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选士制度论文研究

唐朝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可唐朝的选才标准却有点怪，唐时的《选举志》提出选拔人才的标准是：一曰身，即体貌丰伟;二曰言，即言辞辩正;三曰书，即楷法遒美;四曰判，即文理优长，这四条标准，第一是看长相，第二是看语言表达能力，第三是看书法，第四才是看文章。以这样的标准选人，一定会让一些有才而貌陋者落选，其实，这四条标准也确使一些有才无貌者吃了大亏，留下名句“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酿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的晚唐著名诗人罗隐，大概就属于这类吃亏者。据《南部新书》记载，罗隐虽然诗写得好，可其长相却相当困难，因此屡试不第，到底长相困难到何种程度呢?书中举出一例：斯时，罗隐诗之大名，不但在市井中流传，同时也传入闺阁之中，曾经当过宰相的郑畋，有个小女儿就非常喜欢罗隐的诗，甚至喜欢到了想嫁给他的程度。而郑畋却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对女儿的天真想法，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而是在一次罗隐前来拜访时，让女儿隔着帘子观察自己的偶像，这次隔帘观察的结果，如同时下网恋的“见光死”一样，从此以后，郑小姐就不再读罗隐的诗了，更不要说想要嫁给他这一回事了。正因为罗隐貌陋如斯，以唐朝的选人标准，就难怪罗隐会屡试不第了，以这样的选人标准，我们也就能够理解，才华横溢而相貌丑陋的钟馗，为何会在殿试不中后，触柱身亡了，也就能够理解，何以诗圣杜甫也会屡举进士不第，可能就与诗圣的体貌不够丰伟有关，因为书中没有明确记载诗圣的体貌特征，只好在此妄言猜度了。以这样“四项基本原则”的标准选人，是不是唐朝的官员就应当个个俊朗、人人轩昂了?当然不是!从《新唐书》中可以知道，也有官员长相如鬼的，譬如，中唐时的卢杞就是这样相貌如鬼的人。

隋朝统一全国后，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员；隋炀帝时，始建进士科，科举制形成。唐朝建立，继承和完善科举制度。贞观时，增加了考试科目，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武则天时，大量增加科举取士的人数，还首创了武举和殿试；开元年间，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以后成了定制。

迄今，人们在谈论科举制时，总会习惯地认为，是唐朝承袭了隋朝形成的取士制度，使得科举制几经风雨，日臻完善，在自唐代之后清代以前的13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在历代政治统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基本事实。但科举制在隋朝初创时的体系并不是后来这个样子。实际情况是：唐代的科举制，除了通过考试选士用人的意图和科举制的名称没有发生变化外，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异；隋朝“十科举人”的选才标准被严重篡改，其中大部分重要科目被放弃；用人价值观发生了根本变化。毫无疑问，科举制是唐朝实现集权的基本制度之一，对唐王朝几度辉煌，达到鼎盛起过重要作用。通常，流传于社会的一般说法是：公元690年,武则天在洛成殿亲自主持对贡生的考试,由此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殿试制度。而据唐史记载，在这之前31年的公元659年（唐高宗显庆3年），“春二月乙亥，上亲策试举人，凡九百人，惟郭待封、张九龄五人居上第，令待诏弘文馆，随仗供奉” [30] 。由此看出，由史册记载的首创“殿试”的皇帝应该是唐高宗李治。科举制本来就是一项选官进士的政治措施，对于最高统治者亲临殿试，通过公开的方式遴选治国良才，本也无可厚非。但此时科举的内容与隋朝相比，已发生了质的变化。隋朝在向唐朝演变的过程中，只是借用了科举制的名称、方法和组织形式。是按照最高统治者的旨意，对考试科目进行取舍，摒弃了以孝、德、礼、义等为用人核心价值取向的察举项目，大量增加文才类的考试科目和内容，科举制便很快取代了以往以荐举为主的选士制度。唐朝的“科举考试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常科，每年定期举行，一种是制科，由皇帝根据需要下诏举行。常设的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其中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为常设科目”[31] 。与隋朝科举制所设置的十科相比，唐朝的六个常设科目，相对应、相关联的只有“文才秀美”和“学业优敏”两科。“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和“执宪不挠”，这些重要的科目被舍弃了，或作为轻描淡写的考察科目，并不列为正规程序，不为重视。重文重智，轻孝轻德，已在唐代科举制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考试方法有：帖经、墨义、口试、策问、诗赋五种。整个是在围绕着“文词”费心劳神。在报考对象上，唐朝规定考生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生徒，二是乡贡。由中央、地方官学经过规定的学业考试合格，选送到尚书省应试的，称为生徒。不由馆、学而学有所成的为士人，自己向所在州县报考，经县、州考试选拔报送尚书省应试的，称为乡贡。从公元736年（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以后，对报考资格的要求越来越严。公元807年（唐宪宗元和二年）诏令：“举人曾为官司可罚，曾任州县小吏，虽有辞艺，长吏不得举送，违者举送官停职，考试官贬黜。”[32]公平公开在这个时候也大打折扣。“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是各方面的，靠几科考试是不可能选出真正的人才，这是简单的逻辑问题。古代用吟诗赋词好坏来选行政官员不就是很荒唐的吗？今天一个研究古汉语的专家学者有何必要一定会外语呢？普遍意义上的‘好官员’首要的是道德高尚，而这一点肯定是不可能用考试来决定的。同时固定的考试内容很容易使人丧失创造力，缺少综合能力，这样选出的人才如何能应付复杂多变的现实社会呢？”[33]那种认为“唐朝继承了隋朝科举制”的理论观点是名不副实的。这种变异淡化了隋朝以民本为主体、以儒家兼容诸子百家优秀文化传统为核心载体的科举体制基础，将统治者的治国意图和兴致爱好作为选士用人的最高标准，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在皇权旨意摆布下的官本政治用人体制，科举进士成了文人墨客的卷场决斗。这个体制的形成，既有力地推进了中央集权封建统治用人制度的规范化、法制化、固定化和偏执化，一次次地加速了中央集权的高度集中统一，在极大地推进了唐、宋、元、明、清等各个后续朝代巅峰迭起的同时，也一次次地将这些封建王朝推向穷途末路，最终，使科举制本身寿终正寝。 科举制在唐朝的变异特征及对后世社会的消极影响。（一）变异的主要特征。特征之一：科目偏废，重文轻德。唐初所开的科目,如明法,明算,明字诸科,颇能切合实用,拔取真才。其后仅重明经,进士二科,明法科更随之而废,流弊因而产生。此因明经科重视帖经,士子对经籍遂努力背诵,久之，‘试学者以帖字为通经,而不穷义旨’;进士科则重诗赋创作,久之‘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而唯择浮艳’。不论明经或进士科,演变至后期,都各走极端。[34]就考试内容看,明经与进士皆属文学科目，并不是隋朝时“孝、德、义、礼、信,公、智、文、才、勇”齐备的科举体系。特征之二：以考代举，就“试”论“试”。 在隋朝，“科考”与“察举”是科举制的两个重要程序。“察举”是一个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综合的观察人、了解人、认识人的程序，也是经历史证明的行之有效的措施。“科考”则是通过答卷的方式评判应试者智能学识的程序。互相不能取代，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是举士的最佳方式。而唐朝“在整个官员选拔制度中‘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即表明由察举制度变为科举制度了”[35] 。科目设置及考试内容、方法的变化，便清晰地反映出唐朝用人价值取向的变化。特征之三：士人轻浮，鲜廉寡耻。唐朝的科举偏重个人文才,忽视德行修养,具有明显的“唯才是举”倾向。由于缺乏综合考察，仅以“文才秀美”标准中举的进士，多出寒门,缺乏家训制约,行为表现轻薄；一朝得志,便放浪不羁。至今，人们还可以从这一时期的诗文辞赋中感触到轻浮堕落的意味。“唐代新兴之进士……尤其放浪不羁之风习,故唐之进士科,与娼妓文学有密切关系(即文学创作多以娼妓为题材)” [36]。唐朝中期李肇所著《唐国史补》中曾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贞元十二年，驸马王士平与义阳公主反目，蔡南史、独孤申叔播为乐曲，号《义阳子》，有团雪散云之歌。德宗闻之，怒，欲废科举，后但流斥南史、申叔而止。”[37]蔡南史、独孤申叔均为风流进士，唐德宗因此事认为进士中存在某些浮华轻薄之风，因此“欲废科举”。唐朝科举的试前推荐，表面看似乎有些像“荐举”，其实仍然是围绕文辞设置的一道门槛。由于试前推荐的重要,士子们争相寻求名人对自己的文章进行品判。先是为登访名人,奉上大量金钱要求接见,进而呈上自己的文章望得好评,名为“求知己”,若名人不阅不评,则再投,谓“温卷”,温卷还得不到品评,便会拦路堵截,要求接见。如此卑躬屈膝,皆显士人为求中举,鲜言廉耻[38]。特征之四：学为做官，习非所用。唐代的科举制发展到中后期，已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现实，学与用无关，学就是为了考试，考就是为了做官。“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故士林鲜国体之论,其弊一也……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故当官少称职之吏”。[39]在唐初进士、明经、明算、明法等科尚可并行,到后来，仅以进士、明经二科为主,实用性科目倍受冷落。随着官本意识的提升，人们皆以当官为荣,实用科技不能成为科举入士的条件。（二）变异对后世社会价值取向的负面影响。自唐朝开始，年复一年的科举考试，已成为封建统治者彰显其政治价值取向的晴雨表，成为应试举子们由“江湖”向“庙堂”流动的直通车。在皇权的驱使下，年复一年的科举考试的背后，是民本意识日复一日的被淡化，被冷落，被遗失；而官本意识则一天天在滋生，在增长，在扩张，是后世官僚主义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产生的制度根源。社会意识形态，是国家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各种社会观念的总和。唐朝社会意识形态由民本向官本的转变，是统治者实现中央集权需求的反映。科举制在实现这种转变的过程中，效忠效力，尽了犬马之劳。科举制在唐朝的变异，尤其是“殿试”制度的建立，由皇家主导的影响中国社会长达1400多年的官本意识，便从这个历史时期开始，成为主导士人阶层价值取向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上古先贤们所提倡并为之不懈努力坚守的民本意识，从此开始一天天萎缩、灭失，科举制的负面效应在一天天显露。“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学问勤中得，萤窗万卷书；三冬今足用，谁笑腹空虚”。[40]便是对科举制由隋朝到唐朝走向变异后的真实写照。在耀眼的皇权光环笼罩下，进士成为知识分子人生的最高奋斗目标和体现人生价值的唯一追求。此时，“仕途”便与“学途”合二为一了。唐代以后的历代社会逐渐混淆了“教学”与“科举”的概念以及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是“学而优则仕”和“读书做官论”盛行的重要历史原因。这一由民主呼声和民主需求酝酿的民主制度，在中央集权演绎到登峰造极时，便走向了民主的反面，成为在皇权庇护下，为集权制尽忠尽孝的御用工具。科举制的异化过程，从吏制的角度映证了唐代以后皇权思想的普及程度和皇权自上而下系统化的发展轨迹。从此，在各朝各代各级衙门的官员身上，都可或多或少地领略到皇家的身份特征和皇权至高无上的影子。对社会价值观造成严重扭曲。许多读书人苦读一生，都是为了科举及第后的富贵荣华，他们从幼年起就在为考试苦度十年寒窗，为做官消磨人生宝贵时光。参加科举得中后的仕子们，成为统治阶层中的官僚，成为统治皇权的附庸，成为统治的工具。既然有得中后的喜悦，当然也就有落地的痛楚。许多人就如《儒林外史》中的老童生周进一般，到老还是个秀才，把自己一辈子都奉献给了科举。有道是“负凳提篮浑似丐，过堂唱号直如囚”，“三条烛尽，烧残举子之心”。唐朝的科举制，“不仅仅遏制了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还扭曲了许多读书人的身心，从而给中国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内耗”。[41]严重误导了教育的发展方向。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选拔官吏人才的政治制度。科举制度尽管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中国教育起到过某种促进作用，与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从来就不是一种正规的教育制度。把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联系在一起，使教育陷入误区。一种选拔政治人才的科考制度的建立，却天经地义地改变了学校教育的发展轨道，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从此走上了命运多舛的不归路。唐朝以后，学校教育与科举制之间的轻重存废，总是遵循着重学校轻科举—科举与学校并重—重科举轻学校的一般规律。[42]在变异的科举制度的樊篱之中，学校变成考试培训的基地，教育沦为科举进士的附庸。随着科举制的变异加剧，学校教育的独立性逐渐丧失，教育教学都围绕着科举考试来进行，社会也逐渐产生偏重科举、轻视学校的风气。考试内容侧重经典章句，追求华丽诗赋，方法机械呆板，多靠死记硬背。既不利于选拔和培养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又养成了空疏的学风。人们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求知求真，而是为了获取功名利禄。这种具有强烈功利色彩的教育观，长期支配着中国的学校教育。明清实行的八股取士制，更是对唐朝科举制的变本加厉的承袭。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人自觉不自觉地把科举制与教育强行联系在一起，实则是对科举制的一种误解和对教育的不了解。废止科举制100多年过去了。而今天，科举制的强大生命力仍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教育。以高考为例，“从1905年算起，中国废除科举制度整整一个世纪了。然而，科举却以另一种形式在中国的教育领域恢复并存续着。从理论上讲，恢复高考只是恢复高等教育制度的外在的组织形式。但高考制度的几度废兴，总是没有摆脱科举考试制度的阴影。高考沿袭了中国历史上科举的做法，将一种政治选拔制度强加于教育，赋予高考以选拔的职能。所以有人认为，统一高考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选官的科举制度在教育领域里的演变”。

唐朝人才选拔制度是科举制度，又称科举，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基本制度。它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持续了1300多年。科举制改善了之前的用人制度，彻底打破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部分社会中下层有能力的读书人进入社会上层，获得施展才智的机会。

开科取士，择优录用。为国家选拔人才。

我们不难发现，持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曾经闪耀过璀璨的光芒。在科举制消逝了近百年 的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科举时代所积淀的传统文化之无处不在。在经历了盲目而激烈的批判之后，科举制又 渐渐为世人所慎思、所吸纳。作为中国古代一种大规模的国家考试，科举以选拔优秀人才担任政府官职为鹄的 ，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产生过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从教育的角 度看，由于深受“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影响，封建时代办学的目的是“储才以应科目”，足见科举对教育的影 响之大。科举废除已近百年，其对教育的影响却弥漫并积淀为现实基因的一部分。探讨科举制下考试与教育的 关系，有利于我们今天的教育考试改革鉴古知今、趋利避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