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 农民作家赵树理在小说中塑造了大量的女性形象，这一系列女性形象不仅在他所创建的文学世界中占有重要位置，而且展现了中国农村妇女自我解放的历程，具有深刻的审美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对赵树理小说作品中所刻画的众多女性形象进行综合提炼，探寻了女性世界的外在美、人格美及其美的根源和对现代女性美的指导意义。同时，将新旧社会转型期山西地区独具韵味的女性们跌宕的命运和执着不懈的生命追求冷静深刻地剖析，为新时代女性真正的美提出新的阐释与注解，对升华人性、完美人生具有启迪价值。 关键词： 赵树理小说 女性美 启示 一、女性外在美 黑格尔曾说：“美的生命在于显现。”没有外在形象，美也就不存在了。①赵树理的小说犹如一个优美的画廊，其中的女性形象，恰如在这个画廊里一幅幅个性又精美的画。而女性最引人注目的首先是外在形体容貌的优美，其风姿气韵是人世间一道绝妙的风景。 （一）相貌美 赵树理惯于通过简洁的山水写意般的笔触，勾勒出画廊中的绝美脸庞。《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就是这样一位被“轻描淡写”的美人。“小芹当两三岁的时候就非常伶俐乖巧”。②后来小芹长到十八岁，“村里的轻薄人说，比她娘年轻的时候好得多”。③而小芹的娘三仙姑当年就“是前后庄上第一个俊俏媳妇”。④小芹却不论从相貌还是品性上都要比她娘年轻时候好得多。“青年小伙子们，有事没事，总想跟小芹说话。小芹去洗衣服，马上青年们也都去洗；小芹上树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⑤这段侧面描写不禁让人联想起乐府民歌《陌上桑》一篇中对秦罗敷的美貌描写：“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头……”⑥ 再如《登记》中的艾艾，同小芹一样，她的美丽也是通过她的娘“小飞蛾”衬托出来的。“原来这个地方一个梆子戏班里有个有名的武旦……唱金山寺她装白娘娘，跑起来白罗裙满台飞……好像一只蚕蛾儿，人都叫她‘小飞蛾’”。艾艾则比她娘年轻时更加可爱漂亮，连五婶也说：“还数人家小飞蛾这一个标致！……长得不是跟二十年前的小飞蛾一个样吗？”⑦歌德说：“不断升华的自然界的最后创造物就是美丽的人。”赵树理小说中的新一代女性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她们令人惊叹的美貌。 （二）行为美 “人的行为动作姿态要有十分自觉的审美造型功能，要表现出主体人的美的，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因而不可忽视，不能掉以轻心”。⑧赵树理小说中的新一代女性举手投足、言语仪态都表现出一种自然朴实的美。 小芹“表面上虽然跟大家说说笑笑，实际上却不跟人乱来”。⑨面对金旺的轻浮举动，她义正词严：“咱们以后说话要规矩些！你也是娶媳妇大汉了！”⑩当再次遭遇金旺调戏时，她勇敢地大喝，吓跑了恶霸流氓。面对父母之命，她说：“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去！”{11}一个淳朴勇敢的少女形象跃然纸上。《传家宝》里金桂的语言更是出彩，她为挑刺儿的婆婆罗列出了一条清晰账：“合作社的来往帐上，咱欠人家六万一。他收过咱二斗大麻子，一万六一斗，二斗是三万二。咱还该分两三万块钱红，等分了红以后你好跟他清算吧！互助组里去年冬天羊踩粪，欠人家六升羊工伙食米……”{12}账码明细、麻利干脆，让人不禁想到《红楼梦》里那个精明干练的凤姐形象，不由得不赞叹这个女英雄。这些勇敢不屈的语言、执着坚定的语言、大胆反抗的行为、据理力争的行为，都透露出赵树理小说中的新女性们自然本真的女性外在美。 二、新旧转型期女性的人格美 赵树理作为一名颇受赞誉的能够展现解放区人民生活的时代的歌手，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在他的小说里塑造出了新旧转型期的极具人格美的女性形象。 （一）新旧之间的挣扎美 赵树理笔下的新女性们生活在一个动荡的过渡时代，经历了比先辈和后辈们都要多的磨难和历练。她们不仅遭受着和母辈们相似的压迫和摧残，而且面对着妇女独立新观念的召唤，因此她们的矛盾和挣扎比任何一个时代的妇女都要强烈和真实。 小芹，这样一个集各种美好品质于一身的青年女性，在追求爱情婚姻自由的道路上受到了来自于以亲生母亲“三仙姑”为代表的封建旧势力和以村干部金旺为代表的恶霸势力的双重压迫。不可否认小芹是勇敢的，但也要承认她的勇敢并不是抛家舍业不顾一切地挣脱，而是有一定保留的勇敢。小芹在爱上小二黑之后，也只是悄悄地和他相好，并没有更进一步地争取婚姻自主，而是等待别人的介绍，正因如此，才导致坏分子和恶势力有机可乘，破坏他们的姻缘。然而尽管有挣扎，但小芹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却从未放弃过。小芹在新旧交替中的挣扎体现出了那个时代农村女性特殊的美好所在，美在真实的矛盾心理和行为。这种强烈的挣扎性和矛盾性比之其他作品中的女性更具鲜明的时代感。 同样，孟祥英（《孟祥英翻身》）在转变的过程中，也是挣扎与艰难的。比如“村里的群众要去太仓村斗争特务任二孩”{13}那一次，面对恶势力的恐吓，孟祥英也觉着有点可怕，她也拿不定主意了，问工作员：“不去行不行？”这次的犹豫徘徊体现了在转变期间孟祥英的痛苦和艰难，她身上印着深深的封建枷锁痕迹，若要消除这痕迹，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转变观念适应新形势。可贵的是她壮着胆量一步步走向光明，不能不说她的挣扎也是美丽的。 （二）追求独立自主的执著美 一个社会人性解放程度、自由程度往往从人最基本的需求――“情感”与“性”的方面表现出来。从《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到《邪不压正》中的软英，这些年轻女性面对不自主的婚姻，执著地追求个人幸福，最终取得了美满的结果。而到了《三里湾》中，女性不但要选择和自己志同道合的恋人，而且是在真正意义的“平等”原则上和男子平起平坐。马有翼和灵芝的闲谈已经有三年的历史了，而她和玉生之间的交往还不到二十天，可是最后还是选择了玉生，连她自己都觉得：“这也太快了！为什么和有翼交往那么长时间，还不如这几个钟头呢？”{14}于是她又把有翼和玉生比较了一下。在有翼和玉生的比拼中，玉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思想上，玉生注意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有翼时刻服从封建主义的娘；文化上，玉生虽然学问低点，但是却创造了很多人做不出来的成绩……结果一目了然。从灵芝的择婿态度，不难看出新一代女性在面对婚姻时，不再像以前那样只能被选择，而是从精神和物质层面上为自己的婚姻幸福做打算，呈现了一种强者风范。 新一代女性不仅在自身的婚姻爱情中争取主动，在政治生活中也发挥主人翁作用。孟祥英原来是一个受尽欺凌的小媳妇，后来受到党的教育参加了社会工作后，她被压抑着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发挥。在连年灾荒中，孟祥英出色地领导了村上妇女生产度荒。后来还担任了区妇救会的工作，被选为劳动英雄，参加了专署召开的劳动英雄大会。当然，有了政治上的独立自主还不够，还要获得经济上的彻底解放。在《传家宝》中作者通过对金桂的描写，让人们看到妇女在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后，在经济上、生活方式等各方面都要求得到独立解放。只有这样，妇女才能更好站起来，和男人一同撑起一片蔚蓝的天空。 三、赵树理笔下女性美对现代女性的启示 （一）外在美与内在美和谐统一 外在的美是一个个静止不动的音符，内在的美是演奏出撞击听众灵魂的令人迷醉的音乐。赵树理笔下的新女性们不仅外表迷人，内在人格美更打动人心。假使小芹不去和守旧的封建势力抗争，她只能像母亲“三仙姑”一样让美好的容颜在荆棘丛生的压迫里逝去，成为下一个装神卖俏的“三仙姑”。正是因为她在水深火热的压力中的挣扎和执著，才成就了内外统一的美。赵树理正是通过这样内外一致的女性之美来表达他对新社会、新生活的美好希望。 女性美，美在自然，美在由内而外的和谐统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女性只注意了自己的外表形象，忽视了内在的修养。再美的外貌也终有衰老的一天，如果只把美丽的容貌作为衡量自身的价值尺度，那么随着容颜的老去，自我价值感也将毁灭。所以现代女性应当从外在转到内在，把自我的价值感更多地转移到这些内心财富上来。 （二）传统美与现代美相结合 妇女研究表明：“真正的女性美是人的美和女人的美、自然美（性美）和社会美（内在美）、女性自我认同的美和男性认可的美的统一。赵树理小说中的女性美对现代女性美的内涵有启发指导意义。”{15}她们最可贵的地方在于传承美德的时候，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使得传统美德得到传承的同时又得到了升华和弘扬，使得传统美与现代美相得益彰。因此，现代女性应当根据自身的特点，在知识、智力、才能、品格、性情、涵养与道德情操方面多加努力，与时俱进，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为秀外慧中、魅力四射的美丽女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赵树理作品中的女性画廊，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追求幸福、追求平等、追求解放、追求自由的亮丽风景画。他笔下的女性由内而外的美，永远值得现代女性借鉴和学习。赵树理那种关注人的自然、质朴和健康的美，关注人的内外统一的美，是从人性和发展为出发点的审美观。这种审美观念对现代女性审美依然有重要的启示，对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很大的积极指导作用，因为他用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揭示了女性真正的美首先在于自身精神的独立，在广阔的人生舞台上，以自身独特魅力与男性同闯难关、共享喜悦，创造永不褪色的美。 注释： ①杨辛，甘霖.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119. ②③④⑤⑦⑨⑩{11}{12}{13}罗君策编.赵树理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⑥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365. ⑧庄汉新.美学纲要［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160. {14}里功，姚晓华编.赵树理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29. {15}荣维毅.女性美研究之我见［D］.妇女研究论丛，1996：38. 参考文献： ［1］庄汉新.美学纲要［M］.北京：学苑出版社，：134-161. ［2］里功，姚晓华.赵树理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1：1-261. ［3］罗君策编.赵树理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454. ［4］唐�|.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5］黄修己.赵树理评传［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6］黄修己.不平坦的路――赵树理研究之研究［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 ［7］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9］中国赵树理研究会编.赵树理研究文集（上）.近三十年赵树理研究选萃［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 ［10］荣维毅.女性美研究之我见［D］.妇女研究论丛1996. （作者系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2009级硕士生在读）

新的文学园地:《人民文学》与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8-09-26 14:33:00 ] 作者： 郁 勤 编辑：Studa_hasgo122 摘要：建国初期“人民文学”文艺思想开始贯穿整个文艺界。《人民文学》作为“人民文学”的全新载体，成为新中国在文学制度重建初期的国家权威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在此阶段的办刊思想、方针及创作风貌充分的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文学”特征，同时它也影响着同时代其它文学期刊的办刊方针和方向。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在《人民文学》初显端倪。《人民文学》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期刊，通过勘察它于此期间的办刊特色，从而为更全面、清晰地勾勒出当代文学传播史面貌打开了一个通道。 关键词：“人民文学”；《人民文学》；文学制度；文学期刊 “人民文学”的确立急需开创属于自己的文学阵地，它急于消除“五四”以来在文学艺术领域占主流导向的“人的文学”的影响。“人的文学”中所弘扬的个人、审美、启蒙等现代观念遭到了“人民文学”的篡改和摈弃，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文学”开始牢牢地控制着话语权。“大凡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在夺取政权取得胜利之后，为巩固新政权，总要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1〕(P125)1949年10月和12月中国作协领导的《人民文学》和中国文联领导的《文艺报》分别创刊，毛泽东为《人民文学》创刊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此后这两个文艺刊物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自己在当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作用。文联和它所属的各种协会是50年代之后惟一的文艺机构。其他的文学社团、组织都不再可能存在。在各个协会中，中国作家协会的地位最为重要。从中可以看出文学艺术领域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文学生态环境较之建国前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政权领导下的文艺阵营初步形成，“人民文学”的秩序初具雏形。 建国初，新中国文学期刊出版行业，除《人民文学》、《大众演唱》、《民间故事》一类艺术性刊物外，有影响的刊物寥寥可数。1949年文艺刊物总共只有18种而且风格相近，印刷粗糙、装帧简陋、题材趋同。期刊的面貌是文学生产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毛泽东对《人民文学》的题词，既是对《人民文学》的勉励与期望，同时也是对《人民文学》在文学刊物中首屈一指地位的确认及对《人民文学》办刊方向的规定。《人民文学》是以刊载短篇创作（散文、短篇小说、诗、通讯报告、电影剧本）为主的月刊，同时也刊发理论批评文字。“文艺刊物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文学创作、评论和理论研究最重要的载体和传播媒介，同时也是时代政治风云变幻的晴雨表。刊物在传播文艺作品的同时，也担负着引导方向，宣传阐释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讨论重大理论问题的“阵地”的职能”。〔2〕(P185)与政权紧密结合，这既是《人民文学》的一种历史殊荣，又是它备受世人争议的缘起。从创刊时起，它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对当代文学生产的影响让文学史家不容忽视。 “那一时代新创办人文、学术和文艺刊物，在发刊词上，都无一例外地要写上最流行的政治语言，以表达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2〕(P186)毫不例外的，《人民文学》在创刊词中由主编茅盾明确地宣布了自己的文学任务和工作中心：“作为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本刊的编辑方针当然要遵循全国文协章程中所规定的我们的集团的任务。这一任务就是这样的：一、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斗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二、肃清为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的文学及其在新文学中的影响，改革在人民中间流行的旧文学，使之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服务，批判地接受中国的和世界的文学遗产，特别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人民的优良的文学传统。三、积极帮助并指导全国各地区群众文学活动，使新的文学在工厂、农村、部队中更普遍更深入的开展，并培养群众中新的文学力量。四、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流经验，以促进新中国多方面的发展。五、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组织有关文学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六、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学的交流，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参加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运动。”〔3〕《人民文学》的发刊词从六个方面为自己的编辑工作做了限定和要求，而这六个方面不仅是《人民文学》在今后所必须执行的大编辑方针，而且也是当时所有文学刊物首要的宗旨和使命。 1949年以后，同人刊物被取缔，只有国家拥有出版刊物的权力，此时的《人民文学》无疑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乃至权威。它的权威性从历届编委会的名单中就可以得到体现： 1949年—1952年的主编为茅盾，副主编为艾青； 1952年时主编为丁玲，编委成员为艾青、何其芳、周立波、赵树理； 1953年第7期—1955年第12期，主编是邵荃麟，副主编为严文井，编委组成有何其芳、沙汀、邵荃麟、袁水拍、葛洛、严文井； 1955年12月—1957年11月，主编为严文井，副主编是秦兆阳、葛洛，编委有何其芳、葛洛、张天翼、秦兆阳、吴组缃、严文井； 1957年12月起，主编换为张天翼，副主编为陈白尘、韦君宜、葛洛，编委构成为艾芜、周立波、陈白尘、吴组缃、袁水拍、韦君宜、赵树理、葛洛、张天翼。 历届主编都是文艺界党内外的知名人物，一方面说明了它地位的重要，一方面也反映了这块“阵地”的敏感性（由这些人物的政治立场可以看出）。另外，可以从中窥出：作为国家权威文学期刊的《人民文学》对编辑人员的挑剔和选择跟这些人于建国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是密切相关的。编辑成员名单更换频繁，但这些人员的更迭也给刊物的办刊面貌带来了相应的变化。虽然“人民文学”的“人民”主流方向不可动摇，但在政治环境稍微宽松时它仍能出现让人为之振奋的革新，如“百花时代”对主流权威话语的挑战。 创办文学刊物是新中国文学立足和发展的重要手段，而此时期的文学刊物则有着与解放前文学迥然不同的性质。20年代的文学杂志带有更多同人和学院性质，30、40年代则转向商业操作。这些时代中报刊的发行与经济利益始终密切相连。为了让刊物生存下去，并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刊物编辑会更重视文学读者，会想方设法提高刊物质量，促使文学市场形成。而到了建国之后报刊业却被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被纳入“一体化”框架中。期刊的政治化，促使办刊人及其创作者和阅读群的构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刊物的发行不再考虑市场的需求，它的一切经费均由党的文艺机构来支付，从刊物的组稿到发行都离不开党的支持、监督、管理。即是说不管它的盈亏与否、是否受读者喜欢，它只需要扮演好一个角色： 政治的文学解说员。计划经济的推行使以往以市场赢利为办刊方向的文学刊物的商业色彩削弱，但随即又给它涂上了一层新的颜色，商业色彩的削弱和政治话语的加强构成了当代报刊制度两难的窘境。 “人民文学”文学制度取消了现代文学允许的同人办刊、资本办刊，而仅仅留下了文学期刊唯一的生存方式——政党办刊。政党办刊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有为其政权服务的《前锋周刊》、《前锋月报》等，另有“左联”领导下的《北斗》、《萌芽》、《拓荒者》、《前哨》等。当时的国共两党“双方都不讳言政党的背景，沿着这种办刊思路，40年代的边区党政机关，自觉地把办好期刊包括文学期刊，当作从中央到地方宣传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4〕这种办刊思想一直延续到建国后，《人民文学》的创刊与发行基本上也是围绕着党中央的文艺方针政策来运行的。较之解放前，文学杂志和出版社的生存环境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40年代后期，原有的文学杂志陆续停刊，如著名的《文学杂志》（朱光潜）、《文艺复兴》（郑振铎、李健吾），以及《文讯》、《野草》、《文艺春秋》等。即使是解放区的文学刊物，也大体如此。个别杂志，如茅盾等主持的《小说》，延续到1952年初，可能是例外。中国近现代发展起来的，具有独立性质、带有流派、同人色彩的文学杂志，失去存在的可能。文学报刊都明确其“机关”报刊的性质。“1949年后自然创办了许多刊物，但是刊物的性质有了很大变化。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现象。说它重要，是基本结束了晚清以来以杂志和报纸副刊为中心的文学流派、文学社团的组织方式。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随着期刊性质的改变，基本上结束了”〔5〕。在此期间，曾有过试图创办具有流派或同人色彩的刊物的尝试，大抵都以悲剧告终。如胡风等50年代初曾有的设想，丁玲、冯雪峰等在1957年创办同人刊物的计划，江苏青年作家陆文夫、高晓声等人的《探求者》杂志的流产，四川《星星》诗刊探索的失败等等。“中央”的《文艺报》、《人民文学》等杂志，“地方”的各省市的文学刊物，在大多数时间中，严格执行统一的规范，保持声音的基本一致，从而有效地保证文学“一体化”的实施。 1949年以后，文学的意义秩序被规定在政治意识形态范畴内，它被要求能阐释新中国“新”之所在。一个崭新的中国诞生了，红旗飘飘、豪情万丈，诗歌、小说等都由过去多反映苦难和斗争转为抒写建设和歌颂新生活为主题，一种以崇高神圣为基调的社会主义英雄史诗唱响人民狂欢的主旋律。《人民文学》上的小说创作，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生活题材占了极大分量。世俗的日常生活场景因其琐碎、平庸而被拒绝，就连老舍，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反映旗人生活的小说《正红旗下》的写作。菲舍尔·科勒克说过：“无一社会制度允许充分的艺术自由。每个社会制度都要求作家严守一定的界限”，“社会制度限制自由更主要的是通过以下途径：期待、希望和欢迎一类创作，排斥、鄙视另一类创作。这样，每个社会制度——经常无意识、无计划地——运用书报检查手段，决定性干预作家的工作。”〔6〕(P38)一个党的机关文学刊物每一期刊发何人的作品、何种题材、作品所占的版面位置等等，这些都成了极其细微敏感的问题。1956年前《人民文学》的作品多为工农立传，写热火朝天的工业建设及工农阶级中的英雄，几乎看不到描写知识分子、描写人们复杂内心世界的作品。整个文坛弥漫着开天辟地的豪言壮语和具钢铁意志的群体塑像。有学者讲到“读者成份的改变，势必要求文学作品从思想内容到审美趣味都发生相应的改变。1949年以后，大陆的文学对象被明确地规定为工农兵以及其他劳动人民。他们在一个新的政权建立之初，渴望了解这个政权是怎样取得胜利的，以及自己如何适应投入到新政权所领导的事业中去。这就决定了这一阶段的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教育作用特别强。”〔7〕(P6) 作为国家权威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在每一时期都必须紧跟政治形势和政治运动，在刊物的约稿、组稿与编排等环节上紧锣密鼓地配合政策、“赶任务”。“紧密配合中心任务就是个小框子。一个具体政策来了，一个具体任务来了，于是要求文艺刊物紧密配合，否则就是脱离实际，就要受到上级的批评。”〔8〕政策是党的文艺思想的具体表现，是党的宗旨、人民利益的具体体现，因此，配合政策、为政策服务就成为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自然而然的合理要求。“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作家，应该时时刻刻把他的写作作为一种宣传教育工作。这样的赶任务是完全应该的。”邵荃麟：《论文艺创作与政策和任务相结合》，《文艺报》第3卷(1)。“我们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脱离政治运动，不能不描写政治运动和配合政治任务。我们要从这样的配合政治任务的作品中产生不朽的艺术品，而且也一定可以产生不朽的艺术品。”萧殷：《论“赶任务”》，《文艺报》第4卷，第5期。众多的理论批评从不同角度论证了配合政治、“赶任务”需要的合理性和重要性。朝鲜战争爆发，全国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人民文学》上就出现了大量反映抗美援朝的作品，有《在朝鲜战场上有这样一个人》（李瑛，1952年8月号）、《朝鲜战地的报告》（巴金，1952年8月号）、《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巴金，1952年9月号）、《三千里江山》(杨朔，1952年9月号)等。1955年为配合党领导下的工业建设高潮，《人民文学》1955年3月号登出了《本刊为发起〈在工业战线上〉的征文启事》，坚持每一期都有反映工业建设战线上的文章。 此次征文活动持续了两年，配合政策、国情的需要将文学活动规范化、组织化，紧跟党的文艺方针来办刊。 随着对“胡风集团”的批判运动不断升级，虽然《人民文学》办刊内容侧重的不是理论建树，但它仍十分注重自己的理论权威。在对胡风的批判中，《人民文学》紧跟党中央的脚步，在期刊上接连几期发表了火药味极浓的批判文章：《胡风先生及其小集团曾经怎样斗争过？》（王智亮，1955年2月号）、《请脱下外衣来！》（丁力，1955年2月号）、《评胡风的“有关现实主义一个基本问题”》（王速，1955年3月号）、《在接受民族遗产问题上胡风怎样歪曲了鲁迅先生》（沛翔，1955年4月号）、《胡风——最阴险的敌人》（刘白羽，1955年6月号）等等。然而事实是在此种“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念指导下的文学创作却难以产生既符合“赶任务”又具“艺术性”的文艺杰作，这一系列举措并没能从中挖掘出比较优秀的创作和培养出杰出的人民作家。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文学刊物，它本应有自己的特色，但更多地却要受制于政治环境的约束，来自更高层的权力迫使《人民文学》不可能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虽拥有十分尊贵的文坛地位：“现在在国内国外，都把本刊看作一个代表新中国的文学方面的刊物。”《人民文学》(第2卷)，1950年版，第3期。但社会上各种文学刊物均以《人民文学》为指南，这无疑使得刊物的运作更加谨慎。 《人民文学》自创刊起有一个重要的栏目——“读者来信”。“读者来信”虽然在报刊的版面栏目中已是司空见惯，但于《人民文学》而言则更显出重要意义。1950年6月1号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编辑部的集体检讨：《改进我们的工作——本刊第一卷编辑工作检讨》，这次检讨是为了响应中央委员会《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并结合读者的批评意见而进行的。虽然《人民文学》才出版了六期，但编辑们丝毫不敢有所怠慢。从这六期里他们自我发现了许多问题，如缺乏有计划地组织理论批评，尽管这不是《人民文学》的中心任务所在。接着它还批评了组稿上存在的小说题材分布面狭窄（多写工人，农兵题材不多）的缺点。此时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工农小说在政治宣传上的功利性被强化到了极端的地步，成为跟在政治后面亦步亦趋的工具。 “进入当代，思想环境要求作家进一步放弃知识分子精神独立的幻想，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几乎没有间断过。文学界、美术界、理论界的检讨之声不绝于耳。作家已没有可能以松弛的心态去从事精神生产。而心态又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作品的风貌和它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9〕(P31)这样的创作环境迫使作家们纷纷生产出了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概念作品”“任务作品”。 从《人民文学》该阶段所刊发的作品来看，众多创作显露出那时知识分子已广泛地逐步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力，默认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然而知识分子的思考，恰是现代文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这时“人民文学”主流中普遍存在以肯定歌颂代替解剖批评，和气善言掩盖了激流中的矛盾冲突。但是应该看到，假使如此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此后一系列矛盾冲突逐渐浮出了水面并愈演愈烈，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使新中国全力建构的“人民文学”处于一个尴尬的窘境。 〔参考文献〕 〔1〕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3〕刘宏全主编.中国百年期刊发刊词600篇〔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4〕刘增人.40年代的文学期刊〔A〕.现代文学研究丛刊〔J〕.2003，(2). 〔5〕洪子诚.问题与方法〔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 〔6〕〔德〕菲舍尔·科勒克.文学社会学〔A〕.张英进、于沛.现当代西方文艺社会学探索〔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 〔7〕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M〕.台湾:业强出版社，1990. 〔8〕蓝翎.了了录〔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9〕孟繁华.梦幻与宿命——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历程〔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