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船山评诗观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王船山（1619-1692），本名夫之，字而农，号姜斋，因其在衡阳县曲兰镇的石船山下著书立说数十年而终，故世称船山先生。船山于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夏历九月一日诞生于衡阳市回雁峰王衙坪，祖籍江苏高邮打鱼村，明永乐初迁入衡阳，到他出生时已是第九代。船山的祖先系中下级军官，至高祖才以文墨教子弟，曾祖王雍“名著楚南”，“颇为豪盛”，至祖父王惟敬时“徒四壁立”，父亲王朝聘“薄田但供膻粥”。船山在三兄弟中排末，四岁伴大哥王介之读书，七岁读完十三经，十四岁中秀才，二十岁就读岳麓书院，先后结“行社”，“匡社”，以博学多识著称。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他赴武昌乡试，中第五名举人。因急风暴雨般的农民起义阻断了他的仕途之路。农民军领袖张献忠过湘时就邀请其参加，他自伤面容以拒之。清顺治五年（1648年8月），王船山怀着一腔忠愤，毅然举起“抗清复明”的战旗，与好友管嗣裘、夏汝弼等人在南岳组织起义。失败后，他投奔肇庆，继续追随南明朝廷抗清，官授行人司行人之职。因其弹劾大臣王化澄等弄权乱国，残害忠良，身陷大狱，险至死地。获救后，他又投奔桂林瞿式耜继续抗清，不久桂林又陷。南明桂王亡命绚甸，又遭吴三桂追杀南明灭亡。王山为避清廷缉害，先后避身湘西、衡山、永州、郴州、常宁等地。清顺治十七年（1661年），清廷大局已定，实行怀柔政策，王船山才带着家小隐居衡阳县曲兰镇湘西村，始筑败叶庐，继筑观生居，最后于57岁那年，在石船山下竹花园构筑湘西草堂，潜心著述，直至1692年夏历正月三十日病逝，享年74岁。哲学之思总是展开于对存在的无尽追问。但是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发问的方式并不一样，存在的概念也往往获得不同的表达。从中国哲学的演变来看，从先秦汉唐的“道”，到宋明时代的“理”与“心”（良知），作为哲学中心词的存在，其表达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而作为这种哲学中心词变化之底蕴的，乃是整个哲学图景本身的变化。一言以蔽之，与存在概念的新的表达联系在一起的，乃是新的哲学景观。在王夫之那里，新的哲学中心词出现了。王夫之说：“尽天地只是个诚，尽圣贤学问只是个思诚”。（《船山全书》第6册第996页）[1]“诚”在此不仅仅是德性意义上的真诚、诚实，更为主要的是存在论意义上的终极范畴。“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存在，而是“实有”，（《全书》第2册第353页）也即真实的存在。存在的追问为什么在王夫之那里被表述为对于真实存在的追问？从“理”到“心”再到“诚”，这种哲学中心词的变化背后隐含着的东西是什么？从这个角度提问，就能把我们导向以下的问题：以“诚”为中心词的哲学，是如何终结宋明时代的哲学意识（理学与心学）的？王夫之哲学作为一种后宋明时代的哲学意识，它所实现的哲学的突破究竟是什么？在这种提问中，我们也许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王夫之哲学。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于湘西蒸左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作为一个有着强烈政教人文关怀的儒者，王船山从青年时代就投身于挽救和复兴明王朝的斗争中，明王朝的每一次国变都让他悲愤不已，曾前后作《悲愤诗》凡四次。中年以后的船山就已经成为一个生活在满清王朝的明代人，即使是在《自题墓石》中他依然称自己为“有明遗臣”。（《全书》第十五册第228页）对于船山而言，明王朝并非一姓一家之天下，更多的具有汉民族的历史性精神的依托或承载的意义。明王朝覆灭的切肤之痛，使船山深深意识到，作为宋明一代之学的理学和心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衰微的、缺乏生命力的哲学意识，它所提供的存在观念是孤另的、没有活力的，因此也是不真实的。在王船山看来,中国文化的历史性精神必须为自己重新确立形态。一旦真实的存在（诚）成为哲学的中心词，那么，哲学的中心论题便不再是存在（有）与非存在（无）之辨，而是真实的存在（诚）与虚假的存在之分。这两个论题所蕴含着的问题性（problematique）是不同的。与有无之辨相对应的是存在的兴趣，与真实存在、虚假存在相对应的则不仅仅是存在的兴趣，还特别包含着存在论的兴趣。存在论的兴趣不仅仅关注存在，还尤为关注人们考察存在的方式，因为，它不是一般性的关注存在，而是关注真实的存在，而对于真实存在的关注，则要求上升到以下的高度：我们所谈论的存在在什么意义上才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当然，这个世界本来并不存在某种“虚假的存在”，所谓“虚假的存在”，是就人们对于存在的理解所形成的存在观念而言的，它是人以思辨、想象等方式构造的存在，这种存在在实质上已经远离了原初的、真实的存在经验与世界经验，而仅仅是一种存在的观念或存在的承诺。作为存在的衍生样式，它是由观念的中介力量而产生的，而不是由实际生活中原初的存在经验生发出来的。通过认知心的执取以及观念的力量而转化出的存在样式，有可能背离原初的存在经验，而导致“观念的灾害”。[2]一旦人们为虚假的存在观念所奴役，“观念的灾害”就是难以避免的。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什么比“观念的灾害”带给人类的灾难更为严重了，更为可悲的是，它是人类自己带给自己的灾害。当人们坚定地沉迷于某种人为设定的存在“理想”时，真正意义上的理性的决断已经不能参与他们的存在形式，他们的存在反而为一种外在的观念所奴役。避免这种观念的灾害，就要求存在的言说必须具有一种批判的识度，以保证所谈存在的真实性。在什么意义上，存在的真实性才能得以保证呢？这一问题迫切要求进入以“诚”为中心词的哲学，并且要求获得一个基础性的位置。只要考察存在的方式，而不是存在本身，获得了首要的关注，那么，哲学之思也就具有了一种批判的识度。而这种批判识度对于王夫之哲学来说是如此的根本，以至于没有认识到这种识度，我们也就不可能获得它自身固有的出发点。而有无之辨本身则不能开展出这种问题性，不能开展出这种批判识度。事实上，正是通过对哲学史上有无之辨的反思，王夫之发现，那种存在论的兴趣以及它所蕴含着的如下问题——存在在什么意义上才不是人为构造的虚假存在、在什么意义上才能保证所谈存在的真实性——在宋明时代的哲学图景中似乎根本没有获得显著的位置。在有无之辨中，王船山发现的是实体化存在观念得以形成的根源，这就是那种奠基于“耳目之官”之上的视觉视野。这种视野以视觉为中心，并把人类所有的经验形式都建立在视觉经验的基础上，因而，它只能容纳当下经验中的“可见”（显）者，而那种超越了其当时经验畛域的“不可见”（隐）者，往往被抽象为“非存在”，也即抽象的“无”。这种“无”常常被视为世界的本体，其实质是视觉视野所导致的人为构造的实体化存在的幻象。王船山发现，一切实体化存在的幻象得以产生的根源，就在于割裂了生活经验中隐显、也即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持续的交互作用或其动态的统一性。而对此直接负责的，则是视觉视野以及根源于它之上的非批判性的哲学。因此，回归真实的存在，在王船山那里，就具体表现为这样一种要求：沟通隐显或者说维护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动态统一性。王夫之认为，“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正是指明了沟通可见与不可见的两种不同的当然之道：形而上是以思为中心从可见通向不可见的当然之道，而形而下则是以感性实践（“践下”）的方式使不可见的东西得以与可见相遇。它们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可见与不可见的自然、自发性质的沟通，而是对于这种素朴的沟通的提升。王船山发现，先秦儒家对于存在的沉思完全不是通过有无的话语来进行的，事实上，在《易传》“但云知幽明（隐显）之故，而不云知有无之故”（《全书》第十二册第29页）的事实中，王船山发现了一种与视觉视野完全不同的哲学视域，这就是以隐显为中心的视域。这一视域具有如下的特征：它是一种时间性的视野，它是一种与主体的知行活动相关的视野。正是这种崭新的哲学视域，为王船山哲学赢得了一种批判哲学的识度，也为真实存在的探询提供了担保。从理论上看，回归真实的存在，包含着两个理论层面的问题：什么是真实的存在，以及如何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赞同张载如下的说法：“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综合地看，这一表达的含义是，真实的存在展开为天道和人道的交互作用，换言之，真实的存在是天道意义上的存在和人道意义上的存在的统一。如果分析地说，对于什么是真实的存在的理解，就可以在以下三个层面来进行：天道、人道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它们分别构成了王夫之哲学的天道观、人道观与天人观。王夫之的天道观主要围绕着理气之辨、体用关系、理一（存在的普遍性）与分殊（存在的特殊性）等等论题展开。理气之辨主要用来阐明真实的存在是自在和自为的统一。存在的自在自为性从消极的层面来讲，就是它的非人为构造性。王船山认为，气本身具有通乎隐显（可见与不可见）的一物两体性质，气是一个标志着人的能力界限的概念，人们没有也不可能构造“气”，人为构造的总是虚假的“理”，而不是气。因此，气的概念是天命得以立身的真正基础。所以，王夫之把存在论范畴架置在气的概念之上，把存在的真实性最终归结为气的真实性。这样，存在的非人为构造性也即它的自在自为性得到了担保。从积极方面来讲存在的自在自为性，就是说真实的存在具有能动性、活力性。王夫之区分了名词性的“理”（条理、秩序）与动词性的“理”（治理），名词性的“理”发源于动词性的“理”，后者具有更为基础性的意义。动词性的“理”是气化过程中气的自我治理、组织活动，名词性的理则是这种活动的结果，是气化过程显现出来的秩序、条理，是气化过程有效性的标识。王夫之对于理气的哲学论证功能作了深刻的分析：气的功能在于开始与创造，在于“生”物、“始”物；理的功能在于利导和成就，在于“成”物、“终”物。对于理气的这种理解使得真实存在具有的活泼、能动特征获得了天道观上的根据。体用之辨在王夫之那里主要用来解决本体与主体的统一性以及本体在主体那里显现的时间性。宋明儒学的存在论范畴以体用为图式而架构起来，这是一种从对象的角度来谈论存在的独断论的理路，它在某种意义上助长了人为构造实体的危险，这导致了与宋明儒学相始终的关于体用究竟是儒还是佛的往复辩难。王船山把体用严格地限制在隐显的语境中，这就排除了体用的独断探讨，而获得了批判哲学的识度。王夫之对于体用问题的另一个突破就在于，他提出了“相与为体”的概念，从而改变了佛教与宋明哲学传统中那种占主导地位的贵体贱用的体用论模式，而代之以相与为体的交互体用论模式。从“由用以得体”的观念出发，王船山指出了存在的作用以及主体对于存在的把握都展开为一个时间性的过程，那种妄图在某一个时间点上一劳永逸地把握存在、完成存在的观念，在本质上是一种敌视存在之时间性的妄念。理一分殊（一本万殊）的讨论主要是校正那种实体化本体概念得以立身的根源。从论证功能上看，理一分殊的观念经历了三个阶段，这就是从伦理学的话语、到形而上学本体论的言述、再到消解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策略。理一分殊一旦成为形而上学的命题，就成为万法归一的另一种表达形式，也就不可能逃脱实体化的虚假存在。王船山区分了万法归一和理一分殊。万法归一把分殊归结为本体的衍生物，以实体化的本体消解可见与不可见的统一性，它要求万殊对于本体的根本依赖性，它敌视真正意义上的个体。理一分殊则体现了一本与万殊的统一，它要求的不是万殊对于一本的绝对依赖，而是分殊的自有性、自主性以及分殊个体之间的相互的承认与沟通。理一的功能在于它是分殊个体的自主性及其相互承认的存在论担保。真实的存在不仅展现在天道领域，它还表现为天道和人道的交互作用、彼此的转化过程中，它就是天道和人道的统一，二者统一于主体化天之天为人之天的感性实践活动。化天之天为人之天包含着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从对象说，主体在感性实践的基础上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从主体说，就是不断从自在走向自为，而从自在到自为意味着人的存在的依据不再是天之天，而是人之天。也就是说，在天人观上，王夫之以继天继道的天人观突破了宋明哲学传统同天法道的天人观，他强调的是通过人道来敞开天道，或者以人道来切入天道，而不是相反。这是一种通过主体自身的存在（existence）来切入真实的存在（being and existence）的工夫进路，这种进路不同于宋明哲学传统追求的“同天”、“法道”，后者是一种不充分考虑主体自身有限性而妄图把主体和存在无差别的同一的幻象，这种幻象的实质是抽象地割裂本体与主体的关系，把人道化约为天道，因此它是对人道的消解。化天之天为人之天的实践导致了同一个世界成为自在的与为我的分化，也导致了人道从天道中的自主和独立，看上去这似乎是一个远离天道、远离天之天的过程，但是，主体正是通过这种远离的方式实现在更高层次上天人的统一。天之天与人之天本来就是同一个世界，它们的分化只是意味着同一个世界在主体那里的不同的揭示方式。在主体不同的存在层次，二者的沟通也就具有不同的形式。从人道层面上探讨真实的存在，主要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首先是存在的世界性和时间性问题；其次是理欲之辨，它探讨感性存在和理性存在的关系问题。在王船山那里“天地之始终”的问题和“性日生日成”学说相结合，导致了人的世界性和时间性的发现。一方面，人拥有他的世界，他是在他的世界中才将自身提升到人性的水平的，人承担着、接续着世界，世界也不断给与他以新的可能，无法脱离世界想象人的存在；另一方面，世界的始（开始）终（终结）问题并不能脱离人的存在过程来回答，只有从人的时间性的层面上才能加以领会，世界在主体那里发生的过程就是主体在其在世活动中揭示存在的过程。人性展开为一个时间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着命日降性日生、习与性成两个层面。时间性作为人性的结构，它的本质意义在于王船山所谓的“形而有之性”，也即精神本体的不断来到自身、德性的不断拥有。世界的始（生）与终（成）最终就是人的生与成，人的存在具有一种世界性的结构。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王船山对世界的始终问题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回答：“天地之始，今日是也；天地之终，今日是也”。通过人的世界性的观念，王船山突破了那种孤另的存在观念；通过性日生日成的学说，王船山超越了宋明哲学的复性说。人的时间性根源于人的时间意识结构。王船山探讨了主体的时间意识的结构：“识”、“思”、“虑”，它们分别对应于过去、现在和未来。通过它们，作为时间维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才不仅仅是一种线性的流逝，而是彼此相含、相通，兼具境域性的特征。时间即存在，存在即时间，对于人而言，时间就是隐（不可见）、显（可见）之间的交互作用和持续发生过程，它意味着一种“关系的承担”，也即在每一个现在（可见）对于不可见的承担。人的时间意识又根植于人的有限性，而生死问题无疑是引发有限性意识的土壤。王夫之认为，生死不是从“无”（非存在）中被创造出来又消灭于“无”，而是时间流程（人类历史和文化传统）中隐与显（可见与不可见）两种状态。生的现象比死更为根本，它不仅仅包括生理学的新陈代谢、个体的在世过程，还包含文化传统意义上的世代生成。如何死的问题就是如何生的问题，以时间性的方式对待生死，也就是超出个人性的视野，在世代生成性中推陈致新，参与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再生。人道意义上的真实存在还有一个理欲之辨的问题，在这方面，王船山的基本主张是，真实存在是感性存在与理性存在的统一。“形外而著，性内而隐”，（《全书》第一册第882页）以可见（外而著）形式出现的感性与以不可见（内而隐）形式出现的理性共存于一个持续交互作用着的统一体中。但是，宋明以来贵理贱欲、贵性贱形（情）的哲学意识，以其对于感性、因此也是对于可见的敌视，割裂了这种统一。在认识论与伦理学双重层面上，宋明儒学把剥落、消解人的知行活动中的感性因素，作为哲学努力的目标，从而把人的本质简单地归结为理性存在，从而为不可见与可见之间的隔绝提供了条件。王夫之指出，只要菲薄人欲，就必然是菲薄天理。理与欲在本然的意义上并不是对立的，理的原初功能在于燮理、引导，以便使欲求各得其所、各遂其欲。但是，理的功能并非对于欲的治疗。治疗的观念已经暗含着感性就是人自身需要克服的疾病。由于宋明人不能理解理欲的这种原初关系形态，而把欲求的去除视为实践的原则，这与那种衰微的、没有生命力的时代意识密切相关，它削弱了真实存在的能动性。王船山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天理只有在人欲上才能发现，天理的规定就是感性自身的同然性与真实无伪性，换言之，真正的理性是建立在主体的自慊感受与主体间的相互的承认基础之上的。感性存在并非仅仅是人的生物学特征或人类学规定，与理性存在一样，它还是人之为人的本体论规定。而且，理性的开显只有在感性的彻底实现中才得以可能，而去欲的实践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理性。回归真实的存在这一主题不仅要回答什么是真实的存在，还要回答如何回归真实的存在，“如何回归”不仅包含如何把握、领会的问题，而且，还包含着如何在实践中展现的问题。在王船山那里，如何回归真实的存在主要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讨论：从个体性的角度来说，如何把握和展现真实的存在；从类主体的角度，如何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回归真实的存在。从个体性的角度来说，就是主体在广义的知行过程中回归真实的存在，在王船山那里，主要围绕着以下三个层面来讨论的。第一，知行之辨，它承担主体与自身存在的关系。王船山强调，对于真实存在的把握要在知行过程中，在主体自身的存在中进行，而不是在那种静观的“离行之知”中加以把握，这关联着在广义认识活动中化理论为方法的问题，它与实践优先性的确立相联系。其次，如何在自身的存在中展现存在，这是化理论为德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王船山强调通过主体由知行活动向诚明过程的转化，这样，主体就由一个依赖于知行活动的学习主体转变为处于诚明过程中的德性主体。换言之，从知行到诚明的转化，是我与自身存在沟通的过程。第二，能所之辨，它承担的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或者说是我与它的关系。王船山认为，无论是知行实践，还是诚明活动，都不能仅仅限制在内在经验或心性涵养中，更为主要的是，它发生在主体与对象世界的交互作用中。主体把本来潜在的精神本质展现在对象世界中，对象世界也以一定的方式作用着主体，这两方面的结合就是能所之间发生的双重对象性活动。王船山认为，这种对象性活动的关键是保持着能所各自的自有性，在所中展现自己的能仍然保持着能的性质，而不是把自己异化为所、消解自身，这是抵御异化的必由之路。第三，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我与你的关系。在广义知行过程中把握和展现真实的存在，固然是主体的自我探索过程，但是，这种自我探索发生在主体与主体的交互关系之中。正是这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互性关系，构造成了一种视角，它导致了我你之辨的发现，而我你之辨又与个体性的发现密切相关。通过我你之辨，王船山突破了古典哲学的世界观，古典世界观往往把人的成长放置在我它之辨也即人禽之辨的视角中，看作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类性本质的实现，而不是个体性的实现。王船山坚决主张在与他人的交互关系中自至（自我探索），既保持着与他人的交互关系，又维护主体自身的独特个性，这才是回归真实存在的必由之路。如何回归真实的存在，从类主体的角度来说，就是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把握、展现真实的存在。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以及能所之辨作为宽广的理论视域，把自然、历史和文化的主题带入了存在论的探讨中，这一点也是王船山能够突破宋明时代内在心性、道德之学的根本原因。王船山探讨了历史和自然的本体论区分，这种区分表明，一种真正的历史性生存就是可见与不可见的持续沟通活动，在历史中回归真实的存在，就是走向历史性的生存。通过对于“理势合一”的探讨，王船山发现，历史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天”，“天”是一种历史“大视域”，与源于个体的小视域以及源于现在的小视域相对。这种“大视域”的不同规定对应着走向历史性生存的方式。首先，“天”以在共同体中生活着的人们的同然性为其具体含义，这意味着，参与历史性的生存，就是要成为民族共同体的一员，参与共同体的发展，自觉地承担与共同体的关系。换言之，历史过程中的“天人合一”需要的是一种“我”与“我们”的视域融合，作为这种融合的结果的是：一方面，我就是我本己的存在，不同于他人、不同于我们；另一方面，“我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我”。历史过程把主体自身的成长引入社会公共领域，而后者意味着一种更为普遍的、也更具有包容性的“社会性经验视野”（social horizon of experience），它导向个体对于共同体公共事务的承担。当然，由于王船山缺乏适当的概念，个体对于共同体之间的多种多样的关系还没有被清晰地认识到。共同体可以是经济共同体、伦理共同体、法律共同体等等。个体对于共同体的关系承担因此也具有多种方式，法律的承担与经济的承担、伦理的承担虽然彼此交错，但是又有性质的不同。此外，个体对于共同体的任何一种承担都应是相互性的，一方面，是理应付出的责任与义务，另一方面则应平等地享有共同体成员经由相互承认而达成的基本的权利和劳动的成果。对于权利的承担，也是承担存在（包括自身存在）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要求需要在如下的法学性的意义上获得尊重，这就是，它是人们自身存在的不可侵犯、不可剥夺的“所有物”，本真的存在展开为对它的守护。但是，这些都不能指望在王船山那里发现。其次，天的含义是“合往古来今而成纯”，这一点意味着，通向历史性生存，就是现在视域与不可见的过去和未来的“视域融合”。具体说来，就是把共同体那种不可见的历史（往古）与前景（来今）接收到个体当下的生存之中，自觉地参与共同体的历史性精神也即民族精神的生成，这就是走向历史性生存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华夷之辨是王夫之历史观的必然指向。此外，这种历史“大视域”，意味着“理性的机巧”，也即历史本身的不可测度性（隐性，不可见性），主体对于历史过程不可能拥有一种清晰、透明的意识。因此，走向真实存在，需要一种在不透明处境下的“技艺”，这就是“知几”、“知时”的实践性智慧。通过这种智慧，人们才能“变而不失其常”，“日新而不失其素”，成为真正的“时者”；通过这种智慧，历史才能真正成为“自由的场景”，成为存在的方式，成为回归真实的存在的道路。当然，对于历史过程的理解，王船山在某些方面尚没有达到黑格尔和马克思那样的深度。在王船山那里缺乏一种概念，这种概念能够承担劳动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所承担的哲学功能：这种劳动不但整体性地生产共同体的存在，而且还生产共同体的成员的存在，正是劳动把单个的人变成了共同体的成员。在劳动过程中形成了人们之间的政治的、经济的、伦理的、道德的、法律的等等关系，对于这些关系的承担构成了回归真实的存在的具体方式。例如耶拿时期的黑格尔就曾经把劳动产品的交换称为“对具体的回归”，因为，通过劳动过程（尤其是作为它的一个环节的交换活动），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需要实现了，并且成为比他们实际所是更应该是的东西。当然，在马克思和黑格尔那里，劳动概念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它在二人那里具有类似的哲学论证功能。由此，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对于历史的存在论的理解，同时也就获得了社会批判的形式。相比之下，王船山哲学在这些方面则显得相对单薄，缺乏相应的人文厚度。围绕着如何回归真实的存在这一主题，王船山进行了多层面、多向度的探索，而且，这一探索尽管并非没有自身的问题，但是相对于宋明时代的哲学意识而言，无疑颇具深度。尽管如此，如何回归真实的存在，作为一个哲学的问题，它不因王船山时代的终结而终结，它依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王船山哲学的意义在于，它为我们今天的思考，提供了一种历史的参照。把这种历史的参照，接收入我们今天的存在经验中，这既是一种历史的责任，也是我们自身走向真实存在的要求。

作者：亦庭策划链接：来源：知乎著作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这里青山绿水，丘陵起伏。四月，莺飞草长，空气清新扑鼻。衡阳县曲兰镇湘西村菜塘湾的中午，天空闷闷的，乌云奔腾，包围在天边的四周，但头顶却时不时有太阳光亮过。村子静悄悄的，除了水圳里的青蛙咕叫，除了因周末路上偶尔行走着的几个从中学放学回来的年轻伢子和妹子，一切都归于沉静。在这明末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夫之（王船山）的故居，似乎大家都在学习他们引以为傲的大师，也在思考而不吵闹。这样，我也学着他们的悄无声息，像一条蛇一般悄悄地钻进了“湘西草堂”。湘西草堂就是王夫之的住所。湘西草堂在一个土山丘下。因土山丘过于低洼，甚至很难看出是山，而只是像湖南人惯于在建造房子的屋后填了一点土，将房屋围起来，栽上一些树木，而叫围壕的地方。船山先生的故居亦如此。但这故居风水极好。房屋后是层级的、像金字塔一般缓缓升高的山，而在草堂左右两侧靠后的山却往后退，让出两条垅。两垅似两龙，让出的位置开阔而有形，延伸的、凸出的却正是船山先生的故居——草堂位置，也即老百姓说的“湾”。虽住在湾里，但王夫之却一生硬朗，不弯不折，在面对清廷时，硬朗得似一根钢管。王夫之是明朝的旧臣。明朝灭亡后，在家乡衡阳抗击清兵。失败后，隐居石船山（船山别名的来历如此），从事思想方面的著述。晚年身体不好，生活又贫困，写作时连纸笔都要靠朋友周济。每日著述，以至腕不胜砚，指不胜笔。在71岁时，清廷官员来拜访他这位大学者，想赠送些吃穿用品。可他虽在病中，但认为自己是明朝遗臣，拒不接见清廷官员，也不接受礼物，并写了一副对联，以表自己的情操。对联的内容是：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这里“清”指清廷，“明”指明朝。王夫之借这副对子表现了自己的晚节，也体现了自己的铮铮傲骨。这个傲骨老头虽然到晚年时，贫病交加，似无风采可言，但你绝对想象不到他在人生如日中天时做的那些惊天动地的事。那就是，和老毛在井冈山一样，为了理想，为了民族，为了大汉，带着队伍与清廷抗衡，打游击。请看如下记录：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张献忠所部攻克衡州，艾能奇招纳地方贤能，拘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为人质。王夫之刺伤自己的脸和腕，伪伤救出其父王朝聘。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王夫

8月25日，深圳大学文学院哲学系教授王立新应邀来到长沙图书馆，举办了题为《天地大儒王船山》的讲座。视频中，王立新归纳了王船山作为儒家的四个特点：担当历史责任，试图拯救现实，总要有所作为，传承历史文明。

船山研究的历史回顾

清末湘人以船山仁与礼能纲维万世，大肆宣传船山、出版船山著作并上请清王朝，使船山入祀于孔庙，并成为明末三大儒。民国的船山被赋予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精神，成为反对专制主义的武器。同时，民国对船山进行了分学科的学术研究。解放以来，主要从哲学、史学、文学……研究船山，比民国的分科研究更为精细。改革开放后，船山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其标志就是学术上的争鸣开始了。

关键词： 船山；历史回顾；湘人；学术争鸣

纵观一百余年来的船山学研究，体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鲜明特征。人们根据他们的政治需要，去认识船山、研究船山、塑造船山。基本上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各取所需，为我所用。正是这种需要，使得船山研究由低层次走向高层次，由各取所需到全面深刻与整体宏观来认识船山，使船山研究真正成为一门学问，一门带有国际性影响的显学——船山学。

一、湘人的推戴，船山走向全国

对船山著作的研究应从清末开始。康熙年间任湖广学政的潘宗洛为夫之作传，“余为船山先生立传贻史馆。以稿授其嗣王生虎止。”（《船山全书》第十六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521，以下凡出自此书，仅注页码）船山个人传记传入史馆。乾隆三十七年，湖南长沙人余廷灿任翰林院检讨，三通馆纂修，为船山写作了另一传记。其时，清政府在进行了一系列文字狱之后，为收买人心，开始收录前人著作。要求各省送呈地方儒士著作，船山之书三十种列入《四库全书提要》。阮元（1764——1849）任职史馆时（约1804年前后）修《国史儒林传》，船山成为清史中一百余儒林中的一员，名声始闻天下。

曾国藩兄弟为船山学的研究开启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那就是他们印刷出版了船山著作。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序》说：“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者明礼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418——419。）曾国藩以为船山之书就是仁礼之书。自孔孟之后，仁礼已丧失殆尽，直至宋儒才开始恢复，而船山是继宋儒之后的明礼之大仁者。

曾国藩、郭嵩焘等人完成将船山跻身于清初五大名人学者行列的任务，至清末则更跻身三大儒，入祀孔庙。

曾氏兄弟将船山与黄宗羲、顾炎武、孙夏峰、梅勿庵相提并论。湘潭欧阳兆熊认为船山超过黄宗羲等人，“船山先生为宋以后儒者之冠，同时如顾亭林、黄梨洲均不能及。”（576）湘阴人郭嵩焘在向清光绪帝上奏《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中说：“我朝经学昌明，远胜前代，而……精深博大，罕有能及衡阳王夫之者。”（582）他还说：“国朝王船山先生通鉴论出，尽古今之变，达人事之宜，通德类情，易简以知险阻，指论明确，粹然一出世，使后人无复可以置议。故尝以谓读船山通鉴论，历代史论可以废。”

让船山陪祭孔子是湘潭人欧阳兆熊最先提出。曾国藩十分赞成，他说：“王船山先生崇祀之说，忝厕礼官，岂伊不思。惟近例由地方大吏奏请，礼臣特核准焉，不于部中发端也。而其事又未可遽尔，盖前岁入谢上蔡，今年崇李忠定，若复继之，则恐以数见轻。且国史儒林之传，昆山顾氏居首，王先生尚作第二人；他日有请顾氏从祀者，则王先生随之矣。”（557）湘潭人赵启霖于光绪三十二年以折《请三大儒从祀折》上奏，第二年（1907年）获准以三人从祀文庙，这可以说是清代船山由默默无闻走上神坛的最后一步。上奏称：“奏为请将国初大儒从祀孔庙，以光道学而崇国粹。……海内咸凛然于圣教之尊，其关系世道人心至远且大矣……尚有三人，核其学行，皆卓然无愧于从祀之典者，则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是也。”（781）

船山由衡阳走向全国，与深层次的恋乡文化情绪密有关。无论是曾氏兄弟还是其他湘人，他们从湖南人出发，从政治、文化上提升湖南人的品位。如郭嵩焘奏稿所说：“湖南自周子敦颐后，从无办从祀成案……应恳天恩，饬下湖南抚臣、湖南学臣查开王夫之学行本末事实具奏。”（583）而刻书的欧阳兆熊则说：“乡人之意，以为湖南之书，须湖南人捐刊为是，其言亦颇近理。”（579）郭嵩焘还在《船山祠碑记》中说：“吾楚幸得周子（周敦颐）开其先，而自南宋至今，两庑之祀，相望于学，独吾楚无之。意必有其人焉，而承学之士无能讲明而推大之，使其道沛然施显于世，若吾船山王先生者，岂非其人哉？”（584）

二、民国时期的船山学——民族革命的理论依据

从清末开始以至进入民国，国民政府及湖南籍人士，继续对船山著作进行搜集与整理出版，并对船山作全新的认识，他们以船山思想为武器，进行一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那就是推翻专制主义皇权政权，建立民主共和的新中国。

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本部宣言》中说：“盖吾族之不获见天日者二百六十余年。故老遗民如史可法、黄道周、倪元潞、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诸人，严春秋夷夏之防，抱冠带沉沦之隐，孤军一旅，修戈矛于同仇，下笔千言，传楮墨于来世……奉先烈遗志，报九世之仇，为争自由争人道而死者，实一千二百万人。”

为了推翻满清王朝，革命党人利用民族矛盾，激起汉民族广大人民的义愤，掀起革命高潮，在《东方杂志》中发表大量革命文章，借用了船山民族主义并注入革命思想，用夫之民族观来诠释革命的合理性与正义性。创办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创办于1909年的《国粹学报》其办刊的宗旨就是“保种、爱国、存学”，刊登船山的文章与船山画像，宣传反清。章炳麟说：“当秦汉以后，中国之君而犹若是，况异类乎彼弃其戈壁，而盗居吾膏腴，则践人土地。彼舍其麋鹿雉兔，而盗食吾菽杰，则食我毛也。”（786）

章炳麟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说：“夫中国吞噬于逆胡，已二百六十二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801）当时湖南人如杨毓麟、杨度、杨昌济、蔡锷之辈，莫不大言新湖南、盛赞船山“惟有船山一片心，哀号匍匐向空林。”其名言为“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808）

这种民族主义，不仅在于驱逐满清反动政权，也在驱逐西方殖民主义者。杨昌济就说：“王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族受制于外来之民族为深耻极痛。”“然所谓外来民族如英、法、俄、德、美、日者，其压迫之甚，远过于汉族前日之所曾经验。故吾辈不得以五族为家，遂无须民族主义也。”（816）提出以五族为一家，反对西方殖民主义。

真正将船山作为一代学者来研究，应当是梁启超。梁启超曾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就专门从学术上论证船山，这可以说是让船山由曾国藩等的儒家仁义礼智之儒士转向学者的起点，开始了真正的船山学术研究之先声。梁启超研读船山著作，从学术的角度来认识船山，他将船山列入新旧学派的过渡者五人之一，即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习斋、刘继庄。

梁启超在1924年之际写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认为船山的贡献主要是哲学的。他受谭嗣同影响，也应受其师康有为的影响，康有为就说过：“王船山终身不剃头，发挥正蒙及通鉴甚精，以心学之儒而转为经学之师。”（710）康心中的船山是儒士，是经师。谭嗣同说：“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其下小注云：“文至唐已少替，宋后几绝。国朝衡阳王子，膺五百之运，发斯道之光，出其绪余，犹当空绝千古。”（同上712）谭心中的船山是思想家，其思想之震憾人心空前绝后。他的《仁学》一书，谈天理人欲，都不离船山，说变法、谈改革也不离船山。其曰：“王船山曰：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见，最与《大学》之功夫次第合；”（721）又曰：“故衡阳王子有‘道不离器’之说……故变法者，器既变矣，道之且无者不能终无。”（715）成为康梁变法的理论依据之一。

《船山学社》的成立，《船山学报》的发行，一些著名的报刊，如《国粹》、《国粹学报》、《民报》甚至《小说月报》都在大肆宣传船山。特别是《船山学报》，更是专门期刊，对于传播船山思想与船山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创立《船山学社》与《船山学报》的浏阳人刘人熙为 清朝 进士，地方大员，他早在光绪九年（1883）就盛赞船山，倾向改革。他说：“自程朱之后，未有盛于衡阳王子者也。”（875）辛亥革命后于湖南任事。他于民国三年在长沙创船山学社，任社长。民国四年出《船山学报》，虽然仅出八期，但对于推动船山研究起到重要作用。为什么要创立《船山学报》，他说是为了忧中华民国而作，也就是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忧中国可能之亡，“欲免奴隶牛马之厄运”。而“船山之学，通天人，一事理，而独来独往之精神，足以廉顽而立懦，是圣门之狂狷、洙泗之津梁也。” “愿广船山于天下，以新天下，”“以新吾湘”（872——874）在此他提出一个新名词，即船山之学，后来演变为船山学。熊十力大约于1918年写作《心书》时，称“遂名船山学”。（981）王永祥1934年写作的《船山学谱》也提出此名。使研究船山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民初船山学社的创立，开启一代学者对船山学术的真正探讨。如果说梁启超仅仅是个人之研究，则船山学社就是一个群体，一代哲人。他们所做的是对船山的广泛而全面研究。民国期间对船山研究的最大贡献就是将船山作为一代学者，进行分学科研究。

蔡元培先生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谈到西方学科分类对中国影响，举谭嗣同为例，谭认为“算学虽不深，而不可不习几何学，盖论事办事之条段在是矣。”“格致虽不精，而不可不知天文、地舆、全体、心灵四学，盖群学群教之门径在是矣。”于是蔡认为“那时候西洋输入的科学，固然很不完备，但谭氏已经根据这些科学，证明哲理，可谓卓识。”（887）

将船山学划分为不同学科进行研究，使船山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梁启超写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新史学》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方面，他称自明亡以来是新旧学派的变迁，另一方面，他称船山之学主要是哲学的。“西方哲家，前此惟高谈宇宙本体，后来渐渐觉得不辨知识之来源，则本体论等于瞎说，于是认识论和论理学成为哲学主要之部分。船山哲学，正从这方向出发。”（739）

与梁启超同时的胡适认为船山是中国的尼采。当然，民国期间，最著名的哲学家与儒学家要数熊十力了，他的《心书》、《新唯识论》、《原儒》等书，莫不大讲船山。他说：在对人生认知之初，十分烦恼，后来“乃忽读王船山遗书，得悟道器一元，幽明一物，全道全器，原一诚而无幻；即幽即明，本一贯而何断？天在人，不遗人以同天，道在我，赖有我以凝道。斯乃衡阳之宝阀，洙泗之薪传也。”（981）他在解释《张子正蒙·大心》之后一段小字说：“汉以下，有哲学天才者莫如横渠，船山。船山伟大，尤过横渠矣。其学问方面颇多，犹未免于粗耳。”（990）与熊十力同代的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孔家哲学史（提纲）》也讲王夫之。称“王船山庄子解具有卓识高见，非其他注解可及者。”（1002）

民国学者，除从哲学上认识船山外，主要从经学、史学、民族观上认识船山，而其它如伦理道德、宗教、经济、军事、美学、法学、文学、艺术、阶级、政治、教育等等则少有涉及。然而并非没有论及，只是远远不够而已。

民国之际，船山思想是中华民族振兴之武器，是反对专制主义的武器，也是反对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武器。同时，某些学者在与西方学术进行对比之际，盛赞船山学术之伟大，学习与研究船山，成了爱国主义的产物，成为抵抗西方侵略中国的思想武器。民国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界极为活跃的时期，对传统文化的不满，对现实的不满，种种反对专制提倡民主之言论喷涌而出，船山思想得以升华。

三、解放以来的船山研究

1949年以来的船山研究经历了几起几落；但基本上是围绕政治需要展开的。六十年代之前的船山研究，除了继承民国以来分学科研究之外，要在与马列主义的理论及政治需要相结合，文革中更是为政治需要而塑造船山。

六十年代之前，船山研究基本上在哲学领域的唯物论、辩证法；而且注重于哲学范畴与哲学体系的分析。

首先有嵇文甫先生1962年出版的《王船山学术论丛序言》，他自称在此之前的1935年就写作了《船山哲学》一书，提出船山哲学分为性理哲学与历史哲学两部分。所谓性理哲学，是天人、性命、体用、动静之类；嵇先生称为天人性命论；次则理势常变博约论，即理与势合，常与变合，动与静合，体与用合，博与约合。而他的历史哲学，指古今因革论，朝代交亡论、华夷分野论。他认为船山并未完全脱离天理论即神意史观。他的贡献体现在四个方面，即用发展的眼光、相关性与整体性、客观的外在势力与偶然中的必然性。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认为船山哲学之一为唯器论，其二为唯用论；他说：“船山体用道器之辨，犹之此后习斋、东原绪人理气之辨也。”“唯船山主观化而渐得其原，其论尤精。”1098面他特别推崇船山论性最精之处，在日生日新之化言等等，对于船山的政治理想也有所论及。

另一位哲学大师就是冯友兰先生，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十九章，标题为“后期道学的高峰——王夫之的哲学体系”，说王夫之认为客观世界的真实性是无须论证不言自明的，对王夫之关于哲学上的“有”“无”、“动”“静”“形上”、“形下”，认识论，知行观、性与命、辩证法进行全面分析，还对船山的历史观进行了探讨，基本上将当代哲学上的重大问题与船山著作一一对应起来。

侯外庐的船山哲学提出一系列船山哲学范畴，诸如运动、变化、物质、实藏、思维与存在，也讲到道器、人性、认识能动性等等。基本上是以当代哲学上的重大问题来对应船山。

现代哲学大师如张岱年、任继愈与萧■父等人，也都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船山的哲学思想，如张岱年、任继愈两先生都讲船山的唯物论，张还认为要正确评价船山在认识史上的贡献。而任先生则认为：“王夫之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他在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等方面都有所发明。”（1329）他认为船山提出了历史发展进化的观点，理势合一论；

文革中的船山就是法家，文艺理论家。而哲学方面有辩证法、进化论、理势论与一分为二之类。萧■父则提出船山的矛盾观中有分一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思想，历史观中的理与势合一论等等。

四、争鸣——船山研究的新起点

船山学术研究上的分歧，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主要就船山是否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分成两派，可算是一场真正的学术之争。

侯外庐先生《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中国早期启蒙思想》（1956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将王夫之列为第一个启蒙思想家。“夫之具有资本主义启蒙期的思想因素，对于中古不求徵知的烦琐哲学攻击不遗余力。”［1］

萧箑父与许苏民合著的《王夫之评传》（2002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弁言》中说：传主是“极其丰富、思想博大渊深的一代启蒙大师。”

蔡尚思先生于1982年召开的国际船山学术研讨会后，写作了一篇提纲，（历史论文 ）从三点上认识船山，一称船山代表中小地主，是进步与保守并存；二、船山是儒家而不是法家或别的家；三、其思想价值方面，既肯定船山不是如某些所说的过分夸大船山。“王船山在中国思想史上有最大贡献而占重要地位的是：对于古代唯物主义的集成与对古代辩证法有所发展，起了进步作用。而他以反对清朝贵族的民族压迫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当时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尊孔读经、以礼为中心，以君臣为大伦，同起义农民死不两立，则王氏与二曾（曾国藩兄弟）却完全相同。”（1244）因此，蔡先生否定船山是启蒙思想家，船山“不可能具有近代反封建传统的思想，因为只要是封建传统思想家，就不可能是启蒙思想家。”（1255）

张岱年先生也认为船山不是启蒙思想家。“明代末年，中国社会中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微弱的萌芽。这种萌芽是不是在王船山的思想中也得到了反映呢？……我们不容易肯定他的思想与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多少关系联。但他在接受传统的重家抑商的思想之余，也看到了商人的重要，同时更强调了金钱的功用。”“王船山生长在湖南内地，他的思想与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太多的关系，这也是可以理解的。”（1259——1260）

除此之外，还有相当部分学者并不赞成此说。“在以往的学术论争中，著名的思想史家蔡尚思先生对王夫之思想的研究无疑也值得效法。他认为，要全面理解船山的思想，就‘必须踏实于历史，遵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导，全面掌握有关王船山的事迹及其思想的资料。’由此，他排除干扰，始终将船山‘生平事迹’放在鼎革过程中去考察，进而结合王氏的著述实事求是地诠释，既肯定了船山在阐述阐发古代唯物论与民族观上的贡献，又指出其维护纲常礼教等主张的局限性，得出了‘王船山不是地主阶级反对派，更不代表市民思想，而是封建传统思想家’的结论。谭其骧先生为此书作序时，称其对船山思想做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2］

学术研究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如果没有学术争鸣，学术研究必定会走进死胡同。总观清末以来的船山研究，基本上没有脱离传统的微言大义式的章句之学，为我所用之风盛行，这种学风尚需从根本上加以改正。

参考文献：

以上括弧所引书目由船山全书编委会编，见《船山全书》第十六册《传记·年谱杂录·船山全书编辑记事》，岳麓书社出版社，1996年版，故仅于文中注明页码。

［1］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 ，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7——108页。

［2］孟广林：《 唯物史观与思想文化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 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