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研究论文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转轨时期，“政企分开”要求我们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构建一个新的模式，使政府和企业在国民经济运行中都能找到最佳位置，从而进一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一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从事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通过满足社会需要获取利益，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制度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以市场为中心，围绕市场这个轴心运行。企业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金、技术等）主要从市场上获得，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根据市场需要进行安排和决定。市场的需求状况直接决定企业生产经营的好坏，企业按市场竞争法则优胜劣汰。从企业涵义来看，它必然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实体，它的最基本职能就是生产社会所需要的，并能在生产过程中向社会需求量最大、且利润最高的组合点靠拢，从而达到资本化加速之目的。但其实现资本化与促进社会福利增长的前提是：企业必须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济实体。 政府的职能与企业的职能区别在于它主要表现在宏观层面上，主要负责具有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社会性的义务。具体看，保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制定战略目标与实施步骤；根据社会水平调整产业方向与结构，制定产业规划与产业改革；制定、实施税收与金融政策，并调节个人、地区等经济间形成的非有机性结构；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国家安全和提供社会服务设施，配合有关部门制定和维护法律尊严。总之，以有利于微观运行为特征的整体性设计是每一个国家政府所不能逃避的责任。 所以，政府不应该越俎代疱，而应在改革金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上多做点份内的事，管好自己应该管好的事，真正造就一个硬约束的、平等竞争的社会环境，从而使企业解除包袱。现代企业制度不在于政府去规定一个或几个模式，而在于它是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产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管好自己的事才是关键，只有管好自己职能范畴的事，形成经济运行所需求的规范的制度和激励约束氛围，这样现代企业也必然会适应供需规律要求，自然而然形成自身的内部机制去根据社会需求运行。 这样，政府的职能就要求从微观经济活动中转移出来，对此，政府职能转变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科学地确定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从而实现政府宏观调控社会经济运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目的。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是去做市场做不到的事情，对市场作用的不足进行补充、干预和调节，所以，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微观转向宏观，从直接干预转向间接调控。 转变政府职能不等于取消政府职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政府的职能是加强了而不是减弱了。最关键的是政府以什么样的形式管理经济才能把经济搞好；政府的管理职能实施的基础是什么；政府应在哪些范畴内活动，必须经过制度、规范、法律程序来付诸实施。从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基础的实际出发，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各政府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关系。从发展的眼光看，各级地方政府管理职能须与大中型企业国家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国有资产的监管职能须与经营职能分开，从制度上规范政府和企业的行为，从上到下建立权责明确、分工配套、独立于各级地方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既保障国家的所有者权益，又维护企业独立法人地位。 正由于企业与政府存在着上述特殊的对应关系，所以应把企业中属于政府的职能转给政府，使它们各司其责。以后企业与政府的联结方式只能是（1）纳税人与被纳税人的关系。这对于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都是一视同仁的，至于战略上的问题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或通过调节税收来完成，但绝非行政上的关联；（2）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不论政府是以贷款投资形式或以其它形式出现，政府都是一个人格化的实体，企业决不能依赖以往对政府的无限责任制来转移投资形式；（3）监督人与被监督人的关系。企业必须在法律许可与政府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否则政府会通过行政的或法律的、经济的等手段对其进行必要的惩罚。当然政府有时并不直接干预，它还可通过中介性、社会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监督人的目的，同时政府行为也必然受到企业与社会力量的监督；（4）服务人与被服务人的关系。政府为了实现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有必要也必须为企业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的环境条件，例如抑制垄断、打击非法交易、创造平等竞争机会，提供社会保障制度等等。 二 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之一，是政企职责不分，或者说是政府和企业角色混淆，职能错位。从政府方面看，其主要表现是，政府是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政府用行政办法直接管理企业，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使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物。在这种体制下，企业只需要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按时完成生产指标即可，企业无需有自己的决策，也不可能进行独立的生产经营活动。实践证明，政府这种严重越权行为危害极大。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社会需求复杂多变，政府不能完全了解和适应市场需要和变化，国家直接经营企业，难免犯官僚主义、瞎指挥的错误，导致企业亏损或效益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微观经济主体没有权力，没有利益，因而限制了其积极性和主动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政府以较多的精力管企业，办工厂，使政府的职能无法实现。从企业方面看，其主要表现是企业承担了大量的政府应承担的社会职能，这不仅分散了企业的精力，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经营任务的完成，而且使企业付出了大量的成本，加重了企业不应有的经济负担，从而使企业蒙受经营困难。 以上分析表明，在原有的经济体制下，政府和企业都存在着严重的“僭越”的现象。而没有做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这就是所谓“种了人家的地，荒了自己的田”。 要正确处理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搞活国有企业，首先必须转变政府的职能，使政府做好该做的事，政府工作应限定在“需要管理”、“管得了”、“管得好”的范围之内，对“不需要管”、“管不了”、“管不好”的应交给企业和市场。只有把后者放开才能把前者管好。为此，政府要从管理微观经济活动为主转向管理宏观经济为主；从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为主转向培育、组织和管理市场为主；从分钱、分物、批项目、定指标为主转向规划、协调、监督、服务为主。 要正确处理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搞活国有企业，还要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赋企业法人财产权和完全的经营权，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从而使企业不再躺在政府身上不承担责任，也可以避免政府的越权行为。 要正确处理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搞活国有企业，还必须分离企业的社会负担。像医院、学校等社会公益性事业，应该划给当地政府管理，由其财政负担支出；对属于后勤服务的职能，应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对于养老保险要推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抓紧建立个人账户；对于失业保险问题要在完善资金筹集渠道和结构，调整使用方向及探索再就业上做文章。各级政府要从国有资产和土地出让收益中划出一定比例，帮助企业分离冗员，变企业对冗员的隐型救济，为政府对冗员的公开救济，变隐型失业为显型失业。 三 从本质上看，现实中政企不分和国有企业动作不畅的症结所在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缺位。一方面，企业内部缺乏来自所有者的负责任的监督和制衡；另一方面，由政府决定企业的重大事项，又造成决策目标的混乱，企业对行政命令反映灵敏，但对市场信号则反映迟缓。从目前情况看，在国家层次上，企业的国有资产属国家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这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在现实中，各个政府部门都分别行使一部分所有者权利，并与行政管理职能混在一起，形成了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政企职责不分的局面；同时又没有哪一部门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负责。在企业层次上，企业内部没有个体的、人格化的所有者代表，凡需所有者作决策的事，企业或找政府，或自己代所有者来决策。这种格局的最终结果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动作。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应通过构建一个新型的国有资产动作机制来实现政府退出。政府退出是一个制度变革。通过制度变革创造新的政府与企业关系，是产权责任清晰的核心内容。在这里，首先是要建立一套符合市场机制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运作体制。具体的举措是构建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和运作制度。 第一个层次，从政府中分离出国有资产管理局，解决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避免政府的行政权侵蚀国家的财产权。分离出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应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同时承担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表职能。 第二个层次，建立国有资产的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包括国有控股公司、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企业集团公司、投资公司、基金组织等，从而在这个层次上实现国有资产管理与国有资产经营职能的分开。国有资产投资主体，是依法受人民代表大会管辖下的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委托，以国有资产所有者代理人的身份，进行投资运作的组织，两者的关系是委托代理关系。国有资产投资主体，以资产所有者代理人的身份，进行资产投资是一种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而不是行政机构；它作为经济组织，以法人资格对资产投资后果负责。同时，它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理人，以出资者身份，把国有资产作为资本进行投资，投资的目的是使国有资本的价值增值。 第三个层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国有资产终极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所有权的分离。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取决于企业这个国民经济的细胞是否具有活力；在这里，关键是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公司制。它由两个支柱构成，其一是，公司要建立在法人财产的基础上；其二是，公司由法人治理结构来管理。 总之，在我国政府提出和搞活企业的改革中，从政府分离出来，直接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在新的产权格局中，充当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角色，它的机构设置和成员任免由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国有资产管理局依法监管对各个国有资产的投资主体授权经营的国有资产，这样就实现了行政机构与经济组织在国有资产管理和国有资产经营上的职能分离。同时，多元化的国有资产投资主体对国有资产的动作、投资、保值和增值负责。在对企业的层次上，国有资产的投资主体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理人进入其中，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和法律法规，完成国有资产终极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分离。这种体制通过层层授权，建立产权责任制度，可以解决困感已久的国有资产所有者对于经营性国有资产的运作。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经营性国有企业和非经营性国有企业，政府退出的方式是不同的。对经营性国有企业而言，通过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离、国有资产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塑造新的国有资产运作制度，从而达到政府退出的目的，使经营性国有企业真正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积极参与市场竞争。而对非经营性国有企业而言，由于其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不能直接参与竞争，政府退出的方式是，采用签订计划契约的方式实行计划管理。根据国际惯例，政府签订契约的主要对象是与经济战略相关的重点企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如邮政、铁路等。政府与企业签订契约，使企业承担责任，并有机地把企业战略与国家目标统一起来，依靠企业来实现国家的计划目标。而接受计划契约的企业在自己的目标与国家目标相结合的情况下，能够得到的国家的资助与支持，维护了企业的自身利益，使其能够自觉地、主动地为实现这种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工作。这就使政府在不直接干预经营活动的情况下，达到有效控制企业发展的目的。当然，这种政企关系完全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情况，因为政府并不直接从事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只确定企业的目标。

试论政府，市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企业是市场的主要构成者，既是市场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也是产品的需求方，是市场经济最活跃的组成部分。一，政府的主要经济功能应主要专注于社会经济管理和宏观调控，市场的功能主要表现为供求、价格自发调节和自由竞争，两者紧密关联、缺一不可，企业依据市场信号自主经营。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决定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走向和运行质量，富于活力的市场是促进竞争和实现社会活力的基础。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比较清晰的政府、市场与企业的职责边界。富于活力的市场需要信息透明、产权明晰、交易自由和相关法治的框架；企业需要立足市场需求，对市场信号进行灵敏反应，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而政府则需要在为市场制定相关法律、订立规则的同时，还需要保障市场信息透明、确保市场的公正公开性。二，政府对市场和企业的影响主要依据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等，通过影响市场预期并对企业经营判断产生影响。在“市场失灵”领域，政府必须通过举办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或事业，为公众提供基础产品或服务。三，国有企业市场化不断取得进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必须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以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大方向，进一步厘清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促进企业进一步融入市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自主组织生产经营活动，承担经营风险，并对经营后果负责。

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把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起来，不能割裂地看待二者关系，既不能不讲求市场规律束缚生产力发展，也不能只讲市场偏废政府的管理职能。只有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各司其职、优势互补，才能更好地激发经济活力。 一、更加尊重市场规律。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格局已初步建立，一般商品劳务的价格基本上已由市场决定，但是关键的要素价格还不是市场供求决定。今年是中国明确提出市场化改革方向20周年。20年前提出市场要在资源配臵中起基础作用，意义非凡。当前，核心资源、要素、行业等领域的改革与进展有限，门槛很高。政府手上掌握资源过多，过度介入微观经济活动。而行政权力过大，导致发展关键不是争夺市场，而是争取政府手中掌控的资源。 反思市场经济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市场经济本质特征？通说认为，市场经济是一个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概念。它要求以市场作为资源配制的主要方式，以法治作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保障，强调所有市场主体地位一律平等，倡导诚实信用，鼓励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对经济运行过度干预。所以，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又是法制经济。 既然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那么解决危机要首先破除国有资本在一切领域的垄断经营，给予民间资本平等的市场地位，使民间资本能够顺利进入金融、能源、通讯、铁路交通、医疗卫生和教育等领域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同时，国有资本还应从竞争性行业全部退出或至少限制在非控股水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国有资本在竞争性行业或领域借助国家力量同民营资本不正当竞争，才能创造一个充分开放、公平合理、优胜劣汰的自由竞争市场环境，才能使民间资本根据市场需求理性投资，也才能促使我们的市场经济健康、平稳、有序发展。 又因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我们必须通过立法明确政府角色定位和权力界限，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改万能政府为有限政府，监督政府依法行政，将应属市场调节的还给市场，把该归法律规范的还给法律，才能促使政府彻底抛弃自定经济增长目标，不顾市场经济客观规律随意采取调控措施，强力干预经济发展的传统思维和习惯做法，也才能使各方主体对我们的市场经济环境有一个明确、稳定的预期。 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要求政府更好地发挥其应有作用，解决以往存在的政府职能“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 政府在微观方面的管理职能要弱化，进一步放权给市场，打造服务型政府。十八大代表、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说：“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搞公共服务，提供公共产品，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环境，而不是管制。”高尚全表示，凡是市场主体有能力做好的事情都要交给市场主体去做，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政府不要再管那些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而主要是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此，要继续推进政企、政资、政事、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杜绝对企业生产经营的直接干预，切实把工作重点真正转移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将正确的政绩导向、用人导向加以规范化、制度化。要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要求，继续推进依法行政；全面建立政府问责制度，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须赔偿、违法要追究。 政府宏观管理的效率要提高，积极发挥政府对市场的引导和规范作用。要创新政府管理方式，进一步缩小行政审批的范围，简化和规范行政审批的程序，充分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实施行政管理。同时，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完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专家咨询、社会公示和听证以及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推行政务公开，完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要完善政府组织架构，探索建立慎决策、快执行、讲效率、负责任的行政运行架构和运行机制。另外，要充分利用现代交通通信发达、信息传导便捷的有利条件，精简管理层级，扩大管理半径。 三、更好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应注意加强二者的有机协调和配合。既要防止出现否定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倾向，又要防止只讲市场化、忽视政府作用的倾向。经济发展不是静态上的配臵和按计划行事，还得靠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应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但同时要培育政府的作用，因为市场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既需要政府为市场提供规则和环境，又需要政府为市场上的弱势群体提供必要保障，转型期还需要政府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效的引导和推动。因此，必须解决好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市场需求，二是资本供给，三是企业活力。所以，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要重点推进三大改革：收入分配改革、金融改革和营造各类企业平等竞争的环境。 收入分配改革主要解决市场问题，有利于把我国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有效扩大国内需求。目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还不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居民的消费。只有通过收入初次分配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才能真正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如果我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巨大的内需潜力都被挖掘出来，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就能获得基础性的坚实支撑。而这既需要调动市场作用以提高经济效率，又需要调动政府作用以实现社会公平。 金融改革能够大幅提高资金配臵效率、化解金融风险。目前，一方面是大量中小企业“贷款难”，在一些地方高利借贷盛行；另一方面是居民缺少有效的投资渠道。在金融改革中，放宽准入与稳步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尤其重要。只有形成功能相互补充、交易场所多层次、交易产品多样化的金融市场体系，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激发各类金融市场主体的活力，推进利率市场化，才能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形成公平的市场环境，使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更紧密结合起来，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营造各类企业平等竞争的环境，可以收到一箭多雕的效果，既可以解决基础设施急需的资金问题，又可以发挥民间资本机制灵活的优势，提高基础设施相关领域的经营效率，还可以解决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不公现象。因此，政府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消除有形和无形壁垒，放宽市场准入，规范市场秩序；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推动就业创业和创新；通过完善市场环境，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 综上所述，市场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规律性，市场规律发挥作用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政府要为市场发挥作用创造必要的条件和环境，同时还要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政府还需要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效的引导和推动。当然，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不是万能的，不合理的限制性规章制度和审批程序过多过繁，不仅不会弥补市场失灵，而且会抑制市场规律和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因此，政府必须有意识地自觉对自身的经济行为加以明确限定，加快转变职能，为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良好政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