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主题的论文

“唐诗宋词”塑造民族精神 中国文学中博大深厚、富于文化底蕴，其中既有高度成就又易于大众接受的，是代表中国韵文最高成就的唐诗宋词。“唐诗宋词”由于其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和民族文化底蕴，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我们在此无意夸大“唐诗宋词”的内涵外延，但它对培养民族的文化素质，确实是十分重要和直接的。唐诗宋词的情感意蕴，最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并使人们在接受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陶冶了情操，提高了素质。首先，要了解唐诗宋词的一些基本知识，如什么是古体诗、近体诗、平仄、押韵、对仗、词牌等。这些内容大致了解即可，不必深究。同时要知道所读唐诗或宋词的字面意思。 其次，了解作者的生平思想及该诗或词的写作背景。这一点看似简单，却十分重要而又容易被忽略。因为只有了解了作者的生平经历、思想倾向，以及该诗的创作背景，才能深入地理解其思想情感内函，从而进入较深层次的理解。 如读杜甫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如果你不了解杜甫的经历思想，不知道他对国家和人民强烈热爱的情感，不理解人民的喜怒哀乐时刻牵挂着他心魂的话，就很容易把这首诗理解成一般性喜爱春雨的作品。在本诗中，杜甫对春雨的喜爱，是出于他对人民生活的关心，因为好的春雨能滋润禾苗生长，能带来好的收成，让百姓吃饱饭，过好日子。因此诗人一开篇就以喜爱的口吻赞之为“好雨”，说其“知时节”而下。他的心、他的情、他对事物的喜怒哀乐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前提的。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了解了杜甫的生平思想，不但能透过字面意思，理解作品的深层意蕴，而且能在感受其对祖国和人民热血情怀的同时受到感染和熏陶，渐渐地萌生爱国爱民的情感，并融化为一种更高层次的素质。 又如李白的诗歌，在充分表现自己“奋其智能，愿为辅弼”的积极进取精神的同时，洋溢着对祖国大好山河无限热爱的情怀：“天生我材必有用”（《将进酒》），“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等等。每当我们读起这些诗句，无不热血沸腾，深受感染。如果能再了解一些李白的生平思想，那就更好了。再如读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只有了解了北南宋时期国家破败、家园沦丧、爱国志士满怀爱国情怀壮志，却报国无门的特定历史状况，以及岳飞的生平思想后，才能真正理解一位爱国将领内心深处那种“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民族情怀，进而受到感染和启迪，并转化为自己的民族情操和民族文化素养。 再次，感悟诗词情感意蕴，吟诵使之融为素质。在完成了上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后，还要“感其然，悟其所以然”，深入到对作品“情”的感受和“蕴”的感悟中，由学习知识进化到培养素质。那么怎样才能感受其“情”、感悟其“蕴”呢？方法只有一个：读→ 朗读 → 朗诵 → 吟诵。一定要出声地读，而且由一般的“读”逐渐进入到“吟诵”。这样才能感受到作品中那犹如人体内流淌着的血液一样的“情”，感悟到如人的灵魂般的“蕴”。在经常地、多篇目地、反复吟诵“唐诗宋词”的过程中，陶冶了情操，也培养了素质。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自己真的“雅”了点，“和”了点，“儒”了些。 随着“唐诗宋词”的感受、感染、感悟及民族情感蕴蓄的加深，特别是更高层次的民族情感素质就渐渐地培养出来了。随之而来的是，所培养出来的文化素质将释放为我们前面所提及的能量，获得意想不到的人文效应和经济效益。尤其是具有民族情感、爱国情感，更会在获得成功快乐的同时，享受着身为华夏子孙为国献力的一种特殊的精神愉悦和幸福，那是生命的最高意义和价值！

读了唐诗三百首后，我感到书里的诗个个都非常的好。比如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白云泉白居易天平山上白去泉，去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诗意是：天平山白去泉边是那样清幽静谧，天上的白去随风飘荡，舒卷自如；山上的泉水淙淙潺潺流，从容自得。我问泉水，你既然在这里如此闲适，何必要奔向山下，给原本纷扰多事的人间推波助澜？还有一首诗也很好，是这样写的：秋词二首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去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诗意是：自古以来，人们一到秋天只觉得万木萧条，不免感到悲伤。我说秋天比欣欣向荣的春天更好。在秋日晴空中那排腾云直上的白鹤多么矫健凌厉，把我们的诗情也带到蓝天上。这首诗冲破了秋天的肃杀之气，令人精神振奋。背过了90首古诗，我感到很高兴，我感受到古代诗人的那种伟大的精神，他们用简洁精湛的诗歌表达出自己的情绪，有悲痛的报国情，有忧伤的相思情，还有婉转的亲情。像《陇西行》一样：“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写出了战争的残酷，将士们已经牺牲了，可家乡的亲人仍做梦盼他们回来，表达了诗人对战死者和家人的深切同情和对战争的憎恨。每一首唐诗都有自己的思想，我们只有背更多，就能吸收很多的营养，他对我们的成长会有很大的帮助。

梯度未曾 效法为你

议论唐诗 《钗头凤》陆游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钗头凤》词调是根据五代无名氏《撷芳词》改易而成。因《撷芳词》中原有“都如梦，何曾共，可怜孤似钗头凤”之句，故取名《钗头凤》。陆游用“钗头凤”这一调名大约有两方面的含意：一是指自与唐氏仳离之后“可怜孤似钗头凤”；二是指仳离之前的往事“都如梦”一样地倏然而逝，未能共首偕老。因为这首词是咏调名本义的本事词，所以须首先交待一下词中本事。 一般的说法是：陆游初娶舅父唐闳之女，婚后夫妻相爱，而陆游的母亲却不喜欢自己的侄女，陆游迫于母命不得不与唐氏离异。离异后唐氏改嫁同郡宗子赵士程。在一次春游中陆游与唐氏及其后夫士程邂逅于绍兴城南禹迹寺附近的沈园。唐氏得后夫同意，遣人送酒馔致意，陆游感于前事，遂题此词于沈园壁上。以上情节来自宋周密《齐东野语》，查其中却有失实之处。盖唐闳为鸿胪少卿唐翊之子。陆游有舅父六人，但其中并无唐闳游与前妻唐氏自然也不是表兄妹。但据宋代诸家笔记所载，陆游与前妻唐氏在一次春游中于沈园相逢，晤谈之后而作此词这是可以相信的。 这首词分上下两阕，上阕是男子口吻，自然是陆游在追叙今昔之异；昔日的欢情，有如强劲的东风把枝头繁花一扫成空。别后数年心境索漠，满怀愁绪未尝稍释，而此恨既已铸成，事实已无可挽回。下阕改拟女子口吻，自然是写唐氏泣诉别后相思之情：眼前风光依稀如旧，而人事已改。为思君消瘦憔悴，终日以泪洗面。任花开花落，已无意兴再临池阁之胜。当年山盟海誓都成空愿，虽欲托书通情，无奈碍于再嫁的处境，也只好犹夷而罢。此词口吻之逼真，情感之挚婉，都不类拟想之作。如果没有生活原型作为依据，只凭虚构是不会写得如此真切感人的。以上谈的是这首词的总体印象，为了印证这一印象，还可以从语言意象入手做进一步的分析。“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这三句抚今追昔，所表现的情感是极其丰富而又复杂的。“红酥”言其细腻而红润。李清照《玉楼春》（红梅）词：“红酥肯放琼苞碎，探看南枝开遍末？”词中以“红酥”形容红梅蓓蕾之色，是个令人陶醉的字眼儿。陆游用“红酥”来形容肤色，其中便寓有爱怜之意。词人为什么只写手如红酥？这是因为手最能表现出女性的仪态。如《古诗十九首》“纤纤濯素手”；苏轼《贺新郎》“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都是借手来显现人物的体态与仪表的例子。但在这首词里，词人不仅借对手的描写来衬托唐氏仪容的婉丽，同时联系下句“黄縢酒”来看，正是暗示唐氏捧酒相劝的殷勤之意。这一情境陡地唤起词人无限的感慨与回忆：当年的沈园和禹迹寺，曾是这一对恩爱夫妻携手游赏之地。曾几何时鸳侣分散，爱妻易嫁已属他人。满城春色依旧，而人事全非。“宫墙柳”虽然是写眼前的实景，但同时也暗含着可望而难近这一层意思。“东风恶，欢情薄”是借春风吹落繁花来比喻好景不常，欢情难再。“东风恶”的“恶”字多有人理解为恶毒之恶，这是不对的。由于对“恶”字语义的误解，更将此句加以引伸，认为“东风恶”是陆游影射自己的母亲太狠毒，拆散了儿子的美满姻缘。这更是望文生义的无稽之谈。为了纠正对此句的错误理解，在此不得不稍加辨证。盖宋元时语中的“恶”字本为表示事物程度的中性“甚词”，义同太、甚、极、深，并不含有贬义。如康与之《忆秦娥》词：“春寂寞，长安古道东风恶。”意谓春光已去，而长安古道上的春风还在劲吹。周邦彦《瑞鹤仙》词：“叹西园，已是花深无地，东风何事又恶”。是说西园落花已经飘零满地，东风又何必刮得如此之甚呢！元胡只从《快活三过朝天子》散曲：“柳丝舞困小蛮腰，显得东风恶”。这是形容春风中杨柳不停地迎风飘舞，显得东风甚猛；如果柳丝是小蛮的腰肢，她必定感到十分困倦了。据此可知“东风恶”并非影射陆游的母亲。至于这首词在客观上是否具有反封建的社会意义，这是另一回事，不应和词的本文阐释混为一谈，否则将会曲解作品原意而厚诬古人之嫌了。辨证既明，那么“一怀愁绪”以下三句自然是紧承好景不常，欢情难再这一情感线索而来，是陆游在向前妻唐氏倾诉几年来的愁苦与寂寞。最后结以“错、错、错”三字，却是一字一泪。但此错既已铸成，即便引咎自责也于事无补，只有含恨终身了。 词转下阕，却另起一意。这里是用代言体直拟唐氏口吻，哭诉别后终日相思的苦情：“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这三句词因为是拟唐氏口吻，所以仍从往日同赏春光写起，而丝毫没有复沓之感，反而令人觉得更加凄楚哀怨，如闻泣声，如见泪眼，人物音容，宛然在目。“春如旧”一句与前阕“满城春色”相对应，既写眼前春色，也是追忆往日的欢情，但已是“物是人非事事休”了。“人空瘦”，正是“为伊消得人憔悴”，一个“空”字，写出了徒唤奈何的相思之情，虽然自知相思无用，消瘦无益，但情之所钟却不能自己。“泪痕红浥鲛绡透”，正是数年来终日以泪洗面的真实写照。“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这四句写出了改嫁后的无限幽怨：任它花开花落，园林清幽，但却无心观赏登临。俞平伯《唐宋词选释》认为：“‘闲池阁’此指沈园近迹。”虽也可通，但不如解为赵氏园林为更近词之本意。盖从前阕“满城春色”，后阕“春如旧”所写景色来看，都不是暮春气象。因此说“指沈园近迹”就与前文牴牾不通了。另据陈鹄《耆旧读闻》说：赵士程“家有馆园之胜”，可见这两句指唐氏改嫁后不能忘情于前夫，赵家虽有园林池阁，却因抑郁寡欢而从未登临。下转“山盟虽在，锦书难托。”用前秦苏蕙织锦回文诗赠其丈夫故事，直将改嫁后终日所思和盘托出，补足上二句之意。结句“莫、莫、莫”三字为一叠句，低徊幽咽，肝肠欲断，这是绝望无奈的叹息，也是劝慰前夫，自怨命薄的最后决别。据说唐氏在沈园与前夫会晤之后，不久便抑郁而死。

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 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 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从而造成光辉灿烂的成就的。另外，南北文风的融合与民族的创造力量也是唐诗繁荣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南北朝时，两个政权虽然相互对立，但文化与血液交流的激荡，一刻也不曾停止。到了唐代统一，南北文风，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形成新的风格，表现出民族强大的创造力量。 北京大学中文系专业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从多方面分析了唐诗兴盛的原因，然最为强调的是唐代的经济繁荣与阶级斗争。书中说： 如前所述，国家的富强昌盛，社会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富裕安乐，不仅使诗人们能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丰富了生活经历，扩大了眼界，而且培养了诗人乐观的精神以及为祖国建立功业的理想，激发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而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及诗人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又直接或间接地使诗人接触现实，正视现实，从而孕育了他们对现实的叛逆精神，或批判现实的精神。 这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显然带着时代的政治特点，但不无道理。北京大学1955级的《中国文学史》所揭示的其它原因约略同于刘大杰先生的。 吉林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更加重视从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寻找原因，他们认为的原因主要有：一、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采取一些让步政策，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使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相对繁荣，文化艺术亦随之欣欣向荣；二、唐王朝不断巩固边防，并扩张疆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三、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四、由于实行科举制度，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的基本依靠力量。这四个方面都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所述的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之前学术界未提到的，即“文禁松弛”。书中说： 就整个唐代来说，是封建社会中的繁荣上升时期，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力量还具有一定的信心，在文禁方面也比较松弛，不像以后的宋、元、明、清的统治者那样在文禁上一代比一代更加严密而残酷。 该书认为，这一个原因对于文学的发展相当的重要。 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所揭示的原因与他人略有不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说唐代诗人对文学遗产采取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他们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地向古人学习。二是诗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但反过来又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发展。 马茂元在《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中也探讨了唐诗繁荣的原因，他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唐代诗人继承和发扬了过去诗歌的优秀传统，二是对民间文学高度重视，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三是“诗不言法”，“他们没有被任何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所束缚，被嵌在一个模子里，而是每个诗人，都能以自己独有的面貌与我们相见。”马氏因为没能从社会基础——政治经济的视角去分析，还遭到了时人的批评。 1979年之后，文学批评的禁区被打破，唐诗繁荣原因的讨论又活跃了起来。《文学评论》于该年第1期刊登了梁超然的文章，对之前的看法提出了商榷。认为将诗歌的繁荣与经济的繁荣直接联系起来是一种“庸俗化倾向”，亦与唐诗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例如唐太宗贞观时期的经济高涨就并没有带来诗歌的高潮。再者，作者也不同意把庶族地主阶级视为唐代诗坛的主要阶级基础和唐诗繁荣的决定力量，认为那种说法夸大了世、庶斗争的意义，夸大了庶族地主的进步性。实际上，“庶族地主”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是否是一个统一的阶层以及能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都值得怀疑。同一期的《文学评论》上，还发表了皇甫煃的《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该文对于把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视为“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原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科举制度只是一种考试制度，庶族地主可以利用它，世族地主也可以利用它。”“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像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 之后，许多专家仍坚持经济繁荣与唐诗兴盛有直接的关系。王水照《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一文，分析了其关系的具体内容：① 经济的繁荣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创作环境。② 经济繁荣造成的国力强大，直接影响到唐诗的创作精神，那就是“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理想”、“表现于不同题材、体裁中的开阔境界和昂扬的气象”。③ 经济繁荣所造成之交通、旅游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诗歌内容的丰富和题材范围的扩大。④ 经济繁荣为诗歌的发表和流传提供了物质手段（“发表和流传”指驿寄、投赠、“温卷”、题壁等）。 最近出版的章培恒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强调了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对唐诗繁荣的积极影响。该书说：显然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这种思想多元化的状况，使得思想界较为自由活跃，文学创作也很少禁区。 仁智之见，都不无道理。但是独取哪一家之说都显得不够全面，可否将上述各点全部列上，都算作兴盛之原因呢？（朱恒夫，见《中国文学史疑案录·诗赋词曲编》）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