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论文研究

道德困境在存在于个人现实生活的抉择当中，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希望大家喜欢。 道德困境论文：论中国的道德困境 摘 要：中国正在处在社会的转型期，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人民的道德也潜移默化的发生的巨变。现今，中国的道德正在处在滑坡的时期，在道德问题面前，人们在选择时候出现茫然。道德困境主要表现在诚信与感恩的缺失。作者通过现象看本质，致力于探讨出现道德困境的原因。 关键词：道德 道德困境 反思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从孔雀石绿的鱼到红心鸭蛋，三聚氰胺奶粉，发霉馒头，人造鸡蛋，毒胶囊……连食品安全也变得不安全的时候，人拿生命开玩笑，完全漠视生命的存在，我们还可以相信这个这个社会，相信这个民族吗?面对这个食品问题，我们的公民一边在网上和报纸上抱怨，骂商家的无良，骂政府的不作为，骂社会的道德滑坡，另一边却毫无所动，一次次原谅和纵容这些行为的发生。我们的公民在面对这个的道德问题上，陷入了循环的怪圈。我们该如何去思考当前社会的道德困境呢? 一、道德困境的定义 目前学术界对道德困境的定义杂而乱。第一种定义是，道德困境是一个难题。第二种定义是，道德困境是道德悖论种的一种。第三种定义是，对一项道德义务的履行就是对另外一项道德义务的背弃。第四种定义是，道德困境是道德失范的一种状况。第五种定义是：对道德困境的理解应从道德选择入手，因为道德困境是行为者在做道德选择时才有可能会遇到的一种特殊情境。这个情境用西方学者的话说就是： 面临令人困惑的两者取一的抉择。这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道德困境的复杂性。我自己则更多的理解为第五种，面临一种两者取一的抉择。通常情况下，我们的选择都是在道德与不道德、价值与无价值的、善于非善之间的选择，只要我们有向善的的意识和识别善恶的能力，我们就不难作出选择。 二、道德困境的表现 道德困境在存在于个人现实生活的抉择当中，有些例子是我们鲜少遇到的。著名的电车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例。但更多时候，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道德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诚信与利益的抉择 诚信是我们当今这个社会非常缺失的品德。我们是一个病态的社会，我们的诚信，良心通常在追逐利益的道路上丧失。前人常讲一诺千金，但是我们现在签订合同都会出现背信弃义的状况发生。就连我们大学这一方净土也没有放过。现在普遍存在的论文抄袭问题。近年来大学有一股抄袭、剽窃之风，“ 文章 就是搜寻、复制，粘贴”“论文就是移花接木，偷梁换柱，东拼西凑”。无数学子把它当作是常识纷纷利用。学术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困扰学术障碍和笼罩在校园象牙塔的阴影。尽管绝大多数同学对于大学校园存在的论文抄袭，剽窃持否定态度，但是同学也表示态度和做法是两码事。 (二)感恩的缺失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就讲究孝道，讲究感恩。现在我们的学校每个学期主题班会都将感恩，但是不知道有谁听得进耳朵。我们的中央电视台每年都会举行一次感动中国的评选活动。为什么要举办，就是生活中缺少，所以才要使劲地挖掘，使劲地宣传。 三、道德困境出现的原因 一个个“我”构成了这个社会，社会的状况如何都离不开每一个人的表现。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推给组织，政府，我们要反思自己的行为，道德困境不是精英分子的事情，不是某个英雄的事情，而是是关每一个公民相关的事情。因此我们要从个人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一)自我与角色的抽离 当今社会，许多人都认为，“我”就是“我”，“我”是先于一切的角色。我与角色是相抽离的。“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角色”的责任是角色的责任，“我”可以不对“角色”责任负责。这直接导致了责任的推脱与道德的弱化。纵使很多人说我不是，这只是你没有反思而已，你的行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抽离了角色的我。我们在承担责任是会悄悄地选择一部分，或者选择比较轻易的部分，因为我们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理由就是那不是我的责任。我们都遵从与内心的本我，追求理想的自我主义，抛弃了角色责任，我们只是随意的依靠自己的理性或者感觉来判断，因此我可以随意选择自己认为是恰当的责任。 (二)道德约束力的弱化。 “范跑跑”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一问题，就是在人民的心目中，道德约束机制并没有完全建立。道德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传承下来，约定俗成的惯例。一旦我们打破了这个惯例，就因该受到谴责或者惩罚。我们现在的道德机制都是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儒家传统的道德规范，这个规范与当今社会倡导的公民 教育 存在着悖论。一旦我们触犯了这个惯例，我们受到的仅仅是舆论的惩罚，或者是其他无关痛痒的小结果。 (三)道德教育的缺失 从传统社会向市场社会的转型意味着人们从熟人社会转向了陌生人社会。人们所打交道的对象不再局限于熟人，二是扩展到陌生人。在这样的社会，要使市场交易有序而不乱，就需要一种新的道德，即共鸣道德。它是用于调节人与他人之间的公共关系的道德。这种道德应该明确界定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权利与义务。但是我们长期以来多久不太重视公民道德的建设，市场转型缺乏道德的支撑。虽然我们过去在市场经济是非常提倡，如“大公无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道德困境是一个选择善的过程。它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道德已经全面衰落，也不是说我们的道德全面停滞。这只能说明我们的道德处于一个阶段的困难期。因此，我们要对道德困境有清醒的认识。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道德困境论文：“扶不扶”现象背后的社会道德困境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巨大发展，人民物质需求获得极大满足，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社会道德领域问题却层出不穷，中国社会道德正在遭遇改革的“阵痛”。 关键词：“扶不扶”;社会道德;道德困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物质需求得到了极大满足，社会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现实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变，但社会道德领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由于新旧价值观念及道德规范的冲突，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毒奶粉”、“小悦悦”事件、“潜规则”、“学术不端”等一系列道德失范问题。 一，社会道德问题的典型――“扶不扶” 2014年央视 春节 联欢晚会，小品《扶不扶》着实火了一把，一句“人倒了还可以扶起来，人心倒了可就扶不起来了。”直指当下社会 热点 问题之一――路遇摔倒老人，扶还是不扶? 早在小品《扶不扶》之前，社会舆论就已经开始关注“扶不扶”问题，2006年“彭宇案”的发生如蝴蝶效应般扩散开来，此后“许云鹤”“殷红彬”等案件的发生使社会更加关注此问题，诸多因搀扶摔倒老人而被讹诈以及遇到老人倒地围观不救等新闻屡见报端。2012年8月，上海一名老人倒地，围观路人无人敢扶，引来过路外国女子大骂;2013年6月，四川三名小学生扶起摔倒老人被讹，最终诬陷者遭刑拘;2014年广东一男子因扶摔倒老人被讹诈，选择以死证明清白;2015年2月，浙江一名老人摔倒在地，23人经过却无一人搀扶，最终导致老人被汽车碾压而死;2015年5月四川一名小学生在扶起倒地老人后，却被诬陷是撞人者，在目击者的证明下才还以清白。 2014年，四川日报发起“雷锋日・雷锋精神问卷调查”，在“当街遇见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跌倒了，你会不会扶?”这一话题网调中，的网友选择了“少惹麻烦，装作没看见”，的网友把票投给了“不扶，直接拨打110或120”，的网友表示会扶起老人。[1]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选择会扶起老人的受调查者中，只有的人会毫不犹豫地上前扶起老人，的人选择找到证人后再去扶起，则鼓励周围人一起扶起。一个简单的“扶不扶”问题，折射出我国当前社会道德在社会转型期遇到的困境。 二，当前社会道德困境的成因 社会道德就其意义来说具有三个要素，一是一定社会在其运行和发展过程中的道德，即具有社会性、过程性;二是为协调各社会群体、各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关系而形成的道德，即具有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三是道德规范体系、道德价值观念、道德实践活动的总和，即具有观念形态、实践形态双重特性。[2] 就经济方面来说，社会经济的发展、合理的分配方式、公平的竞争方式等关系着人们的道德需求和愿望，也关系着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首先，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政策影响，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其次，市场经济体制为个人、集体的经济行为设定了更为自由的空间，所有经济行为、经济手段都是为自己、自身集团获取更多利益。商品交换活动不再真正遵守价值规律，竞争的方式也不再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再次，市场经济发展和运行的盲目性、波动性造成众多个体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抛弃社会公德。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片面追求效率至上和经济利益，而忽视对市场经济的管理以及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教育、公民素质等，造成了市场经济发展中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 就社会制度方面来说。转型时期的中国之所以会出现道德失范现象，制度不完善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是制度的缺乏，二是现有制度存在的不合理、不科学，三是制度更新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制度是道德实践的有力保障，转型期社会制度不完善必定造成社会生活多方面的道德失范。 就个人方面来说，一是道德信念的缺失。道德信念是个体对社会道德所倡导的道德理想、道德人格、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正确性、正义性深刻而理性的笃信。[3]道德信念缺失，首先是道德主体对某种道德理想目标及精神基础的怀疑、动摇甚至否定。转型时期，不论是从现实生活中的经济、政治、 文化 等方面，还是从社会形态、精神状态看，都对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对原有道德价值体系进行重新评估，已有的道德理想目标被怀疑、动摇甚至否定的时候，道德规范也就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其次，道德情感的冷漠、缺失。道德情感是道德主体对善恶判断引起的内心体验，是从自己内心深处形成的道德倾向性。[4]当道德主体对道德理想目标产生怀疑、动摇甚至否定时，道德行为处于被迫状态，人们对原有价值体系的崇拜、尊重淡化甚至消失，道德情感也就出现冷漠、缺失状态，道德失范现象也随之产生。如现实生活中，见死不救、见义不为，对社会和他人的冷漠，社会责任感的丧失等。 二是心理结构失调、主体意识强化。中国的社会转型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让个体心理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 传统文化 重集体轻个人的观念、重义轻利的观念、公平观念等受到强烈挑战，人们私欲膨胀;另一方面，利己主义观念、个人主义观念等个体主体意识不断强化，过度强调个人利益、以个人为中心，进而造成一系列社会道德失范现象的出现。 三，社会道德困境的解决途径 党的 报告 指出“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5] 一要加强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社会道德调控最主要、最基本的调控方式。一是要重视 家庭教育 。家庭道德教育是一个人整个人生道德教育的起点，在培养个体道德品质和道德人格方面，起着学校和社会无法起到的奠基作用。二是重视社会道德教育。社会道德教育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首要是必须认识到整个社会应当承担的教育责任，加强伦理道德体系的研究和建设，注重伦理道德思想的实践和运用。重视转型期多种文化交融，新旧文化交替下，道德教化对引导受教者和调适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三是重视道德教育的方式、 方法 。加强道德教育除重视实践中的教育活动外，也要对转型时期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样转变引起的新的道德问题进行关注，寻求与新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道德教育方式。将个体的独特性与终生教育相结合，培养个体自主学习、自我教育的能力，让道德教育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 二要完善法制和道德机制。一是道德法制化。就是要把广泛性的基本道德行为列入立法范围，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关系中，什么该做而什么不该做，确定为法律条目，使道德规范在现实生活中更具有权威性。二是道德规范化。法律在道德体系中，是保障性的底线，但实践生活中更多的道德行为并没有达到法律制裁的程度，更多的是处于违背道德但不足以法律惩治的位置。这就需要把道德规范融入到行业、地方风俗中去，让道德行为更加明确、准确。其次，运用多角度、多媒介的传播方式，让道德规范在现实生活中的传播更深入、更广泛。三是建设道德监督机制。道德的法制化、规范化，都离不开有效的监督机制。可以这样说，合理、完善的监督机制，为道德法制化、规范化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三要积极发挥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加强社会道德的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要提升社会道德的水平和实力，就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并批判和反思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一是要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并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形成民族的道德修养。它使人们形成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检自强、敬业奉献的道德理念。在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是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环境，旗帜鲜明地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树立正确导向、澄清模糊认识、匡正失范行为，形成激浊扬清、抑恶扬善的思想道德舆论场，引导人们自觉做良好道德风尚的建设者，做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者。[6](作者单位：内蒙古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1]安微，《老人摔倒扶不扶 近五成网友选择“扶”》《四川日报》，2014年3月5日，第008版 [2][3][4]王立东，《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要义》，岳麓书社，2014年 [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 [6]刘云山，《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求是》，2014年02期 道德困境论文：浅论现代人的道德困境与道德文明建设 摘要：精品学习网为您整理了社工论文—浅论现代人的道德困境与道德文明建设，欢迎阅览! 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道德基础的国家,在近代以前,是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道德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且最成熟的部分。古代经济、政治、教育、文学、艺术、哲学乃至宗教,无不打上道德的印记。然而,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和整个封建文化的衰落,传统道德文化也渐见式微和衰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道德文化在中国发生了整体性危机。传统的道德哲学受到了人们的怀疑与否定,不再能为人们提供普遍有效的价值意义和道德信念;传统的道德秩序也日益受到新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准则的挑战;在几千年漫长岁月中形成的道德禁忌,日益受到破除和亵渎。传统道德律令不仅难以成为人们行为“合法性”的根据,而且它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似乎也成了问题。 传统伦理的蜕变与现代伦理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充满矛盾的过程。“五四”时代人们提出的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历史任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一方面,旧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会随着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变革而立即消亡,即便是表层的道德秩序、道德规范发生了变化,而深深积淀在中国人深层心理结构中的“道德无意识”(道德心态和习惯)却很难一时改变。另一方面,新道德的建构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因为新道德赖以发展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不会被历史现成地“给予”,它需要经过现代化过程的再塑造,更主要的是现代道德和伦理精神要真正建立起来,也应像传统道德那样,不仅要建立显性的道德关系、道德秩序和道德理想,而且需要渗透到人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内化为隐性的道德心态、道德信念和道德美感。目前存在的道德困境的实质在于:一方面传统道德文化和伦理规范已经解体,另一方面,现代道德体系和伦理原则尚未完整地建构起来;传统伦理已经无力给中国人提供终极的价值意义。现代中国人生活在新旧道德的历史嬗变期,承受着新旧道德的冲突,陷入无法回避的道德困境。这种困境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道德价值上的困境。道德价值即道德主体对自身行为合理性、正义性、崇高性的理解,是人们对高尚的道德行为、优秀的道德品质、崇高的道德理想所产生的“敬意”,对卑下的行为、庸俗的品质、低级的趣味所产生的“耻感”。在道德价值整合度较高的社会中,人们对何者为荣,何者为辱;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何者为洁,何者为污;何者为美,何者为丑;何者为高尚,何者为鄙俗等等,是不言而喻的,或者是约定俗成的。人们能不假思索地作出符合多数人普遍接受和认可的道德原则的判断。而在道德转型的过渡时代,人们受双重标准或多元标准的影响,似乎无论那一种标准都有一定的“合法性”。这种情境使当今道德评价变得模棱两可,流荡失据。人们在道德评价上不再相信有一个普遍有效的恒定的标准,常常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 其二,道德选择上的困境。在双重或多元价值标准的社会评价系统下,任何一种活动,一种现象,都会因价值标准不同而得到不同的评价。而评价失范必然导致道德选择迷惘。任何一种选择,都可获得一种价值观的文化支援,受到一种价值标准的肯定或赞扬,同时又会受到另一种价值标准的否定和讥评。这种选择矛盾冲突在今天渗透到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人们常常感到它的存在。例如,人们的职业选择、婚姻选择、人际关系选择、行为方式选择、理想人格选择,总难以找到一种最具有充足理由的方向。选择失衡使人们普遍对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丧失信心和诚心。文化和道德选择仿佛成为钱钟书笔下的那座“围城”,里面的人想爬出来,外面的人想挤进。 其三,各式各样的非道德主义泛滥。非道德主义是这样一种倾向,即反对任何道德约束,主张放任自流,用虚无主义来对待社会提倡的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非道德主义的实质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和颓废主义的结合体。在现代变迁中,中国人的伦理精神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嬗变,人们的传统道德意识相对松弛,非道德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开始抬头和泛滥。社会越轨和失范现象时有发生,这种情况表现在道德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职业道德松驰和行业不正之风泛滥,以权谋私、以职谋利;商业活动中的见利忘义和以坑、蒙、拐、获取暴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家庭婚烟方面的“第三者现象”、“性自由”、“形式夫妻”往往受到某种程度的宽容。 甚至许多在新中国本来已经绝迹的罪恶现象又死灰复燃,沉渣泛起,给社会生活、个人生活带来严重危害。 其四,社会道德控制机制低效,道德评价和舆论监督弱化。一个社会要形成稳定的道德秩序,创造良好的社会风尚,保持精神文明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建立有效的道德控制机制。社会道德的控制,一是要有社会舆论监督,二是要有每个社会成员的“良知”自律。舆论监督是指通过大众传媒做好道德导向,宣扬具有时代精神文明价值的新人、新事、新观念、新生活方式,批评和谴责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阻碍现代化建设的非道德行为,批判与时代精神和现代文明价值相背反的封建道德遗毒,批判腐朽颓废的道德虚无主义。良知自律是道德主体的自我监督。它能通过自我反省、 自我评价 来净化人格心灵,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理想境界,从而调节和控制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社会需要。然而,由于我们面临着道德价值观上的新旧交替,执行着双重的价值标准,缺乏统一的、权威性的道德理想,必然造成舆论监督的混乱和道德良心的淡化,使社会道德控制系统无法发挥其职能。人们做了正义牺牲和奉献,却得不到社会赞美,而做了道德上有歉的事,又不感到羞辱和惭愧。这是今日中国人无法解脱的又一道德困境。 其五,道德教育扭曲变形。道德品质是后天培养的结果,而不是人的先验本质。要使人类养成高尚优美的人格,离不开有效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根据社会的道德价值对社会成员进行的关于道德观念、道德规范、道德理想等方面的教育,以培养和形成人们高尚的道德品质,影响人们的道德活动。在道德价值整合度极高的传统社会中,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以及个人自我教育在道德目标上是高度一致的,这保证了传统道德教育的成功。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由于双重价值标准并存,道德教育的内容往往缺乏一致性和稳定性,有时出现把相互对立的东西一起向受教育者灌输的现象。道德教育的理想性与现实生活中的非道德性之间的巨大反差,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往往使道德教育流于形式,甚至助长受教育者的逆反心理,对道德教育产生排拒和抵触。道德教育缺乏一致性,道德理想与现实生活的矛盾,严重降低了道德教育的水准和影响力。 现代中国人的道德困境,妨碍着21世纪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有序发展。道德价值新旧交叉造成现代人的价值紊乱和道德选择上的迷惑,人们无法为自己的存在找到圆满的“善”。21世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离不开具有内在活力的完整的文明主体。他们不仅要有现代知识技能,而且要有现代生活方式、现代道德心态和现代人格理想。这就需要走出自相矛盾的道德困境,重建与现代化目标一致的新型的道德文明。 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道德文化体系和体现时代精神的伦理精神,是每一个现代中国人面临的道德选择的必然趋向。这种选择的根本出发点应是对现代中国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性质和时代主题的把握。现代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主题是全方位的现代化。因此,我们的道德选择,我们的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的重建,就必须始终把握住这一时代主题和历史发展趋势,确立现代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建立适应现代化需要并能促进其发展的道德文化与伦理精神。这种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的基础原则应是:(1)自强不息的敬业精神与厚德载物的奋斗精神的统一;(2)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的价值准则的道德规范体系;(3)事业上崇尚竞争,和生活上相互理解、支持和宽容;(4)尊重自我,理解他人,个人生活的多样性与社会团体生活同一性相结合;(5)外在的实用功利性与内在的道义圆满性相结合。这五项原则是与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开放社会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目标相一致的,也是与现代中国人渴望走出道德困境的要求相吻合的。 建设中国道德文化的伦理精神,必须牢固把握现代价值目标,服务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建设中国的现代道德文化,必须对传统道德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加以认真的清理和批判继承。取传统精华而用之,弃传统糟粕而废之。在重建现代伦理精神的今天,我们应该把反省传统的着眼点放在继承与弘扬这一方面。在现代价值理想的导引下,让传统美德为现代生活服务,这同样是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必须做出的选择之一。

社会道德在本质上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群体，在历史长河中、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积淀下来的道德准则，文化观念和思想传统。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浅谈社会道德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谈现代社会道德问题反思》

摘要：现代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断拷问着社会道德，本文就孔孟荀的人性观以及义利观进行讨论，以此来找到问题的答案。孔孟荀的人性观是有差异的，但他们都认为人性具有可塑性，这也是他们在义利观上主张“重义轻利”的基础和前提;孔孟荀的义利观则让我们看到，义利思想的普遍意义在于肯定人性的可塑造性，义利问题的重要性就在于它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民族个性。所以我们要看到人性的可塑性，并通过道德约束使人性得到健康发展。

关键词：孔孟荀;人性观;义利观

现代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断拷问着社会道德，例如好心人搀扶跌倒的老人，而老人却反过来诬陷好心人以此来讹诈医药费等等，此类报导的屡屡出现不禁引起大家的关注，有人就大呼社会道德因此类问题的出现而退了三十年，社会道德已滑坡严重到无法想象的地步等等，那么，现在社会到底是怎么了?是因为人变坏了还是因为人太贪财了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一问题不仅涉及道德，同时也涉及人性观以及义利观问题，本文就先秦儒家孔子、孟子、荀子的人性观以及义利观进行讨论，以此来找到问题的答案。

“中国性论有一特点，即以善恶论性;关于性的主要争点，是性善或性恶的问题。”①追述到先秦儒家孔子、孟子、荀子对于人性善恶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人性善恶的讨论与他们的义利观紧密联系。孔子对于人性善恶并未有明确定义，孔子论“性”兼及“习”：“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程树德在《论语集解》中将这句话解释为：“人性情本相近，因为习染不同，便相距悬远。”②广义而言，习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指习行，即个人的知行活动;二是指习俗，即广义上的社会环境。孔子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相近的，由于后天环境和习行的不同而导致人格的差异。对于人天生本性的善恶孔子并未明确说明，但人性的善恶的表现是会受到“习”的影响的，孔子承认人性具有可塑性，并且人性的可塑性在人的品德形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需要明确并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以此来正确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按义利范畴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君子深晓于义，故以义为行为标准，小人专注于利，故以利为追求目标，孔子在这里强调人们应该成为“君子”而非“小人”，这就为人们树立了正确的义利观导向，指出将义视为行为的根本准则，“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论语・宪问》)在强调先义后利的同时，孔子也指出追求自己利益的合理性，“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但如果因求利而有悖于“义”，在他看来是不足取的，对此他态度很明确：“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面》)通过正当的途径和手段得到的富贵，符合仁义的要求，内心坦然，得之无愧，而利用不正当的途径和手段得到的富贵，违背仁义的要求，内心愧疚，要坚决加以拒绝。

孔子的“性相近”在孟子那里被引申为“性本善”。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孟子认为善是人的本性，但并不是说每个人天生就是道德完善的人，而是指每个人生下来就具有向善的资质，“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的“四心”为人的完美德行提供了可能，这种可能同时构成了人格完善的内在根据，所以孟子的“性善”在指出人具有向善的本能的同时，也承认了人性的可塑性，所以在义利观上孟子强调人们要重义轻利。“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孟子提出人和禽兽的差异很少，而这很少的差异就体现在“仁义”上，人的自然属性是动物性的，但其精神文化方面是超越动物本性的，而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精神文化里的“仁义”，在这里取义和取利，已经不仅仅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而是人与动物的分野，所以在孟子这里，重义轻利的选择不仅仅是人的行为准则规范，更是人的道德主体意识的体现。对于孟子来说人生来就具有“四心”，但因为种种原因，从现实状况来看人的道德意识往往会落空，人会选择抛弃仁义而选择利益，“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腾文公下》)“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孟子生活的时代较之于孔子时代更为复杂，社会矛盾也更加尖锐，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更加不讲道义，在杨朱的“为我”观念盛行之时，孟子提出人不能只顾个人私利而抛开义，人应该重视义而不是被利益所驱使。

荀子着重发挥了孔子的“习相远”持“性恶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荀子指出，若放纵人的本性依顺人的欲望，就定会出现争抢掠夺，定会和违犯等级名分、扰乱礼义法度的行为合流，而最终趋向于暴乱，所以要有师长和法度的教化、礼义的引导，人们才会从推辞谦让出发，遵守礼法，而最终趋向于安定太平。荀子的人性论是从人的生理感官上来讲的，是一种自然人性论，但这只不过是荀子对人的自然本能的描述，至于人所区别于动物的本质，人之为人所应具有的特性，荀子的回答与孟子有着相似之处：“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化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邀莫不有辨。”(《荀子・非相》)荀子在这里区分人的自然之性与道德之性，他认为人的本然状态包含着向恶的趋向，但认为通过“化性起伪”可以使人的成为符合社会规范的存在，人性有“性”和“伪”两部分，“性”是恶的动物本能，“伪”是善的礼乐教化，荀子强调用后天的礼义，包括法律规范等的引导和约束来改变人的本性之恶，从而使人走向道德上的圆满，这里也同样体现了人性的可塑造性。荀子指出人对“利”的欲望是人不可避免的本性，但在义与利的选择上人是有选择的，“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因此利欲必须有所节制即“以义制利”(《荀子・正论》)，荀子强调“义”的重要性，认为处理义利关系的立足点是“义”而不是“利”。

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孟子、荀子对于人性观是有差异的，但他们都认为人性具有可塑性，即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实现道德的完善，这也是他们在义利观上主张“重义轻利”的基础和前提;而孔子、孟子、荀子的义利观则让我们看到，义利思想的普遍意义在于肯定人性的可塑造性，肯定人的自我调节、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而义利问题的重要性就在于它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民族个性，对中华文明的演进与繁荣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正像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一样，人的现实性也是多种多样的。”③面对现代社会出现的种种道德问题，的确需要社会进行反思并积极寻找解决措施，但我们不能因为出现问题就对社会道德失去信心，我们要看到人性的可塑性并通过道德约束使人性得到健康发展。(作者单位：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2]程树德.论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注解：

①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50.

② 程树德.论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3：181.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42卷，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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