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游牧民族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利用田野调查和有关的文献资料，在对草原生态民族区草原生态现状认识的基础上，对于草原生态和蒙古族的民间环境知识进行了研究和探讨。论文以蒙古族的游牧传统和环境知识为中心，从蒙古族的游牧技术传统、居住格局、轮牧的方式以及蒙古族的宗教价值与环境伦理等方面，较为全面地揭示了这些民间的与环境有关的知识，直接间接地对于草原生态的保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进而对于造成草原生态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冲突所造成的“农牧矛盾”作了基本的分析。最后，笔者指出，对这些民间的知识体系，在具体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要考虑其合理的内涵。草原生态/环境知识/文化传统/游牧民族/草原生态民族区/农耕民族在复杂多元化的社会中，不同的群体孕育了各自的社会观，留下了与自然环境有关的社会表现、态度和行为模式等遗产，同时也能看到围绕着生态问题的文化冲突和矛盾。这些遗产主要表现在民间的环境知识中，这一民间知识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民间环境知识主要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对人文环境的控制和人与自然的协调理念。学者们在描述环境变化时，常常无视文化因素，我们的着重点并不在于认识文化上的差异如何影响环境，而在于怎样把对文化因素作用的考虑同环境变化相联系。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源十分贫乏。同时，我国资源破坏严重，矿产资源滥采乱挖、采富弃贫，浪费惊人；淡水、森林、草原、耕地在开发、灌溉、采伐、载畜、开垦等方面问题不少。其中人口压力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由于人口压力和过度开发，使中国成为荒漠化土地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这样一个由多种生态环境、多个民族和多元文化所组成的国土上，民族间的关系，很多是和环境观念的冲突、破坏环境的行为有关的。而这种生态环境恶化的后果，就是给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直接的负面影响，使发展本身陷入了一种低度循环的陷阱。因此多元文化的共存、共生和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在这一背景下，在进行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时考虑少数民族的文化个性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本身就符合中国社会的内在特点，同时也是对各民族文化的一种尊重。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密切相关。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在对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生态环境的适应和改造过程中创造和形成的，因而各民族由于生存空间的特点、生活方式的不同，其对自然资源管理利用和文化传统也就各具特色。中国的生态恶化情况，在少数民族地区特别突出。从生态类型上，可分为草原生态民族区、森林生态民族区和山地农耕民族区等。在此我们以代表草原生态民族区的蒙古族的民间环境传统为例，来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一、草原生态民族区与草原现状 草原生态区，主要分布在从东北平原西部，经内蒙古高原、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南缘一线以西，即从北纬51°到28°的广阔范围内，绵延4500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29%。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和四川等10个少数民族聚居省区，基本上构成了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畜牧带。在这些区域内居住的43个少数民族中，有19个民族以从事牧业为主，有代表性的民族有蒙古、部分鄂温克和达斡尔族、哈萨克、裕固、塔吉克、柯尔克孜、塔塔尔、藏族等。作为占地球陆地面积47%的草地及其生态系统的研究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据世界资源报告，牧场养活着3000-4000万游牧人口及提供着大量的食物资料，然而，由于过度放牧，开垦草场，短期行为的政策及攫取最大利润的纯经济观念，导致草原出现沙漠化及草场退化的趋势。诸多的草原研究专家及草原计划的推行者，在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深切体会到不同的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导致草原利用情况的不断发生变化，改善草场是技术问题也是复杂的社会问题。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关于牧草种植的研究认为：“由于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政治、宗教的因素，使得进一步扩大栽培牧草的面积受到限制。在粮农组织从事草原和饲料作物开发工作的大多数国家中，这些因素的作用是错综复杂的。这项工作的未来发展，取决于乡村社会学家或政治家为牧草的栽培所创造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条件。[1](P42)又据世界资源报告，印度次大陆牧场的恶化是与过度放牧、干旱化、管理不当所致，最近几年出台的牧场发展计划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在南撒哈拉非洲牧场管理及牲畜的发展上，各机构的投资、援助大多以失败而告终，人们深切地感到开发过程中需要当地人民参加，需要和当地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相结合。[2](P116-117)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为草原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然而目前在草原生态系统的研究中，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对之进行研究的报告为数甚少。在世界资源报告中，在提到中国牧场状况时，认为全部土地的41%用于放牧，25%的草原退化，其趋势为水土流失正危险地加速，丧失生产力，沙漠化，退化快于再生；在谈及其原因时报告认为，(1)人口压力；(2)27%的沙漠化由过度放牧造成；(3)政府50年代的重农轻牧；(4)将现有的稀疏和优良草原开垦为农田；(5)城市发展加重了对现存草原的压力；(6)群体放牧；(7)对草和饲草作物管理不善等。这诸项原因事实上都与人的因素有关。中国约有草地面积400万平方公里，占全世界草地面积的，占我国国土面积的，放牧面积占世界第三位，仅次于澳大利亚和前苏联。中国的牧区应分为两大地区，北方“游牧”区和南方“农业”区，从东北平原到青藏高原，从海南山地到黄海之滨，都有草地分布，其中内蒙古草原是面积最大的温带草原。但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对草原只利用不建设，我国草地不仅生产力较低而且有30%的草地处于不同程度的退化中。草原研究长久未引起人们注意，50年代前全国没有一处草原研究机构，50年代后，开始在有关农牧院校培养草地科技人才，1964年中国农科院创办了草原研究所，之后，四川、新疆、青海、甘肃等省区相继创办了草原研究所及草原生态研究所，有关省区也建立了草地工作站或草原工作队。70年代末期，中科院分别在内蒙古与青海建立了两个草地生态定位站，开始从生态系统角度开展草地研究。在这些研究中，都提到由于人为的因素而导致了诸多的后果。我们不能否认，自然科学这么多年来对草原生态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成绩，有了很多的科学积累，这些基础也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必不可缺的根据。然而人是经由什么途径采取什么方式来影响草原生态的？其自身的社会结构、文化体系、价值观念与之的关系如何？却很少给予关注。草原资料是中国陆地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据卫星遥感调查技术统计，1995年与80年代中期的数字相比，退化（不包括轻度退化）草地从13亿亩增加到20亿亩，10年中增加7亿亩，已构成资源与环境的重大问题之一。草地沙化是个更为严重的问题，草地每年减少65-70万公顷；北方草地退化面积达90%以上；全国可利用草地每年以2%的速度加速退化；2亿头牲畜因灾死亡。资料显示，在我国草地沙化的原因中，盲目开垦占；过度放牧占；过度樵采草地植物占。中国的沙漠专家警告，如果不采取措施，到本世纪末，有8万平方公里土地将沙漠化。学者们在描述环境变化时，常常无视文化因素。很多学者在谈及关于草原退化的问题时，常常把此用“公有地悲剧”理论来解释。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G•哈丁提出“公有地悲剧”，即“公用权悲剧”概念，地球资源被看作是公共财产，在此它的公共拥有，实际上不存在任何所有权，而只表现为公用权，所有社会公民都可以随意利用它。哈丁把这种公共财产比作公有草地，谁都可以在草地上放牧，每一位牧民为了从放牧中取得更多的好处，按照费用最少、效益最大的原则，总是力图增加畜群的数量，但是谁也不进行草地建设的投资。这样，随着畜群增加，草原的质量急剧下降，最后草场完全退化，不能再放牧牛羊。这就是草地公用权的悲剧。[3]在这里每个人追求自己最大的个人利益，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不可避免地导致所有人的利益被损害。这一解释，事实上是纯粹的经济学中的利益最大化的观点，而忽略了草原主体民族对于自身家园环境朴素的环境保护意识与实践。我们的重点并不在于认识文化上的差异如何影响环境，而在于怎样把对文化因素作用的考虑同环境变化相联系。在复杂多元化的社会中，不同的群体孕育了各自的环境观，且留下了通过历史传递下来的包括全部生物和非生物因素以及与自然环境有关的社会表现、态度、构成、行为模式等遗产。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在草原生态区这一特定的生态环境下，产生出与之相应的游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及其文化体系。游牧的蒙古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孕育出自身的游牧传统和有关保护环境的知识。二、蒙古族的游牧传统与环境保护（一）游牧技术的传统 在传统游牧社会，畜牧业的生产技术是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具有其自身的质量标准。它是世世代代连续发展的产物，没有明确的体制，技术和社会文化是紧连在一起的。 在一般人看来，游牧民族在广袤的上苍赐予的无垠的草地中生活，不存在土地意识。其实不然，游牧的蒙古族对放牧草地的利用和保护甚为关心。随季节而移动，本质上就是出于对草地利用的经济上的选择。牧人对放牧地的选择与自然的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对所生活的草原中的草地的形状、性质、草的长势、水利等等具有繁锐的观察力。有经验的老人，即使在夜间骑马，用鼻子就能嗅到附近的草的种类和土质；对于外地人来说，茫茫的草原千篇一律，而对牧民来说却认为草原上千差万别，并能清楚地区别各自的特征。又如非洲的马萨依人，其惟一的收入来源是牲畜，其文化给与他们一种制度，凭借这种制度可以保持贫瘠地区的土地不受损害，其做法是在旱季将一部分土地弃置不用，以使放牧地区的土地处于良好状态。 放牧的草地和农田一样，是一种生产资料，通过人的干预将植物生产的各种植物性产品进一步转化成各类动物性产品。作为放牧地本身也是一种可更新的土地资源。在没有人为干扰的情况下，草原生态系统基本上是自我维持的，能流规模相对地保持着稳定状态。而放牧制度本身就是人的行为在作用于草地后，在草地上放牧时的基本利用体系。其中规定了家畜对放牧地利用的时间和空间上的通盘安排。每一放牧制度包括一系列的技术措施使放牧中的家畜、放牧地、放牧时间有机地联系起来。放牧制度有两大类型，一为自由放牧，二为划区轮放。 在传统游牧社会，蒙古族对于放牧草地的利用和保护有着一套合理的方式。他们会从水和草两方面来考虑放牧。从“水”的方面来说，牧场一般限于沿河流湖泊一带的地方，从“草”的方面来讲，每一块牧场承载的牲畜种类和数量是有限定的。随季节而移动，本质上就是出于对草地利用的有效的选择，否则他们不会去冒着冬天的严寒和冰雪、早春的凛冽的寒风、夏日的酷暑和虫害，逐水草而牧。 在内蒙古游牧地带牲畜转场是根据气候的变化对牲畜放牧营地（营盘）进行季节性的更换。由于不同的放牧营地，其自然气候环境、地形和地势、水源等条件的不同，使得牧草的类型和生长发育状况也会有明显的差异。因此，为了合理利用草场资源，使牲畜在全年各个不同时期都能获得较好的饲草供应，在蒙古族传统游牧活动中，一般每年从春季开始都要进行牲畜转场。这种转场，在一些气候、植被条件差异较大的地方，一年要进行四次，称为四季营地；而在一些地势平坦，气候、植被条件差异较小的地方，一年只进行两次，即冬春为一营地，夏秋为一营地。冬春营地称为冷季草场，夏秋营地称为暖季草场。四季营地以夏、冬季营地为主，而春、秋营地利用时间较短，属于过渡性营地。两季营地的冷季草场利用时间也长于暖季草场的利用时间。这些具体的时间都是在历史积累和传承的过程中沿袭下来的。而内蒙古牧区牲畜转场时间表就是这一特点的反映。 表一 内蒙古牧区牲畜转场时间 四季营地 两季营地地区 春 夏 秋 冬 夏季 冬季呼伦贝尔盟北部牧区 5月上旬 6月下旬 9月上旬 11月下旬 6月上旬 10月下旬锡林郭勒盟北部牧区 4月下旬 6月中旬 9月中旬 11月上旬 5月中旬 10月下旬乌兰察布盟北部牧区 4月中旬 6月中旬 9月下旬 11月中旬 4月下旬 11月上旬西部牧区 3月下旬 6月下旬 9月下旬 11月下旬 4月上旬 11月上旬表一见王文辉主编《内蒙古气候》第219页，气象出版社，1990年。在笔者调查的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在50年代前的较长一段时间内，牧民每年于阴历三月间，选好无风雨的日子，先在较远距离的牧地放火，以迎春雨期的到来，使牧草得以很好地发芽。（50年代后，不分具体地域自身之特点，取缔此中所谓的破坏草地的落后方式）五月初，牧草开始逐渐生长发育。此时搬回蒙古包放牧，如马群500匹为一群，编成数组，30里牧地，只够马群15日就食，然后转移它处，过30日或15日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即轮牧。一直到九月下旬十月初之间，水草枯竭，牧者开始带马群回家，此时不能远牧，至十一月后赴冬营盘。其他牲畜的牧法有所不同，但季节移动却是相同的[4]。“夏天到山坡，冬天到暖窝”，这就是牧业生产活动中的牲畜转场对气候变化的一种适应，也是为了给牲畜选择一个良好的气候环境。牧民们还通过长期的实践，认识到部分山地草场和山麓地带草场在水热条件的垂直分布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在安排牲畜转场时，还结合了中小地形的局地小气候特点（如坡向、谷地走向等），暖季草场一般选择在海拔较高的高山、阴坡、岗地或台地；冷季草场多选择在海拔较低的向阳、背风的坡地、谷地或盆地。营盘因地势视草场来设，每年3-5户，相距数华里，一家一户以游牧为主，很少定居。20世纪30年代布里亚特蒙古族的宿营地就是一例，一般每个宿营地有3-4户，宿营地之间的距离一般为1公里到2公里之间，最近的地方也有300米的距离。[4] 这种格局及轮牧方式，有利于对草场的保护。至今在牧区的当地蒙古族人的放牧方式仍较多地考虑草场问题。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我国在大跃进、文革期间在牧区常套用农区的做法，搞集中建队，有的还仿农村的样式建立“牧民新村”，以定居多少作为衡量牧区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这种政策由于未考虑合理安排定居地点和草场的关系，使其布局大多地方不甚合理，居民点附近的草场因过牧和牲畜往来践踏而过早地退化、沙化，远一点又不能利用，畜草矛盾突出，有的草场大面积退化。这是在决策过程中忽视民族文化传统，又找不到现代科学方法所致。 此外，在笔者近年来调查的土默特蒙古族，现虽变为农耕蒙古族，但在历史上这一支蒙古族对草原经营有着一套严格的制度。16世纪，土默特蒙古很重视畜牧业，在放牧方式上曾采取过一些好的办法，他们继承“行则车为室，止则毡为庐，顺水草便骑射为业”的传统游牧方式，同时采取过分群放牧的牧人专业化放牧等形式。据《明史》载，当时放牧者的分工有“亦儿歌赤”（羯羊倌）、“亦马赤”（山羊倌）等。土默川上的许多村名如“霍拉各气”（放绵羊羔者）、“添密”（放骆驼者）等，都是阿勒坦汗时代分牧办法保留在村名上的印记。明末清初，土默特蒙古昼则逐水草放牧，夜则将牲畜圈入栏内，据有关资料记载，有石头栏、土围栏、木栅栏。到乾隆年间，本地区专门从事畜牧业的人逐渐减少，土默特蒙古开始盖房筑屋、逐渐定居，且只能在分配给自己的尚未开垦的户口地和官滩牧地内放牧。[5][P237) 又如马戎等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北部一纯牧区的研究资料显示了蒙古族一种半游牧半定居的经营与居住方式，如在这个牧业社区，特别注意夏营盘、秋营盘之间的轮牧制度，其目的还是为了保护草场。[6]（二）宗教信仰与环境保护 主要的宗教对社会基本的态度和价值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不同的文化中，宗教活动不尽相同，但他们都与各自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宗教起源于人对自然力的信仰：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它与自然保护的关系由来已久，宗教思想注意在人和自然的协调中寻求内心的安详平静。现在，在新的形势下，宗教界人士更自觉地把宗教活动与自然保护结合起来，建立宗教力量与自然保护力量的强大联盟，从而使宗教文化向生态文化的方向发展。在蒙古族游牧文化中，其喇嘛教所呈现的因果法则，慈悲心怀，对整体性的把握、调和的原则，自然地孕育了一套人、畜、草关系的生态哲学，此种哲学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维护与自然的平衡。古代的蒙古族信仰萨满教，从13世纪元朝开始，蒙古上层改信红派喇嘛教，但广大牧民仍信萨满教。从16世纪后，许多王公贵族开始接受格鲁派喇嘛教，并积极在牧民中传播。清代，特别是乾隆以后，对喇嘛教更采取全面保护和奖励的政策。清廷不仅鼓励各盟旗兴修大批寺庙，而且由皇帝亲自敕建庙宇。喇嘛教在蒙古游牧社会中流行起来，一直到现在在游牧地带喇嘛教仍为蒙古族的主要宗教。 朴素的游牧生活方式、生活于其中的草原、单调的大自然是决定游牧民族的思想如世界观及宇宙观的主要因素。对大自然的观感以及合理的（非指控工合理的而言）思考，也多以此为基础。放牧与狩猎在当时均需以集体协作方式进行，这对蒙古民族的集体观念和互相协作精神的形成有决定的影响。他们所处的环境使他们又同大自然融为一体。然而由于人们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再加上“过于宽大的大自然，使人类依赖于自然，像儿童依赖引绳一样，这种情形，使人类自身的发展，不成为一个自然的必要。”从而形成顺服自然的价值观。 自古“长生天”就是蒙古族崇拜的最高对象和一切权力的来源。蒙古可汗们的诏书里，开头就用“长生天底气力”一语，在《蒙古秘史》一书里，有许多处记载成吉思汗祭天祝祷之事。在当时的人看来，可汗受命于天，婚姻、事实要得天助，死后也要走上天路。为此人人敬天畏天，而不敢做背天之事。这是衡量人心的尺度，也是社会公认的标准。其宗教的宇宙观，形成了萨满教，而此萨满教正是游牧文化的基础。佛教普及后，在蒙古人的心里，在天上之上又加上了佛，也就是在原有的尺度上，又加上了佛教的教义与要求。但即使在喇嘛教得到国教的地位之后，萨满教的遗迹仍在民众的习俗中存在着。 萨满教是蒙古族等民族共同信奉的宗教，各民族的萨满教信仰开始于氏族社会末期。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对自然现象的不理解，认为经常带来灾害的山川、河流、日、月、风、雨、雷等和人一样有生命、有意志，从而产生对它的崇拜，这种宗拜实质上是对自然力的崇拜。蒙古人的萨满教已发展到了神灵崇拜阶段，即认为一切自然物都有神灵主宰，神灵居于自然物内，崇拜的对象不是物体本身而是主宰这些物体的神灵，同时也对先祖的魂灵进行崇拜。萨满教中的“萨满”是满—通古斯语族的语言，原意为“因兴奋而狂舞的人”，在鄂温克语中有“知晓”、“通晓”的意思。在这里指的是那些能够传达天意或能够与神灵沟通的人。 萨满教的自然神系统主要以无生命的自然事物和自然现象之神为主。在萨满教的观念中，宇宙万物、人世祸福都是由鬼神来主宰的，所以，在萨满教的自然神系统中，天地神系统占首要地位。如地神，也称地母女，掌握万物生长，祈求丰收、保佑平安要对它进行祭祀；天神（腾格里），即长生天，掌管人世间的万事万物；而敖包，聚居多种神灵的地方，一般是在山岗、山顶、路旁等地用石块、沙土堆成圆形的土包，蒙古语直译为“堆”，是天神、土地神、雨神、风神、羊神、牛神、马神等神灵居住的地方，每年按季节举行祭祀仪式，由萨满司祭，他们祈求敖包保佑牧业生产。除此之外，认为土地、山川、丘陵、湖泊等均由各神灵分别掌管。所以，在萨满教的自然观中，自然是神格化和人格化的观念体系，自然崇拜有着一定的伦理基础和逻辑基础。[7]正因为萨满教崇尚的是自然万物有灵论，并且常常把自然事物本身同神灵等同看待，因而对待自然往往是爱护有加，是自然而然的生态保护论者。所以，蒙古族具有优良的生态保护意识传统，这种传统反对对草原、森林、湖泊、河流的滥垦、滥伐和污染。正是在这种优良的传统意识的维护下，在蒙古族的游牧地带，能够保留下来“蓝天白云、草原森林、湖泊河流，一片绿色净土”的迷人画卷。 佛教传入后，萨满教逐渐衰微，许多王公贵族信奉了佛教，但是萨满教继续在民间流传，成为平民的宗教。萨满教观念的继续存在及表达，客观上是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一种朴素的自然哲学。 16世纪70年代，阿勒坦汗引入藏传佛教——黄教，并由土默特蒙古部落传遍整个蒙古地区。从明代末年到清朝中叶，喇嘛教（黄教）在蒙古族地区非常发达。在蒙古的喇嘛教体系中，所呈现出来的因果法则、慈悲心怀、整体性的探讨、调和的原则等等，事实上孕育了人地关系中的一种生态哲学，此种宗教观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自然的平衡。 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在游牧民的文化体系中也孕育了一些不利于草原平衡的文化习惯。传统社会的蒙古族，把牲畜数量的多少视为财富、地位的象征（现在牧区出栏率低这一文化特点也是一个原因），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超载放牧。有如在东非，那里的游牧部落努力繁殖畜群，认为数目越多越好，在他们看来，牧口不仅供应食物，同时也是资本，牲畜成为各种社会关系活生生的象征——婚姻、友谊等各种社交活动都包括象征地交换牲畜这项内容。拥有牲畜是财富惟一的真实形式，由此而超出了环境的承载能力。 游牧与农耕是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它们所依据的生态体系亦不同，前者具有非常精巧的平衡而后者则为一种稳定的平衡。具体来说，游牧是人们以文化的力量来支持并整合于被人类所改变的自然之平衡的生态体系结构。这是对自然环境的一种单纯适应，而农耕则以生产力的稳定与地力的持久为其特色。在中国的草原生态区，这一互为依托的生态体系，常常被来自民族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等因素所打破，这一点在北方的沙漠草原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具体表现为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历史上的冲突。在中国历史上，自匈奴政权与汉王朝相对峙之始，在中国北方一直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游牧民族政权与农耕的中原王朝相对立，并在对立中发生冲突，不过，其中民间的往来并未受到政权的控制。而大规模汉族农耕民向游牧区域的移动却是在19世纪末期以后。这些从事农耕的汉族农民向草原社会的不断渗透，特别是在农牧结合部，导致了两种生产方式和文化的冲突。汉族在这一冲突中立住脚后，以其自身农耕的方式，在草原生态区开垦草原，迫使一部分从事游牧的蒙古族北迁或就地转化为汉族式的农民。这种大量的移民浪潮对草原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经过数代的开垦，甚多的草原被开垦为农田，其固有的生态体系受到严重的破坏。而这种以经营农业的思想来经营草原的方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如笔者调查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白音锡勒牧场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仅明显退化草场就达20%以上。[8]可见，从历史上的“移民实边”开垦草原到建国后的“四滥”（滥砍、滥牧、滥垦、滥采）等都对草原生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蒙古民族对生态适应的民间环境知识，当然这并不是我们所探讨的环境问题的全部。但对这些民间的知识体系，在具体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要考虑其合理的内涵。事实上，在可持续发展中，人们已意识到当地民众对环境问题的观念，强烈地影响着他们管理环境的方式，只有在环境计划中反映当地的信念、价值和意识形态时，社区才给予支持。那种认为环境的传统知识是简单的、静止不变的观点，正在迅速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发展项目在如何利用、管理环境上，正在利用当地的环境知识。当然，我们也不能固守在传统的氛围中，我们所寻求的是传统知识体系与现代科学的最佳结合点。不过，纯粹的依靠知识与技能来保护环境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人们树立一定的环境伦理观和道德。【参考文献】[1]联合国粮农组织．禾本科牧草[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0．[2]世界资源报告(1988-1989)[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3]Hardin, tragedy of the 162:1243-48.[4]贺杨灵．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M]．第二章．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5]土默特志[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6]马戎、李鸥．草原资源的利用与牧区社会发展[C]．潘乃谷、周星．多民族地区：资源、贫困与发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7]色音．东北亚的萨满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8]Maguoqing,On the Social and Culture FactorsAffectingtheDeterioration of Grassland

中国历史上，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频繁骚扰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氏族社会解体时期，这一时期的游牧民族总体上是以频繁骚扰居多，由于其自身条件尚不成熟，实力尚无法与中原农耕民族相对抗，思想上也停留在夺取粮食以满足自己生存需要阶段。这一局面一直大约维持到战国末期才有所改变。第二个时期是积聚实力时期。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了奴隶社会阶段，奴隶制初步建成，国家雏形出现。以匈奴为例：匈奴在战国时期已经进入奴隶社会，并且有了国家政权机构。国王称为单于，其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除左、右贤王外，其余大臣都是世袭。看看这些官职，明显说明了国家的雏形已经显现了。此时的游牧民族最具侵略性。因为游牧民族已经完成了从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随着游牧民族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需要足够的劳动力的支撑，所以，在对农耕民族的骚扰中，除了抢掠牲畜之外，也开始抢掠人口作为奴隶来满足劳动力的需求；再加上由于他们生活的地域资源有限，部落林立，征伐不断，久而久之就有了好战的天性，适者生存在他们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所以，随着自身实力的提高和周围草原环境日趋稳定，他们将注意力开始集中向了中原地区。第三个时期是分庭抗礼进取中原时期。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了封建社会时期，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文化、思想上完成了质变和飞跃，建立国家后又不断学习中原的先进知识和理念，任用汉人，加之其自身本民族独有的好战性，终于有了问鼎中原、统一中国的野心。正是通过这三个时期，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不断发生碰撞，最终融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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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1. 研究中原民族和游牧民族常年之间的冲突是为什么？ 2. 他们在冲突之间彼此的优势和劣势？ 借鉴资料： 1.《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上）》王明珂 2.《史记匈奴列传》司马迁 3.《百度百科 游牧民族》 4.《汉武帝反击匈奴战争的名称时间人物和影响》 在这篇论文开始之前可能很多人都还不知道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是什么，下面我先为大家对两大民族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农耕民族：农耕民族是指古代生活在中原的民族，他们的土壤肥沃，这也就使的他们的经济发展飞快，并且农耕民族有一种特异功能不论什么植物种子到了他们手上都能种出来。农耕民族中还有一个神奇的事情，古代不管朝代怎么变他们对外都称自己为中国，所以外国人说的古中国人就是指的农耕民族。 游牧民族：游牧民族是指在古代生活在草原上的民族，他们大多以畜牧和渔业为生，这种生活方式导致他们的食物不固定，且经济发展速度缓慢，这导致了游牧民族经常要去掠夺农耕民族村庄的食物。在这种生存环境下使得游牧民族全民皆兵并且身体素质很高以及军队素质很高，这也给他们带来了一种获取食物的方式，那就是在有人起义要反叛王朝时，以利益为代价派出军队帮助他们攻打王朝。 匈奴部分 主体在东汉时期被汉族消灭，剩余一部分南下到河套地区，成为羌胡，另一部分西逃往欧洲，与马扎尔人融合，构成今天的匈牙利人；羯，匈奴的一部分，公元4世纪灭绝。 东胡部分 秦时被匈奴灭亡，之后分成两大部分：乌桓和鲜卑，乌桓被曹魏消灭，鲜卑拓跋部入主中原建立北朝，其余部分演化为吐谷浑和柔然；柔然建立汗国，后被突厥击败，主体向西迁移，在东欧形成阿瓦尔人，余下的分化为室韦（蒙古）和契丹； 契丹建立辽国，其后被女真族同化，剩余的西逃到中亚建立西辽，与当地人融合，成为中亚人的一部分；蒙古建立了辽阔的帝国，影响遍及欧亚大陆，其主体一直生存至今，即现代的蒙古族。 突厥部分 有可能是匈奴的一个分支，曾归柔然统领，后灭亡了柔然，建立了大帝国。其自身的主体被回鹘人和汉族所灭，剩余的向西逃窜，形成了今天的土耳其人。 回鹘 主体由丁零人构成，融入了铁勒和高车人的一部分，在唐朝时期，将突厥主体灭亡。之后回鹘汗国与唐帝国关系良好。回鹘国内衰败后，向四周迁移，曾在宋朝时于甘肃新疆一带建立黄头回纥部落以及高昌王国，后来分别归降西夏和西辽，在与南疆的土著居民融合后，形成今天的维吾尔族。 在战争中双方经济发展状况是很重要的，下面来为大家分析一下双方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农耕民族，他们长期占据中原地区，获得稳定的食物资源，稳定的经济发展，以及长期以来累积的大量财富，和长期稳定居住所带来的大量人口。然而游牧民族他们长期游荡只有少数的定居点，这导致了财产的不固定和人口的数量少。 让后是物质上的对比，在物质上和经济其实是有所关联。农耕民族因为在财产上的遥遥领先使得他们有更多的财力可以供科研使用，因为大量的人口使得他们可以发现更多的人才。再说因为游牧民族居住的漂泊不定，农耕民族的固定生活，使得农耕民族他们的教育也遥遥领先于游牧民族，教育的发达使农耕民族产生了更多的人才。以上这些原因都证明了游牧民族在物质对比上的完败。 但是在这从以上几点中你会发现一些非常神奇的事情。游牧民族明明没点都要弱于农耕民族，他们是怎么长期和农耕民族对抗的。其中有好几点要素1.他们的军队素养高2.他们属于全民皆兵的。3.他们是没有后勤部队的。4.因为他们的部队机动性非常的高。以上四点都反映出了，游牧民族虽然经济条件和物质条件都没有农耕民族高，但他们的军队是非常强的。 但其实中原民族还是能打过游牧民族的，比如说在汉朝时期，一、汉武帝反击匈奴，开始于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共历时四十四年，总体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河南，漠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其中以取得漠北决战胜利为标志。这此战役导致了统率游牧民族多年的匈奴彻底解体。 1. 河南，漠北之战是发生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至六年，汉军在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对匈奴袭扰势力进行大规模反击战。最终结果是漠南之战，给匈奴袭扰势力以沉重打击，匈奴损失大量人、畜，撤出河南、漠南地区，退居漠北。 2. 河西之战，是发生于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进军河西（今河西走廊），打击匈奴的作战。战争结果为了表彰霍去病在这次受降中的功绩，汉武帝再次下令益封1700户给霍去病。两次出击河西及接受浑邪王投降的过程中，霍去病充分显示了其勇武、机智、果断的军事指挥才能，其声望、地位日增，与大将军卫青已不相上下。匈奴被斩四万多，投降四万多。 3. 漠北之战发生于中国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是汉军在距离中原最远的战场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也最艰巨的战役，战略目的是捣巢合围单于。漠南、河西之战后，匈奴单于虽率部远徙漠北，仍不断攻掠汉朝北部边郡，企图诱汉军越过大漠，以逸待劳，击灭汉军。 元狩四年（前119年）春，汉武帝遣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5万骑兵及数万步兵分两路深入漠北，力求彻底歼灭匈奴主力，并组织步兵数十万、马数万匹以保障作战。 西汉与匈奴的漠北战役，是汉武帝向匈奴战略进攻的顶点．也是匈奴伊稚斜单于与西汉毕其功于一役的战略大决战 战争结果漠北之战最终以汉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在这次战役中，共歼灭匈奴军9万余人，使其一时无力渡漠南下。西汉亦损失兵力数万人，马10万余匹。匈奴左右两王所部主力几乎全部被歼。伊稚斜单于因与兵众失散十余日，以致于被误认为战死沙场，右谷蠡王自立为单于，十几天后伊稚斜单于复出，右谷蠡王乃去号，匈奴王廷的混乱与狼狈状态由此可见其严重。由于大批有生力量被歼、大批物资丧失，匈奴单于不敢再在大漠北缘立足而向西北方向远遁，因而出现了“漠南无王庭”的局面。如果说漠南之战后匈奴单于移王廷于漠北还可以看作是一种战略转移的话，那么，漠北之战后的“漠南无王廷”则标志着匈奴势力大范围的退缩。此后，双方暂时休战，经过这次大决战，危害汉朝百余年的匈奴边患已基本得到解决。 二、 战争是唐朝灭东西突厥的战争下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唐灭东、西突厥之战（620年－657年）是7世纪初唐时代同突厥两个汗国东突厥和西突厥进行的一系列战争。其中主要的战役和事件有五陇阪之战（624年）、泾阳之战和渭水之盟（626年）、定襄之战（629年）、阴山之战（630年）、庭州之战（651年）、唐灭西突厥之战（657年）等。战争期间，唐朝由开始的安抚和防御转为进攻，加之突厥内部的分裂和内乱，唐朝分别于640年和657年彻底击败东、西突厥，俘虏东突厥颉利可汗和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导致了突厥汗国的灭亡。唐朝在原东、西突厥领地分别设立都督府和都护府。战争结果，东突厥臣服，西突厥战败。 三、是隋朝对突厥的战争。 隋与突厥之战，是隋朝对突厥的防御战争。隋朝最后与突厥的战争胜利后，得以将势力扩展到蒙古高原。同时也有利于保护中原地区经济与文化。战争结果 突厥分裂东西，分别归降隋朝。 四、 是秦朝和匈奴的战争 秦攻匈奴之战又称北击匈奴，是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大将军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蒙恬的大军攻占了河南地（今内蒙古境内位于黄河干流以南的河套地区）、占据阳山（内蒙古乌加河以北），设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孟家湾），并将秦、燕、赵三国原筑的长城加以增修，建立起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使之成为了中原汉民族二千年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要塞。战争结果秦朝胜利。 在古代的时候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战乱不断，但我想说他们其实真正打起来的没几次，为什么，因为在那时游牧民族因为土地贫庸，气候恶劣，人口数量少，固定居住点少等原因，导致了他们的食物数量稀少，所以他们就对农耕民族发起了侵略战争。而农耕民族因为如果要去攻打游牧民族需要耗损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会导致国势衰弱，并且就算攻打了游牧民族，他们哪里土地平庸，气候恶劣，对农耕民族来说毫无帮助，反而会连累他们，所以就一直没打。但到了后来他们想打了却成功不了是为什么？那是因为游牧民族他们全是轻骑兵都在平原上作战，拥有极高的机动性，并且他们不带一点辎重，他们全靠抢夺。他们还有一点优势就是，他们打农耕民族打的是歼灭战，但农耕民族因为对方机动性太高所以只能打击溃战，这是他们的一大致命弱点。 他们在当时精神上也是有冲突的，那时游牧民族他们的思想是强者为尊的思想，是可以随便向领导者发起挑战的，而农耕民族他们是以一种皇上就是一切的思想，是不能对皇上不敬的，也不能篡位的。这也是他们的一大矛盾点。 最后我的出的结论是游牧民族为了食物而攻打农耕民族，而农耕民族则因为被游牧民族所攻打被迫做出防御。

浅析蒙古族餐饮业摘要：蒙古族是生活在北方草原的少数民族。由于生活的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等不同，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饮食文化。本文主要对蒙餐业进行界定、探讨蒙餐业与蒙古族饮食文化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分析蒙餐的特点及优势。 关键词：蒙餐蒙餐业蒙餐店蒙古族饮食文化摘要：蒙古族是生活在北方草原的少数民族。由于生活的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等不同，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饮食文化。本文主要对蒙餐业进行界定、探讨蒙餐业与蒙古族饮食文化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分析蒙餐的特点及优势。关键词：蒙餐蒙餐业蒙餐店蒙古族饮食文化蒙餐业是蒙古族饮食方式进入市场后，形成的烹饪技术、饮食器具、风味菜肴、年节美食、楼店装饰、服务礼仪、酒茶文化等产业体系。蒙餐业以蒙古族饮食文化为基础，继承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的同时进行再造创新，进入市场，服务大众。随着内蒙古地区经济发展、市场繁荣、旅游业的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发展势头越来越好。蒙餐业作为面向社会大众的市场产物，正在成为蒙古族特色经济的一部分，展示蒙古族饮食文化的最好窗口。蒙餐业以其丰厚独特的蒙古族饮食文化为背景，将在现代饮食业中独领风骚。一、蒙古族餐饮业(简称蒙餐业)的界定及特点(一)蒙古族餐饮业的界定蒙古族餐饮业，简称蒙餐业，是指以提供蒙餐为主的餐厅、酒楼、饭庄、饭店的总称。蒙餐业具备餐饮企业的一般属性，它的突出特点表现在其文化属性上。蒙餐业最基本的特点是蒙古民族在草原生态环境中形成的饮食品类以及由此衍生的饮食文化。(二)蒙餐业的特点除了在饮食内容上体现蒙古族饮食文化，蒙餐业还表现出以下特点：1经营蒙餐的饭店、餐厅、酒楼等在名称上体现蒙古族特色，突出蒙古族饮食文化。我们常常从一个人的名字基本可以判断其民族。同样。一个餐饮企业如果是以具有蒙古族特色的名称命名，那么将更加突出蒙古族饮食文化主题。如巴彦浩日娲、查哈尔、草原牧居等。2菜品名称及内容体现民族特色。如达尔罕羊肚、昂钦焖牛排、浩特烤羊腿、草原盛会等。3就餐环境具有蒙古民族特色。主要体现在门面的设计、标志、装修风格、主体颜色、菜单设计、饰品、桌椅、摆设等方面。根据饭店规模和档次的不同。讲究程度也有区别。一般来讲，装修色调以蓝、白、红、黄为主。白色和蓝色是蒙古族自古崇尚的颜色。蒙古族信奉黄教，因此有的也把黄色和红色搭配起来进行装饰。墙壁上挂蒙古族特色饰物比较普遍，如羊毛挂毯、图画、书法作品，或挂一些民族挂饰。如蒙古刀、皮囊、弓箭、马头琴等。除了提供蒙古族风味菜点外，还有中餐类。菜单设计多是把蒙古族特色饮食列在前面。4服务礼仪体现蒙古族特色。经营蒙餐的饭店服务人员着装大都是蒙古袍，尤其是门口迎宾，一些小饭店服务员的着装或是短款蒙古服或是蒙古马甲。规模较大的还在服务礼节、操作程序等方面体现民族特色。如客人入座先倒茶；上手扒肉刀柄朝向客人摆放等。一些高档蒙餐店推出马队迎接，由优秀的蒙古骑手穿着民族特色服装，骑着编排有序的骏马、浩浩荡荡在前面开路，迎接客人的到来，歌手唱着祝酒歌，由艺术团列队，手捧洁白的哈达，高唱祝酒歌，为尊贵的客人敬酒、献哈达，迎接客人步人蒙古包餐厅。虽然服务人员大部分为蒙古族，但能提供蒙汉双语服务。5档次较高的蒙古族餐饮店有配套的蒙古族音乐歌舞节目，以娱顾客。二、蒙餐业的优势(一)营养优势以肉、奶为主的蒙古族传统饮食有很多优质营养成分和合理的食谱结构。蒙古族饮食以羊肉为主，现代蒙餐中的很多菜肴也主要用羊肉制作。如绿袍羊排、香府烤半只羊、可汗宫廷羊脑、牧人一绝烤羊肝等。与其他肉类相比，羊肉的营养价值高，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成分。至于奶子，其营养价值已经得到世界认可，以五畜奶为原料制成的各种奶制品更是提取奶子精华的产物。如今，各式的新蒙餐在传统蒙古族饮食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烹饪方法，去膻除腻，提高蒙餐的营养价值。如新蒙餐里的“扒驼掌”，驼掌营养价值高。还具有特殊的滋补作用，可与熊掌齐名。无论是传统蒙餐还是新蒙餐都更加符合现代人饮食对营养、健康的要求。以蒙古族传统饮品马乳为例，它所包含的蛋白质、糖、维他命非常丰富，其营养功能接近人乳。研究表明，喝马奶不仅能预防各种疾病，还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养颜益寿佳品。蒙古族饮食非常符合现代人追求营养、保健、绿色的观念，这些合理因素正在不断被研究证明，并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接受和认可。(二)纯天然优势蒙餐中的肉食、奶食，是牲畜所产，而牲畜是在天然草原上放牧饲养的，也有可以说是“半野生”饲养。辽阔草原，没有化肥农药的集中使用，蒙古族传统观念也历来反对破坏自然。从大草原拿来的野生动物、山野菜都是远离污染，纯天然纯绿色。(三)快餐优势蒙餐中的许多菜肴、食品都是蒙古族牧民在游牧生活中形成的，像炒米、油炸果子、奶茶，以及涮羊肉、手扒羊肉等，都能适应现代快速节奏的生活，稍做加工便可成为蒙古快餐。因此，也可以引入自助餐形式，办成蒙古自助餐。(四)特色优势随着餐饮业的迅猛发展和竞争的日益激烈，经营者要想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在营造主题、产品、服务、环境、宣传等方面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树立自己的餐饮形象，形成独特的风味和特色。就特色而言，蒙餐业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蒙餐以传统蒙古族饮食为基础，从原料到制作方法传承了蒙古族以肉奶为主的饮食习俗，其独具特色的奶茶、奶酒等也都明显区别于农耕饮食。其次，蒙餐业的环境设施表现蒙古族文化，让人们从饭店名称到饭店装饰特色便能够意识到它的与众不同。再次，身着蒙古族服饰的服务人员提供的蒙古族礼仪、富有民族特色的文艺节目也都是其区别于一般饮食的特色所在。总之，这些以蒙古族文化为底蕴的特色优势是得天独厚的，能够成为蒙餐业有力的竞争手段。(五)市场优势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社会经济价值。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蒙古族饮食文化的魅力也再度显现。人们开始加大了对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的开发：一方面，蒙古族部分饮食精华被重新开发，如一些高档蒙餐店重新挖掘蒙古族宫廷宴席“诈马宴”，满足了游客和大众饮宴的富贵取向和品尝的体验心理，其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得以再次展现：另一方面，蒙古族现有饮食也得到不断升华和改良。一些蒙餐店推出“新蒙餐”系列，研发制作出各色新式蒙餐。内蒙古饭店推出的新蒙餐系列，就是在传统蒙餐基础上，借鉴其他菜系先进科学的烹饪手法和工具。利用内蒙古大草原纯天然、无污染的奶、肉、蔬菜及粮食等原料，继承和发展博大精深的草原文化格调，融食、饮、乐、礼、歌、境、情、器于一身的民族特色浓郁、文化氛围浓厚的全新餐饮文化。奶皇风干肉、铁板羊肝、啤酒焖羊肉、敖特尔六结义、茄汁奶豆腐饼、人参当归煨羊蹄、酸奶芦荟沙拉、鲍汁驼掌、蒙古沙拉等都属于创新蒙古菜肴。蒙餐业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对传统蒙古族饮食的挖掘和在此基础上进行再造的工作也处于初级阶段。蒙古族文化源源流长，并且各个地区之间又有一些差别，对此进行整理开发的空间很大。随着蒙餐业的进一步发展参与的人会更多。人们通过丰富原料、改进烹调技艺，使蒙古族饮食更加符合人们的要求。在内蒙古地区，蒙餐业作为一项产业还只是刚刚起步，而对本地区的旅游市场、餐饮市场。蒙餐业还不到“半壁江山”，而对沿海发达城市、国外市场还很少涉足，可以说，市场空间还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