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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的火把节我们国家有56个民族，56个民族都有各个民族的特色、习惯。比如：蒙古族的“白节”、藏族的“女儿节”、苗族的“开年节”等等。那我就个大家介绍一下彝族的火把节吧！关于火把节的来历，路南一带彝族传说，古时有个魔玉残酷迫害百姓，群众忍无可忍，便群起而攻之。但魔王堡垒久攻不克，于是改为用羊群火攻，就是在每只羊的双角和后腿绑上火把，驱羊进攻，结果获胜，人们为了纪念这次斗争胜利，乃于每年夏历六月二十四日耍火把相庆，由此形成了火把节。在一次火把节之前的采访上，一个42岁的彝族人潘木乃像孩子般陶醉其中。“每家每户都要喝杆杆酒，穷的村杀两三只鸡，富的村杀头牛。”他说，“最开心的还是跳达体舞，看赛马和摔跤，多有味道的哟！”火把的亮度可不比烟花差多少，可以将整个地方照亮的如同白昼。这就是火把节的特色，几千甚至几万人在一起点燃火把这才是壮观的一幕。早在火把节的第一天，彝族村寨里家家户户都要在门前竖立若干火把，准备活动使用。同时在村寨附近选择一块开阔地，在地中央竖立一根长10～20米的青松，青松顶端横放一根挂满红色纸花的木棒，缘青松四周用易燃柴草堆砌成一个类似于宝塔形大火炬，作为活动场所。第一天是祭火，家家户户举着火把游走于田边地角、并且杀牛宰羊。第二天是传火，这一天男男女女聚集在一起选择配偶，展示才艺。所以有人称为“中国第二个七夕节”。最后一天是彝族传统火把节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彝语称之为“都沙”，意为“送火神”。在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凉山彝族自治州，火把节这一延续千年的传统，在一年一度的火把狂欢、彝族选美、摔跤、“朵洛荷”等彝族特色活动中，在现代社会的不断撞击下得以传承。傍晚，节日活动的主持人率领锣鼓队敲锣打鼓，寨中各家闻听锣鼓声即出门点燃火把，男女老少举着火把向活动场所汇集。人们到齐之后，主持人一声号令，大家举火把向宝塔形火炬奔去，将其点燃。一时火光冲天，欢声四起，大家各举小火把围着大火炬，跳起“丰收舞”，唱起丰收歌，载歌载舞，热情奔放。在狂欢夜观赏了盛大焰火晚会的美国游客詹姆斯•艾普说：“这些灿烂的烟火是我出生以来看过的最美的！”为了过中国的火把节，他和朋友专程从家乡远道而来。 “农村里不管是老人小娃，庆祝火把节的兴致还是不变，到了过节，四面八方的人都必须回来。”潘木乃说。 去年，凉山彝族火把节成为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这一古老文化传统的保护与传承已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 “火把节的传统有慢慢被年轻人淡忘的危险。”凉山州彝学会会长巴莫尔哈认为，将它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彝族人民及其后代、地方领导都是个教育，也可以让外界来关注和保护它。 火把节是中国彝族最隆重、最热闹的节日，一般在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举行。传统火把节里，彝族人民点燃火把，绕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巡游，以消灾避难，祈求幸福。
摘 要：为能找到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彝族文化的亲缘关系，本文从另一个全新的视角、全新的观点用古彝文对刻划陶文进行比较，解读出大地湾彩绘陶文、陶器图案与彝文化具有同源性，提出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不是符号是文字的结论，并认为这些刻划陶文或许就是古籍文献记载的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有力地证实了彝文化与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是一脉相承，一母所生的同根同源文化。关键词：彝族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刻划陶文；解读；关系 夏商周断代工程确立了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这遭到西方学者和国内一些学者的反对，反对的理由是文明社会标准的“文字”条件不足，他们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甲骨文，距今仅有3600多年的历史，与5000年文明史还相差1400年，这与文明构成要素“文字”的时间长度是不对称的。由于考古发现大地湾、西安半坡、甘肃马家窑、陕西临潼、青海乐都、浙江良诸、江西清江吴城、威宁中水等遗址的刻划陶文，引起了考古学、文字学、民族学、历史学及相关学科的关注，众多专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形式去破译这些神秘的刻划陶文，想找到这些刻划陶文就是文字的答案，但最终也未找到打开这道神秘之门的钥匙，只是肯定这些刻划陶文就是初创文字的观点。本文从大地湾刻划陶文是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古彝文解读考古遗址陶文，大地湾遗址刻划陶文的外延发展和传承，彝文化解析大地湾刻划陶文文化内涵等方面入手，提出这些刻划不是符号而是文字的结论，且认为这些刻划陶文就是古籍文献记载中伏羲“造书契”的再现，从而得到彝文化与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同源异流文化，这对探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一、大地湾刻划陶文或许是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根据大地湾博物馆陈列图片资料及马振栋老师的介绍，结合张津梁主编的《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选编》，宋进喜著的《大地湾文化概说》，周宜兴著的《中华文明8000年》和周子博 周宜兴合著的《中国上古时代的文字‘二进制计数与六十四卦’》等著作，笔者认为，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是重叠的，这与周宜兴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2017年6月，贵州省彝学研究代表团在甘肃天水参加“中华伏羲、女娲龙根文化精英论坛暨新中国第一部易学教材编撰工作会议”时考察了大地湾遗址，王子国、王继超两位彝学泰斗现场用古彝文解读了大地湾博物馆36个刻划陶文，直接破解了被学术界称为天书的刻划陶文是文字的事实。2019年6月22日，笔者在大地湾博物馆看到彩绘陶片实物上的陶文，其结构、形态与古彝文没有差别，馆内陈列的彩陶图案与考察组随行人员身着服饰图案元素基本相同，只要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大地湾彩陶图案符号与彝族图腾、彝族服饰、彝族建筑文化元素符号具有相同性、相似性。笔者认为把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彩绘陶器、炭化种子、兽骨骨骼等与彝族文化、伏羲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或许能得出这些刻划陶文是不是最早的文字，彩绘陶器是不是中国最早的彩陶，炭化种子是不是中国农业的起源，兽骨骨骼是不是原始畜牧业兴起等问题的答案。史书记载，伏羲诞生于古成纪，东治陈（春秋、战国时因秦人在陈地建有粮仓，后世称陈醋地为陈仓，今陕西宝鸡），最后袭“陈”于河南淮阳。[0]《尚书·序》曰：“伏羲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这说明了伏羲所“造书契”一直引领着先民们进入文明时代。根据伏羲文化研究相关文献表明，一是伏羲大概生活在7000—8000年左右，这与大地湾考古一期测定时限7800—7300年基本相符；二是伏羲生活地域与大地湾考古发现地域相同。这说明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在地域上位于同一区域，时间上处于同一时期，两者在空间上、时间上具有双双的重叠性。据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伏羲“造书契”就在大地湾呢？不然古籍文献记载的伏羲“造书契”究竟在什么地方？所造的“书契”又是什么样子？显然，大地湾遗址发现的彩绘陶文极有可能就是当年伏羲“造书契”的再现，只是研究者们把这些彩绘陶文看作是初始文字，用甲骨文去无法解读后认定为初始文字，更没有把这些彩绘陶文与伏羲“造书契”联系起来思考，也忽略从民族学的视野去寻求答案，导致研究者们尚不知道如何破译这些有字的“天书”。令人无法想象的是，西南地区彝族一直使用的古彝文字，不但解读了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同样能解读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等地刻划陶文，这说明彝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三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马名驹认为：“原始语言文字，如出土的陶器图案符号、岩画符号等，是先民们最早的原始文字，伏羲造书契，就是指伏羲时代的原始文字；美术图案及饰品文化，在伏羲时代出土的彩陶器物上发现了大量的美术图案，鱼纹、三角平行纹、半圆纹、鱼鸟花纹、蛙纹、连续旋纹等图案，示意着当时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1]笔者认为，伏羲“造书契”绝不是说伏羲创造了文字，而是伏羲把已经使用了很久的文字进行了一次收集、整理、提升的过程，他对文字的创新发展作出了贡献。可以肯定的是，大地湾考古发现刻划陶文已经是成熟的刻划文字，在伏羲“造书契”之前，刻划文字至少历经了3000—4000年的发展历程。关于文字产生万年以上的发展源头信息，可以从彝族文献当中找到一些答案，本文在此不作赘述。如果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在空间上、时间上的重叠性成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大地湾就是古籍文献记载的伏羲“造书契”的地方，我们所看到的刻划陶文就是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二、古彝文解读考古遗址刻划陶文据了解，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看到有研究者把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等地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进行完整地、系统地比较解读，除彝文化研究者用古彝文解读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外，也未看到其它现有文字对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进行比较。早在80年代，彝学专家们就用古彝文对这些刻划陶文进行过解读，如中国社科院冯时先生用古彝文破译了山东丁公村出土的陶符，湖南省株洲工学院刘志一先生考证了从湖南彭头山遗址出土的“饰符图片，认为这个古彝文距今已有九千年以上的历史，加上其初创时期已有万年以上的历史”，于是他大胆立论：“古彝文是世界文字始祖”，这一结论比大地湾刻划陶文要早2000年左右。王子尧(已故）在《古夷人史迹遗物与三星堆始源文化理论研究》一文中说：“在彝族世居的云南呈贡金宝山彝区距今12000年—10000年前的古人遗址，也出土了三个陶符，用彝文破译为“么夺织”，是彝族古代对竹崇拜社会的遗物。”[2]也就是说，金宝山出土的12000年—10000年前的刻划彝文不但记录历法，还服务于宗教祭祀活动。据悉，这三个陶符经考古专家测定有10000—12000年的历史，比具有9000多年的贾湖遗址还早3000年，比大地湾彩绘陶文早4000年。我国历史学家、文字学家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古文字之辩证发展》中说：“这些刻划符号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花杆或族徽之类”。在谈到西安半坡刻划符号时说：“彩陶上的这些刻画记号，可以肯定说就是中国文字(汉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中国秘书史》第一章说：“最早的文字产生于约6000年前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及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中提出：“半坡文是已知的最早的中国文字，与甲骨文同一系统。”[3]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在《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提出：“这种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的文字。”[4]但是，这些刻划陶文还是无法用“甲骨文”解读。笔者撰写了几篇拙文《试析彝文字产生的源头》《彝文揭开8000年前甘肃大地湾刻划符号的神秘面纱》《彝族文化与大地湾刻划符号的同源关系》，特别是《彝族文化与大地湾刻划符号的同源关系》一文，引起各界不同的反响，得到著名作家、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鲁迅文学院原副院长王彬先生的重视，并通过微信将文章转发给《天水晚报》总编辑王若冰先生，认为此文对中国文字源流进行比较研究，很有新意，对大地湾文化研究也很有价值，推荐该文在《天水晚报》用四个整版进行全文登载。为能直观、简洁地向读者展示古彝文解读各地刻划陶文，笔者将古彝文解读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刻划符号图片进行展示，旨在说明古彝文的发展至少与最久远的刻划文字是同源文字，进一步证实了这些刻划不是符号是文字的结论，也证明了中国古老方块字即彝汉文字是同宗同源的文化体系，只是这个源头还在更久远的年代。（一）古彝文释读大地湾刻划陶文上述图1—1至1—8是古彝文解读大地湾刻划陶文，2—1至2—5释读西安半坡刻划陶文，3—1至3—6释读马家窑陶文，4—1至4—5释读马厂刻划陶文。通过比较解读，在大地湾、西安半坡刻划陶文比较中，两地至少有13个刻划陶文是相同的，这说明了两地刻划陶文之间具有同源性、传承性，是一脉相承的文字体系；再往后比较研究中发现，西半坡刻划陶文中有3个传承发展到马家“图片图片图片”刻划陶文中，在马家窑与马厂刻划陶文中，至少有10个刻划陶文相同。特别是刻划陶文“图片”，在大地湾、西安半坡遗址、马家窑、马厂等四地都出现，这表明这些刻划陶文之间存在传承发展的轨迹。为什么这些刻划陶文会在不同的地点出现呢？这说明了文化是伴随着人类的迁移发展而发展，从而使同源文化在不同空间和时间里出现，进一步说明了彝族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之间具有同根性、同源性。 为进一步证实刻划文字、古彝文之间的关系，笔者从考古遗址、遗址距今年代、遗址刻划陶文比较等三个方面研究发现，这些刻划陶文之间如锁链一样环环相扣，形成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刻划陶文的文字发展传承轨迹，从而得出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等刻划陶文是大地湾刻划陶文的延续发展结论。此外，这些刻划陶文还与浙江良诸、江西清江吴城、青海乐都、河南偃师二里头等遗址刻划陶文有着紧密的传承发展痕迹。让人难于理解的是，一直在西南彝区使用的古彝文却破解了被学界称为难解的“天书”，解答了考古发现的刻划不是符号，是文字的结论。图片图5—1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刻划陶文比较三、大地湾刻划陶文的外延发展和传承轨迹笔者研究发现，大地湾一期刻划陶文“图片”在西安半坡、浙江良诸、河南偃师二里头、江西清江吴城出土的刻划陶文中都出现“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在彝文中“图片”读作“SƐ33 、tɑ21”，有两个义项，即树（从偏旁）；一（单）。该符号根据各地考古发现测定时间为，大地湾“7800—7300年”，西安半坡“7000—6000年”，浙江良诸“5800—440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4000—3400年”，江西清江吴城“3800年”；五地刻划陶文时间相差依次为“800年、2000年、3800年、4000年”，这说明刻划陶文“图片”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中出现，说明了人类迁移发展把文化基因带到不同区域传承，故五地方的刻划陶文才形成延续发展的轨迹。图片图6—1刻划陶文外延发展轨迹大地湾“图片”在西安半坡、陕西临潼姜寨、浙江良诸、青海乐都、河南偃师二里头中都出现“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相互之间时间相差“800年、1800年、2000年、3400年、3800年”，且这五个地方出现的刻划陶文，在彝文里写作“图片”，读作“SƐ33”，意为“木、神（五行木）”，图7—2是大地湾二期彩绘陶文与彝文比较解读的图片。图片图7—1 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发展轨迹图片图7—2 大地湾二期彩陶刻划陶文与彝文比较图8—2中“图片”陶文，是大地湾彩绘陶器、彩陶残片上不同方向的相同陶文，该陶文在西安半坡、陕西临潼姜寨、浙江良诸、河南偃师二里头中都同时出现“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在古彝文中，这个彝文字图片读作“ʣɿ33 、dƲ21、 dƲ21”，其意为“畜，钱财；（产）生、孔、癸（天干数）；翅膀等”。根据考古发现，四地相互间时间跨度为“1000年、1200年、3000年”。图片图8—1 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外延轨迹图片图8—2 大地湾二期刻划陶文与彝文比较再如西安半坡考古发现的“图片”刻划陶文作字例，该陶文在浙江良诸、马家窑、马厂、青海乐都、河南偃师、江西清江吴城都有，其形态为“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同样，在甲骨文、古彝文中也有这个文字，甲骨文中图片释为“又”；在古彝文中与“图片”相近的有四个，可读作“zu21、tʂo13、 go21、gu21”，其意为“由（来）；转；回、归；处所等。这说明了“甲骨文”、“古彝文”与上述六地刻划陶文是同一文化体系，一脉相承，他们在文化上具有同源性、同一性。图片图9—1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发展轨迹图10—2是大地湾考古出土彩绘陶器上的刻划陶文，特别是大地湾刻划陶文“图片”，在西安半坡、陕西临潼姜寨、浙江良诸、马家窑、马厂、青海乐都、河南偃师等地方都出现“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从未间断，该字符在考古遗址刻划陶文中的发现率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当然，这个刻划陶文“图片”在甲骨文和古彝文中同样存在，在甲骨文中“图片”释为“甲、十”，在彝文中“图片”可读作“sэ21、kƐ55 、kЩ21 ”，其意为“鱼鳞壳；贵；交配、生育魂等。”图片图10—1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发展轨迹图片图10—2 大地湾二期刻划陶文与彝文比较四、彝文化解析大地湾刻划陶文文化内涵为更多地挖掘大地湾遗址考古发现彩绘陶文信息，笔者从36个大地湾刻划陶文列表中，选取部分字符进行分析推测，探索彝族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之间的更多文化信息。曾有人问我，能否解读出一句完整的句子或是词语之意，其产生的意义重大深远，但因获得的刻划陶文样本都是单个的彩陶残片和一些不算完善的考古信息，很难从单个的刻划陶文中解答出完整的句义，更何况尚未找到完整的彩陶上刻有连贯的刻划陶文，这肯定是难上加难。就从解读甲骨文来看，自1899年发现甲骨文以来，从发现的15万片甲骨上整理出甲骨文单字约4500个，经过100多年的解读，到目前为止，甲骨文也只解读出1500个左右单字，所以才有了“认出一个字，奖励10万元？”的破解文明密码的“攻坚战”，试想难度之大，不言而喻。下面是笔者根据彝文古籍文献中常出现的句例，结合考古资料，尝试从刻划陶文中解读出更多的文化内涵。（一）对大地湾彩绘陶文“图片”的分析推测一是从彝文古籍文献中常出现的句例分析“图片”的文化内涵。上图1-1是大地湾彩绘陶文总表，表中第31个陶文来源于下图6—1陶片样本F709：p15，这个彩绘陶文图片，在彝文中有三个字形与之相近，即图片、图片、图片，彝语依次读作mƲ21、bⅰ13 、bu33，其义分别为“母、阴、大，（偶蹄动物的）蹄子，始”。根据伏羲文化研究表明，伏羲氏是一位远古时代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社会，由渔猎畜牧向农耕文明进化，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的创世英雄。伏羲时代虽然是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但人们还普遍存在对母性的崇拜。根据彝文献记载，彝族同样也从漫长的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在彝族传统文化中，父为阳，母为阴，故彩陶残片上的陶文“图片”与古彝文“图片”对应，其义可选择“母、阴、大”之义。图片图11—1 大地湾出土彩陶刻划陶文如果将“图片”与图1—1中第12个符号“图片”结合起来，就能得到一个完成的意思。古彝文中与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图片”相近的有三个字符。一是“图片”与大地湾“图片”相近，在古彝文中“图片”读作za13 ，意为“下、降 ”；二是“图片”在古彝文中读作ndo13，意为“居住”；三是“图片”在古彝文中读作 ʈɿ55，义为解，放。笔者认为，大地湾遗址中的“图片”选取“下、降”之意最为恰当。因为在彝文古籍《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文献中，常常出现“图片”与“图片”在一起结合出现“图片图片”，在彝语翻译中直译为“母降”，意译为“阴降”。另在古籍文献中也常看到“图片图片图片图片”，意为“阴阳升降”或“阳升阴降”。二是从大地湾考古发现动物骨骼分析彩绘陶文“图片”的文化内涵。正如所述“图片”在彝文中有相近字三个“图片”“图片”“图片”，分别读作mƲ21 、bⅰ13 、pi33，释义分别为“母、阴、大，（偶蹄动物的）蹄子，始。”之义。再结合大地湾一期发掘出土的灰坑、房址、墓葬中发现的猪、狗、鹿、羊和其他动物骨骼分析，三个形近的古彝文中“图片”读作bⅰ13 ,意为（偶蹄动物的）蹄子，这与大地湾考古发现的猪、狗、鹿、羊的骨骼来分析是吻合的。通过分析推测，大地湾彩绘陶文“图片”得到两个结论，一个是根据彝文古籍文献中常出现的句例，义为“母、阴、大”之义，另一个根据大地湾考古动物骨骼考古分析推测为（偶蹄动物的）蹄子，至于选择那个结果更为恰当，这需要更多学者结合大地湾8000年前的地理环境及生活轨迹进行判断探索，选择出符合当时社会环境的文字内涵。图片图11—2 大地湾博物馆家畜训养图片（二）大地湾第一期彩绘陶文“图片”的文化内涵图1—1中第4个陶文，是第一期A类彩绘符号H3114“图片”，如下图12—1为大地湾第一期彩绘陶片图片，根据大地湾遗址中植物木炭的出土分析，表明当时大地湾以针叶和阔叶混交林为主，其植物树种以冷杉、榆树、榛木、白蜡树、铁木、槲栎（青冈）、花楸、槭木（枫）等，分别属于落叶乔木和常绿灌木，其中亚热带树种有槲栎和铁木两种。结合这些遗址中的植物木炭分析，“图片”所表达的是一种人们常用的植物树种，而在古彝文中，“图片”、“图片”“图片”与“图片”在结构上相似或相近，在古彝文中“图片”，读作Po33 ，纬（线）之意；图片读作Po33，义为钻、捅；“图片”读作“so13 ”，义为“松、杉或小麦”。结合大地湾遗址植物木炭考古分析，“图片”彩绘陶文所表达的意思应是下图12-2植物树种中的第一种冷杉，笔者认为他就是古彝文中“图片”读作“so13 ”，义为“松、杉或小麦”。图片图12—1 大地湾第一期彩绘陶文图片图片图12—2大地湾考古植物木炭图片当然，以大地湾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刻划陶文能用古彝文释读外，大地湾、马家窑等地发现的彩陶图案在彝族图腾、彝族服饰、彝族建筑、雕刻、绘画中常常出现，如火镰纹、如意纹、图腾纹、螺旋纹、几何纹、动物纹、八卦纹、植物纹、犬齿纹等，这种高密度的文化信息重合，说明古彝文解读大地湾等地刻划陶文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也更加有力的证明了古彝文化与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的同源性、同根性关系。结 语：通过多角度分析探索，惊人地发现越古老的文化越往上追溯，其文化的同源性、同根性、同一性特征更为明显，在核心价值观上更是一脉相承。从古彝文解读大地湾等地彩绘陶文，明确得出大地湾彩绘刻划不是符号而是文字，进一步阐释了彝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是一脉相承，一母所生的同根同源文化，用彝文化解读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无疑是一把打开文明源头的金钥匙，是破解文明要素“文字”难关的突破口，这对探寻中华文明源头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参考文献：①宋进喜著《大地湾文化概说》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8年9月第1版。②张津梁主编《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选编》2019年6月印。③王子国编著《彝文字释》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④毕节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编《藏羌彝走廊·彝族文化产业博览会‘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7年9月第1版。⑤丁诗建 王继超 李玉平编《明清彝文书法汇辑》贵州教育出版社 1998年11月第1版。⑥贵州省彝学研究会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语文办公室 贵州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研究所 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简明彝汉字典》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1年9月。⑦滇川黔桂彝文协作组编《彝文字集》贵州民族出版社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四川出版集团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4年6月第1版。 ⑧周宜兴著《中华文明800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年11月第1版。⑨周子博 周宜兴著《中国上古时代的文字‘二进制计数与六十四卦’》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8年6月第1版。【附: 1、荣氏《开山图注》曰：“伏羲生成纪（今甘肃天水市），徙治陈仓（今陕西宝鸡，与天水为邻”。郑椎《通志》也有：“伏羲，生于成纪，作都于陈”的记载。《绎史》卷三亦云：“伏牺生成纪，徙治陈仓”。《帝王世纪》云：“庖牺氏（伏羲）称太昊，都陈”。 [1] .张津梁编《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选编》第60页《关于伏羲文化内涵和外延的思考》。 [2] .毕节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编《藏羌彝走廊·彝族文化产业博览会‘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7年9月第1版，第95页。[3] .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及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4] .《文物》1973年02期。】
彝族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之一，有诺苏、纳苏、罗武、米撒泼、撒尼、阿西等不同自称。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彝族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多彩，古时候就对历法和宗教信仰有着深刻的研究，在常年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饮食和服装文化，经济也得到了发展。【民族历史】彝族是古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在六七千年前彝族少女，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到3000多年前，这支向西南游弋的古羌人以民族部落为单位，在祖国的西南地区形成“六夷”、“七羌”、“九氐”，即史书中常出现的所谓“越嵩夷”、“青羌”、“侮”、“昆明”、“劳浸”、“靡莫”等部族。当古羌人游弋到西南时，西南地区已有与其先后到达的两大古老族群——百濮族群了百越族群。古羌人到西南后，他们和百濮、百越长期相处、互相融合，并吸收和百濮、百越的南方文化。魏晋以后，昆明人与焚(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汉族、土家族、藏族、彝族、纳西族、白族、哈尼族、僳僳族、普米族、景颇族、拉祜族、基诺族等为兄弟民族，皆出自古羌。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地区有乌蛮与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彝族先民在长期形成与发展中，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彝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特征，是长时期保持着奴隶占有制度。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及其以前，彝族先民社会已出现游牧部落与定居农业部落的分化。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彝族先民地区继续分化出一批叟帅、夷王，表明在征服濮人等部落的基础上，昆明部落已基本完成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占有制度的过渡。8世纪30年代，蒙舍诏统一六诏，云南彝族、白族先民联合各族上层建立了南诏奴隶制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统治范围达到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与四川南部，基本上控制了彝族先民的主要分布地区。南诏奴隶制王朝曾长期统治彝族先民地区，不能不对当地奴隶制的存在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唐天复二年（902），南诏奴隶制王朝的覆灭，不意味着彝族先民地区奴隶制随之消亡。两宋300多年中，戎（宜宾）、泸（泸县）、黎（汉原）3州的彝族先民，处在宋王朝与大理政权的相互争取之中，出现了奴隶制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与之相配合，奴隶制生产关系出现了强大部落奴役小部落的情况。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蒙古骑兵自四川分三道进攻云南，经彝族地区，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开始统一于罗罗族称之下。与之相对应，蒙古贵族加强了对各地彝族兹莫即土长的争取工作，发展为在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土司制度。自1263～1287年，相继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彝族人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撤（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给土司、土目、奴隶主势力以沉重打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区比较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编辑本段]【文化艺术】彝族人民能歌善舞。彝族民间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曲调，诸如爬山调、进门调、迎客调、吃酒调、娶亲调、哭丧调等。有的曲调有固定的词，有的没有，是临时即兴填词。山歌分男女声调，各地山歌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彝族乐器有葫芦笙、马布、巴乌、口弦、月琴、笛、三弦、编钟、铜鼓、大扁鼓等。彝族舞蹈也颇具特色，分集体舞和独舞两类，其中多为集体舞，如“跳歌”、“跳乐”、“跳月”、“打歌舞”和“锅庄舞”等。动作欢快，节奏感强，通常由笛子、月琴、三弦伴奏。彝族：能歌善舞的民族凉山是歌舞之乡，彝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凉山彝族音乐风格古朴，品种繁多，民族特色鲜明而浓郁。民间音乐中的民歌和民间文学关系密切，很多普遍流传的抒情长诗，如《阿莫尼惹》、《阿依阿呷》、《阿惹妞》、《阿丝牛牛》等。都是用歌曲形式传唱的。除叙事性的歌曲外，有结婚时唱的歌曲如《惹打》，火把节唱的歌曲如《都火》、劳动时唱的歌曲如《犁地歌》、《牧学歌》等。此外还有山歌，如布拖高胜山歌、儿歌等。彝族民歌因地区的不同，其风格也有差异。凉山南部地区的民歌高吭激越，中西部地区的民歌轻柔优美，东部依诺地区的民歌敦厚朴实。过去的彝族民歌，总的说来给人以压抑低沉之感，但其朴素优美的民族、地区韵味十分鲜明。民间器乐不是供作伴奏，而是独立发展，自成系统。引人注目的是它展示的历史时空跨度极大。常见的有口弦、月琴、马布、葫芦笙、胡琴、彝箫、坚笛、唢呐等。此外，吹木叶，即以一片树叶来吹奏乐曲也是彝族人民喜爱的民间音乐。口弦和月琴十分普遍，几乎所有的妇女．无论老幼，襟前都挂着一付口弦，随时可以演奏。口弦是一种独特而简易的乐器，由几片长约七八厘米的薄簧片组成．有竹片和铜片两种，最少的两片，最多的达五六片。竹制的音色深厚、低沉。铜制的音色清脆、秀丽。吹奏时以手指拨动黄片，利用口腔共鸣变化音色。簧片除发出本音外．还发出十分优美的泛音，构成音乐较宽的曲调。月琴多为中青年男子喜爱，其中不乏优秀的民间月琴手。50年代．凉山彝族姑娘沙玛乌芝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演奏的月琴．受到热烈赞扬。凉山彝族的民间舞蹈往往和歌唱、器乐的演奏分不开。民间舞一类是产生于生产劳动中的舞蹈如荞子舞、包谷舞、织毡舞等，大多是模拟劳动动作和表现生产过程。另一类是在节日或在婚嫁欢乐场面中常见的舞蹈如跳锅庄、跳“都火”、对脚舞、被毡舞、芦至舞。有的表现耕牧的勤劳。丰收的欢乐，有的表现征战的勇敢、爱情的追求。从彝族民间艺术中开出的凉山歌舞之花，不仅在中外舞台上一展辉煌，而且在现代生活中遍地开放。今天，在凉山城乡经常可以看到男女老少手拉着手，踏着民族风味的节拍，欢乐地跳着达体舞。达作是彝语的音译，意为踏地舞或脚踏舞，是在传统的彝族歌舞基础上编创而成的一种集体舞蹈。动作简练明快，音乐悠扬流畅，乡土气息浓郁，时代色彩强烈。80年代一经形成，迅速普及全州并以大西南民族交谊舞的态势，很快向州外、省外推开。在94凉山彝族国际火把节上来自国内外的客人和彝族同胞手拉手，围着一堆堆青火．跳在一起，融为一家，场面热烈壮观，气氛亲切感人。彝族的民族音乐包括歌曲和乐器。彝族的歌曲有：史诗歌、情歌、喜歌、风俗歌--内中又有喜酒歌、叫魂歌、送鬼歌、巫师调等多种曲调；从名目上分，歌曲有俄、雅、左、格等。“俄”是唱的意思，可以在各类场合中演唱，气氛较为轻松随意；“雅”是一种独唱山歌，演唱者一般为男女青年，多为触景生情；“左”是一种婚礼歌，在举行婚礼大夜晚，由主客双方各出两名歌手边舞边唱；“格”是一种悼念死者时或祭祖活动时演唱的合唱歌曲，一人领唱，众人学唱，歌词由领唱者即兴创作；“毕”是指彝族毕摩在进行宗教活动时唱的歌，我们称之为宗教音乐，以与“俄”进行区分。音乐则有歌舞音乐、口弦音乐、吹叶子音乐，其中也各有许多曲调。此外，还有多种乐器：月琴是彝族最喜爱的乐器之一，弦普遍为两根，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口弦是用竹质、铜质制成形状象竹叶的簧片，在中间有一簧舌，靠控制呼吸来调节音色；“玛布”是彝族独特的乐器之一，其吹奏特点是利用鼻孔吸气，让鼓腮连续不断送气，可模仿婴儿啼哭，鸟雀鸣唱；葫芦笙和唢呐，多用于吹奏彝族民歌和曲调。
彝族的传统节日中最为隆重的要算“火把节”。这是彝族的传统佳节，不论是聚居区还是杂居区，也不论是云、贵、川三省还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所有彝民都欢度这个节日。由于分布地区广，不仅火把节的欢庆仪式及娱乐内容有所不同，就连具体日期也不一致。大、小凉山一带，火把节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而贵州多在六月初六。云南彝区，在火把节的当天夜晚，一吃完饭，每户人家门前都竖起一个火把，且以村寨为单位在广场上集体扎一个大火炬，桶般粗细，高高竖立。各家的火把放在大火炬周围。人们围着熊熊燃烧的火炬，且歌且舞，饮酒、赛马，并用松脂撤火把为戏。凉山地区，每逢火把节，大都以村寨为单位，举行集会。人们手持火把绕住宅和田间游巡，并插松明火把于田埂之上。游巡之后，人们又聚在一起，围着熊熊燃烧的髯火，弹月琴、吹口弦，开怀痛饮，纵情歌唱或围圈起舞，以此庆祝丰收。活动常常是通宵达旦。关于火把节的来历，有种种说法。一说唐代六诏之一的造贴诏王被蒙舍诏王皮罗阁所害，他的夫人闻讯后，立即率兵赶去，但待她赶到时，诏王已被烧死在松明楼里了。于是，她命令士兵燃起松枝火把，为死去的诏王领路招魂回家。事情发生在六月二十四日，后来，彝族人民为了纪念这个悲壮的历史事件，就定这天为火把节，相沿成习至今。还有一种说法：古时候，天上、地下分别有两个著名的大力士。天上的大力士名叫“斯热阿比”，地下的大力士名叫“阿提拉八”。天上的大力士非常傲慢，瞧不起地下的大力上。一天，他专程下凡来找地下大力士“阿提拉八”，向他挑衅，说是要比赛摔跤，想毁掉“阿提拉八”的声誉。“阿提拉八”看透了“斯热阿比”的用意，决心应战。几经较量，挑衅者屡遭失败。于是，回到天宫，罗列“罪名”去禀告天神，说人间百姓如何触犯天规、蔑视天神。天神轻信了他的诬告，就派遣许许多多的害虫，铺天盖地地飞向人间去糟踏庄稼、危害人民。事件发生在六月二十四日。这天，阿提拉八洞察情况，立即号召并领导百姓，燃起松明火把，奋力驱赶害虫。经过全体人民的努力，终于战胜了来自天宫的害虫，保护了地上的庄稼，并获得了罕见的丰收。为了纪念地下大力士阿提拉八领导人民取得的这次重大胜利，彝族人民就定这天为火把节。
(忽悠..忽悠..)彝族概述 彝族的禁忌 凉山彝区禁忌十七岁以上的女子上楼，如违反，家中要举行“晓补”咒仪，驱除秽气和不吉；禁忌外人、哥哥、爸爸、叔叔、叔伯兄弟、媳妇到以右上侧锅庄石为界的主人位“尼木得”处。过去如有违反，媳妇退回娘家，娘家要退聘金并赔偿失礼金；父、兄、叔等则要打酒给主人赔礼。新房落成后迁入时，忌男主人走在前，否则不利家中人丁发展。云南巍山彝区则禁在家中吹口哨，唱山歌、说粗话；禁带棍棒、绳索、刀枪等器机械进堂屋和厨房。 宅址选择彝族宅址选择依山傍水、土肥草美处。择址后需卜宅，凉山彝族卜宅方法有滚蛋、立米和烧羊胛骨等。滚蛋，是取一蛋放在宅基地上滚动，然后立三石支一锅煮蛋，煮熟后剥去蛋壳看蛋窝是正或偏，正为吉，可建房，偏为凶，另择址。立米，用手握住五颗大米，然后把米逐粒按东南西北中方向竖立于土中，拿碗扣住，次日如发现米粒丢失、倾倒等现象为不吉，另择址。烧羊胛骨，需请巫师行此术，即把火草放在羊胛骨上燃烧毕，看胛骨上烧出的裂纹定吉凶，四方开纹为上吉，一字纹为中平，交叉纹为不吉。这些都带迷信色彩逐渐被淘汰。选址后门的朝向一般门朝东，朝坡下。忌门朝秃山开；禁房后有水，否则易发山洪，危及房屋。� 村寨特点凉山彝族生产是农牧兼营型，历史上由于彝族常受其他民族的侵扰和内部频繁的冤家械斗，于是居住村落大多选择在地势险要的高山或斜坡上，或接近河谷的向阳山坡，这样，有险可守，有路可走，并能高瞻远瞩，居前有梯田，居后有牧地，这是彝族理想的居住地。一般高山地区多散居，平坝河谷地区多聚居。 彝族的婚恋 1949年以前，由于彝族分布地区和支系不同，各地社会和经济形态的差异，反映在婚姻制度上的地域性也突出。具体有如下表现： （一）一夫一妻制。 在彝族社会中，和父权制小家庭相适应的一夫一妻制是占主导地位的婚姻形态。过去凉山，除呷西和部分阿加子女外，一般男女在童年或幼年之时，就由父亲代为择配，求媒说合，卜算合婚，纳聘订婚。一定时间以后即行婚礼。婚后除幼子外，都与父母分居，另立门户，组成一夫一妻制小家庭。若婚后男方尚幼，新娘则返回娘家居住，待其丈夫成年后再行建立家庭。至于阿加与呷西，经主子配婚，或征得主子同意结婚，仍然采取一夫一妻制的形式。过去部分贵族统治者和富有者中也有一夫多妻的，一般所娶各妻都分居不同地点，诸妻中第一妻虽在家中有较高的地位，但无管理和支配其他各妻的权力。但再娶时，事先必须取得第一妻的同意，并泡酒打牛宴请娘家亲友，赔礼后始得行，否则有可能招致非难，引起冤家械斗。� 川、滇大小凉山彝族实行“同族内婚”、“等级内婚”、“家支外婚”、“转房制”、“姨表不婚”、“姑舅表优先婚”。“同族内婚”，是指配偶双方都必须是彝族，禁止与其他民族婚媾，如有违背，按习惯法规定要处死或开除家门。“等级内婚”，“即是黑彝必须和黑彝婚配，严禁黑彝男女和其他等级的男女发生婚媾，如黑彝女子和其他等级男子发生关系，双方都要处死；如黑彝男子和其他等级女子发生关系，男子则要开除家支或被处死，女子一律处死。“家支外婚”，即规定同一家支内部严格禁止通婚，配偶必须在外家支选择，同一家支内部若发生两性关系被视为乱伦，按习惯法双方都将被处死。“转房制”，即已婚妇女丈夫死后，尚在生育年龄，须转给夫家近亲中的另一男子。转房的顺序是，先尽平辈，如平辈中无适当人选，依次及于晚辈或长辈。除不能转给亲生儿子和姑表婚不转给公公外，其余均无限制。“姨表不婚”，即严禁姨表兄妹相婚，姨表兄妹似同亲兄妹，既不能联姻，也不能发生婚外性关系，否则将被视为乱伦，按习惯法予以处死。“姑舅表优先婚”，即姑舅表兄弟姐妹有优先婚配的权利，习惯法规定，姑母的女儿生来就是舅舅的儿媳，姑母的女儿先要征求舅家纳聘，舅家不要才能别嫁，且所得聘礼要送一份与舅家，反之，舅家方面的女儿对姑家也有上述义务。 滇、黔、桂彝族封建式婚制，婚姻由父母包办，父母同意后再取八字，男家要向女家送聘礼，婚期要择吉日。� （二）云南永胜县他鲁彝族对偶婚和群婚制这一婚姻制的结婚与离婚很自由，有的女子甚至终生不婚不嫁，靠不时上门的男伴侣夜晚同居，与其所生子女为家。特别是女子婚前性生活自由，通常成年后都要到被俗称为“棚子”的公房去居住，而且往往在其中一住数年，因此，新娘带着孩子结婚者也为习惯法所允许。� （三）云南弥勒“阿细”彝族自由恋爱该支系彝族有供未婚青年男女社交的“闲房”或“公房”，婚姻无父母包办，不用聘礼，当女儿将男子领回家后才知道女婿是谁。 1949年以后，彝族地区普遍推行社会主义婚姻法，废除了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婚姻制度。 彝族的语言文字 彝族工艺主要有彩漆绘、刺绣、贴花和铸造等。漆绘主要多施于碗、盘、壶、杯、盔甲、护腕、盾牌、箭筒、马鞍、马笼头、月琴、口弦等之上，颜色以黑、红、黄三种彩为主。刺绣和贴花，为彝族妇女所善长，常绣(或贴)在擦尔瓦、头帕、衣袖、衣领、衣大襟、裤脚、挂带、烟荷包、腰带等上。多以黑色为底配刺(贴)红、黄、绿、蓝等纯度极高的花线。彩漆绘、刺绣、贴花花边的图案有以日、月、彩虹、云等天象为图的；有以水波纹、山形等山河自然地理为图的；有以鸡冠、牛眼、牛羊角、猪齿等动物的某一部分为图的；有以花、叶、树枝等植物的某一部分为图和以绳纹、发辫纹、方块形等为图的。各种图案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丰富多彩，富有浓厚的民族和地方色彩。 彝族的舞蹈 彝族的民间歌舞归纳起来可分为以下几种： 《打歌》：包括“打跳”、“跳脚”、“左脚舞”、“跳歌”、“跌腿”、“跳月”（即“跳乐”）等圆圈舞，流行于云南省西部与四川省凉山交界地区、云南省西南部的彝族和相邻的其他少数民族之中。自娱性舞蹈《打歌》与汉族 古代的《踏歌》极为近似。现存于云南省巍山县巍宝山文昌阁，绘制于清代乾隆时的《踏歌图》便记录了当地的舞态。每当节日和喜庆之时，人们挽手围圈，载歌载舞或随乐而舞，舞蹈始终以下肢动作为主。 《跳弦》：因舞者双手持“烟盒”边敲边舞，故也被称为《烟盒舞》。《烟盒舞》流行于云南省中部和南部红河、石屏、建水等地彝族支系尼苏人居住地区。舞蹈分为“正弦”和“杂弦”两类。“正弦”融双人自娱性舞蹈与表演性舞蹈为一体，主要传统段子有《哑巴砍柴》、《鸽子度食》等，舞姿优美轻盈、活泼风趣。而“杂弦”则是在“正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是一种表现人物、具有故事情节的歌舞小品。其中《哑巴摸鱼》、《童子拜观音》等具代表性的节目达百余种。当地所流传的“是人不跳弦，白活几十年”的口头禅，可说明《跳弦》在人们生活和心目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罗作》：也称《罗索》，是流行于云南省红河南岸彝族支系尼苏人中的另一种圆圈舞。曲调欢愉跳跃，节奏鲜明而强烈，伴之以快速摆手、错步、踏脚等舞蹈动作，特别受到青年们的喜爱。 《跳三弦》：也称《大三弦》、《跳月》，是云南省中部地区彝族支系阿细人、撒尼人喜爱的自娱性舞蹈。在大、中、小三弦和高、中、低不同音色的竹笛伴奏下的《跳三弦》，是“火把节”不可缺少的舞蹈。 《披毡舞》：是四川省凉山地区彝族所特有的舞蹈形式。舞者以披毡为道具，通过双臂的伸展、收拢、摆动与身体旋转，来模仿鹰、熊的姿态。该舞现已成为彝族的代表性表演舞蹈。 以上五种类型的彝族民间舞蹈，如剔除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传统民间舞蹈所作的修饰，还原到它的本来面目，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彝族远古时代模拟动物的情态，看到反映人们劳动生活的原始而古拙的舞姿。前四类舞蹈源于彝族古代生活，第五类模仿鹰、熊的舞蹈，可能与彝族古代的多神和图腾 祟拜有密切关系。这类动物模拟舞蹈，动作优美、高雅，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步从祭祀仪式中分离出来，并不断添加着各个时代的审美意识，使之成为今天专供人们欣赏的表演舞蹈。 在彝族人民欢庆年节期间，我们还可以看到来源于中原文化的舞蹈形式《竹马》、《高跷》。现代彝族的《高跷》保留和发展了它的杂技特色，在高度上远远超过了汉族《高跷》，但却未能接受汉族《高跷》的舞蹈技艺。 在彝族人举行祭祀祖先、祈求丰收的仪式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木鼓舞》、《铜鼓舞》、《羊皮鼓舞》等。这些舞蹈均由巫师“毕摩”和“苏叶”表演，在击鼓的同时，他们以迅速摆动双肩、胸、胯为主要舞蹈语汇。此外，在“跳宫节”表演的《跳宫》、《跳麒甲》等舞蹈中，仍保留着古代狩猎、部落间战争的痕迹，以及战士出征、作战、胜利凯旋的祭祀仪式和舞蹈场面，以此来表示对古代英雄的怀念和歌颂。这种人们手持器械的舞蹈，与羌族的《铠甲舞》在表现形式上大致相同。 现经加工并搬上舞台的著名舞蹈《红披毡》、《阿细跳月》、《快乐的诺苏》等。以跳跃欢腾的旋律表现了彝族人民生气蓬勃的生活而蜚声艺坛。 彝族的饮食 彝族分布地域广，因不同地区的地质、气候、雨量等都有差别，农作物种类和产量互有差别。因此也形成了各地彝族饮食多样化的特点。 1．主食。以玉米、洋芋、苦荞为主，此外还有燕麦、大麦、小麦、豆类，部分坝区主要食用大米。食法一般为做成各种馍馍之类的食品，有时也煮食或炒食。凉山彝族把荞麦揉成饼，放入沸水中煮食；洋芋喜煮食或烧食；燕麦炒后磨成面粉调食；大米用甑子蒸食。 2．副食。蔬菜类有萝卜、元根、白菜、青菜、洋花菜、芥蓝、韭菜、蕨菜、葱、姜等。有煮、炒、炖、腌等不同食法。肉食类主要食用牛、羊、猪、鸡肉。食法以水煮和腌制较普遍。饶有风味的要数凉山彝族的砣砣肉和撒梅彝族的生肉生肝。砣砣肉的作法是选用30斤左右的山地小猪，去毛和内脏，洗净后切成拳头大小块状，下锅煮熟即捞出，拌以盐、花椒等佐料食之。生肉生肝的作法是将猪脚皮烧后切丝，把猪肝切碎，加酱油、醋、葱花、辣子拌食。 3．酒类。彝族爱喝白酒，一般以高粱、玉米、荞子等杂粮酿制而成，以不同的制作方法或饮用方式而称之为“坛坛酒”、“转转酒”、泡水酒、包谷酒、水酒、稀饭酒等。坛坛酒是在坛中酿制而成，饮用时剥去坛口封泥，加入冷开水，待数小时后插入弓形竹管或木管吸饮，亦可供数人同时饮用。转转酒是凉山彝族的一种饮酒方式。成群男女席地而坐，一碗碗白酒自右至左以次传递而饮，每呷一口以左手姆指横擦碗沿为礼。泡水酒是在木桶中酿制而成，饮时从桶中冲水，酒从桶底小孔流出，边饮边搀水，可痛饮数日. 4．茶类。云南、贵州彝族习惯喝茶，自己也种茶。云南无量山、哀牢山、澜沧江、黑惠江沿岸土壤偏酸，湿润多雾，有利于茶叶生长，所产青毛茶，挺秀显毫，条索紧结，清香醇厚，回味无穷。青毛茶早在唐代就有种植，《蛮书》记载：“茶出银生界诸山，蒙舍蛮以椒姜桂煎之。” 5．烟类。凉山彝族喜吸兰花烟，一般利用屋旁较为肥活的小块土地种植，2月下种，5月分秧，7月收获，然后把烟叶晒干叠齐，用山草扎成小把备用。吸时将烟叶放在掌心，搓成细末，装入烟斗。云南、贵州彝族喜吸叶子烟。 6．食具。凉山彝族的食具大多为林制和皮制漆器，造型独特，美观耐用，以黑色作底色，用红、黄等颜色描绘上各种花纹。常用的有木盘、木钵、木勺、木盔、木碗、皮碗、肉盘、饭盒等。木盘有高脚和低脚两种，木钵为敛口，有盖、鼓腹，由盖和器身成子母扣合，木盘和木钵为盛饭菜用。木勺为舀汤、饭用，匙部呈椭圆形，勺把细长，俗称“马匙子”，食时稍动把，匙不粘唇，汤饭即入口中，既卫生又实用。皮碗轻便耐用，搅拌荞面、粑粑等冷食用。 7．酒具。酒杯有鹰爪杯、牛角杯、羊角杯、雁爪杯、猪蹄杯、木酒杯、皮酒杯等；酒壶有圆形壶、扁圆形壶、鸽形壶等。壶分头、腹、足三部分组成，足底中心有小竹管为进酒口，酒灌满后把壶放正，酒却流不出来。腹部上端旁斜插一细竹管为吸酒口。造型美观别致，独具一格。酒具用材有木制髹漆、银质、角质、皮制等。� 彝族的节日 彝族的传统节日很丰富，根据节日的性质可分为生产性节日、社交游乐性节日、纪念性节日、庆祝性节日和祭祀性节日等五类。而每一类又包括5—10个节日。如以发展、促进生产为目的生产性节日有剪羊毛节(流行大凉山，一般为农历六月中旬)、采药节(流行云南小凉山，每年农历五月初日，主要是采、卖药材)、黑井灯会(流行于云南牟定县黑井一带，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主要是祈求多生产盐)、羊年(云南牟定每年农历除夕晚上和初一给羊吃年饭，贴对联)、巴乌节(流行于云南鹤庆县东西山区，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举行，主要是欢庆和祈望狩猎丰收)、颂牛节(云南西北山区彝族每年立冬举行)、拉麻节(拉麻彝语意为贺牛神，彝族支系黑话人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日举行)和护山节(流行于广西隆林彝族中，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初四日举行)；又如以歌舞、游艺、集会形式进行交往娱乐为目的的社交游乐性节日有赛歌会(云南九江县彝族支系腊鲁人每年农历二月举行)、情人节(广西那坡县彝族支系白彝人每年农历三月举行，情人互送礼物)、姑娘节(云南金平彝族姑娘每年春节后的第一个赶场日，到街场上展示自己的青春和美貌)、赛马节(贵州威宁，每年农历五月初五)、赛装节(云南永仁等县，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彝族姑娘都着盛装，比试谁的服饰漂亮)、赶花街(云南峨山、新平、双柏三县交界处的彝族支系勒苏人每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十五日举行二次，是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好机会)、串会节(云南漾濞彝族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人们聚集篝火旁跳舞对歌)、搭清节(云南曲靖市白水区彝族妇女节日。每年农历三月的第一个马日。妇女们打扮后带上食品聚集于当地的密集山上，一边唱歌，一边品尝食品，直到明月当空才各自离去)、开新节(云南峨山彝族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后的第一个赶集日，过完节日就要春耕了)、拜姑爷节(云南峨山一带彝族每年正月初二，以村寨为单位，邀请3—5年内嫁出去的姑娘连同姑爷接回本村进行团拜)和斗牛节(每年农历六月一日各地彝族都要举行)；再如以追念民族英雄、纪念某个历史事件为主要内容的纪念性节日有插花节(云南楚雄彝族每年农历二月初八举行，以纪念传说中为妇女除暴安良的女英雄咪依鲁)、服装节(云南大姚县三台山彝族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举行，以纪念心灵手巧的女服装师阿米尼、二月八(每年农历二月初八举行，节期三天，以纪念智斗强敌英雄密枯)和牟定三月会(云南楚雄彝族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四日举行，节期3—5天，以纪念传说制服蛟龙的胜利)；以喜庆丰收、祝贺人畜兴旺、平安幸福为内容的庆贺性节日有彝年、老年节、尝新节、新米节、沙户比节等；最后就是以祭祀神灵、祈禳凶邪的祭祀性节日有火把节、密枝节、祭公节和跳公节等。其中以彝年和火把节为彝族最普遍最隆重的节日。� （一）彝年 彝语称“库史”，是大小凉山彝族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十月至十一月内择吉日举行。彝年前，人们打过年柴，准备过年的食物，精心地催养年猪。过年三天，第一天：“点烟火”，清晨用袅袅的青烟通知祖灵回家与后代共渡佳节；“逐户杀年猪”，全村男女老少(除女主人留家外)喜气洋洋簇拥着杀猪能手“翁色尔古”逐户宰杀年猪，杀猪的顺序以村中辈份的高低长幼而定；“松母”即献祭，取部分猪肝、猪肉烧煮，由男主人端至火塘上方祭祖，此后，大家吃年饭，太阳落山时，以煮熟的砣砣肉和荞粑粑再次祭祖，以祈来年丰收、平安。第二天：孩子们做“翁西那姑革”游戏，青年男女身着盛装聚在一起，伴着口弦、月琴、胡琴欢歌舞蹈，进行赛马、荡秋、蹲斗、角力等娱乐活动。中年男子成群成队到各家互贺新年，妇女留在家中招待客人。第三天：“送祖”，人们早早起来，热饭菜以送祖灵归祖界，并为祖灵备好路途中需要的盘缠、干粮，还把燕麦倒在畜槽中象征喂祖灵的灵马。送祖灵时，男主人向祖灵祈求保佑来年家庭平安、五谷丰登、六畜发展。� （二）火把节 四川、云南彝族一般在农历六日二十四日前后几天举行，贵州彝族则在农历六月初六左右进行。祭神祭田、祈年丰收、送崇除邪是火把节的重要民俗内容。节日期间，有的彝区要合村杀猪宰牛祭神，有的地方每一彝户要抱鸡到田里祭田公地母。而凉山彝族火把节那天，所有在外的人都得赶回家吃团圆饭，饭前杀鸡祭祖，饭后举行点火把仪式。由一家之主点燃用干苦蒿杆扎成的火把，从屋里的上方照亮每一个角落，口中念：烧掉一切不吉之源，全家平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等词，然后经过牛圈、羊圈，最后加入村寨的火把节行列，到村头寨边、田野山坡耍火把。有说火把能灭虫害，有说可驱灾去邪。如今，火把节的内容更加丰富，有斗牛、摔跤、跑马、选美、对歌、舞蹈、射箭、磨儿秋等各种娱乐性活动，有的地方还进行商业贸易活动。� 彝族的服饰 彝族服饰因地而异，大体上和方言的分布基本相同，不同方言区有不同特色的服饰。为此有如下六种类型：� （一）凉山型服饰主要流行于四川、云南大小凉山一带。男子头顶蓄一绺发，称为“兹尔”，汉称“天菩萨”，并以长数尺的黑色或深蓝色布帕包头，额前右方或左方裹成一细长锥形状突出帕外，称为“兹贴”，汉称“英雄结”，身穿黑色或蓝色紧身衣，大襟右衽，窄袖。袖口、襟上嵌不同颜色的布数圈，或用五色棉布细条镶嵌其间，长于腰际。裤子用海蓝色棉布缝制，裤脚以地区不同，有大有小，宽大的可达170厘米，走路时常把裤角吊在腰际。窄小的脚板伸直才能穿入。成年男子左耳戴银丝镶嵌耳环或珊瑚和琥珀大耳珠，珠下缀红丝线穗。女子身穿镶边或绣花大襟右衽上衣，领口、袖口、襟边、下摆边缘镶有蓝、红、白待布条，或用彩色丝线织成各种图案花边。衣领中部纽扣处钉有方形银牌花，或用银质小钉镶满衣领。裙子用红、黄、蓝、白等色彩鲜艳的棉布或羊毛布缝合成三节，上节为裙腰，中节成筒状，下节成皱折，俗称“百褶裙”。未婚女子穿两节小裙，成年后举行换裙仪式，称“沙拉勒”，换成三节裙，此后就进入婚恋期。青年女子或已出嫁而未生育者用青色或黑色布折叠成瓦式头帕，压以发辫。中、老年妇女用黑色头帕裹头或戴荷叶状的盘帽。手戴银镯、银戒；耳戴莲花形、圆星形银耳环；腰佩三角荷包，下缀五色飘带；胸佩口弦、针筒、獐牙等。彝族男女一年四季都披着用羊毛绒编织成的披氅，称“擦耳瓦”，冷时可御寒，睛时可遮日，雨天作雨衣，睡觉当被盖。服装的纹饰工艺称为“做花”，大致有：挑花、贴花、穿花、锁花、盘花、滚花、补花、刺绣等。纹样有波浪纹、鸡冠纹、牛眼纹、星纹等。� （二）滇东南型服饰以撒尼、阿细彝族服饰为代表。撒尼彝族老年男子喜戴青布包头，穿宽裆裤。青年男子喜穿用麻布缝成的对襟式无袖短褂，绣上图案式花纹，用蓝色或其他色布镶边。女子喜戴花包头，老年妇女多用红黑两色，青年妇女用多种颜色。包头边沿镶嵌银制“卡士玛”，顶端的双耳部位缀一对“彩蝶”，后面吊一束串珠，下垂至前胸，光耀夺目，走动时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外衣长略过膝，多数是蓝白色，袖子、领口和边角绣有花饰，背披一块黑布衬底的雪白细羊毛皮，布带经胸前直贴衣襟，腰间系一块黑底绣着五彩图案的围腰，下穿蓝黑色长裤，脚穿绣花布鞋，肩挎花布包。阿细彝族男子服饰与撒尼彝族男子类似。女子两股发辫缠头，头戴花布扎制的“鲁都”彩色包头，“鲁都”是生长在高山岩头上的一种草。身穿蓝白色或青色布紧袖衣，袖子上半节多用青布，下半节用另色布相衬，袖边绣有花纹图案。背披五光十色布，下穿紧身裤。佩带手镯、耳环。背上自编草篼。� （三）滇南型服饰男子身着对襟短衣，有的衣襟密钉长襻或饰银币扣，在领上绣一排犬牙花纹；有的喜披一件羊皮领褂。下穿宽裆裤。女子头戴银泡镶嵌鸡冠帽，身着右衽大襟衫，有衽边摆和尾摆。衽边摆后绕打结，尾摆平时掖于腰带间，形如褡袋，能盛针线包等什物，跳舞时放下尾摆，以助舞姿。下着大管裤，腰系丈余花围腰。脚穿翘尖绣花鞋。喜戴银耳环、银手镯，襟前、腰间、臀后挂有银铃、银泡。� （四）滇西型服饰男子身着黑色或蓝色无领对襟衣，有的外加麂皮领褂。下着宽裆裤，头缠青布帕，或戴一瓜皮小帽。女子头戴缀有小红缨，嵌有小银珠的绣花“鱼尾帽”，脑后留一小发辫。身着前短后长的圆领大襟衣，外套深色坎肩，腰系青布围腰。下着绿色或蓝色大管裤，脚穿翘首船形绣花鞋。喜戴银制大花、簪子、别针、耳环、戒指、手镯、三须等饰物。男女老少都披无扣对襟羊皮褂。� （五）滇中型服饰男子一般短衣长裤。女子身着浅色短上衣，外套黑色坎肩。下穿长裤。佩胸围腰。头缠青巾，有的地区戴绣花帽，如鹦嘴帽、蝴蝶帽、樱花帽等。� （六）黔西北型服饰中、老年男子头包青、白帕，身着长衫，系青腰带，下穿宽裤管灯笼裤，俗称“八幅裤子”。青年男子身穿对襟短衫，系大白腰带。女子头缠黑、白头帕，身着青、蓝色上衣，领口、袖口、襟边、下摆均绣花纹，下着青、蓝、乳、白色相间的三节中长裙，扎白布腰带，脚穿绣花高钉“鹞子鞋”。 人口及分布� 彝族人口，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共计6572133人，在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仅次于壮、满、回、维吾尔族，居第五位。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他们以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形式，居住在北起大渡河流域，南到云南国境线，东自乌江、西抵澜沧江的广阔地区。主要聚居区有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贵州毕节地区和六盘水地区。� 地理环境� 彝族主要聚居在北纬22—29、东经98—106之间约5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处于云贵高原和康藏高原东南部边缘地带。 这一地区，群峰林立、峡谷纵深、地势雄伟、气势磅礴，大雪山、大凉山、乌蒙山、哀牢山、无量山横卧境内；金沙江、元江、南盘江、雅砻江、普渡河、西溪河、美姑河、安宁河、会通河盘旋于幽谷之中；滇池、洱海、草海、邛海、马湖等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泊散布在高原上。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常年气温在10℃至20℃之间，年降雨量为700至1000毫米。无数的丘陵、山地、坝子、河谷、湖泊，蕴藏着铁、铜、锌、铝、金、银、锡、锑、锰、镍、铅、汞等金属矿和煤、磷、云母、石膏、石棉、水晶、硼砂、雄黄、泥炭、矽土、耐火沙石等非金属矿；盛产玉米、稻、麦、荞子、燕麦、马铃薯等农作物；出产大麻、油菜、烟草、花生、棉花、茶叶等经济作物；有云南松、华山松、冷杉、云杉、铁杉、桦木、樟木、楠木等木材；有桐油、漆树、油茶、苎麻、板栗、柑桔、桃、梨等经济林木；有虫草、贝母、三七、天麻、木香、党参、茯苓、雪莲等药材；有牛、马、羊、猪等畜产；还有飞狐、金丝猴、熊猫、灰竹鼠、白马鸡、白腹锦鸡等奇珍异兽。彝族人民世代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创造了绚丽灿烂的彝族文化。
中国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绚丽多彩、各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彝族就是这个民族大家庭中一个古老而光荣的成员,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 最大的彝族聚居区。 凉山彝族的传统社会是一个泛道德主义的社会,彝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是以道德价值为核心,由它向外衍射,涉及所有社会活动。这个社会中的任何个人的言行都 严格地受道德价值的制约和影响,具有深厚的民族性、广泛的群众性、相对的稳定性。凉山彝族传统道德价值观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调整社会关 系,规范人们行为,维护内部团结的重要力量,并在源远流长、内容丰富的凉山彝族习惯法得到完全体现。 凉山彝族习惯法是在凉山彝族社会中,人们经过长期生活约定而成又口头传承的一套法律制度,是我国法制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凉山彝族常常依靠传统道德价值观 和习惯法来调整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国家法很少有互动,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冲突与断裂。由于民间纠纷发生的普遍性、经常性,其正确解决不仅对 凉山彝族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凉山彝族地区的现实社会生活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凉山彝族地区法治建设的推进及凉山和谐社会的 构建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本文在广泛收集、深入调研凉山彝族习惯法案例资料的基础上,在参加四川省社科联十一五规划课题、四川省教育厅彝族习惯法相关课题的过程中,对凉山彝族传统 道德价值观和凉山彝族习惯法两者之间的逻辑必然性,对彝族传统道德价值观、彝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三者之间的关系,对国家法与凉山彝族传统道德价值观和彝族习 惯法的整合进行专门研究。希望在凉山彝族传统道德价值观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更新和发展,推陈出新,存其精华,弃其糟粕;根据彝族传统道德价值观的特点,深 入进行社会主义道德与法制的教育,积极引导,既继承和发扬彝族的优秀传统道德,又使凉山彝族的传统道德价值观经过更新得到健康地发展。为更好地总结有利于 我国各族人民的法治经验和理论开辟更多的路子,为尽快地解决凉山地区法治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推进凉山及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帮助。 全文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凉山彝族传统道德价值观。首先,从彝族、族群概念和地域概念介绍了凉山彝族的起源与发展;从生产工具、衣、食、住等方面介绍了凉山彝族的物质文 化特征;从家支政权组织、土司制度、森严的等级制度、奴隶制的经济关系介绍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制度文化特征;从宗教信仰、哲学、伦理道德、法律、风俗习 惯及其他介绍了凉山彝族精神文化特征。其次,阐述了凉山彝族希望战胜自然、克服自然灾害,祈求平安、幻想永生,追求自由平等和人生价值,追求德行合一的理 想人格的传统人生理想。最后,阐述了凉山彝族尊君敬长、以孝为重、重义轻利、集体意识、吃苦耐劳的传统道德价值观。 第二部分:凉山彝族习惯法。首先,从习惯、习惯法与法律的关系入手,论述了少数民族习惯法民族性、群体性、具体性、类比性的特征;介绍了少数民族习惯法观 念、规范、行为、实物形态等基本结构;分析了少数民族习惯法道德研究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其次,从宗教、禁忌、风俗礼仪等方面分析了凉山彝族习惯法的起 源;从凉山彝族的血缘等级制度、家支制度、婚姻制度三个主要因素阐述了凉山彝族习惯法的发展、演变;从表现形态、基本框架和内容、纠纷的解决程序剖析了凉 山彝族习惯法的主要内容;重点介绍了凉山彝族习惯法的调解人——德古。 第三部分:凉山彝族习惯法中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及现实意义。首先,论述了凉山彝族习惯法中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对凉山彝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其次,从依照传统 习惯法私理案件、家支复仇事件时有发生、赔命价习惯法、不同等级男女禁止通婚、转房制、继承制、神判剖析了凉山彝族习惯法中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对凉山彝族现 实社会生活的影响。第三,分析了地域因素、案件性质、当事人综合力量、当事人族别等影响凉山彝族社会国家法与习惯法适用的四个变量。最后,阐述了凉山彝族 习惯法中的传统道德价值观的积极功能、消极作用。更
彝族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之一，有诺苏、纳苏、罗武、米撒泼、撒尼、阿西等不同自称。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彝族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多彩，古时候就对历法和宗教信仰有着深刻的研究，在常年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饮食和服装文化，经济也得到了发展。【民族历史】彝族是古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在六七千年前彝族少女，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到3000多年前，这支向西南游弋的古羌人以民族部落为单位，在祖国的西南地区形成“六夷”、“七羌”、“九氐”，即史书中常出现的所谓“越嵩夷”、“青羌”、“侮”、“昆明”、“劳浸”、“靡莫”等部族。当古羌人游弋到西南时，西南地区已有与其先后到达的两大古老族群——百濮族群了百越族群。古羌人到西南后，他们和百濮、百越长期相处、互相融合，并吸收和百濮、百越的南方文化。魏晋以后，昆明人与焚(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汉族、土家族、藏族、彝族、纳西族、白族、哈尼族、僳僳族、普米族、景颇族、拉祜族、基诺族等为兄弟民族，皆出自古羌。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地区有乌蛮与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彝族先民在长期形成与发展中，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彝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特征，是长时期保持着奴隶占有制度。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及其以前，彝族先民社会已出现游牧部落与定居农业部落的分化。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彝族先民地区继续分化出一批叟帅、夷王，表明在征服濮人等部落的基础上，昆明部落已基本完成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占有制度的过渡。8世纪30年代，蒙舍诏统一六诏，云南彝族、白族先民联合各族上层建立了南诏奴隶制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统治范围达到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与四川南部，基本上控制了彝族先民的主要分布地区。南诏奴隶制王朝曾长期统治彝族先民地区，不能不对当地奴隶制的存在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唐天复二年（902），南诏奴隶制王朝的覆灭，不意味着彝族先民地区奴隶制随之消亡。两宋300多年中，戎（宜宾）、泸（泸县）、黎（汉原）3州的彝族先民，处在宋王朝与大理政权的相互争取之中，出现了奴隶制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与之相配合，奴隶制生产关系出现了强大部落奴役小部落的情况。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蒙古骑兵自四川分三道进攻云南，经彝族地区，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开始统一于罗罗族称之下。与之相对应，蒙古贵族加强了对各地彝族兹莫即土长的争取工作，发展为在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土司制度。自1263～1287年，相继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彝族人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撤（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给土司、土目、奴隶主势力以沉重打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区比较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编辑本段]【文化艺术】彝族人民能歌善舞。彝族民间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曲调，诸如爬山调、进门调、迎客调、吃酒调、娶亲调、哭丧调等。有的曲调有固定的词，有的没有，是临时即兴填词。山歌分男女声调，各地山歌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彝族乐器有葫芦笙、马布、巴乌、口弦、月琴、笛、三弦、编钟、铜鼓、大扁鼓等。彝族舞蹈也颇具特色，分集体舞和独舞两类，其中多为集体舞，如“跳歌”、“跳乐”、“跳月”、“打歌舞”和“锅庄舞”等。动作欢快，节奏感强，通常由笛子、月琴、三弦伴奏。彝族：能歌善舞的民族凉山是歌舞之乡，彝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凉山彝族音乐风格古朴，品种繁多，民族特色鲜明而浓郁。民间音乐中的民歌和民间文学关系密切，很多普遍流传的抒情长诗，如《阿莫尼惹》、《阿依阿呷》、《阿惹妞》、《阿丝牛牛》等。都是用歌曲形式传唱的。除叙事性的歌曲外，有结婚时唱的歌曲如《惹打》，火把节唱的歌曲如《都火》、劳动时唱的歌曲如《犁地歌》、《牧学歌》等。此外还有山歌，如布拖高胜山歌、儿歌等。彝族民歌因地区的不同，其风格也有差异。凉山南部地区的民歌高吭激越，中西部地区的民歌轻柔优美，东部依诺地区的民歌敦厚朴实。过去的彝族民歌，总的说来给人以压抑低沉之感，但其朴素优美的民族、地区韵味十分鲜明。民间器乐不是供作伴奏，而是独立发展，自成系统。引人注目的是它展示的历史时空跨度极大。常见的有口弦、月琴、马布、葫芦笙、胡琴、彝箫、坚笛、唢呐等。此外，吹木叶，即以一片树叶来吹奏乐曲也是彝族人民喜爱的民间音乐。口弦和月琴十分普遍，几乎所有的妇女．无论老幼，襟前都挂着一付口弦，随时可以演奏。口弦是一种独特而简易的乐器，由几片长约七八厘米的薄簧片组成．有竹片和铜片两种，最少的两片，最多的达五六片。竹制的音色深厚、低沉。铜制的音色清脆、秀丽。吹奏时以手指拨动黄片，利用口腔共鸣变化音色。簧片除发出本音外．还发出十分优美的泛音，构成音乐较宽的曲调。月琴多为中青年男子喜爱，其中不乏优秀的民间月琴手。50年代．凉山彝族姑娘沙玛乌芝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演奏的月琴．受到热烈赞扬。凉山彝族的民间舞蹈往往和歌唱、器乐的演奏分不开。民间舞一类是产生于生产劳动中的舞蹈如荞子舞、包谷舞、织毡舞等，大多是模拟劳动动作和表现生产过程。另一类是在节日或在婚嫁欢乐场面中常见的舞蹈如跳锅庄、跳“都火”、对脚舞、被毡舞、芦至舞。有的表现耕牧的勤劳。丰收的欢乐，有的表现征战的勇敢、爱情的追求。从彝族民间艺术中开出的凉山歌舞之花，不仅在中外舞台上一展辉煌，而且在现代生活中遍地开放。今天，在凉山城乡经常可以看到男女老少手拉着手，踏着民族风味的节拍，欢乐地跳着达体舞。达作是彝语的音译，意为踏地舞或脚踏舞，是在传统的彝族歌舞基础上编创而成的一种集体舞蹈。动作简练明快，音乐悠扬流畅，乡土气息浓郁，时代色彩强烈。80年代一经形成，迅速普及全州并以大西南民族交谊舞的态势，很快向州外、省外推开。在94凉山彝族国际火把节上来自国内外的客人和彝族同胞手拉手，围着一堆堆青火．跳在一起，融为一家，场面热烈壮观，气氛亲切感人。彝族的民族音乐包括歌曲和乐器。彝族的歌曲有：史诗歌、情歌、喜歌、风俗歌--内中又有喜酒歌、叫魂歌、送鬼歌、巫师调等多种曲调；从名目上分，歌曲有俄、雅、左、格等。“俄”是唱的意思，可以在各类场合中演唱，气氛较为轻松随意；“雅”是一种独唱山歌，演唱者一般为男女青年，多为触景生情；“左”是一种婚礼歌，在举行婚礼大夜晚，由主客双方各出两名歌手边舞边唱；“格”是一种悼念死者时或祭祖活动时演唱的合唱歌曲，一人领唱，众人学唱，歌词由领唱者即兴创作；“毕”是指彝族毕摩在进行宗教活动时唱的歌，我们称之为宗教音乐，以与“俄”进行区分。音乐则有歌舞音乐、口弦音乐、吹叶子音乐，其中也各有许多曲调。此外，还有多种乐器：月琴是彝族最喜爱的乐器之一，弦普遍为两根，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口弦是用竹质、铜质制成形状象竹叶的簧片，在中间有一簧舌，靠控制呼吸来调节音色；“玛布”是彝族独特的乐器之一，其吹奏特点是利用鼻孔吸气，让鼓腮连续不断送气，可模仿婴儿啼哭，鸟雀鸣唱；葫芦笙和唢呐，多用于吹奏彝族民歌和曲调。
彝族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一员，拥有渊远的历史、古老迷人的彝族风情。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民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音乐舞蹈艺术，民族节目灿烂多姿。此外，他们还拥有独特的饮食、起居、婚丧、服饰，待客及庆典礼仪尽可让人返朴归真，体验古老的文明之韵味。（一）历史悠久的彝族文字彝文的起源和历史，说法很多，迄今无定论，传说有毕阿史拉则（1500年前）在大森林听神鸟传经记写毕摩经书一事。据彝族谱系，毕阿史则迄今已有六十多代，美姑县人，凉山解放后仍有石砌经库，（“文革”中被毁），其可推至汉晋时期。到隋唐时期，彝文已具有一定规模，后世又续有增补，明清时代已相当发展，现在遗存的许多彝文碑刻，经典抄本，都是这段时间的产物。到目前为止各地的彝文总数在万字左右，但较常用者只有一千多字。1974年，制定了统一的彝文规范方案，简化统一的819个单字。（二）彝族古老的神话和传说故事彝族民间流传着大量的神话和传说，其中最具代表性并有彝文记录的是从史诗《勒俄特衣》中反映出的神话。史诗叙述了宇宙的变化，人类的起源，祖先的迁徙等12个方面的内容。这些故事既是独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以磅礴的气势，生动的形象，朴素的语言，反映了彝族人民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初期的一些背景。（三）彝族音乐彝族音乐丰富多彩，歌曲、舞蹈、器乐优美动人，具有鲜明的民族艺术风格。 歌曲有俄、雅、左、格等名目。 俄，即唱的意思，有多种曲调，如“牛牛俄”，“阿莫尼惹俄”等。 雅，这是一种独唱山歌，常在高山放牧，野外耕种或游玩演唱。演唱者一般为男女青年，多是即景生情，表达渴望自由、爱情，追求幸福的情感，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左，彝族称阿丝木莫左，是一种婚礼歌。 格，又叫策格或承阿古格，一种悼念死者或祭祀活动时演唱的歌曲，也是因为“阿古阿……哦叹嘎啦”为每段开头而得名。这是一种合唱的歌曲，一般以十人为一队，列队边舞边唱，歌词由领唱者即席创作，一般是主客双方各自组队演唱，参加者女均可。 乐器，彝族的民乐器较丰富，常见的有口弦、月琴、胡琴、笛子、唢呐、葫芦笙、皮鼓、铜铃以及木叶等，而以口弦、月琴和笛子流传最为广泛。彝族传统的舞蹈有：节日舞、婚礼舞、悼念舞、或丧事舞、宫廷舞和铃鼓舞、劳动舞和征战舞、对脚舞、赶街舞、手帕舞、手镯舞、轮翻舞等。 节日舞主要有欢度火把节跳的“都火舞”。这是一种大型的女子集体舞。舞蹈队形有圆圈式和双行横队排列式两种，而以圆圈式为主。一般以三至五十人组成，每圈有一人领舞领唱，其余舞伴都尾随其后边唱边舞，同时，每人左手持一把伞，右手拉着前面一人的衣襟，形在一个个舞圈。一个火把场上，往往都有数十个，甚至上百个这样的舞圈在跳舞。参加跳舞可达数百人、数千人之多。这是凉山彝区火把节上最为壮观的场面之一。（四）彝族美术彝族的美术，在劳动人民长期的积累和创造下，取得一定的成就，并别具风格。 绘画，凉山彝族没有专门的绘画艺术，仅在毕摩的经书可以看到日、月、人、鸡、虫等图形，所画的人物，鸟兽、花草等图形，所画人物则系神话传说中的神人支格阿龙。传说支格阿龙曾经射日月，并将地上的动物打小，因而在画支格阿龙的时候，伴随画日、月、人、鸡、虫等。这些由点、线组成的白描，给人一种原始古朴的美感。 雕刻，过去彝族的统治阶级的房屋、屋基、柱础、檐柱和锅庄石上，往往有工匠雕刻的人物、鸟兽、花草等图案。此外在常用的宝剑、长刀柄上，也有工匠雕刻的美丽的花纹。 刺绣，凉山彝族妇女擅长刺绣，常常在擦尔瓦、头巾、衣袖、衣领、衣大襟、裤脚、挂袋、烟荷包、腰袋等上面，多以黑色或白色为基础，配上红绿黄等五色花线，绣上流云纹、方胜纹。花边图案主要有以下几种：以天象日、月、星、云、彩虹为图的；以自然地理山、河等为图的，以自然地理山、河为图的；以动物鸡冠、牛眼、羊角以及獐牙为图的；以植物的某一部分为图，如花叶图等。各种图象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丰富多彩。彝族妇女还常用“贴花”作装饰，以五彩色布剪成美丽的花纹和线条，镶于衣袖衣领、衣大襟裤脚、烟荷包、腰带上，千变万化，富有浓郁的民族色彩。 银器工艺美术，常见的有各种银领花，银戒指、银手镯以及银耳环等。有的土司和黑彝奴隶主还制作有打仗用的银护脸、银护腿等。这些银制工艺品相当精致美观，上面还装饰着许多图案花纹，具有很高的水平。（五）彝族习俗独特多姿的彝族民俗风情尽可让人返朴归真，体验古老文明之韵味。彝族在特殊的自然环境形成的独特多姿的民族风情，体现在他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信仰崇拜多方面。 彝族饮食 彝族有偏爱吃粑粑的传统习惯，粑粑多以玉米、荞麦磨粉蒸烤而成。粑形扁圆，重约半斤，而以“略粑”为精美，“略粑”以玉米粗磨去壳后，再加水细磨而成粥，照粑粑做法蒸烤而成，细腻香甜，分外可口。一般只在年节或贵客临门时特意制作，被视为高级食品。 彝族饮酒，习惯喝“转转酒”，但凡宾客至或喜庆节日，有的节会议事皆饮酒。饮酒时，数人或者数十人团团围坐，一座用一酒器轮饮，一次喝一口，团团转，直喝到酒醉方休。兴来时则豪饮，不论一碗半樽可一气喝下，以显示豪爽气概。 彝族群众特别好客。不论走进谁家，不管是否亲友或是相识，只要说出姓名、家支，都会受到热情接待。按家境条件尽量做到酒肉粑粑款待，并留住宿，从不索取报酬，而且诚挚大方。对亲友贵客杀鸡、杀羊招待。对特别尊贵的客人，如条件许可，还要杀牛招待。杀鸡招待是最轻的，也要把全部鸡肉端上桌先请客人吃，并请客人吃鸡头，看财喜。杀猪杀羊除招待客人吃饱吃好外，还要送猪头半块，羊胛肉一块让客人带走，以示对客人的尊重和热情。 彝族房舍 房屋的宅基地，多选择居高临下有险可据的小山头或山坡平地处。古时，彝族因生产生活因素，常迁徙。富裕之 50回答者： 妙酒 - 中级经理 八级 2007-2-7 22:56 我来评论>> 相关内容�6�1 需要彝族文化\风景\风情描写，很重要，急啊！！！！ 2 2008-7-21 �6�1 彝族毕摩文化特征与内涵 2007-4-20 �6�1 彝族文化艺术价值 4 2007-3-12 �6�1 影响傣族和彝族饮食文化的因素 9 2008-6-16 �6�1 了解彝族文化：现代彝族孩子的整体受教育程度怎么样？ 2007-11-7 更多关于彝族文化的问题>> 查看同主题问题： 彝族 文化 其他回答 共 2 条彝族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一员，拥有渊远的历史、古老迷人的彝族风情。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民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音乐舞蹈艺术，民族节目灿烂多姿。此外，他们还拥有独特的饮食、起居、婚丧、服饰，待客及庆典礼仪尽可让人返朴归真，体验古老的文明之韵味。（一）历史悠久的彝族文字彝文的起源和历史，说法很多，迄今无定论，传说有毕阿史拉则（1500年前）在大森林听神鸟传经记写毕摩经书一事。据彝族谱系，毕阿史则迄今已有六十多代，美姑县人，凉山解放后仍有石砌经库，（“文革”中被毁），其可推至汉晋时期。到隋唐时期，彝文已具有一定规模，后世又续有增补，明清时代已相当发展，现在遗存的许多彝文碑刻，经典抄本，都是这段时间的产物。到目前为止各地的彝文总数在万字左右，但较常用者只有一千多字。1974年，制定了统一的彝文规范方案，简化统一的819个单字。（二）彝族古老的神话和传说故事彝族民间流传着大量的神话和传说，其中最具代表性并有彝文记录的是从史诗《勒俄特衣》中反映出的神话。史诗叙述了宇宙的变化，人类的起源，祖先的迁徙等12个方面的内容。这些故事反映了彝族人民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初期的一些背景。（三）彝族音乐彝族音乐丰富多彩，歌曲、舞蹈、器乐优美动人，具有鲜明的民族艺术风格。 歌曲有俄、雅、左、格等名目。 俄，即唱的意思，有多种曲调，如“牛牛俄”，“阿莫尼惹俄”等。 雅，这是一种独唱山歌，常在高山放牧，野外耕种或游玩演唱。演唱者一般为男女青年，多是即景生情，表达渴望自由、爱情，追求幸福的情感，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左，彝族称阿丝木莫左，是一种婚礼歌。 格，又叫策格或承阿古格，一种悼念死者或祭祀活动时演唱的歌曲，也是因为“阿古阿……哦叹嘎啦”为每段开头而得名。这是一种合唱的歌曲，一般以十人为一队，列队边舞边唱，歌词由领唱者即席创作，一般是主客双方各自组队演唱，参加者女均可。 乐器，彝族的民乐器较丰富，常见的有口弦、月琴、胡琴、笛子、唢呐、葫芦笙、皮鼓、铜铃以及木叶等，而以口弦、月琴和笛子流传最为广泛。彝族传统的舞蹈有：节日舞、婚礼舞、悼念舞、或丧事舞、宫廷舞和铃鼓舞、劳动舞和征战舞、对脚舞、赶街舞、手帕舞、手镯舞、轮翻舞等。 节日舞主要有欢度火把节跳的“都火舞”。这是一种大型的女子集体舞。舞蹈队形有圆圈式和双行横队排列式两种，而以圆圈式为主。一般以三至五十人组成，每圈有一人领舞领唱，其余舞伴都尾随其后边唱边舞，同时，每人左手持一把伞，右手拉着前面一人的衣襟，形在一个个舞圈。一个火把场上，往往都有数十个，甚至上百个这样的舞圈在跳舞。（四）彝族美术彝族的美术，在劳动人民长期的积累和创造下，取得一定的成就，并别具风格。 绘画，凉山彝族没有专门的绘画艺术，仅在毕摩的经书可以看到日、月、人、鸡、虫等图形，所画的人物，鸟兽、花草等图形，所画人物则系神话传说中的神人支格阿龙。传说支格阿龙曾经射日月，并将地上的动物打小，因而在画支格阿龙的时候，伴随画日、月、人、鸡、虫等。这些由点、线组成的白描，给人一种原始古朴的美感。 雕刻，过去彝族的统治阶级的房屋、屋基、柱础、檐柱和锅庄石上，往往有工匠雕刻的人物、鸟兽、花草等图案。此外在常用的宝剑、长刀柄上，也有工匠雕刻的美丽的花纹。 刺绣，凉山彝族妇女擅长刺绣，常常在擦尔瓦、头巾、衣袖、衣领、衣大襟、裤脚、挂袋、烟荷包、腰袋等上面，多以黑色或白色为基础，配上红绿黄等五色花线，绣上流云纹、方胜纹。花边图案千变万化，富有浓郁的民族色彩。 银器工艺美术，常见的有各种银领花，银戒指、银手镯以及银耳环等。有的土司和黑彝奴隶主还制作有打仗用的银护脸、银护腿等。这些银制工艺品相当精致美观，上面还装饰着许多图案花纹，具有很高的水平。（五）彝族习俗独特多姿的彝族民俗风情尽可让人返朴归真，体验古老文明之韵味。彝族在特殊的自然环境形成的独特多姿的民族风情，体现在他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信仰崇拜多方面。 彝族饮食 彝族有偏爱吃粑粑的传统习惯，粑粑多以玉米、荞麦磨粉蒸烤而成。粑形扁圆，重约半斤，而以“略粑”为精美，“略粑”以玉米粗磨去壳后，再加水细磨而成粥，照粑粑做法蒸烤而成，细腻香甜，分外可口。一般只在年节或贵客临门时特意制作，被视为高级食品。 彝族饮酒，习惯喝“转转酒”，但凡宾客至或喜庆节日，有的节会议事皆饮酒。饮酒时，数人或者数十人团团围坐，一座用一酒器轮饮，一次喝一口，团团转，直喝到酒醉方休。兴来时则豪饮，不论一碗半樽可一气喝下，以显示豪爽气概。 彝族群众特别好客。不论走进谁家，不管是否亲友或是相识，只要说出姓名、家支，都会受到热情接待。按家境条件尽量做到酒肉粑粑款待，并留住宿，从不索取报酬，而且诚挚大方。对亲友贵客杀鸡、杀羊招待。对特别尊贵的客人，如条件许可，还要杀牛招待。杀鸡招待是最轻的，也要把全部鸡肉端上桌先请客人吃，并请客人吃鸡头，看财喜。杀猪杀羊除招待客人吃饱吃好外，还要送猪头半块，羊胛肉一块让客人带走，以示对客人的尊重和热情。 彝族婚俗 峨边彝族的婚姻嫁娶习俗，在民主改革以前，实行彝族内部通婚，等级内婚，家支外婚，姨表不婚、转房、赘婚等婚姻制度，一般实行一夫一妻制，也存在父母包办、媒妁之言、买卖婚姻的现象。从订婚到结婚过程中保留着具有民族特色的婚嫁礼仪和形式。 彝族葬俗 彝族对死者，普遍进行火葬，但对尚未长牙的死婴，则实行土葬。 彝族岁时节俗 凉山彝族的传统节日主要有两个：一是彝族年节，二是火把节。峨边彝族的年节：凉山彝族年是彝族的太阳历，一年为十个月，在年终的一个月相当于农历的十月，也是彝区秋收结束之际，彝族各个村寨选定一个吉日，一般在十月初一至十五之间的3天时间，就是彝族过年的日子。 在过年的前一天是除夕，家家户户大搞卫生，扫尽地面，清洗家具。过年的第一天凌晨，有条件的家家户户杀过年猪，按崇敬祖先和尊敬老人的传统习惯和规距，过年首先从村寨最受尊敬的长者之家杀猪起。然后各户依此宰杀。猪杀死后，取出胆、腰、脾、胸肉、煮熟切块与荞粑盛入高脚木盆，再用一块烧红的山石，投入一碗清水之中，产生蒸汽上绕三圈，意为除污去秽，然后斟上泡水酒并肉盆一道献于内室祭台上，举行迎祖仪式。 三天以后，开始走亲访友，到远处亲戚家拜年。已出嫁的姑娘带着酒、猪头肉等礼品回娘家，看望父母。约五六天后，过年才完毕。（六）彝族信仰彝族笃信精灵，崇拜祖先，认为万物有灵，然而沿未发生偶象崇拜，也未形成一个主宰一切的大神。他们认为人是有灵魂的，人死后灵魂单独存在，而且变成了鬼，到处游荡，常常作祟，加害于人，因此要及时请巫师来驱鬼。彝族人民还相信整个大自然中无处不有神灵存在，地有地神，日月而且诸如雷电、草木、岩石、衣服、首饰都由神灵主宰。在众多神灵中最崇拜是山神。彝族人民相信自然巫术，彝族的巫术主要用于除邪驱鬼，诅咒仇人。彝族群众凡遇不吉利事，特别患了疾病，便认为是鬼找着了，因此请来毕摩或苏业，从事“做和尚”或“打鼓鼓”活动。通过毕摩或苏业念经驱鬼，或杀猪或杀羊，以示猪羊作了主人的替身，或者是鬼被驱赶逃走，病也随之除了。对我有帮助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积极倡导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融会了中国大地上的多民族文化，同时也包容了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和西方文化成分而形成的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主体文化。近现代以来，随着各民族日益深入和广泛的交往，不同文化的价值日益被人们认识，多种文化模式并存，导致文化之间相互交流、沟通、碰撞已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趋势。任何人都不同程度地浸润于传统文化之中。传统文化无时不在对现代人发挥着作用，传统文化不能回避也不应回避。因此,我们应积极倡导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二、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既有它积极的先进的一面，也有它消极的落后的一面。对待传统文化，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对于传统文化中积极的对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的部分，要发扬光大；而对于那些落后腐朽的对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的部分，要坚决抵制。三、正确对待传统文化。1．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由多种成分和多种因素构成的复杂有机体，其中有部分不乏封建迷信等落后思想，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对于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一面尤其值得我们珍视。而对于一切不利于我们发展的事物都应该被屏弃。全盘肯定或否定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方法是先人总结出的正确对待事物的方法，我们在对待传统文化时也应该采取这种正确的态度。2．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在继承的同时不断创新。一个民族的文化，总是在继承和弘扬自身传统中发展，在社会实践中更新的。为此，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批判继承，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一番梳理扬弃的工作，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将有助于民族文化经久不衰，源远流长。只有不断创新，培育出新型的中华民族精神，才能使民族精神与时俱进，不断完善。3．借鉴外国文化的优秀成果。文化具有多样性，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精粹，每个民族的文化精粹都是这个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和人民智慧的结晶。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兼容性和再生性，对外来文化也能够敞开它博大的胸怀，有扬有弃的吸收、整合。要积极借鉴外国文化的优秀成果，从中汲取营养，在借鉴和吸纳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中丰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4．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必须上升到一个全民族的高度，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标志，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创造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四、采用多种形式发扬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书法绘画、音乐歌舞、文学著作、民族节日、风俗习尚、传统建筑、名胜古迹等等，都是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因此，通过学习、1/2观赏、体会和感悟这些蕴含传统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可以达到发扬传统文化的作用。例如文化节、展览会、博物馆、文化馆等。另一方面，教育在文化传承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教育是人类特有的传承文化的能动性活动，具有选择、传递、创造文化的特定功能，在人的教化与培育上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教育方式的不断变革，教育在人类文化的传承中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课堂上加强祖国经典著作的推介和引用；利用古诗文教学以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利用传统节日进行传统文化的教化；加强书法教学，传承中国传统文化。通过这些教育方式使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髓在无形中得以传承五、作为大学生我们可以做的。作为当代的大学生，面对当今传统文化面临着窘境这个不争的事实，我们有义务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尊重京剧等国粹，不排斥繁体字，了解孔孟等大家的著作，闲暇时间多了解传统文化而不仅仅限于上网和电视。找到传统文化中我们感兴趣的方面并做进一步的了解。发扬传统文化任重而道远，并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功，在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前提下，如何让传统文化不只停留在博物馆中，让它能够发扬光大并真正深入民心，得以传承，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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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白马藏族聚居地区是古代“藏彝走廊”最东端藏、汉两民族文化交汇之处，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与其他各民族共生、共存和叠加的综合性特征。陇南白马藏族同胞主要居住在文县白马河流域以及民堡沟一带的高山上，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使他们的民居建筑在内部结构、组合形式、装饰特征和村落布局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形成了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独特的造型特征以及审美特色，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
关键词： 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结构；地域文化
特色建筑是人类文化的纪念碑，是集艺术、文化、科技于一体的文化综合体，也是一个民族的形象。一个民族的民居建筑风格，是当地人们在长期的生存过程中，根据当地的气候、水文、地势、地质等环境因素，不断总结经验和完善而逐渐形成的，同时临近民族之间的建筑文化也会相互影响，形成一些共性特征，所以其中也必然积淀着丰富而深厚的民族文化。白马藏族聚居地区是古代“藏彝走廊”最东端藏、汉两民族文化交汇之处，历史上不同民族在这条走廊交错杂居，因此白马藏族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与其他各民族共生、共存、叠加的特征。所以他们的民居建筑既是陇南南部秦巴山区特殊地貌、气候的体现，也是多民族聚居繁衍的陇南南部独特地域文化的反映。长期的民族文化传承与融合发展，形成了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独特的造型特征以及审美特色，并且随着收稿日期：2011一O8—28·90·时代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
一、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基本结构。
作为古代氐族的后裔，白马藏族很早就进入发达的农业文明，并在此居住生息。《华阳国志》记载氐人居地“土地险阻，有桑麻”，所反映的正是目前陇南白马藏族的居住环境以及生产生活状况。史籍记载氐人的民居形式是“土墙板屋”，《汉书·地理志》记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南齐书》描述得更详细：“氐于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九“洛谷”即今陇南市西和县仇池山附近的“洛峪”，这一带正是古代氐杨政权的核心地区。关于白马藏族地区板屋形制的：具体记载，可见于清道光年间《龙安府志》中的记载：“番民（此处所说之番民，即白马藏族）所居房屋，四围筑土墙，高二丈，上竖小柱，覆以松木板，中分一、二层，下层开一门圈牛羊，中上住人，伏天则移居顶层。”“可见“板屋”的最突出特征即为以木板覆盖屋顶。
目前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结构形式仍体现出“土墙板屋”的一些特征，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民族文化的发展，三层结构的传统民居样式早已淘汰，陇南白马藏族村寨现存修筑年代最早的民居，也多为二层土木结构。由于板屋屋顶的寿命不长，容易漏雨，随着白马人生活条件的改善，在保持其建筑基本结构的基础上，屋顶已基本用瓦覆盖。目前陇南宕昌县官鹅沟、大河坝一带的藏族村寨，依然保留了大量板屋，当地俗称“沓板房”，这是居住在同一地域、具有相同生存境遇的民族在居住文化方面趋同性的体现。陇南白马藏族同胞主要居住在文县白马河流域北岸的高山上，以及石鸡坝乡民堡沟的薛堡寨和堡子坪两个村寨，村寨的整体布局方位为面南靠北，平均海拔高度在1700米左右。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使他们的民居建筑在内部结构、组合形式、装饰特征和村落布局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一）内部结构。
陇南白至藏族民居独特的造型和审美特质，与其内部结构密切相关。一般认为，我国南北建筑结构和风格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域的地形、气候环境等因素，形成了古代穴居和巢居两种基本形式。穴居为北方民居的雏形，北方气候干燥寒冷，居住形式也是由“地穴盖顶”的形式逐渐演变为土木结构的“抬梁式”木构架建筑；巢居是南方民居的雏形，南方气候湿润多雨，蛇虫较多，所以居住形式也是由筑于树木之上的巢穴向干阑式建筑过渡，最终形成了南部“穿斗式”木构架民居，而古代的木楼也是干阑式建筑中对下部空间的有效利用而形成的。陇南白马藏族居住地虽然海拔较高，但由于地处甘肃南部，气候相对湿润多雨，所以这种南北气候的过渡性地带特征，使其民居建筑的内部结构也综合了南北两种传统建筑结构形式。
而“土墙板屋”正是南北建筑融合的见证，经过历代的演进发展，从而形成土木结构的穿斗式二层木楼形式，屋顶为两面斜坡式，一层用于居住，二层存放粮食杂物。据当地白马人介绍，陇南白马藏族的木楼过去也多为三层，下层用于圈养牲畜，上层存放粮食杂物，中间用于居住。但从目前笔者对白马村寨的考察来看，基本为二层木楼结构，三层木楼已被完全淘汰。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与三层木楼建筑难度大且耗费材料有关；另外也与卫生状况、保暖性能有关，下层圈养牲畜时，由于空气对流因素，对人居住的中间层形成空气污染；同时居住在高山地带的人们，下层居住较为保暖，所以综合考察，二层木楼更适宜于人类居住。
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内部木构架体现了穿斗式建筑稳定性强的特点，各种木构件纵横交错，紧密相连，其主要木构件有柱子、檩子（梁）、穿枋、椽、阁楼木、楼板等，和北部民居比较，突出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柱子多，每间之间分隔处都有5根柱子，最中间的柱子为中柱，前后两边的柱子分别为明柱和后柱，界于中柱、明柱和后柱之间的柱子为二柱；其二是充分发挥“穿枋”的串联作用，每间分隔处纵向排列的五根柱子用一种特殊的构件“穿枋”连接起来，穿枋是一种方形的木构件，与柱子榫接，将柱子纵向连接成为有机整体，体现了“穿斗式”民居建筑结构的独特性；其三是檩子多，陇南白马藏族民居中的檩子分为中檩、二檩、檐檩，中檩为屋脊处的檩子，檐檩位于前后两檐处，二檩界于中檩和檐檩之间，檩子共同承载椽，同时将各组柱子进行横向连接；上下两层中间有许多阁楼木，阁楼木上铺木楼板，将上下两层隔开，阁楼木不仅有分隔上下层作用，也有横向连接和稳定柱子的作用，从而使整个木架形成一个更加密集和稳定的整体。由于这种独特的内部结构，各种木构件之间相互榫接，连接紧密，更符合稳定的力学原理，所以和北部抬梁式建筑相比，不仅建筑结构独特，造型美观，而且具有较强的抗震性能。
（二）分隔组合结构。
陇南白马藏族的民居建筑在整体布局：结构方面，和陇南南部汉族民居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陇南白马藏族的传统民居多为三间组合式结构，院落也多为三合院、四合院式组合结构，但由于高山地区建筑地基狭小，所以形制较小。正房多为三间组合的结构形式，台基高，整体高出左右厢房，主次分明，正房进深一般为3．5——4米左右，间隔为4．5米左右。正房的一层多为两问连通结构，高度约为2．5米，靠西隔出一问为卧室，连通的两间为厅房，也有三间连通的结构形式。厅房中央一般摆设深柜（也称神柜），用于供奉祖先，靠东面设有火塘，火塘旁边摆放大木碗柜。厅房既是白马人会客、议事、供奉祖先神灵的主体空间，也是他们取暖、做饭的生活场所。左右厢房较为低矮，多为两间或三间组合形式，主要为卧室，期中一面厢房的下层往往留出屋宇式大门，大门与房屋有机结合，形成灵巧别致的空间结构。
白马村寨中很少见完整的四合院式组合结构，无倒房，大概是由于受高山地带地方条件限制，修建倒房会使院落更为狭小，不利于采光，所以其院落比汉族民居四合院要紧凑，房屋紧密相连，将院落紧紧包围在中间，小巧幽静。 目前陇南白马村寨的民居正房建筑多以四间、五问或六间的组合形式为多，因家庭经济条件或地基情况而定。左右两边的两间多处理成“封山包檐”形式，即将走廊左右与相应屋檐下的空间一并封闭在左右耳房空间内，使左右耳房门相对并与正房门成垂直关系，当地也称为“窝檐”，其中一间为厨房，另一间为卧室。在外部走廊上设置木楼梯，用于连通二层，有些则将木楼梯设置在耳房内部，中间部分则留出宽敞的走廊，前有明柱。内部一般为单间分隔，其中正中一间为客厅，间隔一般为4．5米左右，大部分现代民居建筑将中间的两间进行连通处理，使厅房宽敞气派，由于有专门的厨房，所以厅房中不再设置火塘，已演变为现代民居中的客厅。
二、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装饰特征。
民居建筑既是人们安居的实用场所，也是在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步营造的精神和文化空间，通过独特的造型和装饰，传达出共同的民族审美心理和文化意蕴。“土墙板屋”既是白马藏族居民特殊的生存条件的反映，也传达出一种质朴自然的审美特色，而—92·独特的内部空间结构以及装饰又蕴涵着深厚而丰富的民族文化。建筑装饰的内容从性质和功能方面来考察，可以分为由建筑结构和材质本身所呈现的抽象形式，和通过雕刻描绘等手法装饰在各种建筑构件上的具象图形，两者共同形成了建筑的整体审美特色以及民族文化意蕴。传统的“土墙板屋”式白马藏族民居，是白马人利用其居住地域的自然资源，并综合当地的地形、气候等自然环境，构筑的具有独特民族风情的民居建筑形式，厚重结实的夯土围墙，轻盈灵动而稳定的木楼结构，纵横交错、错落有致的屋面门窗阁板，层叠排列而富有自然秩序的木板屋顶，既体现了民居建筑的实用性功能，也通过其结构和材质传达出朴素自然的审美特色以及民族文化个性。
在一般民居建筑中，装饰部位主要集中在门窗、山墙墀头以及屋脊上。陇南白马藏族传统民居建筑在外部山墙的处理方面较为随意自由，一般不进行装饰，一层的山墙为夯土墙，上部的二层或以木板、竹笆作山墙，直接承载屋顶，成自然简易的“悬山式”结构，所以没有墀头装饰；屋顶由于用木板覆盖，所以也无砖瓦图案装饰。正面的门窗以及纵横交错的木板墙体，则成为装饰的主体。
在生活条件相对艰苦的年代，多数白马藏族民居基本无装饰图案，而经济条件较好家庭的民居在门窗上雕刻动物花卉图案。白马藏族传统民居的门窗结构相对固定，整个屋面围绕门窗全部用木板封闭装饰，下层正房门多为两扇组合形式，左右窗户上装饰窗棂，上层无门，只在正中间或左右侧留出装饰窗棂的窗户。整个屋面部分阁板形成穿插有序、变化统一的平面构成形式，窗棂上变化多端的抽象图形则打破了阁板的.单一，产生了巧妙的形式对比，丰富了视觉效果，而这一切都是在建筑结构需要的基础上自然产生的形式美因素。部分传统民居的门窗上则雕刻动物花卉图案，这些装饰图案多位于门扇中间的绦环板以及窗楣、门楣等处。白马藏族信仰自然神，所以其民族图案的形式以及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与汉民族图案有所不同，在内容方面多表现其生存环境中的自然花草以及动物，以表达对自然的赞美和崇拜，而不像汉民族装饰图案通过谐音、双关等蕴涵了更多的伦理文化含义。在造型方面这些动物花卉图案体现出鲜明的写实化倾向，不似汉民族花卉图案体现出鲜明的程式化因素，动物花卉造型憨厚朴拙，雕刻手法大胆粗放，不注重一草一木局部的精雕细刻，而专注于对自然物象的讴歌和赞美，所以使图案物象的造型体现出浑朴生动的特征，充盈着强烈的生命意味。
三、陇南白马藏族村寨的村落布局村落。
作为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范畴，既是农业社会中人们共同居住、生产、生活的空间，又是指在这一空间中生活的一个群体。这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的角度来认识村落，偏重村落文化的缔造主体——人，以及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文化现象。陇南白马藏族的村落布局结构是由他们居住地域特殊的地貌、自然资源、民居建筑形式等因素综合形成的，这其中本身也包含了白马藏族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因素，虽然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历史发展与变迁。白马藏族由于古代长期的民族矛盾，他们被迫选择了环境险阻的深沟、大山、密林为栖身之处，
这不仅决定了他们独特的“板屋”建筑结构，也促成了他们村落布局的基本形式与格局，形成了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地域人文景观。陇南白马藏族由于居住在海拔较高的高山地带，所以他们的民居也主要依山势而建，白马河流域的白马村寨民居基本为面南靠北的统一布局，这种方位的民居冬天太阳直射屋前，夏天太阳直射屋顶，具有冬暖夏凉的优点，也有部分村寨的民居不是南北方位，但都依地形而排列。由于高山地带坡势陡峭，宽阔的平地较少，所以白马藏族村寨的民居不仅院落窄小，而且民居之间的距离也较为紧密，相互之间的高低落差较大，再者其民居建筑为二层木楼结构，所以在布局形式方面形成了层层叠叠的视觉效果，产生了有序排列的秩序感以及韵律感，达到了民居建筑与自然的高度和谐，这种和谐是一种天然雕饰的自然之美，而非人为的形式雕琢，在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中又体现出独特的形式美感。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变以及白马村寨发展，白马藏族的民居建筑在继承传统样式的基础上，也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尤其8O年代以来，白马村寨的交通、通讯、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汉文化的融合速度加快，其民居建筑从材料到结构，均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随着白马人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他们的生存条件也不断地改善，一是对传统民居进行改进和修复，二是对旧民居进行彻底拆除而重建。在基本结构方面，现代民居依然延续了传统民居穿斗式二层木楼的结构，但在形制方面比传统民居高大；在组合结构方面，现代民居多为四间、五间或六间的组合形式，中间的客厅采用两间连通的形式；传统的“土墙”逐渐换为砖墙；门窗结构方面大量借鉴当地汉族民居的形式，正房门多为六扇、八扇组合结构，多数白马人家民居的门窗还用各色油漆涂染，有些民居的门窗也完全采用镶有玻璃的现代化的样式。容易腐朽漏雨的沓板房“板屋”顶被瓦顶替代，屋脊上也出现了脊兽装饰，瓦沟中用白色涂料勾填，青、白映衬，呈现出整洁、明快的现代特色。白马人的生活水平与生存条件在不断改善，但民居建筑的民族特色也随之淡化，这为我们研究和保护白马文化也不断提出新的挑战，如何在传承白马藏族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有机融合现代科技文明，促进民族发展，是我们研究白马文化者必须面对的迫切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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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各族人民作为新时代的主人共同继承、发展和分享藏民族传统文化，共同创造现代文明生活和文化事业，使西藏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发展。西藏文化保护的事实证明，所谓的“西藏文化灭绝”论是根本没有事实依据的。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家对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工作还将继续加强。随着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保护西藏文化和生态环境、建设和谐西藏的进程中，西藏文化将会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等多种手段，保护和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开创和发展现代科学文化教育事业。 西藏的文物古迹得到有效保护。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投入巨额资金，修复开放了1400多座寺庙。从2002年开始的西藏三大文物维修工程包括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萨迦寺的维修，总投资为3．3亿元，全部由国家财政拨付，创造了西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物维修工程纪录。从 2006年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又决定投入亿元，对西藏22项重点文物保护工程进行维修。2008年4月18日，西藏“十一五”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暨扎什伦布寺保护维修工程启动仪式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隆重举行，这标志着在西藏实施的投资最多、维修规模最大的文物保护工程全面启动。 西藏传统风俗习惯得到尊重和保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别注意尊重和保护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目前，西藏共有1700 多座寺庙和各类宗教活动场所，僧尼万多人，各种宗教活动正常举行。每年到拉萨朝佛的西藏信教群众均达百万人次以上。从2004年开始，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恢复藏传佛教格西拉让巴考学制度。2007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公布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是西藏藏传佛教各教派的组织，并有藏文版会刊《西藏佛教》以及1所西藏佛学院和1所藏文印经院。为保障西藏各民族人民特别是广大藏族人民按照自己传统的风俗习惯生活和进行社会活动的权利，西藏自治区将“藏历新年”、“雪顿节”等藏民族的传统节日确定为自治区的节假日，还明文规定，不准拍摄、围观天葬活动，不得在天葬场所喧哗等。 藏语文在西藏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得到广泛应用。1959年民主改革以来，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法规，西藏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下达的正式文件、发布的公告都使用藏汉两种文字。在司法诉讼活动中，对藏族诉讼参与人，都使用藏语文审理案件，法律文书都使用藏文。西藏在广播电台、电视台,专门开设有藏文节目频率和频道。2007年末，藏语频道在全国少数民族语言电视频道中率先实现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出节目。在西藏出版有14种藏文杂志、10 种藏文报纸，1989年以来出版的藏文图书有400多种。此外，藏语文学习也得到了法律保障。西藏自治区教育系统全面推行以藏语文授课为主的双语教育体系，已经编译出版了从小学至高中所有课程的藏文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藏文专业术语规范化及信息技术标准化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藏文编码已正式通过中国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各种藏文软件在计算机和网络上使用。截至2007 年底，西藏上网用户总人数已达16万人，占西藏人口的。 西藏传统文化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一贯重视藏民族文化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对民间文化开展大规模的收集和整理，使许多濒临失传的文化遗产得到了抢救和发掘。1979年成立了专门机构对被称为“世界史诗之王”的《格萨尔王传》进行全面抢救、整理，经过20多年的努力，现已整理出版《格萨尔》100多部，总印数达400多万册，同时还出版了20多部汉译本，并有多部被译成英、日、法文出版。2007年底，西藏全区共有专业艺术表演团体28个，文化馆、站203个，公共图书馆4个，博物馆2个，同时还有18个县级民间艺术团体和500多个群众业余演出队；全区多次举办大型群众文化活动，一年一度的拉萨雪顿节、日喀则珠峰文化旅游节和那曲恰青赛马节等大型文化活动的内容不断创新，成为地区性品牌文化节庆活动。西藏自治区7大类、15项、23个点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文化部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西藏有31人榜上有名。 文献档案得到妥善保护，建立了时代体系完整的历史档案库。工程浩大的宗教典籍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研究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等所藏经卷和佛教典籍得到了很好的保护。1990年以后，藏文《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本)、《藏汉对照西藏大藏经总目录》等陆续整理出版，还印行藏传佛教的仪轨、传记、论著等经典的单行本供给寺庙，满足僧尼和信教群众的学修需求。2006年12月，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带标点的佛教经籍——《大藏经》的编纂工程正式启动。从2007年开始，西藏自治区启动了对贝叶经的摸底调查和建档工作，目前西藏已经登记在册的梵文贝叶经有426部，共4300多张。 藏学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就重视对西藏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1956年到1958年国家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就包括对西藏社会的调查与研究。改革开放后，我国还组建了一批藏学研究专门机构，在藏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当前，全国有近50个机构的近3000人从事藏学研究，研究领域涵盖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宗教、哲学、语言文字、地理、教育以及考古、民俗、藏医藏药、天文历算和生态保护、经济可持续发展、农业、牧业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大部分学科。2006年，中国首次颁发了藏学研究领域第一个国家级奖项——“珠峰奖”，这标志着中国藏学事业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2006年青藏铁路建成通车，有力地促进了西藏同祖国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大量游客乘火车进藏旅游，一些著名的文物古迹出现承载压力过重的问题，这进一步促使西藏各级政府更加重视、保护和发展当地独特的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自治区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了严格控制参观人数、精心设计参观线路、科学合理疏导参观流量的办法以减缓这些珍贵而又脆弱的文物古迹的承载压力。青藏铁路使西藏人民通过旅游可以了解外界的信息和文化，可以在继承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发扬自己的文化，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人士积极投身到西藏文化保护中。
没有语言和符号，就没有人类文化。人类社会中的许多重要的文化要素，主要是通过语言和各种符号系统来相互传递的。语言人类学所关注的恰恰是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方式，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在沟通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以及沟通手段与适应策略的关系等问题。 人类社会性的生产和其他活动，是产生语言的先决条件。作为语言本身，与人类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文化能够影响语言的结构以及语言的内涵，而语言的差异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文化而产生的。另一方面，语言也可以反过来影响文化的发展，很显然，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关联、彼此制约的关系。 藏民族的语言文字作为一个系统，与创造和使用这种语言文字的民族所处的地域、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藏族语言和文字符号的功能，以及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变化，都是由这个社会环境中的语言群体所制约的，是属于他们的社会行为。语言文字也会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修正、补充和完善，不断走向丰富。客观环境的变化必然会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语言，调整自已语言的表达方式，使之最大限度地与客观环境和需要相适应，这正是推动藏民族语言文字进步的动力。一、藏语的基本特征语言是原始人类在劳动和互相交际中产生出来的，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的产生表明，人的发音器官已逐渐形成，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即意识也在不断走向成熟。语言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成了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最为重要的沟通手段。语言一旦形成，就成为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也具有共享性。 当原始部落发展到民族的时候，便出现了民族语言。语言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并且随着民族的发展演变而不断发展变化。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方式也要通过语言来表现。因此，民族语言不仅反映民族经济、历史和文化，就连共同的心理素质也通过语言来表达，而且依靠语言来维系民族内部的联系和情感。因此，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核心。 从民族学的角度看，民族语言既是构成民族的第一要素和重要特征，也是区别民族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藏语是藏民族的主要语言。藏语的使用区域主要是在我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各省区的藏区。一些与我国接壤国家的部分地区也使用藏语。 按照语系分类，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根据1998年的统计，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汉藏语系人数占70％以上。汉藏语系中的语言，有着不同于其他语系语言的一些特征：如在语音上，大部分词以单音节词根为基础，每个音节都有声调区别意义，声调和声母有一种互相适应的关系，如清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单数调上，浊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双数调上；在语法上缺乏形态变化，主要以虚词和词的次序表示各种语法关系；另外，还有一类表示事物或动作天然单位的词又称量词，这是在其他一些语系的语言中所没有的，此外，汉藏语系中的各语言间都有一定数量的同源词。 藏语在汉藏语系各语族、语支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是价值极高的语言之一。藏语言的历史，实际上是藏民族社会发展史的一部分。藏语的形成与演变，伴随着藏族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是因为语言自身蕴涵了反映社会变迁的机制，社会的变化会促使人们改进语言的表达方式。语言也总是在服务社会，总是在一个动态环境中逐渐走向成熟。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因素以及发展状况，对语言的要求有所不同，因此导致藏语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差异。 国内外学者对藏语发展阶段的界定不尽一致。我国一些藏学者将之划分为五个时期：1．上古时期(公元6世纪以前)，即远古部落时期的藏语口语。在吐蕃王朝之前，经历过漫长的原始部落和部落联盟时期，延续了长达31代吐蕃部落王统传承。当时，青藏高原上有着许多小邦国或部落，其分布范围很广，包括现今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巴尔提等地。这一时期，以古老的象雄文明为代表，产生了藏族原始宗教苯教，并产生了最古老的文字“象雄文”。苯教的传播和发展，构成了7世纪以前藏族文化的主要面貌，并对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而又持久的影响。2．中占时期(公元7～9世纪)，此时为吐蕃王朝时期的藏语口语。松赞于布征服苏毗王朝和象雄王朝，完成了西藏本土的统一大业。这一对期是青藏高原大开放、大发展的时代，是藏民族整体文化的孕育时期，也是藏族语言发展的重要时期。根据研究，藏语声调也是在区一时期产生的。吐蕃时期对外部文化的学习和吸收，对吐蕃及以后藏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极为重要的是，吐蕃时期创制的藏文字从那时起得到了大力推广和应用。从此，藏民族有了用目已的文字撰写的各类文献资料，包括传承至今的敦煌吐蕃藏文写卷，早期的佛经、译著等。文字的出现从根本上克服了语言交际在时空上的局限，不仅使语言得以记录和保存，也大大促进了语言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吐蕃周边国家的语言、佛教的传人对藏族语言文字的形成与演变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3．近古时期（公元9～13世纪)。从吐蕃王朝崩溃到元朝统一治理西藏之前的400年间，西藏大小部落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然而，在古格王朝时期(公元1l世纪)仍然顺利完成了藏文字的第三次厘定，使藏族语言文字步入了规范化的轨道。4．近代(公元13～19世纪)。自西藏归属元中央政府，施行统一治理以来，藏区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藏族社会系统状态的变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量高水平的藏文文献典籍的问世，不仅提升了藏族文化的整体水平，也极大地推进了藏族语言文字的改革与创新。5．现代时期(公元20世纪以来)。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藏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如借词和外来词汇愈来愈多等。由于更多新名词和科学术语的出现，不仅使词汇更加丰富，语言的表述也更加准确。 语言是没有国界的，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藏族语言的使用范围，不仅限于我国境内的三大藏区和其他地区。除我国之外，如不丹王国、锡金王国和尼泊尔王国等国家的一些地方也在使用藏语，只是他们所使用的藏语同国内藏族地区的语言有着较大的区别。藏民族的语言同世界其他一些民族的语言一样，在其发展与传播过程中，形成这个语言的中心地区往往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且具有辐射作用。同样，一种语言在某一地区被选择和使用也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藏语作为藏民族表达思维活动的口头形式，主要包括语音和词义两个部分。在藏语的语音结构中，声调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藏语的重要语音特征。在语音系统中，将声调识别为与辅音和元音同等重要的语言要素，并作为特定语音分析层次的一个功能单位来对待。实际上，藏语声调的变化较小，各地的调类和调值比较统一。藏语声调产生和分化的条件清楚，调值与声韵母还保持着比较自然的联系。与此同时，各地声调发展不平衡，现代藏语中几乎保留了声调发展各个阶段的不同形态。复辅音声母是藏语语音的一个重要特点。历史上，藏语有着丰富和复杂的复辅音声母。随着语音的发展和变化，复辅音声母已经逐渐简化和消失。现代藏语方言中所保留的复辅音声母同藏语书面语(藏文)中的复辅音声母比较起来，显然已经简单得多了。但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诸语言中，除嘉戎语外，现代藏语方言中的复辅音声母还是比较丰富的，它基本上反映了藏缅语族语言这一语音特征。现代藏语三个方言中，安多方言有比较多的复辅音声母，而卫藏方言除一部分地方有带前鼻音成分的复辅音声母外，多数地方复辅音声母已经消失。所以，复辅音声母也是划分方言在语音上的一个重要标志。藏语调类的分合、新音位的产生、浊音的清化、元音的复化等现象，都和复辅音声母及其发展变化有关。古藏语有30个单辅音声母，220余个复辅音声母。古藏语的复辅音系统极为繁杂，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类是带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二类是带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三类是带前置辅音和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四类是带复合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五类是带复合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其中，第一类和第二类极为普遍，第三类占有一定的比例，第四类则较少，第五类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出现。到后来，藏语的单辅音声母一般为30个左右。复辅音声母主要有前置辅音加基本辅音，基本辅音加后置辅音两类。在能够反映古代语音的书面语中有180多个复辅音声母，而且还有三合、四合复辅音，但现代藏语中主要是二合复辅音。韵母分单元音韵母、复元音韵母和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三类。 藏语像其他藏缅语言一样，是以动词为中心的语言。藏语中动词的属性常常能影响句中其他词语语法功能的变化。然而，藏语动词虽居句末，但在用格上常常支配前面的名词。换句话说，藏语动词的性质决定作为主语名词的标记。如A能否控制B，主要表现在动词语尾上，而A对B的控制程度的强弱则表现在主语名词的用不用施格上。就是说，动词上同样需要体现主语名词的一定语法功能，如人称、自主性等，而且用不用标记会改变主语名词与动词的语法关系。 现代藏语的主要特征表现为：1．复辅音趋于简化和消失，只在部分方言土语中保留着带前置辅音的二合辅音。2．浊辅音声母肝清化，现代藏语某些方言中所保留的浊声母均源于古代复辅音声母的浊基辅音。3．单元音或复合元音构成的韵母明显增多；元音有长短之别，且与声调形成了互补关系。4．辅音韵尾趋于简化，从而促使带辅音韵尾韵母的简化和元音的变化。5。除安多方言之外，具有完整的声调系统。6．谓语是后置表系统，属典型的“动居句尾”型语言，而且现代藏语多数方言其谓语的语法意义由谓语之后的语法成分来表示，因而形成了极为丰富的表达语法意义的助词，其作用也在不断增加。7．有丰富的体范畴，也有时式范畴。8．卫藏方言有着严格的敬语与非敬语的区别。9．主要以虚词和词序来表达句子的各种关系。句子语序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在主语后，谓语前，若是双宾语，间接宾语在前，直接宾语在后；人称代词、名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前，需加表领属的助词；形容词、数词、指示代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之后；动词或形容词的修饰语在中心语前。构词以复合法为主，即通过修饰、联合、支配、表述方式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根语素来构成复合词。 假如我们对属汉藏语系的藏语和汉语进行一些比较，不难发现二者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如藏汉语言都具有以虚词和词序作为表达语法意义的共同框架。藏语以虚词和语序作为主要语法表达手段，从动词虚化而来的辅助动词与虚词、助词有着同等重要的功能。另外，从语言发生学的分类上看，藏汉两种语言也有着亲缘关系。如在词汇的应用上，藏汉两种语言之间有着较多的同源词；在语音上，都有以声母、韵母为单位的独特的语音结构。所不同的是，汉语没有藏语那么多的复辅音声母。二、各具特色的方言民族语言分布的复杂性，以及语言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研究群体之间社会亲缘关系的基础。所以，这一研究领域也总是受到语言人类学家的重视。 人们生活的地域环境的差别、集居状况的不同，使操持同一种语言的民族出现了语言之间的差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方言。一般认为，隔离是产生语言差异的重要条件。既是在同一区域内，地理距离越大，语言的差别也就会越大。 对藏语方言的划分，主要是以语音的差异以及历史渊源来确定的。研究表明，藏语方言语音的结构特点以及方言在语音上的实际差异，与藏民族的历史扩散及现代地理分布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一般以传统的国内地域概念——三大藏区(卫藏、康、安多)来进行方言分类的，即卫藏方言、康方言和安多方言。卫藏方言，指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前藏(拉萨等地)、后藏(日喀则等地)、山南地区和阿里地区的方言。康方言，是指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范围内的方言。安多方言，指青海省大部分藏区(除玉树藏族自治州之外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藏族的方言。 因为这里要介绍的藏族方言是一个语言范畴的概念，所以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某一块地域。否则，就很难较为全面地了解藏语方言。为使读者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了解藏语方言状况，这里参照江荻先生的论点，以我国藏区地理方位的卫藏为中心，分为中部、东部、西部、南部和北部五大区域，并将临近我国藏区并使用藏语的一些境外地方也囊括其中，采用传统的藏语方言分类和境内外地理名称并用的方式，对藏语方言的语音及其特点进行一些介绍。 总的看，在各地方言中，单元音韵母多少不一。如卫藏方言，在拉萨语中单元音达16至17个，有单辅音声母28个。卫藏方言中有鼻化元音。康方言中的德格语中，单辅音声母有42个。康方言中也有鼻化元音。现代藏语中卫藏、康方言元音分长短，配合声调，并与声调互补。在卫藏、康方言中，复元音韵母主要是二合的复元音韵母。按性质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真性复元音韵母，几个元音并立，不分主次。与此同时，紧张清晰的元音结构，呈现为藏语语音的一大特点。在有的地方话中，如普兰话不仅有非鼻化的真性复元音，还有鼻化的真性复元音。第二种是假性复元音韵母构成的元音。在安多方言中，元音不分长短，单元音的多少不一。如甘肃的夏河话中单元音只有6个。但总的看，藏语是一个单元音占优势的语言，复元音较少，并且多为后起现象。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一般为30个左右，可以作尾的辅音有8个。保留韵尾较多的是安多方言，最少的是康方言，而卫藏方言介于二者之间。在不同的方言土语中，声调数量不等，一般是4个。如拉萨话有4个调，工布话有6个调，木雅话有两个调，安多方言无声调。声调有着区别词义和语法意义的功能。藏语还有一个轻声，主要是音节弱化的结果。藏语中相邻音节的连读，声调会发生相对固定的变化，而且不限于词的内部，词与词、词与语法成分之间也会发生变调。 三、藏文的形成及推广应用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文字的创制和推广应用所带来的文明成果是多方面的，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甚至会改变一个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字既是文化现象，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人类正是凭借文字的记录功能，不断积累知识，丰富实践经验，在继承前人劳动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更加灿烂的文明成果。 藏民族最早的文字是象雄文。象雄文出现在公元前l至2世纪的古象雄王国。象雄王国是曾经雄霸青藏高原的一个古老王国。其疆域最大时，西起今阿里地区的岗仁波齐，东至今昌都丁青。汉史中所谓“羊同部落”，就是指象雄王国。正如《册府元龟》所记：“大小羊同，东接吐蕃，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精兵八九万……”象雄王国在公元7世纪被松赞干布吞灭之前，一直是一个独立王国。象雄文字也叫“玛尔文”，它类似汉族的甲骨文。在那时，“玛尔文”主要用于苯教的咒誓、祭祀、禳祓活动和记载他们的经文等。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文字没有能普及到大众社会。但在藏区一定范围内，这种文字的使用至少延续了千年以上。有资料显示，吐蕃最初也曾使用过“玛尔文”。公元7世纪初，苯教的巫师们仍用象雄文来缮写苯教的经文等。有学者认为，松赞干布最初遣使分别向尼泊尔和唐朝求婚时，书信很可能是用象雄文写成的。也有苯教徒称，早期的许多苯教文献是由象雄文翻译成藏文的，不知真假。还有一些藏学专家认为，藏文是在象雄文的基础上，学习克什米尔和印度的文字而创制成功的。我国藏学专家黎蔷则认为：“目前藏语中的借词，有些是从象雄文转借而来的。而玛尔文(通常称‘象雄文’)同古代的旁遮普文和克什米尔文有很相近之处”。在丹麦学者艾立克•哈尔所著的《来自西藏苯教的语言——象雄语词法词典》，德裔美籍学者劳弗尔所著的《藏语的借语》中也有类似观点。藏学家南喀诺布在《关于藏族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称：“在西藏的古老寺院里，有不少藏书是古象雄文的手抄本，是用称作‘玛尔体’的高体，短元音的草书写成的……就是今天我们使用的藏文草书字”。当然，这些看法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众所周知，因在较长的时间里佛教与苯教之间不断进行极为残酷、激烈的斗争，加之后来的统治者推行“崇佛灭苯”的政策，以及其他诸多的原因，导致苯教文献几乎全部被毁或失散在外。时至今日，象雄文在国内几乎很少有人知晓。近年来，国外编有象雄文词汇与藏文、英文对照词典。我们面对这个古老的文字，要做出符合历史的科学结论，还需要考证和深入研究。公元7世纪，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向民众推广新创的藏文字。自此，形成了藏民族记录藏语的统一的文字符号系统。藏文字的诞生和推广应用在藏民族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藏民族为自己的文明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自从有了藏文字，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珍贵史料、文献典籍难以计数，其种类之繁、数量之多是惊人的。在我国各民族中，藏民族的文化遗存仅次于汉族，位居第二。 藏语的助词基本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位于词和短语后面表示句子成分之间各种关系的结构助词；第二类是加在动词后面表示时态意义的时态助词；第三类是加在句子末尾或句子中表示语气的助词。结构词在藏语语法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它相当于藏文文法中所讲的格助词；结构助词分施动、领属、存在、趋向、缘由和比较6种。 藏语的数词为十进位，基数词都是单音节的单词。高位数词如“百”、“千”、“万”、“十万”、“亿”等，是用不同的词来表示的。十位数和个位数可以连用，只是个别的语音稍微有点变化。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有生命力和顽强不息奋斗不止的民族，五千年的磨难、五千年的磨砺，铸就了中华民族龙的精神。我们的民族之所以历尽了五千年的沧桑，现在依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不畏惧一切困难，越是遭受苦难越是团结凝聚的民族，这是是我们中华之魂，是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原动力！在危机时刻，尤其是天灾面前，一个民族最能体现其民族的精神。面临危机，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其存在的价值就找到了一个最基本的衡量尺度，那就是人及其生命。 人和生命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本源问题，原因很简单，正是因为有了人，就有了社会。对人及其生命的重视和尊重也就成了衡量这个社会的进步与否。当危机危及他人的生命的时候，你和我作出怎样的反应也就成为你和我存在的价值的最重要的尺度。没有了他人，你我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 四川大地震再次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世界在关切中国，中国在感动整个世界。感动世界的不是地震本身，而是中国人在面临灾难时所显现的民族精神，是赈灾过程中不同的角色所写下的一个个有关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正在形成一个大写的“人”字，一个巨大无比的“人”字。正是这个"人"字，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 按照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贷年的概括和总结，中华民族精神可以浓缩为八个字“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在。正是靠着这八个字，使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经历诸多灾难而能够依然顽强的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繁衍、发展壮大。在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曾经饱受苦难－－但是无论这些苦难是源自天灾，还是源自人祸。不论是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疫病传播，中华民族都处之泰然，依靠上述八个字，挺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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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只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歌里唱的真好。中国人民经历了多少苦难，还是那么团结。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中华大地，中国人民团结奋战最终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老话说的好“一根筷子易折断，十根筷子难折断。”这句话说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团结就是力量。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8级大地震。在阵阵的轰鸣声中一栋栋房屋高楼在转眼之间都崩塌。许多的人都在顷刻之间失去了家园和亲人。是团结让汶川站了起来，各大厂家纷纷捐出水和食物，许多明星和慈善家都捐出资金。为汶川人民建设医院、学校和家园就这样又让汶川人民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云南发生百年不遇的严重旱灾。地里的庄稼完全绝收，甚至于很多地方就连人民正常饮水都出现了问题。当地的人民不论老少为了解决饮水问题，不惜艰难跋山涉水到有水源的地方背水、挑水、驮水回家。
这一情况后来被记者叔叔阿姨报道出来后，全国人民纷纷向灾区群众捐款捐水，以解决灾区人民生存问题。这真是印证了一句话“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就这样靠大家和灾区人民的自救方式，旱灾最终在全国人民的帮助下得到了解决，灾区人民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这么多的见证都说明了中华民族是个团结的大家庭，谁有了困难大家都会向他伸出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