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乡土中国参考文献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著述的一部研究中国农村的作品。全书由14篇文章组成，涉及乡土社会人文环境、传统社会结构、权力分配、道德体系、法礼、血缘地缘等各方面。在《乡土中国》中，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概述和分析，全面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全书主要探讨了差序格局、男女有别、家族、血缘和地缘等。该书语言流畅，浅显易懂。

《乡土中国》一书收录了《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十四篇论文。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诸多方面深度解剖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费孝通作为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教授，领导着一个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以及那里的真实存在的人怀有极大兴趣的研究小组。他自己通过实地调查去为学生们讲授“乡村社会学”这门课程，课余所留存下来的文字得到发表，成为了《乡土中国》这本书的原型。如书名般，内容是从“乡土”二字出发，围绕着二字展开。土地养育人类，人类依赖土地。人的种种特性、文化也与土地有着密切关系。乡土社会还在不停地变，但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比如人情，并且这不仅限于乡下，城里也是一样，礼尚往来就是最好的见证。但还有一些是在剧烈地变的，比如社会制度，基层民主的推进还受着一些乡土社会因素的阻碍。乡下人在不断地进城，然而却难以享受到城里人的待遇，并且进城务工人员的年龄越趋低龄化。然而我们的目的和费老是一样的，即改善他们的生活，推动农村的发展，费老已经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感受和理解“中国问题”是我们一生的使命。

《乡土中国》序言主要内容：对有关农村社会问题研究的成果，由14篇论文构成。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诸多方面观察。《乡土中国》是当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创作的社会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948年。在《乡土中国》中，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概述和分析，全面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全书主要探讨了差序格局、男女有别、家族、血缘和地缘等。该书语言流畅，浅显易懂。《乡土中国》是学界共认的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故乡》是李箕永的作品，李箕永，生于1895年，卒于1984年，是朝鲜现代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优秀代表、杰出的创始人之一。《故乡》，反映了“卡普”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作，也是朝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在朝鲜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故乡》取材于30年代前后的朝鲜农村现实生活。作家在《给＜故乡＞读者》一文中曾说过：

这部作品，佃农们——元德村农民们反对地主恶毒榨取的斗争是基本的故事梗概。同时，我把这个农民的斗争和城内丝织工厂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企图反映工农联盟的思想。

站在他们斗争前列的是他们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金喜俊。我企图通过这个主人公的形象创造出一个出身于农村的新型知识分子，也企图描写元德村农民们在他的领导下怎样正确地认识了自己的处境和力量，以及他们怎样投入了火热的斗争。

作者在《故乡》中，通过元德村的矛盾和斗争，真实地表现了20、30年代朝鲜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一方面，愤怒地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同朝鲜封建地主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强行采取“土地调查”、“大米增殖”、“供出粮食”和“征用民夫”等罪恶手段对朝鲜人民进行政治迫害和经济掠夺的罪行，无情地揭穿了亲日派地主及其代理人、二地主安承学虚伪面孔和豺狼本性。

另一方面，又广泛地描写了朝鲜农村的巨大变化——革命思想的深入人心、农民群众的迅速觉醒和工农联盟的发展壮大，热情洋溢地赞颂了朝鲜农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金喜俊所领导的有组织的抗租斗争在丝织工人支持下所取得的胜利，正是当时朝鲜工农革命不断发展的大好形势的艺术反映。

《故乡》中突出描写的主人公就是革命知识分子金喜俊。他是一个具有先进思想的忧国忧民的新型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东京的学校毕业之后，他满怀着爱国热情返回祖国。当他目睹元德村农民惨遭压迫和剥削的苦难处境时，深感朝鲜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他热血沸腾，一心想要同故乡人民“干一番事业”。他决心唤醒农民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当他发现：自己接触的“青年会”是一些自私自利之徒推行民族改良主义的组织时，曾一度陷入失望、彷徨和苦闷之中；但是，他深信：“光明拥有打退黑暗的威力，尽管是一星灯火，黑暗却不敢触犯它。”他毅然同“青年会”分手，坚决到农民群众中去。

为了接近农民，他向农民学习铲地和插秧等各种农活，竭尽全力创办农民夜校和农乐队，想方设法、不辞辛苦地团结和启发群众，努力提高农民的觉悟。他既善于团结青年农民，又能耐心启发老一代农民，不断发展和扩大革命农民的队伍。但是，他决不高高在上，总是谦逊谨慎地为农民排忧解难，因而得到了农民的信任和支持，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

他能抓住斗争时机，机智勇敢地发动和领导农民的抗租斗争和缫丝工人的罢工斗争及捐助活动，有力地支援了元德村的农民斗争，迫使二地主安承学不得不答应农民的要求，使抗租斗争取得了胜利。

金喜俊的革命经历生动表明；革命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的斗争活动相结合，就会产生不可战胜的力量，显示出革命的先锋作用。

当然，这一形象的塑造，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如：个人力量描写得多，组织力量表现得少；无产阶级气质不足，小资产阶级感情有余；对学三的粗暴同他的一些谦逊的性格是矛盾的，等等。产生这些缺点，既有作家主观上的原因，又有当时无法克服的客观上的原因，不可苛求于作家。

二地主安承学是《故乡》中反动势力的代表。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也是地主闵判书的凶恶管家和爪牙。他靠高利贷和收租而成为村里的暴发户。他刚刚来到元德村时，本是一个毫无所有、一贫如洗的流浪汉。由于狡猾诡诈，善于钻营，在郡里弄到了一个雇员的差事。

接着，这个人人唾骂的坏蛋又得到了地主闵判书的垂青和信任，让他成为地主的代理人。他到处催租逼债，为非作歹，人面兽心。他认贼作父，同日本警察勾搭起来，又是一个奴颜婢膝甘当洋奴的民族败类。

《故乡》的艺术成就，也是十分突出的。

首先，他塑造了符合于时代要求的新型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金喜俊，这是具有开创意义的。金喜俊是作家早期创作同类革命知识分子的继续和发展。作家曾说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给‘卡普’作家们提出了创作与运动的新形势相适应的主人公的光荣任务。《故乡》就是这一课题的回答。”应该说，这一光荣任务，首先由李箕永胜利地完成了。

其次，《故乡》中生动地展示了朝鲜农村的民俗风貌。如：农乐队的歌舞、婚礼的欢庆和生日的祝贺以及其他民间习俗的描绘，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民族特色。

再次，善于利用景物描写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借景抒情，把人物精神面貌和感情活动，通过自然景物生动而形象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如：抗租斗争胜利的一章中的黎明的描写：

……灰黑色的云彩已经开始在天空的一角渐渐地散去，它仿佛向人们预告：光明就要来临……”这种景物描写是寓意深刻的，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斗争的胜利就在眼前。

内容简介《乡土中国》一书收录了《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十四篇论文，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诸多方面深度解剖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1，《乡土本色》。该章大抵是全书的总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这一章中，费孝通将中国社会的基层定义为乡土性的，这“乡土性”带有三方面特点：其一，“乡下人离不了泥土”。乡下人以种地为最普通的谋生方法，因而也最明白泥土的可贵。其二，不流动性。靠农业谋生的人是“粘在土地上的”，并不是说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而是说在人与空间的关系上是不流动的，安土重迁，各自保持着孤立与隔膜。其三，熟人社会。乡土社会的这种人口流动性缓慢的特点使乡村生活很富于“地方性”特点，聚村而居，终老是乡。所以，乡土社会是个熟人之间的社会，这才有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这一章描述了中国社会的基础，同时也是全书的基础，后文差序格局，礼俗社会之根源，都在于此“乡土性”。2，《文字下乡》与《再论文字下乡》。这两章说明了一个问题——乡土社会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文字是人和人传情达意的过程中受到阻隔的产物，但在乡土社会中，“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文字呢？”其实，还有更多的不需要声音和文字参与的“特殊语言”可用来作象征的原料，如表情、动作等，它们比语言更有效。“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说话都不是传达情意的惟一象征体系。”《文字下乡》说的是传情达意的空间之隔，《再论文字下乡》则说的是时间之隔，包括个人的今昔之隔和社会的世代之隔。由于乡土社会是一个很安定的社会，一个人所需的记忆范围本来就很狭窄；而同一生活方式的反复重演，也使得语言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而无需文字。3，《差序格局》。从《差序格局》到《男女有别》，讲的是家、国、天下三者的伦常关系在社会学上的意义。“差序格局”是费孝通提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观点，指的是由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所决定的有差等的次序关系。中国人独特的“私”的个性，造就了中国独特的“差序格局”。不同于西洋社会有如捆柴的团体格局，费孝通在书中将中国的格局比作“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不一定相同。每个网络都是以“己”作为中心，每个网络的中心也各不相同，这就是一个差序格局，伦的格局。4，《家族》《男女有别》。这两篇讲的都是中国传统感情定向的问题。在西洋，家庭是团体性的社群，这个社群能经营的事务也很少，主要是生儿育女。但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可以沿着父系这一方面扩大。当其扩大成为氏族和部落时，其功能显然不只于生育，而赋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的功能。在中国的乡土社会，家是个连绵延续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婆媳之间，是纵的。所以，对于两性之间的感情，中国人就矜持和保留得多，纪律排斥了私情，这在“男女有别”中有进一步的说明。乡土社会是一个男女有别的社会。浮士德式的恋爱精神，在乡土社会中是不容存在的。因为乡土社会不需要新的社会关系，更害怕旧的社会关系被破坏。乡土社会是阿渡罗式的文化观，男女关系必须有一种安排，使他们之间不发生激动性的感情。这便是男女有别的原则，即干脆认为男女之间不必求同，不必了解，在生活上加以隔离。5，《礼治秩序》《无讼》讨论乡村社会中人们如何基于宗法制家庭的感情进行道德判断和约束。乡土社会治理方式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于‘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在乡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调节不是靠法律来调节，而是靠“礼”这种社会规范来调节。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它正是与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相互配合适应的，通过不断重叠、蛛网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影响到其他人，进而在整个社会营造一种合适的统冶秩序。“在乡土社会中，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这也正是讼师在乡土社会中没有地位的原因。在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之下，原本不承认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则，而现行法却是采用个体平等主义的。现行的司法制度，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6，《无为政治》《长老统治》和《名实的分离》，讲的是四种权力。关于乡土中国的权力结构，该书在《无为政治》《长老统治》和《名实的分离》三篇中分别加以阐述。费孝通认为社会权力共有四种形式：一是在社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力；二是在社会合作中所发生的同意权力；三是在社会继替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四是在社会变迁中所发生的时势权力。[4]出自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