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失业率的研究论文

对我国失业与再就业问题的思考 1 概述 随着我国企业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建立企业优胜劣汰机制,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从整体上摆脱困境的重要途径。而要搞好这两项国有企业制度改革,一个重要方面是要解决富余职工和破产企业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必然伴随着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的市场化配置,以及在改组、改制、资产重组过程中的企业兼并、破产等带来的大量失业,据多种资料的较为保守的估算,由此带来的失业约为2000万人左右。据1995年《中国统计年鉴》的计算显示,我国城镇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隐蔽性失业人数1995年就达3161万人左右。另外据有关部门统计,到1995年底,我国在国有和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单位的就业人员为14408万人,而在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比较集中的区域,待剥离的企业冗员要占企业职工总数的1/3,以此推算,全国的城镇公有制经济单位要剥离出4000到5000万富余人员。又据有关部门按现有产业技术水平的保守测算也将产生2000到3000万富余人员;第二,据国家权威部门预测, 九五 ” 是我国人口生育高峰期,在此期间我国城镇将有5400万左右新增劳动力需要就业,而同期我国城镇能安排的人数约为3800万左右, 2 目前导致我国失业压力大、失业人员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 与我国的基本国情有关。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同时又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不很高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多,人口基数大,每年新增劳动力也多(我国在50年代至70年代,产生了近3亿 激增人口 ” ,对今天的失业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它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得到缓解)。而经济发展水平不很高从根本上决定了新增劳动力大大超过了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从而不可能在短期内为大量的新增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 与我国在几十年内积累下来的矛盾在较短时期内迅速暴露和释放有关。我国在几十年的经济建设中,出于种种考虑,采取的是 低工资、高就业 ” 的方针,使企业内部富余人员长期积累下来,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这一矛盾被 大锅饭 ” 掩盖了。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由面向政府转而面向市场,同时,经济增长方式也由粗放型向主要依靠改进技术和管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重视质量和品种、注重节约和挖潜及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以内涵为主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这种形势下,企业为了生存和竞争,必须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迫使企业对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自身就业存量结构进行调整,对历史积淀下来的大量富余人员进行剥离。企业要减人增效,不仅向劳动力市场排放富余人员,而且还要减少招人的数量。这样,过去长期以来一直维持着的 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 ” 的现象就再也不可能维持下去了,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矛盾就在一个较短时间内迅速暴露和释放出来。 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换有关。我国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产业结构严重失调,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国民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地发展。改革后,在对产业结构大幅度调整过程中,过去片面、畸形发展的一些产业部门必须压缩其过于庞大的生产能力,这样,就造成了这些部门的大量企业出现亏损、破产和倒闭,从而引起这些企业的失业人员猛增。同时,部分老工业基地资源面临枯竭或产业过于单一,结构转换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结构转换过程中,也要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员。如曾是我国重要煤炭基地的辽宁省阜新市,可采煤层已经告罄,使40万煤炭职工需要重新安置,素有 煤铁之城 ” 之称的本溪市也面临同样困境,统配煤矿需要全面转产,本钢在 九五 ” 期间将要减员1/4到1/3。 与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的进步和提高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人类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生,科学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在迅速发展。大量机械化、自动化机器设备在生产过程中的广泛运用,既使人类从过去繁重的体力劳动下解放了出来,同时,也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迅速提高,使传统产业部门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现象。我国改革开放的近20年,也是生产的科学技术水平迅速进步和提高的20年,在企业生产的科学技术水平迅速进步和提高的条件下,企业必然要尽可能地降低用人成本、减少就业岗位,从而,我国在较短时期内出现了大规模的 机器排挤工人 ” 的现象。再加上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国有企业 “ 抓大放小 ” 的改革战略的实施,在 “ 抓大 ” 过程中大量企业合并或者被兼并,使企业资本规模迅速扩大,这样,资本规模扩大→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失业增加的规律也在较短时间内表现了出来。 与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和部分城镇职工的就业、择业观念尚未转变有关。众所周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是相当成功的,一个 包 ” 字,把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激发和调动了起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也迅速出现(据有关专家采用工日计算法、经验计算法和人力单位计算法测算结果,目前全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约为亿人左右),这些农村富余劳动力基本上是无序地拥进了城镇,与城镇劳动者竞争本来就不多的就业岗位。而与此同时,我国城镇的广大职工却尚未从过去的 大锅饭 ” 条件下所形成的就业、择业观念中解放出来,仍然不切实际地希望国家能为他们安排一个舒适轻松、报酬优厚、相对稳定的工作岗位,从而,不愿意与拥进城镇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行就业竞争。这样,他们一旦失业,就不可能较快地实现就业岗位的转换,从而,作为失业者在失业大军中滞留了下来。 与我国投资重点和产业政策的改革、对劳动力需求能力进一步降低有关。在 九五 ” 期间,我国投资将更多地集中于保证农业、水利、能源、交通、通讯和支柱产业以及科技、教育、国防、住房等方面的重点建设项目,而这些项目一般都是投资大、用人少的行业和产业。这意味着新增就业岗位所必需的资金投入增加,或单位资金投入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下降。 3 针对失业问题我们应采取的措施 失业是发达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同时,由于必要、合理的失业能够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起到对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调节作用,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完全消灭失业。我们所要做的,是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把我国的失业控制在一个合理、适度的程度内。 我们应当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加快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实现国有企业大面积的扭亏增盈。这样,既可以减少国有企业下岗失业的人数,又可以增加对劳动力的有效需求。在这里我们想着重谈一谈我国国有企业在改革中扩大企业家经营决策权同强化职工的民主管理与监督的关系对企业的重要影响问题。我国在企业改革过程中,扩大企业家的经营决策权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如何保证这种权力不被滥用却是任何人也不能回避并且在事实上也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国家、职工无法控制企业厂长(经理)的行为,再加之有很多人事实上没有经营管理能力甚至没有责任心,导致企业经营决策的失误并进一步导致企业破产倒闭成为一种经常的现象。更为严重的是在企业负责人权力膨胀甚至失控时,还往往导致腐败现象。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困难或破产倒闭企业,其负责人的责任是相当大的。这样,在企业职工对厂长(经理)的行为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却要让职工来承担下岗失业的风险和后果,是极不正常和极不应当的。因此,为了实现国有企业大面积的扭亏增盈,为了让企业职工的权力与承担的风险相对称,我们必须强化企业职工的民主管理与监督。 在解决失业和再就业问题上,应当强化政府的作用。我们认为,从总体上来讲应当建立就业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的政府管理体制,把就业问题纳入宏观调控政策和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合资合作项目管理体系中。具体来讲,政府作用的强化应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应当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增加对劳动力的有效需求;二是政府应当大力发展各种免费的职业介绍机构,疏通就业信息,沟通就业渠道,并规范目前部分收费的私人职业介绍机构,坚决取缔那些存在欺行为的私人职业介绍机构;三是可考虑增加政府对失业劳动者进行再就业培训的经费投入,建立各种行业、跨行业的就业培训和指导中心,通过加强职业培训,改进和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调整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和技术结构;四是作为一种短期措施,可考虑在国有企业改革攻坚战的近2-3年内,由政府投资举办各种公共工程建设项目,以暂时缓解再就业的压力;五是可考虑帮助部分劳动者由失业问题较严重的老工业城市和地区向新的经济增长地带和城市实现地区迁移;六是作为一种短期措施,可考虑在近几年内适当限制富余劳动力向失业问题较严重的城镇和地区的无序、过量流入,以减少他们与城镇劳动力竞争有限的就业岗位。 采取一些优惠政策,大力发展 “ 劳动密集型 ” 产业,特别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应当指出的是,在发展第三产业问题上,我国是大有潜力可挖的。据统计,在就业人数上比较,1994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在全国就业总人数中,几个国家的比重分别为:美国,日本,德国,俄罗斯56%,而我国仅为23%。在发展第三产业中,大力发展区街经济、社区经济等不失为可供选择的方案。 大力发展弹性工作、非全日制工作、钟点工等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以拓宽就业渠道 加大宣传力度。转变劳动者的择业、就业观念,使他们由目前相当部分人所持有的对就业期望值过高、不切实际地希望找到舒适轻松、报酬优厚、相对稳定的工作的思维定势中解脱出来,增强就业、择业的竞争意识。同时,政府应对苦、脏、累、险等工作岗位实行必要的分配倾斜政策,如减免这些部门、行业的部分税收等,以吸引劳动者到这些部门、行业就业。 对下岗和失业劳动者进行劳动关系的清偿。众所周知,我国企业过去一直实行低工资的政策,在这种制度下的工资实际上仅是工人应当获得的劳动报酬的一部分,其余部分连同工人在剩余劳动内创造的价值则形成了积累。可以说我国庞大的国有资产事实上是广大劳动者劳动的结晶。从理论上讲,这种劳动的结晶理应用于保证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结合从而进行劳动并获得劳动收入。我们在同许多下岗失业劳动者交谈时,他们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我们在企业工作多年,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现在我们老了,重新寻找工作的能力又有限,而企业亏损或破产倒闭,要我们自谋生路,那么过去的老帐应该怎样算?事实上这是对劳动关系明确提出的补偿要求。对这一问题,我们认为绝不应当视之为无稽之谈而置之不理,在劳动者下岗失业时应当对他们进行劳动关系的清偿。具体办法可以采用一次性清算,如广东省实行的一次性 工龄买断 ” 的办法,也可以采用分期支付的办法;既可考虑用货币形式支付,也可考虑以国有资产的债权、股权甚至住房等非货币形式支付。或者在职工自愿参加的原则下,将这部分资金适当集中建立一种基金,用于失业劳动者的培训、为失业者 自我雇佣 ” 的开业提供贷款或为他们到银行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等等。我们认为,实行这一办法至少有两个好处,首先,可以增强失业劳动者再就业的经济能力(如失业者可以使用这部分货币实现 自我雇佣 ” ,也可以使用这部分货币投资入股,在 “ 股份合作制 ” 企业实现再就业,等等);其次,可以解决部分下岗劳动者事实上已重新就业,但仍在原企业领取一定数量收入,企业的压力事实上并未减轻的 隐性失业 ” 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绝不能把这种对劳动关系的清偿视之为国有资产流失,从理论上讲,这只是 取之于民,还之于民 ” 。 增加失业保险基金数量,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规范失业保险基金的管理和使用。目前,我国失业保险基金的收缴比例过低(企业上缴部分及职工个人交纳部分合计只占工资总额的2%-3%),因此,应当提高失业保险基金的收缴比例,特别是应当把交纳失业保险金通过法律程序规定下来,任何企业和个人都应当交纳,否则就是违法行为。同时,也应当增加政府对失业保险基金的投入力度(政府应当增加对失业保险基金投入力度的理论依据与上述关于对劳动关系清偿是相同的)。在此基础上,应当扩大失业保险金的覆盖范围(目前许多地方只对几种特殊类型的失业人员发放)。在失业保险基金的管理上,应当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基金时常被挪作他用的现象发生。 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广大劳动者从整体上看是生产资料的共同主人,大家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是一致的。只要我们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措施,就一定能够把我国的失业控制在合理、必要的程度内,并发挥失业的积极作用。 参 考 文 献1 刘长明等.失业:需要重新透视的经济社会现象.新华文摘,1997(11):532 葛延风等.影响企业职工再就业的有关体制问题.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7(4):273 马轶民.国有企业改革与失业.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7(90):184 鲁士海.再就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一环.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7(85):305 国家计委课题组. 九五期间劳动就业形势与对策课题研究报告.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7

内容 摘要：奥肯定律力图揭示周期波动中 经济 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经验关系，然而在我国却不适用。本文通过对奥肯定律适用条件的 分析 研究 ，结合我国国情，探讨了奥肯定律在我国不适用的原因。 关键词：奥肯定律 经济增长 失业率 完善的市场机制 奥肯定律的提出 美国着名的经济学家阿瑟�6�1奥肯发现了周期波动中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经验关系，即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美国一般将之定义为3%）下降2%时，失业率上升大约 1%；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大约 1%，这条经验法则以其发现者为名，称之为奥肯定律。潜在GDP这个概念是奥肯首先提出的，它是指在保持价格相对稳定情况下，一国经济所生产的最大产值。潜在GDP也称充分就业GDP，即一国的所有生产能力得到完全释放所达到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一定律曾经相当准确地预测失业率。 例如，美国1979～1982年经济滞涨时期，GDP没有增长，而潜在GDP每年增长3%，3年共增长9%。根据奥肯定律，实际GDP增长比潜在GDP增长低2%，失业率会上升1个百分点。当实际GDP增长比潜在GDP增长低9%时，失业率会上升。已知1979年失业率为，则1982年失业率应为()。根据官方统计，1982年实际失业率为。与预测的失业率相当接近。但是，当人们用我国的实际数据进行检验时，却发现该定律在我国并不适用。究其原因，是人们对奥肯定律并未透彻的理解，忽略了它适用的条件。本文将通过对奥肯定律适用条件的讨论来探讨它在我国的适用性 问题 。 奥肯定律中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奥肯定律中涉及两个变量：一个是失业率；另一个是经济增长率。 （一）从失业率来看奥肯定律的 应用 从失业率来看，奥肯定律研究的是排除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以外的失业率。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起因来看，我国 目前 的失业率构成中，最主要的成分是由于摩擦性和结构性因素造成的 自然 失业率，另外， 影响 经济增长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微小的周期性失业因素所能反映出的促进经济增长效果，在统计上并不能充分显示出来。 首先，我国大规模的失业现象开始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之后，失业率出现了实质性的升高并且表现出随时间的波动性，我国失业率升高的最初起因，虽然有宏观经济周期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作用，但是，在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一个与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截然不同的因素，即由于旨在“减员增效”的 企业 劳动制度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职工大规模下岗和失业之前，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冗员问题，据当时的调查，冗员率一般在1/3到2/5之间。而这种情况在市场经济国家，在企业完全独立自主地做出雇用和解雇决定的条件下，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 如果说，在没有普遍的冗员现象的情况下，一旦发生以劳动力需求减少为结果的失业率提高，通常会伴随着减少劳动使用的其他变化的话，从严重的冗员现象出发的失业率提高，反而会提高留在工作岗位上的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不仅如此，如果减员增效的改革的确奏效的话，劳动生产率也会提高。而这些因素都产生与高失业率减少劳动投入相反的效果。这样一来，单一且间接的失业率提高这个因素，就不能明显地被转化为产出增长率的降低。 诚然，在改革期间造成我国失业率上升的因素中，也存在着宏观经济周期的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刚刚从短缺经济进入到结构性过剩阶段，国内需求的制约导致企业开工不足从而对劳动力需求减少，也是失业率提高的诱因。但是，作为一段时期持续发生的现象，我国的高失业率主要是由结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功能不健全造成的长期自然失业现象，同时在这一时期失业率上升的因素中，自然失业率的贡献也很突出。因此，在我国，“奥肯定律”的作用受到限制，即在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的变化之间不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 我国采用的是登记失业率形式，下岗工人转换成失业工人，使失业率增加但劳动力就业状况可能并未糟糕。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数字只是登记失业率，而这个指标与市场经济国家使用的失业率反映了不尽相同的内容，因而许多经验研究的结论并不可靠（如姜巍等，2005）。在我国，登记失业率这个指标常常不能确切地反映就业形势的好坏。 例如，国有企业下岗和失业最严重的1998～2000年期间，这个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而当就业形势开始好转时，这个指标却大幅度提高了，从2001年，2002年4%，到2003年的和2004年的。原因是，凡是具有下岗身份即领取下岗基本生活费的，不管是否有工作，都不再进行失业登记。这样，这个指标没有包括那些下岗后没有工作的人，因而低估了失业率；随着从下岗向公开失业的并轨，下岗人数减少而登记失业增加，而这个增加可能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状况变得更糟。 同时，我国的失业率统计还面临以下问题：失业统计反映不全面，不涉及 农村 人口。农村人口中隐性或半公开失业在全国占相当大的比重，这从大量流入城市的“民工潮”中可见一斑，然而却没有列入统计中。失业年龄上限为男50岁、女45岁，比实际退休年龄小10岁。这使得失业率统计值与实际值存在很大偏差。我国失业人数以年末最后一天的人数 计算 ，是时点指针。而在 理论 上，应该以一段时间内的失业人数统计，即采用时期指针。国际通用的失业率为月度统计值，而我国采用的是年度统计值。国际上通用调查失业率，而我国采用的是登记失业率。

经济形势是指国家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和走向。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2017关于经济形势的论文2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浅析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与预测》

摘 要：本文对当前全球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并预测了2017年的经济发展走势。首先阐述了上一年世界经济总体的形势，并归纳出了世界经济运行的特点，在把握经济发展规律的前提下，预算和展望了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全球经济 形势 特点 预测

2015年的世界经济已经呈现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经济复苏迹象，全球整体就业率有所提高，通货膨胀明显得到改善，公共债务水平稳定在正常的层次。同时，各区域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两极分化更加严重，国际贸易水平增长滞缓，大宗产品的价格起伏不定。地缘政治因素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更加明显，整个世界的经济正处于经济危机转向正常化水平的过渡时期。笔者预测接下来的一年中，世界经济仍然不稳定，经济复苏的过程充满艰辛，经济指数大幅度提升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一、2015年世界经济总体形势回顾

(1)经济复苏缓慢，两极分化愈发严重。2015年，世界总体的经济在上一年的基础上，继续呈现缓慢提升的态势，经济增长速度与专家的预期基本相差不大，区域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提供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为，和上一年的水平不相上下。以欧盟为代表的经济体的增速为2%，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为有所提高，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经济仍不乐观，呈放缓趋势，以东盟为代表的新的经济体增长速度为，从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逐渐萎缩。

(2)就业率有所提高，但地区差别比较大。2015年以来，美国高居不下的失业率有所降低，劳动力市场趋于正常化，已经摆脱了金融危机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欧洲地区的就业率稍有提升，总体失业率在左右，金砖国家的整体就业形势呈比较乐观的趋势，但是各个国家的表现各不同。其中巴西的失业率最低，南非的失业率最高，达到25%。

(3)物价水平下降，有可能由通货膨胀变为通货紧缩。纵观2014年，高居不下的通货膨胀是世界经济的典型特征，但到了2015年，通货膨胀率有所下降。据世界权威部门统计，2015年第三季度，美国的物价水平下降了，欧元区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形势也趋于正常，下降了大约，日本的物价水平有所上升，到2015年第三季度，物价指数上涨了。

(4)贸易低速增长。从世界贸易组织的分析来看，2015年世界贸易增长幅度为，国际贸易收支总体趋于平衡。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预测，世界投资总额将达到万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发达国家经济体的投资额增长幅度较大，增长30%以上。

二、2015年世界经济运行特点

(1)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并产生溢出效应。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2014年10月29日决定停止进行资产购买，这也标志着从2008年11月至今的非常规数量宽松货币政策正式结束。这项 措施 从外溢效应上给予其他经济体巨大的压力。首先，其他经济体因为美国逐渐收紧流动性，造成了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产生了外逃，导致本来就脆弱的银行体系受到冲击，货币发生贬值。其次，其他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也只能够进行相应的调整，这也增添了一些新的不确定因素。

(2)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产生分化。2015年，美联储正式退出了数量宽松，并且进入了升息通道，但是美国与日本和欧元区等较为发达的经济体却背道而驰，这些发达经济体仍然采取了战后最大规模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并且这种新兴的经济体进入中高速增长的周期。根据国际货币的相关组织数据可知，国内生产总值在新型的市场经济体下，其平均年增长率从2010年的过渡到了2014年的。其根本原因首先是因为美国货币政策的转向导致了多年间的超低利率环境逐渐消失。此外，由于非常规的激励效果不明显以及增速放缓，以往大宗商品的繁荣时期逐渐消失殆尽。并且，各国的改革所带来的红利丰厚期随着时间而渐渐降低，政府所能够支撑经济增长的潜能不断减弱。最后，这些较为发达的经济体开放周期发生改变，趋向于从本国利益出发建立更加完善的国际经贸体系，因此新兴市场经济体受到了外界环境恶化的挑战。

(3)原油价格因多种因素发生暴跌。能源供给的增加以及需求的疲软是导致原油价格发生暴跌的直接原因。一些能源主要进口国(包括中国在内)的增速逐渐放缓，美国也因为油气产量的增加而减少了对于原油的进口，这导致了国际市场中的能源需求量减少。并且，沙特以及俄罗斯这样的产油大国最近也维持和增加了产量。西方国家为了减少俄罗斯的石油收入而不断打压油价，油气在美国与欧佩克以及沙特三个国家之间的博弈，美国升息预期和2015年美联储正式退出了数量宽松的政策导致了美元指数持续波动上涨，这些因素都对油价的下跌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4)全球债务不断上升和对巩固复苏造成了威胁。根据日内瓦的世界经济 报告 数据指出：2013年包括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在内的全球总负债占据着全球居民总收入的比例高达215%。债务水平高的企业需要维持较低水平的利率，但是总体的全球利率水平较低和借款成本的降低也加速了债务的累积。目前，一些经济体已经出现了低增长、低膨胀以及与高负债的“有毒结合”，而且这个趋势也在不断积累扩大。

三、2017年世界经济形势的预测

与去年相比，2017年全球的经济能够大幅发展的概率较低，而经济增速与去年保持基本持平或者有小幅上升的可能性较大，预计增幅在至之间。对2017年全球的经济走势进行展望，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关注：

(1)美国与日本和欧元区等较为发达的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背道而驰的程度以及其严重性。伴随着美国货币政策逐渐趋向平稳，若发生通胀抬头，2017年上半年美联储很可能会加大加息的概率。欧日在美国银根收紧的同时也会不断加大刺激的力度，这种背道而驰的宏观政策会导致多种效应，最为显著的是汇率发生波动。美元的升值总体上对于欧日出口复苏是有利的，但也可能会导致欧日的资本向美国汇聚，从而抵消了欧日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毫无疑问，美元汇率的大幅波动将会导致全球资本和资产价格的大规模波动。

(2)欧洲国家经济所能摆脱低估的可能性。欧洲央行为了避免欧元区经济陷入通缩的问题中，在2014年11月注册1万亿欧元用来购买资产支持债券以及担保债券，与此同时该资产负债也增加到了3万亿欧元的峰值。此外，欧洲央行也决定将再融资的利率维持在的较低水平。这种大规模并且长时间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能够防止经济的进一步恶化，但是也为经济的长期增长留下了隐患。如果实体经济缺乏有力的增长支撑以及投资，欧洲经济可能会再次发生衰退。

(3)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新一轮改革的范围、力度和成效。2015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一系列改革措施得到落实。2014年5月，印度新莫迪上台后随即启动了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大规模经济改革计划。中印两国的改革所释放出来的“红利”，将直接决定它们能否继续保持目前的中高速可持续增长局面。同时，巴西、俄罗斯经济颓势能否得到遏制，亦会对整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表现带来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 黄荣文.国际贸易风险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2.

[2] 卢新德.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及中国的对策[J].当代亚太，2013(05).

《浅谈当前国内经济形势与经济改革问题》

摘要：本文主要讲述了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改革问题，有两个问题：一是当前经济形势，二是当前改革情况。

关键字：经济形势 发展前景 体制改革 宏观调控

一、当前经济形势与发展前景

中国经济，在连续三年实施积极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下，2000年以来，出现了不少新的可喜的变化，总的形势比较好。具体表现如下：

1.经济增速止跌回升。九十年代初，中国经济年最高增长率曾达14%以上。由于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从1993年下半年起开始实行宏观控制，速度随之下滑，每年差不多回落一个百分点，到1999年最低只有。2000年以来，已经扭转了这种减速运行的局面，前三季度比上年同期增长，比上年全年高一个多百分点。

2.国内需求全面回升。针对连续几年需求不足，市场疲软的情况，从1998年起政府采取了增发国债，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提高职工收入、增加假日天数。实行消费信贷。完善社会保障等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国内需求的回升。2000年1一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历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增速加快了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达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增速加快了个百分点。

3.进出口贸易大幅增长。2000年以来，进出口贸易一直保持快速增长，1一11月累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其中出口增长，进口增长，分别比上年同期的增速高出20多个百分点。4. 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2000年1一11月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利润3700多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2%。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盈利增长了倍，亏损下降。

5.通货紧缩局面有了缓解，城乡居民收入连续增加。从1997年下半年起，中国开始出现通货紧缩，消费价格绝对水平下降，1998年为，1999年为。2000年已基本扭转了这种趋势，1一11月转为上升。按可比价格计算，2000年前三季比上年同期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城镇居民收入增长。

上述情况，不仅证明我们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速回升，已经取得明显成效，而且标志着我们已经成功地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出现了重要转机。不足之处是，目前的经济增速回升，受政策性。外部性的影响较大，有碍经济持续增长的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依然没有根本解决。为此，我们决定在第四季度增发500亿元国债，以继续扩大投资和内需，促进市场旺销;加之国际经济看好，出口仍将保持一定增长，以及去年第四季度增长基数较低等因素，将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全年增长速度有可能达到8%，比上年上升一个百分点左右。到2000年底，第九个五年计划可以全面完成，达到五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8%，国内生产总值全年达到1万亿美元，每人平均超过800美元的既定目标。可以预见，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中国经济将一定能够在新的起点上以更大的规模向前发展。

二、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情况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从1957年就开始了，当时主要是在行政管理权限上放放收收，调整隶属关系，虽然经过二十年的探索，但由于 方法 不对头，没有取得大的成功。改革开放以后，经过 总结 经验 ，才认识到主要应解决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看清了计划经济的诸多弊端，提出来要以市场为取向进行改革，逐步扩大市场的比重，缩小计划的比重，这才使改革一步一步走向前进。但是，社会主义究竟能不能搞市场经济，或者商品经济，在理论上存在着很大的争论，改革也就不可能迈出很大的步子。直到九十年代初，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以后，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在此以前，不少同志还是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但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来，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准。这样，1992年党的十四大会议上，才把这个理论问题最终突破，明确提出来，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是很不容易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要干些什么?党的十四大规定得很明确，主要要进行四个方面的改革。从现在来看，这四个方面的改革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第一个方面的改革，是建立和发展一个真正的市场，作为整个经济运行的机制。搞市场经济就必须有市场，没有市场就不能成其为市场经济。而且这种市场不仅仅是一般的市场，必须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不仅仅是商品市场，而是包括各种生产要素在内的全面的市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市场改革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也可以说是在经济改革中取得的最大的进展，商品市场现在已基本建立了。因为有没有市场，最主要的衡量标准是价格，即价格究竟是由国家规定，还是由市场根据供求关系来浮动。由国家来规定，就不是真正的市场，而是一个模拟市场，所以不能单纯以有没有东西卖来作为衡量市场的标准。过去较长时期甚至最困难时期也有东西卖，有的地方甚至摆得琳琅满目，但不是真正的市场，而是模拟市场，因为价格是国家规定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变化是相当大的。如消费品价格，在改革开放以前，95%以上是国家计划规定的，现在95%以上已变为由市场决定。生产资料和农副产品采购价格，过去几乎百分之百由国家计划规定，现在大约80%(有说85%)以上由市场决定。这说明商品市场已经基本形成。当然，价格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全部放开，任何国家也没有百分之百放开，有少数价格如公用设施。能源价格等一般仍应由国家控制，但在管理方式上要作一些改变。

要素市场主要有两个，一是资金市场，一是劳动力市场，现在看来差距都还很大。资金市场衡量标准是看利率(包括汇率)是否放开，现在看还没有。劳动力市场衡量标准是就业和工资是否由市场决定，这方面目前有两种情况，非国有企业的劳动就业和工资基本上已经市场化了，国有企业的劳动力还没有走上市场。

第二个方面的改革是企业体制和机制的改革，这是非常根本的。有了市场，但市场是否能很好地运转，取决于市场运行的主体，即企业的体制和机制能不能与市场相适应。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基本上是两种情况：非国有企业的体制和机制与市场经济已基本上相适应，所以发展得很快，发展得很好，而且是当前经济的最主要的增长点;国有企业的体制和机制与市场经济至今还不相适应，尽管国家给了许多优惠政策，但困难还很大，已成为影响整个经济发展。影响整个改革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第三个方面的改革是宏观管理。基本上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宏观调控手段的改革，或者说是新的宏观调控手段的建立;另一部分是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新的宏观调控手段的改革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过去宏观调控手段主要是依靠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采取直接调控的办法。搞市场经济就不能采取直接调控了，要运用经济手段进行间接调控。有一部分带强制性的，也只能采取法律手段，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以财政、税收、特别是金融手段为主的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已基本建立起来，并在宏观经济调控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进展较慢。主要是政府本身的改革，精简机构。职能转换进展比较缓慢。

第四个方面是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特别是在分配制度和分配原则上，有了很大的突破。过去的分配，说是按劳分配，但实际上是平均主义的分配，铁饭碗，大锅饭，没有大多的差别现在在理论上已经明确：分配制度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但是又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效益对，有可能分配，没有效益就没有东西分配。同时还进一步明确提出，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但生产要素如资本、技术、管理等也要参加分配。这些方面目前正在推进。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这是能不能达到合理分配、公平分配、保障社会稳定、保持群众团结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问题。这方面过去做得不够，现在正在推进。

从以上四个方面，说明改革已取得不小的成绩。正因为改革取得进展，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的经济面貌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发展不平衡，各个领域的改革有的进展快，有的进展慢。比如市场这个环节，商品市场的建立进展后面貌改变不了，而且还影响其他方面的改革，如影响金融体制和劳动体制的改革等。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党的十五大已经明确就是要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具体组织形式就是公司制和股份制。主要途径有两条，一条是调整完善所有制结构，实质是一部分要转让和退出;一条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组。有了这些指示精神，完全可以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从现在进展情况看，调整所有制结构快一些，真正按规范的公司制改组慢一些，因为对怎样搞好规范的公司制改组，包括：如何做到股权多元化，如何建立起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如何建立起有效的经营者激励和制衡机制等，还没有找到一种切实可行和比较成熟的经验，可能还有个探索过程。第三个方面是宏观调控体系要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财政制度、金融制度等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但最为关键的是要加快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即政府机构精简和职能转换。

现在，大家对机构精简都比较重视，但职能转换很不理想，往往是变了一种形式来控制企业，控制经济。比如过去搞计划经济，是用行政命令和指令性计划来控制，现在这方面确实是少了，指令性计划已不多了。但不少地方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想方设法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审批项目，干什么都要经过他审批。这是绝对不行的。现在中央很重视这个问题，必须想办法解决。深圳对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大多数审批项目都已取消。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企业还是活不起来。而且审批经济比计划经济的透明度更差，可能带来的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问题会更多。所以，职能转换一定要彻底，绝不能改头换面，把原来的计划权变成审批权。第四个方面就是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当前最突出的是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不快，已经影响和制约着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因为国企改革必然要进行职工下岗分流，但又没有人“兜底”。当然，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难度也不小，如中央去年就公布了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退休养老制度改革方案，公费医疗制度改革方案等，这些方案都很好，但落实起来比较困难。最大的困难是长期积累下来的社会保障基金欠账无法解决。据说这笔欠账至少有3万亿元，要解决困难确实不小。但社会保障制度是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是广大劳动者生活的基本保障。必须想办法抓紧解决这个问题。

费尔普斯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率的研究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历来是经济稳定政策的核心目标。这方面的理论探讨早在凯恩斯的《通论》中就有所涉及。根据战后初期形成的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即低通货膨胀）之间并不存在冲突。从凯恩斯的角度来看，保持经济稳定的政策十分简单：把总需求保持在足够高的水平上以避免不充分就业，当然也要防止总需求过高造成对劳动力的超额需求（过度就业）和通货膨胀。利用英国1861～1957年的统计资料，菲利普斯分析了英国货币工资变化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发现货币工资变化率上升，则失业率下降；货币工资变化率下降，则失业率上升。这意味着，二者之间存在反向变动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后来，萨缪尔森和索洛证明了美国也存在类似的菲利普斯曲线，而且，基于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理论，他们还对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修改。考虑到货币工资在总成本中占有相对稳定的比重，并且企业往往采用成本加成的方法进行定价，因此就可以用通货膨胀率代替货币工资增长率来形成新的菲利普斯曲线，以表明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无疑，菲利普斯曲线的出现推翻了标准的凯恩斯模型，尽管仍然可以通过提高总需求的手段来增加就业，但这会造成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从经济政策上来说，政府在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率之间只能选择一个目标，因此政策制定者只能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均衡。事实上，菲利普斯曲线只是对一种统计关系的概括性表述，其中仍然存在一些值得置疑之处。疑问之一是，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呈反向变动的微观理论基础何在？根据利普西的论述，是产品市场上的过度需求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上的过度需求，在工资率上升之后通过成本推动使物价水平提高。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解释可以简单表述为：当失业率较低时，一方面，企业出于对劳动力缺乏的考虑会提高工资来吸引劳动力，另一方面工会组织也会要求提高工资，这两种压力将导致货币工资率的上升，平均劳动成本的提高反映在价格水平上即形成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相反，当失业率较高时，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较充分的选择权，工会组织也不敢贸然要求提高工资，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愿望并不强烈，因此货币工资率就比较低，从而通货膨胀率水平也比较低。疑问之二则来自于其替代规律本身，菲利普斯曲线表明通过允许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可以永远实现高就业率，但这与传统经济理论显然是有冲突的。因为经济学经典理论认为，从长期来看，实体经济变量是由实际力量而非名义力量决定的，或者说，货币从长期来看是中性的，货币供给的变化只能够影响价格水平，对产出或就业则不起作用。疑问之三还在于菲利普斯曲线无法解释即使在充分就业的状态下，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失业（即摩擦性失业）问题。尽管一般都认为充分就业并不意味着零失业率，但很少有理论具体说明了摩擦性失业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在实践方面，菲利普斯曲线所反映的替代关系与西方国家1950～1960年代的情况还基本符合，但从1970年代初期以来出现的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并存的“滞胀”现象却是菲利普斯曲线所无法解释的。这样，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要求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修正。费尔普斯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的研究在这方面做出了重大突破，在把企业的工资和价格调整行为纳入研究模型之后，他对通货膨胀与失业理论进行了修改。费尔普斯充分考虑了经济主体的预期行为，对预期和非预期通货膨胀作了严格区分，并对这种区分的宏观经济含义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从而形成了众所周知的“预期修正菲利普斯曲线”。与利普西等人的研究不同，他强调了并不是通货膨胀本身，而是实际通货膨胀与预期通货膨胀之间的差异决定了失业水平。费尔普斯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问题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三篇最重要的论文上：在1967年发表的论文《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预期和最优失业率》中，他分析了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不存在长期权衡情况下的最优需求政策；1968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论文《动态货币工资与劳动力市场均衡》，以及收集在1970年出版的论文集《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的微观基础》中的同名文章重点研究了摩擦市场中工资调整与均衡失业率的问题。费尔普斯认为，菲利普斯曲线应该是描述价格、实际工资水平与预期水平的差别是如何影响实际就业水平的。在引入预期理论之后，他提出了预期增强准菲利普斯曲线。费尔普斯认为，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并不存在权衡替代关系，因为在长期中实际通货膨胀与预期通货膨胀之间不会出现永久性的偏差。在此基础上他指出，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在均衡失业率水平上与纵坐标轴平行的直线（菲利普斯曲线的纵坐标轴表示通货膨胀率，横坐标轴表示失业率），这是过去50年来宏观经济学中最有影响力的思想之一。预期修正菲利普斯曲线的重要含义在于表明了尽管货币扰动的真实效应在短期非常重要，但它们纯粹只是暂时性的。经济主体对于市场条件的预期不可能长期偏离其实际水平，因而真实就业水平会在较短时间内回到仅由真实因素所决定的自然水平上。基于此，费尔普斯提供给政策制定者的理论内涵是：今天的低通胀导致对未来低通胀的预期。这显然对未来经济政策的制定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有必要补充的是，对菲利普斯曲线做出修正的还有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因此在引入通货膨胀预期之后对菲利普斯曲线的修正经常也被称作弗里德曼－费尔普斯修正，他们也几乎同时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即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也就是充分就业情况下的失业率。但与费尔普斯不同的是，弗里德曼并没有把对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的讨论融入到一个正式的模型中。对于上述预期增强准菲利普斯曲线，费尔普斯后来曾指出其中的一个缺陷是价格水平与失业率之间的函数关系没有任何微观经济学说明。对此，在后面的两篇论文中，费尔普斯从劳动经济学入手尝试性地搭建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的沟通桥梁。费尔普斯构建了一个明确的适用于有摩擦、不完善劳动力市场的模型，其中员工寻找工作和企业调整工资的行为可以解释均衡失业率的决定因素。在失业率达到一个足够低的水平之后，每个厂商都将通过提高其工资水平的手段来提高相对工资，从而降低本企业的离职率；但所有厂商都采取这一行动的结果是各个厂商对其他厂商货币工资的预期持续过低，从而导致非均衡的出现。因此，劳动力市场均衡需要一个合适的失业率水平来防止上述情况的出现。根据其劳动力转换模型，任何试图把失业率维持在一个充分低的水平上的政策，都会引发工人的频繁跳槽活动，进而导致各个厂商竞相提高工资来保护在员工培训等方面已经支出的巨大投资，其结果是形成一种未预期的工资膨胀状态。这项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通过货币政策进行的总需求管理手段，并不能在合理的范围内任意选择失业率水平，总需求管理的方法只能造成对自然失业率的暂时偏离。长期来看，失业率将维持在自然率的水平上，并且在任何均衡路径的任何点上，都会存在因为不能通过以低于现行工资提供劳动取得工作机会而造成的非自愿失业。在后面两篇论文中，费尔普斯已经对自然失业率的决定因素做出了一些解释，希望能够揭示传统菲利普斯曲线在理论上存在的问题。他建立了“失业的跨期一般均衡模型”，这也是宏观经济理论框架中第一个正式的所谓“效率工资”模型，其中隐含了自然失业率的动态特征。在随后的研究中，费尔普斯进一步扩展了对自然失业率随时间变动这一动态特征的理论分析，并提出了失业滞后的观点。在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道路上，受费尔普斯的影响，不完备信息一度成为新古典学派的中心研究主题，比如卢卡斯利用费尔普斯的岛屿模型分析了货币冲击如何导致经济周期波动，但卢卡斯采用了理性预期，而不是费尔普斯采用的适应性预期。不过，其结果却是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费尔普斯的结论得到进一步强化。他们研究发现的一个基本结论是系统性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无用武之地”，因为它将被考虑到通货膨胀预期中，由此造成的价格变化将消除货币政策的效应。另外，在费尔普斯与他的学生约翰·泰勒共同完成的《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力量》（1977）一文中，他们考察了把适度的工资和价格粘性引入到标准理性预期模型中的情况，这同样是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论文，对于货币当局政策制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费尔普斯关于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关于美国总储蓄率是否太低的问题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一个社会应该如何在当代消费和下一代消费中做出权衡。对此，费尔普斯强调了代际公平的目标，对最优资本积累问题进行了透彻分析，扩展了动态无效率的概念并据此讨论了应该维持一个怎样的储蓄率。稍后，他又把目光转向代际福利的比较，提出了考虑储蓄率决定的问题的新思路。采用由索洛（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斯旺发展起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费尔普斯把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放到了增长模型的框架中。索洛－斯旺模型描述了一个运用资本和劳动生产单一产品的经济，假定生产的规模收益不变（总量生产函数是一阶齐次的），生产出来的产品既可用于消费也可用于生产性投入，劳动力以一个给定的外生比率增加，不存在技术进步和折旧，技术进步是哈罗德中性（增加劳动型的）。那么在长期稳定状态下，产出的增长是由有效的劳动力增长率，即由劳动力增长率加上技术进步率所决定的，而与储蓄率和投资率无关。因为更高的储蓄或投资比率被更高的资本产出比或更低的资本生产率抵消了，而后者是由于新古典模型假定资本报酬递减。在这种情况下，储蓄只会影响均衡时的人均消费水平，即只具有水平效应而不具备增长效应。费尔普斯对此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既然一个社会的储蓄不是越多越好，那么在索洛－斯旺模型中合意的储蓄率应该是多少？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储蓄应该采取何种方式？换言之，为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应该有多少投资用于研发，又应该有多少用于人力资本投资？费尔普斯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以人均消费量最大化作为长期经济效率的最优目标，在他1961年的论文《资本积累黄金定律：经济增长的童话》中推导出了著名的资本积累的黄金定律：当一个经济的资本存量达到这样一个水平，使得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恰好等于劳动力增长率加上技术进步率时，经济就处于最优的增长路径上。黄金法则简而言之就是每一代人的消费水平应该是一样的。根据这一法则，最合意的储蓄率满足一个简单的条件：储蓄率等于资本收入和国民收入之比。在1962年的论文《风险资本积累的序数效用分析》中，他又考察了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资本积累问题，讨论了为什么不同收入类型的消费者拥有不同的储蓄率。后来在1968年与波拉克共同完成的论文中，费尔普斯还分析了时间不一致偏好问题。对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投资与研发投资结构的问题，费尔普斯的研究将黄金法则推向一般化。为了实现长期消费的最大化，用以提高技术水平的研发投资也应当调整到其回报等于经济增长率的水平。在1966年与尼尔森合作完成的论文《人力投资、技术扩散与经济增长》中，他们论述了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如何有助于传播新技术，进而使落后国家更容易“赶上”发达国家，从而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实证研究发现GDP增长取决于既有的人力资本存量而不是其增长率。另外，他们的研究结论还较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教育回报在技术高速变迁时代往往较高，因为这种情况下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对于生产率增长特别重要。近十余年来信息技术革命引发了新技术的迅速扩散，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受过良好教育的员工收入显著增加，就是对此的一个佐证。除了上述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之外，费尔普斯的成就还表现在劳动经济学和公共财政方面。由他发起的关于统计歧视的讨论导致了最优所得税结构的新结果，以及对最优通货膨胀税的重新审视。费尔普斯对统计歧视的研究集中在其1972年的专著《通货膨胀政策与失业理论》以及同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统计理论》中（几乎是在同时，阿罗也发表了关于统计歧视的重要论文），该理论强调了当企业主对各个工人的特征具有不完备信息时，会对具有同等生产率的工人产生不平等待遇。在单个生产率被错误衡量时，就应该采用分组数据），即个人所属组群中的平均生产率数据，以改善对各个工人生产率的预测。在公共财政方面，费尔普斯继米尔利斯之后探讨了最优工资所得税的问题，他假设工人具有不同的工资率，但政策制定者只能观察到工资收入，而看不到工资率（或者工作时间），那么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在收入分布的顶点处边际税率将接近于零（即使此时的平均税率可能很高），这就是所谓的费尔普斯－萨德卡结果。另外，经济理论长期以来都把通货膨胀看作是对名义资产持有者的一种征税，但费尔普斯从公共财政的角度注意到，通货膨胀对政府而言实际上是一种税源，因此政府必须在不同类型的税收之间做出最佳选择。由此，费尔普斯认为应该维持一个合意的通货膨胀率（必须是适度的），以在各种税收之间达到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