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和改良运动席卷欧洲、北美和亚洲的日本。
如19世纪二三十年代希腊、比利时的独立战争，俄国1861年改革，美国内战，德意志、意大利的统一，日本的明治维新等。
这些改革或革命使资本主义制度得到确立或巩固完善；其次是西方资本主义对亚、非、拉地区的侵略，把这些国家纳入资本主义轨道，变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附庸。
19世纪中晚期，资本主义基本控制了整个世界，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
二. 市场条件：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的进行，欧美和日本的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德意志、意大利分别完成统一后都开辟了各自统一的国内市场；美国南北战争后，也形成了统一而广阔的国内市场；同时，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列强在侵略扩张过程中，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一系列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在此期间，轮船等先进的交通工具使长途运输变得更加方便，这有利于资本主义列强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大量掠夺工业原料和输出工业品和资本，并进一步打破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原先落后、封闭的经济结构。
到19世纪中后期，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即使第一次工业革命形成的生产体系已成规模，但它已不能满足市场的巨大需求，它需要更强劲的生产力才能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
因此，第二次工业革命应运而生。
三. 科技条件：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以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新通讯手段的发明和化学工业的建立为主要标志。
而这些工业方面新的成就主要得益于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取得的许多重大突破，以及把这些科学原理转化为技术直接运用于工业生产。
如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最为主要特点的电力的广泛应用，其理论准备就是电磁学的产生和发展。
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在实验中发现磁铁与金属线的相对运动是由磁产生电的必要条件，证实了电磁感应现象，使人类获得了打开整个电能宝库的钥匙。
1864年，英国科学家麦克斯韦发表《电磁场的动力学理论》，建立了系统的电磁学理论，进而推断出电磁波的存在。
电磁感应现象和电磁波理论的发现为开辟人类生活的新时代––––电气时代创造了理论条件，在此基础上，人类制成了电动机、发电机，并开创了新的通讯手段––––电报、电话等。
此外，化学理论也取得重大成就，19世纪中期，分子––原子结构学说确立，大大促进了化学的发展；19世纪60年代末，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律，为化学工业的新发展提供了条件。
生物学方面，德意志植物学家施莱登提出细胞是一切植物的基础和动物学家施旺发现动物组织也是由细胞形成的，确立了细胞学说体系；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立了物种的变异性和继承性”，成为“19世纪三大发现”之一（另两大发现分别是细胞学说和能量守恒定律）。
19世纪，各门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的建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要求的新技术革命准备了条件，新技术革命的成果被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从而引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四. 劳动力条件：一方面，欧美的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自由劳动力，如俄国通过1861年改革规定农奴在法律上获得人身自由，美国经过南北战争解放了黑人奴隶等；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更加重视对工人阶级的教育，以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如德国统一之前的普鲁士时代，就规定实行义务教育，1860年普鲁士的儿童入学率就达到97.5％，文盲率仅为5.52％。
其它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通过政策使自由劳动力在数量上大量增加，而且使劳动者在素质上有了本质的提高，这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提供了劳动力条件。
五. 经济条件：19世纪中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为资本主义发展扫除了阻碍，又经过对外扩张获得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兴起和向其它国家的扩展，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强劲的动力，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第一次技术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它的主要标志是蒸汽机的发明。它带动的主要工业产业有：棉纺织工业、钢铁工业。 第二次技术革命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它的主要技术标志是电气化。主要的工业部门有：电力、化学、石油开采和加工、汽车与飞机制造等工业。 第三次技术革命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它的主要技术标志是原子能、微电子技术、电子计算机、遗传工程等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由此兴起的新兴产业有：电子工业、核工业、航天工业、激光工业、高分子合成工业等。 三次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兴起的条件及其发展特征 （1）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①资产阶级统治在英国的确立。②圈地运动使大批农民成为雇佣劳动力。③奴隶贸易和殖民掠夺带来大量资本。④工场手工业时期积累了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⑤形成最大殖民国家，国外市场扩大。发展特征：①从英国一国先开始。②发生于英国（18世纪中）延续到法、美、德、意、俄、奥、日等国。③从发明使用机器开始，主要由有实践经验的工人、技师进行。④人类社会进入“蒸汽时代”。 （2）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①19世纪60、70年代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为第二次工业革命进行提供了政治保障。②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积累了经验。③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④资本主义发展中资本的积累和对殖民地的掠夺积累了大量的资本。⑤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发展特征：①第二次工业革命几乎同时发生在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②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开始同工业生产紧密结合，科学技术起了重要作用。③某些国家两次工业革命同时进行。④科学技术成就应用于工业，在三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a新能源发展利用，b新机器新产品创制，c远距离通信⑤人们从“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交通运输新纪元到来。 （3）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前提条件：①二战结束，世界局势的相对安定。②电子科学理论出现突破，科学技术的发展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③社会的需要，特别是二战期间和战后各国对科学技术迫切需要的结果。发展特征：①科学技术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速度加快。②科学和技术密切结合，相互促进没，使科研探索领域不断开阔。③科学技术各个领域之间相互渗透，一方面学科越来越多，分工越来越细，研究越来越深。另一方面，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相互渗透的程度越来越深，科学研究朝着综合性方向发展。④军事技术率先突破，而后带动民用技术，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重要特征。 三次科技革命的深远影响 （1）第一次科技革命，既是一次生产力的巨大变革，又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生产力上：改变了生产技术和劳动工具，也改变了产业结构。①工业革命由手工操作向大机器生产过渡。②手工工场被新兴的生产组织形式——工厂所取代。③纺织、冶金、采煤、机器制造和交通运输成为资本主义工业的五大支柱。社会变革上：①引起了人口的增加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变。物质产品的丰富，社会条件的改良与生产力发展的巨大要求使英国人口呈现出了爆炸性的增长。与此同时，英国社会的流动性也随着工业化特别是交通运输业的发达而大大加速了，导致英国工业经济中心的扩散和城市化的浪潮。②引起了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使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工人运动兴起。③促进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形成。工业革命大大密切了世界各地的联系，确立资产阶级对世界的统治确立，英国很快成为世界霸主。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抢占商品市场、原料产地、拓展殖民地，东方开始从属于西方。另一方面，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猛烈地冲击着这些地区的旧思想和旧制度。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④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自由主义改革的高潮，资产阶级力量的日益强大，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起来。 （2）第二次工业革命：①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形成许多新工业部门，如电子工业和电器制造业、石油开采业和石油化工业，以及新兴的通讯产业。②生产关系进一步调整，随着生产发展，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产生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③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侵略以及争夺加剧，形成世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④资本主义各国工人人数猛增，无产阶级队伍壮大，工人运动逐步走向高潮。同时殖民地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形成，民族民主运动高涨。 （3）第三次工业革命：①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新科技革命的条件下，主要通过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不断提高、劳动手段的不断改进，来提高劳动生产率。②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和生活结构的变化：它造成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而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为了适应科技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强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大大加强了对科技的扶植和资金投入。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发生了变革。③推动了国际经济格局的调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联系的日益紧密，科学技术的竞争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④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其丰富的内容使管理发展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并实现了现代化。⑤第三次科技革命一方面加剧了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不平衡，使资本主义各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新变化；另一方面使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抗衡的斗争中具有强大的动力。⑥科技革命的发展也带来一系列棘手的社会问题，如：生态环境的恶化、自然资源和能源的过度消耗以及核灾难的威胁，这些问题难以控制的恶性发展使人类的处境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困扰，成为举世关注的全球问题。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是什么“革命”?广义的说 “绿色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狭义的说就是是新能源、新材料、新环境、新生物科技革命.我们姑且将新能源为首的绿色产业从现阶段开始到未来的崛起,定性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前两次工业革命中国均没有赶上,第三次IT革命尽管赶上了,但目前仍处于追赶状态,而这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中国第一次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甚至有可能成为领导者、创新者的重大机遇.”在社会生产力以跳跃的方式呈积数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的恶化、自然资源和能源的过度消耗以及核灾难的威胁,这些问题难以控制的恶性发展,使人类的处境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困扰,成为举世关注的全球问题” 实质上,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到现在,人类所消耗的地球资源,已经是远远超过了在此之前的上下五千年人类所消耗的地球资源的总和.未来的日子里,人类必然要不由自主地面对由资源的生成大于人类的消耗到资源的生成远远不能满足人类的需求这一客观现实.两百年来的人类文明动力大都基于碳燃烧,因为两个限制这种方式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一是碳基能源资源的有限性,二是碳基能源燃烧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从根本上改变了地球的大气结构.现在二氧化碳的浓度是400-450PPM,过了临界值,恶劣气候将会频繁发生,整个人类文明的基础将被动摇.在这样一个关乎人类存亡的、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新能源产业、环保产业,将要义不容辞地肩负起改变历史、拯救人类的重任.目前,各主要经济体大力实施的绿色‘新政',是以新能源技术革命为核心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一方面力图借此摆脱目前的经济衰退,另一方面是谋求确立一种长期稳定增长与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绿色‘关系的新经济发展模式.”当前,以绿色经济为核心的“经济革命”正席卷全球,欧、美、日等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和推进绿色发展规划,不少发展中国家也雄心勃勃,尤其美国,奥巴马上台以来,在能源政策方面发生了极为重大的转折.2010年美国财政预算规模是3.6万亿美元,赤字高达1.75万亿美元,但奥巴马政府宣布到2013年把赤字缩减到5330亿美元,四年将赤字缩减12170亿美元,还颁布能源新政奥巴马能源新政的第三个措施,是美国政府计划在未来五年准备投入1500亿,用于能源新技术方面的大规模投资建设.目前包括超导电网、智能电网、太阳能、光伏电池等在内的一系列能源新技术储备已经充足,这是继IT革命之后,美国技术储备的又一个主要方向,实际就是新能源、新技术的筹备.另外一个重要措施是刺激混合动力汽车的大规模使用.奥巴马政府拟用减税的办法,为美国人购买混合动力汽车每台补贴7000美元的刺激政策,期望到2015年美国市场上能够有100万台美国本土生产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1、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是：绿色工业革命。2、原因（1）前三次工业革命使得人类发展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代，也造成了巨大的能源、资源消耗，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生态成本，急剧地扩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2）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空前的全球能源与资源危机、全球生态与环境危机、全球气候变化危机的多重挑战。3、绿色工业革命的目标（1）首先是实现碳排放的“脱钩”，这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促使已有的“黑色”或“褐色”能源“绿化”，即采用能耗更低、更清洁的方式使用化石能源，使单位能耗的污染强度下降；二是促使化石能源的使用与经济产出之间“脱钩”，尽量减少化石能源在经济生产和消费中所占的比重；三是促进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绿色能源的大幅上升，并促进这类能源的利用最终占据主导地位。（2）在碳排放“脱钩”的基础之上，绿色工业革命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使生态资本相关要素的“全面脱钩”，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生态环境资源等等。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还是需要在技术、制度、组织和物质资本投入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第二步则是尽早达到各类资源使用的“峰值”，接着就能促进其出现下降，从而实现生态资本要素的“盈余”。
我们从历史课上得知，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次漫长的工业革命，这场始于18世纪下半叶的变革催生出无数现代工厂，通过供应商品来满足全世界的需要。根据众多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业革命发生过三次，第一次革命的标志是蒸汽动力的使用，第二次的标志是装配流水线的诞生，第三次的标志则是早期自动化技术的萌芽。而如今，我们现在已经揭开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序幕，即通过高级集成电路 (IC) 实现机器智能，进而推动整个变革进程。而我们正处于这次革命的风口浪尖，面临着许多挑战与机遇。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我们通过提升机器的智能化程度，一方面可以提高质量、可靠性和安全性，进而改善整个制造流程；另一方面可以继续保持低廉成本带来的优势，并满足全球范围内对商品的灵活性需求。直到最近，对大多数企业而言，在工厂车间实现制造流程的灵活性仍然可望而不可即。同一条装配流水线上的机器设备主要用于实现某一项特定功能。在产品线上进行变更就意味着需要大费周章地调整设备，这是时间和资金方面的双重浪费。但是，产品线的定制化或差异化程度越高，其竞争优势往往也就越明显。借助智能设备，智能化工厂能够以自动化方式即时应对此类变更，缩小流水线生产的规模，避免成本显著增加。然而，打造这种程度的灵活性并非易事。这意味着工厂的每一台设备都必须“实现智能化”，也称为“控制智能”。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努力提升控制系统的智能水平，使其能够对生产环境中感知的事件自动作出响应。举例来说，装配线上的小小一把螺丝刀，也必须能够根据所处理的材料类型（如钢、碳或塑料）自动调整扭矩。依此类推至整个工厂车间，可能有数百万个设备节点需要实现控制智能。高灵活性工厂还必须拥有最先进的通信基础设施。当发生产品变更时，拥有先进通信工具的智能工厂可以根据在营业部录入的数据快速调整生产，甚至可以直接根据销售订单进行逐件产品调整。这些通信系统可以是有线和无线形式，但必须能够处理大量数据而不消耗很多电力资源。
百度百科目录词条推荐关于中国革命的四篇经典文献导读《关于中国革命的四篇经典文献导读》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图书。书名关于中国革命的四篇经典文献导读ISBN9787503562518页数130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01-01快速导航目录 作者简介内容简介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些重要举措毋庸置疑都彰显了党的历史上形成的政治传统，蕴藏于经典文献中的光辉思想至今仍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古田会议决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才溪乡调查》和《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写下的重要著作，其中的理论思想和对中国问题的初探，都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持续广泛的影响。[1]目录引言第一章《古田会议决议》导读一、党的建设相关问题二、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第二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导读一、革命的首要问题二、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三、工农武装割据第三章《才溪乡调查》导读一、苏维埃代表会议制度一、发展合作社经济二、扩大红军力量第四章《反对本本主义》导读一、对调查工作的理论总结二、调查研究及其方法三、刨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后记作者简介徐浩然，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理论、国家与社会治理。先后出版专著《解读中国民主》《人民国家——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政治》《改造我们的世界：从闽两苏维埃运动看中国道路的历史经验》，参与编写《不忘初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永葆朝气》等图书10余部。[1]参考资料[1] 关于中国革命的四篇经典文献导读．京东 [引用日期2020-04-28
论中国红色革命精神摘要：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红色精神，是我们民族永远保持旺盛斗志和进取精神的强大动力，是构建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不竭动力。革命战争年代诞生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南泥湾精神、太行山精神、洗柏坡精神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神七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等。一脉相承，相互辉映，成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我们去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创造光明美好的未来。 关键词：科学内涵、美学价值、当代价值一、中国红色革命精神的意义革命精神给革命总路线的制订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思想基础 每一次伟大的社会政治变革都伴随着一场政治文化的变革。政治文化往往是政治现实革故鼎新的重要前提。红色革命精神的产生与弘扬，在当时不但有力地抨击了旧中国腐朽没落的封建军阀统治，揭露了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阴谋，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救国图存”的爱国情怀；更重要的是，它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向中国人民宣传了共产党先进的政治理念，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为我们党开展更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红色革命精神是我们党富于感召力与凝聚力的黏合剂高尚的道德能吸引人，伟大的精神能鼓舞人，科学的思想能指导人。红色革命精神的先进因子使得它发挥了其他政治思想难以比拟的感召力和凝聚力。红色革命精神是人民军队战斗力的力量源泉我们党自“三湾改编”确定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后，红色革命精神的先进因子就深深地注入了人民军队的血液，浇铸了一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铁军，这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最终战胜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二、红色革命精神的科学内涵红色革命精神继承了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它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主、自由、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历史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属于先进的社会意识范畴，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这种精神不仅在革命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传承价值。红色革命精神包含的精神具有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勇于献身的高尚品德、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争先创优的进取精神、朝气蓬勃的革命乐观主义、刻苦钻研文化的毅力，为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创造新的业绩，做出新的贡献的决心体现为1．马克思主义是红色革命精神生存、发展的指导思想，构筑了红色革命精神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2． 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维系人民团结和共同奋斗的精神纽带，构成红色革命精神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基石3．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革命英雄主义为核心的红色革命精神，集中体现了党和革命群众的内在品质、精神风貌、价值取向及其人生追求4．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和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革命道德，是党和人民群众判断行为得失、确定价值取向的基本准则、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三、红色精神的美学价值如果说中华民族精神史是一部伟大的史诗，那么红色精神就是其中最重要最辉煌的篇章。红色精神是实现民族复兴多的精神动力，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具有恢弘深邃的精神文化意义。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需要对红色精神的美学性质进行研究和理论建设，彰显其美学价值红色精神属于社会美类型，美不是艺术的专利，社会美、自然美、艺术美，都是美得存在形式。中国共产党人也同样追求崇高的道德，“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即是社会的道德楷模。红色精神之美是以真为基础，以善为内容。红色精神具有崇高的审美范畴。崇高美集中体现了美与真，美与善的内在联系，更是体现了人的尊严和道德感，使命感，而这正是崇高美的特征红色精神特殊的审美价值，这种精神则不只是以情感人，它可以唤起人的道德理性，促使人对自身进行道德审视和理性思考，从而有利于人的道德的培养与重建。而道德精神的塑造，不仅需要道德理性，更需要美的熏陶启迪。红色精神不仅是一种历史资源和政治资源，也是一种美学资源。四、红色革命精神的当代价 红色资源中的“人、物、事”，作为红色革命精神的物态载体，是我们保留红色记忆宝贵的历史资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不断获取力量的不朽的精神支柱与力量源泉。革命先辈们的理想信念、爱国情怀、革命精神和道德诉求，与时俱进地开发、传播红色革命精神有助于我们了解红色岁月，保留红色记忆，不仅能够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生动的历史教材，而且能够在社会上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增强教育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从而激发人民热爱党、热爱民族与国家，最终增强党的战斗力、民族的凝聚力、国家的竞争力。其次，弘扬红色革命精神是我们党日益成熟的重要表现党员干部通过红色革命精神的学习，可以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政治修养，保持自身思想上的先进性。再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开发红色资源，弘扬红色革命精神不仅能进一步增强党和人民的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还能进一步增强我们党的忧患意识、节俭意识、公仆意识，使我们党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奢侈浪费，坚决反对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真正做到思想上始终清醒、政治上始终坚定、作风上始终务实，只有这样，党才能始终有效地主导社会主义社会主流意识的发展方向。
1、在工业革命之后，世界上的煤炭总量飞速下降；以及石油，天然气（沼气）等同上。2、工业发展使二氧化碳，氟利昂，一氧化碳排放量急剧增加。3、增加生产用地，使大量动物濒临或已经灭绝，生物链遭到破坏。恶性循环。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以往我们都是对其高度评价。但从生态环境的视角来考察，工业革命也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环境污染。后经过长期不懈的环境治理，才改变了环境污染的状况。
第一次技术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它的主要标志是蒸汽机的发明。它带动的主要工业产业有：棉纺织工业、钢铁工业。 第二次技术革命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它的主要技术标志是电气化。主要的工业部门有：电力、化学、石油开采和加工、汽车与飞机制造等工业。 第三次技术革命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它的主要技术标志是原子能、微电子技术、电子计算机、遗传工程等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由此兴起的新兴产业有：电子工业、核工业、航天工业、激光工业、高分子合成工业等。 三次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兴起的条件及其发展特征 （1）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①资产阶级统治在英国的确立。②圈地运动使大批农民成为雇佣劳动力。③奴隶贸易和殖民掠夺带来大量资本。④工场手工业时期积累了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⑤形成最大殖民国家，国外市场扩大。发展特征：①从英国一国先开始。②发生于英国（18世纪中）延续到法、美、德、意、俄、奥、日等国。③从发明使用机器开始，主要由有实践经验的工人、技师进行。④人类社会进入“蒸汽时代”。 （2）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①19世纪60、70年代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为第二次工业革命进行提供了政治保障。②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积累了经验。③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④资本主义发展中资本的积累和对殖民地的掠夺积累了大量的资本。⑤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发展特征：①第二次工业革命几乎同时发生在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②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开始同工业生产紧密结合，科学技术起了重要作用。③某些国家两次工业革命同时进行。④科学技术成就应用于工业，在三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a新能源发展利用，b新机器新产品创制，c远距离通信⑤人们从“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交通运输新纪元到来。 （3）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前提条件：①二战结束，世界局势的相对安定。②电子科学理论出现突破，科学技术的发展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③社会的需要，特别是二战期间和战后各国对科学技术迫切需要的结果。发展特征：①科学技术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速度加快。②科学和技术密切结合，相互促进没，使科研探索领域不断开阔。③科学技术各个领域之间相互渗透，一方面学科越来越多，分工越来越细，研究越来越深。另一方面，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相互渗透的程度越来越深，科学研究朝着综合性方向发展。④军事技术率先突破，而后带动民用技术，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重要特征。 三次科技革命的深远影响 （1）第一次科技革命，既是一次生产力的巨大变革，又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生产力上：改变了生产技术和劳动工具，也改变了产业结构。①工业革命由手工操作向大机器生产过渡。②手工工场被新兴的生产组织形式——工厂所取代。③纺织、冶金、采煤、机器制造和交通运输成为资本主义工业的五大支柱。社会变革上：①引起了人口的增加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变。物质产品的丰富，社会条件的改良与生产力发展的巨大要求使英国人口呈现出了爆炸性的增长。与此同时，英国社会的流动性也随着工业化特别是交通运输业的发达而大大加速了，导致英国工业经济中心的扩散和城市化的浪潮。②引起了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使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工人运动兴起。③促进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形成。工业革命大大密切了世界各地的联系，确立资产阶级对世界的统治确立，英国很快成为世界霸主。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抢占商品市场、原料产地、拓展殖民地，东方开始从属于西方。另一方面，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猛烈地冲击着这些地区的旧思想和旧制度。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④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自由主义改革的高潮，资产阶级力量的日益强大，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起来。 （2）第二次工业革命：①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形成许多新工业部门，如电子工业和电器制造业、石油开采业和石油化工业，以及新兴的通讯产业。②生产关系进一步调整，随着生产发展，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产生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③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侵略以及争夺加剧，形成世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④资本主义各国工人人数猛增，无产阶级队伍壮大，工人运动逐步走向高潮。同时殖民地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形成，民族民主运动高涨。 （3）第三次工业革命：①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新科技革命的条件下，主要通过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不断提高、劳动手段的不断改进，来提高劳动生产率。②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和生活结构的变化：它造成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而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为了适应科技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强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大大加强了对科技的扶植和资金投入。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发生了变革。③推动了国际经济格局的调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联系的日益紧密，科学技术的竞争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④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其丰富的内容使管理发展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并实现了现代化。⑤第三次科技革命一方面加剧了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不平衡，使资本主义各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新变化；另一方面使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抗衡的斗争中具有强大的动力。⑥科技革命的发展也带来一系列棘手的社会问题，如：生态环境的恶化、自然资源和能源的过度消耗以及核灾难的威胁，这些问题难以控制的恶性发展使人类的处境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困扰，成为举世关注的全球问题。
第一次工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19世纪中期（人类开始进入蒸汽时代）工业革命不能仅仅归因于一小群发明者的天才。天才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18世纪后期起作用的种种有利力量的结合。除了在强有力的需要的刺激下，发明者很少作出发明。作为种种新发明的基础的许多原理在工业革命前数世纪已为人们所知道，但是，由于缺乏刺激，它们未被应用于工业。例如，蒸汽动力的情况就是如此。蒸汽动力在希腊化时代的古埃及已为人们所知道，甚至得到应用，但是，仅仅用于开关庙宇大门。不过，在英国，为了从矿井里抽水和转动新机械的机轮，急需有一种新的动力之源。结果引起了一系列发明和改进，直到最后研制出适宜大量生产的蒸汽机。这些有利条件导致一系列发明，使棉纺织工业有可能到1830年时完全实现机械化。新发明中，理查德·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1796）、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的多轴纺纱机（1770）和塞缪尔·克朗普顿的走锭纺纱机（1779）是十分出色的。水力纺纱机能在皮辊之间纺出又细又结实的纱；用多轴纺纱机，一个人能同时纺8根纱线，后来是16根纱线，最后为100多根纱线；走锭纺纱机也称为“骡机”，因为它结合了水力纺纱机和多轴纺纱机的优点。所有这些新纺纱机很快就在生产出比织布工所能处理的多得多的纱线。有位名叫埃德蒙·卡特赖特的牧师试图矫正这种不平衡状态，他在1785年取得了一种最初由马驱动、1789年以后由蒸汽驱动的动力织机的专利权。这种新发明物制作粗陋，在商业上无利可图。但是，经过20年的改进之后，其最严重的缺点得到了纠正。到19世纪20年代，这种动力织机在棉纺织工业中基本上已取代了手织织布工。正如纺纱方面的发明导致织布方面相应的发明一样，某一工业中的发明促进了其他工业中相应的发明。新的棉纺机引趄对动力的需要，这种动力较传统的水车和马所能提供的动力更充裕、更可靠。约1702年前后，一台原始的蒸汽机已由托马斯·纽科门制成，并被广泛地用于从煤矿里抽水。但是，比起它所提供的动力来，它消耗燃料太多，所以经济上仅适用于煤田本身。1763年，格拉斯哥大学的技师詹姆斯·瓦特开始改进纽科门的蒸汽机。他同制造商马修·博尔顿结成事业上的伙伴关系，博尔顿为相当昂贵的实验和初始的模型筹措资金。这一事业证明是极其成功的；到1800年即瓦特的基本专利权期满终止时，已有500台左右的博尔顿－瓦特蒸汽机在使用中。其中38%的蒸汽机用于抽水，剩下的用于为纺织厂、炼铁炉、面粉厂和其他工业提供旋转式动力。但是，蒸汽机的顺利发明也离不开当时的自然环境于社会因素，早在公元前120年，古埃及就有人曾研究蒸汽作动力。据统计，在此后的一千八百多年里，试用蒸汽作动力的发明者不下二十人，但他们都未制成较为完善的蒸汽机，并广泛运用于生产，于是，有人说：“如果瓦特早出生一百年，他和他的发明将会一起死亡！”由此可见，环境也是十分重要的。蒸汽机的历史意义，经常被有意识无意识的夸大。它提供了治理和利用热能、为机械供给推动力的手段。因而，它结束了人类对畜力、风力和水力的由来已久的依赖。这时，一个巨大的新能源已为人类所获得，而且不久，人类还能开发倘藏在地球中的其他矿物燃料，即石油和燃气。如此，开始了一种趋向，它导致目前的局面：西欧和北美洲每人可得到的能量分别为亚洲每人的11.5倍和29倍。这些数字的意义在一个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直接依赖于所能获得的能源的世界中是很明显的。实际上，有人认为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是以蒸汽机为基础，但也不应该过分强调蒸汽机的作用，因为19世纪欧洲对亚洲、非洲的征服以武力征服为主。新的棉纺机和蒸汽机需要铁、钢和煤的供应量增加——这一需要通过采矿和冶金术方面的一系列改进得到满足。原先，铁矿石是放在填满木炭的小熔炉里熔炼。森林的耗损迫使制造人求助于煤；正是在此时即1709年，亚伯拉罕·达比发现，煤能够变为焦炭，正则木头可以变成木炭一样。焦炭证明是和木炭一样有效的，而且便宜得多。达比的儿子研制出一个由水车驱动的巨大风箱，从而制成第一台由机械操纵的鼓风炉，大大降低了铁的成本。1760年，约翰·斯米顿作了进一步的改进；他抛弃达比所使用的、由皮革和木头制成的风箱，用一个泵来代替，这泵由四个装有活塞和阀门的金属气缸组成，并由水车驱动。更重要的是亨利·科特作出的改进，他于1784年发明了除去熔融生铁中的杂质的“搅炼”法。利特把熔融生铁放在一个反射炉里，加以搅动或“搅炼”。这样，通过在熔融体中环流的空气中的氧，除去熔融体中的碳。除去碳和其他杂质后，就生产出比原先易碎的熔融生铁或生铁更有韧性的热铁。当时，为了跟上制铁工业的不断上升的需要，采煤技术也有了改善。极为重要的是蒸汽机用于矿井排水，还有，就是1815年汉弗莱·戴维爵士发明的安全灯；安全灯大大减少了开矿中的危险。由于这种种发展的结果，英国到1800年时生产的煤和铁比世界其余地区合在一起生产的还多。更明确地说，英国的煤产量从1770年的600万吨上升到1800年的1200万吨，进而上升到1861年的5700万吨。同样，英国的铁产量从1770年的5万吨增长到1800年的13万吨，进而增长到1861年的380万吨。铁已丰富和便宜到足以用于一般的建设，因而，人类不仅进入了蒸汽时代，也跨入了钢铁时代。纺织工业、采矿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发展引起对改进过的运输工具的需要，这种运输工具可以运送大宗的煤和矿石。朝这方向的最重要的一步是在1761年迈出的；那年，布里奇沃特公爵在曼彻斯特和沃斯利的煤矿之间开了一条长7英里的运河。曼彻斯特的煤的价格下降了一半；后来，这位公爵又使他的运河伸展到默西河，为此耗去的费用仅为陆上搬运者所索取的价格的六分之一。这些惊人的成果引起运河开凿热，使英国到1830年时拥有2500英里的运河。与运河时代平行的是伟大的筑路时期。道路起初非常原始，人们只能步行或骑马旅行；逢上雨季，装载货物的运货车在这种道路上几乎无法用马拉动。1850年以后，一批筑路工程师——约翰·梅特卡夫、托马斯·特尔福德和约翰·麦克亚当——发明了修筑铺有硬质路面、能全年承受交通的道路的技术。乘四轮大马车行进的速度从每小时4英里增至6英里、8英里甚至10英里。夜间旅行也成为可能，因此，从爱丁堡到伦敦的旅行，以往要花费14天，这时仅需44小时。1830年以后，公路和水路受到了铁路的挑战。这种新的运输方式分两个阶段实现。首先出现的是到18世纪中叶已被普遍使用的钢轨或铁轨，它们是供将煤从矿井口运到某条水路或烧煤的地方用的。据说，在轨道上，一个妇女或一个孩子能拉一辆载重四分之三吨的货车，一匹马能干22匹马在普通的道路上所干的活。第二个阶段是将蒸汽机安装在货车上。这方面的主要人物是采矿工程师乔治·斯蒂芬孙，他首先利用一辆机车把数辆煤车从矿井拉到泰恩河。1830年，他的机车“火箭号”以平均每小时14英里的速度行驶31英里，将一列火车从利物浦牵引到曼彻斯特。短短数年内，铁路支配了长途运输，能够以比在公路或运河上所可能有的更快的速度和更低廉的成本运送旅客和货物。到1838年，英国已拥有500英里铁路；到1850年，拥有6600英里铁路；到1870年，拥有15500英里铁路。蒸汽机还被应用于水上运输。从1770年起，苏格兰、法国和美国的发明者就在船上试验蒸汽机。第一艘成功的商用汽船是由美国人罗伯特·富尔顿建造的；他曾前往英国学习绘画、但是，与詹姆斯·瓦特相识后，转而研究工程学。1807年，他使自己的“克莱蒙号”汽船在哈得孙河下水。这艘船配备着一台驱动明轮的瓦特式蒸汽机，它溯哈得孙河面上，行驶150英里，抵达奥尔巴尼。其他发明者也以富尔顿为榜样，其中著名的有格拉斯哥的亨利·贝尔，他在克莱德河两岸为苏格兰的造船业打下了基础。早期的汽船仅用于江河和沿海的航行，但是，1833年，“皇家威廉号”汽船从新斯科舍行驶到英国。5年后，“天狼星号”和“大西方号” 汽船分别以16天半和13天半的时间朝相反方向越过大西洋，行驶时间为最快的帆船所需时间的一半左右。1840年，塞缪·肯纳德建立了一条横越大西洋的定期航运线，预先宣布轮船到达和出发的日期。肯纳德宣扬他的航线是已经取代“与帆船时代不可分离、令人恼火的不规则”的一条“海洋铁路”。到1850年，汽船已在运送旅客和邮件方面胜过帆船，并开始成功争夺货运。工业革命不但在交通运输方面，而且在通讯联络方面引起了一场革命。以往，人们一向只有通过运货马车、驿使或船才能将一个音信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然而，18世纪中叶，发明了电报；作出这一发明的主委是一个英国人查尔斯·惠斯通与两个美国人塞缪尔·莫尔斯和艾尔弗雷德·维耳。1866年，人们铺设了一道横越大西洋的电缆，建立了东半球与美洲之间直接的通讯联络。如此，人类征服了时间和空间。自远古起，人类一直以坐马车、骑马或乘帆船所需旅行的小时数来表示不同地方之间的距离。但现在，人类穿着一步跨七里格的靴子跨过了地球。人类能够凭借汽船和铁路越过海洋和大陆，能够用电报与世界各地的同胞通讯。这些成就和其他一些使人类能利用煤的能量、能成本低廉地生产铁、能同时纺100根纱线的成就一起，表明了工业革命这第一阶段的影响和意义。这一阶段使世界统一起来，统一的程度极大地超过了世界早先在罗马人时代或蒙古人时代所曾有过的统一程度；并且，使欧洲对世界的支配成为可能，这种支配一直持续到工业革命扩散到其他地区为止。引发英国工业革命的必要性是市场。第二次工业革命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人类开始进入电气时代，并在信息革命、资讯革命中达到顶峰）18世纪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已稳步地、不懈地继续到现在。因此，将其发展过程划分为不同的时期，实质上是武断的。然而，若把1870年看作一个过渡日期，还是可以作一划分。正是在1870年前后，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发展——科学开始大大地影响工业，大量生产的技术得到了改善和应用。我们在前章中曾提到，科学开始时对工业没什么影响。我们迄今所握到的纺织工业、采矿工业、冶金工业和运输业方面的种种发明，极少是由科学家们作出的。相反，它们多半是由响应非凡的经济刺激的、有才能的技工完成的。不过，1870年以后，科学开始起了更加重要的作用。渐渐地，它成为所有大工业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业研究的实验室装备着昂贵的仪器、配备着对指定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它们取代了孤独的发明者的阁楼和作坊。早先，发明是个人对机会作出响应的结果，而如今，发明是事先安排好的，实际上是定制的。沃尔特·李普曼已恰当地将这种新形势描述如下：从最早的时代起，就有机器给发明出来，它们极为重要，如轮子，如帆船，如风车和水车。但是，在近代，人们已发明了作出发明的方法，人们已发现了作出发现的方法。机械的进步不存是碰巧的、偶然的，而成为有系统的、渐增的。我们知道，我们将制造出越来越完善的机器；这一点，是以前的人们所未曾认识到的。1870年以后，所有工业都受到科学的影响。例如，在冶金术方面，许多工艺方法（贝塞麦炼钢法、西门子－马丁炼钢法和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炼钢法）给发明出来，使有可能从低品位的铁矿中大量地炼出高级钢。由于利用了电并发明了主要使用石油和汽油的内燃机，动力工业被彻底改革。通讯联络也因无线电的发明而得到改造。1896，古利埃尔莫·马可尼发明了一台不用导线就能发射和接收信息的机器，不过，他的成果是以苏格兰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和德国物理学家亨利希·赫兹的研究为基础的。石油工业迅速发展，因为地质学家和化学家做了大量工作；地质学家以非凡的准确性探出油田，化学家发明了从原油中提炼出石脑油、汽油、煤油和轻、重润滑油的种种方法。科学对工业的影响的最惊人的例子之一可见于煤衍生物方面。煤除了提供焦炭和供照明用的宝贵的煤气外，还给予一种液体即煤焦油。化学家在这种物质中发现了真正的宝物——种种衍生物，其中包括数百种染料和大量的其他副产品如阿司匹林、冬青油、糖精、消毒剂、轻泻剂、香水、摄影用的化学制品、烈性炸药及香橙花精等。工业革命的第二阶段也以大量生产的技术的发展为特点。美国在这一方面领先，就象德国在科学领域中领先一样。美国拥有的某些明显的有利条件可说明它在大量生产方面居首位的原因：巨大的原料宝库；土著和欧洲人的充分的资本供应；廉价的移民劳动力的不断流入；大陆规模的巨大的国内市场、迅速增长的人口以及不断提高的生活标准。大量生产的两种主要方法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方法是制造标准的、可互换的零件，然后以最少量的手工劳动把这些零件装配成完整的单位。美国发明家伊莱·惠特尼就是在19世纪开始时用这种方法为政府大量制造滑膛枪。他的工厂因建立在这一新原理的基础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受到了许多旅行者的访问。其中有位访问者对惠特尼的这种革命性技术的基本特点作了恰当的描述：“他为滑膛枪的每个零件都制作了一个模子；据说，这些模子被加工得非常精确，以致任何滑膛枪的每个零件都可适用于其他任何滑膛枪。”在惠特尼之后的数十年间，机器被制造得愈来愈精确，因此，有可能生产出不是几乎相同而是完全一样的零件。第二种方法出现于20世纪初，是设计出“流水线”。亨利·福特因为发明了能将汽车零件运送到装配工人所需要的地点的环形传送带，获得了名声和大量财产。有人对这种传送带方式的发展作了如下生动的描绘：制作传送带的想法是从芝加哥的罐头食品工人那里得来的，他们利用一台空中吊车沿着一排屠夫吊运菜牛躯体。福特先是在装配发动机上的小部件和飞轮磁电机时，然后又在装配发动机本身和汽车底盘时，尝试了这一想法。一天，一个汽车底盘给缚在一根钢索上，当绞盘将钢索拖过工厂时，6名工人沿钢索进行了一次长250英尺的历史性旅行；他们边走边拾起沿途的零件，用螺栓使它们在汽车底盘上固定就位。实验做完了，但产生一个困难。上帝造人不象福特制造活塞环那祥精确。装配线对个子矮小的人来说，太高，对身材高大的人来说，太低，结果是劳而无功。从纯经济的观点来看，这一规模的大量生产所意味的东西，从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的以下这番无可非议的大话中可觉察出来：从苏必利尔湖开采两磅铁石，并运到相距900英里的匹兹堡；开采一磅半煤、制成焦炭并运到匹兹堡；开采半磅石灰，运至匹兹堡；在弗吉尼亚开采少量锰矿，运至匹兹堡——这四磅原料制成一磅钢，对这磅钢，消费者只需支付一分钱。科学和大量生产的方法不仅影响了工业，也影响了农业。而且，这又是发生在科学应用方面领先的德国和大量生产方面领先的美国。德国化学家发现，若要维持土壤的肥力，就必须恢复土壤中被植物摄取的氮、钾和磷。最初，是利用天然肥料来达到这一目的，但是，将近19世纪末时，天然肥料让位于形式上更纯粹的、必需的无机物。结果，无机物的世界性生产大大增长，在1850至1913年间，硝酸盐、钾碱和过磷酸钙的产量从微不足道的数量分别上升到899800公吨（其中四分之三用于制肥料）、1348000公吨和16251213吨。第三次工业革命时间不定，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进入科技时代，生物克隆技术的出现，航天科技的出现，欧美有称为21世纪系统与合成生物学将引发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即生物科技与产业革命）。21世纪的生物科技与产业革命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既是危机，也是机遇。产业模式或产业结构转型，往往是新经济新产业时代特征，技术革命带来的是产业革命。自从英国中西部启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欧美几乎同期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社会产业结构的形成与经济的增长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明清，纺织和印染、采矿等工商业已经萌芽，晋商和徽商形成丝绸之路南北两端的著名商业模式。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可以看到一些因素，比如，儒家的社会伦理化(社会规范)、墨家的实践经验化(实验方法)、禅家的概念澄清化(思维顿悟)和道家的系统逻辑模式(结构模型)，以及一些技术发明的原型等。中国近现代工业化，经历了曾国藩、盛宣怀时代的江南制造业，广东、福建的经济特区时代，开始从珠三角、长三角和渤海湾向中西部发展。经济增长的实质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化，体现在发明家、企业家与金融家的社会活力。瞄准新科技革命，及时抓住从技术创意到产品市场化的整个经济链条，带来的是经济从根基上崛起的机遇。20世纪科技方法论从实证分析向系统综合转型，人工智能、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导致了电脑、电讯等信息产业革命（即信息革命、资讯革命），带来基因组计划、生物信息学的发展。 综合哲学，远在系统科学诞生之前已形成，19世纪未和20世纪初斯宾塞的综合(synthetic)哲学、罗素的哲学分析与综合、怀德海的有机哲学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科学哲学届讨论了综合哲学、系统科学与传统医学、中国哲学，中国科学院曾邦哲（杰）20世纪90年代阐述系统生物工程与系统遗传学的概念，1999年在德国创建系统生物科学与工程网（英文）。2000年美国L.Hood、日本H.Kitano等建立系统生物学研究机构。2003年美国J.Keasling成立基于系统生物学的遗传工程-合成生物学系。2005年法国F.Cambien和L. Tiret论述动脉硬化研究的系统遗传学观念。随后全球爆炸性地走向了电脑科学与生物科学整合的科技与产业发展态势，将带来21世纪的细胞制药厂与细胞计算机的生物工业化时代，欧美国家科技决策机构纷纷制定教育、科研、产业改革政策，中国出台了基因生物技术、系统医药学开发中医药产业现代化的重大立项与决策。2007年6月，英国皇家工程院生物医学与生物工程学部主席R. I. Kitney院士称：“系统生物学与合成生物学偶合，将产生第三次产业（industrial）革命”，颠覆计算机、纳米、生物和医药等领域的技术与产业变革，即生物工业革命。21世纪的整个产业结构，将转型为系统生物工程的生物(化学)物理联盟工业模式，也就是生态、遗传、仿生和机械、化工、电磁的工程应用整合的材料、能源、信息产业，体现为机器的生物系统原理(进化、遗传计算)、生物材料(纳米生物分子、工程生物材料)和基因工程生物体等。计算机科学理论源自动物通讯行为、神经系统的控制论、信息论研究；细胞内、细胞间通讯行为的探索，导致了系统生物科学与工程发展，将形成未来的材料、能源与信息全方位生物产业。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是不同的概念，产业革命往往是由于制造业的革命引发的一场导致三大产业全面变革。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于纺纱与织布的工业规模化与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以内燃机发明、汽车工业的起点为结束；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启了电气化和电话、电子通讯产业的发展，而在计算机互联网技术达到了顶峰（即信息革命、资讯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应该以有机化工的末尾，基因工程的开始、系统生物学与合成生物学的迅速发展为起点，生物工业革命的显著特征是学科交叉和技术综合，以有机化学合成技术、高精细分析化学、纳米分子科学、微电子技术、超大规模集成、计算机软件设计、转基因生物技术、药物筛选高通量技术等学科与技术的综合集成，开发生物分子计算机元件、人工智能生物计算、合成细胞生物系统等，将在约30年内带来的是人工设计的新型生物分子材料、藻类人工细胞合成石油、纳米医疗细胞机器人等产业发展。支持重心转移到把资金力度放在潜在的高科技开发与发明，将是带来未来支柱企业发展的基础。工业革命的传播找向大陆投资的机会。到1830年，仅仅法国就雇用了15000至20000英国工人来操纵新机器。一旦工业革命开始传播，某些因素就决定了传播的方式。自然资源、尤其是钢铁的充分供应和不受行会限制或封建义务妨碍的、自由的流动劳动人口，是非常重要的。比利时满足了这两方面的要求，因此，成为欧洲大陆上第一个有待工业化的国家。这一过程在1830年以前开始，进行得非常迅速，到1870年，大多数比利时人已居住在城市，直接依靠工业或贸易过活。早在1830年，比利时每年就生产600万吨煤，而到1913年，这数字已上升到2300万吨。不过，工业的其他部门也发展得非常迅速，所以，从1840年起，比利时必须从英国进口煤。继比利时之后的是法国，不过，由于若干原因，其发展速度要快得多。法国的煤、铁资源的所在地相隔一定的距离，而且，1871年，铁资源丰富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割让给德国，进一步削弱了法国的地位。法国工业传统上专门生产极不适合机械化和大量生产的奢侈品。此外，劳动力供应受到限制，因为行会力量很强大，农民们又不愿意离开土地，尤其是在革命期间分配土地之后。不过，工业化确逐渐影响了法国，特别是在法国北部——在阿尔萨斯－洛林以及里尔、鲁昂和巴黎的周围地区。蒸汽机的数量从1815年的15台增加到1830年的1625台、1871年的26146台和1910年的82238台。1870年以后，工业化的发展速度最为迅速；1870年时，法国制成品的价值为20亿法郎，而到1897年时，已增长到150亿法郎。然而，事实仍旧是，到1914年，法国并未象比利时、英国或德国那样彻底工业化。德国的工业化方式截然不同于法国。由于政治上不统一、交通工具不良、行会强大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德国开始时发展速度很慢。但是，1871年以后，德国工业以巨人般步伐前进，使欧洲其他所有的经济。包括英国的经济，都落后了。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促成了这一惊人的进步。同时，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获得，使德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又增加了宝贵的铁储备物。德国还占有这样的优势：一开始就拥有比英国较陈旧的设备更有效的新式机械。而且，德国政府还通过建立运河网和铁路网、必要时提供关税保护和津贴以及制定能培养出一连串驯练有素的科学家和技师的有效的教育制度，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这些因素使德国到1914年时能在钢铁、化学和电力工业方面超过欧洲其他所有的国家，能在采煤和纺织工业方面跟随英国之后。1914年，德国工业中的工人人数上升为总劳动力的五分之二，而农业中的劳动者人数则下降为总劳动力的三分之一
《世界近代工业革命》 许永璋 1986 辽宁人民出版社《工业革命》 R.R.帕尔默 2010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工业革命220年》 王华新 1990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英国工业革命史》 林举岱 1979 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外文明同时空——晚清民初vs工业革命》 林言椒 2009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英国的工业革命与工业化》 高德步 200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技术史-第III卷-文艺复兴至工业革命》 《技术史-第IV卷-工业革命(约1750年至约1850年)》 查尔斯。辛格 2004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英国工业革命》 王民同 1980 商务印书馆《两次工业革命概述》 周友光 1996 武汉大学出版社《瓦特传：工业革命的旗手》 安德鲁。卡内基 2012 江西教育出版社《英国工业革命》 王芝九 1955 通俗读物出版社《第三次工业革命》 杰里米。里夫金 2012 中信出版社《世界文明史-后篇从工业革命到现代》 Philip L.Ralph 2009 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次工业革命》 日本经济新闻社 2000 牧村图书公司《工业革命的主角》 郑延慧 1999 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动历史进程的工业革命》 刘笑盈 1999 中国青年出版社《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英国、工业革命和中国》 皮尔。弗里斯 2009 浙江大学出版社《蒸汽机打出的天下：英国工业革命》 张万合 1995 长春出版社
怎么写《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的论文辛亥革命刚刚过去一百年，其历史意义我们并不太容易看得清，尤其是这场革命直接后果还在今天继续发酵的情形下，我们能够概括出的主题似乎就是革命、共和，我们能说的意义，也就是终结了清朝，终结了帝制，各方势力知进退知妥协，有坚持有让步，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牺牲和持续性的动荡。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值得张扬，值得肯定。 辛亥革命将清朝送进了历史 如同中国历代王朝结束时的大部分情形一样，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并不意味着清朝末年就是那样的不堪，真的是政治上腐败，经济上危机，统治者无法照旧统治。其实真实的情形或许相反，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辛亥革命之所以走到那一步，既基于一系列突发事件，又有其必然的历史关联，既是清廷的宿命，又是历史的必然。 其实，如果从历史进程上说，辛亥革命的发生主要导源于两个事情，一个是清廷将责任内阁弄成了皇族内阁，另一个是铁路国有化政策导致全国性骚乱。而面对这两个事情，清廷不知退让不知妥协，或者退让迟了妥协晚了，效果也就没有了。 按照清廷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走向立宪国家的第一步就是要有一个具有有限责任的政府，只有这个责任政府宣布成立了，从皇帝那里分享了权力，君主立宪体制才算走出了第一步。清廷在后来确实是这样做的，只是清廷错误理解了宪法大纲的精神，将这个事情给做砸了。在清廷宣布的十三个内阁成员名单中，皇室和皇族的成员竟然占了九名，这当然引起了立宪党人的不满。立宪党人多年来的政治追求就是希望通过政治改革分享权力，现在清廷公然堵塞了这条路，怎能不让这些改良主义者彻底失望怒火中烧？ 立宪党人的愤怒并没有引起清廷的足够重视，清廷援引宪法大纲强调任命百官是皇上的专权，现在君主立宪了，满汉平等了，为什么还一定刻意强调满汉出身不同呢？清廷的解释当然具有法理上的依据，只是很难由此说服立宪党人。第一，宪法大纲那样规定皇权至上有具体的背景，因为那时的皇上是年富力强的英明君主，现在的小皇上怎能与光绪大帝比？第二，责任内阁宣布前，中央部院实行的满汉首长双轨制，汉大臣虽然比满大臣略少，但也不至于少到现在这个比例，既然说满汉平等了，不分种族和出身了，那为什么满汉比例不能随人口比例颠倒过来呢？ 如果说责任内阁变成皇族内阁阻断了立宪党人在政治上的路，那么与此相联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则是从经济上剥夺了立宪党人和那些民族资本家在经济上的机会，略有“国进民退”的意思。当然，如果仅仅从铁路建设本身说，盛宣怀推出的铁路国有化政策具有正当性，因为民族资本在那之前几年捣鼓的铁路，或者技术不过关，质量不过关，或者因为资金挪用、被占，潜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朝廷适时出手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用四国银行团的贷款兑换各省自筹资金承建的路权，理论上无疑是正确的。只是精明的盛宣怀没有想到以立宪党人为主体的各省铁路公司特别是资金被严重挪用严重亏损的川汉铁路公司高层会用民粹主义对付他。 川汉铁路公司的做法今天看来当然是有问题的，但在那个时候，当“不明真相”的民众被动员起来了，甚至成立了保路军之类的政治组织后，朝廷的政治选择显然更值得检讨。清廷既没有开诚布公表达立场，没有适度退让，没有将经济上切实受到伤害的一般民众与铁路公司高层区别开来，而是采取鸵鸟政策，自5月至9月长达四个月的时间，竟然听之任之，拿不出办法果断止损。 长时间的僵持总不是办法，僵局总要打破。特别是当四川保路军中已经渗入许多哥老会成员甚至革命党的情况下，保路运动的性质也在变化，革命的意味也就越来越浓。9月7日，四川总督府门前发生流血惨案，三十多条生命终于打破僵局，一场改良主义的运动终于向革命急剧演化。 期待流血的肯定不是朝廷，只是既然流血了，朝廷就在道义上沦为劣势。朝廷此时如果致歉善后，妥善处理，或许还有和缓的机会，无奈清廷没有向柔性方向选择，而是选择了强力镇压。湖北新军被抽调入川了，武昌防务空虚了。更重要的是，全国持续快半年的混乱局势使新军将领新军士兵坐不住了，他们觉得自己对国家对朝廷负有责任，应该站出来说话，于是就有了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湖北新军以一场军事哗变的方式表达态度，施压朝廷。一个偶然事件终于掀翻了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 辛亥革命终结了两千年帝制 新军是大清国的柱石，是清廷过去十几年投入巨大创建的一支新型军队，只是这支军队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始终没有完成职业化转型，始终对于国内政治怀有浓厚情结。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湖北新军发难，湖北军政府的成立，虽说是对朝廷施加压力，但并不一定要革命，并非执意推翻朝廷。假如清廷对湖北新军的政治要求给予积极回应，大约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不可能，清廷或许应该很容易地将那些官兵劝回军营。无奈，清廷依然没有清楚自己的处境，依然被自己的强大所迷惑，依然相信武力，相信镇压。然而，各省新军对于清廷的自信并不认同，他们不是响应清廷的号召给予配合，而是响应了湖北军政府的号召，相继宣布光复，宣布独立，宣布脱离清廷。更可怕的是，拱卫京师的新军第二十镇在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人领导下发动滦州兵谏，要求清廷即刻下诏罪己，重回君主立宪正确轨道，尽快召集正式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不得干预政务，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及国务大臣。 滦州兵谏为清廷指出了一个正确方向，清廷在随后也确实按照这个方向走了一大段，摄政王引咎辞位，下诏罪己，清廷发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撤销皇族内阁，由资政院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负责组建新内阁。公平地说，清廷的这些让步和新政策都是对的，虽说迟了些，但真的认真执行，切实兑现，革命虽然已经在局部地区发生，但从总体上照样有机会重建和平，恢复秩序，重回君主立宪的轨道，大清王朝应该还有存在的机会。 清廷在滦州兵谏发生后的回应是对的，也算是及时的，袁世凯在此后的处理也是有力的坚定的，他在用强力手段压制湖北新军的同时，不忘柔性安抚，期待用政治谈判化解政治危机。在袁世凯软硬两手策略压制下，湖北军政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袁世凯继续君主立宪的政治安排，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危机完全有可能很快结束。然而到了这个关键时刻，君主立宪政治改革的真正阻力终于浮上了台面，大清王朝既得利益者也就是那些满洲贵族的王公大臣特别是正在担负着政治责任的王公大臣却不愿接受这样的政治安排，不愿就此交出已经攫取的政治权利。和平的改良主义色彩的政治变革又一次遇到了重大阻力，没有革命，也就根本无法解开这个扣，革命于是再次成为不得不用的手段。 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不识时务，拒绝改革，拒绝让权，拒绝分享权力，终于激怒了北洋新军将领。被派往前线镇压湖北新军的新军第一军总统、湖广总督段祺瑞派员与革命党领袖黄兴取得联系，双方代表于1911年12月20日就中国未来政治安排达成谅解：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秩序。至此，一代中国人追求十多年的君主立宪政治体制成为历史，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追求十几年的民主共和政体成了未来中国的惟一选项，守旧的不思进取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不论怎样凶悍怎样颟顸，其实都成了历史，都成了被别人安排的局外人，尽管还算是利益相关者。 段祺瑞与黄兴的政治共识为中国选择了一个正确方向，稍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孙中山既是政治对手，又成了共同劝退清帝的同盟军。在他们的努力下，南北和谈终于达成，各方力量终于就中国未来、清皇室的未来安排等达成协议，清帝退位，优待皇室，中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两千年的君主专制终于被送进了历史，从此之后，民主共和政体不论遇到怎样的挫折或艰难险阻，但中国人的民主信念却从来不曾动摇过，任何试图恢复帝制恢复专制的想法与做法再也没有实践的机会，没有一丝可能性。 辛亥革命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 辛亥革命的目标，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来说，毫无疑问是要模仿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架构重建中国政治体制，但是辛亥革命的政治手段，从孙中山开始闹革命起，模仿的却是法国大革命，即用暴力手段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所以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不惧牺牲，一次次失败，依然一次次继续，用武装暴动为中国历史发展营造了一个巨大动力。 换言之，如果我们强调清廷在最后十几年确实有过一些政治改革和政治进步的话，这个改良和进步的动力，不再是列强的压力，而是中国社会内部的压力。这就是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十几年奋斗牺牲的意义。 辛亥革命的前半场，确实是按照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提供的脚本进行的，但是到了武昌起义爆发后，特别是当清廷阵前换将，起用先前被废弃的汉人高官袁世凯取代满洲贵族出身的陆军大臣荫昌，全权负责处理武昌起义的善后之后，南北对峙迅速由孙中山所说的满汉冲突转变为汉人之间的对决，孙中山十多年一直倡导的民族革命立马失去合法性、正当性。 更为蹊跷的是，南北对决的双方基本上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无太大关系，南北主力阵容其实都是清廷在最后十几年自己一手调教出来的新军。南方的主力是张之洞的湖北新军，北方的主体是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他们虽然分属两个系统，但毕竟都是汉人，都同样接受了近代东西洋思想的影响，特别是由于那时朝廷从来没有想到过军队中立化，而总是鼓励新式军人关心政治，于是这批近代军人到了关键时刻竟然成为左右大局的主要力量。 南北僵持了两个月之久，南方的条件非常简单，先是要求朝廷尽快答应立宪派多年来的要求，这也是朝廷预备立宪规划中已有的项目：提前立宪，立即召集正式国会。这个要求只是将规划中的项目予以提前。然而，朝廷对于这样的要求吞吞吐吐，于是弄得全国不耐烦，十四省相继起义，宣布独立，号称光复。从此，君主立宪也就成了过去，南方革命党人在这样的形势下，提高了要价，要求朝廷承认民主共和，否则就诉诸武力，准备北伐，直捣龙亭。 革命党人要北伐当然也没有那么简单，问题是如果清廷一直僵持，一直不答应南方的要求，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一场混乱，或者如法国大革命那样一场持续数年的政治复仇血腥屠杀，也未必不会出现，于是中国人的政治智慧面临着一场空前的考验。 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是简单的中国人的中国，外国资本经过甲午战后持续进入，已经在中国经济构成中占据相当份额，持续的政治动荡不仅不合乎中国人的利益，也不合乎列强的要求，国际国内都希望南北中国人能够各让一步，达成妥协，重建秩序与和平。于是，经过漫长的南北和谈，应该说南北双方都有让步。清廷牺牲了自己的江山，以一种谁也没有想到的方式实现了晚清政治领导人一直念念不忘的“万世一系，皇权永固”。假如不发生后来的帝制复辟，满洲人的小朝廷依然可以在紫禁城里称孤道寡，那也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南方革命党人也有让步和牺牲。在新军将领要求下，南方革命党人没有坚持过去多年所说的“驱逐鞑虏”的政治立场，而以比较妥协比较柔性的立场尊重大清国的历史，尊重一个王朝为国家为未来作出的牺牲，在商榷清帝退位条件和文件时，尽量关照清廷统治者的感受和尊严，没有得寸进尺步步紧逼，更没有进行清算，或宜将剩勇追穷寇。 现代政治就是一个妥协的协商过程，辛亥革命留给中国留给人类的最大启示，就是中国人用最古老的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共赢双赢多赢，大家都没有输。这些启迪在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中被淹没了掩盖了。我们今天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其实更应该用一种温情和敬意去公平地看待辛亥革命每一方参加者，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为这一事件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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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论文摘要：辛亥革命前十年，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对宪政表现出很大认同，认为宪政代替专制、人治是二十世纪时代发展潮流，也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必须尽快制定宪法，设立国会，建立分权制衡的国家权力体制，努力培养国民的权利意识，从而实现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立宪政体制的根本转变；但一般民众当时尚不知宪政为何物，权利意识淡薄，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几乎处于无权利状态。因此，对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不能估价过高。国民宪政意识的薄弱，是清末直至近现代中国宪政屡次受挫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论文关键词：辛亥革命；权力制衡；宪政意识 所谓宪政意识是人们关于宪政的知识、态度、评价、期望以及由文化传统积淀而成的宪政心理等。诚然，一个国家能否实行宪政，最终要受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但国民宪政意识的强弱对宪政建设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宪政意识是实行宪政的先导，它制约着国家宪政模式的构造与变迁。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剖析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 一、国民对宪政的认同度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把挽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寄托在建立西方式的宪政体制上。1903年，《政法学报》发表的《立宪论》一文认为，是否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关系国家兴亡。日俄战争日胜俄败的结局，更加点燃了中国有识之士“宪政救国”的希望之火。他们认为，日胜俄败是专制国败于立宪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已预感到，爱新觉罗的皇祚已经是惨灯将灭了，要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几千年一以贯之的传统治道——专制、人治已无回天之力，唯一的选择是走宪政之路，这样，立宪则存，不立宪则亡成为辛亥革命前思想界的最强音。张钟瑞的《土尔基立宪说》一文断言：“日本之兴也，兴于宪政；印度、缅甸、安南、朝鲜之亡也，亡于不知宪政为何物。”庆芳预言：“盖国于二十世纪之世界，未有不立宪国家能存在者。”人们认为，由一人政体向数人政体，由独裁政治向立宪政治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日俄战争后，“数年以来，朝野上下，鉴于时局之阽危，谓救亡之方只在立宪，上则奏牍之敷陈，下则报章之论列，莫不以此为请。”“于是，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呼号于海内外日：立宪!立宪!!立宪!!!” 有人甚至过分乐观地估计：“国会一开，四海归心，国是大定，人人沐宪政之福矣。”可见，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当时对宪政建设倾注了很大热情和寄予厚望。 辛亥革命前，思想界的先驱者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的同时，热情讴歌和赞扬民主宪政。梁启超于1902年撰文指出：“专制政体，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源”，因此，“今民间稍有知识者，莫不痛心疾首于专制政体。”他认为，民主立宪政体代替专制政体为“理势所必至”，谁想阻挡这一历史潮流，“譬犹以卵击石，以螳挡车，多见其不知量而已”，他自信乐观地预言：“吾国民终归有脱离专制苦海之一日。”他警告清朝统治者，应及早放弃专制统治，实施宪政。因“时势可顺不可逆，机会可先不可后。”他号召国民“当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觉民于1906年在《东方杂志》第二期发表的《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一文揭示了专制和宪政的本质区别。他说：“专制者君主之护符，而宪政则人民之甲胄也”。在专制制度下，“专制之君袭万乘之尊，挟雷霆之威，以侵人民自由而夺人民之权利。”在宪政体制下，宪法规定人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君民共同遵守宪法，从而，有效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白坚说：“立宪政治”是“国民政治”， “立宪之事业，为发达民权自由之事业”， “民权自由，立宪政治之真精神”。林懈《在政治之因果关系论》一文中，从人治和法治的角度出发区分专制和宪政。“专制任人，立宪任法。”专制制度的人治统治，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出现仁君圣主身上，而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因此，在专制社会，“治国少而乱国多”；再从西方宪政国家的经验看，要使国家长治久安，也必须断然抛弃专制、人治，实施宪政。如何实现由专制政体向立宪政体的转变呢?汉驹认为，想“开拓平民政治”，必须首先打倒“寡人政治”，要建设法制国，必须“先破专制国”。觉民也认为，“宪政者，必由人民之要求而后得，非君主之所肯施舍也”。汪精卫则指出：“革命者，建立宪制之唯一手段也，立宪者，当望之国民，不当望之君主。”梁启超则将中国由专制制度向宪政政体转变的希望寄托在以皇帝为首的清朝统治者认清世界大势，自动实施宪政上。 当近代中国刚刚迈进20世纪的门槛之时，宪政思潮主导了中国思想界。公共舆论鼓吹宪政，众多学者潜心研究和撰文宣传宪政，立宪派多次请愿，督促清政府早行宪政，清政府最后也被迫允诺预备立宪。似乎中国人对宪政的认同已达到一个相当高度。如果说，在宪政优于人治、专制这一点上，思想界和知识界先进分子基本达成共识的话，那么在对宪政理解和认同上，不仅一般民众，就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势力——立宪派和革命派尚存很大差异。 立宪派知识分子和商人是中国宪政运动的最有力的推动者，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宪政意识最强、鼓吹宪政最力、研究宪政最深的两个阶层。如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大量宣传和研究西方宪政的文章。这两个阶层对西方宪政有较多的了解和研究，他们为鼓吹宪政不遗余力，绝大多数成员对宪政在心理上有较大的认同、忠诚以及较高的信任，但立宪派以官员和学者为骨干，大多数旧学功底深厚，久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熏陶，立言必称孔孟，很大一部分人在社会舆论和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下，虽认同了宪政，但宪政意识尚未在其思想深处牢牢扎根，因为，从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用几年时间完成。甚至极少数人把宪政作为自己步入仕途或在官场平步青云的政治工具，当时有人就尖锐地指出：“今日国会为宦途之滥觞。” 革命派认为，当务之急是革命而非立宪，因此，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宣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思想上，努力培养国民对革命的认同意识。在宪政领域，则主要集中火力批判立宪派的君主立宪主张，对宪政本身的研究和宣传用力不够，虽然提出了民主宪政主张，但对革命成功后中国民主宪政体制的模式和构造缺乏深入、理性、成熟的思考。 至如一般民众，面对一场场丧权辱国的战争，一张张割地赔款、屈辱求存的条约，以及战祸、贫穷的威胁，他们亟盼来一次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倾覆清朝，改变自己的悲惨生存状况。他们能成为旧制度“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他们的政治意识本能地倾向于革命，至如宪政，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东西。与之在1907年发表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一文描绘了当时的情况：“自宣布预备立宪以来，人民应之者卒鲜”，“人民不知立宪为何物，恐中国之大，对于宪政能理解者“寥寥无几”至如认同，更无从谈起。 二、知识界的宪法观念 宪政思想和制度皆出自西方，中国宪政理念源于输入，中国立宪也始于模仿，因此，中国国民宪法观念的养成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知识界的先进分子大量译介西方宪法和鼓吹西方宪政。 辛亥革命前，宪政思潮勃兴，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先驱者潜心研读西宪，撰文宣传和介绍西宪，从而把中国国民对宪政、宪法认识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众所周知，现代民主宪政国家无不信奉人民是主权者，人民作为主权者的根本体现就是由人民制宪和修宪。晚清时代，先进的中国人已明确提出宪法源于人民主权。汪精卫1905年发表《民族的国民》一文，倡言：“宪法者，国民公意也，决非政府所能代定。”荪楼在1910年撰写的《宪法大纲刍议》一文更明确指出：“宪法即国民权利所创，而非宪法畀国民以权利也”，是则“由国民主权以孕育宪法，非由宪法发生国民主权”。宪政与专制、人治的根本对立就在于宪政推崇宪法的至．上权威。国民对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和理解水平，：是衡量一国国民宪政观念强弱的重要标准。李庆芳1908年发表的《中国国会议》一文认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也称基本法，因为在宪法之中，“可以生长出无数之法”。荪楼对宪法地位的认识比李庆芳更深一层。他指出：“宪法为国家最强有力之法规”，“定国权之组织及行动大原则”，是“一国法治之准则”，其他“一切章程皆孕育于其内”。宪法的作用也是当时思想界、知识界先进分子宣传和研讨的重点。汪精卫1910年在《民报》第25、26期发表《论革命的趋势》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宪法应以限制君权和保障民权为依归。他认为，若宪法出于“限制君权之目的”，使君主与人民权利义务皆定于宪法，用宪法制约君权，则宪政可成。若宪法把巩固君权作为根本宗旨，宪法不仅不能限制君主作恶，反而会成为君主作恶的藏身地和屏蔽所，这样，“则君主之为恶，比专制之时将益肆”。可见，限制君权还是保障民权是专制之法和立宪之法最根本的区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荪楼尖锐批评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悖正义，昧法理，反事实”，其实质是保障君主之大权。 综上所述，当时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先驱者已经明确指出，宪法源于人民主权，宪法是国民公意的体现，是国家的根本法，应以限制君权和保障民权为目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已经认识到宪法限制政府权力这一主要功能，并从法理学角度对此进行了初步阐释。但必须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缺乏民主政治实践，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根本找不到宪法观念的蛛丝马迹，这就使当时研究、倡导、鼓吹宪政思想的先驱者，只能把目光完全投向西方政治文化，对西方宪法理念进行宣传和介绍，因此，他们的宪法思想模仿多于创造，移植多于创新，一方面他们提出了一些现在看来仍不失为先进的宪法观念；另一方面，由于时间短，只能对西方宪政学说生吞活剥，特别是对于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历史漫长、民主法制传统薄弱的东方大国创制宪法，缺乏成熟的思考。特别是对军队在宪政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活动范围这个关系宪政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尚未发现有人论及。至如绝大多数国民，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不知立宪为何物”。当时就有人发出这样的慨叹：“使我民昏然冥然，仍以服从命令为独一无二之天职，不敢越黑暗地狱一步也，则何从而有要求宪法、拥护宪法、享受宪法之能力!”对于他们来说，虽反对清廷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但他们仍象往常一样，企盼好朝廷和好皇帝出现，用人治之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三、知识界的权利意识 公民权利意识是宪政赖以建立的重要思想条件。专制、人治建立在义务本位基础上，其核心是培养公民对君主为代表的统治者服从、甚至盲从的政治意识。宪政是全体国民参与的政治，需要塑造具有权利意识的能够独立自主地做出正确的政治判断和抉择的合格国民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制度奉行的愚民政策使国民养成了安分、柔顺、服从的性格，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仁君圣主身上。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 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西方政治法律思想传入中国，权利思想也随着思想界先驱者的鼓吹而逐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了解和认同。康有为第一次明确喊出“人有自由之权”，“人有自主之权”，被誉为“近代中国第一声”的严复竭力宣扬天赋人权。梁启超倡导“民权救国论”，他大声疾呼：“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总的看来，在戊戌变法失败前，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主要宣传民权对国家兴亡的极端重要性，而对权利概念本身缺乏系统的分析研究，也没有从宪政这一制度层面来认识和思考国民权利问题。二十世纪初，随着宪政运动的勃兴，权利问题成为中国思想界关注的焦点。《国民报)1901年第2期发表的《论国民》一文指出：“何谓权利?日：天之生人也，既与以身体自由之权利，又与以参与国政之权利”。《说国民》一文把是否具有权利意识看成国民和奴隶的根本区别。该文指出：“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国民尚独立”。康有为把能否培养合格公民提到国家存亡高度，他在1902年发表的《公民自治篇》一文明确指出：“有公民者强，无公民者弱，有公民虽败而能存，无公民者经败而即亡。”梁启超则把国民是否具有权利思想看成国家富强的根本。他说：“国家譬犹树也，权利思想譬犹根也。国民无权利思想的国家犹如无根之树，必亡无疑。”国民的权利既然是立国之本，因此，神圣不可侵犯，“暴君不能压，酷吏不能侵，父母不能夺，朋友不能僭”，也不能拱手让与他人，若君主、贵族、外人侵害它，必须坚决维护和捍卫它。 宪政需要一大批合格国民，而培养具有权利意识的国民有赖全社会共同努力。雨尘子1903年在《新民丛报》第28期《近世欧人三大主义》一文中精辟指出：不知主张权利的国民是“无能的国民”，而无能的国民，是不可能制定宪法、开议会、享受自由幸福的。中国国民权利意识的淡薄，令思想界的先驱者忧心如焚，梁启超强烈呼吁：全社会都要把培养国民权利意识放在首位。“为政治家者，以勿摧压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为教育家者，为养成权利意识为第一要义；”为一私人者，无论士、农、工、商、男女“各以坚持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在辛亥革命前宣传权利思想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讴歌和赞美西方宪政国家的民权保障制度，以唤起中国国民的权利意识。如梁启超曾赞美英国道：“权利思想之丰富，权利思想之敏锐，即英人所以立国之大原也”。他们充分肯定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倡导的“多数人的权利”，高度评价西方国家宪法对多数人权利的有效保障，已初步认识到保障多数人的权利是民主宪政的实质。 辛亥革命前，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权利意识已经觉醒，参政意识普遍增强。有人已明确认识到国民是否具有权利意识是立国之本和实施宪政的关键，有些论者对权利这一政治学和法学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深刻和精辟之见解。 但是必须看到，在中国，不仅漫长的封建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制度排斥宪政，而且传统法律文化的礼治主义和义务本位也排斥宪政，这一切，阻碍着占全国人口最大比例的农民和城市市民权利意识的产生和成长。维新时期大力倡导民权，辛亥革命前为宪政奔走呼号的梁启超当时曾发出感叹：“吾见地球千五兆生灵中，其权利思想之薄弱，未有吾国人若者也。”1906年，他指出，能否正确运用选举权是宪政的关键。由于中国国民政治上的幼稚，他担心有人或将选举权视若“弁髦”，随意放弃，或受贿赂胁迫，在投票时违背自由意志，或在选举中用武力手段不正当竞争，或选出的议员不代表人民意志，只为私人和地方小局部谋利，危及中国宪政的实施。觉民在《论立宪与教育关系》一文指出，中国国民最大多数不仅不熟悉法律之学，而且对“国与民之关系，亦多茫然不知”。当时日本舆论也曾指出：“中国人民之泰半，于一己之权利利益殆无所知，而冷漠茫然。”总之，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国民处于“不知何物为权，何物为度”。政治思想非常薄弱，政治能力非常幼稚，政治知识非常缺乏，几乎处于无权利意识状态。如1909年咨议局选举，投票选民平均只有0．4％。 四、权利制衡思想 宪政即“限政”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民主政治观念。美国著名宪法学家麦基尔恩指出：“宪政意味着对政府施加合法的制约……(它的反面是专制统治)。”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缺乏分权制衡思想。“一国之主权一人握之，万般政务一人决之，政治之主人则皇帝是，政治之目的则皇帝之幸福是。”君主始终掌握最高立法权、最高行政权、最高司法权。“法自君出”、“朕即法律”被视为万古不变的定律，历史上从无“治君之法”，君权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近代以来，西方分权制衡学说传入中国。随着晚请宪政思潮的蓬勃兴起，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已从纯粹的理论研究、介绍、宣传转向理论研究、宣传鼓动与政治实践两者相结合的新阶段。他们一方面撰文积极宣传英、美、法等国的分权制衡学说，另一方面深入思考在中国未来宪政体制的构建中如何体现分权制衡原则。权力分割以及职能分离是宪政制度的核心，是宪政和专制、人治在政府体制设置方面的根本区别。辛亥革命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已经明确认识到分权对宪政的重要性。汪精卫在《民族的国民》一文中指出，从国家机关的设置看，“专制则以一机关用事，而无他机关与之分权；立宪则其机关为统一的分科，立于分功之地位。” 他们认为，中国立宪政府应设立国会和责任内阁。国会是宪政体制的中枢机构，责任内阁替国会负责。吕志伊在《国会问题之真相》一文中阐述了国会在宪政体制中的核心地位。他说：“议会政治者何?谓以国会为国家政治之中坚也，国家活动之心髓也。”梁启超在《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一文中，遍考西方主要国家国会的职权和功能，提出国会应拥有以下权力：(一)参预改正宪法之权。(二)提出法律、议决法律之权。(三)议决预算、审查决算之权。(四)事后承诺之权。(五)质问政府之权。(六)上奏、弹劾之权。(七)受理请愿之权。国会是宪政体制中“枢纽之枢纽”。李庆芳特别强调国会对政府的监督权。他指出：“国会为监督政府之机关，它是国民参政权汇萃之中心点，代表国民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力。”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明确指出：资政院是“专制政体的议政机关”，国会是“立宪政体的监督机关"立宪派把督促清政府速开国会作为宪政的首要目标，并举行了三次大请愿。在他们看来，是否设立国会是实施宪政还是仍搞专制、人治的首要标尺。梁启超明确指出：“有国会谓之宪政，无国会谓之非宪政，筹办国会谓之筹办宪政，不筹办国会谓之不筹办宪政。” 国民对政府的监督是制约政府权力误用和滥用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在强调国会对政府监督的同时，十分重视国民对政府的有效监督。李庆芳深刻指出：“国民为母，政府为子；国民为主，政府为仆。”梁启超也认为：“政府受国民之委托，受国民之雇佣”，政府为国民服务受国民监督是天经地义的。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他指出：报馆为“代表国民发公意以公言者”，监督政府、教导国民是其两大天职。“对政府，当如严父之责督子弟，无所假借；其对国民，当如孝子之事两亲，不忘儿谏”。国民之所以不能放弃监督政府的权力，是为了有效防止政府的权力误用、滥用，侵犯国民权利。 辛亥革命前，中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基本上认识和理解了西方分权制衡思想，并运用分权制衡理论粗线条地勾画出中国宪政体制的基本轮廓，明确提出了以立法权为中心的政府权力主从式构造理论。这些宪政思想，是中国民主政治思想宝库中弥足珍贵的思想成果，对中国当代民主宪政建设仍有启示意义。 晚清朝臣中的官僚知识分子对宪政心存矛盾心理，在宪政思潮的强大舆论压力下他们被迫附和，但对代议政府“知识尚薄弱”，对国会内容，也“懵懵惚惚”，而且害怕开国会后，官位不保，或虽保官位，但受宪政体制束缚，不像旧体制中任职自由，内心极端厌恶宪政，但不敢明目张胆反对，只能采取“暗默反对”。至如一般农民和市民，由于几千年“皆处于专制制度之下，为市民者以为分不当预闻国事，一旦闻国会之名，尚不解为何物，安辩其权限之何如!” 从总体看，辛亥革命前十年，轰轰烈烈的宪政思潮掩盖着国民宪政意识的普遍薄弱，知识界、思想界先进分子对宪政的相对较深的理解和较高的认同，掩饰了绝大多数国民对宪政的茫然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