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代言论文国内外研究

从唐国强、解晓东代言的北京新兴不孕不育广告，到葛优代言的亿霖林业；从刘嘉玲代言的SK—Ⅱ，到文清代言的眼保姆；从郭德纲代言的藏秘排油茶，到傅艺伟代言的“胡师傅”不粘锅；无不存在虚假广告的问题。通过这些虚假广告，其代言人——明星的责任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虚假广告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代言明星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虚假广告的社会根源虚假广告存在的社会根源是浮躁、虚夸的社会风气，是拜金主义和崇名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这种错误的价值观，是虚假广告得以产生、存在的沃土和根本。也就是说，虚假广告的存在只是浮躁、虚夸的社会风气，只是拜金主义、崇名主义价值观所体现出来的一个表象。实事上，官僚主义的浮夸政绩观，文化领域的浮躁现象，新闻媒体的虚假报道，娱乐圈的恶意炒作，商业领域的霸王条款，垄断行业的欺行霸市，教育界的面子工程等等，无不是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错误价值观的外在表象。真正的社会根源是人的思想、价值观的没落。虚假广告的存在只是诸多社会问题的一个链接。虚假广告的本质责任，是社会的不良风气，是人的思想及价值观的扭曲。从根本上根除虚假广告产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和根除其它的社会丑恶现象是一体的。虚假广告的主要责任虚假广告从策划到播出这么一个过程中，谁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呢？是生产厂家？是广告策划者？是代言的明星？还是播出这些广告的媒体呢？我认为都不是。毫无疑问，虚假广告的生产厂家、广告策划者、代言的明星、传播媒体都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但不是根本的责任者。对虚假广告承担主要责任的应该是广告的审查、监管、审批部门。面对虚假广告，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些虚假广告为什么能存在？他们是怎么通过审查的？大量的虚假广告的存在说明，我们的立法，以及对《广告法》的贯彻执行上，存在巨大的漏洞，说明我们的监管、审查体制的缺失。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根本问题，也是根除虚假广告所要加强的根本工作。建立健全广告审查、监管体制，通过立法，通过对《广告法》的严格执行，从根本上堵住虚假广告的生存之路，我认为才是治理虚假广告的根本。因此从法律上、从体制上，治理虚假广告，是根除虚假广告的长久之计。首先要建立健全审查、审批、监管体制，以《广告法》为法律依据，要求生产厂家、广告策划制作单位，提供支持其广告内容的法律材料是关键，也是免除审查部门自身法律责任的保障，也是查处、打击虚假广告的法律依据。资料的提供者，不论是什么专家，还是什么这学会、那组织，其法律责任也通过这样的资料得以体现。所以如何完善广告审查体制，健全监管体制是治理虚假广告的首要工作。生产厂家、广告策划者的法律责任生产厂家、广告策划者、代言的明星、传播媒体，四位是一体的，他们都是虚假广告的受益人，而唯一的受害人是消费者。四者之中，生产厂家与广告策划制作单位是虚假广告的罪魁祸首。在强调审查、监管的主要责任的同时，必须对生产厂家与广告的策划制作单位的责任问题进行追究，而且要严厉的追究。目前对虚假广告的关注，往往集中在生产者身上，而忽视了对广告公司的追究。严厉打击造假的生产厂家固然重要，严厉打击广告的策划制作者同样重要。因为这些骚主意正是来源于他们的创意。所以是否打击、如何严厉打击违法厂商、制作虚假广告的广告公司，是治理虚假广告的重要工作。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虚假广告的存在，与治理打击工作不力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对广告策划人打击更是欠缺。实事上虚假广告的存在，生产厂家和广告策划制作单位并没有足够的法律材料的支持。传播媒体的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相对于生产厂家、策划制作者而言，传播虚假广告的媒体，其法律责任是认证的过程，即播出的广告是否通过了严格的审查。从法律程序上讲，这种审查的存在是广告播出的前提，也是广告的播出者免除法律责任的前提。相对于法律责任而言，媒体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一旦被证实是虚假广告，虚假广告的传播媒体就必须承担因此而引起的社会责任，完全有责任向虚假广告的受害人——消费者，作出道歉。代言明星的道德责任从法律意义上讲，虚假广告的存在，单单谴责代言的明星是讲不通的。虚假广告的代言明星的法律责任是不存在的，从《广告法》上讲，也没有法律依据支持。但是法律责任的免除，并不能否定代言明星的道德责任。一些提法，明星是否试用，甚至要求明星进行产品质量鉴定等等，我认为是没有道理的。但代言虚假广告的明星，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嘴脸，拒不承担其道德责任，拒不向受害人陪礼道歉，则是无耻的。因此如何依法治理虚假广告，完善审查、监管体制是根本。严厉打击虚假广告的生产厂家和广告策划者是治理虚假广告的重要工作。同时，广告的传播媒体和代言明星要承担其应负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

“明星代言”，简单地讲就是商家请明星出任自己产品或品牌的形象代言人。 “明星代言”是国内外流行的一种广告形式，通过请固定的明星为自己的产品在不同媒体上进行不同形式的广告宣传，给受众以全方位的信息刺激，广告的最终目的常见有四：  （1）明星代言：使产品随着明星的知名度以最快的速度深入人心，例如刘翔奥运夺冠后代言业务便纷至沓来！  （2）美女代言：使产品随着明星的美好形象也在受众心中建立美好形象，例如挺美内衣广告起初代言人并非明星，但模特甜美的外形和曼妙的身材却为目标客户所向往；  （3）名人代言：借用名人身份所蕴涵的社会、经纪、文化背景，在特定细分市场受众群中建立产品的差异化品牌形象，例如某地产大亨客串广告，广告商可谓独具慧眼；  （4）动漫代言：利用动漫形象、卡通明星的亲和力加深受众印象与好感，例如迪斯尼形象从来就倍受广告商的青睐，而七喜小子和脑白金的“爸妈”也是非常成功的案例。如果要有专家学者解释等详细资料请到中国知纲，搜索

明星或者其他公众人物代言广告，这种现象早已存在，国外早已有之，然而，近年来新兴医院事件、亿霖事件、SK-Ⅱ化妆品事件、藏秘排油茶事件等等层出不穷，这些事件使得公众熟知的明星们站到了风口浪尖上。尤其是去年的三鹿奶粉事件，这些事件将公众的目光聚焦到了广告代言人的法律责任问题上，使他们成为了社会舆论的焦点。笔者不怀疑媒体有炒作之嫌，但基于职业习惯，更有兴趣将明星“代言门”问题引入法律场域加以思辨。一、明星代言是法律问题还是道德问题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中，消费需求与市场的占有份额往往成为企业的追逐对象，明星和品牌合作自然也无可厚非，最好的结果是：品牌借明星之力提升了自己的知名度，明星也借品牌的推广增加了媒体的曝光度，提升了自己的价值。然而，由于代言广告过分夸大产品的功能与品质，在客观上误导了消费者，而且由于给部分消费者造成了人身以及财产方面的损害。在谴责商人无良、政府失察之余，我们更须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明星代言是法律问题还是道德问题。我们知道，明星代言产品或者品牌，是要收取不菲的代言费的，而这笔代言费并非像明星们认为的那样：是商家自己出资给付的。而事实上， 这笔费用最后会计入产品或者服务价格之中，最终由广大消费者埋单。因此，虽然，代言明星没收消费者钱，也没做产品，更没卖产品，根据现有法律体系从技术上分析，明星与消费者之间并不存在法律关系；既然二者之间没有法律关系，就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也就是说：明星代言引起公众指摘，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而非法律问题。然而，利益与风险相一致乃是法律基本原则，高额代言费对应几近于无的法律责任，显然违背了法律的宗旨，法律技术的适用结论与法律原则的内在精神发生了背离，不能就以此表明纯粹根据法律技术推理的合理性。这首先关涉到法理学上法律调整对象的理论。一般认为，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规制不是无界限的，法律必须尊重道德、宗教等社会规范。此固有理，但法律与道德存在交叉领域，一些重大的、关乎公益的道德问题往往也上升为法律问题。据利益与风险相一致原则可知，这不但是起码的商业伦理，也是基本的法律精神。不能仅仅放任处于彻底的商业逻辑支配之下，更应该将其行为纳入法律调整范围，并且在具体规范设计上寻求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利益与责任的平衡，在明星广告泛滥的当下，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和事实上的合理性。二、明星代言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158票赞成、3票反对、4票弃权获高票通过。该法第五十五条明确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这一条确立了在食品领域虚假广告代言人的连带责任。但是，《食品安全法》毕竟是特殊法，适用的范围也更加有限，除此之外，我国关于明星代言的法律规定几乎属于空白。基于此，笔者主张再从民法的角度进行具体审思。民事主体之间相对性的法律关系，主要有合同和侵权两种主要类型。根据合同法，合同的核心要素是意思表示，其成立是要约与承诺的合意，但明星代言的本质与合同迥异。首先，明星与特定的消费者并不属于合同的相对方，主体不适格；其次，明星代言并不具有意思表示的因素， 更没有与消费者形成某种法律关系的意图；再者，明星代言通过媒体向不特定的公众发布，这与要约针对特定相对人的特征不符。那么明星代言是否适用侵权法那？毒奶粉致婴儿肾衰竭，属于产品责任这一特定侵权类型，法定责任主体是制造者和销售者。从字面上看，代言明星并不在责任主体之列，根据“法无明文不加责”的原则，法律上似乎无从非难明星。笔者以为，法律具有明显的滞后性特征，仅仅靠道德来调整是不足以维护大多数人的权益的。不能让代言问题产品的明星们的行为游离于法律责任的藩篱之外。但是，侵权的救济手段也面临着一定程度的问题：若为一般侵权，那么即使存在问题产品，存在对公众的致害后果，但是这种后果与明星的代言行为似乎毫无因果关系，所以不属于一般侵权，而在几种特殊侵权的规定中显然也没有规定这样的条款。然而不问良莠唯利是图的代言行为已经使得伪劣产品大行其道、流毒更广，从损害控制的目的出发，明星代言需承担一定的“准侵权责任”。而法律技术上的问题我们可通过扩张解释来实现。1、主体上的扩展解释。在如潮水般的代言广告中，我们发现不仅仅是明星，在关系到人体健康的食品、药品领域甚至所谓的专家、学者也不乏之，如果仅仅局限于明星这一狭小领域，显然不能达到良好的规制效果。所以应该对“明星”做扩张性解释为：为公众所熟知的，能够对人们的心理起到一定引导、暗示作用的社会公众人物。2、通过对产品责任规范进行目的性扩张解释，将代言行为视为“准销售行为”。这种主张绝非荒谬。其一，收代言费时依据商业规则，代言产品出现事故时却援引道德庇护，这种双重标准有违“利益与风险相一致”原则。其二，高额的代言费意味着明星对产品瑕疵有较高的注意义务，明星在代言时即应当对可能的产品责任有一定预见。其三，明星代言行为属于间接致害行为。人类步入信息社会以来，明星借助各种媒体已深入社会生活，吸聚公众信赖，其代言行为对消费行为的诱导或强制作用不容否认，社会观念上已逐渐认定明星代言与产品损害之间的间接因果关系；同样是具有合理公信力的中介行为，明星代言也应与时俱进地纳入侵权法视野。3、对于明星代言行为实行差异性的归责原则。根据法学上的共同侵权理论，若明确规定代言问题广告当然承担连带责任显然过重。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产品责任中，明星与制造者、销售者所处的角色、地位毕竟不能一视同仁。认为广告代言人的责任应该不同于生产商的产品质量责任，明星应当承担相应的过失责任，可能导致让明星去承担生产商的责任，因此承担“差别责任”。这种“差别责任”应当将广告代言的法律责任种类扩大到绝对责任、严格责任或无过错责任，而不仅仅是“过失责任”。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连带责任”本质上仍属于民事上“过失责任”的范畴。首先，依笔者之见，应当区分明星的主观心态并依据广告代言人他或她所代言的产品与人的权利的密切程度的不同或广告对象的不同来详定法律责任，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相应的过错责任”。 一般说来，食品和药品，这些东西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权甚至生命权，对于这种与生命和健康密切相关的产品的广告代言人，法律应规定承担“绝对责任、严格责任、无过错责任、”才符合“损益相抵”的原则。从这个角度讲，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连带责任”还是有些偏轻，而不是过重。这样做是不是太严格了呢。一点都不严格，在有些国家，食品代言就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有些国家干脆规定严格禁止代言药品广告。其次，还应当从广告对象角度来考虑问题，而实行差别责任。比如对象为儿童或老年人的广告，其责任就应当加重。这个原则在很多国家就是这样适用的。这种差异性也应当在具体的责任承担方式上有所对应。比如代言内衣广告的责任应当重于代言外衣广告的责任。与此类似，代言与皮肤密接触出的化妆品广告的责任就应当重于代言其他与人身没有接触的产品的责任。如果确无过错，则应当在实际取得代言费的范围内承担有限补充责任，在制造者、销售者或保险公司（如有责任险）无力赔偿情况下始引发这一责任。从合理分配责任的角度来看，较之比照产品责任的思路，也更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