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关系的论文参考文献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把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深刻认识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对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大意义。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变化，并深入理解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从而充分认识统筹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建立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生态文明新构架。应当说，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完全符合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潮流。 一、生态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是：肯定人是自然界的相对主体，人类的社会经济必须继续向前发展。同时，要清醒认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努力做到在与自然和谐共处中，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人类社会的新的文明——生态文明。 1、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论内涵 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关系，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是人与自然关系史。人与自然共处在地球生物圈之中，人类的繁衍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大自然，必须以大自然为依托，利用自然；同时又必须改造自然，让大自然造福于人类，服务于人类。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与作用，包括从自然界索取资源与空间，享受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向环境排放废弃物；二是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与反作用，包括资源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制约，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退化对人类的负面影响。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类对客观自然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在人 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人类对人与自然的认识有显著的不同。在原始社会，人类以狩猎和采集方式从事生产活动，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强，主要体现为依赖和适应，人类生产和生活受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制约明显，人对自然曾保持了一种原始的和谐关系。在农业社会，从事农业劳动是人类主要生产方式，由于生产规模小、强度低、其负面影响较小，人类与自然保持一种融合的非对立关系，但是在一些局部区域也出现了过度开垦与砍伐等现象，特别是为了争夺水土资源而频繁发动战争，使得人与自然关系在整体促使相对和谐的同时出现了阶段性或区域性的不和谐现象。在工业社会，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显著提高，人类活动范围已扩张到全球的各个角落，并且不再局限于地球表层，已拓展到地球深部及外层空间，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并极大地提高了认识自然和改变自然的能力，但是，全球性的人口急剧膨胀，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当前大规模的、无序的人类活动已打破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和生态结构，正深刻地影响和改变地球生态系统的演变路径和方向，对人类生存安全构成了极其严峻的挑战[杨多贵，2005]。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广泛兴起与蓬勃发展，可以说是人类发展观的一次质的飞跃，它既是划时代的发展观、又是崭新的世界观、文明观和自然观，它深刻地揭示了经济社会繁荣背后的人与自然冲突，对传统的“征服自然”等不可持续发展观提出了挑战。1992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8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102位国家首脑出席了这次“地球高峰会议”，会议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它标志可持续发展观被全球持不同发展理念的各类规矩所普遍认同，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世界的共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人类的共同使命。 人与自然和谐，从理论层面上看，它应是人与自然互相适应的辨证统一、互动和谐；从实践层面上讲，它应有人与自然双方均处于既被改造又应保护的关系之中。历史经验表明，当人类与自然处于平等、互利、和谐关系的时候，自然也能为人类提供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正如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总之，人类社会是在认识、利用、改造和适应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历史演变是一个从和谐到失衡，再到新的和谐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2、生态文明的内涵及其主要内容 文明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概念，它表征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与整体面貌。从历史上看，人类文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目前，人类文明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如果说以工业生产为核心的文明是工业文明，那么，生态文明就是

协调人与自然关系 加快建设生态城市大自然是万物赖以生存的基础，人的生命活动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它，它们构成矛盾的统一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发展，由此构成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生态环境则是大自然的有机整体，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生态问题是一个“全球问题”。进入六十年代以来，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继之而来的是粮食、人口、自然资源和环境污染的压力，直接冲击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人类的生存。生态破坏主要体现于物种灭绝、植物破坏、土地退化等自然破坏。九十年代初，一名著名专家经过考证称：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欧洲是先破坏，再保护；美国是破坏了一半，保护了一半；中国是正在破坏之外。因此，协调经济发展、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矛盾，已成为当代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售点问题。在国内，由大兴园林绿化到创建园林城市，从运用生态规律制定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到生态城市、生态省的提出并付诸行动，其核心都是寻求达到城市与自然、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和。我市将生态城的概念定格为：生物资源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得到合理利用，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城市规划建设做到科学有序，经济社会保持协调发展，人与自然达到高度和谐。由生态城市的理论与实践，归根结底实际反映人与自然可持续和谐发展的要求。一、“天人合一”、“以人为本”是生态环境建设的哲学基础我国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提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可以说，“天人合一”的思想已全方位地渗透到中国人的生产、生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历来是理论家积极探讨的课题。人与自然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也是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基本内容。马克思说：“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本质在于它从实践角度出发，揭示自然界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不断被人化的实质，使人与自然形成实践为基础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与自然对立；另一方面，人与自然又密切联系。离开自然，人就失去了获了物质生活资料以及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在生产劳动中，人致力于塑造一个和谐的“人化的自然”。但由于社会中异化劳动的存在，人实际上成了自然界的破坏者，如自然景观的破坏，生物资源的毁灭、环境的污染等。由此，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有赖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生态环境是大自然的基本要素，又是构成人与自然高度和谐和发展枢纽。通过园林绿化和改善人民居环境，不断增强节能效益、生态效益已成为人类的共识。以我市为例，百二河的治理、园林城市创建活的实践证明，生态园林、生态环境已表现为一种生命、一种理想的生存环境。正是出于寻求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当代人热情倡导一种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通过积极主动的生态建设来修复已遭破坏的地球环境的道德态度。为此，联合国颁布了《21世纪议程》，我国也制定了《中国的21世纪议程》，把人与自然和谐和作为走向21世纪的哲学导向，寻求“高效和谐——持续发展”，创建绿色城市生态文明的优化模式作为跨世纪城市规划战略的永略目标去求索，以促进人类文明的升腾。二、生态环境建设是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人类发展史表明：“政治是人为的短期行为，在历史的长河中只能是短短的一瞬间，而人类生态的需要却是子孙万代永恒的需要”。全球生态环境现实说明，发展中国正经受来自的贫穷和生态恶化的双重压力，贫穷导致生态恶化，生态恶化又加剧了贫军。我国的国情是：城市人口多，人口增长速度快，人均城市建设用地资源水平和人增绿地水平都大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国民经济还欠发达，现代城市园林起步晚，起点低，投入有限，总体的质量、数量和水平低于发达国家。这就迫切需要树立一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新发现。同时，生态园林的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对外开放、持继续发展的需要。“植树种草就强国路”正成为人们共识。为了使生态环境建设适应人与自然可持续发民要求，国内有专家明确提出：以山水资源为环境基础，以山水文化为民族特征，以整体观为思维方式，以山水景观作为城市构图要素的中国园林城市或“山水城市”，是中国城市化运动发展的方向，“是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城市构筑的模式”；是《中国21世纪议程》“是人类住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具体体现；是中外文化的有机结合，也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有机结合。“未来的城市应当充分体现，生物圈与技术圈的协调以及人与环境和谐相处”才行。融生态、文化、科学、艺术为一体的园林建议，符合人与环境的关系中人对环境综合需求的准则。生态城市建设是实现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凝练。建设生态城市，实质上是调控城市生态系统，使城市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传递与转化持续不断地进行，其目标是遵循城市社会功能整体性——和谐生态——平衡发展规律，对自然由无序蔓延变为合理分布，变恶性掠夺为最大值利用，建设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同步协调的资源配置机制和合理布局，最终的发展目标是达到以人为本改造自然，优化环境，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动人类社会的文明和发展。三、建设生态城市是人与自然和谐和发展必然选择城市是人赖以生存发展的空间，是受人为活动强烈影响的生态实体。从生态城角度看：城市是特定地域范围内以人的行为为主导，以自然环境为依托，物流流动为载体，科教文化为动力，社会体制为径络，由其“因子——要素——子系——系统——巨系”构成的人工生态综合体，也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城市的提出基于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是将生态系统的概念引入到城市研究中，是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十堰市属山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渊源流长。早在500年前即明永乐年间，朱棣在武当山大兴山林时就明确规定，不准动武当山一石一木。历时11年，武当山形成长140华里，总面积160万平方米的道观建筑群，而生态环境却未受到破坏；后来明朝廷又几次下旨，将武当山方圆括800公里的山林划归道观管理，使之形成一个生态保护区。清代志书载有十堰地区十大自然风景。清代以前城区建筑风格和区内绿化，给民众创造了风景如画的场所。解放前后，城市农村田园式绿化特色仍十分突出。从六十年代以后，随着“三线”建设、城市发展，生态环境又历经了毁坏、恢复、建设的历程。经过三十年艰苦奋斗，我市于1999年荣获“国家园林城市”殊荣，由此也不断深化着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认识，即不应仅仅停留在环境保护层面上，而应该注重从生态系统的深层次上处理好建设与保护的关系。二十一世纪，人类将由追求功能齐全旧城市转向追求清新绿色的优美环境，这是人类的觉悟，也是自然法则使然。基于生态环境的重要作用，党中央确定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明确提出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作为全局的重点来实施，我市市委、市政府也积极采取措施，将本市列为“国家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试点示范区”，并提出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无论从科学理论和具体实践上来看，加快建设生态城市对发挥十堰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支点作用都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生态城市的前景应该是“山翠草绿、花香鸟语、空气清新、天蓝水碧、经济繁荣、文明守纪、关系融洽，天人合一”。它的归根点就是人与自然高度和谐，这是永恒的主题。作为一项长期性、持续性、社会性的系统工程，生态城市建设首先应遵循系统原则、生态原则、自然原则和经济原则。在此基础上，要把握好以下几个重点：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价值观导向。只有从这一哲学基点出发，才能围绕“以人为本”原则，促进良性的生态城市建设运行机制形成，实现整体协调发展。只有用“高效和谐和一持续发展”优化模式框定其战略属性，才有构筑建设生态城市的可能。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关系之一，是自然界内在关系的最高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就是人类对自然的不断改造和对自然界变化不断适应的过程。当前，中国社会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与此同时，各种与生态环境有关的社会矛盾逐渐突出：物质经济日益丰富，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协调；人们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但多种欲望的诉求又往往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因此，在对待人与自然问题上，应采取更为理性的态度，客观认识休闲对生态环境具有的重要影响，树立生态休闲方式，这对于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具有重要意义。一何谓休闲？从构形上看“，休闲”二字中的“休”即倚木而息，强调当下摆脱体力劳动的自由，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闲”本意是“放着不用”，引申为娴静、安宁，淡定神闲。《现代汉语词典》把“休闲”解释为“：（可耕地）闲着，一季或不种作物”，《辞海》中则把“休闲”解释为：“农田在一定时间内不种作物，借以休养地力的措施”。如果将“休闲”的主体“农田”改换为具有人类学意义的实体，并结合“休”字的本义，那便可以相应地赋予休闲这样的涵义：人在一定时间内保持平和、放松，不安排工作，借以休养人力，达致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和谐的措施，从而表达了人类生存过程中劳作与休憩的辩证关系，又喻示着物质生命活动之外的精神生命活动，使人与自然浑为一体。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一个普遍有闲的社会正向我们走来，休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正在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中国自 1995 年起开始实行 5 天工作制，年 9 月实施了“三个长假日”，2007 年 11 月又对国家法定节假日做出了调整。在这个方案安排中，国家法定节假日的总天数不仅有所增加，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民族传统节日还被定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国家法定节假日的增多，休闲在生活中的比重日益增大，休闲活动的内容和方式的更加丰富，使休闲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实际上，休闲在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早在古希腊时期就产生了休闲思想和休闲文化，并对其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把它定义为“不需要考虑生存问题的心无羁绊的状态”。美国学者约翰·凯利则把休闲理解为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是一个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主要社会空间”“，在人的整个一生中都是一个持久、重要的发展舞台。”从一般意义上讲，休闲是指人们在劳动和生理必需时间之外的自由支配时间里的行为或活动。休闲有四种含义：一是从时空意义上，指人的闲暇时间在特定空间的消费指向；二是从行为意义上，指人的休闲活动的满足指向；三是从生命意义上，指生命自我处在一种自由、自主的生存状态；四是从意识活动意义上，指人的闲适精神的实现。一个人的休闲，与其说是从外部世界获得的一种满足，不如说是人内心世界的一种追求，是一种生活实践和生命体验，是人生的一种智慧，是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或者从某种意义上，休闲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一体，是人类对自我生存状态的反思和向大自然的回归，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自由的向往。人们在休闲中感受文明、融于自然、理解文化、陶冶情操。二在现代社会里，休闲必然会影响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休闲是具有类本质的人的一种存在状态，是人内心世界的一种追求，是由休闲主体的自由意志所决定的。休闲关系是一种动态且相对开放的过程，在休闲活动中，休闲主体可以影响和操纵社会规则，休闲活动的个性化、商业化等趋势也将自我、个人身体投射到休闲活动与经验的前沿，从而赋予现代休闲关系独特的形式，并进而影响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休闲的良性运作有利于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首先，在人性预设上，休闲是向自然的复归，天人合一的再现。从人性的意义上说，休闲就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意识（精神）属性相互作用的和谐状态及其层次的提升过程和境界“，是人的自然属性的和谐，人的社会属性的和谐，人的意识属性的和谐，以及这些和谐之境界不断提升的状态”，其最大特点是人文性、社会性、创造性。它使休闲主体在精神自由中历经审美的、道德的、创造的、超越的生活方式。因此，按其本性而言，休闲并不意味着大规模的物质消费，休闲活动在主观上不以获取物质财富为目的，在客观上不必然以消耗大量的物质资源为代价。实际上，最满意的休闲方式与过度消费并没有必然联系，也不意味着要破坏生态环境。所以说，休闲是人性实现自身和谐的过程和能够达到的境界，人性系统的丰富性、整体性和全面性客观上要求保护生态环境，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次，休闲可以提升人的素质，养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识。休闲活动不仅可以帮助社会大众抒解生活压力，丰富生活体验，促进社会交友，增进家庭亲子关系，实践自我理想等，而且使人通过与自然的接触，铸造一种坚韧、豁达、开朗、坦荡的品格。使人的生命既丰富多彩，又获得人格的完善、素质的提高和价值的提升，并进而建立起与自然丰富多样的全面性关系。而人与自然全面性关系的确立，有助于在把人从片面和畸形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养成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识，促进人与自然的交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识所导致的天人合一的价值取向、生态哲学的精致理想、可持续发展的高瞻远瞩，既是提高人的生命质量的需要，也是在令人惊异和令人惊喜的感受中完成对日常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自我超越。另一方面，休闲的异化又会导致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因为人类的休闲活动固然可使行为者获得愉悦、满足，但并非全然都是正向的，我们延续多年的生活方式也并非都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不是所有的休闲活动都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和谐。法国学者波德里亚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称为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中休闲被异化了，无辜地沦为幻觉，被符号化为不受生产性劳动的约束，身处消费社会中的人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一符号系统。消费社会不仅使人丧失了应有的自然机能，而且使自身的精神价值被置于次要地位，甚至从人的灵魂深处无情地抽掉了人生的真正价值，把人间的真情、乐趣、亲情、友谊等属于人类本真的东西置于金钱交易的屋檐底下，使人的尊严和本性消失在价值失落的刺激消费之中。休闲的本意是要寻求实存的意义，然而在消费社会中，作为“成为人”的过程的休闲不复存在，人们休闲得越多，实存消失得越快，且一切出于经济目的的休闲，必将造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奢侈性休闲倾向。人们过分看重消费的符号意义，在消费过程中沦为社会符号表征。认为休闲就是权力与金钱的象征，美好的休闲生活就是无限制地拥有私人空间、休闲物品、昂贵的服饰以及永远保持对异性的吸引力，因而带有明显的奢侈性、浪费性。这种与真实自我需求相违背的消费与休闲，使得人们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往往为表象所迷惑，看不到自我真实的需求，或者即使看到了也由于自我评价体系与外界价值相悖而选择放弃，成为消费主义社会背景下生态环境危机的“贡献者”。奢侈性休闲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不道德的休闲消费方式，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认识到对财富的过度追求会严重影响到人们过好生活的能力。然而，物质的满足是没有止境的，人们注定要无止境地追逐消费的象征符号。这样，当人们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后，又会无意识地使自己成为技术、时间、金钱、权力和信息的奴隶。自我价值的追求被一系列形式化的、表面性的东西所蒙蔽。奢侈性休闲主体对社会资源的过度占有，必然会压缩他人的生存空间，造成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和谐。而社会生存空间被压缩，人就转向自然要空间；生存资源受侵害，人就转向自然要资源。现代人这种在物质财富“占有”过程中的异化，使得人与自然的矛盾日趋激烈，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因此，如何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休闲观，养成合理健康的休闲方式；如何在发展休闲业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使生态与游憩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所有问题都指向了当前休闲理论研究的重点———生态休闲。当前，中国正在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论从什么角度上讲，保护生态环境，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之路，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在这一进程中，生态休闲具有重要的作用。三所谓生态休闲，就是通过人类群体所特有的生态行为规范、生态思维方式、天人合一的情感、关爱生命的伦理，创建生态文化意境，通过保护生态环境，从而达到个体身心和意志品德的全面发展。它既是一种自觉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文明的休闲形式，又是人的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是人类保护自然的一种积极措施；它要求减少人类对于自然的物质变换，抑制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降低人类活动的环境影响；它强调人们尊崇自然的异质性，充分感悟自然，把自然作为一个有个性的独立生命来看待，达到与自然的和谐交流。人们的休闲实践表明，充分健康的休闲方式是符合生态规律的，必然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在全球人类面临着生存环境的危机，人们的环境意识日益彰显的情况下，生态休闲作为绿色休闲消费，一经提出便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其内涵也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得到充实。如针对目前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状况，将生态休闲定义为“回归大自然休闲”和“绿色休闲”；针对现在休闲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生态环境问题，将生态休闲定义为“保护休闲”和“可持续发展休闲”。中国各级政府也根据各地的实际，开展各种生态休闲，发展各具特色的生态休闲产业，使休闲与生态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然而，环境美德的养成、生态休闲方式的确立本身就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为了确立生态休闲方式，我们应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地强化和改变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首先是反对消费主义宰制下的奢侈性休闲，养成生态休闲意识，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生态休闲意识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第一意识，也是人们在休闲活动中应当自觉培养的文明意识。在分享大自然带给我们的休闲快乐时，应恪守环保理念，有意识地去保护生态环境，不去损害休闲对象和周围环境，在理性休憩的前提下从事休闲活动并从中学习自然知识和放松身心；在寻求最大限度地满足对自然美景的享受和对民族历史文化了解的同时，爱护供我们享受、给我们知识的休闲环境。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生态休闲属于绿色消费，而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消费绿色，不能以山水被污染、草木被践踏、鸟兽被杀戮为代价。只要人类的发展思维摆脱盲目的经济至上观念的控制，就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本质意义上的休闲，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因为在经济至上观念的操控下，人们似乎永远没有足够多的时间用以休闲，亦无暇审慎地思考休闲的真正意义，更不用说通过休闲来寻求生活本身的意义、保护生态环境了。从人生的意义上说，休闲不单是一种活动，而更主要是一种境界，一种理想，一种氛围，一种不断超越既存现实和自我的努力。当人们休闲地徜徉在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活氛围中，人类不会感到孤单，世界不会变得荒凉，自然更不会与生命背离。只有真正坚持“人倚木而休”这种生活态度，则一种不仅顾及人类利益与价值，同时保持自然之利益与价值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活动与生产活动才会成为现实。其次是要充分发挥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积极作用。在全民生态意识还有待达到自觉自愿水平之时，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行政作为，是实现生态休闲的重要途径。为此，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应制定与完善相应的政策、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成立专门的休闲服务管理与监督机构，做到对休闲资源的科学合理开发与利用，同时加大法律监督和执法力度，并建立起有效的考核指标体系和监控制约机制。尤其是在这个休闲日益高涨的时代，适当地增加投入并有效地规范相应的制度是一项明智之举。否则，很容易出现所谓的“公用地悲剧”。同时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还要加强对休闲主体的教育。休闲的异化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而休闲异化的根源在于现代性的危机。从叔本华、尼采到狄尔泰、胡塞尔、海德格尔，甚至包括法兰克福学派，都倾向于把现代性危机理解为一种精神危机或文化危机，其根源在于理性主义传统对于生活世界的遗忘。因此，回归生活世界是消除异化、寻找生存意义的根本途径，这其中包括对休闲主体进行生态休闲的教育。亚里士多德曾向那些统治者和决策者明确提出把休闲教育融入理想国家的建议，美国着名生态伦理思想家利奥波德也认为，“一个受过教育的公民知道他自己仅是生态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他敏锐地意识到当代经济消费对过好生活和生态环境健康所造成的障碍，而休闲则可以作为克服这些障碍的适中力量。因此，国家和各级政府必须通过教育和其他措施鼓励户外休闲，教育人们学会休闲，教育那些通过休闲获得愉悦的人在从事休闲娱乐活动时随时提醒自己，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大自然“痛苦”的基础上，不要建立在损害他人以及后代人满足其休闲需要的基础上。让人们从内心深处真正体会到生态休闲才是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健康稳定持续的经济效益的有效出路，逐渐做到自觉维护休闲的“生态性”。倡导生态伦理和生态行为，提倡生态善美观、生态良心、生态平等、生态正义和生态义务等。如果人们在从事休闲活动时都对大自然充满爱，人与人之间就会充满关爱，生态环境保护就有了坚实的基础。总之，人类只有拥有生态休闲的理念，把对生态环境危机的思考提高到文明批判的高度，才能真正找到解决和克服目前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的方法，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这不仅需要调整人类的政治经济制度，还需要调整人类的价值观，树立尊重自然的基本态度。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人类终将以自觉的意识，构建起一种适应新时代的休闲文化观，树立生态休闲方式，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参考文献：[1]高扬，谢怀遥。从中国传统文化看休闲[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06，（1）[2]转引自[美]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M].康筝，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3][美]约翰·凯利。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M].赵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4]郭旭，郭恩章，陈旸。论休闲经济与城市休闲空间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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