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青蒿素是从黄花蒿中提取的，而不是从青蒿中提取的。
青蒿不要煮久了，水烧开就好，否则青蒿素挥发了，清热解暑效果就不好，而且治疗疟疾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用砂锅，铝锅铁锅不要使用。以下是一些参考文献清热，解暑，除蒸。治温病，暑热，骨蒸劳热，疟疾，痢疾，黄疸，疥疮，瘙痒。①《本经》："主疥瘙痂痒，恶疮，杀虱，留热在骨节间，明目。"②《唐本草》："生按敷金疮，大止血，生肉，止疼痛。"③《食疗本草》："益气，长发，补中，明目，煞风毒。治骨蒸。烧灰淋汁，和石灰煎，治恶疮瘢靥。"④《本草拾遗》："主妇人血气，腹内满，及冷热久痢。秋冬用子，春夏用苗，并捣绞汁朋。亦暴干为末，小便冲服。如觉冷，用酒煮。"⑤《日华子本草》："长毛发，发黑不老，兼去蒜发，心痛热黄，生捣汁服并敷之。泻痢，饭饮调末五钱匕。"⑥《滇南本草》："去湿热，消痰。治痰火嘈杂眩晕。利小便，凉血，止大肠风热下血，退五种劳热，发烧怕冷。"⑦《纲目》："治疟疾寒热。"⑧《本草新编》："退暑热。"⑨《生草药性备要》："治小儿食积，洗疥癞。"⑩《医林纂要》："清血中湿热，治黄疸及郁火不舒之证。"
青蒿素是从复合花序植物黄花蒿茎叶中提取的，其分子式为C15H22O5，由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在1971年发现。
青蒿素是继乙氨嘧啶、氯喹、伯喹之后最有效的抗疟特效药，尤其是对于脑型疟疾和抗氯喹疟疾，具有速效和低毒的特点，曾被世界卫生组织称做是“世界上唯一有效的疟疾治疗药物”。
扩展资料
黄花蒿产地生境：遍及中国全境；东半部省区分布在海拔1500m以下地区，西北及西南省区分布在2000-3000m地区，西藏分布在3650m地区；生境适应性强，中国东部、南部省区生长在路旁、荒地、山坡、林缘等处。
其他省区还生长在草原、森林草原、干河谷、半荒漠及砾质坡地等，也见于盐渍化的土壤上，局部地区可成为植物群落的优势种或主要伴生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青蒿素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黄花蒿
反正是屠呦呦获奖了
可否写成【柔情、豪情与逸兴——李清照的多面人生】：柔情万丈女儿心（写的很多了，择其精粹出之）爱国豪情及酒与博弈：丈夫队里的女才子时代与性格构成
日本文学的发展历史没有中国文学那么久远,在思想上的认识也不是像西方那样前卫。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日本文学论文开题 报告 ，供大家参考。
《 20世纪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比较视野 》
摘要：在日本真正具有学术意义和比较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始于竹内好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继竹内好之后，关于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起来，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 文章 涉及这一论题，进入八九十年代这一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真正具有一定理论建树和思想深度的研究并不多见。而相比之下，伊藤虎丸的研究以其宏阔的思维视界和独到的理论深度表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
关键词：20世纪日本;中日现代文学研究;比较视野
中图分类号：I0-0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24-0116-02
一
中国与日本自古以来特殊的 文化 关系和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紧张的民族矛盾，使日本人在打量现代中国和中国文学时，就特别关注中日之间的文化、文学关系，比较早的像井东宪的《中华民国的新文艺——与日本文艺的关系》(《都新闻》，1929.2.13-15)、泽村幸夫的《支那小说家的日本女性观——从张资平的作品谈起》(《东洋》34—6.1931.6)、中村光夫《鲁迅与二叶亭》(《文艺》，1936.6，收入《文艺读本·鲁迅》)、山东赋夫在《读卖新闻》(1936年10月22—25日)上发表的《鲁迅与我国文坛》等都显示了关注中国和日本文学关系的新视角。不过，在日本真正具有学术意义和比较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无疑是始于竹内好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
纵观竹内好的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始终内含着比较的视角。他从鲁迅那里，竹内好找到了自我反省和批判的契机，并由此展开对亚洲的近代化问题的思考。他说：“我看到，鲁迅以身相拼隐忍着我所感到的恐惧。更准确地说，从鲁迅的抵抗中，我得到了理解自己那种心情的线索。从此，我开始了对抵抗的思考。如果有人问我抵抗是什么，我只能回答说，就是鲁迅所拥有的那种东西。并且，那种东西在日本是不存在的，或者即使存在也很少。”也正是“从这一基本判断入手”，竹内“形成了对日本的近代与中国的近代的比较性思考”。[1]他的目的并不是停留在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本身，而是以此为“镜子”，系统地对鲁迅所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分析,同时解剖与中国同属一个文化范畴的日本民族的文学及思想性，转而对日本的近代主义无情地加以鞭挞和批判。以此思想为基点，构筑了他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并以这一发展模式和价值取向从事其研究活动。比如竹内好强调鲁迅以文学启蒙国民精神的思想，肯定他通过“抵抗”，主体性地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与文化的“拿来主义”，据之以批判缺乏“抵抗”的“转向型”的日本近代化，实质上是把鲁迅研究纳入日本现实社会的批判之中，以鲁迅为媒介或参照展开自我反省与批判。对于他来说，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化亦即中国革命，使得对于近代日本进行批判成为可能。在他那里，亚洲首先就是中国。竹内经常说中国通过彻底否定传统而再生于现代，也就是通过“回心”而创造出新的自我。在这一意义上，竹内好得出了中国走的是不同于欧洲的近代化之路的结论。并主张通过现代中国这个媒介实现自我否定，这就是鲁迅所说的那种窃得别人的火烧自己的肉的行为，以促成新的文化自我形成。所以，丸山升认为，竹内好的中国论，比起论述中国本身来更倾向于论述和批评日本、日本文化、社会的“近代主义”。他指出：鲁迅之于竹内好，是“体现实现了与日本‘近代’不同性质近代中国之特征的文学家、思想家，他自身便是对日本近代的批判和镜子。竹内塑造的这种鲁迅像，之所以在战后不久的日本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便是因为很多日本人开始回顾给日本带来那场战争的‘近代’究竟是什么，认真思考未能阻止那场战争的一方弱点是什么;而反过来，则对经过那场战争而作为新中国再生的中国抱有惊诧和敬意。竹内的鲁迅像正是抓住了这些日本人的心。”[2]
二
继竹内好之后，关于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起来。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章涉及这一论题，如武田泰淳的《中国小说与日本小说》(《文学》，第18卷10期，1950年10月),冈崎秀夫《中国作家与日本：关于郁达夫》(《文学》，第21卷9期，1953年8月)、丸山升的《鲁迅与厨川白村》(《鲁迅研究》19期，1957年12月)等。到了70年代上述论题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和细化，如今村与志雄的《鲁迅与日本文学》(《鲁迅与传统》日本劲 草书 房，1967年)、斋藤敏雄的《福本主义对李初梨的影响》(《野草》第19期，1975年6月)、小泉让《鲁迅和内山完造》(讲谈社，1979年)等。这些文章和论著都注意到了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及日本文学的关系问题，但是，基本上还停留在现象的描述和事实的求证上，像今村与志雄《鲁迅与日本文学》，直接把鲁迅与日本文学联系在一起，由鲁迅的留日经历来推断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他认为，文学家鲁迅的形成，受到过日本近代文化的影响，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他借助从1906年秋季以后就和鲁迅同在日本 留学 ，起居相守，又同是悉心文学的胞弟周作人在鲁迅去世后写的回忆，来证明鲁迅在漱石以外，对于日本文学并无兴趣。但事实上，鲁迅虽然没有对日本文学表示关心，但是，并不意味着鲁迅没有选择日本文学作为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的手段与工具。鲁迅一生翻译了相当一部分日本作品，据统计大约有六十五篇之多，像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夏目漱石的《挂幅》等。然而关于这一点，并没有引起今村与志雄的关注。
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不仅数量多，而且探讨的问题更加广泛，但是，真正具有一定理论建树和思想深度的研究并不多见。这个时期的研究视野从以下的文章题目中可以显示出来。像冈田英弘的《爱日本的中国人——陶晶孙的生涯和郭沫若》(《中央公论》95卷15期，1980年12月)、福田范正的《周扬和日本普罗文学运动》(《野草》第40期，1987年9月)、新谷秀明的《巴金和石川三四郎》(《野草》第54期，1994年8月)、小谷一郎的《日中近代文学交流史中的田汉—田汉和同时代日本作家的往来》(《中国文化》第55期，1997年)等。除了上述的论文外，1991年日本东方书店出版了由山田敬三和吕元明编著的《十五年战争与文学——日中近代文学的比较研究》，收辑了中日两国学者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日战争期间的中日文坛、在华反战文学、沦陷区文学和抗战文学，以及中日文学交流等,显示出强烈的“比较”意识和全面揭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企图。像冈野辰之的《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从和歌、俳句、私小说、文艺科学论和新村运动等几个方面，意欲全面地描述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然而，它所作的概述显得过于浅显和简单，并未能将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的复杂而矛盾的关系深刻地揭示出来。而相比之下，伊藤虎丸的研究以其宏阔的思维视界和独到的理论深度表现出与上述研究不同的个性特征。
三
伊藤虎丸是日本战败后，经历了民族的历史性深刻反省思潮的洗礼，并在这一思潮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竹内好的深刻影响下，走上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路。伊藤虎丸的研究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注重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无论是鲁迅研究，还是创造社研究，他都将他们与日本文学联系起来展开思考，从而构成了他的比较视角。诸如《早期鲁迅对尼采的理解与明治文学》(1979年)、《鲁迅与日本人》(1983年)、《在“脱亚论”与“亚洲主义”的中间——日中近代比较文化论序言》(1994年)等，这些论著主要体现了两个特点。
第一，视野宏阔、思想深刻。伊藤虎丸注重在大的历史背景下，以中国现代文学为媒介思考日本近代化和民族命运，就是孙玉石所说的“大文化比较的视角”。孙玉石指出：伊藤“他习惯于从大的历史背景，从整个亚洲国家民族命运的视野，来思考中国现代文学所可能提供的历史的启示”[3]。在他的《鲁迅与终末论》、《鲁迅与日本人》等书中，在他的许多学术论文中，都在大文化比较的视角上，阐发了自己关于日本近代民族命运的思考。伊藤虎丸强调了采取比较的 方法 对于认识各民族的“文化”的意义，他说：“各个民族都有这样的‘文化’。它是只有用‘比较’的方法才能认识到的”[4]。其内在包涵着竹内好的“比较性思考”的精神，不过，相对而言，竹内主要把鲁迅和中国作为内在的否定性的“精神”存在或参照坐标，当然这也是伊藤虎丸的思想基点和最终归宿，但他主要是在同时代的文化选择差异性的思想史的意义上使用了比较的方法。而且，他突破了竹内好否定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的论断，在日本明治和大正时期的思想语境中和文化空间里考察鲁迅、创造社同人与日本文学以及西方文化的复杂关系。
第二，方法独特、角度新巧。与上述特点紧密相连，不是一对一地具体考证中日作家或中日文学作品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或进行平行研究，而是将鲁迅及创造社等留日作家纳入日本近代思想史的语境中，考察和梳理留日作家与西方文化及日本文学关系。一方面从日本思想界变化的历史轨迹中，在与日本的同时代关系中考察和把握鲁迅和创造社作家与日本文学的精神联系，比如考察鲁迅对尼采思想的接受与日本在接受上的差异;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把鲁迅与石川啄木、斋藤野人、内村鉴三等人进行同时代性思考;在科学主义方面，将鲁迅与福泽谕吉展开同时代性探讨。另一方面对非同时代的鲁迅和创造社进行“非同时性”的思考，比较和检视处在明治和大正不同时期的中国留日作家与日本文学的精神联系和他们之间的差异。这种在复杂的语境中的“同时代性”和“非同时代性”的多重比较，使日中文学关系的研究充满了深刻的思想张力。
参考文献：
[1][日]竹内好著.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96.
[2][日]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M].王俊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46-347.
[3][日]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序[M].孙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
[4][日]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M].孙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6.
《 日本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
摘 要：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前半期，以英国、法国、德国为中心在欧洲各地而兴起的一股革新思潮。这是欧洲资产阶级企图摆脱封建秩序和封建统治的运动在文学上的具体体现。在其影响之下，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也在约一个世纪之后兴起了。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虽不像欧洲浪漫主义那般声势浩大，但也对日本文坛以及日本文学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日本浪漫主义 背景 理论 作家 评价
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产生于18世纪末的英德两国，继而影响法国，席卷欧洲大陆。而这一时期的日本，由于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彻底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另外受西方文明刺激的影响，人们的自我意识觉醒，开始追求自我确立与自我解放。一批青年作家开始追求与以往的文学所不同的创作风格，使明治时期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一度在日本文坛上占据半壁江山。
一、时代背景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取得成功，日本社会极力要求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另外在西方浪漫主义和文化的刺激影响之下，日本人开始超越理性，注重关心自己的内心和情感，促进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于是自由且大胆地表达感情的感想、诗歌、评论等一些文体占据了日本文坛的半壁江山，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之下浪漫主义文学在日本也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 理论表现
日本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深受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对于人的崇拜代替了对于神的崇拜，开始重视人的力量，将人处于整个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 宣扬人格的平等和自由、主张恢复人性、尊重人权、张扬人性爱。但是， 这种思想的变革， 与根深蒂固的封建保守势力发生激烈的冲突，文化上的开放与保守、民主与专制、 自由与禁锢两种思想的对立大大加剧。正是这种矛盾思想的激烈碰撞才使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拥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即：主张情感至上，追求人的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追求个人自由，推崇人的内部生命。
三、代表作家及作品
根据时间先后可将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分为3个时期： 第一期是以北村透谷、 岛崎藤村的《文学界》为中心; 第二期是以与谢野铁干、与谢野晶子、薄田泣堇、蒲原有明、泉镜花等人的《明星》为阵地;第三期是北原白秋、吉井勇、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人的唯美主义、颓废文学。①
森鸥外是开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的先觉者，他的代表作《舞姬》、《泡沫记》、《信使》构成了他留德的青春爱恋的纪念三部曲。
(一)第一期代表作家及作品
如果说森鸥外开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的话，那么真正成为浪漫主义主导力量的是于1893年1月创刊的《文学界》杂志及其周围的年轻一代。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是北村透谷的评论、?口一叶的小说和岛崎藤村的诗歌。
北村透谷主要作品是长诗《楚囚之诗》和《蓬莱曲》等。但是北村透谷更加重要的史学价值体现于文化性评论方面，从1892年起陆续发表《厌世诗家和女性》、《何谓干预人生》、《内部生命论》等文章，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厌世诗家与女性》。这是他通过自己的实际感受和体验以伦理化的形式表达出来的结果，文中大胆地提出了“ 恋爱乃人生之妙药”这一具有划时代精神的主张。
岛崎藤村的《嫩菜集》等诗作，打碎了固有形式的桎梏，巧妙地把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表现手法和日本民族的传统表现形式糅合在一起;其内容摆脱了封建思想道德的束缚，热烈追求个性的解放和美好的生活，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奔放的浪漫情绪，开拓了前期浪漫主义文学。②
?口一叶是一位慧星一般的才女作家，一叶虽非《文学界》同人作家，却有许多传之后世的名作刊于《文学界》。其代表作品有《大年夜》、《青梅竹马》等。(二)第二期代表作家及作品
这个时期最伟大的天才是与谢野铁干的妻子与谢野晶子。她出版的第一部短歌集《乱发》是一部大胆而直率倾吐感观性与歌颂奔放的本能和主情的爱欲的诗集。反映了诗人对因袭封建旧道德的一种反抗，让人们感受到她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新时代女性。
在文学史上，泉镜花的小说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在他的一生中大约创作了300多篇小说，都具有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非常著名的代表作有《高野圣僧》、《照叶狂言》、《妇系图》和《和歌灯》等一系列优秀作品。
这个时期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高山樗牛，他是一位著名且受人欢迎的评论家。他的主要作品有《论美的生活》、《 日本民族的特性和文学美术》、《爱情剧是不是梦幻剧》等等。其中，在同时代文学评论中最有影响的是《论美的生活》，从“生命重于身体、身体重于衣物”的立场出发，讽刺了那些汲汲于金钱、权势的人，“以人造之物制自然之物” 的时代弊端，重视“尔等内心的王国”，鼓励人们去大胆追求内心生活的幸福。
(三)第三期新浪漫主义作家作品
新浪漫主义以“牧羊神会”为主流，《昴星》、《屋上庭园》、《三田文学》、《新思潮》等是其主流文学。主要代表人物有北原白秋、木下?太郎、吉井勇、长田秀雄等“牧羊神会”的中心成员，高村光太郎、谷崎润一郎、永井荷风等人在文学思想上与之共鸣。这些作家摆脱了此前浪漫主义的影响，迎合唯美主义的思潮，用华丽的笔墨和丰富的词汇，凭感觉创作出了充满异国情调和肉欲主义的作品。
三、思潮评价
日本浪漫主义虽不像欧洲浪漫主义那般声势浩大，但也在日本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一度占据日本文坛的半壁江山，对日本人的思想、日本文学、文化、艺术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先，它主张恢复人性和尊重人权，将“人”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并自始至终和封建主义作着斗争，促进了日本社会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次，在文学创作上主张把人性和自我尊严作为文学的源泉或出发点，打破了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是继启蒙运动以来又一次在文学上的解放。再次，日本浪漫主义将日本古典的浪漫主义与西欧浪漫主义加以吸收发展，从而在构建日本的近代文化方面具有深远而伟大的意义。最后，浪漫主义主张个人的自由，赞美恋爱，使人们大胆地追求独特而自由的艺术创作，超越自然，解放艺术，因此在艺术史上都具有深远影响。
但是，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也具有局限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软弱性和妥协性
它从一开始发展就面临着重重阻碍，自始至终都不如欧洲浪漫主义那般声势浩大。另一方面，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造成了封建思想在市民社会中的长期残留，极大地阻碍了浪漫主义追求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步伐。
(二)创作主张具有不确定性
日本浪漫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在与拟古典主义和自然主义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没有自身独立的发展时期。另外，浪漫主义作家内部围绕着文学创作的使命、文学的社会责任、文学的国民性、文学的民族性、文学与国家、文学与个人等问题进行论争，创作主张十分不确定。
(三)理论缺乏系统性
北村透谷、岛崎藤村、与谢野晶子、高山樗牛等人的创作虽然使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具有了开创新文学时代的个性鲜明的批评家、文学思想家的桂冠， 但却没有形成一个观点明确、前后一致、系统而又有说服力的文学理论体系。
注释
① 肖霞.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及特征[J].外国文学，2003(7).
②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外语 教育 出版社，2006：149.
参考文献
[1]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49.
[2] 林洪亮.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及其代表作家[A]//外国历史大事集?近代部分(第三分册)[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
[3] 王庆生.文艺创作知识辞典[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
有关浅谈日本文学论文开题报告推荐：
1. 汉语言文学论文开题报告
2. 日语开题报告范文 日语论文
3. 汉语言文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4. 关于汉语言文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5. 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6. 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7. 中文系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题目 李清照诗词中的豪情与柔情 中文摘要宋代的女词人李清照,她的作品记录着自己和周围的世界，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认为李清照的词风婉约兼豪情,一追求爱情 体现女人真挚缠绵的柔情 ；二南渡及丧夫之痛，孤苦飘零的切身感受反映出国恨家仇的悲痛。关键词： 柔情 豪情在中国历史上李清照是个奇迹，她以一部《漱玉词》跻身于群星璀璨的宋代词坛。对于李清照的艺术才华，词的艺术风格和卓越成就。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一道靓丽的风景。词分为两种：一种是婉约，一种是豪放。我读诗词喜欢先了解作者，有人写东西追求华丽的词句，比之我更喜欢那些不拘形式、表达内心思想、情溢语出的诗人。李清照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情诗人,诗词中有女人特有的柔情与豪情。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山东人,嫁于官宦之家。在这一个安逸舒适的环境下生活的李清照闺中少女和初为人妇，是李清照一生中最幸福的生活阶段。此段时期李清照的词风大多向往追求美好爱情和婚后幸福生活的。“靖康之难”改变了宋朝的历史，同时也改变了文人的命运。此时的李清照也经历了国破、家亡、丧夫的命运,词风也为之一变，多为抑郁低沉的。一 少女时期，聪明活泼向往爱情李清照父亲乃北宋“后四学士”之一，母亲也善长诗文。在这一个环境长大的李清照，从小就表现出对诗词极大的兴趣，还是攀坐在父亲膝头的年龄的她，上百首古诗就已能琅琅上口，到了少女时期，闲来没事吟诗作画，与好朋友把酒欢歌。与人共享欢乐，像是说与别人听，也为自己以后再度品位，便用笔记下了这闲逸的趣事：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这是情浓时，唱出的一首欢快之歌，卧舟河塘，畅饮溪边凉亭，后醉迷归路,情景交融。隐约听到在这首词里，李清照那爽朗的笑声，飘荡了千年。什么有趣的事，这么好笑呢？听她在回忆：在溪边凉亭里与人饮酒，一直到傍晚，迷迷的醉了，是酒醉人？还是景醉人？还是人自醉？可笑到最后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了。既然找不到路，那一定是走错了路。果然是，兴尽时已经很晚了，于是乘船归去。但因荷花开的正弄，越走越深，迷了出路。赶紧划船抢渡，不料早已栖息的鸥鹭，被划船声惊醒，叫着飞起一片。每读到此处，似乎总能听到她对鸥鹭抱歉的笑。李清照那活泼的天性跃然纸上。不过试想在那个年代的女人是被封建社会的礼数束缚的，像李清照那样大家闺秀的千金，竟然能泛舟于外，兴尽才归，而且还与人把酒欢歌。可见李清照对当时社会无言的抗拒，对追求自由的向往。（一）追求爱情 展示女人独有的丰富细腻的柔情在那个封建社会中，女人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心理和行为深受压抑，他们都不敢展示自己的生命追求。但李清照却描写了对爱情的憧憬：“和羞走，依们回首，却把青梅嗅。”［1］《点绛唇》）她写爱情矜持羞涩：“锈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衬相思，眼波才动被人猜。一面风情深有韵，半笺娇恨寄幽怀，月移花影约重来。”［2］《浣溪纱》她写伉俪小别的相思离愁：“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确上心头。”［3］（《一剪梅》）这些词,慢怀至情,自然率真,体现出女性纯真细腻的灵光。通过咏花来赞美自我形象和人格精神 纵观李清照的所有咏花词可以发现，她吟颂最多的是梅花、银杏、桂花、和菊花，委婉含蓄的表达出女人感情的细腻。 中国人历来喜欢傲霜斗雪、凌寒怒放的梅花，称它为“花魁”，名在“岁寒三友”“花中四君子”之列。绝俗的精神气质，李清照不仅突出它们与众不同的颜色、姿态，更注重挖掘它们的精神意蕴。桂花正是因为具有平和淡泊，隐迹留香的精神气质，赢得了李清照的青睐，不仅如此，李清照还在它身上看到了魏晋名士的风流气度。梅更是词人最爱《渔家傲·雪里已知春信至》《满庭·小阁藏春》等都是泳梅杰作。“莫恨香消雪减，须信道、扫迹情留。难言处，良宵淡月，疏影尚风流。“（《满庭芳》）梅花这种淡雅高洁、冷峻清幽的风韵正是词人芳洁自爱的精神品质。在这些作品中，李清照以花自喻，表现出她对超俗逸尘、高洁自恃、孤芳自赏的人格追求，使其突破了一般闺阁女子的卑弱性格具有了名人雅士的千古风流。李清照的词在某程度上就是她自己的心路历程的记录，对自我形象的描写是其重要的内容，更多时侯是通过咏花委婉含蓄的表达出来的。“容华淡伫，绰约俱见天真。待得群花过后，一番风露晓妆新。娇娆艳态，妒风笑月，长歹带东君。”这首《庆清朝慢》通过对菊花的颜色、形态、和品质的赞美，来表现词人对自我超群绝伦的芳姿的欣赏。在《减字木兰花》中更可以看出词人对自己美好面貌的赞美，“卖花担上。买的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狠”。这是多么美丽的花啊！含苞待放。词的下句却又写出“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原来写花是为了烘托，突出自己的容颜之美，如果不是对自己的容貌有充分的自信，如果不是对自己的容貌充满珍爱，谁敢让郎“比并看”呢？二 初为人妇，袒露自己爱情体验和真挚缠绵的柔情李清照的婚姻在古代是少有的幸福婚姻,甚至可以用有情人终成眷属来概括。不过她的爱情有很大的局限性，她只爱她的丈夫，而没有像现当代的女性主义者一样超越一切去爱。然而，在李清照这里已经足够了。女词人毕竟是从小生长在诗书礼仪的氛围中，又嫁与高官显贵之家。（一）、与夫谈诗鉴石 李清照的丈夫曾做了一个梦，梦中说：“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⑦他的父亲认为他要娶词女为妇。婚后二人果然情深意切，志趣相投，作诗、斗茶、猜书的生活细节，传为一时佳话。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中描写了那段幸福生活：“李清照说自己记性强，每当饭后，坐在书房归来堂，泡上茶，指这图书史料说：，某件事记在某一本书，第几卷、第几页、第几行，以说的对错决胜负，胜了先饮茶。每当说对了就举杯大笑，以至与茶水倾倒在怀中里。有时夫妻俩也谈论诗文。赵明诚说道：“我就喜欢你那些‘惊起一滩鸥鸳’，‘夹衫乍著心情好’，‘梨花犹谢恐难禁’一类句子。这样的夫妻生活估计连现代人都要羡慕了。赵明诚特别喜欢金石，在攻读经史之外，对于彝器、书帖、字画，每件都刻意搜求。婚后李清照对于金石学也有了浓厚的兴趣，帮助丈夫考证、鉴别。夫妻之间的感情也愈来愈深，赵明诚在大学读书，每月才请假回来两次，尽管同在一个城中，李清照仍觉得如隔千里，半月一次的相逢，也当做一年一度的七夕。这天是上元佳节，正好也是赵明诚回家的日子，赵明诚刚在书房中坐定，丫环来报，有一位大学来的青年公子求见。当那公子走进书房，但见他头戴绣花儒巾，身着湖色棉袍，眉清目秀，风度翩翩。赵明诚连忙来问尊姓大名。那书生举止潇洒，说道：“小生与兄素有同窗之谊。半月不见，吾兄为何如此健忘？”赵明诚醒过神来，不觉哈哈大笑，一把扯过女扮男装的妻子。吃过午饭后，男装的李清照带着丫环，随着赵明诚穿街过巷，游大相国寺，在小吃铺里，赵明诚专拣而李清照见也没有见过的小吃，让李清照都尝一点，然后又在流浪艺人的担子上买了些小泥人之类的玩物。大家闺秀出身的李清照第一次走上街头，自然是格外新奇，格外快活。岁月就这样无忧无虑地过去了。（二）、赠诗与夫 盼君早归光阴荏苒，在一个秋风萧瑟，桂子飘香的时节，赵明诚得到友人的书信，约他到泰山，李清照无法随他一起去泰山，就帮招抚打点行囊，为丈夫饯行。李清照为赵明诚写了一首送别诗《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占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⑧ 如果不是一个十分钟情与丈夫的女子，她怎么有一会皱眉头，一会儿伤心，放不下，丢不掉的感情呢？没有这样的感情，也难以写出这样质朴儿动人的文字。诚然，赵明诚读了此词，就无心登泰山、访古碑了，游玩的心思减去一半；人虽离家愈来愈远，心却愈来愈近，身还未到泰山，心却早已在计算归期了。夫妻之情跃然纸上。（三）对红颜易逝的伤感越是美好的东西越容易失去,花的凋零何其神速.人们在花上看到了自己的青春美貌,也感悟到了青春美貌的短暂和脆弱.李清照虽是个才女,青春美貌仍然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诗中有意无意的透露出对容颜易失的伤怀。这里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⑤表现出女词人对花的怜惜，对青春的悼惜。青春，还有爱情都像花一样美好，也像花一样难经风雨的无情摧残。那无限凄凉的叹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⑥可看出此时花 的香消玉殉，是怎样深切地触动了女词人内心深处的。把女人的那种心底的柔情挥洒的淋漓尽致。 三 南渡逃难，感世伤怀以及俊爽开朗的豪迈赵明诚与李清照结婚二十六年来，政局一直处在急剧的变化和动荡之中。丈夫赵明诚途中又病逝，只剩李清照孤身一人，后又经历再婚又离婚，晚景格外的凄凉。因此，李清照不仅经历了国破家亡之痛，颠沛流离之苦，更有永失爱侣之悲。其词风也为之一转，尽显沧桑。 “靖康之变”结束了北宋王朝，同时也改变了李清照平静幸福的贵妇生活。李清照虽然有比同时代女性较为宽松的生活环境,甚至身上带有一些士大夫气,却无法完全超越自己的角色。她的个人生活毕竟和那个苦难时代紧密联接在一起，此时的情况已不可避免地渗透了国破家亡的沉重悲哀，渗透了忧国怀乡的痛苦思绪。她以自己细腻敏感的视角，深刻地感知和记录了离乱中的人们的情感波动和心灵创伤，间接反映了时代苦难。《武陵春》一词：“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是啊，在李清照的人生舴艋舟上，曾经载过多少忧愁。没有李清照的身世，就没有李清照的作品，《武陵春》如此，《声声慢》也不例外：“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宇了得。我们读这首词，仿佛看到一个哀怜无告的老妇人，在暗淡的屋子里，若有所失地寻觅什么东西，又恍恍然地隔窗怅望。她看到南去的雁字、枯萎的黄花，更引起了伤心事：早年思妇的感伤曾使她像“西风”中的黄花般的消瘦，如今国破家亡生离死别的种种折磨，更使得她像堆积满地的黄花一样，憔悴不堪了。窗外的秋雨落在梧桐上，点点滴滴下个不停。这种凄凉的境况叫她怎么禁受得了呢?如此层层递进，写出了作者的“推愁不去还相觅”(《老学庵笔记》卷八)的悲戚心境和恍惚神情。这就是连下十四叠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真正艺术效果。李清照之所以能够写出这个“黑”字，除了出类拔萃的文笔外，主要地还是她有深切的生活感受。从少妇起，她就常常与丈夫分离，以至46岁上死了丈夫，自己成了老妇。三四十年来，她不知孤独地渡过了多少个黄昏和黑夜。她对“黑”字有自己独特的感受。这个字含蓄而准确地表达出作者大半生所受的煎熬。同时，“黑”字还很自然地领出了下面的“愁”字。“怎一个愁字了得”，概括了我国这一中世纪女词人颠沛流离的一生。又是上元佳节，隔壁邻家的院子里传来阵阵的笛声，夹杂着江南水乡的莲歌渔唱，李清照掀帘走进屋内，只见条几上的古瓶里，斜插着几枝梅花，地上的火盆里炭火正旺。这些使李清照豁然想到三十几年前的新婚之夜，也是通红的炭火，也是清香的梅花。邻家的笛声停了，传来几个少女的说笑，李清照来到窗前向那边望去，只见三四个十六七岁的少女插着满头珠饰儿，戴着铺翠小冠儿，红妆艳裹，立在残雪的院子里，准备去看上元的花灯。三十多年前，中州盛日，汴京街头，在她们这样年龄，她也曾换了男装，和丈夫一道去观灯夜游的，李清照想得呆了。李清照转过身来，默默地从书架上取了赵明诚的手稿，放在书案上，恋恋地抚摸着那经自己补充誊录的赵明诚手稿，闭上眼睛，流下两行清泪。物事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在丈夫去世后的日子里，李清照的爱情与希望跟着死去，她多么渴望在九泉之下追到赵明诚，然而她还必须活着。她把哀怨而失神的目光投射在床头一卷卷书册上，一个意念愈来愈鲜明地在心头升起，为赵明诚整理他所写的有关为金石彝器考证文章，因为这些金石彝器是“夫妇”两人二十九年来共同欢乐的源泉。“生当作人杰，死已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⑨《思项羽》表现出李清照对不屈不挠的英雄气节的热情讴歌。风格刚健，格调豪壮。“南渡衣冠思王导，北来消息少刘馄。”的诗句反映出她忧国忧民的情怀。当然李清照在宋朝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下的观察人生和社会的方式，必然具有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传统女性的自身和所处环境的审视，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敏感，深刻地感知和记录离乱中的人们特别是女性的情感波动和心灵创伤，间接反映了时代苦难。参考文献1、 古代文学家的艺术特质 中国文联出版社2、 刘艺《论李清照及其作品》中华书局3、 王秀思《漫谈李清照的词》中华书局4、 徐培钧《李清照》上海古籍出版社5、 胡国瑞《诗词赋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6、 褚斌杰《论李清照及其创作》中华书局文章摘自：
这句话来自于鲍令晖的《丹阳孟珠歌》。
朝代：南朝
全文：
阳春二三月，草与水同色。
攀条摘香花，言是欢气息。
意思：二月三月里阳气兴盛的春天，草和水的颜色一样都是绿色。
阳春：阳气兴盛的春天，温暖的春天。二三月：农历二三月。草与水同色：都呈现绿色也。
扩展资料
作者简介：
鲍令晖，南朝女文学家，东海（今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南桥镇）人，是著名文学家鲍照之妹，出身贫寒，但能诗文。鲍令晖是南朝宋、齐两代唯一留下著作的女文学家。曾有《香茗赋集》传世，今已散佚。另有留传下来：《拟青青河畔草》、《客从远方来》、《古意赠今人》、《代葛沙门妻郭小玉诗》等。
试析杜甫诗歌“诗史”性论文
现如今，大家都经常看到论文的身影吧，论文可以推广经验，交流认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论文很难写吧，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试析杜甫诗歌“诗史”性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论文关键词：
诗史说杜甫诗孟荣宋祁胡宗愈
论文摘要：
孟荣首先提出杜甫诗歌是“诗史”的观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全面反映杜甫此时的生活，也表现了杜甫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诗史”。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杜甫诗歌“诗史”观在北宋中期基本建立。
杜甫诗歌一向称为“诗史”，而杜甫的什么诗是“诗史”，却众说纷纭。因此，追溯杜甫诗歌“诗史”说之源就尤其必要。用“诗史”称杜甫诗歌始于晚唐孟架，改于北宋宋祁，成于北宋胡宗愈。孟桨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是“诗史”，这些诗全面表现了杜甫此时的生活，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宋祁认为，杜甫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孟架规定“诗史”的乱离背景，宋祁限定“诗史”的律诗体裁，胡宗愈扬弃两家，揭示“诗史”的内涵，至此，杜甫诗歌“诗史”说基本建立。
“诗史”最初是两个词，分别指前人的诗歌创作和历史记载，不是一个词，不指杜甫诗歌。《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
作为一个词而指杜甫的诗歌，始于孟架。孟架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据现有文献，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始于孟架o马茂元说:“把杜诗称为诗史，最早见于晚唐孟桨的《本事》。”“从‘当时号为诗史’这句话看来，诗史这个名词好像是在杜甫时代已经存在了，—纵使不在杜甫时代，也应该在孟桨以前。可是就我们能够看到的唐代的记载中，除了《本事诗》外，却没有其他的地方提到诗史。”
孟桨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并不是指杜甫所有的诗歌是“诗史”，而是指杜甫的部分诗歌。孟桨认为，杜甫遭遇安史动乱，流落陇、蜀，此时所写的诗歌才是“诗史”，其他时间、其他地方所写诗歌不是“诗史”。“诗史”的写作背景是逢安史之难且流离陇、蜀，也就是说，安史之乱以外的诗歌不是“诗史”，就是安史之乱期间却不是在流离陇、蜀时写的诗歌也不是“诗史”。孟桨的“诗史”说严格地限定了杜甫诗歌的范围。
孟桨严格限定“诗史”作品写作背景，又明确规定其内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诗歌全面反映了他遭遇安史动乱，流离陇、蜀的生活，抒写了他的感情，没有什么大事遗漏。“诗史”是杜甫动难时代痛苦生活的全面表现，也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通过他的诗歌还可以了解他的时代。例如《秦州杂诗》、《月夜忆舍弟》、《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送路六侍御人朝》、《将赴成都草堂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等，不仅反映了杜甫个人在安史之乱中流离陇、蜀的苦难生活和感情，也表现了当时社会的动乱。写于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杜甫诗歌表现了杜甫自己，也折射那个时代，这样的诗歌才是“诗史”。
按照孟桨的“诗史”说，杜甫许多诗歌都不“诗史”。例如安史之乱爆发前的诗《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在长安所写的诗《悲陈陶》、《哀江头》、《曲江二首》，在解州所写的诗《北征》、《羌村三首》，在洛阳所写的诗《洗兵马))，由洛阳途经渔关赴华州所写的诗《新安吏》、《石壕吏》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还有安史之乱平息后所写的诗《释闷》、《天边行》、《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草堂》、《题桃树》、《登楼》、《宿府))、《忆昔二首》、《三绝句》、《昔游》等等，甚至还有寓居成都时所写的诗《蜀相))、《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南邻》、《狂夫》、《江村》、《野老》、《恨别》、《客至》、《绝句漫兴九首》、《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这些诗很多是当代学者视为“诗史”的典型作品。《北征》“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与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淹关吏》、《新婚别》等“三吏”、“三别”是杜甫在乾元元年冬“由洛阳经过撞关，赴华州任所，途中就其所见所闻。”《三绝句》“有高度现实主义精神，可以说是绝句中的‘三吏’、‘三别’。”这样的诗不是杜甫逢安史之乱、流离陇、蜀之时写的，自然不是孟桨所说的“诗史”。可是这些诗歌的“诗史”性质很浓。例如:“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二十一家同人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殿前兵马虽晓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磋”(《负薪行》)。“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坳哭秋原何处村?”(《白帝》)孟桨的“诗史”说不包括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所写的诗歌，范围何其狭小。
可是，孟桨“诗史”说强调杜甫诗歌首先是杜甫自己苦难遭遇和痛苦感情的表现，所以特别强调其写作的动乱时代背景和苦难的个人生活。孟桨对“诗史”说有不可磨灭的首创之功，他创造性地将“诗史”与杜甫诗歌联系在一起，赋予杜甫诗歌以全新的认识，也赋予“诗史”以全新的意义。孟桨为杜诗“诗史”说奠定了以安史动乱、苦难生活为背景的学说基础，当代杜诗“诗史”说基本沿着他的方向发展。例如，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说:“杜甫用他的诗，写了这场战争中的重要事件，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他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
因为其外延的问题，孟桨的“诗史”说到北宋中叶时被修改。修改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宋祁，一个是胡宗愈。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所有诗歌都是“诗史”。宋祁的修改从旧“诗史”说的背景限定走到体裁限定，胡宗愈取消一切限定，范围过大，没有突出安史动乱对于杜甫诗歌的意义。
宋祁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宋祁认为，杜甫诗歌“善陈时事”，格律精深，气魄宏大，是“诗史”。宋祁所谓的“诗史”是指杜甫律诗。宋祁把“诗史”的诗体规定为律诗，是一个创新。在宋祁之前，虽然大家称赞杜甫的律诗，却没有人将其与“诗史”联系起来。杜甫1400多首诗中，律诗约有910首，古诗414首，绝句127首。律诗所占比例重，而且成就高。元棋比较李白与杜甫，说:“余观其壮浪纵态、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棋应杜甫之孙杜嗣业之邀而作杜甫墓系铭，难免有溢美之词。可是，刘响说“自后属文者，以棋论为是”。白居易《与元九书》也说:“至于贯穿今古，貌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可以肯定，从元棋到刘响，杜甫的律诗一直得到好评。元棋、刘响他们高度评价杜甫律诗多是肯定其对仗、声律等的艺术技巧，而少有把杜甫律诗与反映现实联系起来。与此不同，说到杜甫的古诗时，元镇、白居易往往称赞其即事名篇，反映现实的特点。元棋《乐府古题序》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赞杜甫律诗之尽工尽善，不及其内容;赞杜甫古诗之即事名篇，少谈其艺术。中唐对杜甫的两种体裁的诗的称赞各有侧重。
可是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陈时事”。杜甫“善陈时事”的律诗，其“善”有二，一是“律切精深”，二是“至千言不少衰”。这是对杜甫律诗的新认识，更是对“诗史”说的新解释。所谓“律切精深”，是指对仗工整，声律和谐。以七言律诗为例，《曲江二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阁夜》、《登高》、《又呈吴郎》等，对仗十分精工、声律非常圆熟，己达到随心所欲，无所不能的化境。如“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二首》其二)。“穿花峡蝶深深见，点水蜻蜒款款飞”(《曲江二首》其二)、“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秋兴八首》其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自来自去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句，都能曲尽声律与对偶之美，精工典雅。“香稻啄徐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一联，“鹦鹉”与“凤凰”后置，平仄声律吻合，语言奇警，意象超忽，一箭双雕。所谓“至千言不少衰”，是指杜甫的排律结构严谨，气魄宏大。像《赠特进汝阳王十二韵》、《赠韦左济》、《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投赠歌舒开府翰二十韵》等，大都是二十韵的大篇，不仅格律严整，对仗精工，用典雍容，词藻典雅，而且结构紧，规模大，尤其是《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是百韵大篇，无与伦比。
总之，“杜甫在律诗上是个全才，无论五律、七律、排律等方面，都是唐代的第一作手，是集大成式的人物。”
无庸置疑，杜甫的律诗艺术精湛，而且有许多律诗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秦州杂诗二十首》既关切国家的时局和命运，又注人深刻的身世之感。《登岳阳楼》既写诗人即将老死时的处境，也写仍在战乱中的黎民百姓。《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写平定安史之乱的胜利消息，也写诗人夫妇的欣喜欲狂。《恨别》、《登楼》、《野望》、《蜀相》忧心时局，感啃身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与漂泊支离的身世之感水乳交融。如“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恨别》)、“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野望》)、“出身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等，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对时局变化的关注、对英雄人物的呼唤、对外族人侵者的憎恨及自己强烈的忧国之心，都做了尽情完美的表达。《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表现那已经走到了极端贫困的绝路人生，也表现国家与百姓的命运:“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宋祁之“诗史”说不可怀疑!“杜甫许多著名的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都是把自然景象和个人遭遇与时代灾难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在杜甫写景兼抒情的诗中，这种情、景、事的密切融合，非常丰富，多种多样，而且越到晚年，这方面的艺术成就越大，像五言律诗《客亭》、《江上》、《江汉》，七言律诗《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脍炙人口的名篇都是著名的例证。
但杜甫其他体裁的诗歌也具有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的特点，“三吏”、“三别”，《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兵车行》、《丽人行》，《羌村》等及时反映时局、战乱，不能将其排除在“诗史”之外。例如胡小石说《北征》:“就篇末数韵探之，知与天宝末年安禄山称兵、太子即位灵武、玄宗内禅有关;且预测将来玄肃父子之恩不终，封建伦常道之不足恃，于此宛转致其讽喻之旨。特词义简晦，不敢详陈。说《羌村》:“篇幅虽寥寥，而天宝末年之大乱，人民所受之苦痛，皆反映于字句中。非仅为一人发愤抒怀已也。
宋祁从诗体的角度确定“诗史”的范围，肯定了律诗的“诗史”价值，却忽视了古诗的“诗史”价值，顾此失彼，其问题比较严重。
胡宗愈针对孟、宋二家之说过于限制“诗史”范围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诗史”说，他说:“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
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全面表现他个人的生活和情感，他的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全见于诗;也折射出那个时代，读之可以知其世。所以，学士大夫认为是“诗史”。胡宗愈紧紧抓住杜甫诗歌内容的全面性、抒情性和社会性，是对孟柴“诗史’‘说的完美阐述。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的叙事与抒情融合，而且其出处、动息劳佚的经历，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的感情，不仅是其一己之私事、隐情，也是时事、民情的再现，因此意味深长，激动人心，耐人寻思，远非历史记载所能比拟，是具有艺术美的历史，赢得了“诗史”的称号。这种认识为当代学者接受。马茂元说:“在动乱时代里暴露出来的重大问题，都成为杜甫大部分的诗里的主要内容。他观察的范围之广，认识之深，并能以高度的艺术手腕把他观察、认识的所得在诗歌里卓越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这个原故，杜诗才获得了千百年来被人所公认的诗史的称号。”“杜甫诗反映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事迹和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渗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使人感到诗人的性情活跃在诗的字里行间。
胡宗愈对杜甫“诗史”的范围没有像孟茶和宋祁那样去机械规定，在他看来，所有杜甫的诗歌都表现了杜甫的生活，抒发了杜甫的感情，而且“读之可以知其世”，就都是“诗史”。不分体裁，也不限背景，其范围远比孟茶和宋祁的广。当代学者也不分诗体，马茂元就说杜甫的古诗和律诗一样:“他的诗，尤其是长篇的古体诗，‘多纪当时事’，里边却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同时他的写景兼抒情的诗(多半是近体诗)也经常联系时事。这两大类诗是他的诗集中最主要的部分，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有很大的比重;也就是这些诗千古传诵，感动无数后代的读者，使杜诗得到了诗史的称号。
但是胡宗愈的杜甫诗歌“诗史”说不特别限定写作背景，与现在的杜甫诗歌“诗史”说相距较大。现在的杜甫诗歌“诗史”说虽然不限诗歌的写作背景，但侧重安史动乱的背景意义，突出其对杜甫诗歌所烙印的乱离色彩。章培恒、骆玉明说，杜甫的诗歌是“乱离时世的悲歌”，“杜甫不只是一个时代的观察者、记录者，他本身的遭遇是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的”。
杜甫诗歌“诗史”说经孟茶提出，由于其对写作背景的过于狭窄的规定，杜甫一部分具有“诗史”性质的诗歌被排除在“诗史”之外;宋祁否定孟茶的“诗史”论，修改了“诗史”的范围，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胡宗愈既否定宋祁，也扬弃孟柴，提出新的“诗史”说。胡宗愈新的“诗史”观如果突出安史动乱对杜甫诗歌创作的意义，则十分完善。
拓展：
杜甫诗歌名句
1、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
2、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3、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4挽弓当挽强，用剑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前出塞九首》
5、朱门九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6、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
7、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春望》
8、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
9、昔闻洞庭湖，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
10、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登高》
11、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
12、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高》
13、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
14、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秋兴八首》
15、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抒怀》
16、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17、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四首（其三）》
18、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绝句二首（其一）》
19、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20、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
21、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
22、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赠化卿》
23、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24、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其一）》
25、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
26、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客至》
27、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
28、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蜀相》
29、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蜀相》
30、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夜忆舍弟》
31、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梦李白二首》
32、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梦李白二首》
33、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佳人》
34、万里尽征戍，烽火被冈峦。《垂老别》
35、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阳春二三月,草与水同色 出自晋·乐府古辞《盂珠》 全文很长.主要是描写春的楼上的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出自 南朝宋·谢灵运《入彭蠡湖口》
《聊斋志异之青娥》原文及译文 引导语：《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是中国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短篇小说集。下面是我为你带来的《聊斋志异之青娥》原文及译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原文】 霍桓字匡九，晋人也。父官县尉，早卒。遗生最幼，聪惠绝人，十一岁以神童入泮。而母过于爱惜，禁不令出庭户，年十三尚不能辨叔伯甥舅焉。 同里有武评事者，好道，入山不返。有女青娥，年十四，美异常伦。幼时窃读父书，慕何仙姑之为人，父既隐，立志不嫁，母无奈之。一日，生于门外瞥见之。童子虽无知，只觉爱之极，而不能言;直告母，使委禽焉。母知其不可故难之，生郁郁不自得。母恐拂儿意，遂托往来者致意武，果不谐。 生行思坐筹，无以为计。会有一道士在门，手握小镵长裁尺许，生借阅一过，问：“将何用?”答云：“此劚药之具，物虽微，坚石可入。”生未深信。道士即以斫墙上石，应手落如腐。生大异之，把玩不释于手，道士笑曰：“公子爱之，即以奉赠。”生大喜，酬之以钱，不受而去。持归，历试砖石，略无隔阂。顿念穴墙则美人可见，而不知其非法也。更定逾垣而出，直至武第，凡穴两重垣，始达中庭。见小厢中尚有灯火，伏窥之，则青娥卸晚装矣。少顷烛灭寂无声，穿墉入，女已熟眠。轻解双履，悄然登榻，又恐女郎惊觉，必遭呵逐，遂潜伏绣褶之侧，略闻香息，心愿窃慰。而半夜经营，疲殆颇甚，少一合眸，不觉睡去。女醒，闻鼻气休休，开目见穴隙亮入。大骇，暗中拔关轻出，敲窗唤家人妇，共爇火操杖以往。则见一总角书生酣眠绣榻，细审识为霍生。推之始觉，遽起，目灼灼如流星，似亦不大畏惧，但腼然不作一语。众指为贼，恐呵之。始出涕曰：“我非贼，实以爱娘子故，愿以近芳泽耳。”众又疑穴数重垣，非童子所能者。生出镵以言异，共试之，骇绝，讶为神授。将共告诸夫人，女俯首沉思，意似不以为可。众窥知女意，因曰：“此子声名门第，殊不辱玷。不如纵之使去，俾复求媒焉。诘旦，假盗以告夫人，如何也?”女不答。众乃促生行。生索镵，共笑曰：“騃儿童!犹不忘凶器耶?”生觑枕边，有凤钗一股。阴纳袖中。已为婢子所窥，急白之，女不言亦不怒。一媪拍颈曰：“莫道他騃，若意念乖绝也。”乃曳之，仍自窦中出。 既归，不敢实告母，但嘱母复媒致之。母不忍显拒，惟遍托媒氏，急为别觅良姻。青娥知之，中情皇急，阴使腹心者风示媪。媪悦，托媒往。会小婢漏泄前事，武夫人辱之，不胜恚愤。媒至，益触其怒，以杖画地，骂生并及其母。媒惧窜归，具述其状。生母亦怒曰：“不肖儿所为，我都懜懜。何遂以无礼相加!当交股时，何不将荡儿淫女一并杀却?”由是见其亲属，辄便披诉。女闻愧欲死，武夫人大悔，而不能禁之使勿言也。女阴使人婉致生母，且矢之以不他，其词悲切。母感之乃不复言，而论亲之媒，亦遂辍矣。 会秦中欧公宰是邑，见生文，深器之，时召入内署，极意优宠。一日问生：“婚乎?”答言：“未。”细诘之，对曰：“夙与故武评事女小有盟约，后以微嫌，遂致中寝。”问：“犹愿之否?”生腼然不言。公笑曰：“我当为子成之。”即委县尉教谕，纳币于武。夫人喜，婚乃定，逾岁娶女归。女入门，乃以镵掷地曰：“此寇盗物，可将去!”生笑曰：“勿忘媒约。”珍佩之，恒不去身。女为人温良寡默，一日三朝其母，余惟闭门寂坐，不甚留心家务。母或以吊庆他往，则事事经纪，罔不井井。年余生一子孟仙，一切委之乳保，似亦不甚顾惜。又四五年，忽谓生曰：“欢爱之缘，于兹八载。今离长会短，可将奈何!”生惊问之，即已默默，盛妆拜母，返身入室。追而诘之，则仰眠榻上而气绝矣。母子痛悼，购良材而葬之。母已衰迈，每每抱子思母，如摧肺肝，由是遘病，遂惫不起。逆害饮食，但思鱼羹，而近地则无，百里外始可购致。时厮骑皆被差遣，生性纯孝，急不可待，怀资独往，昼夜无停趾。返至山中，日已沉冥，两足跋骑，步不能咫。后一叟至，问曰：“足得毋泡乎?”生唯唯。叟便曳坐路隅，敲石取火，以纸裹药末熏生两足讫。试使行，不惟痛止，兼益矫健。感极申谢，叟问：“何事汲汲?”答以母病，因历道所由。叟问：“何不另娶?”答云：“未得佳者。”叟遥指山村曰：“此处有一佳人，倘能从我去，仆当为君作伐。”生辞以母病待鱼，姑不遑暇。叟乃拱手，约以异日入村但问老王，乃别而去。生归烹鱼献母，母略进，数日寻瘳。乃命仆马往寻叟，至旧处迷村所在。周章逾时，夕暾渐坠，山谷甚杂，又不可以极望。乃与仆上山头，以瞻里落;而山径崎岖，苦不可复骑，跋履而上，昧色笼烟矣。蹀躞四望，更无村落。方将下山，而归路已迷，心中燥火如烧。荒窜间，冥堕绝壁，幸数尺下有一线荒台，坠卧其上，阔仅容身，下视黑不见底。惧极不敢少动。又幸崖边皆生小树，约体如栏。 移时，见足傍有小洞口，心窃喜，以背着石，螬行而入。意稍稳，冀天明可以呼救。少顷，深处有光如星点。渐近之，约三四里许，忽睹廊舍，并无釭烛，而光明若昼。一丽人自房中出，视之则青娥也。见生，惊曰：“郎何能来?”生不暇陈，抱祛呜恻。女劝止之，问母及儿，生悉述苦况，女亦惨然。生曰：“卿死年余，此得无冥间耶?”女曰：“非也，此乃仙府。曩时非死，所瘗一竹杖耳。郎今来，仙缘有分也。”因导令朝父，则一修髯丈夫坐堂上，生趋拜。女曰：“霍郎来。”翁惊起，握手略道平素。曰：“婿来大好，分当留此。”生辞以母望，不能久留。翁曰：“我亦知之。但迟三数日，即亦何伤。”乃饵以肴酒，即令婢设榻于西堂，施锦裀焉。生既退，约女同榻寝，女却之曰：“此何处，可容狎亵?”生捉臂不舍。窗外婢子笑声嗤然，女益惭。方争拒间，翁入叱曰：“俗骨污吾洞府!宜即去!”生素负气，愧不能忍，作色曰：“儿女之情，人所不免，长者何当伺我?无难即去，但令女须便将去。”翁无辞，招女随之，启后户送之，赚生离门，父子阖扉去。回首峭壁镵岩，无少隙缝，只影茕茕，罔所归适。视天上斜月高揭，星斗已稀。怅怅良久，悲已而恨，面壁叫号，迄无应者。愤极，腰中出镵，凿石攻进，瞬息洞入三四尺许。隐隐闻人语曰：“孽障哉!”生奋力凿益急。忽洞底豁开二扉，推娥出曰：“可去，可去!”壁即复合。女怨曰：“既爱我为妇，岂有待丈人如此者?是何处老道士授汝凶器，将人缠混欲死?”生得女，意愿已慰，不复置辩，但忧路险难归。女折两枝，各跨其一即化为马，行且驶，俄顷至家。时失生已七日矣。初，生之与仆相失也，觅之不得，归而告母。母遣人穷搜山谷，并无踪绪。正忧惶所，闻子自归，欢喜承迎。举首见妇，几骇绝。生略述之，母益忻慰。女以形迹诡异，虑骇物听，求即播迁，母从之。异郡有别业，刻期徙往，人莫之知。 偕居十八年，生一女，适同邑李氏。后母寿终。女谓生曰：“吾家茅田中有雉抱八卵，其地可葬，汝父子扶榇归窆。儿已成立，宜即留守庐墓，无庸复来。”生从其言，葬后自返。月余孟仙往省之，而父母俱杳。问之老奴，则云：“赴葬未还。”心知其异，浩叹而已。 孟仙文名甚噪，而困于场屋，四旬不售。后以拔贡入北闱，遇同号生，年可十七八，神采俊逸，爱之。视其卷，注顺天廪生霍仲仙。瞪目大骇，因自道姓名。仲仙亦异之，便问乡贯，孟悉告之。仲仙喜曰：“弟赴都时，父嘱文场中如逢山右霍姓者，吾族也，宜与款接，今果然矣。顾何以名字相同如此?”孟仙因诘高、曾，并严、慈姓讳，已而惊曰：“是我父母也!”仲仙疑年齿之不类。孟仙曰：“我父母皆仙人，何可以貌信其年岁乎?”因述往迹，仲仙始信。 场后不暇休息，命驾同归。才到门，家人迎告，是夜失太翁及夫人所在。两人大惊。仲仙入而询诸妇，妇言：“昨夕尚共杯酒，母谓：‘汝夫妇少不更事。明日大哥来，吾无虑矣。’早旦入室，则阒无人类。”兄弟闻之，顿足悲哀。仲仙犹欲追觅，孟仙以为无益，乃止。是科仲领乡荐。以晋中祖墓所在，从兄而归。犹冀父母尚在人间，随在探访，而终无踪迹矣。异史氏曰：“钻穴眠榻，其意则痴;凿壁骂翁，其行则狂;仙人之撮合之者，惟欲以长生报其孝耳。然既混迹人间，狎生子女，则居而终焉，亦何不可?乃三十年而屡弃其子，抑独何哉?异已!” 【译文】 霍桓，字匡九，是山西人。父亲做过县尉，很早就死了。霍桓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聪明过人，十一岁时就考中了秀才，被人称为神童。然而霍桓的母亲对他过分爱惜，从不让他迈出家门，所以都十三岁了，还分不清叔伯、甥舅。同村有个姓武的评事，喜好道教，进山访道一去不返。武评事有个女儿名叫青娥，十四岁了，生得美貌无比。小时候偷看过父亲的书，非常羡慕何仙姑的为人。自从父亲进山修道后，她立志不嫁，母亲也拿她没有办法。 一天，霍桓在家门口看见青娥，尽管他还是个孩子不懂什么，但觉得非常喜欢她，只是表达不出来。回家后就告诉了母亲，让母亲托媒人去说亲。母亲知道青娥立志不嫁，觉得不好办，霍桓便整日闷闷不乐。母亲怕儿子不顺心会闷出病来，就托人去武家提亲，武家果然不答应。霍桓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这事，终究想不出点办法。这天有一个道士在门外，手中握着一把一尺来长的小铁铲。霍桓借过来看了看，说：“这东西有什么用?”道士回答说：“这是挖掘药材的工具。别看它小，坚硬的石头也能铲进去。”霍桓不太相信。道士就用铲砍墙上的石头，石头随手而落，像砍豆腐一样，霍桓非常惊讶，拿在手中玩着，爱不释手。道士说：“公子喜欢，我就把它赠给你吧。”霍桓高兴极了，拿钱酬谢他，道士不收钱走了。 霍桓把小铲拿回家，在砖石上试了几次，毫不费力就把砖石砍碎了。他顿时想道：如果从墙上挖个洞，不就可以见到武家的美人了?但却不知道这么做是非法的。等到夜深人静，霍桓翻墙出去，一直来到武家的墙外，挖透了两道墙，才到了正院。看见小厢房中还有灯光，就趴在窗上偷偷往里看，只见青娥正在卸妆脱衣。不一会儿，灯灭了，寂静无声。霍桓穿过墙壁进去，青娥已经睡熟了。他轻轻脱下鞋子，悄悄地爬到床上。又怕把青娥惊醒了，自己一定会遭到大骂而被赶走，就偷偷地躺在青娥的被子旁边，略略闻到女子的香气，便感到心满意足了。没想到他挖墙掏洞忙了半夜，已经十分疲乏，才一合眼就睡着了。青娥醒后，听到有呼吸声，睁眼一看，见有亮光从被凿开的墙洞中透进来，太吃一惊。她急忙起来，轻轻地拉开门栓出门，敲窗叫醒了丫头、老妈子，一同点了火把，拿着棍棒来到卧房。只见一个未成年的书生，酣睡在床上。仔细一看认出是霍桓。婢女们把他推醒，霍桓急忙起来，目光灼灼像流星一样，好像不怎么害怕，只是羞答答地不说一句话。婢女们都说他是贼，吓唬他，责骂他，他才哭着说：“我不是贼!实在是因为我太爱小姐，想看看她的美丽容貌。”大家又怀疑一连凿透了几道墙，不是一个孩子能办到的。霍桓拿出小铲子说出它的奇异用途。大伙一同试了试，既惊讶又害怕，认为是神仙给他的，要去告诉夫人。青娥低头沉思，好像不愿意。婢女们知道了青娥的意思，都说：“这个人的名声门第，倒也不玷污小姐，不如放他回去，让他们托媒人来说亲。等明天，就告诉夫人说昨夜遭了强盗，怎样?”青娥没有说话，婢女们就让霍桓快走。霍桓要小铲子，婢女们笑着说：“傻小子!还忘不了凶器!”霍桓看见青娥枕边有一股凤钗，就偷偷装进袖中，可是被婢女看见了，急忙告诉青娥，青娥不说话，也不生气。一个老妈子拍着霍桓的脖子说：“别说他傻，心眼儿机灵极了!”就拉着他，仍然让他从墙洞里钻了出去。 回家后，霍桓不敢如实告诉母亲，只是嘱咐母亲再托媒人到青娥家去提亲。母亲不忍心拒绝他，便到处托媒人，急着为儿子另选良姻。青娥知道后，心里又急又慌，暗暗让心腹人给霍母透露风声。霍母非常高兴，托媒人去武家说亲。恰巧有个小婢女泄漏了那天晚上的事，武夫人感到很耻辱，非常气愤。媒人一来，更触发了她的怒气，气得她用手杖戳着地，太骂霍桓和他母亲。媒人害怕，逃窜了回去，把详情告诉了霍母。霍桓的母亲也很生气，说：“不成器的儿子做的这些事，到现在我还被蒙在鼓里，怎么能这样无礼对待我?当他们在一起睡觉时，为什么不将荡儿淫女一块杀了!”从此霍母见了武家的亲属，便宣扬这事。青娥听说后，羞愧得要死。武夫人也很后悔，但却没法禁止霍母不让她说。青娥暗自让人去婉转地告诉霍母，发誓说自己非霍桓不嫁。青娥盼话那样悲切，霍母很感动，就不再说那件事了。但是两家的亲事也不再提了。 当时秦中的欧公在这个县当县令，见霍桓的文章好，非常器重他。时常把他召进县署，极力优宠。一天，县令问霍桓：“结婚了吗?”霍桓回答说：“没有。”县令细问原因，霍恒说：“从前我和已故武评事的女儿有过婚约。后来因为两家有隔阂，就终止了。”县令问：“你还愿意同她成亲吗?”霍桓不好意思，没说话。县令说：“我一定为你办成这事。”就委托县尉、教谕，去给武家送聘礼。武夫人很欢喜，婚事就这样定了。过了年，把媳妇娶进门。青娥一进家门，就把小铲子扔在地上说：“这贼寇用的东西，快拿回去吧!”霍桓笑着说：“不能忘了媒人。”珍重地佩戴着它，从不离身。 霍母已经年老力衰，常常抱着孙子思念儿媳。从此得病，卧床不起。不想吃饭，只想吃鱼羹。但是附近没有鱼，只有到百里之外才买得到。这时家中的小厮和马匹都被差遣出去了，霍桓十分孝顺，急不可待，便带着钱自己去买鱼了。白天黑夜不停地赶路，返回时走到山中，太阳已经落山了。霍桓两脚磨起了泡，一瘸一拐地走着，十分艰难。这时后面一个老头赶上来，向他，“脚是不是起泡了?”霍桓连连答应。老头便拉他坐到路旁，敲石取火，用纸包着药末，给霍桓熏脚。熏完，让他试着走一走，脚不但不疼了，步履反而更加矫健。霍桓非常感激：向老头道谢。老头阿：“什么事这样急?”霍桓回答母亲有病，又说了母亲生病的缘由。老头问：“为什么不再另娶呢?”霍桓回答说：“没找到合适的。”老头指着远处一个山村说：“那地方有一个很好的姑娘。你如能跟我去，我愿意给你做媒。”霍桓推辞说母亲有病，急等鱼吃，没有空闲去。老头便拱手告辞，约他改天再去，进村只要问王老头就行，接着就走了。霍桓回家后，把鱼烹好端给母亲吃。母亲多少能吃点东西，几天后病就好了。霍桓这才叫仆人备马一起到山村去找那老头。 霍桓来到和老头相遇的地方，却找不到那个村子。他来回彷徨了多时，夕阳渐渐落山了。山谷重重叠叠，看又看不远，就与仆人爬上山头，四下一望，却看不见一个村子。无可奈何，只得往山下走，但回去的路又找不到了。霍桓心中急躁得如同着了火。正在东奔西跑时，昏暗中一脚踏空，从绝壁上掉了下去。幸亏数尺下有一条细长的平台，霍桓正好掉在上面。平台窄得刚刚能容下他的身子，往下黑得看不见底。他害怕极了，一动也不敢动。又幸亏崖边上长满了小树，像栏杆一样围护着他。他慢慢移动了一下身子，看见脚旁有个小洞口，心中暗暗高兴，就背贴着石头，慢慢蠕动着滚进洞中，心中才稍平稳了些，希望等到天亮时叫人搭救。不多时，看见山洞深处有星星大的亮点，霍桓慢慢走近，走了约三四里路，忽然看见有房屋。虽没有灯火，但却像白天一样光明。一个美丽的女子从屋里出来，霍桓仔细一看，原来是青娥!青娥看见霍桓，惊奇地问：“你是怎么来的'?”霍桓顾不上说话，抓着她的手呜呜地哭了起来。青娥劝住他，问起婆母和儿子。霍桓就把家中的苦处述说一遍，青娥也惨然泪下。霍桓说：“你死了一年多了，这是不是阴间啊?”青娥说：“不是，这里是仙府。我并没有死，所埋葬的，不过是一根竹杖。你今天来这里，也算是有仙缘。”就领他去拜见父亲。只见一个留着长胡子的老头，坐在堂上。霍桓上前拜见，青娥说：“霍郎来了!”老头吃惊地站起来，握着霍桓的手简单说了几句话，就说：“女婿来了，太好了。应当留在这里。”霍桓推辞说母亲盼他回去，不能久留。老头说：“我也知道。但迟三四天回去，不会有什么关系吧。”就让人摆酒菜招待他，又叫婢女在西堂上放了床，铺了锦绣被褥。霍桓吃完饭，约青娥同床睡觉。青娥说：“这是什么地方，能容许狎亵!”霍桓捉住她的胳膊不放。窗外传来婢女的嗤笑声，青娥更加羞惭。正在争执时，老头进来，叱责说：“俗骨玷污了我的洞府!马上走!”霍桓一向高傲，如今羞愧得无法忍受，变了脸色说：“儿女之情，人所不免!你作为长辈怎么能监视我们?想叫我走并不难，但你女儿必须跟我去!”老头理屈词穷，叫女儿跟他走，打开后门送他。霍桓刚离开门，父女俩把门关死回去了。霍桓回头一看，只见峭壁①岩，一点缝隙也没有。自己孤单一人，不知往什么地方去好。看天上斜月高悬，星斗稀疏，他惆怅了很久，由悲伤变为怨恨，对着石壁号叫，始终没有应声的。霍桓气愤至极，从腰中拿出小铲，奋力挖凿石壁，边挖边骂，瞬息间已凿进三四尺。隐隐听见石壁里有人说活：“孽障啊!”霍桓凿得更急。忽然洞底两扇门豁然打开，推青娥出来，说：“走吧!走吧!”石壁又复合上了。青娥埋怨说：“既然爱我做你的媳妇，哪有这样对待丈人的?是哪里的老道士，给你这件凶器，把人缠得要死!”霍桓得到青娥，心愿已经满足，不再说什么，只是担忧道路艰险难以回家。青娥折了两根树枝，两人各自跨上一根，树枝随即化作马匹。一路奔驰，不一会儿就来到家，这时霍桓已经失踪七天了。 起初，霍桓同仆人失散后，仆人找不到他，就回家告诉了霍母。霍母派人搜遍山谷，也没有踪影。正忧虑恐慌的时候，听说儿子回来，欢喜地出来迎接，抬头看见儿媳，几乎把她吓死。霍桓简单述说了经过，霍母更加喜欢。青娥因为自己形迹奇异，担心别人知道了会议论，便请求母亲搬家。霍母听从了她的意见。霍家在外郡有房产，就选了吉日搬迁过去，人们都不知道。霍桓与青娥又一块生活了十八年，生了一个女儿，嫁给了本县一个姓李的。后来霍母老死了，青娥对霍桓说：“我家的茅草地里，曾经有一只野鸡在那儿抱了八只蛋，那里可以埋葬母亲。你们父子俩一同扶棺材回去安葬母亲。儿子已经成家立业，可以留在那里守护坟墓，不用再回来。”霍桓听从了她的话，埋葬母亲后自己返回来。过了一月多，孟仙来探望父母，可是父母已经杳无踪影。问他们的仆人，却说;“去给老夫人送葬还没回来。”孟仙心中明了白，只有感叹而已。 孟仙文才出众，名声很大，但是考场上总是失利，四十岁了还没有考中。后来他以拔贡的身份到京城参加考试，在考场上遇见一个年纪十七八岁的少年，神采俊逸。孟仙很喜欢他，看他的卷子上，写着顺天廪生霍仲仙，孟仙不由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就把自己的姓名告诉那少年，仲仙也感到奇怪，就问孟仙的家乡是哪里，孟仙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仲仙高兴地说：“小弟赴京时，父亲嘱咐说，在文场中如遇到山西一个姓霍的，是我们的同族，要与他好好相处，如今果然如此。可是我们的名字怎么这样相近啊!”孟仙问了仲仙的高祖、曾祖及父母的姓名后，惊讶地说：“这是我的父亲啊!”仲仙怀疑年龄对不上，孟仙说：“我的父母都是仙人，怎么能以相貌看他们的年龄呢。”就把过去的事情都告诉他，仲仙才相信了。 考试完毕，二人顾不上休息，就叫仆人驾车，兄弟俩一同回了家。刚进家门，家人就迎出来说：昨天夜里，老太爷和老夫人突然不见了，兄弟俩大吃一惊。仲仙进屋去问媳妇，媳妇说：“昨天晚上还在一块饮酒，母亲说‘你们夫妇年轻不懂事，明天大哥来了，我就没有牵挂了。’今天早晨进屋一看，已经寂静无人了。”兄弟俩听了，伤心得跺脚。仲仙还想追出去寻找。孟仙认为没用，才没去。这次考试仲仙中了举人。因为祖坟在山西，就跟随哥哥一块回老家去了。他还希望父母仍在人世，走到哪里都要打听，但始终没有音讯。 ;
参考文献是文章或著作等写作过程中参考过的文献。
因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各刊不尽相同，投稿前作者应注意杂志稿约的有关规定，至少得先看看有关期刊发表的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如何标注的，以了解有关期刊的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以免出错。许多作者投递的稿件书写格式包括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与杂志所要求的不同。
坦率地讲，编辑和审稿专家也是人，工作中多少也有感情因素。如果拿到手中的是一篇书写格式不合要求的文章，别的暂且不论，就书写格式不规范这一条，就足以给编辑留下不好的印象，甚至让编辑做出退稿的决定。
就算最后没有被退稿，此类稿件较书写格式规范的稿件被录用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其实作者犯的是一个很低级的错误，让编辑很自然地联想到，该作者不太尊重期刊，还有期刊的编辑以及审稿专家。
因此，作者在投稿前一定要注意期刊参考文献的著录方式，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其实，并不复杂，只要稍稍留意即可。
一篇文章的引用参考部分包括注释和参考文献两部分，注释是作者自己的解释（转引的参考文献也可以放在注释里），参考文献仅需列出参考书或论文的名称、作者、出版社或发表的期刊、著作时间或期刊期数等。注释用圆圈1 2标注，放脚注，参考文献用[1][2]标注，放尾注。有的刊物要求注释和参考文献都要在内文标注，有的刊物对参考文献不要求内文标注，在尾注列出就行。按最新的CNKI规范的要求应是前者。为保险起见，你还是都标吧。注：参考文献如是著作要标页码，论文只要标出期刊是第几期。例：参考文献：[1]金福海.论建立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J].中国法学,1994,(3).[2]杨立新.“王海现象”的民法思考——论消费者权益保护中的惩罚性赔偿金[J].河北法学, 1997,(5).[3]金福海.消费者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51.[4]闫玮.完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7,(1).[5]梁慧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解释适用[J].民商法论丛,2001,(3).[6]王堃.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J].现代商业,194.[7]梁慧星.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解释适用[N].人民法院报,2001-3-29.[8]孔祥俊.公平交易执法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工商出版社,1998:219.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清真，(阿拉伯语：，英语：Halaal，halāl，halal)，阿拉伯语原意为“合法的”。下面是我为你带来的 北京的清真饮食文化论文，欢迎阅读。
唐朝（618年－907年），是中国历史上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共历二十一帝，享国二百八十九年。下面是我为你带来的 浅析唐代的饮食文化论文，欢迎阅读。
一、何为“清真饮食”
“清真饮食”，指符合伊斯兰教教义教规、符合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并按这种教义和风俗习惯进行生产、加工、经营的食品。其实，“清真饮食”这一叫法并非阿拉伯语的音译，也非伊斯兰教传入伊始就有，而是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教教义长期融合的结果，是中国特有的。阿拉伯语中则把伊斯兰教食品称为“哈俩（HALALI）”，该词借鉴于犹太教的Kosher[1]一词，意为“合法的”，意指符合伊斯兰教教法的食品。
公元6世纪，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最早出现了“清真”一词――“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这以后，直至清朝，“清真”一词频频出现在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中，用以表示“纯真雅洁、朴素自然”之意。例如，唐代李白《五古?避地司空原言怀》中有“所愿得此道，纵然保清真”的佳句，用以表达自己素朴淡泊的尚“清”理想；宋代陆游《园中赏梅》中有“阅尽千葩百卉春，此花风味独清真”的吟诵，用以赞美梅花纯洁质朴的品格；清代薛雪的《一瓢诗话》中有“文贵清真，诗贵平淡”之句，以表明文章贵在真实自然……自元代起，中国的伊斯兰教学者及宗教职业者渐渐使用“清”“真”“净”等字来形容礼拜寺。明洪武元年（1368），“清真”被作为一个词，用以表示与伊斯兰教有关的事物。明末清初的伊斯兰教汉学家王岱舆更是在其《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中用“纯洁无染之谓清，诚一不二之谓真”对“清真”一词进行了纯伊斯兰式的阐释。随后，诸多伊斯兰教学者纷纷在“清真”一词的原有词义基础上，对其进行伊斯兰化的阐释，使其成为中国穆斯林的一个专用术语。中国的清真饮食，在具备阿拉伯-伊斯兰饮食文化标准应有因素的同时，也在烹饪技术等方面参照并吸收华夏饮食文化的经验，从而形成了兼有两种文化体系特色的独特饮食品种，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严格的禁忌性、历史的悠久性、鲜明的地域性、品种的多样性和食用的广泛性等方面。
二、北京清真饮食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通常意义上的“北京菜”实际上由山东菜、清真菜和宫廷官府菜三部分构成。清真菜作为北京菜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其历史非常悠久：唐永徽二年（651），第一个阿拉伯使者会见唐高宗，打开双方互通有无的大门；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中首次出现“回回”一词，泛指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元朝时，“回回”大量涌入北京，后人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饮食市场上开始出现清真食品。当时的清真食品，主要是临街设摊，或走街串巷，提篮小卖；明朝时，北京清真饮食的专业厨行正式形成；清朝后期，开始出现清真菜馆；民国时期，清真菜已经成为非常完善的餐饮风味，是京式菜系重要的一支；1956年底，清真小吃店进行调整改组，实行公私合营，最终合并为校场口小吃店、大栅栏小吃店、南来顺小吃店等17个规模较大的清真小吃店。笔者曾在《北京档案珍藏展图录》一书中看到过一组由西城区档案馆收藏的《建国初期前门大街和大栅栏商业街调整规划图纸》档案，档案形成于1957年，反映的正是当时对前门大街和大栅栏两条商业街上包括清真小吃店在内的所有店铺进行调整的情况。正是经过如此经年累月的发展，才逐渐形成了今日集质地脆嫩、口味醇厚、汁浓不腻、原汁原味等诸优点于一体的北京清真菜系。
由于北京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辽金以来就云集了天下各方各族人士。因而，多种饮食文化在北京都有所体现，而清真饮食又极善于博采众长，吸收其他风味菜肴的烹调技法。因此，为适应不同顾客的不同需求，北京的`清真菜在传统清真菜的基础上兼收并蓄，融汇了九州各地不同风味菜肴之精华：从蕴含着西域风情的油炸馓子，到透露着游牧民族率真性格的涮羊肉，再到浸透着江南细腻温情的八宝莲子粥……可谓包罗万象；从讲究气势排场的全羊宴，到百吃不腻的锅贴羊杂，再到实惠经济的焦圈、豆汁……可谓应有尽有，可以说，它照顾到了从朱门绣户到白屋寒门各阶层的问顾者，做到了丰俭由人、应付裕如。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北京市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约25.6万人，主要分布在教子胡同、马甸、大兴、密云等。作为中国的首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每年有许多全国性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在北京举办，这些活动都有力地促进了北京餐饮业的发展。而且，作为中国吸纳游客最多的旅游城市之一，北京的餐饮业也因旅游业而受惠。此外，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北京作为我国的国际交往中心，设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大使馆，跨国公司总部、分支机构或驻京办事处等。其中，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信仰的国家就多达四十多个。国际交流和商务往来的不断升温，刺激着北京餐饮业的迅速发展，从而形成了非常可观的消费空间。仅《北京餐馆指南》《中国清真美食地图》《中华老字号》等书中收录的清真餐馆就多达500多家。其中，一些老字号的清真餐饮企业深受顾客的喜爱，如：被誉为“京城清真餐饮第一楼”的鸿宾楼饭庄，是北京唯一一家天津风味的清真饭庄，清咸丰三年（1853）创办于天津，1955年迁到北京李铁拐斜街，1963年迁到西长安街。郭沫若在一次用餐后，对鸿宾楼赞不绝口，题藏头诗一首：“鸿雁来时风送暖，宾朋满座劝加餐。楼台赤帜红于火，好汉从来不畏难。”诗的每句首字联起来即“鸿宾楼好”。鸿宾楼的菜肴多达数百种，其中颇具代表性的“鸡茸鱼翅”“红烧牛尾”“扒驼掌”等一直广受食客喜爱。
在过去，北京餐饮业被称为“勤行”。“勤行”除了包括上述各种高、中、低档的实体餐饮店外，还包括一种专门承办民间宴席的“厨行”。当时，北京城内并不缺乏好的清真餐饮店，可在新中国成立前有一条规矩：清真饭馆只应散客，不接宴席，婚丧嫁娶的流水席要由当时北京城内的二三十家厨行世家承办，这些厨行世家主要分布在牛街、德胜门、王府井等地。厨行都没有实体店面，而是在办事人的家里露天搭建简易帐篷，应办事人之需摆出几桌到几十桌不等的席面。当时厨行界有一行规，叫“不串片儿”即牛街的厨子不往北，德胜门的厨子不往南，各处的厨子不轻易跨区做买卖。一般而言，每个厨行的常备菜点有150道左右，这些菜点全靠厨行世代口耳相传，强记硬背。 由于清真菜在用料做法上有很多禁忌要求，因此，这种流动家宴对主厨的考验很大，从订料、备料到砌灶烹饪，主厨事必躬亲。一般而言，清真宴上的菜品上桌顺序依次是：压桌、扣菜、汤菜、炒菜。通常“从落座到起座，一起清真宴就只有20多分钟，这一拨人吃完，紧接着就要换下一拨人。一起宴席一般要上二三十道菜，主厨要连续做出蒸、炖、炸、扣、炒等菜品，几乎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如果要同时开10桌以上的宴席，对菜量的要求还很大。所以，需要厨师准备充分且精神集中，否则是无法应对的。”[2]
随着社会的变迁，城市里平房大院儿越来越少，各类大型的清真餐饮店纷纷办起了酒席，北京的“厨行”日渐式微，如今只留下了“厨子舍”一家。为了保留这门手艺，厨子舍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其第五代传人舍增泰收了女儿和侄子为徒，想要培养“厨子舍”第六代传人。但是，毕竟如今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外界的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厨行也许不会再恢复昔日的盛景，也许最终将归为一份珍贵的平民记忆，但是这不影响它曾经的辉煌，也不影响人们对其背后蕴含的行业精神及平民文化的认同。而这种精神与文化内质是可以透过人们的情感共鸣，渗透到社会和日常生活之中，从而被代代相传的。因此，从这个层面而言，作为行业的厨行衰落了，但是作为北京清真饮食文化和城市文化一部分的厨行文化却仍然朝气蓬勃，焕发着生命力。
三、意蕴丰富的“清真餐饮”
曾有很多学者主张，饮食文化可以作为一个界定“我族”与“他族”的外显标志。但笔者认为，饮食文化实际上会随着场景和赋意的变化而变化，不能固定作为一个民族或者族群区别于他族的外显标志。很多人习惯用清真饮食作为区别“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外显标志，但实际上不同身份、角色的人出于不同的原因，或许会有着相同的饮食选择。穆斯林、民族信仰者、普通居民均会出于对角色、身份、利益等因素的考虑，而将食用清真饮食作为日常生活的常态，从而使得“惯用清真饮食”这一行为不具有划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意义。因此，食物及其附带的饮食行为只能被视为是主体表达观念意识和心理状态的重要媒介，而非将“我族”与“他族”进行区别的特定标志。
“清真餐饮”看似是一份被经营的生意，但其中浸润着的却是满满的人情，而用这份“人情”创造与书写出来的，则是城市历史与城市文化。北京清真饮食是北京城市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城市文化延续和发展的一部分，它通过所用食材和制作技艺的传承得以保留，并将其中蕴含的智慧与精神通过人为的力量得以传递，从而激起人们的情感共鸣。因此，当一些“老字号”因城市发展规划等原因被迫搬迁时，很多人宁愿费一些周折、花一番工夫，也要重新找到它们。因为，这些“老字号”不仅仅满足了食客们的食欲，也能够帮助人们重新找回对城市的味觉记忆，使他们安心地融入城市生活。正因为如此，当昔日风靡一时的厨行在社会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程中，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时，会有那么多“老北京”感到不舍与难过。或许，约翰?S?艾伦说得没错：“无需生活在食物匮乏状态下的人是幸运的，对他们而言，简简单单的食物就是潜在的美好回忆的来源。应当谨记，各种力量，个体的、集体的都参与塑造我们与食物相关的记忆。或许这样能帮助我们把糟糕的事抛在一边，而创造更多关于美食和美好时光的记忆。”[3]
注释及参考文献：
[1]白仲俭.北京老字号传奇[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
[2]杨永和口述，马景海整理.北京清真菜谱[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3]约翰?S?艾伦.陶凌寅译.肠子，脑子，厨子：人类与食物的演化关系[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我记得能搜到民族音乐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