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新形态探索研究论文

中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很强的理论依据，它是解决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的中诸多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浅谈生态文明的形势与政策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发展绿色农业与建设生态文明》

[摘 要]生态文明作为崭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强调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加强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建立起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以及和睦和谐的人际关系。而绿色农业是当前现代农业的主导模式,发展绿色农业,对于促进我国农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促进人们健康合理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的形成以及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发展绿色农业,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关键词] 绿色农业 生态文明 作用

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它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强调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而绿色农业是以生态为基础、科技为主导的新型现代农业模式,发展绿色农业,不仅能够适应建设生态文明的客观需要,而且对建设生态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普及绿色农业知识,积极倡导绿色消费,加大绿色农业的资金投入和科技创新力度,大力扶持绿色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绿色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大力促进绿色农业的发展,为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一、绿色农业是适应生态文明客观要求的现代农业模式

人类文明的发展在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之后,现在正处于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崭新形态,是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重大进步。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农业作为一种以生态为基础、科技为主导的新型现代农业模式,是对以前所有农业模式的总结和提高,加快绿色农业的发展正是适应了建设生态文明客观需要所做出的必然选择。

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工业文明既给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同时又使人类的发展陷入了困境。导致陷入发展困境的原因,主要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一方面,人类消耗甚至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使人类社会的发展面临着资源衰竭的困境;另一方面,人类的经济活动严重地污染了环境,破坏了生态,使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为摆脱发展困境,世界各国都在反思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发展模式的弊端,逐渐认识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人们的共识。我国不仅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而且对如何建设生态文明做出了重要部署。从当前来看,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必须着力抓好的两项战略任务。这就要求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绿色农业是以生态为基础、科技为主导的新型现代农业模式,它不仅适应了现代农业发展趋势,更体现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客观要求。首先,绿色农业强调以科技为支撑,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来解决资源短缺与人口增长的矛盾。这就必然要求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其次,绿色农业强调以生态为基础,注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绿色农业提供的是绿色产品,倡导的是绿色消费,通过培育优良品种、改善土壤质量和利用生态机制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大大降低了农业生产对农药和化肥的依赖,也就较好地保护了生态环境。因此,绿色农业是适应生态文明客观要求的最佳现代农业模式,在我国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发展绿色农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绿色农业是当前现代农业的主导模式。在我国,发展绿色农业不仅适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而且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首先,发展绿色农业有利于促进我国农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为建设生态文明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绿色农业是对以前所有农业模式的总结和提高,能够有效地解决我国当前农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绿色农业强调以科技为主导,发展绿色农业能够利用有限的资源保障农产品的大量产出,有效解决农产品供求不平衡的问题;绿色农业以生产绿色食品为核心,发展绿色农业,能够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绿色农业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为重点,强调资源的循环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利于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发展绿色农业是有效解决我国农业发展问题的必然选择,不仅为建立起可持续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创造良好条件,而且还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

其次,发展绿色农业有利于推动科技进步和促进公民消费观念、消费行为的转变,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撑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发展绿色农业是推动科技进步特别是农业科技进步的一个重要途径。绿色农业要求确保资源安全,强调资源的节约和循环利用,这就会极大地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尽可能地减少农业资源的利用和消耗;绿色农业的最终产品是健康、安全的绿色食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中,都要实行严格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这必然推动绿色农业相关技术的进步,从而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撑。同时,发展绿色农业还有利于促进公民消费观念、消费行为的转变。发展绿色农业,有利于引导广大公民全面认识农业,正确认识绿色产品,自觉进行绿色消费,带动农民科学施用化肥、农药等。这必将对我国形成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重要的人力支撑。

再次,发展绿色农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绿色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安全的生态环境,绿色农业以“绿色环境”、“绿色技术”、“绿色产品”为主体,实现了由高度依赖先进工业装备和过分依赖化肥、农药的石油农业向主要依靠生物内在机制的生态转变,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选择的最佳农业发展模式。

最后,发展绿色农业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为缩小城乡差距、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创造良好条件。发展绿色农业是促进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绿色农业是一种投入较少而收益较大的产业,可以使农民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绿色农业积极倡导发挥农业的多种功能作用,为农民收入的增加开辟了新的渠道;绿色农业强调实现产业化经营管理,需要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不仅可以拓宽农民的就业渠道和增收渠道,而且形成了农工贸一体化服务,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这必然对缩小城乡差距、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建设生态文明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大力发展绿色农业,积极建设生态文明

绿色农业是适应生态文明客观要求的现代农业模式,在我国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快绿色农业的发展,积极建设生态文明。

首先,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在全社会形成加快发展绿色农业的共识,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目前,我国在发展绿色农业的问题上还存在着认识不足、观念滞后的问题,直接影响了绿色农业的发展。对此,我们要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互联网络等现代化的宣传工具,通过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宣传活动,普及绿色农业知识,在全社会形成支持绿色农业加快发展的共识,增强各级政府、农村基层干部以及广大农民发展绿色农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帮助广大消费者认识化学农业、“黑色农业”的危害,认清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环境污染严重的国情,自觉拒绝污染和不安全的食品,增强绿色消费的观念,逐渐形成绿色消费的习惯和行为。通过宣传发展绿色农业的重要性,积极倡导绿色消费,使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观念深入人心,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起生态文明的思想观念。

其次,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为绿色农业的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绿色农业是一种新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要想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推广,离不开各绿色农业示范区示范带动作用的发挥。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批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区,比如黑龙江、湖南的水稻生产和加工,内蒙古的乳品和牛羊肉生产与加工,新疆的葡萄和番茄生产与加工,江苏、浙江、福建的茶叶生产和加工等。这些省市区具有发展绿色农业优越的自然条件,并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农产品生产与加工优势,完全可以利用现有条件和优势,建好当地的绿色农业科技实验和示范区,不断总结成功经验,大力促进相关绿色农业科学技术在当地的推广和应用,通过示范区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来带动全地区绿色农业的整体发展,也为建设生态文明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再次,加大资金政策扶持力度,为绿色农业的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发展绿色农业,建设生态文明,都离不开资金和政策的扶持。我国应该积极调整农业相关投资政策,把绿色农业建设作为农业投资的重点,加大公共财政的投资力度,为加快绿色农业的发展和建设生态文明提供雄厚的资金保障。根据绿色农业的发展要求,结合我国实际,对绿色农业发展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主要应集中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力扶持绿色农业科技创新,为绿色农业的发展提供坚强的科技支撑。公共财政要加大对绿色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资金支持,并引导农业科研单位将研究重点转向绿色农业,加快对绿色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技术及其综合配套技术、质量监督检测技术、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利用技术等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二是大力扶持绿色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绿色农业环境保护与资源循环利用的财政投资或补贴,为绿色农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和环境条件。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是发展绿色农业的重要物质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与资源的循环利用则是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必须加强公共财政对绿色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绿色农业环境保护与资源循环利用的资金扶持,大幅度增加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搞好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大江大河大湖治理,集中建成一批大中型水利骨干工程。另外,我们还要深入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重点生态工程,健全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等,增强生态功能,为绿色农业的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三是大力扶持对广大农民的知识和技术培训,为绿色农业的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力支撑。农民是发展绿色农业的主体,而当前我国广大农民不仅缺乏对绿色农业的认识和了解,更没有掌握发展绿色农业所必需的相关技术,因此,应根据各地发展绿色农业的条件及其绿色农业发展规划,多渠道、多形式、有针对性地对当地农民进行绿色农业的知识和技术培训。通过提供有力的资金政策支持,大力发展我国的绿色农业,充分发挥绿色农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使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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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火喜等:《加快我国绿色农业发展的思路对策》,《江西农业学报》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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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秉福 叶海芹:《试论我国绿色农业发展中的误区与对策》,《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5]刘伟明:《中国绿色农业的现状及发展对策》,《世界农业》2004年第8期

[6]张爱民:《关于绿色农业发展若干关键问题的思考》,《中国食物与营养》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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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起源之谜欧洲，特别是西欧，曾一度被认为是人类的发祥地。自从达尔文创立生物进化论后，多数人相信人类是生物进化的产物，现代人和现代猿有着共同的祖先。但人类这一支系是何时、何地从共同祖先这一总干上分离开来的？什么是他分离开的标志？原始人类又是何时、何地转化为真人的……对于这一系列的疑问，古人类学家一直在努力寻找正确的回答。多数古人类学家认为：真人是以制造工具为标志，真人出现以前的人类祖先，科学家们称之为“前人”。直立是前人从人猿共祖主干上分离的形态学标志，他从主干分离的地区可谓人类最早的摇篮。真人不断演化发展，最后成为现代人，同时形成现代不同的人种，这个进化过程完成的地区便是人类演化最后的摇篮。在探索人类起源时首先要确立一个前提，即人类是一个生物物种，他只能有一个祖先，不可能是多个祖先。不能说黑人有一个祖先，而白人又有另一个祖先。因为不同的物种之间虽能婚配，却不能生育后代，只有同种能育。如果我们主张人类多祖论，就会在生物学上犯常识性的错误，现在已证实了人类多祖或多元论是违背科学常理的。人类从人猿主干上分离，究竟发生在哪一地区？是在非洲，然后走进亚洲，还是在亚洲？非洲是人类的摇篮首先是由达尔文提出来的。他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中作了大胆的推测。另一位进化论者海格尔则在1863年发表的《自然创造史》一书中主张人类起源于南亚，还绘图表示现今各人种由南亚中心向外迁移的途径。此外，还有中亚说、北亚说以及欧洲说。由于人类的摇篮随人类化石的不断出土，而摇摆于各洲。欧洲，特别是西欧，曾一度被认为是人类的发祥地。从1823年到1925年就有116个个体，其中包括猿人阶段的海德堡人。而新石器时代的人骨发现得更多，有236起。因此，人们打开地图一看，欧洲布满了古人类的遗址。而当时除了爪哇猿人外，在亚洲其他的区和非洲还没有找到过古人类遗址。还有，最早发现的古猿化石也出土于欧洲，即1856年在法国发现的林猿化石。加上20世纪20年代“辟尔当人”的喧嚣一时（辟尔当人被有些学者看作是最早的人，甚至称他为“曙人”。最后被揭露，所谓“曙人”，原来是来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人头骨和一个现代猿类的下颌骨凑合起来的假品），所以当时许多人认为人类起源的中心是在西欧。但随着亚非两地更多人类化石的发现，人类摇篮欧洲说才逐渐退出了舞台。“北京人”的发现不仅拯救了爪哇直立猿人，也使中亚起源说更加风靡一时。1887年，荷兰解剖学家杜布哇，抱着寻找早期人类化石遗骸的热望，来到印尼的爪哇岛，居然找到了原始人的化石。1890年，在一个名叫垂尼尔的地方，先是找到下颌残片，次年又发现一具头盖骨，这就是著名的“爪哇人”第一号头盖骨。1892年，又在不远处找到一根大腿骨。杜布哇研究了这些材料后，认为它们属于同一个体，而且正是人们要寻找的人与猿之间的“缺环”。爪哇直立猿人的发现使南亚说为之一振。然而杜布哇的发现却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最强烈的反对来自教会。教会坚持说，人类的祖先应是亚当，怎么可能是猿人呢？1911年，古生物学家马修在《气候和演化》一书中，列举种种理由鼓吹中亚高原是人类的摇篮。其理由，一是中亚因喜马拉雅山的崛起，致使自然环境变得不适宜生存，但对动物演化来说，受刺激产生的反应最有益处，所以这些外界刺激可以促进人类的形成；二是哺乳动物的迁徙规律常常是最不进步的类型被排斥到散布中心之外，而最强盛的类型则留在发源地附近继续发展，因此在离老家比较远的地区反而能发现最原始的人类。当时发现的早期人类化石如海德堡人和爪哇直立猿人，与这一假说正好吻合。1927年，中国发现“北京人”化石，之后相继发现了“北京人”制作和使用的工具以及用火遗迹。1930年，美国古生物学家刘易斯在印巴交界处的西瓦立克山到一块上颌碎块，该标本从形态上看有些接近人的特点，他便借用印度一个神的名字“拉玛”把它命名为“拉玛猿”。但由于当时他人言轻，这一看法未被首肯。到了60年代，古生物学家皮尔宾姆和西蒙斯对林猿类26个属50多个种作综合研究时，注意到拉玛猿形态上的似人特点，认为它可能是人类这一支系的祖先类型，并将它从猿科中转到人科中，人类起源南亚说再度兴起。然而随着非洲早期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的大量涌现，使人类起源非洲说重新崭露头角。在达尔文推测人类起源于非洲时，当时少见化石证据。这种情况在20世纪20年代发生了改变。在南非盛产金钢石的小城金伯利附近，有一个名叫塔恩的地方，那里有许多采石场，在采石时经常发现哺乳动物化石。1924年曾发现一具幼年猿类头骨，后经解剖学教授达特的研究，认为它人形态介于人和猿之间，遂将其命名为“非洲南猿”。1936年，在德兰士瓦地区斯特克方丹采石场发现一个成年个体的南猿化石，次年又在一名叫克罗姆特莱伊采石场找到完整的南猿下颌骨和头骨碎片，南猿逐渐引起学术界的认同和重视。但就它是“最接近猿的人”还是“最接近人的猿”，学术界仍有争议。解决争议的关键是南猿能否制造工具。虽然人们曾在发现南猿化石的洞穴和裂隙中找到了石器，但同时还有进步类型的人化石伴生，因此南猿是否是工具的制造者很难取得一致意见。此外，由于南猿化石出土层位不清，故南猿确切的生存年代还一时无法搞清。正当人们左右徘徊时，东非的化石发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从1931年起，英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利基就在东非大裂谷一个名叫奥尔杜威峡谷的分支部分进行发掘，找到了不少非常原始的石器。它们是用河卵石或砾石简单打制成的，年代是更新世早期。谁是这些工具的主人呢？利基夫妇在这里搜索了20多年，终于在1959年7月的一天发现了一具南猿头骨。它比南非粗壮南猿还要粗壮，学名为“鲍氏南猿”，一般称其为“东非人”。通过种种理化测年法测得他的生存年代为距今170万年。据目前所拥有的化石材料而言，人类的发祥地很可能在非洲，特别是东非地区。“东非人”及“能人”的发现，不仅揭开了东非地区一系列重要发现的序幕，而且将作为“缺环”代表的南猿，由“最接近人的猿”，一下跃升为“最接近猿的人”或“人类的先驱者。”以利基夫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据此认为人类起源于非。进入70年代，世界范围内古人类学的重要发现和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首先是在巴基斯坦波特瓦高原，之后又在匈牙利、土耳其、希腊、肯尼亚和我国发现了大量的古猿化石。虽然它们名称不一，但基本可分为大小两种类型，大的属西瓦猿型，小的为拉玛猿型，而且往往两者并存。经过各方专家的比较研究，发现它们并非不同的种属，而是雌雄个体而已。既然拉玛猿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种属，焉有人类祖先之说？人类的直系祖先曾一度因“拉玛猿”而明朗过，现在又迷茫了。但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为人们了解自身起源的奥秘打开了一条新的途径。分子生物学，特别是分子人类学的发展，不仅从微观分子水平上展示了人与其他灵长动物，特别与大猿类密切的血缘关系，而且依据遗传物质的变异度，可以推算出它们分化的大致时间跨度。原先认为人和猿分离的时间大约为距今2000—2500万年间，而通过分子生物学方法的推算，只在距今400—500万年间！鉴于此，新的人类演化概念产生了，由此也决定了探索人类的发祥地不能再依据旧说行事。由于非洲大量涌现的南猿和早期人属化石，人类早期阶段的复杂图景终于开始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自1924年找到首个幼年南猿头骨以来的70余年，在非洲有不下20个地点发现了最早阶段的人类化石。1974年，由美国古人类学家约翰逊领导的多国考察队，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法地区发现了一具保存40％遗骸的被称为“露西少女”南猿骨架，其生存年代超过300万年，以后被订名为“阿法南猿”。在阿法地区还曾发现一处埋有13个阿法南猿个体的骨骸，它提供了早期人类群居的证据，为此有人将之称为人类的“第一家庭”。90年代，非洲的古人类化石重要发现接连不断。1992年，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拉米斯发现距今440万年的南猿化石，最初被命名为“始祖南猿”，经过进一步发掘与研究，更名为“始祖地栖猿”。1996年，来自13个国家40多位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在阿法盆地的中阿瓦什地区，找到了距今250万年的南猿化石。由于它在形态上混杂着接近人和许多不同类型南猿的特点，被认为是连接阿法南猿和早期人属之间的一个新种代表，被订名为“惊奇南猿”。在肯尼亚图尔卡纳湖东岸的库比福拉地点，则相继发现了阿法南猿、鲍氏南猿，“能人”，以及曾被叫做“1470号人”的头骨化石。后者最后被订名为“卢道尔夫人”，距今年代为190万年，并被认为是人属中的最早成员；在湖西岸，1985年曾发现有一具距今250万年的头骨，被命名为“埃塞俄比亚南猿”，他是粗壮型南猿的祖先；1995年在西岸的卡那坡地点发现的距今410万年的原始类型南猿化石，被命名为“湖滨南猿”。令人瞩目的是，它们的下肢骨显示出直立行走的特点，而上肢骨却仍保留着上攀援的特点。这表明分子生物学所推测的距今500万年人与猿分道扬镳可能是对的。据目前所拥有的化石材料而言，人类的发祥地很可能在非洲，特别是东非地区。大概在距今200万年至180万年左右，非洲的“能人”甚至“匠人”走出非洲进入亚洲和欧洲。早在1907年发现的海德堡人，曾一度被视作欧洲的猿人或是向尼安德特人过渡的类型。1994—1996年，在西班牙北部阿塔普卡地区，发现了80多件人类化石，古地磁年代测定为距今78万年以上，被认为是海德堡人的祖先。而在之前的1991年9月，在格鲁吉亚东南边境一个名叫德玛尼西的地方，发现了一具保存完整齿列的下颌骨，形态呈直立人型。以后又发现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化石。据古地磁年代测定为距今180万年，故德玛尼西人被认为是非洲以外已发现的年代最古老的直立人化石之一，也是迄今欧洲最早的人化石。以色列出土的尼人类型的古人类化石也很著名，最近又以早期石制品引人注目。在以色列境内有一条约旦河谷，是东非大裂谷的北延部分。1959年在这里发现乌贝蒂亚旧石器时代遗址。从该地上新世至早更新世地层中出土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制器，据古地磁法测得距今年代约在150万至100万年间。有些学者认为这个遗址是非洲之外最早的直立人文化遗址之一，它的主人可能是刚从“能人”演化而来的早期直立人。我国在近半个世纪也发现了大量有关人类演化的化石材料。自50年代在云南开远发现古猿以来，70年代和80年代在云南禄丰和元谋又相继发现古猿化石，可分大小两种类型。有些学者认为大型者可谓西瓦猿型，小型者属拉玛猿型。拉玛猿作为人类远祖的论点其时在我国正风行一时，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人类远祖已在中国找到，便将小型古猿命名为“中国古猿”，以表达人类起源于中国的美好愿望。然而随着科学界对拉玛猿属性认识的变更，国内有些学者将云南不同地区的古猿归属到一个新属，即禄丰猿属之内。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它们只是云南西瓦猿中不同的亚种。60年代，陕西兰田公主岭和云南元谋大那乌发现了直立人类型的兰田人和元谋人，他们距今年代超出100万年，后者甚至达到170万年，成为目前已知中国境内最早的人化石。但遗憾的是，元谋人化石目前仅限于2枚上内侧门齿，以及年代稍晚的一段胫骨，而在非洲发现的年代大致相同的却有完整的骨架。虽然曾经有人将湖北建始地区发现的几颗化石牙齿看作是与南猿类型接近的材料，但因材料太少未获得学术界的承认。1989年在湖北郧县找到2具原始人头骨化石，一开始又将其归于南猿之列，修理后发现乃属直立人型。1980年在安徽和县及1993年在江苏南京也发现了直立人型头骨化石。虽然对于它们的年代说法很多，但均未超出50万年。自1985年起，在四川巫山县龙骨坡出土了一批早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其中包含像人的1枚门齿和一段下颌残块，同时还宣称出土了有人工痕迹的石制品。一开始它们被部分学者鉴定为直立人型，后来国外学者介入，认为与直立人形态差异大，而与非洲的“能人”和“匠人”相近，并进一步测定了其年代为距今180万年以上，甚至超过200万年。进入90年代，非洲出土大量早期人化石，并且这些化石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演化体系，而亚洲地区出土的化石很难与它相提并论。相较而言，非洲似更有条件作为人类的发祥地。古人类学的研究还表明：能人／卢道尔夫人具有较大的躯体和较重的脑量，故具有较强的体能和较高的智能，不仅已能制造工具，很可能还有较紧密的群体关系。加上新世时期古气候的变化，引起生态环境的变化和哺乳动物的迁移，由此带动了古人类群的迁徙。这些研究成果在90年代后期汇成“走出非洲”的假说。部分学者提出：大概在距今200万年至180万年左右，非洲的“能人”，甚至“匠人”，走出非洲进入亚洲和欧洲。以色列的乌贝蒂亚、格鲁吉亚的德玛尼西、巴基斯坦的伯比山以及我国的“巫山人”诸遗址，均被看作是早期人类迁徙途中的遗迹。以后，非洲的能人／卢道尔夫人演化为匠人，而在亚洲则演化直立人。也有人构想出另一种过程，即非洲早期人类首先迁徙到亚洲，演化为直立人后，又返回到非洲，并迁徙到欧洲。不过“走出非洲”尚有另层意思，即现代类型的智人也是由非洲的智人迁移到各洲去的，时间大约在距今10多万年前，即所谓“夏娃说”。发现早于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固然重要，但要使我国距今150—200万年的古人类能站稳脚跟，更是当务之急。20世纪80年代，我国有些学者在发掘和研究元谋西猿时，认为在元谋盆地小河地区豹子洞篝发现的古猿伴有石器。能制作石器，岂不是人？故将之订名为“东方人”，并将其生存年代定在距今250万年前。而在同一地区的蝴蝶梁子发现的一具幼年头骨，鉴定为拉玛猿型，认为是人类的祖先，后来宣称在地层中也找到了“石器”，将之更名为“蝴蝶人”，其生存年代定为距今400多万年前，并进而构筑了“开远拉玛猿”——“禄丰拉玛猿”——“蝴蝶拉玛猿”（或“蝴蝶人”）——“东方人”——元谋猿人——昭通人（智人的早期代表）——西畴人、丽江人（智人的晚期代表）等相当完整的系列。鉴于此，有人提出滇中高原及其邻区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地区。但遗憾的是，早在70年代后期，学术界已抛弃拉玛猿是人类远祖的观点。后经研究，所谓“蝴蝶人”的“石器”原来是天然石块；而“东方人”的石器，后来被证明是地表上拣来的，而且时代甚晚。1997年，我国启动了寻找200万年和更早时期人类的“攀登项目”，投入了不小力量，但迄今收获甚微。后来在安徽繁昌发现了距今200—240万年的石制品和骨器，发现物出自早更新世裂隙堆积中。但那到底是不是人工制品在学术界曾引起很大争议。此外，光有石器还远远不够，它只是间接证据，关键是找到人化石。1999年在河北蔚县上新世地层中找到了一件距今300万年的石器，这远远超过了非洲发现的不超出260万年的界限，并认为这是对人类非洲起源论的一次挑战。但该标本发现于1990年，事隔9年后才公布于世令人费解。中国学者要挑战非洲起源论，就必须找出更多的早期人类化石。发现早于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固然重要，但要使我国距今150—200万年的古人类能站稳脚跟更是当务之急。就连目前所认定的我国最早的元谋人化石，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其距今只有60万年！我们必须找到更早时期的人类化石，而且这些化石能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使得非洲材料从属于这个体系才行。我国的古环境条件不算太差，既然已发现了丰富的中新世和上新世的古猿化石，这样的生存环境同样适合早期人类生存。我们并不完全排除人类起源亚洲的潜在可能性，但仅有设想和冲刺的良好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具有说服力的化石材料才最具科学性。人类共同的祖先是共同的！（300百万年前的南方古猿）不同的肤色是与居住地有关，居住在非洲的因为阳光强烈，肤色变黑；欧洲因为阳光较弱，肤色就白；亚洲居中，肤色也居中。不同的语言是自然形成的，因为语言实际上是人们约定俗成的，不是与生俱来的。不同的习俗是因为自然环境的结果，某地的习俗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有必然的联系。关於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各民族都相当丰富，其中有些说法颇为相似，当然不同的也不少，在这些神话里头，很有趣的，我们可以发现有和进化论不谋而合之处。归纳各种神话，人类的起源可以分为『呼唤而出』、『原本存在』、『植物变的』、『动物变的』和『泥土造的』五种，现就分别叙述。《埃及神话》说人类是神呼唤而出的。自古以来，埃及一直是个神秘之地，她是所有古老国家中最自我封闭的，她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外在的文明很难对她发生影响，因此她的人类起源的说法也和别的民众不同。埃及人认为远在埃及于世界上出现之前，全能的神就已存在，他创造了天地的一切，他呼唤『苏比』，就有了风；呼唤『泰富那』，就有了雨；呼唤『哈比』，尼罗河就流过埃及，他一次次呼唤，万物一件件出现，最后，他道出『男人和女人』，转眼间，埃及就住满许多人。造物工作完成，努就将自己变成男人外形，成为第一位法老王，统治大地人类，开创安和繁荣景象。人类原本就存在着的神话，散见於北美印第安人和纽西兰毛利人。印第安人神话中说到神创造天地，然后从地下带领人类上来，生活在大地上。毛利人的神话说『兰奇』和『巴巴』是天和地，是万物源头，当时天和地未分开，四下漆黑，其儿子渴望得到光明，便用力将天地推开，光明於是出现，一向藏在黑暗中的人类便被发现，原来他们也是天地所生。认为人类是植物所变的为日耳曼神话，它说天神欧丁 (ODIN) 有一天和其他的神在海边散步，看到沙洲上长了两棵树，其中一棵姿态雄伟，另一棵姿态绰约，於是下令把两棵树砍下，分别造成男人和女人，欧丁首先赋予生命，其他的神分别赋予理智、语言、血液、肤色等，成为日耳曼的祖先。人类是由动物变的之神话相当常见。在澳洲神话中说人是蜥蜴变的；美洲神话则说人是山犬、海狸、猿猴等变的；希腊神话也说某族人是天鹅变的，某族人是牛变的。我们由这种『动物变人』的神话中，可以发现很接近进化论的说法，尤其是美洲神话中说人是猿猴变的，就完全与进化论相吻合，这种巧合，很耐人寻味。我国神话论及人类起源的有数种，比较早的说法是《淮南子精神篇》：『有二神（阴、阳二神）混生，经天营地……类气为虫（混浊的气体变成虫鱼鸟兽），精气为人（清纯的气体变成人）。』这种说法并未受多大重视。晚一点的说法则指盘古垂死化为万物之时，身上的寄生虫变为人类。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纪：『（盘古）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人）。 』此种说法也没有流传开来。另一种说法是指人类由黄帝所造，然后由其他的神上骈和桑林赋予四肢五官，见淮南子说林篇：『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这种说法很有趣，和日耳曼所述的很相似，可惜上骈和桑林是什麽样的神，在其他古籍中并无叙述，徒留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