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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利用田野调查和有关的文献资料，在对草原生态民族区草原生态现状认识的基础上，对于草原生态和蒙古族的民间环境知识进行了研究和探讨。论文以蒙古族的游牧传统和环境知识为中心，从蒙古族的游牧技术传统、居住格局、轮牧的方式以及蒙古族的宗教价值与环境伦理等方面，较为全面地揭示了这些民间的与环境有关的知识，直接间接地对于草原生态的保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进而对于造成草原生态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冲突所造成的“农牧矛盾”作了基本的分析。最后，笔者指出，对这些民间的知识体系，在具体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要考虑其合理的内涵。草原生态/环境知识/文化传统/游牧民族/草原生态民族区/农耕民族在复杂多元化的社会中，不同的群体孕育了各自的社会观，留下了与自然环境有关的社会表现、态度和行为模式等遗产，同时也能看到围绕着生态问题的文化冲突和矛盾。这些遗产主要表现在民间的环境知识中，这一民间知识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民间环境知识主要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对人文环境的控制和人与自然的协调理念。学者们在描述环境变化时，常常无视文化因素，我们的着重点并不在于认识文化上的差异如何影响环境，而在于怎样把对文化因素作用的考虑同环境变化相联系。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源十分贫乏。同时，我国资源破坏严重，矿产资源滥采乱挖、采富弃贫，浪费惊人；淡水、森林、草原、耕地在开发、灌溉、采伐、载畜、开垦等方面问题不少。其中人口压力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由于人口压力和过度开发，使中国成为荒漠化土地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这样一个由多种生态环境、多个民族和多元文化所组成的国土上，民族间的关系，很多是和环境观念的冲突、破坏环境的行为有关的。而这种生态环境恶化的后果，就是给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直接的负面影响，使发展本身陷入了一种低度循环的陷阱。因此多元文化的共存、共生和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在这一背景下，在进行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时考虑少数民族的文化个性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本身就符合中国社会的内在特点，同时也是对各民族文化的一种尊重。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密切相关。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在对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生态环境的适应和改造过程中创造和形成的，因而各民族由于生存空间的特点、生活方式的不同，其对自然资源管理利用和文化传统也就各具特色。中国的生态恶化情况，在少数民族地区特别突出。从生态类型上，可分为草原生态民族区、森林生态民族区和山地农耕民族区等。在此我们以代表草原生态民族区的蒙古族的民间环境传统为例，来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一、草原生态民族区与草原现状 草原生态区，主要分布在从东北平原西部，经内蒙古高原、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南缘一线以西，即从北纬51°到28°的广阔范围内，绵延4500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29%。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和四川等10个少数民族聚居省区，基本上构成了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畜牧带。在这些区域内居住的43个少数民族中，有19个民族以从事牧业为主，有代表性的民族有蒙古、部分鄂温克和达斡尔族、哈萨克、裕固、塔吉克、柯尔克孜、塔塔尔、藏族等。作为占地球陆地面积47%的草地及其生态系统的研究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据世界资源报告，牧场养活着3000-4000万游牧人口及提供着大量的食物资料，然而，由于过度放牧，开垦草场，短期行为的政策及攫取最大利润的纯经济观念，导致草原出现沙漠化及草场退化的趋势。诸多的草原研究专家及草原计划的推行者，在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深切体会到不同的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导致草原利用情况的不断发生变化，改善草场是技术问题也是复杂的社会问题。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关于牧草种植的研究认为：“由于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政治、宗教的因素，使得进一步扩大栽培牧草的面积受到限制。在粮农组织从事草原和饲料作物开发工作的大多数国家中，这些因素的作用是错综复杂的。这项工作的未来发展，取决于乡村社会学家或政治家为牧草的栽培所创造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条件。[1](P42)又据世界资源报告，印度次大陆牧场的恶化是与过度放牧、干旱化、管理不当所致，最近几年出台的牧场发展计划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在南撒哈拉非洲牧场管理及牲畜的发展上，各机构的投资、援助大多以失败而告终，人们深切地感到开发过程中需要当地人民参加，需要和当地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相结合。[2](P116-117)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为草原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然而目前在草原生态系统的研究中，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对之进行研究的报告为数甚少。在世界资源报告中，在提到中国牧场状况时，认为全部土地的41%用于放牧，25%的草原退化，其趋势为水土流失正危险地加速，丧失生产力，沙漠化，退化快于再生；在谈及其原因时报告认为，(1)人口压力；(2)27%的沙漠化由过度放牧造成；(3)政府50年代的重农轻牧；(4)将现有的稀疏和优良草原开垦为农田；(5)城市发展加重了对现存草原的压力；(6)群体放牧；(7)对草和饲草作物管理不善等。这诸项原因事实上都与人的因素有关。中国约有草地面积400万平方公里，占全世界草地面积的，占我国国土面积的，放牧面积占世界第三位，仅次于澳大利亚和前苏联。中国的牧区应分为两大地区，北方“游牧”区和南方“农业”区，从东北平原到青藏高原，从海南山地到黄海之滨，都有草地分布，其中内蒙古草原是面积最大的温带草原。但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对草原只利用不建设，我国草地不仅生产力较低而且有30%的草地处于不同程度的退化中。草原研究长久未引起人们注意，50年代前全国没有一处草原研究机构，50年代后，开始在有关农牧院校培养草地科技人才，1964年中国农科院创办了草原研究所，之后，四川、新疆、青海、甘肃等省区相继创办了草原研究所及草原生态研究所，有关省区也建立了草地工作站或草原工作队。70年代末期，中科院分别在内蒙古与青海建立了两个草地生态定位站，开始从生态系统角度开展草地研究。在这些研究中，都提到由于人为的因素而导致了诸多的后果。我们不能否认，自然科学这么多年来对草原生态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成绩，有了很多的科学积累，这些基础也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必不可缺的根据。然而人是经由什么途径采取什么方式来影响草原生态的？其自身的社会结构、文化体系、价值观念与之的关系如何？却很少给予关注。草原资料是中国陆地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据卫星遥感调查技术统计，1995年与80年代中期的数字相比，退化（不包括轻度退化）草地从13亿亩增加到20亿亩，10年中增加7亿亩，已构成资源与环境的重大问题之一。草地沙化是个更为严重的问题，草地每年减少65-70万公顷；北方草地退化面积达90%以上；全国可利用草地每年以2%的速度加速退化；2亿头牲畜因灾死亡。资料显示，在我国草地沙化的原因中，盲目开垦占；过度放牧占；过度樵采草地植物占。中国的沙漠专家警告，如果不采取措施，到本世纪末，有8万平方公里土地将沙漠化。学者们在描述环境变化时，常常无视文化因素。很多学者在谈及关于草原退化的问题时，常常把此用“公有地悲剧”理论来解释。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G•哈丁提出“公有地悲剧”，即“公用权悲剧”概念，地球资源被看作是公共财产，在此它的公共拥有，实际上不存在任何所有权，而只表现为公用权，所有社会公民都可以随意利用它。哈丁把这种公共财产比作公有草地，谁都可以在草地上放牧，每一位牧民为了从放牧中取得更多的好处，按照费用最少、效益最大的原则，总是力图增加畜群的数量，但是谁也不进行草地建设的投资。这样，随着畜群增加，草原的质量急剧下降，最后草场完全退化，不能再放牧牛羊。这就是草地公用权的悲剧。[3]在这里每个人追求自己最大的个人利益，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不可避免地导致所有人的利益被损害。这一解释，事实上是纯粹的经济学中的利益最大化的观点，而忽略了草原主体民族对于自身家园环境朴素的环境保护意识与实践。我们的重点并不在于认识文化上的差异如何影响环境，而在于怎样把对文化因素作用的考虑同环境变化相联系。在复杂多元化的社会中，不同的群体孕育了各自的环境观，且留下了通过历史传递下来的包括全部生物和非生物因素以及与自然环境有关的社会表现、态度、构成、行为模式等遗产。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在草原生态区这一特定的生态环境下，产生出与之相应的游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及其文化体系。游牧的蒙古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孕育出自身的游牧传统和有关保护环境的知识。二、蒙古族的游牧传统与环境保护（一）游牧技术的传统 在传统游牧社会，畜牧业的生产技术是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具有其自身的质量标准。它是世世代代连续发展的产物，没有明确的体制，技术和社会文化是紧连在一起的。 在一般人看来，游牧民族在广袤的上苍赐予的无垠的草地中生活，不存在土地意识。其实不然，游牧的蒙古族对放牧草地的利用和保护甚为关心。随季节而移动，本质上就是出于对草地利用的经济上的选择。牧人对放牧地的选择与自然的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对所生活的草原中的草地的形状、性质、草的长势、水利等等具有繁锐的观察力。有经验的老人，即使在夜间骑马，用鼻子就能嗅到附近的草的种类和土质；对于外地人来说，茫茫的草原千篇一律，而对牧民来说却认为草原上千差万别，并能清楚地区别各自的特征。又如非洲的马萨依人，其惟一的收入来源是牲畜，其文化给与他们一种制度，凭借这种制度可以保持贫瘠地区的土地不受损害，其做法是在旱季将一部分土地弃置不用，以使放牧地区的土地处于良好状态。 放牧的草地和农田一样，是一种生产资料，通过人的干预将植物生产的各种植物性产品进一步转化成各类动物性产品。作为放牧地本身也是一种可更新的土地资源。在没有人为干扰的情况下，草原生态系统基本上是自我维持的，能流规模相对地保持着稳定状态。而放牧制度本身就是人的行为在作用于草地后，在草地上放牧时的基本利用体系。其中规定了家畜对放牧地利用的时间和空间上的通盘安排。每一放牧制度包括一系列的技术措施使放牧中的家畜、放牧地、放牧时间有机地联系起来。放牧制度有两大类型，一为自由放牧，二为划区轮放。 在传统游牧社会，蒙古族对于放牧草地的利用和保护有着一套合理的方式。他们会从水和草两方面来考虑放牧。从“水”的方面来说，牧场一般限于沿河流湖泊一带的地方，从“草”的方面来讲，每一块牧场承载的牲畜种类和数量是有限定的。随季节而移动，本质上就是出于对草地利用的有效的选择，否则他们不会去冒着冬天的严寒和冰雪、早春的凛冽的寒风、夏日的酷暑和虫害，逐水草而牧。 在内蒙古游牧地带牲畜转场是根据气候的变化对牲畜放牧营地（营盘）进行季节性的更换。由于不同的放牧营地，其自然气候环境、地形和地势、水源等条件的不同，使得牧草的类型和生长发育状况也会有明显的差异。因此，为了合理利用草场资源，使牲畜在全年各个不同时期都能获得较好的饲草供应，在蒙古族传统游牧活动中，一般每年从春季开始都要进行牲畜转场。这种转场，在一些气候、植被条件差异较大的地方，一年要进行四次，称为四季营地；而在一些地势平坦，气候、植被条件差异较小的地方，一年只进行两次，即冬春为一营地，夏秋为一营地。冬春营地称为冷季草场，夏秋营地称为暖季草场。四季营地以夏、冬季营地为主，而春、秋营地利用时间较短，属于过渡性营地。两季营地的冷季草场利用时间也长于暖季草场的利用时间。这些具体的时间都是在历史积累和传承的过程中沿袭下来的。而内蒙古牧区牲畜转场时间表就是这一特点的反映。 表一 内蒙古牧区牲畜转场时间 四季营地 两季营地地区 春 夏 秋 冬 夏季 冬季呼伦贝尔盟北部牧区 5月上旬 6月下旬 9月上旬 11月下旬 6月上旬 10月下旬锡林郭勒盟北部牧区 4月下旬 6月中旬 9月中旬 11月上旬 5月中旬 10月下旬乌兰察布盟北部牧区 4月中旬 6月中旬 9月下旬 11月中旬 4月下旬 11月上旬西部牧区 3月下旬 6月下旬 9月下旬 11月下旬 4月上旬 11月上旬表一见王文辉主编《内蒙古气候》第219页，气象出版社，1990年。在笔者调查的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在50年代前的较长一段时间内，牧民每年于阴历三月间，选好无风雨的日子，先在较远距离的牧地放火，以迎春雨期的到来，使牧草得以很好地发芽。（50年代后，不分具体地域自身之特点，取缔此中所谓的破坏草地的落后方式）五月初，牧草开始逐渐生长发育。此时搬回蒙古包放牧，如马群500匹为一群，编成数组，30里牧地，只够马群15日就食，然后转移它处，过30日或15日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即轮牧。一直到九月下旬十月初之间，水草枯竭，牧者开始带马群回家，此时不能远牧，至十一月后赴冬营盘。其他牲畜的牧法有所不同，但季节移动却是相同的[4]。“夏天到山坡，冬天到暖窝”，这就是牧业生产活动中的牲畜转场对气候变化的一种适应，也是为了给牲畜选择一个良好的气候环境。牧民们还通过长期的实践，认识到部分山地草场和山麓地带草场在水热条件的垂直分布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在安排牲畜转场时，还结合了中小地形的局地小气候特点（如坡向、谷地走向等），暖季草场一般选择在海拔较高的高山、阴坡、岗地或台地；冷季草场多选择在海拔较低的向阳、背风的坡地、谷地或盆地。营盘因地势视草场来设，每年3-5户，相距数华里，一家一户以游牧为主，很少定居。20世纪30年代布里亚特蒙古族的宿营地就是一例，一般每个宿营地有3-4户，宿营地之间的距离一般为1公里到2公里之间，最近的地方也有300米的距离。[4] 这种格局及轮牧方式，有利于对草场的保护。至今在牧区的当地蒙古族人的放牧方式仍较多地考虑草场问题。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我国在大跃进、文革期间在牧区常套用农区的做法，搞集中建队，有的还仿农村的样式建立“牧民新村”，以定居多少作为衡量牧区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这种政策由于未考虑合理安排定居地点和草场的关系，使其布局大多地方不甚合理，居民点附近的草场因过牧和牲畜往来践踏而过早地退化、沙化，远一点又不能利用，畜草矛盾突出，有的草场大面积退化。这是在决策过程中忽视民族文化传统，又找不到现代科学方法所致。 此外，在笔者近年来调查的土默特蒙古族，现虽变为农耕蒙古族，但在历史上这一支蒙古族对草原经营有着一套严格的制度。16世纪，土默特蒙古很重视畜牧业，在放牧方式上曾采取过一些好的办法，他们继承“行则车为室，止则毡为庐，顺水草便骑射为业”的传统游牧方式，同时采取过分群放牧的牧人专业化放牧等形式。据《明史》载，当时放牧者的分工有“亦儿歌赤”（羯羊倌）、“亦马赤”（山羊倌）等。土默川上的许多村名如“霍拉各气”（放绵羊羔者）、“添密”（放骆驼者）等，都是阿勒坦汗时代分牧办法保留在村名上的印记。明末清初，土默特蒙古昼则逐水草放牧，夜则将牲畜圈入栏内，据有关资料记载，有石头栏、土围栏、木栅栏。到乾隆年间，本地区专门从事畜牧业的人逐渐减少，土默特蒙古开始盖房筑屋、逐渐定居，且只能在分配给自己的尚未开垦的户口地和官滩牧地内放牧。[5][P237) 又如马戎等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北部一纯牧区的研究资料显示了蒙古族一种半游牧半定居的经营与居住方式，如在这个牧业社区，特别注意夏营盘、秋营盘之间的轮牧制度，其目的还是为了保护草场。[6]（二）宗教信仰与环境保护 主要的宗教对社会基本的态度和价值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不同的文化中，宗教活动不尽相同，但他们都与各自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宗教起源于人对自然力的信仰：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它与自然保护的关系由来已久，宗教思想注意在人和自然的协调中寻求内心的安详平静。现在，在新的形势下，宗教界人士更自觉地把宗教活动与自然保护结合起来，建立宗教力量与自然保护力量的强大联盟，从而使宗教文化向生态文化的方向发展。在蒙古族游牧文化中，其喇嘛教所呈现的因果法则，慈悲心怀，对整体性的把握、调和的原则，自然地孕育了一套人、畜、草关系的生态哲学，此种哲学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维护与自然的平衡。古代的蒙古族信仰萨满教，从13世纪元朝开始，蒙古上层改信红派喇嘛教，但广大牧民仍信萨满教。从16世纪后，许多王公贵族开始接受格鲁派喇嘛教，并积极在牧民中传播。清代，特别是乾隆以后，对喇嘛教更采取全面保护和奖励的政策。清廷不仅鼓励各盟旗兴修大批寺庙，而且由皇帝亲自敕建庙宇。喇嘛教在蒙古游牧社会中流行起来，一直到现在在游牧地带喇嘛教仍为蒙古族的主要宗教。 朴素的游牧生活方式、生活于其中的草原、单调的大自然是决定游牧民族的思想如世界观及宇宙观的主要因素。对大自然的观感以及合理的（非指控工合理的而言）思考，也多以此为基础。放牧与狩猎在当时均需以集体协作方式进行，这对蒙古民族的集体观念和互相协作精神的形成有决定的影响。他们所处的环境使他们又同大自然融为一体。然而由于人们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再加上“过于宽大的大自然，使人类依赖于自然，像儿童依赖引绳一样，这种情形，使人类自身的发展，不成为一个自然的必要。”从而形成顺服自然的价值观。 自古“长生天”就是蒙古族崇拜的最高对象和一切权力的来源。蒙古可汗们的诏书里，开头就用“长生天底气力”一语，在《蒙古秘史》一书里，有许多处记载成吉思汗祭天祝祷之事。在当时的人看来，可汗受命于天，婚姻、事实要得天助，死后也要走上天路。为此人人敬天畏天，而不敢做背天之事。这是衡量人心的尺度，也是社会公认的标准。其宗教的宇宙观，形成了萨满教，而此萨满教正是游牧文化的基础。佛教普及后，在蒙古人的心里，在天上之上又加上了佛，也就是在原有的尺度上，又加上了佛教的教义与要求。但即使在喇嘛教得到国教的地位之后，萨满教的遗迹仍在民众的习俗中存在着。 萨满教是蒙古族等民族共同信奉的宗教，各民族的萨满教信仰开始于氏族社会末期。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对自然现象的不理解，认为经常带来灾害的山川、河流、日、月、风、雨、雷等和人一样有生命、有意志，从而产生对它的崇拜，这种宗拜实质上是对自然力的崇拜。蒙古人的萨满教已发展到了神灵崇拜阶段，即认为一切自然物都有神灵主宰，神灵居于自然物内，崇拜的对象不是物体本身而是主宰这些物体的神灵，同时也对先祖的魂灵进行崇拜。萨满教中的“萨满”是满—通古斯语族的语言，原意为“因兴奋而狂舞的人”，在鄂温克语中有“知晓”、“通晓”的意思。在这里指的是那些能够传达天意或能够与神灵沟通的人。 萨满教的自然神系统主要以无生命的自然事物和自然现象之神为主。在萨满教的观念中，宇宙万物、人世祸福都是由鬼神来主宰的，所以，在萨满教的自然神系统中，天地神系统占首要地位。如地神，也称地母女，掌握万物生长，祈求丰收、保佑平安要对它进行祭祀；天神（腾格里），即长生天，掌管人世间的万事万物；而敖包，聚居多种神灵的地方，一般是在山岗、山顶、路旁等地用石块、沙土堆成圆形的土包，蒙古语直译为“堆”，是天神、土地神、雨神、风神、羊神、牛神、马神等神灵居住的地方，每年按季节举行祭祀仪式，由萨满司祭，他们祈求敖包保佑牧业生产。除此之外，认为土地、山川、丘陵、湖泊等均由各神灵分别掌管。所以，在萨满教的自然观中，自然是神格化和人格化的观念体系，自然崇拜有着一定的伦理基础和逻辑基础。[7]正因为萨满教崇尚的是自然万物有灵论，并且常常把自然事物本身同神灵等同看待，因而对待自然往往是爱护有加，是自然而然的生态保护论者。所以，蒙古族具有优良的生态保护意识传统，这种传统反对对草原、森林、湖泊、河流的滥垦、滥伐和污染。正是在这种优良的传统意识的维护下，在蒙古族的游牧地带，能够保留下来“蓝天白云、草原森林、湖泊河流，一片绿色净土”的迷人画卷。 佛教传入后，萨满教逐渐衰微，许多王公贵族信奉了佛教，但是萨满教继续在民间流传，成为平民的宗教。萨满教观念的继续存在及表达，客观上是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一种朴素的自然哲学。 16世纪70年代，阿勒坦汗引入藏传佛教——黄教，并由土默特蒙古部落传遍整个蒙古地区。从明代末年到清朝中叶，喇嘛教（黄教）在蒙古族地区非常发达。在蒙古的喇嘛教体系中，所呈现出来的因果法则、慈悲心怀、整体性的探讨、调和的原则等等，事实上孕育了人地关系中的一种生态哲学，此种宗教观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自然的平衡。 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在游牧民的文化体系中也孕育了一些不利于草原平衡的文化习惯。传统社会的蒙古族，把牲畜数量的多少视为财富、地位的象征（现在牧区出栏率低这一文化特点也是一个原因），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超载放牧。有如在东非，那里的游牧部落努力繁殖畜群，认为数目越多越好，在他们看来，牧口不仅供应食物，同时也是资本，牲畜成为各种社会关系活生生的象征——婚姻、友谊等各种社交活动都包括象征地交换牲畜这项内容。拥有牲畜是财富惟一的真实形式，由此而超出了环境的承载能力。 游牧与农耕是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它们所依据的生态体系亦不同，前者具有非常精巧的平衡而后者则为一种稳定的平衡。具体来说，游牧是人们以文化的力量来支持并整合于被人类所改变的自然之平衡的生态体系结构。这是对自然环境的一种单纯适应，而农耕则以生产力的稳定与地力的持久为其特色。在中国的草原生态区，这一互为依托的生态体系，常常被来自民族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等因素所打破，这一点在北方的沙漠草原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具体表现为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历史上的冲突。在中国历史上，自匈奴政权与汉王朝相对峙之始，在中国北方一直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游牧民族政权与农耕的中原王朝相对立，并在对立中发生冲突，不过，其中民间的往来并未受到政权的控制。而大规模汉族农耕民向游牧区域的移动却是在19世纪末期以后。这些从事农耕的汉族农民向草原社会的不断渗透，特别是在农牧结合部，导致了两种生产方式和文化的冲突。汉族在这一冲突中立住脚后，以其自身农耕的方式，在草原生态区开垦草原，迫使一部分从事游牧的蒙古族北迁或就地转化为汉族式的农民。这种大量的移民浪潮对草原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经过数代的开垦，甚多的草原被开垦为农田，其固有的生态体系受到严重的破坏。而这种以经营农业的思想来经营草原的方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如笔者调查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白音锡勒牧场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仅明显退化草场就达20%以上。[8]可见，从历史上的“移民实边”开垦草原到建国后的“四滥”（滥砍、滥牧、滥垦、滥采）等都对草原生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蒙古民族对生态适应的民间环境知识，当然这并不是我们所探讨的环境问题的全部。但对这些民间的知识体系，在具体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要考虑其合理的内涵。事实上，在可持续发展中，人们已意识到当地民众对环境问题的观念，强烈地影响着他们管理环境的方式，只有在环境计划中反映当地的信念、价值和意识形态时，社区才给予支持。那种认为环境的传统知识是简单的、静止不变的观点，正在迅速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发展项目在如何利用、管理环境上，正在利用当地的环境知识。当然，我们也不能固守在传统的氛围中，我们所寻求的是传统知识体系与现代科学的最佳结合点。不过，纯粹的依靠知识与技能来保护环境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人们树立一定的环境伦理观和道德。【参考文献】[1]联合国粮农组织．禾本科牧草[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0．[2]世界资源报告(1988-1989)[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3]Hardin, tragedy of the 162:1243-48.[4]贺杨灵．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M]．第二章．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5]土默特志[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6]马戎、李鸥．草原资源的利用与牧区社会发展[C]．潘乃谷、周星．多民族地区：资源、贫困与发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7]色音．东北亚的萨满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8]Maguoqing,On the Social and Culture FactorsAffectingtheDeterioration of Grassland
中国历史上，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频繁骚扰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氏族社会解体时期，这一时期的游牧民族总体上是以频繁骚扰居多，由于其自身条件尚不成熟，实力尚无法与中原农耕民族相对抗，思想上也停留在夺取粮食以满足自己生存需要阶段。这一局面一直大约维持到战国末期才有所改变。第二个时期是积聚实力时期。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了奴隶社会阶段，奴隶制初步建成，国家雏形出现。以匈奴为例：匈奴在战国时期已经进入奴隶社会，并且有了国家政权机构。国王称为单于，其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除左、右贤王外，其余大臣都是世袭。看看这些官职，明显说明了国家的雏形已经显现了。此时的游牧民族最具侵略性。因为游牧民族已经完成了从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随着游牧民族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需要足够的劳动力的支撑，所以，在对农耕民族的骚扰中，除了抢掠牲畜之外，也开始抢掠人口作为奴隶来满足劳动力的需求；再加上由于他们生活的地域资源有限，部落林立，征伐不断，久而久之就有了好战的天性，适者生存在他们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所以，随着自身实力的提高和周围草原环境日趋稳定，他们将注意力开始集中向了中原地区。第三个时期是分庭抗礼进取中原时期。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了封建社会时期，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文化、思想上完成了质变和飞跃，建立国家后又不断学习中原的先进知识和理念，任用汉人，加之其自身本民族独有的好战性，终于有了问鼎中原、统一中国的野心。正是通过这三个时期，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不断发生碰撞，最终融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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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1. 研究中原民族和游牧民族常年之间的冲突是为什么？ 2. 他们在冲突之间彼此的优势和劣势？ 借鉴资料： 1.《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上）》王明珂 2.《史记匈奴列传》司马迁 3.《百度百科 游牧民族》 4.《汉武帝反击匈奴战争的名称时间人物和影响》 在这篇论文开始之前可能很多人都还不知道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是什么，下面我先为大家对两大民族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农耕民族：农耕民族是指古代生活在中原的民族，他们的土壤肥沃，这也就使的他们的经济发展飞快，并且农耕民族有一种特异功能不论什么植物种子到了他们手上都能种出来。农耕民族中还有一个神奇的事情，古代不管朝代怎么变他们对外都称自己为中国，所以外国人说的古中国人就是指的农耕民族。 游牧民族：游牧民族是指在古代生活在草原上的民族，他们大多以畜牧和渔业为生，这种生活方式导致他们的食物不固定，且经济发展速度缓慢，这导致了游牧民族经常要去掠夺农耕民族村庄的食物。在这种生存环境下使得游牧民族全民皆兵并且身体素质很高以及军队素质很高，这也给他们带来了一种获取食物的方式，那就是在有人起义要反叛王朝时，以利益为代价派出军队帮助他们攻打王朝。 匈奴部分 主体在东汉时期被汉族消灭，剩余一部分南下到河套地区，成为羌胡，另一部分西逃往欧洲，与马扎尔人融合，构成今天的匈牙利人；羯，匈奴的一部分，公元4世纪灭绝。 东胡部分 秦时被匈奴灭亡，之后分成两大部分：乌桓和鲜卑，乌桓被曹魏消灭，鲜卑拓跋部入主中原建立北朝，其余部分演化为吐谷浑和柔然；柔然建立汗国，后被突厥击败，主体向西迁移，在东欧形成阿瓦尔人，余下的分化为室韦（蒙古）和契丹； 契丹建立辽国，其后被女真族同化，剩余的西逃到中亚建立西辽，与当地人融合，成为中亚人的一部分；蒙古建立了辽阔的帝国，影响遍及欧亚大陆，其主体一直生存至今，即现代的蒙古族。 突厥部分 有可能是匈奴的一个分支，曾归柔然统领，后灭亡了柔然，建立了大帝国。其自身的主体被回鹘人和汉族所灭，剩余的向西逃窜，形成了今天的土耳其人。 回鹘 主体由丁零人构成，融入了铁勒和高车人的一部分，在唐朝时期，将突厥主体灭亡。之后回鹘汗国与唐帝国关系良好。回鹘国内衰败后，向四周迁移，曾在宋朝时于甘肃新疆一带建立黄头回纥部落以及高昌王国，后来分别归降西夏和西辽，在与南疆的土著居民融合后，形成今天的维吾尔族。 在战争中双方经济发展状况是很重要的，下面来为大家分析一下双方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农耕民族，他们长期占据中原地区，获得稳定的食物资源，稳定的经济发展，以及长期以来累积的大量财富，和长期稳定居住所带来的大量人口。然而游牧民族他们长期游荡只有少数的定居点，这导致了财产的不固定和人口的数量少。 让后是物质上的对比，在物质上和经济其实是有所关联。农耕民族因为在财产上的遥遥领先使得他们有更多的财力可以供科研使用，因为大量的人口使得他们可以发现更多的人才。再说因为游牧民族居住的漂泊不定，农耕民族的固定生活，使得农耕民族他们的教育也遥遥领先于游牧民族，教育的发达使农耕民族产生了更多的人才。以上这些原因都证明了游牧民族在物质对比上的完败。 但是在这从以上几点中你会发现一些非常神奇的事情。游牧民族明明没点都要弱于农耕民族，他们是怎么长期和农耕民族对抗的。其中有好几点要素1.他们的军队素养高2.他们属于全民皆兵的。3.他们是没有后勤部队的。4.因为他们的部队机动性非常的高。以上四点都反映出了，游牧民族虽然经济条件和物质条件都没有农耕民族高，但他们的军队是非常强的。 但其实中原民族还是能打过游牧民族的，比如说在汉朝时期，一、汉武帝反击匈奴，开始于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共历时四十四年，总体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河南，漠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其中以取得漠北决战胜利为标志。这此战役导致了统率游牧民族多年的匈奴彻底解体。 1. 河南，漠北之战是发生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至六年，汉军在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对匈奴袭扰势力进行大规模反击战。最终结果是漠南之战，给匈奴袭扰势力以沉重打击，匈奴损失大量人、畜，撤出河南、漠南地区，退居漠北。 2. 河西之战，是发生于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进军河西（今河西走廊），打击匈奴的作战。战争结果为了表彰霍去病在这次受降中的功绩，汉武帝再次下令益封1700户给霍去病。两次出击河西及接受浑邪王投降的过程中，霍去病充分显示了其勇武、机智、果断的军事指挥才能，其声望、地位日增，与大将军卫青已不相上下。匈奴被斩四万多，投降四万多。 3. 漠北之战发生于中国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是汉军在距离中原最远的战场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也最艰巨的战役，战略目的是捣巢合围单于。漠南、河西之战后，匈奴单于虽率部远徙漠北，仍不断攻掠汉朝北部边郡，企图诱汉军越过大漠，以逸待劳，击灭汉军。 元狩四年（前119年）春，汉武帝遣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5万骑兵及数万步兵分两路深入漠北，力求彻底歼灭匈奴主力，并组织步兵数十万、马数万匹以保障作战。 西汉与匈奴的漠北战役，是汉武帝向匈奴战略进攻的顶点．也是匈奴伊稚斜单于与西汉毕其功于一役的战略大决战 战争结果漠北之战最终以汉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在这次战役中，共歼灭匈奴军9万余人，使其一时无力渡漠南下。西汉亦损失兵力数万人，马10万余匹。匈奴左右两王所部主力几乎全部被歼。伊稚斜单于因与兵众失散十余日，以致于被误认为战死沙场，右谷蠡王自立为单于，十几天后伊稚斜单于复出，右谷蠡王乃去号，匈奴王廷的混乱与狼狈状态由此可见其严重。由于大批有生力量被歼、大批物资丧失，匈奴单于不敢再在大漠北缘立足而向西北方向远遁，因而出现了“漠南无王庭”的局面。如果说漠南之战后匈奴单于移王廷于漠北还可以看作是一种战略转移的话，那么，漠北之战后的“漠南无王廷”则标志着匈奴势力大范围的退缩。此后，双方暂时休战，经过这次大决战，危害汉朝百余年的匈奴边患已基本得到解决。 二、 战争是唐朝灭东西突厥的战争下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唐灭东、西突厥之战（620年－657年）是7世纪初唐时代同突厥两个汗国东突厥和西突厥进行的一系列战争。其中主要的战役和事件有五陇阪之战（624年）、泾阳之战和渭水之盟（626年）、定襄之战（629年）、阴山之战（630年）、庭州之战（651年）、唐灭西突厥之战（657年）等。战争期间，唐朝由开始的安抚和防御转为进攻，加之突厥内部的分裂和内乱，唐朝分别于640年和657年彻底击败东、西突厥，俘虏东突厥颉利可汗和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导致了突厥汗国的灭亡。唐朝在原东、西突厥领地分别设立都督府和都护府。战争结果，东突厥臣服，西突厥战败。 三、是隋朝对突厥的战争。 隋与突厥之战，是隋朝对突厥的防御战争。隋朝最后与突厥的战争胜利后，得以将势力扩展到蒙古高原。同时也有利于保护中原地区经济与文化。战争结果 突厥分裂东西，分别归降隋朝。 四、 是秦朝和匈奴的战争 秦攻匈奴之战又称北击匈奴，是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大将军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蒙恬的大军攻占了河南地（今内蒙古境内位于黄河干流以南的河套地区）、占据阳山（内蒙古乌加河以北），设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孟家湾），并将秦、燕、赵三国原筑的长城加以增修，建立起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使之成为了中原汉民族二千年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要塞。战争结果秦朝胜利。 在古代的时候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战乱不断，但我想说他们其实真正打起来的没几次，为什么，因为在那时游牧民族因为土地贫庸，气候恶劣，人口数量少，固定居住点少等原因，导致了他们的食物数量稀少，所以他们就对农耕民族发起了侵略战争。而农耕民族因为如果要去攻打游牧民族需要耗损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会导致国势衰弱，并且就算攻打了游牧民族，他们哪里土地平庸，气候恶劣，对农耕民族来说毫无帮助，反而会连累他们，所以就一直没打。但到了后来他们想打了却成功不了是为什么？那是因为游牧民族他们全是轻骑兵都在平原上作战，拥有极高的机动性，并且他们不带一点辎重，他们全靠抢夺。他们还有一点优势就是，他们打农耕民族打的是歼灭战，但农耕民族因为对方机动性太高所以只能打击溃战，这是他们的一大致命弱点。 他们在当时精神上也是有冲突的，那时游牧民族他们的思想是强者为尊的思想，是可以随便向领导者发起挑战的，而农耕民族他们是以一种皇上就是一切的思想，是不能对皇上不敬的，也不能篡位的。这也是他们的一大矛盾点。 最后我的出的结论是游牧民族为了食物而攻打农耕民族，而农耕民族则因为被游牧民族所攻打被迫做出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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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民族大学代码是10742，院校代号是全国各高校录取时为方便考生填报志愿而加注的由数字组成的代号串，即院校代码或学校代码。院校代码就如同是学校的一个身份证号，方便查询学校信息。
西北民族大学简称“西北民大”，位于甘肃省兰州市，是直属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全日制普通高等本科院校，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建的第一所民族高等院校。为少数民族骨干计划、国家首批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高校、甘肃省高水平大学建设单位，CDIO工程教育联盟成员单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创业教育联盟理事单位。
学校扎根西北大地办学，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始终坚持为国家战略和少数民族、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始终坚持把为民族地区培养“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下、靠得住、干得好”的专门人才作为使命自觉，已培养各类人才16万余人。学校目前面向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招生，现有56个民族全日制在校生26544人，其中本科生24258人，硕士、博士研究生1795人。
学校历史
1949年9月，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根据毛泽东的有关指示精神，在西北重镇兰州创办了“藏民问题研究班”。同年11月，藏民问题研究班扩大为藏民学校，校址暂借兰州市西三十里西果园兰州农业专科学校旧址。
1950年1月，改称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兰州分校第三部（简称“革大三部”）。8月，经中共中央西北局报请政务院批准，在“革大三部”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西北民族学院。
1951年3月，学校根据原政务院《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的规定，本科设立语文系、政治系，语文系设蒙古语文、藏语文、维吾尔语文三个专业，政 治系分汉、维两种语言授课班。设短期军政干部训练班和予科。学校由临时校址迁到兰州市区第二新村。
1961年停办法律系；1962年停办维吾尔语言文学专业；1964年停办铁道系；1965年停办艺术科。由于三年困难时期和停办专业；在校学生人数从1961年以后急骤减少，到文革前只有1000多人。
1970年4月，甘肃省革委会通过了撤销西北民族学院的决定。600余名教职工分配到各地，校产、设备，图书被瓜分殆尽。
1972年10月，国务院指示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恢复西北民族学院，次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恢复西北民族学院。.
1975年，甘肃师范大学外语系蒙古语言文学专业并入学院。
2003年4月，经教育部和国家民委批准，学校更名为西北民族大学。9月，学校举行了更名暨增列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庆典大会。
2016年7月，国家民委与甘肃省人民政府正式共建西北民族大学，同年被列为甘肃省高水平大学建设单位。
师资力量
截至2019年3月，学校有教职工1914人，其中专任教师1263人。专任教师中正高级职称人员265人，副高级职称人员489人，具有博士学位333人，硕士学位717人；博士生导师30人，硕士生导师456人；人才队伍中有“全国黄大年式教师团队”1个，“国家西部大开发突出贡献集体”1个，“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1个，“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1人，全国优秀教师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5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贴专家9人；国家民委突出贡献专家6人，领军人才支持计划人选10人，中青年英才培养计划人选19人，教学名师1人，青年教学标兵2人；甘肃省教学团队8个，领军人才8人，优秀专家6人，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3人，跨世纪学科带头人5人，“555”创新工程人才人选6人，“333”科技人才工程人选6人，教学名师1人，“园丁奖”8人，青年教师成才奖47人。
学科建设
截至2021年11月，学校设有22个教学单位，其中，设有20个二级学院，2个学部：马克思主义学院、经济学院、管理学院、法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体育学院、外国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音乐学院、舞蹈学院、美术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电气工程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化工学院、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预科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干部培训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部、医学部，有72个本科专业，学科专业涵盖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11个门类；4个国家级特色专业，14个甘肃省级特色专业，7个国家民委重点学科，16个甘肃省重点学科，4个学科入选甘肃省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其中甘肃省优势学科1个，甘肃省特色学科（A类）3个。
国家级特色专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藏、蒙古语言文学）、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社会学、汉语言
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社会学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民族信息技术实验中心
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民族语言文化与教育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国家级卓越农林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项目：复合应用型（动物医学、动物科学、食品科学与工程）
甘肃省级特色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化学工程与工艺、生物技术、会计学、历史学、阿拉伯语、口腔医学、食品科学与工程、金融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物理学、民族学等
国家民委重点学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计算机应用技术、社会学、应用数学、法学、民族传统体育学
甘肃省优势学科：民族学
甘肃省特色学科（A类）：中国语言文学、计算机科学与民族信息技术、生物工程
甘肃省重点学科：民族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数学、化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畜牧学、兽医学、工商管理、音乐与舞蹈学、美术学、宗教学、民俗学、格萨尔学
学术科研
截至2019年3月，学校建有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4个国家民委重点实验室，1个教育部民族教育研究发展中心重点研究基地，1个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甘肃研究基地，4个国家民委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3个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1个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基地， 3个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个甘肃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2个甘肃高校新型智库，1个甘肃省技术创新中心，3个甘肃省重点实验室，2个甘肃省高校重点实验室；有1个教育部创新团队，2个国家民委创新团队，2个甘肃省基础研究创新群体。
2001年以来，学校承担各类科研项目3027项，其中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主持2项、子课题9项，“863”项目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39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7项，省部级项目692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级奖励2项，省部级奖励175项。学校编辑出版了《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和《英藏敦煌藏文文献》。
学术资源
截至2017年底，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有纸质图书2096099册，当年新增126582册，纸质文献中，清代以前的珍贵文献7万册，电子图书 2142388册，数据库47个。学校设有西北民族博物馆，有馆藏文物3000多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4件、二级文物25件、三级文物88件，展馆总面积585平方米。
学术期刊
截至2019年3月，学校出版发行《西北民族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汉文版、自然科学版、哲学社会科学藏文版、哲学社会科学蒙古文版）。 [2]
《西北民族研究》为CSSCI来源期刊，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资助学术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汉文版）被评为首届甘肃省十佳期刊、首届全国民族地区学报名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西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被评为首届全国民族地区自然科学版十佳学报、首届中国高校民族类特色科技期刊；《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藏文版）被评为全国高校优秀期刊、全国优秀社科学报、全国民族地区民族文字版十佳学报。《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蒙古文版）被评为首届全国民族地区民族文字版优秀学报。
合作交流
2011年起，四川大学对口支援西北民族大学，2016年，学校与四川大学正式签订联合培养本科生协议，招收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和俄语专业学生，先后与马来西亚国民大学、吉隆坡建设大学和伊斯兰科技大学3所学校签署协议建立校际合作关系，与美国犹他州立大学合作举办“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2018年，学校共接收来自韩国、加纳、尼日利亚、墨西哥、利比里亚、喀麦隆、巴基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也门、香港及台湾共计13个国家及地区的24名来华留学生。
2020年5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与西北民族大学附属医院签订对口支援合作协议，推动了西北民族大学附属医院向现代化高水平医院迈进的步伐。
期刊可以分为非正式期刊和正式期刊两种。正式期刊是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与国家科委在商定的数额内审批，并编入“国内统一刊号”，办刊申请比较严格，要有一定的办刊实力，正式期刊有独立的办刊能力。
一、西北民族大学是公办还是民办 西北民族大学是一所公办高校，该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建的第一所民族高等院校，是直属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中央部属高校。 二、西北民族大学简介 【历史沿革】西北民族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建的第一所民族高等学校，隶属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学校肇始于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兰州开办的藏民问题研究班和藏民学校，1950年1月改建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兰州分校第三部，1950年8月正式成立西北民族学院，2003年4月更名为西北民族大学。 【校情总览】学校地处兰州市，建有两个校区，校园总面积1776亩，其中西北新村校区359亩，榆中校区1417亩;建筑面积平方米;图书资料394万余册;博物馆馆藏文物2964件;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亿元，固定资产总额亿元。2015年成为国家民委和教育部共建院校。2016年7月，国家民委和甘肃省人民政府签署共建协议。2017年被列为甘肃省高水平大学建设单位。 【人才培养】学校扎根西北大地办大学，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始终坚持为国家战略和少数民族、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始终坚持把为民族地区培养“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下、靠得住、干得好”的专门人才作为使命自觉，已培养各类人才16万余人。学校面向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招生，现有56个民族全日制在校生26434人，其中本科生24248人，研究生1676人。2007年以“优秀”成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教学机构】学校现设有28个教学单位：马克思主义学院、经济学院、管理学院、法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体育学院、文学院、藏语言文化学院、蒙古语言文化学院、维吾尔语言文化学院、外国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音乐学院、舞蹈学院、美术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电气工程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化工学院、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医学院、口腔医学院(口腔医院)、第一临床医学院、第二临床医学院、预科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科研机构】学校设有3个独立建制的科研机构：社会科学研究院、中国民族信息技术研究院、生物医学研究中心。 【师资队伍】学校坚持人才强校战略，建成了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现有教职工1926人，其中专任教师1241人，正高级职称人员294人，副高级职称人员601人，博士生导师24人，硕士生导师349人。教师中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6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6人;国家民委突出贡献专家9人，领军人才6人，中青年英才培养计划12人;甘肃省跨世纪学科带头人11人，领军人才9人，优秀专家5人，“333”科技人才工程人选10人，“555”创新人才工程人选6人;学校有全国优秀教师2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1人，甘肃省教学名师6人，青年教师成才奖61人。学校有1个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 【学科专业】学校是一所优势和特色比较鲜明的多学科门类的综合性大学。学科涵盖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11个学科门类，拥有71个本科专业，15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7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和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学位授权点、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具有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资格和招收“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士、博士研究生资格，形成了以普通本科教育为主体，研究生教育、预科教育、继续教育、职业教育和国际教育协调发展的办学格局。 学校现有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8个省级教学团队;1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7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1个国家级卓越农林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项目;4个国家级特色专业，13个省级特色专业;2门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6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35门省级精品课程。 学校现有19个省部级重点学科，其中，7个国家民委重点学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计算机应用技术、社会学、应用数学、法学、民族传统体育学;12个甘肃省重点学科：民族学、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畜牧学、兽医学、宗教学、民俗学、格萨尔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美术学。在甘肃省“双一流”建设规划中，民族学为一流学科建设优势学科，中国语言文学、计算机科学与民族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为一流学科建设特色学科。学校现有1个教育部创新团队：动物医学生物工程创新团队，2个国家民委创新团队，10个校级创新团队。 学校建有3个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心、西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中心、西北民族问题研究中心;1个省级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基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2个甘肃省高校新型智库：甘肃省宗教问题研究智库、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研究中心;2个国家民委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北民族文献研究基地、西北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1个教育部民族教育研究发展中心重点研究基地：西北民族教育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学校是“甘肃省民族信息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牵头主持单位，成为省级“一带一路安全问题协同创新中心”“中国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国家认同协同创新中心”“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核心协同单位。建有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民族语言文字信息技术实验室;3个国家民委重点实验室：生物工程与技术实验室、口腔医学实验室、电子材料实验室。同时，建有1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甘肃省动物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个甘肃省重点实验室：甘肃省新型建材与建筑节能重点实验室、甘肃省民族语言智能处理重点实验室、甘肃省口腔疾病研究重点实验室;2个甘肃省高校重点实验室：甘肃省高校环境友好复合材料及生物质利用重点实验室、甘肃省高校民族信息电子商务重点实验室。 【科学研究】学校注重科学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效。2001年以来，学校承担各类科研项目2682项，其中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主持2项、子课题9项，“863”项目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25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4项，省部级项目614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级奖励2项，省部级奖励144项。学校研发的《藏汉双语信息处理系统》获1999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藏文视窗平台、字处理软件和藏文网站》获2001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受到了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学校编辑出版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和《英藏敦煌藏文文献》出版，实现了我国珍贵历史文献的回归与面世，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敦煌学与藏学研究的又一个里程碑。 学校出版发行《西北民族研究》(国家级核心期刊)、《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自然科学版、藏文版、蒙古文版)。其中《西北民族研究》为CSSCI来源期刊，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资助学术期刊，民族类核心期刊;《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社科学报，蝉联2-3届全国百强社科学报，国家级民族学类核心期刊，2009年被评为“中国北方优秀期刊”。《西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藏文版被评为全国民族地区学报优秀期刊。 【社会服务】学校努力提升社会服务能力，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被国务院授予“国家西部大开发突出贡献集体”荣誉称号;在玉树地震救灾中，藏语言文化学院师生受到了******、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嘉奖;民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为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一批骨干企业;学校被文化部确定为全国首批非遗保护传承试点单位;连续16年获得“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单位”荣誉称号。 【国际交流】学校坚持开放办学，积极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先后同美、俄、英、德、加、埃及、马来西亚、蒙古等国家的大学、科研机构建立了交流和合作关系。选派优秀学生到国外访问、交流和学习，选派教师出国访学、进修和从事科学研究;聘请外国专家来校执教和开展科研合作，曾有2位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6位荣获甘肃省政府“敦煌奖”。 西北民族大学在哪里 西北民族大学专业排名,招生专业目录(10篇) 西北民族大学高考录取通知书什么时候发放-快递查询入口 西北民族大学教务处电话 西北民族大学有几个校区 西北民族大学录取结果查询什么时候出来,附查询时间网址入口 西北民族大学招生办电话 西北民族大学有哪些专业 附特色重点专业名单 西北民族大学有什么专业 附招生专业目录 西北民族大学是几本 是一本还是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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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歌的分布 根据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以及民歌的不同风格色彩，中国民歌大体可以分为六个不同的风格色彩区。 1．北方草原文化民歌区； 2．西部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新疆民歌区； 3. 西部受佛教文化影响的藏族民歌区； 4．西南高原多民族古老原始文化民歌区； 5．东北受萨满教影晌的狩猎文化民歌区； 6．西北高原多民族半农半牧文化民歌区； 7．中原及东部沿海有着古老传统文化的汉族民歌区。 至于每个民歌区的民歌分类。由于民族不同，各自有其传统的分法，不可能划一，只能存异。 1．北方草原文化民歌区 这个民歌区主要处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以蒙古族民歌为代表。蒙古族历来有“音乐民族”、“诗歌民族”之称。民歌可分“长调”、“短调”两大类，“长调”民歌主要流行于东部牧区以及阴山以北地区，特点是字少腔长，富有装饰性，音调嘹亮悠扬，节奏自由，反映出辽阔草原的气势与牧民的宽广胸怀。牧歌、思乡曲、赞歌等大多属于长调。闻名的曲目有《辽阔的草原》、《牧歌》等。“短调”主要流行在西部、南部半农半牧区，其特点是结构短小，节奏规整，不少叙事歌、情歌、婚礼歌都属于“短调”。著名的短调民歌有《森吉德马》、《小黄马》等。草原文化民歌的共性是表现出草原牧民的质朴、爽朗、热情、豪放的情感与性格。此外，在西蒙还有一种“蒙汉调”（蛮汉调），它是蒙、汉两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相互吸收，相互交流的产物。流行于河套一带的“爬山调”也是蒙、汉民族共同喜爱的歌种。 2．西部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新疆民歌区 这个民歌区地处新疆，以维吾尔、哈萨克民歌为代表，它受过来自中亚伊斯兰传统文化的影响，与阿拉伯音乐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维吾尔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其歌舞艺术以“十二木卡姆”闻名于世。民歌有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四大类。维吾尔民歌在音调方面包括了中国音乐、阿拉伯、欧洲三种音乐体系，它是中国民歌音调多元化来源最突出的一种。有不少民歌是与舞蹈相结合的，具有活泼、风趣的格调。闻名中外的民歌有《阿拉本罕》、《半个月亮爬上来》、《达坂城》、《送我一朵玫瑰花》等。哈萨克族主要居住在北疆，从事牧业。民歌可分为三大类：（l）词曲固定的民歌（包括牧歌、狩猎歌、情歌、宗教歌等）；（2）即兴填词的民歌（包括山歌、渔歌、谜语歌等）；（3）习俗歌（包括婚礼歌、哭嫁歌、送嫁歌等）。其中以情歌数量最多，大都表现情人离别的痛苦和祝福。哈萨克民歌中有中国音乐和欧洲音乐两种体系。中国音乐体系以宫、羽调式最多。闻名全国的有《玛依拉》、《等我到天明》等。 3．西部受佛教文化影响的藏族民歌区 这一民歌区包括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四川的部分藏族聚居地区。民歌包括山歌（牧歌）、劳动歌、爱情歌、凤俗歌、颂经调五大类。民歌演唱活动大都与佛教节日有关，民歌中不少是与舞蹈结合在一起的，如“囊玛”、“堆谢”、“果谢”、“锅庄”等歌舞品种。音乐属于中国音乐体系，民歌一般特点为热情、开朗、诚挚、动人，极富高原特色，节奏律动性强。闻名的民歌有《北京的金山上》等。《北京的金山上》原来是一首箭歌（即狩猎歌），最初流传在西藏的东南部林区。如今成了流传全国的新民歌。 4.西南高原多民族古老原始文化民歌区 这一民歌区包括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一带。有二十几个不同民族聚居在这里。该区民歌有着不同层次的古老文化特征，具有特殊的社会功能，民歌大多为“诗、歌、舞”相结合的演唱形式，内容复杂多样，同时存在着不同历史阶段的民歌。由于许多民族没有文字，民歌成了他们记载历史、传播知识以及进行社交活动的重要手段，已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所有这些都反映出特殊的、多层次的文化现象。这一地区代表性民歌是多声部民歌。多数民族都有二声部、三部民歌。民歌的分类有“大歌”、“小歌”。大歌以侗族、布依族、壮族等民族的最闻名，大歌又分男声、女声、童声三种，男声大歌一般节奏性较强，曲调明快。女声大歌节奏较自由，旋律细腻、柔和。小歌除二声部外也有单声部民歌。内容以爱情为主，一般是青年男女在室内用小嗓轻声唱。此外还有古歌，以苗族的古歌历史最悠久。内容叙述天地的形成，人类的起源。游方的起因等。曲调富于吟诵性，歌唱者多为老人。侗族大歌50年代即闻名全国，其他民歌如《桂花开放贵人来》、《阿细跳月歌》等，也都是有代表性的曲目。 5．东北部受萨满教影响的狩猎文化民歌区 这个民歌区主要包括东北大、小兴安岭一带，以鄂伦春族民歌为代表（包括鄂温克、赫哲、达斡尔、满族筹），鄂伦春族在1949年前还保留着不少原始社会的痕迹。这是一个喜爱歌舞的民族，过去以狩猎为生，每当狩猎满载归来，或者民族节日，都要进行歌舞狂欢。他们的民歌可分为三大类：（l）山歌，（2）歌舞曲，（3）萨满调。山歌又分“长调、“短调”，“长调”高亢刚健，节拍自由；“短调”曲调平稳，节奏规整。歌舞曲大多为一领众和形式。萨满调是为请神、跳神、祭祖、葬礼时唱的歌，曲调吟诵式，多为领和。鄂伦春民歌为五声音阶。以宫调式、羽调式居多。他们最喜爱的民歌有《额呼兰•德呼兰》，是一首歌颂大自然的歌。此外《鄂伦春族小唱》在全国也很闻名。 6．西北高原多民族半农半牧文化民歌区 这一民歌区包括甘肃、青海、宁夏的黄河上游地区，有汉、回、土、撒拉、保安、东乡、藏、裕固等民族聚居的区域。自古以来属于半农半牧文化范畴。历史上曾经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东西文化交流较早，由于长期的多民族交化交融，产生了八个民族并有的歌种——“花儿”。该区民歌可分“家曲”，“野曲”两大类，“家曲”包括各种酒曲、宴席曲、小词、秧歌等；“野曲”包括“花儿”在内的各种山歌、牧歌等。野曲只能在室外唱。“花儿”为代表性歌种，曲调高亢悠长，格调深沉婉转，气质粗扩、淳朴。不论哪个民族都使用汉语演唱，而各民族有自己的衬词，中外闻名的曲目有《上去高山望平川》。 7．中原及东部沿海有着古老传统文化的汉族民歌区 汉族民歌区在六个区中属于最大的一个，从寒冷的北方到亚热带的南方，从西北高原、西南高原到东部沿海平原，地理条件、风俗习惯、生活、生产方式多种多样。语言虽同属汉语，但各地方言不同。东、西、南、北差异很大，民歌的风格特点也呈现出多种特征。另一方面汉族在北方草原民歌区、西北半农半牧民歌区以及西南高原多民族民歌区都有千万以上的人口，因此，民歌区部分重叠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基于以上情况，汉族民歌区又可以分为十个支区和一个特区。 （l）东北都平原民歌支区； （2）西北部高原民歌支区； （3）江淮民歌支区； （4）江浙平原民歌支区； （5）闽、台民歌支区； （6）粤民歌支区； （7）江汉平原民歌支区； （8）湘民歌支区； （9）赣民歌支区； （10）西南高原民歌支区， （11）客家民歌特区。 汉族民歌品种繁多，仅其不同的社会功能可以分为十大类：即劳动号子、山歌、小调、田歌、渔歌、茶歌、秧歌（包括灯歌）、风俗歌、儿歌、摇儿歌。 （1）东北部平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山东、河北、河南东北都、苏北北部等黄河下游地带，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区，基本上是一个沿海平原地带。自古以来黄河下游属于文化比校发达地区。根据风格上的微小差异，该区又可分为两个小区，山东、河北及河北、苏北的一部分为第一小区；辽、吉、黑为第二小区。第二小区实际是第一小区的移民区。所以民歌同属近似风格。全区使用东部北方方言。这里民歌以小调为主，其次是秧歌、号子，山歌极少。代表性民歌有《小白菜》、《画扇面》、《沂蒙山小调》、《小看戏》等等。 （2）西北部高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山西、陕西大都、河南西北部、内蒙河套地区以及甘、青、宁汉族聚居地区。东面以太行山为界与东北部民歌区分开，南北各为阴山以南，秦岭以北，属于黄河中上游地区。过去交通不便，民间音乐较少与外地交流，使用西北都北方方言。民歌以山歌最为突出．包括有“信天游”、“山曲”、“爬山调”以及“花儿”。其次为秧歌、小调。全国闻名的曲目有《走西口》、《赶牲灵》、《兰花花》、《推炒面》、《五哥放羊》、 《刨洋芋》、《绣金匾》等。 （3）江淮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淮河流域的苏北、安徽大部以及河南东南部地区、西面以大别山与江汉民歌区为界。该区处于黄河、长江流域之间，音乐文化兼融南、北因素，带有过渡性的特征。使用北方方言。民歌以田歌、小调突出，秧歌、山歌次之。闻名的曲目有《凤阳花鼓》、《王三姐赶集》、《打麦歌》、《彼根芦柴花》等。 （4）江浙平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江苏南都、上海、以及浙江大部，地处长江下游，是古代的吴、越之地。文化比较发达，人民生活较富裕，历来有江南渔米乡之称。使用方言为吴语。民歌以小调为主，闻名的曲目有《紫竹调》、《无锡景》、《茉莉花》、《哭七七》、《对鸟》等。 （5）闽、台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福建大部、台湾大部以及广东潮汕地区。福建与台湾自古以来就有文化的渊源关系，台湾当地汉族一直使用闽南语，此外，两地还有一些共同的地方戏曲、说唱音乐等。民歌以山歌、耘田诗、小调突出，闻名的曲目有《采茶扑蝶》、《茶童歌》、《天乌乌》等。 （6）粤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珠江流域的广东大都，广酉东南部，以及海南部分地区，北面以南岭为界与赣民歌区相邻。这里地处亚热带，珠江横贯东西，文化与海外交流较早，使用粤方言。过去广大渔民成为该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民歌以渔歌——咸水歌最为突出。闻名的曲目有《落水天》、《春牛调》、《哩哩美》等。 （7）江汉平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湖北、河南西南部以及湖南北部的部分地区，为古代楚文化的中心地带。使用西南方言。古文化比较发达，民间艺术源远流长，至今在许多方面仍保留着古色古香的地方特色。民歌以田歌最突出，其次是灯歌、小调、风俗歌、山歌。闻名的曲目有《黄四姐》、《洪湖渔歌》等。 （8）湘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湖南以及广西东北角上的几个县。地处长江中游南岸，这里也是古代楚地。民尚楚风，地袭楚俗，它与江汉民歌区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不过使用的方言不同，本区通用湘语方言。民歌最有代表性的是山歌、田歌。闻名曲目有《马桑村儿打灯台》、《一塘荷花一塘莲》、《上四川》等。 （9）赣民歌支区 该区以江西中、北、东部为基本范围，使用赣语方言。地处古代吴、楚之间，吴楚文化对其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具有长江流域东西部文化交流的过渡地带性质，民歌交融性强。以茶歌最有特色，其次为小调、灯歌。田歌中“打鼓歌”也很突出。闻名的曲目有《杜鹃花开》、《摘茶籽》、《送郎当红军》等。 （10）西南高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陕南以及广西西北部分地区。北以秦岭为界，通用西南方言。代表性民歌是山歌，其次是灯歌。此外川江船夫号子也很有特色。闻名的曲目有《小河淌水》、《赶马调》、《槐花几时开》、《我住贵州贵阳府》等。 （11）客家民歌特区 客家人分布较广，全国有八千余万人口，民欧特区主要指包括广东东北部、福建西南部以及江西东南部三省交界地带。这里客家人比较集中，客家系古代因战乱由北方中原一带来的移民，保留有古老遗风，使用客家方言。民歌主要为山歌，闻名的曲目有《灯红歌》、《风吹竹叶》等。
那么就给你来点民歌的论文资料吧民歌地方色彩辩析 一、何谓地方色彩？ 中国民歌的地方色彩，是民歌风格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涉及中国音乐的基本风格，在音乐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已逐渐成为一个比较热门的课题。 所谓色彩，乃借用绘画术语，以通感之法，表达对音乐美感特点的整体体验。民歌地方色彩意味特定地区民歌音乐上的独特个性，各地民歌都有不同的个性，构成不同的美感效应，由此形成千差万别的“地方色彩”。 地方色彩的形成与诸文化要素密切相关。中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地理悬殊很大，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也不平衡，导致各地在语言、风俗、审美心理和文艺传统上都形成了不同特点，这些文化因素综合作用于各地人民的审美情趣和民歌形式，遂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的色彩差异。 民歌色彩的形成由来已古，早在先秦汉魏时期中国民歌就有南音北音东音西音之别，以后更有楚声粤曲吴歌秦音之异。这种现象至今犹存，很象中国的方言文化，各地民歌也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方言”，以此展示出其地方色彩。 中国民歌地方色彩之丰之美，为世界各国难与并能，它是中国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的艺术体现，是民间音乐的重要属性和深受人民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 稍稍懂得音乐的人都不难从听觉上模糊感受到各地民歌的色彩差异，但一般都只能停留于隔岸观花，雾中看月的状态。若欲作细致区分和准确辩认，并能说出一些依据和道理，达到理性的把握，即使身为专业研究的学者们也深感不易。其原因在于，人们对于民歌色彩所由表现的具体形式表徵尚未作比较专门细致的探究，缺乏理性分析的手段和方法。 本文拟围绕这个课题作些初步的理论分析，以期能对民歌的色彩特点既可意会，也可言传，既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加深对民间音乐本质的理解。 民歌作为一种以乐音为媒介的艺术形式，我们对它的审美体验，首先经由一些形式要素的综合效应来具体把握。因而，若欲解开地方色彩的奥秘，势必先要条分缕析出民歌色彩的形式表徵。 二、民歌色彩的形式表徵 民歌是音乐与文学的综合艺术，民歌的美感体验和地方色彩主要表现于音乐形式要素的具体特点上，而唱词的特点，通常也可作为辅助性的分析因素。音乐形式方面，主要涉及音阶、结构、音调、音律、旋法等要素的特点，歌词方面，主要涉及方言词汇、衬词和声韵调等要素的特点。以上词曲形式中任一要素的特点，或多个要素特点的综合作用，都可构成民歌色彩的个性及其变迁，这些要素也正是辩析民歌地方色彩的理性依据。下面以两首民歌的分析为例，从中了解民歌地方色彩的具体表现和辩析的基本方法。 1、山西左权民歌《樱桃好吃树难栽》，此歌是体现“北音”色彩的作品，其具体形式表徵为：带变宫的六声音阶，宽羽声韵的音调结构623，对应性质的上下句体结构，旋法含有六度大跳，方言唱词“开”的韵母特点，为e,而不是ai，等等； 2、四川民歌《康定情歌》。此歌为体现南音色彩的作品，具体形式表徵为：五声音阶，四句体结构，窄羽声韵的音调结构612、356，级进为主的旋法，四川特有方言衬词“跑马溜溜的”等的运用。 这两首民歌分别体现了中国北音南音的地方色彩个性，在美感体验上，北歌有悠远高朗之美，南歌为柔和婉转之美，从以上简析中可以见出，南北民歌音乐的审美色彩差异并非玄虚而不捉摸的，它具体清楚地由音阶、结构、音调旋法和方言声韵衬词诸要素特点的综合作用而达成。我们完全有可能从词曲形式要素及其特点的细致分析中对之作出理性的分析和把握。 既论地方色彩，就离不开地理特点和地区范围这些参数。民歌地方色彩总是与特定地区范围相联系的，不同区域范围的民歌，其色彩表现的浓度有所不同，组成色彩的形式参数也有相应的复杂变化。以此而言，民歌色彩具体表现上具有多层性和多样性，需要因地而宜地作出具体分析，不可简单地一概而论。在这些复杂因素的综合参与中，也仍有一定规律可循。 三、民歌地方色彩的区域性 中国有句家喻户晓的古话叫“乡音难改”，民谣有云：“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音”，“锣鼓不出乡，各是各的腔”等说法。可见甚至在不同乡镇之间，其方言和民歌也有不同色彩，这固是很极端的例子，但也表明民歌色彩是与地区结合而体现的，具有普遍性和多样性。为了说明的方便，本文只拟从大范围方面作些理论分析和探讨。根据地理面积的不同，民歌色彩可相应划分为多个层次的色彩区来加以体认。一般规律是，区域面积越大，民歌的个性色彩越鲜明，差异也越彰显；反之，则个性色彩越模糊，差异越细微。故地区面积与色彩浓度成反比例关系。相应的，在辩析不同区域民歌色彩时，所运用的分析参数会有变化。基本原则是，色彩区面积与分析参数呈反比关系，即色彩区面积越大，民歌色彩越彰显，分析中所用的形式参素就越少，分析方法越粗略；反之，分析参数增多、细化。 比如，从宏观层次看中国南北民歌的色彩，就只须考虑音阶、结构、音调三因素特点即可清楚辩认。北歌多为六声或七声音阶，结构为较规范的上下句体，音调多用大、宽音韵（135、512）。而从中观层面看南北方内部各省区之间的差异，则由于都用同样的音阶、音调和结构，就需要添加更多更细的形式参数如旋法、润腔等来作更深一层次的划分，才能找出其间的色彩差异。如此等等。 下面结合民歌色彩区的具体实例来体认其具体的形式表现要素，提出一些初步分析的技术和方法。 （一） 南北中的色彩差异（宏观层面） 从宏观层次看，中国民歌可划分为北方南方和中部三大色彩区域，各区色彩有很明显的差异，并具体体现于一些形式要素的综合作用上。 曲例3陕北信天游《三十里铺》是北音色彩的典型曲调，其形式特点为：对应性的三上一下四句体（二句体的变体），带FA偏音的六声音阶，宽宫声韵结构512，旋法多用五度跳进。歌词“我”的方言读音为E，曲情苍凉凄凉。 同样是体现北音色彩的信天游《红军哥哥回来了》一曲，其形态表徵与《三十里铺》雷同：上下句体，带FA、SI两个偏音的七声音阶，宽商声韵623，多跳进，旋法多用七度大跳。方言词汇有“鸡娃子，狗娃子”等；“了、来、咬”等字具有方言声韵的发音特点，如“咬”字读为“NIO”，“来”为“LE”。曲情开阔慷慨。等等。 再随手拈来一些南音民歌作品，其风格韵味和形式表徵就截然不同了。如江南小调《无锡景》为典型的南音色彩。其形式要素特点为：五声音阶，窄徵声韵561、653和小声韵123的综合运用。级进为主的旋法，连续发展、渐层下移的四句体结构，旋律修饰细腻华丽，曲风柔宛妩媚。 同样是江南小调的《码头调》，其色彩美感及形态特点略同上曲，兹不赘述。 到了南北中介地带的荆楚湖北，民歌色彩又另有一番意趣。湖北地处中国南北交界地带，其文化和音乐均有不南不北，亦南亦北的中性色调，由此形成其独特的个性。千里江汉平原潜江县的打麦歌《崔冬崔》，即是典型的中音色彩曲例，全曲以大宫声韵135三音腔及其各种转位、换序形态行腔，曲风明朗活泼，刚柔兼容。湖北宜昌山歌〈上茶山〉，亦具中音色彩，旋律音调与上曲大同小异，更添一股清新的山野风韵。 （二） 南方不同省区的色彩差异（中观层面） 中国南北民歌色彩的差异是明显的，那么，南方内部或北方内部各省区间的民歌，还有无色彩差异呢？当然也有，作为民歌色彩的亚层次体现，各地民歌色彩差异虽稍趋淡弱一些，但其间仍有理脉清晰可辩。现以四川云南两省为例作一简析。 两省地理紧邻，音乐文化共性颇多，民歌都具南音的最基本特点如五声音阶，以羽小声韵613为核心音调，四句体的典型结构等等。但两省民歌因具体旋法的偏爱不同，又形成了色彩差异。四川民歌多用曲折跳进式旋法，故带有几分泼辣情调，如流行全国的四川宜宾农村小调《绣荷包》，采用小羽声韵的换序曲折旋法631，乐汇多随方言语调走势成腔，如“缎子”等。方言衬词“衣儿牙儿哟、猪儿嘎、金刚梭罗妹”的大量运用，更加强了四川的地方色彩。而云南民歌则偏爱下行音阶式级进旋法，更显旖旎柔宛的风采。再加上其它音乐形式和歌词方言的特点，其色彩差异仍清晰可辩。如《放马山歌》，采用典型的羽小声韵下行音阶式旋法，3216，其在乐句尾固定地不断出现，给人强烈的印象。 （三） 省区内部的色彩差异（微观层面）。 民歌地方色彩不仅体现于中国南北的不同省区，即使在同一省区内，也会因地理、方言声调及传统审美习惯的不同，而有微妙的色彩差异。兹以湖北省为例分析说明之。如果我们周游湖北各地，聆听当地的音乐，就可感到其色彩丰富，或具南方韵味，或带北方风味，或有西南巴蜀色彩，或染下江东吴音韵，境物变迁，音乐亦异其趣。真是五光十色，绚丽缤纷。据湖北民歌专家杨匡民教授研究，湖北民歌可划分为五个色彩区： 1．【鄂东南色彩区】今咸宁地区，以窄声韵音调[SOL LA DO]、[LA DO RE]分布最多，旋法常作小六度、纯四度的跳进。2．[鄂东北]：今黄岗与孝感两地区，多为低丘陵，有江南风景之致。受江南文化影响较多，音乐风格偏于婉转优美。音调以“宽徵”声韵的[SOL LA RE]为主。其与鄂东南只有一江之隔，但民歌的音调与旋法，却有明显的区别色彩。3．【鄂中南】：今荆州地区，号称千里江汉平原，富饶的鱼米之乡。地理上北近襄阳，南近洞庭湖。音调以“大宫声韵”为主。声腔华丽优美。4．【鄂西南】今宜昌与恩施两地区。全区山峦重叠，峡谷纵横，地势险要，交通不便，语言很统一，属西南官话区，与川东方言无异。音调“窄羽”声韵[LA DO RE]的旋律为典型样式。5．【鄂西北】今襄阳和郧阳两地区，地处我国南北交汇线略偏南，自然风貌兼有南北景色，当地人的生活与风习也兼有南北特点，音乐风格在兼容并包基础上略偏重于中原北方的风味，古人称当地人“多秦音、好楚歌”。民歌旋法强调四度跳进，曲风较活泼开朗，有北音风味。 湖北五个地区都流行一首《十绣荷包》小调，各地的唱词都一样，但因地方文化不同的影响，旋律形态如调式，旋法音调等都相应形成了不同样式 ，体现了五区的地方色彩，真是五音杂处，色彩缤纷。 民歌地方色彩是很复杂的音乐现象和论域，更深入的研究将涉及到音乐和文化的多方面因素，本文的初步探讨，若能加深人们对民歌特质的理解，引发更精之研究，则幸甚。 谢谢采纳！！
学习体会<<中国民族音乐欣赏>> 作者：陈雅 质量推进年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2138 更新时间：2006-2-23 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是世界民族音乐之林红的一棵古老而长青的叁天大树，是我们华夏子孙的骄傲。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是浩瀚的大海。仅仅从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歌、器乐、曲艺音乐、戏曲音乐的数量来看，也是令人惊叹的。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已收集到的民歌约有30万首左右。民族民间器乐约有200余种乐器，独奏、重奏、合奏乐曲难以数计，中国的曲艺约有200多个曲种。戏曲约有360多个剧种。曲艺和戏曲都是综合性艺术，音乐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是各种剧种、曲种特征和风格的主要体现者。至于这众多的剧（曲）种中丰富多样的剧目、曲目、声腔、板式、行当、流派、唱段、文武场音乐等等。更是难以数计。 产生我国这么丰富的民族音乐的原因有：第一，悠久深厚的历史传统；第二，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第三，博大的文化背景；第四，众多民族和人口。 包括民歌与歌舞、民族器乐、曲艺音乐、戏曲音乐四章内容。 一、 民族与歌舞 民歌与歌舞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书中也是一起放在第一章一起介绍。民歌和歌舞都来自人民的生活和劳动，这是它们一个很大的特点。民歌的体裁大体分号子、山歌、小调3个大类。号子直接为劳动服务，是在人民体力劳动中编唱的，它的音乐坚实有力、粗犷豪迈，和劳动联系十分密切，音乐节奏和节奏紧密结合。山歌则产生山野劳作中，声调高亢、嘹亮，节奏较自由，具有直畅而自由地抒发感情的民歌。小调是产生在群众日常生活的休息、娱乐、集庆等场合的民间歌曲。中国的歌舞音乐也很丰富，他的音乐特点与小调很接近，只是因为要配合舞蹈动作，常家用更多的衬词、衬腔和重复腔等。歌舞音乐大体分：秧歌类、花鼓类、花灯类、风俗舞类。此外，还有旱船、莲湘、小车、拉花、春牛等歌舞形式及其音乐。二、民族器乐 分类有吹奏、弹拨、拉弦、打击乐器，曲式结构大多以曲牌为基础，段落性很强。三、曲艺音乐 曲艺是一种表演艺术，也是综合艺术，它以讲唱文学为脚本，安排布局，展开情节，汲取各种艺术表现手段。曲艺是叙事性的音乐，是在“演故事”，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千百年来，文学、音乐、表演三者在曲艺这一综合体中相铺相成，有机结合，达到了今日曲艺的丰富、成熟的境地。中国曲艺有200多种，分类问题很复杂，一般根据音乐特点分8类：鼓词类、弹词类、道情类、牌子曲、走唱类、琴书类、杂曲类、数唱类；曲艺唱腔体式分曲牌体、主曲体、综合体。曲艺分南北不同，各自有长处，我们熟悉的如北方京韵大鼓、南方评弹。 四、戏曲音乐 戏曲，是一种综有诗歌、音乐、舞蹈等多样表现手段的中国传统戏剧艺术。音乐是戏曲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唱腔和器乐两种成分。中国传统戏曲约有360多个剧种，音乐遗产非常丰富，形态十分复杂。戏曲的艺术特点有综合性、戏剧性、民间性与专业性的结合三点。戏曲的唱腔具有抒情性、叙述性、戏剧性三方面特征。戏曲的器乐特点大多处于伴奏、陪衬的较次要的地位。戏曲的剧种全国性剧种有昆剧、京剧、两种。我对京剧特别喜欢，对其中内容了解较详细。京剧是以皮黄腔为主的全国性戏曲举重之一，约有200年的历史，因形成与北京而得名。由于京剧名师辈出，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有了谭鑫培等一带新人出现，谭鑫培是这一阶段杰出的代表，他博采众长，继承余、张、程等又有所创新，为京剧老生的一带宗师。这时京剧不仅受群众欢迎，而且得到清王朝统治者的赞赏，逐渐取代了昆曲的地位而影响全国。从此，建国前后，老生有言菊明、谭福英、马连良、周信芳、李少春、杨宝森等；旦角有王瑶卿、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等；武生有盖叫天、厉慧良等；小生有姜妙香、叶盛兰等；净角有金少山、裘盛戎、袁世海等；老旦有龚云匍、李多奎等；丑角有肖长华、刘斌昆等；琴师有孙佐臣、徐仁沅、王少卿、杨宝忠等。。。。。。他们在各个行当中都有重大建新，在唱腔、表演、念白等方面都有所创新，自成一派，将京剧艺术推到了鼎盛时期。京剧约有1000多个传统剧。故事大多取材于“列国演义”、“西汉演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西游记”、“杨家将”、“水浒传”、“说岳全传”等，也有从昆剧和其他地方小戏、民间歌舞中移植过来的，范围十分广泛。京剧的唱腔以皮黄腔为主。二黄强苍凉深沉，长于抒发悲愤之情，有正、反二黄之分；西皮腔刚劲明快，长于表现灵活、昂扬、欢快之情。除了皮黄腔外，京剧还有南梆子、四平调、高拨子、吹腔、昆腔和许多民间小调等唱腔。京剧演唱也很讲究，注重按字行腔、要求字正腔圆，声情并茂。京剧器乐文场以京胡为主，辅以月琴、京二胡、小三弦，有时还用笛、笙、唢呐、海笛等；武场有鼓板、大锣、小锣、钹，有时用堂鼓、水钹、碰铃、大饶等。京剧著名的传统剧目有《二进宫》、《玉堂春·三堂会审》、霸王别姬》、《卧龙吊孝》等。其他的戏曲剧种如北方秦腔、晋剧、河北梆子、豫剧、评剧、碗碗剧，南方赣剧、川剧、湘剧、黄梅戏、越剧、湖南花鼓戏、锡剧等，各个戏曲剧种的唱腔都有分别，也各有自己的长处。 学习体会《中国民族音乐欣赏》后，感触颇多，以前我们总是认为欧洲音乐是最优秀的，而我们民族音乐是不足以登入大雅之堂的，现在知道了民间音乐浩瀚如海，并不比欧洲优秀的音乐差了多少，也是那样需要我们努力学习和发扬光大的，我们更应为我们民族音乐能够走向世界多做贡献。
600字都写不了了，1000……
1是前人没有研究过的，也就是说研究领域中一个新颖有意义的课题，被前人所忽略的。2、前人有研究过，或者阐述过但阐述论证的不全面和有不足的地方，作者加以丰满，或者驳斥前人的观点。总之就是，所写论文研究的意义一定要叙述的清晰并且是有一定的新意。次也要注意自己所使用的理论，是用什么理论证明此观点的，也要叙述清楚，否则难以有说服力。
不同门类的学科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在研究法上会有不同，却必须符合科学方法论上的若干基本要求，否则其科学性就会受到怀疑。但科学的方法是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出来的。民族学自19世纪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产生以来，在方法论和研究法上都在不断发展和进步。科学研究是实证性的研究。实证性研究的基础是掌握第一手的资料。所谓第一手的资料，就是根据亲眼所见或亲身经历所记录下来的资料。各门学科获得第一手资料的方式是不同的。如物理学、化学主要在实验中获得，历史学主要在文献中获得，而民族学的第一手资料则主要靠实地调查来取得。实地调查又称为“田野工作”(field work)或“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研究最重要的特点。民族学家将自己在调查中的发现和体验用一种较为微观的整体描述法进行描述、归纳和分析，就是民族志的撰写。 田野调查和撰写民族志 ，就成为民族学研究最主要的方法和基本的过程。 实证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叫“质性的”或称为定性研究；另一种叫“量化的”或称为“定量”研究。一般来说，自然科学是以量化研究为基础，社会学也较多进行量化的调查和研究。民族学则以质性的调查和研究为主要特点。民族学的调查特别要注意中性与客观的原则，即注意克服主观与片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某一种文化中成长起来的，都会不自觉地受到自己的民族、性别、年龄和世界观等因素的限制。这就像戴着一副有色的眼镜，在调查时会对其它民族、人群或文化带有一定的成见，从而使凋查和研究由于某些偏见而不够科学。如何才能尽量减少和避免主观和片面呢？ 民族学的调查强调“缩小距离”和“参与观察”。即要求调查者在调查之初就注意缩小与被调查者之间情感和文化上的距离，要参与到被调查者的社区和生产、生活场景中去进行较长时间的直接观察。一般来说在一个社区要有一年的实地观察和体验，要能直接与当地人交流，要全面了解情况，并通过学习当地的语言和思考方式，理解当地的文化。 民族学的调查具有明显的生活性、平民性与现实性。民族学研究的文化主要是平民的文化，即平民的生活。这种调查主要是关于平民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喜怒哀乐、风土民情和价值观念等行为模式。因为正是被调查的社区、民族这种民间的、日常的生产、生活的特点，代表了它的文化模式，文化类型。从时空观念上来说，民族学的研究既包括人类的过去，也包括现实，但主要是研究现实。而民族学的调查和研究在涉及历史时，它的出发点，它的目的也往往是为了用历史来说明，来解释现实中的现象和问题。民族学的调查与研究的成果，若干年后将成为历史著作。但它又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著作不同，因为他写的是活的历史，而非死的历史。也就是说，它是作者根据亲身的实地调查所撰写的历史，而是根据死的文献撰写的历史。 在结束了实地调查之后，民族学家就要以一定的叙述框架阐述这种参与观察的体验和发现。即撰写民族志。与宏观的分析不同，民族志采用的是较为微观的社会文化整体描述法。因为民族学把它所研究的社会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视为一个互相紧密关联的复合体。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如果没有被放在与其它方面的关系中加以学察，就无法被单独理解。这种观察与分析的方法被称为“全貌观”。说它是微观的，还因为民族志不一定对某一民族的社会或文化进行全面的描述，它的研究对象，往往是一个小型的族群或社区，而研究的重点是对能够显示事物内部关系、结构和演变过程的细节详细调查与描述，用每个事物(案例)的细节和独特性，来说服读者，表达事物的性质和意义。
据学术堂了解,不论选定什么题目,都要先看一定的材料,都得先熟悉前人研究的情况,这样才能避免盲目性;可以在确定选题范围之后再继续搜集并阅读材料,进而把题目具体化、精确化.通过查阅与主题相关文献资料、听报告或请教老师,了解前人对此类问题的研究达到什么程度,取得哪些成果,还存在那些分歧或研究空白.以分歧或研究空白为切入点,再进一步优化选题,将前人的研究成果继续向前推进.如果自己无力向前推进,那就不要选这个题目,论文选题若找不出突破口,很难提出新看法、新见解、新观点,缺乏创新性,会直接影响论文的质量.此外选题时,还应注意以下问题:避免选题空泛,大小不当好的论文选题要尽量做到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题目过大,使论文失去研究的重点,缺乏针对性;而题目过小,要研究的问题一目了然,稍作发挥往往有画蛇添足的嫌疑,也难以拓展为高水平的毕业论文.避免选题过难,无法驾驭毕业论文选题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量力而行,选择自己能研究了的课题.能力不同,研究水平也有差异.同样的选题,有的学生能轻而易举完成,有的则力不从心,困难重重.避免选题与专业和行业结合不紧密,选题应紧密结合自己你的专业,能更好的做到学以致用,写作起来也能得心应手.选题若不能与专业紧密结合.在写作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难以写出高质量的文章.利用自己的经验作为资源,诸如个人的兴趣、爱好、基础、长处、掌握的外文语种和熟练程度、搜集资料的可能性等等,使用个人经验可以让你的论文既生动又明确--还能让你更投入到写作当中.最后,选定的题目,文字表述要求尽量简短、鲜明,不要拖泥带水一长串.下面学术堂还整理了一部分民族学硕士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1.哈尼族传统医药中蕴含的医学人文精神2.鬼神信仰与祖先崇拜思想3.黑水靺鞨的民族关系和文化研究4.恩施土家族"女儿会"的起源与功能探究5.少数民族教育的文化整合功能6.少数民族娱乐文化的狂欢化魅力7.嘉绒藏族碉楼的外观形状和碉楼图案的解读8.中国西部民族的分布特点、宗教格局及相互关系9.河北省藁城市九门回族村婚育状况调研10.族际冲突及其调适
试论民族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马清福 韩明安民族是人类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它属于社会历史的范畴，是民族学和民族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就已经非常重视民族理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更把民族理论作为唯物主义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早就清楚地看到了民族理论研究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者，研究民族理论的目的或者是为了认识自己民族的特征，用以指导自己民族的发展；或者是为了认识各民族间的区别，用以加强对本民族和异民族的统治；也有的是为了认识民族发展的历史规律，用以帮助统治者进行民族的侵略；只有为数不多的进步学者是为了弄清民族的政治、经济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用以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交流⋯⋯。在这些立场、目的全然不同的民族理论研究中，多数人的观点是很狭隘的，表现出为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鲜明倾向性。这种倾向性是阶级社会里理论研究的必然现象。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 《〈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民族理论的研究属于一定历史时代的“精神”范围，受到该时代阶级斗争的影响是不足为怪的。同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学者的研究相区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族理论研究绝不是从狭隘的阶级目的或民族目的出发的，而是从最终在地球上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这个伟大目标出发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和历史学在民族理论研究中的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充分看到了民族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这些重要性大体表现在：首先，民族理论研究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一定民族的具体状况和特点，从而帮助和推动民族的发展。民族做为历史上形成的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人们共同体”，其状况和特点是非常复杂的。用马克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民族理论，有助于人们认识一定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素质和独特的风俗习惯，并能帮助各民族人民群众克服自己民族发展中的短处，发扬民族特有的长处，推动整个民族更快地进步。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民族理论的研究工作。无论是民主革命阶段或者是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无论是在处理一般的国家事务或者是处理民族事务时，都充分重视民族特征，充分考虑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心理素质。中国共产党人处理民族事务的政策和措施，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为指导思想，以帮助和推动各民族历史的发展为目的的。其次，民族理论研究是民族历史研究的基础。各个民族都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研究民族的发展史已经和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各民族的专家学者和各方面人士所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