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对鲁迅的研究论文

1961年，夏志清出版了《近代中国小说史》，其中对鲁迅评价比较低，“大体上来说，鲁迅为其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是他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捷克著名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曾写书评《中国现代文学的根本问题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批评夏志清《现代中国小说史》的分析方法不够“科学”，文章指出其他所有现代作家都缺乏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特点：“寥寥数笔便刻画出鲜明的场景和揭示出中国社会根本问题的高超技艺。”夏志清撰文反驳，这两篇长文都刊在布拉格东方研究院的杂志ArchivOrientalni上，现在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必读之作。日本文学评论家、中国文学研究家竹内好说：“鲁迅是现代中国国民文化之母。”竹内好毕业于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后作为自由职业者专门从事著述活动。著有《竹内好全集》17卷、《鲁迅》、《中国革命的思想》、《新编鲁迅杂记》等作品。其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鲁迅研究，以鲁迅研究为基础，他介绍了孙文、蔡元培、毛泽东等人的思想和传记，以杂志《中国》为基地，连载《为了了解中国》等启蒙文章。郭沫若先生说：“鲁迅是革命的思想家，是划时代的文艺作家，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学家，是以身作则的教育家，是渴望人类解放的国际主义者。”而胡适却幽默地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称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他说：“鲁迅是真正的中国作家，正因为如此，他才给全世界文学贡献了很多民族形式的，不可模仿的作品。他的语言是民间形式的。他的讽刺和幽默虽然具有人类共同的性格，但也带有不可模仿的民族特点。”

非常的悲伤，惋惜

。《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 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社戏》并非原文的全部，而这种删节或许正引导和规定了更多的人对小说原作的理解，它在我们的记忆中展现的只是一幅精妙绝伦的江南小镇风物图，秀美的景致、豆麦的清香、淳朴的民俗以及一大群天真质朴的孩子，足以让人产生某种幻觉。但一联系前文“我”两次看京戏的情景，就完全不是一种印象了。戏院里“咚咚惶惶之灾”，由板凳“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工具”，带着这些小说前半部分留下的奇特而沉重的印象来重读我们早已读熟的文章，不得不有新的感觉感受，新的发现及新的眼光。再回忆鲁迅写在赵庄的看戏，竟至于如此的烦闷，其意并不在“戏”或“看戏”本身，而是来折射自己内心的世界，通过这些“看戏”过程中不同寻常的感觉感受，使人体会到一种精神的扩张、霸占，对个体生命的挤兑、迫压使人产生甚至于生命的威胁感，实在是与后面的清闲不可比拟的。然而这种同现，正是产生了无法超越、剥离的负罪感与现实体验，以儿童视角描绘的鲁镇的田园牧歌的生活，在此时已消失殆尽，留下的，只是心中无尽的伤痕与莫名的惋惜，鲁迅同样是以陌生化的视角来建构整篇小说的，前面删节的部分是于现实中的陌生，无法融入现实的体验，而后面则是一直以一种腼腆的姿态来回报当地不同人的相同热情，同样没能沉于“故乡”中，于是鲁迅思想的“中间物”的意象跃然纸上，这种回望与展现都不能完成的中间性，是作品中的“我”与作者的再度结合，从而在更深沉次上体现了现实主义。 钱理群在剖析鲁迅的思想时曾指出鲁迅作为现实主义者，最根本的含义，在于他彻底地屏弃了一切关于绝对，关于至善至美，对于全面而无弊端，关于永恒的乌托邦的神话与幻觉世界，杜绝一切精神逃薮，只给人们留下唯一的选择——正视现实、人生的不完美、缺陷、速朽，并从这种正视中，杀出一条生路。对于故乡的回忆，无论是真实的散文的语言，抑或自叙式的小说笔调，鲁迅都带有原乡情调似的追述展示绝对澄澈的世界，这种童话般的生活作为永恒的乌托邦的幻觉于不真实中表现无法企及的现实的悲哀。陌生化的视角，不是简单的怀乡和描述，而是更突显了屹立于“故乡”中的外乡人形象，这种无家可归的绝望的苍凉，构成了鲁迅极其作品“荒凉感”的另一个侧面，那些田园牧歌实际上是现实的坟墓中葬送了现实，田园牧歌对于鲁迅自我只是回忆中爱的体验，却又背道而驰。鲁迅自己曾说“爱之转而畏惧于爱，最终逃避爱”，这些有关爱的回忆，造成一种距离感，可以使他摆脱爱的重压，更投入的反对现实。 “爱是奢侈品，在这样的人间”，先生正是于这样的彷徨的无地中以最深刻忧患的灵魂建构起一座丰碑，在田园牧歌中践行现实主义。 绝望与希望中的启蒙者 很久以前读《伤逝》，读鲁迅，不懂。记忆中只有子君走过紫藤棚与涓生谈易卜生、谈泰戈尔的风景，子君瞥见雪莱半身像的羞涩，还为着子君的死可惜，我抄了林徽因的《别丢掉》：“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那真/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使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向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者/有那回音”，以此来祭奠子君，祭奠那些为了爱奋力拍翅飞出围城却又在无可奈何中走向坟墓的女子。《伤逝》是先生少有的温情之作，之中寄寓的，有关于爱的回忆，有对封建社会的现实性的反抗，更存在的是先驱者无法回避的历史命运。子君的无畏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代表着众多蒙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影响的年青人，在才子佳人梦的破灭中，对于封建的叛逃只能留下一声叹息。这之中，有鲁迅对个体生命存在与社会历史群体关系的探讨，深入触痛的，更是于绝望与希望中他都无法忘怀的启蒙，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交织中斗争的空白，留给他只一点罅隙去品位再一次的孤独。 《伤逝》作于五四落潮时期，正如鲁迅在显示中所体会的各样人生情态，高升的高升，沉沦的沉沦，这些个体所表达的都是先驱者对于寂寞中选择的不同的历史命运。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是突破封建束缚后自我选择的结果，它具有不可回避性，这不仅来自五四偏执错误的启蒙思想，更有对自我认识的绝望与希望的模糊体验。《伤逝》是以涓生手记的形式把握的，其中对会馆的败壁、吉兆胡同生活的描写都带有回忆的性质，而这种回忆，终于没能落入乌托邦神话的幻想，最后还是回到现实，重新面对新的痛苦与寂寞，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子君和涓生对自我个体解放中蕴涵的有鲁迅前期的浪漫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思想，他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个性主义思想与封建传统思想以封建“社会”为本位的思想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在揭露封建思想对个人生存权利的漠视和对思想的摧毁中，鲁迅把西方浪漫主义的某些观点也寄托在这里。子君和涓生一起读泰戈尔、雪莱的诗，一同散步，探讨未来，于无畏中将自我从封建牢笼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实现了自我的启蒙，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是徘徊在希望边缘中渐而升起的绝望，这种绝望来自于未知前路的迷茫。等待的面前面对的是现实的危机，经济的拮据、家人朋友的不理解都使子君与涓生对这种生活产生怀疑，于是一个开始沉溺于与官太太的勾心斗角中，一个开始在内心中反思现实，这种背道具有历史性的选择意义，个性解放后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与整个社会历史相结合、相协调，而这种结合与协调又不至于丧失自我。这之中，鲁迅提出的，是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对个性启蒙的怀疑已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体验，更升华为对人的自觉的怀疑。人的独立品格、人的自由自觉都应是与人相协发展的。

这个不好说 但绝对不少 鲁迅曾被诺贝尔文学奖 提名 不过他谢绝了 于是颁给了川端康成 虽然没得奖 不过可以看出其影响力

鲁迅及其作品进入西方人的视野是20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的事。当时,给欧洲带来毁灭性影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欧美知识界开始反思西方文明的种种弊端,一些有识之士还开始检讨以往一个世纪西方对非西方文明居高临下的主子态度,尝试以平等的眼光观照非西方文明形态。此外,国际政治格局也发生了某些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中国,虽然在战后的利益分配中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好处,但至少获得了与欧美国家的对话的机会,西方列强逐步改变了鸦片战争尤其是庚子事变以来毫不掩饰的对中国公然的蔑视态度。在这样的语境中,中西文学交流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西方对中国文学的关注由过去的只关注古典文学,转向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并重的研究格局,其中鲁迅就是最受西方学者关注的中国现代作家。鲁迅作品最早的西文译本是梁社乾翻译的《阿Q正传》英文译本。梁社乾(1889~? )祖籍广东新会,生于美国,精通英语,从1925年5月起与鲁迅通过十多封信,商讨《阿Q正传》译事,他得到鲁迅的许多帮助。1926年梁社乾翻译的《阿Q正传》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鲁迅在12月11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他收到梁社乾6本赠书的情况。[1] 鲁迅作品的第一个法文译本出自敬隐渔之手,也在1926年面世。敬隐渔(1902 ~1931)是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中国留学生,1926年5、6月,他翻译的《阿Q正传》经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介绍,在著名的刊物《欧罗巴》第41期、42期发表。1929年,敬隐渔把他翻译的《阿Q正传》会同《孔乙己》、《故乡》收进他翻译、编辑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家作品选》,在巴黎出版。随后,英国人E.米尔斯将敬隐渔这部《作品选》转译成英文,改名为《阿Q的悲剧及其他当代中国短篇小说》,于1930年在伦敦的G.老特利奇公司出版, 1931年,美国也出版了这部作品集。1932年,鲁迅的《药》由乔治·A.肯尼迪翻译,刊载在上海的英文刊物《中国论坛》第1卷第5期上。在鲁迅生前,上海的外文报刊载过鲁迅译文的还有英文刊物《中国呼声》、《大陆周刊》、《民众论坛》等,法文报纸有《上海日报》等,在美国出版的《新群众》、《亚洲》、《小说杂志》和《今日中国》等也刊登了由斯诺、伊罗生、王际真等翻译的鲁迅作品译文。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05~1972)1933年与鲁迅结识,并开始翻译鲁迅的小说,1935年2月姚克翻译的《药》和斯诺为英译本作的序言一起刊登在纽约《亚洲》杂志第35期上, 1936年斯诺与姚克联手译出《风筝》,发表在《亚洲》杂志第36期上。1936年10月,斯诺翻译、编辑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在伦敦的哈拉普书局出版,该书第一部分收录了鲁迅的《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风筝》、《离婚》6篇作品。美国记者伊罗生(HaroldRobertIsaacs1910~)也是鲁迅的友人,他翻译的《风波》登在1935年9月纽约出版的《小说杂志》上。三四十年代在美国高校任教的华裔学者王际真也是当时译介鲁迅作品的主要译者,他翻译的《阿Q正传》于1935年在纽约的《今日中国》月刊第2卷第2—4期连载。后来王际真又翻译了10篇鲁迅小说,它们是:《在酒楼上》、《离婚》、《头发的故事》、《狂人日记》、《故乡》、《肥皂》、《祝福》、《伤逝》、《孤独者》、《风波》,陆续在纽约的《远东杂志》和上海的《天下月刊》发表。1941年,王际真把这11篇译作结集为《阿Q及其他———鲁迅小说选》,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王际真还译有《现代中国小说选》(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4年版),内收鲁迅的《端午节》和《示众》。王际真译有鲁迅小说13篇,成为本时期西方世界翻译鲁迅作品最多的学者之一。鲁迅作品的德译本面世比较晚,据学者戈宝权查证, 1928年,廖馥君曾经在1928年用德文译过《阿Q正传》,但一直没有出版。1947年,约瑟夫·卡尔迈尔翻译的《祝福》在瑞士苏黎世面世,这是最早公开印行的德译鲁迅作品。1946年,斯诺编译的《活的中国》转译为丹麦文在哥本哈根出版,这是鲁迅作品首次被译成丹麦文。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欧美各国人士中最早着手研究鲁迅的是巴特勒特(. Bart-lett)。1926年6月中旬,当时在北京大学教授西洋文学和哲学的巴特勒特访问了鲁迅,1927年10月,他的《新中国的思想界领袖鲁迅》一文在美国的《当代历史》第10期上发表[2]。文章称鲁迅是“中国最有名的小说家”、“现代中国的写实大家和短篇小说的名手”。文章介绍了鲁迅对俄国文化和文学的看法:“我觉得俄国文化比其他外洋文化都要丰富”,“中俄两国间好象有一种不期然的关系,他们的文化和经验好象有一种共同的关系”,“俄国文学作品已经译成中文的,比任何其他外国作品都多,并且对于现代中国的影响最大”。巴特勒特在文章的最后从思想史角度对鲁迅的重要性进行了评析:他是一个天生急进派,一无所惧的批评家和讽刺家,有独立的精神,并且是民主化的。他用普通话写作品。他是一切迷信的死敌人,笃信科学,鼓吹新思想。他曾对我说:“孔教和佛教都已经死亡,永不会复活了。我不信上帝,只相信科学和道德。中国人本和宗教无缘,所以再也不会信仰它,中国人今日最大的毛病是懒,他们一旦努力起来,内战马上就会停止,那时中国也就强盛。工作和科学二者是中国的救星。”巴特勒特在文章中还介绍了《阿Q正传》在国外的影响,以及法国文坛巨匠罗曼·罗兰对它的高度评价。说起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的评价,必然要讲到他的评价在中国文坛引起的一段公案。1926年2月20日,鲁迅收到敬隐渔的来信,被告知说罗曼·罗兰即将把他翻译的《阿Q正传》推荐到《欧罗巴》杂志发表,敬隐渔的来信转述了罗曼·罗兰对这篇作品的评价:“……阿Q传是高超的艺术底作品,其证据是在读第二次比读第一次更觉得好。这可怜的阿Q底惨象遂留在记忆里了……”罗曼·罗兰的看法是在写给敬隐渔的信中表达的,敬隐渔告诉鲁迅说罗曼·罗兰给他的信件已经寄给创造社了。[3]作为创造社成员的敬隐渔本想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公开罗曼·罗兰写给他的信,但此信一直未能发表。1926年3月2日,柏生发表《罗曼·罗兰评鲁迅》一文,文中引用了全飞先生的法国来信,全飞自称是敬隐渔的同学,他介绍了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评价,与敬隐渔写给鲁迅信中的评价基本一致。全飞还认为敬隐渔“中文不甚好”,故他译的《阿Q正传》“恐与原意有许许多不合处”;全飞还说敬隐渔“同时译了一篇郭沫若的东西,罗曼·罗兰谦虚地说他不晓得好处”。[4]敬隐渔看了全飞的文章后很生气,他写了《读了〈罗曼·罗兰评鲁迅〉以后》,声称他从来没有过名叫全飞的同学,全飞对他的译文的看法,以及所谓罗曼·罗兰对郭沫若文章的评价都是捏造的。[5]1932年4月,增田涉写的《鲁迅传》在日本《改造》杂志刊载,内中提及创造社扣压罗曼·罗兰《阿Q正传》评论之事。1933年12月19日,鲁迅在致姚克的信中说:“罗兰的评语,我想将永远找不到。据译者敬隐渔说,那是一封信,他便寄给创造社———他久在法国,不知道这社是很讨厌我的———请他们发表,而从此就永无下落。这事已经太久,无可查考,我以为索性不必搜寻了。”[6]1935年,郭沫若写了《〈鲁迅传〉的谬误》,批驳增田涉的说法,认为创造社从来没有收到增田涉所谓的罗兰对《阿Q正传》“那篇历史的批评的文字”[7]。也许是增田涉表达不够清楚,其实他所说的罗兰对鲁迅的评价,应该指的是罗兰写给敬隐渔信中的评语,并非罗兰单独写给鲁迅的评论。鲁迅去世后不久,郭沫若撰写了《坠落了一颗巨星》,重提罗曼·罗兰评语公案,他说社会上有一种传言,“说是罗曼·罗兰有信给鲁迅,极力称赞《阿Q正传》,信是托创造社转交的,而被创造社的人们把它没收了。这种无根无蒂的飞簧,真正是更加不可思议的事”[8]。社会上的确有郭沫若所说的传言,许寿裳1947年在其《亡友鲁迅印象记》中甚至说鲁迅亲自告诉他:罗曼·罗兰“写了一封给我的信托创造社转致,而我没有收到”[9]。许寿裳是鲁迅的挚友,他的回忆录被当作鲁迅传记资料中的权威作品,但在具体的罗曼·罗兰评价《阿Q正传》问题上,许寿裳的回忆是不确切的,鲁迅本人从未说过罗兰给他写过亲笔信,他1933年12月19日写给姚克的信说得比较明确,罗兰的评语是在罗兰写给敬隐渔的信中出现的,郭沫若应该以这封信为准判断是非;而且敬隐渔把此信寄给创造社,是希望创造社的刊物能够刊载,并不是托创造社转寄给鲁迅。但郭沫若过于计较“传说”,他看了许寿裳的文章后,写了《一封信的问题》,对许寿裳的回忆、增田涉的传记,以及鲁迅写给姚克的信进行反驳,他说敬隐渔回国后是发了狂,他言下之意是敬隐渔告诉鲁迅罗曼·罗兰评语的事不可靠。敬隐渔后来发疯是事实,但他与鲁迅通信时是清醒的也属无疑。不管怎样辩护,创造社扣发那封对《阿Q正传》有所评论的罗曼·罗兰写给敬隐渔的信是不争的事实。这段公案发生在三四十年代,到80年代所有的当事人都已作古,但鲁迅研究者和郭沫若研究者还不时有人重说这段往事,甚至相互之间还有论争。1981年,法国文学研究专家罗大冈从罗曼·罗兰夫人处获得一封罗兰的珍贵信件,这是罗兰向《欧罗巴》月刊编辑巴查尔什特推荐敬隐渔翻译的《阿Q正传》的信件,发信日期是1926年1月12日,罗兰在信中说:我手中有一篇不长的故事(较长的短篇小说)的稿子,是当前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写的,由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青年中国译者敬隐渔译成法语。这是乡村中的一个穷极无聊的家伙的故事。……这篇故事的现实主义乍一看好似平淡无奇。可是,接着你就发现其中含有辛辣的幽默。读完之后,你会很惊异地察觉,这个可悲可笑的家伙再也离不开你,你已经对他依依不舍。[10]罗兰在这封信中对《阿Q正传》的评价与敬隐渔1926年致鲁迅信中提到的评语相当接近,而且敬隐渔是在1月24日致信鲁迅的,也与罗兰写给《欧罗巴》编辑的信相承接,这一切都证明罗兰曾经在给敬隐渔的信中对《阿Q正传》作过评价,而敬隐渔又把此信寄给创造社之事是可靠的。如今,是非曲直已经比较清晰,回望这段文坛公案,觉得有一点值得回味:就是争辩的双方都很看重那封涉及对《阿Q正传》评价的罗曼·罗兰的信件,尽管郭沫若等人是不承认这封信存在的。当时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是个弱者形象,能够得到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之一的法国文化界的肯定,能够得到该国大文豪的好评,似乎中国文学就真正在世界舞台占有一席之地了,这里面是否包含着作为“弱者”的焦虑和自卑呢?倒是鲁迅本人的态度值得关注,他对罗曼·罗兰的评价当然是欣喜的,但那是获得知音的欣喜;他没有拿罗兰的评价来自炫,他没有借外人抬高自己的虚荣和自卑,他谢绝瑞典学者斯文·赫定提名他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好意,就是担心万一自己获奖了会助长国人的虚骄心理而忘记革故鼎新的事业。进入30年代后,斯诺和史沫特莱两位来自美国的记者对鲁迅的介绍扩大了鲁迅在欧美世界的影响。1928年,年仅23岁的斯诺以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他当时像多数西方冒险家一样,试图在中国寻访“东方的魅力”;但随着在中国各地采访所接触的中国民众的苦难生活,他抛弃了原先的浪漫幻想,开始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多灾多难的社会现实。斯诺在与鲁迅、林语堂等作家的交往中发现,西方的中国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轻视是自身的偏见造成的,他决定投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事业中去,他们夫妇两人用5年时间编辑、翻译《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集》,并撰写了数篇关于鲁迅文学创作的论文。斯诺撰写的第一篇研究鲁迅的论文为《鲁迅———白话大师》,于1935年1月刊登在美国的《亚洲》杂志上[11],后来斯诺对此文作了修改,命名为《鲁迅评传》,作为《活的中国》一书的序言刊行。此文对鲁迅的思想历程和作品的艺术追求的阐释都时有新见闪现。斯诺从鲁迅的眼睛切入鲁迅的精神世界,他从鲁迅那双“深陷在黑眉毛下的眼睛”,感受到鲁迅“幽默的意趣、同情心、激情、哲理、对信仰的真诚”。斯诺把鲁迅与五四新文化先驱者进行了对比,他认为其他先驱者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趋于保守,鲁迅却变成了“激进论者”。斯诺认为鲁迅经历了从怀疑的悲观主义者向着有信仰的人转变的思想道路。可贵的是,斯诺没有把鲁迅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他认为鲁迅参加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但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他还独具慧眼地作了这样的辨析:但是鲁迅像高尔基一样,对社会、文化领域的革命往往比之政治革命更为熟悉。在生活和工作方面,他本质上仍然是个人主义者。他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信仰,是基于他对无知识的群众的经济和精神需要的深刻的个人实感,而不是基于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任何学究式的研究。斯诺对鲁迅作品的艺术性有过比较恳切的分析,他指出,鲁迅“嘲笑为艺术而艺术,他认为只有为了宣传使命,写作才有价值”;“但是,不管鲁迅的意愿如何,他的许多作品却是艺术”,“如果现代中国有何种创作称得起伟大艺术的话,那么,鲁迅的作品就是这样的伟大艺术”。斯诺具体分析道,“鲁迅的大多数小说似乎结构松散,从西方观点看,情节很粗略,其中很多只是人物描绘”,鲁迅“作品的巨大魅力在于他的风格,而翻译者要把这种风格转译出来是徒劳的”。斯诺也对鲁迅作品的美学特征进行了指认,他认为“在鲁迅几乎所有作品中都突出了他那‘笑’的天才,他那雅典式幽默持平于欢乐与悲哀之间”,“这是中国别具一格的,决非外国作家所能完全领悟”。斯诺大胆预言“鲁迅肯定会在外国驰名”,那是鲁迅在欧美世界还没有产生一定影响的30年代,斯诺发出这样的预言是需要点勇气的。在世界文学背景下观照鲁迅,就必定要讲到外国文学影响鲁迅,斯诺指出:“鲁迅虽很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但是,他写的很透彻、优雅、自然、逼真、有力,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风格。这就是鲁迅与许多单纯模仿西方技巧的人不同之处。”斯诺在《鲁迅———白话大师》的注释中补充说,“鲁迅保持了他所处环境的鲜明特性”,“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他对变革中的中国所感受到的主观印象构思而成”。西方知识界在20世纪前期虽然对中国采取了不同于19世纪的蔑视态度,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立场仍然比较根深蒂固,不少中国学家都普遍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文化)是西方文学(文化)的影响的产物;斯诺虽然也承认西方文学对鲁迅的影响,但他提醒大家不要放大这种影响,他更强调鲁迅作品的本土特性,这的确是独具慧眼的见识。鲁迅去世后,斯诺的《中国的伏尔泰———一个异邦人的赞辞》在《大公报》上发表[12],文章指出:“鲁迅是现代中国文坛一个重要的人物,他是可以比拟于:苏俄的高尔基;法国革命时的伏尔泰;罗曼·罗兰;今日之A·纪德等几个仅有的,在民族史上占有光荣一页的伟大作家。”斯诺在文章的后面对鲁迅与伏尔泰作了具体的对照:象伏尔泰写他的“戆第达”(Candide)的动机,是为打破“定命论”对“穷苦”的谬说———永久的“宽容”呵;鲁迅也是藉着阿Q的人生观来讽刺中国人的“定命论”对“穷苦”“虐政”……一切环境的不良。伏尔泰是高喊“反抗”而切恨“宽容”的。是他燃起了法国革命。同样的,鲁迅是更努力的在激发中国大众的情绪赖反抗一切精神上物质上,不可忍受的痛苦。……伏尔泰对于当时法国文化上的贡献是“集其大成”;同样的,鲁迅也在文学著作,文学批评,古代和近代艺术上……多方面的努力。并且借翻译及其他方法,输灌世界新知识给落后的中国。斯诺在文章中对鲁迅主张复仇、反对不分原则的宽容的精神指向十分赞赏,认为“今日中国所迫切需要的”,绝不是“宽容”而是大胆的“批评”,“这正是鲁迅毕生重大的任”,“他以一支尖锐、残酷的笔,冷嘲热骂地撕毁了‘道学家’的假面具,针砭了一切阻碍中国民族前进、发展的封建余毒”。1943年,史沫特莱的著作《中国战歌》出版,书中有约1万字的篇幅记录了作者与鲁迅的交往,以及她对鲁迅思想和作品的认识[17]。史沫特莱着墨较多的是1930年举办的鲁迅50寿辰招待会,她是这样来描写招待会的主角鲁迅的:在外形结构上,他的面孔同普通的中国人的面孔一样,但这却是我从未见过的一个富于表情的面孔而留在我的记忆里。一种充满生气的智慧和意识从这个面孔上流露出来。他不会讲英语,但能讲相当多的德语,于是我们就用德语交谈。他的风度,他的语言,他的每一个手势,都放射出一种完整的统一的人所具有的那种难以表达的和谐与魅力。我突然感觉到自己象一个呆子似的局促不安和粗野笨拙。史沫特莱接着记载了生日晚宴过后来宾和鲁迅的演讲情况。左联女作家冯铿在演讲的结尾处向鲁迅呼吁,“希望他成为新的左翼作家联盟的左翼美术家联盟的保护者和‘导师’”;鲁迅在演讲中回应冯铿说,他的创作似植根于农村和学者生活中,他“要真是装作是一个无产阶级的话,那就未免幼稚可笑了”鲁迅认为,没有经历过工人、农民生活的知识青年是不可能创作出无产阶级文学来的。当晚会临近结束时,史沫特莱注意到一位青年人对鲁迅演讲中对待无产阶级文学的态度十分不满,于是她对这位青年人表明自己完全支持鲁迅观点的立场。史沫特莱声称:“我一生中对职业的知识分子的敌视,是从生活中产生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做过体力劳动,他们的写作,是一种同经验脱了节的职业。……他们所创作出的许多‘无产阶级文学’,是人工造作的,是对于俄国文学的一种笨拙的模仿。”看得出,史沫特莱和鲁迅对于无产阶级文学持同样的见解:创作必须从经验中,而不是从理论中产生出来的。史沫特莱注意到鲁迅的确爱护中国的有为青年,堪称是他们的保护者,但他是超越于各种青年派别之上的,“他拒绝在他们经常变动的联合中为这个派或是另一派所利用”。鲁迅去世时,史沫特莱在西安郊区的旧庙里养病,为赴延安采访作准备,她注意到连她所寄住的乡村庙宇的当家人———一位没有任何想象力的办事人也知道鲁迅的名字和著作,因此,中国当局对鲁迅著作的封锁是没有生命效力的。史沫特莱和斯诺夫妇对鲁迅的评价都来自于他们与鲁迅的近距离接触,他们都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了解中国、评说中国的人,比起以前以及他们同时代的中国学家把研究中国当作一种书斋学问的价值取向大为不同。与那些学院中的中国学家力求冷静、客观的学术风格不同,他们的著作熔铸着自己的主观体验,显示出对中国前途的关心,因为在他们深入中国生活过程中对中国和中国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甚至他们回到美国后个人的命运也因此而改变。30年代后期,向西方介绍鲁迅的欧美学者和中国学者的人数有所增加。1936年底,在燕京大学欧洲文学系任教的英国籍学者.谢迪克撰写了《对于鲁迅的评价》一文[18],作者承认,对于像他这样的外国读者来说,初读鲁迅的作品最具实感的印象是鲁迅文集中的画像。谢迪克是这样叙述鲁迅画像给他带来的感受:“在我的面前从那坚硬的头发和有力的下颚上,我看见一个坚定而倔强的脸孔,同时那十分诚恳的人格显示着一种坦白的神气。美丽的前额下,一双眼睛发出锐利而忧郁的光芒。是的,眼和口都表示忠诚和深挚的同情,然而那胡髭却像在掩饰着它们。”谢迪克认为,鲁迅个人的气质也在他的作品中显示出来。他认为鲁迅至死都不曾“离弃过解放人民物质和精神的痛苦的斗争”,《狂人日记》“是一个反映吸血社会的一个寓言”。对于《阿Q正传》,谢迪克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的篇幅“虽然是短,可是以其艺术的深度与完整,在征服读者上,并不亚于长篇小说和戏剧”,他认为《阿Q正传》“是一个预言的呼唤,暴露着一切无告的农民的痛苦”,但在艺术上,《阿Q正传》全篇都是“用讥讽的笔调写成的”。谢迪克继续抒写着他的阅读感受:“在我所念过的鲁迅的小说里面,有一种特别的对故乡的真情改动着我。自然,一个人描写农村总要说到他回到老家,可是鲁迅回到老家,我觉得他有一种相契的情调,一种诗人的忧郁,使他的文章的风格特别为人理解。同时引起人们一种‘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情绪。”最后,谢迪克总结道:“总之,鲁迅给我的印象是:战士,仁人,诗家,中国民族革命的英雄。”王际真对阿Q形象十分看重,他指出:“阿Q在当代中国小说中是唯一一个进入当代中国思想领域的人物。像‘阿Q主义’、‘阿Q逻辑’、‘阿Q相’、‘简直就像阿Q’等说法,已经变成活语汇的一部分,阿Q已成为中国人性格中的缺陷和耻辱的象征,也是唤起人们警惕的口令。”王际真对鲁迅的思想史地位作了这样的定位:“鲁迅既不是一个处心积虑的改革家,也不是追赶那个时代‘潮流’的机会主义领袖。就前者而言,他过于真心实意地追求知识;如作为后者,则他又太讲究完善的道德。他主要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王际真这篇“导言”从多角度对鲁迅及其作品作了独到的阐释,是本时期欧美鲁迅研究中最有学术性的论文之一。1942年,中国的青年学者王佐良撰写了题为《鲁迅》的论文,发表在伦敦的《生活与文学》第91卷第142期上,向英语读者介绍鲁迅的思想和创作。1945年,法国在华传教士善秉仁编写了《说部甄评》一书,该书的中文本《文艺月旦》1947年6月在北平的普爱堂出版,译者为景明。《文艺月旦》前面有一篇篇幅达4万余字的“导言”[20],对中国小说史、戏剧史、新文学运动及其作家作品进行了述评。善秉仁对鲁迅和周作人留日时期的思想进行了考评,认为:“在林纾少数派和梁启超极端派之间,远在1910年以前已有一个‘准折中派’崛起,周树人和周作人两兄弟,是这一派的领导者和拓荒者。……他们想觅取一种较合中国精神的西洋化运动。”关于鲁迅的革命文学观,善秉仁也作了阐述:“鲁迅所主张的,无宁是一种社会领导阶层间,个体的建设的革命;而不是完全由无产阶级所发动所收获的革命。”善秉仁认为鲁迅1930年加入“左联”是一种妥协,是改变了策略,但他没有改变往日的思路和理想。《文艺月旦》对鲁迅的作品也有所评论,善秉仁认为《呐喊》是鲁迅的力作,其中的《阿Q正传》是“民众心理和辛辣讽刺的杰作”,善秉仁还就许幸之改编的剧本《阿Q正传》与鲁迅的原著进行了比较,认为剧本粗野、矜夸,有伤风化和道德。善秉仁对鲁迅思想及其作品的品评不乏独到之见,但他的传教士身份决定了他更多地从道德教化角度思考问题,他在《文艺月旦》的序中就申明他是以“公教伦理思想”为准绳,评价中国文学创作,并把“维护青年德性”,“重建中国道德的大业”作为追求的,善秉仁这样的“功利”目的自然对他的鲁迅观的深度有所影响。3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的大众媒体对鲁迅及其创作有所报道。1935年年底,一位名叫YounghillKang的作者在纽约《泰晤士报》(今译《纽约时报》)上撰文讨论中国的短篇小说,其中一半的篇幅给予了鲁迅。文章认为,“写短篇的现代中国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个要算鲁迅”;文章对鲁迅的写作技巧也有评价:“给他以一点影响的,为俄国作家。……就技巧来说,鲁迅最接近乞诃夫”[21]。据报道,鲁迅的《阿Q正传》在1931年由旅美华侨孙伯瑜改编为英文,不久有美国剧作家Slson Coolo把它改为剧本,取名为《阿Q之趣史》, 1937年,一家名为聂格风的剧团在纽约最大的华盛顿戏院公演了这部戏剧,“卖座极盛”[22]。当然,大众传媒上登载的介绍性文章可能比起学术论文缺乏严谨性。据1936年国内媒体报道,法国的《世界周刊》刊登过一则鲁迅的消息,称鲁迅曾经作诗述黄包车夫的痛苦,题名为《咏黄包车夫》,在文章中还配发了原诗,一读才发现是这位法国人误把胡适的作品当作鲁迅的了[23]。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失误,但西方的媒体能够关注鲁迅及其作品的情况有着重要的意义,它表明:鲁迅及其创作已经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其传播范围不再局限在学院派的狭小空间内。注释:[1]《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627页。[2]译文载1927年10月《当代》杂志第1卷第1编。[3]《敬隐渔致鲁迅》,载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3年5月第1版,第28页。[4]载1926年3月2日《京报副刊》。[5]载1926年11月《洪水》(半月刊)第2卷第5期。[6]《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296页。[7]载1935年2月1日《台湾文艺》第2卷第2号。[8]载1936年11月《现世界》第1卷第7期。[9]载1947年《人间世》复刊第6号。[10]见罗大冈《罗曼·罗兰评〈阿Q正传〉》,载1982年2月24日《人民日报》。[11]埃德加·斯诺著,佩云译:《鲁迅———白话大师》,载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年刊》(1979年),陕西人民出版社, 、旦〉中有关鲁迅的言论》,载《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2期。[21]参阅《纽约〈泰晤士报〉论鲁迅》,载1936年1月1日《智识》(上海)第1卷第3号。[22]参阅《〈阿Q正传〉———美国剧作家改编剧本在纽约开演大受欢迎》,载1937年5月19日《大公报》(天津)。[23]参阅老阿《鲁迅与杜甫在国外》,载1936年8月22日《东方快报》(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