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论文

在知网有一篇这个文章，如果你需要我发给你，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增长、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信用状况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客观来说,当前我国政府信用的总体状况是良好的,但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和个体思想的偏差,政府信用缺失现象仍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政府信用受到怀疑和挑战,从而导致其它各种社会资源在政府信用缺失下而严重损耗。本文立足于当前我国政府信用建设的客观需要,在对政府信用的理论根源、现状透视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分析了政府信用缺失的产生原因,探讨了如何对政府信用缺失进行有效治理的具体措施。我们研究的焦点从当前我国经济水平低下、传统官僚体制存在惯性、传统文化产生消极影响以及法律威慑力不强这些社会层面逐步深入到行政道德短缺的行政个体在面临行政伦理冲突时的行为成本与行为收益的比较选择上。根据缺失原因剖析,在对相应的对策进行整合之后,本文尝试从制度规范和道德文化两个方面对政府信用缺失进行系统治理,从而实现了对传统信用制度的超越。制度规范治理对策通过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形成合力构建他律防线;道德文化治理对策则通过调整人的思想言行从内心唤起自律意识。只有实现他律与自律的有机结合,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政府信用缺失的状况,以建立和完善...（摘要）

您好，由于篇幅限制，以下是英文文献地址：其他相关范文：政府信用危机根源剖析内容摘要：社会信用体系主要包括政府信用、企业信用、个人信用等，其中政府信用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整个社会信用都是基于政府信用来推动和发展的。本文从政府信用的理论、体制、能力、利益和行为方面去探寻政府信用危机的根源，以期对我国政府信用体系的建设有所借鉴。关键词：政府信用 危机 根源 理论 体制作为维系社会共享价值、稳定社会期望模式的复杂机制，“信用”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必须面对的古老议题。社会信用体系主要包括政府信用、企业信用、个人信用等，其中政府信用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整个社会信用都是基于政府信用来推动和发展的。就整个社会信用体系来看，政府信用也面临着危机。分析当前我国政府信用危机的根源，并从根源上解决政府信用危机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目前，我国政府信用危机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理论根源政府信用理论虽然没有被系统、完整地提出过，但是其它理论学派却给这一理论提供了丰厚的理论基础。委托—代理理论被广大学者认为是政府信任的理论基础之一，而委托—代理情况下的信息不对称也恰恰是政府信用危机的理论根源。公众将行政权委托给政府，是委托人，政府是公众委托的代理人，政府根据公众的授权采取行动完成委托的公共事务。而委托人要有效地控制代理人的行为，就需要了解代理人本身以及客观环境的完全信息，了解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可以限制代理人的机会主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由于政府对信息的天然垄断性，另一方面政府决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专业，这些都会导致信息不对称，使公众对政府监督约束困难。在政府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约束的情况下，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关系可能完全颠倒过来，代理人由于掌握着公共权力而成为管理者。这样政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会出现反客为主漠视委托人意愿的现象，使公众的意愿和利益得不到回应，公众也就无法再信任政府。体制根源一是行政管理体制不规范。尽管政府行为的失信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即政府未能正确有效地履行其管理和服务职能，不能满意的回应公众的期待和信任。受封建文化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影响，我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不规范，某些管理者超越公众给予的委托权力。部门之间、地方之间相互推诿责任或者相互争夺利益的现象普遍存在。二是约束、监督制度不完善。在实际生活中，我国现行的行政监督机制缺乏应有的力度，监督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在行政监督中监督主体过多、监督无力和监督职能不明确以及缺乏独立性现象普遍存在，这些导致权力机关监督几乎流于形式。三是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至今我国还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行政责任追究赔偿制度。政府决策危害了公共利益时，应对主要的政府责任人给予一定的惩罚，让失信的行为和失信的责任、后果相对应。长期以来我国行政人员的权责主体很难划分明确，即使有明确的责任主体，但是由于缺乏严格的行政程序规则，当面对行政责任问题时，无力追究或者是不去追究责任人的责任。四是行政考核机制不健全。目前，对于政府官员的晋升考核机制不健全，过于看重政绩和经济效益，忽略了把社会公众的满意度也作为一个考核标准。能力根源（一）财政能力有限政府的存在和运作需要庞大的财政开支，如果财政能力弱小就会限制政府行政职能的履行。而政府行政职能的履行缺乏必要的经费支持，使得政府的政策执行缺乏物质保障，政策执行不力。财力的缺乏也会导致社会公共事业的服务滞后，像教育、卫生、医疗、水电、交通等最基本的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二）行政运作的能力低效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经历了二十几年的改革，各级地方政府的机构设置几经调整、精简，但至今仍存在机构臃肿、行政低效的局面。在同样的财政能力条件下，一个运作能力强、可以高效运转的行政管理机构，毫无疑问会比一个低效能的行政管理机构更能满足社会发展和公众的需求，令公众满意和信任。（三）意识形态的动员能力较弱在制度经济学中，意识形态是非正式制度安排最主要的内容。价值观念、社会道德、风俗习性等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的选择行为。正确的理念引导正确的行为，而错误的理念也常常导致错误的行政行为。政府危机表面上看是行政行为失范，但是从深层次上看是由于价值思想观念引起的。对于政府来说，通过意识形态来调整和改变公众的价值偏好，使其意识形态能为公众接受，政府就会有很强的威信，就会得到人们的信任。相反如果政府的意识形态的动员能力很弱，就很难使得政府的意识为大众接受。（四）制度能力的短缺提供制度规则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功能和职责，政府根据社会需要设计和组织实施新的制度安排，来引导社会成员的行为和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也根据制度来为社会成员的行为设置合法的空间，来构建、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制度同样也是“经济人”行为选择的一个约束。制度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信任生成机制，由于一些政府无法维护制度的权威性，无法有效的执行制度，才会直接动摇公众对政府权威的信任。利益根源一是政府官员作为“经济人”有自己的利益。政府行为的主体是同样具有个人私利的政府官员，当然也不可能完全超脱于现实社会经济利益关系之外。在可能的条件下，他们都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特别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更加注重追求自身利益，而这些行为目标并不是总能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吻合。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来自于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来自于同政府行政官员打交道的感知和评判。当公众感受不到公正时，也就会动摇和瓦解他们对政府的信任。二是政府机构也有自己的利益。实际上，政府机构本身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主体，也有自己的利益，而且这些利益确实的存在着。随着政府机构管理地方公共事务的自主权不断提高，其自利性的行为取向也越来越趋于强化，甚至会被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所左右。三是地方政府机构利益。市场经济要求市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地方为了追求高速的经济发展，运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经济的运作，人为割裂市场、限制公平竞争、破坏市场秩序。当地方政府为了利益争夺运用种种技巧和策略博弈时，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用也就逐渐丧失了。行为根源（一）政府对市场的过度介入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引导市场的宏观走向、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维护公平竞争、创造良好市场环境，让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处于主导作用。但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传统行政思维定势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一些行政官员角色错位介入本不应该介入的微观经济活动领域。政府角色错位不但不会发挥维护社会公正秩序和社会信用体系的作用，而且只会成为信用体系的破坏者。（二）政府行为不符合实际民意需要有些地方领导在决策方面背离集体决策的原则，不走群众路线，不从实际出发，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功绩来制定某些脱离实际的政策，不但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效益，导致公众对政府的政策不予以合作，对政府也更加的不信任。（三）政府行为的短期化和政策的不稳定性树立良好的公信力要求地方政府在制订出台政策时必须保持高度谨慎的态度，政策出台后也必须持之以恒的加以贯彻执行。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干部选拔任用及考核评估机制的存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诱导、驱使地方政府官员片面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绩效的激励机制。这意味着政府的政策不再是稳定和连续的，使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和稳定的预期，从而降低了企业或个人讲信用的积极性，同时也削弱了政府的信用。（四）行政权力运行的法制化程度低国家法律是保障国家正常秩序的关键，政府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是建立在完善的制度保障基础上的。西方发达国家用了约150年的时间建立了相当完善的信用法律体系，使得在市场经济下信用不再是单纯的道德规范，而更是一种法律要求。我国对政府行政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有关行政法律、规章较为抽象，规范性和操作性差，导致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徇私枉法、执法犯法等滥用权力的行为。（五）政府行为缺乏公开性我国政府信息偏重保密，公开程度较低，许多涉及公众利益的规范文件不向利益关系人和公众公开，公众也没有任何获取信息的手段和途径。政府信息不公开，公众对政府缺乏一种信任的基础，即使政府政策努力追求合理，也难以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六）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信用体系也逐渐完备，并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信用体系。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对政府信用的构建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受文化传统、小农经济传统的影响和社会信用保障的缺乏，我国目前并没有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参考文献：1.安贺新.关于我国政府信用问题的思考[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3）2.唐丽萍.关于开展诚信建设的思考[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6）3.陈淑贞.我国现阶段政府信用的缺失及危害[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4）4.吴开松.论我国地方政府信用危机[J].当代经济，2006（9）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干预市场的原则:1、市场和政府是调节资源配置的两种不同机制，二者相辅相成、相互补充，最终均衡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市场是商品经济的基础,没有市场就没有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依据市场进行自我调节,主要是价格和竞争,这是一种无形的手,即常说的看不见的手。2、政府干预市场基本原则应是遵重市场经济 运行规律，尽量不要 在市场经济调节领域用行政手段强制干涉。3、政府干预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市场确实不能有效的配置资源；二是政府的干预确实矫正了市场失灵而不是加剧了配置失效的程度。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转轨时期，“政企分开”要求我们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构建一个新的模式，使政府和企业在国民经济运行中都能找到最佳位置，从而进一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一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从事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通过满足社会需要获取利益，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制度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以市场为中心，围绕市场这个轴心运行。企业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金、技术等）主要从市场上获得，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根据市场需要进行安排和决定。市场的需求状况直接决定企业生产经营的好坏，企业按市场竞争法则优胜劣汰。从企业涵义来看，它必然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实体，它的最基本职能就是生产社会所需要的，并能在生产过程中向社会需求量最大、且利润最高的组合点靠拢，从而达到资本化加速之目的。但其实现资本化与促进社会福利增长的前提是：企业必须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济实体。 政府的职能与企业的职能区别在于它主要表现在宏观层面上，主要负责具有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社会性的义务。具体看，保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制定战略目标与实施步骤；根据社会水平调整产业方向与结构，制定产业规划与产业改革；制定、实施税收与金融政策，并调节个人、地区等经济间形成的非有机性结构；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国家安全和提供社会服务设施，配合有关部门制定和维护法律尊严。总之，以有利于微观运行为特征的整体性设计是每一个国家政府所不能逃避的责任。 所以，政府不应该越俎代疱，而应在改革金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上多做点份内的事，管好自己应该管好的事，真正造就一个硬约束的、平等竞争的社会环境，从而使企业解除包袱。现代企业制度不在于政府去规定一个或几个模式，而在于它是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产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管好自己的事才是关键，只有管好自己职能范畴的事，形成经济运行所需求的规范的制度和激励约束氛围，这样现代企业也必然会适应供需规律要求，自然而然形成自身的内部机制去根据社会需求运行。 这样，政府的职能就要求从微观经济活动中转移出来，对此，政府职能转变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科学地确定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从而实现政府宏观调控社会经济运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目的。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是去做市场做不到的事情，对市场作用的不足进行补充、干预和调节，所以，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微观转向宏观，从直接干预转向间接调控。 转变政府职能不等于取消政府职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政府的职能是加强了而不是减弱了。最关键的是政府以什么样的形式管理经济才能把经济搞好；政府的管理职能实施的基础是什么；政府应在哪些范畴内活动，必须经过制度、规范、法律程序来付诸实施。从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基础的实际出发，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各政府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关系。从发展的眼光看，各级地方政府管理职能须与大中型企业国家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国有资产的监管职能须与经营职能分开，从制度上规范政府和企业的行为，从上到下建立权责明确、分工配套、独立于各级地方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既保障国家的所有者权益，又维护企业独立法人地位。 正由于企业与政府存在着上述特殊的对应关系，所以应把企业中属于政府的职能转给政府，使它们各司其责。以后企业与政府的联结方式只能是（1）纳税人与被纳税人的关系。这对于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都是一视同仁的，至于战略上的问题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或通过调节税收来完成，但绝非行政上的关联；（2）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不论政府是以贷款投资形式或以其它形式出现，政府都是一个人格化的实体，企业决不能依赖以往对政府的无限责任制来转移投资形式；（3）监督人与被监督人的关系。企业必须在法律许可与政府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否则政府会通过行政的或法律的、经济的等手段对其进行必要的惩罚。当然政府有时并不直接干预，它还可通过中介性、社会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监督人的目的，同时政府行为也必然受到企业与社会力量的监督；（4）服务人与被服务人的关系。政府为了实现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有必要也必须为企业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的环境条件，例如抑制垄断、打击非法交易、创造平等竞争机会，提供社会保障制度等等。 二 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之一，是政企职责不分，或者说是政府和企业角色混淆，职能错位。从政府方面看，其主要表现是，政府是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政府用行政办法直接管理企业，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使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物。在这种体制下，企业只需要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按时完成生产指标即可，企业无需有自己的决策，也不可能进行独立的生产经营活动。实践证明，政府这种严重越权行为危害极大。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社会需求复杂多变，政府不能完全了解和适应市场需要和变化，国家直接经营企业，难免犯官僚主义、瞎指挥的错误，导致企业亏损或效益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微观经济主体没有权力，没有利益，因而限制了其积极性和主动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政府以较多的精力管企业，办工厂，使政府的职能无法实现。从企业方面看，其主要表现是企业承担了大量的政府应承担的社会职能，这不仅分散了企业的精力，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经营任务的完成，而且使企业付出了大量的成本，加重了企业不应有的经济负担，从而使企业蒙受经营困难。 以上分析表明，在原有的经济体制下，政府和企业都存在着严重的“僭越”的现象。而没有做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这就是所谓“种了人家的地，荒了自己的田”。 要正确处理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搞活国有企业，首先必须转变政府的职能，使政府做好该做的事，政府工作应限定在“需要管理”、“管得了”、“管得好”的范围之内，对“不需要管”、“管不了”、“管不好”的应交给企业和市场。只有把后者放开才能把前者管好。为此，政府要从管理微观经济活动为主转向管理宏观经济为主；从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为主转向培育、组织和管理市场为主；从分钱、分物、批项目、定指标为主转向规划、协调、监督、服务为主。 要正确处理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搞活国有企业，还要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赋企业法人财产权和完全的经营权，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从而使企业不再躺在政府身上不承担责任，也可以避免政府的越权行为。 要正确处理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搞活国有企业，还必须分离企业的社会负担。像医院、学校等社会公益性事业，应该划给当地政府管理，由其财政负担支出；对属于后勤服务的职能，应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对于养老保险要推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抓紧建立个人账户；对于失业保险问题要在完善资金筹集渠道和结构，调整使用方向及探索再就业上做文章。各级政府要从国有资产和土地出让收益中划出一定比例，帮助企业分离冗员，变企业对冗员的隐型救济，为政府对冗员的公开救济，变隐型失业为显型失业。 三 从本质上看，现实中政企不分和国有企业动作不畅的症结所在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缺位。一方面，企业内部缺乏来自所有者的负责任的监督和制衡；另一方面，由政府决定企业的重大事项，又造成决策目标的混乱，企业对行政命令反映灵敏，但对市场信号则反映迟缓。从目前情况看，在国家层次上，企业的国有资产属国家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这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在现实中，各个政府部门都分别行使一部分所有者权利，并与行政管理职能混在一起，形成了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政企职责不分的局面；同时又没有哪一部门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负责。在企业层次上，企业内部没有个体的、人格化的所有者代表，凡需所有者作决策的事，企业或找政府，或自己代所有者来决策。这种格局的最终结果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动作。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应通过构建一个新型的国有资产动作机制来实现政府退出。政府退出是一个制度变革。通过制度变革创造新的政府与企业关系，是产权责任清晰的核心内容。在这里，首先是要建立一套符合市场机制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运作体制。具体的举措是构建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和运作制度。 第一个层次，从政府中分离出国有资产管理局，解决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避免政府的行政权侵蚀国家的财产权。分离出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应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同时承担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表职能。 第二个层次，建立国有资产的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包括国有控股公司、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企业集团公司、投资公司、基金组织等，从而在这个层次上实现国有资产管理与国有资产经营职能的分开。国有资产投资主体，是依法受人民代表大会管辖下的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委托，以国有资产所有者代理人的身份，进行投资运作的组织，两者的关系是委托代理关系。国有资产投资主体，以资产所有者代理人的身份，进行资产投资是一种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而不是行政机构；它作为经济组织，以法人资格对资产投资后果负责。同时，它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理人，以出资者身份，把国有资产作为资本进行投资，投资的目的是使国有资本的价值增值。 第三个层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国有资产终极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所有权的分离。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取决于企业这个国民经济的细胞是否具有活力；在这里，关键是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公司制。它由两个支柱构成，其一是，公司要建立在法人财产的基础上；其二是，公司由法人治理结构来管理。 总之，在我国政府提出和搞活企业的改革中，从政府分离出来，直接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在新的产权格局中，充当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角色，它的机构设置和成员任免由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国有资产管理局依法监管对各个国有资产的投资主体授权经营的国有资产，这样就实现了行政机构与经济组织在国有资产管理和国有资产经营上的职能分离。同时，多元化的国有资产投资主体对国有资产的动作、投资、保值和增值负责。在对企业的层次上，国有资产的投资主体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理人进入其中，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和法律法规，完成国有资产终极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分离。这种体制通过层层授权，建立产权责任制度，可以解决困感已久的国有资产所有者对于经营性国有资产的运作。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经营性国有企业和非经营性国有企业，政府退出的方式是不同的。对经营性国有企业而言，通过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离、国有资产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塑造新的国有资产运作制度，从而达到政府退出的目的，使经营性国有企业真正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积极参与市场竞争。而对非经营性国有企业而言，由于其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不能直接参与竞争，政府退出的方式是，采用签订计划契约的方式实行计划管理。根据国际惯例，政府签订契约的主要对象是与经济战略相关的重点企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如邮政、铁路等。政府与企业签订契约，使企业承担责任，并有机地把企业战略与国家目标统一起来，依靠企业来实现国家的计划目标。而接受计划契约的企业在自己的目标与国家目标相结合的情况下，能够得到的国家的资助与支持，维护了企业的自身利益，使其能够自觉地、主动地为实现这种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工作。这就使政府在不直接干预经营活动的情况下，达到有效控制企业发展的目的。当然，这种政企关系完全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情况，因为政府并不直接从事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只确定企业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