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的诗歌意象论文开题报告

一、芦笛：一支忧郁的苦难之歌 艾青一生写过土地遭受蹂躏的痛苦呻吟，也写过那游弋于地心的沸腾热气；他描摹寒冷干涸土地上农民悲苦不堪的日子，也热切欢呼带给大地光明温暖的黎明与太阳。作为诗人，他总是“置身在探求出路的人群当中”，与他们“共呼吸、共悲欢、共生死……使自己的歌成为发自人类的最真实的呼声。”[2] 可以说，诗人浸润流溢于诗篇中的忧郁是为着贫苦农民的痛苦，振奋是由于土地的苏醒，欢欣来自民族的解放。正因为这样，时代题材和诗人个性心理气质的糅和，构成了艾青前后期诗歌不同的诗美风格。 1932年初，艾青在法国写了一第一首诗《会合》。“12·8”事变、那天，他从马赛动身回国，“从彩色的欧罗巴 / 带回一支芦笛”[3]，开始吹着忧郁的芦笛为“依然呻吟在屈辱中”[4]的祖国深情地和鸣。 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是这一时期诗美风格的集中。他忧郁的诗情里积淀了早期生命历程的坎坷与不幸，也是发自内心他置身于黑暗大地上的痛苦的生命情怀：幼年时缺乏父母亲情的冷漠凄清，少年时飘泊异乡的辛酸孤苦，三年囚徒生涯的悲愤伤感，以及人世间的苦难不平、对中华民族生存危机的深思忧虑……这一切自然而然地流注在他血泪凝成的字里行间，形成他许多诗歌沉郁的底色。在这首带有自叙叙传记性质的长诗中，艾青用丰厚的感情，朴实的口语，大量的排比，细腻的笔触，形象的语言，凄楚地叙写了自己的身世经历，并怀着虔诚而深切的情感，回忆了自己深爱的乳母大堰河生前的凄苦和死后的悲凉，艾青成了家庭与时代的叛逆者。他在诗中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勤劳善良、受尽人间凌辱、最后与世长辞的农村女形象，表现了诗人“对于母性的不幸的人的爱”[5]，对自己家庭所属地主阶级和整个不公道世界的强烈不满和诅咒。 形成艾青诗歌震撼人心力量的，当然不是单纯的忧郁和伤感，而是一种将自己融汇于深重的民族苦难之中所显现出的对于国家民族的深切关注与思考，对苦难人民命运的同情与召唤。尤其是抗战初期写的大量诗歌，与他的“土色的忧郁”和“农民的忧郁”共存的是时代的忧郁和民族的忧郁。特别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一诗中，诗人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 寒冷封锁着中国呀”这一旋律中，反复地倾诉着民族的苦难与不幸： 中国的路， 是如此的崎岖， 是如此的泥泞呀。 …… 饥馑的大地， 朝向阴暗的天， 伸出乞授的 抖的两臂。 诗人在这里是用比拟的手法，传达出一种理性象征和暗示，引导人们对现实的深沉的哀思。 而在《北方》组诗、《旷野》二章等诗中，艾青用极富象征和暗示的手法，奏出了充满哀怜的沉郁音调，同时又用苍黄、灰暗的土地的色调，带给人以悲哀和沉郁的暗示与感染。这大概就是艾青对于新诗作出美学探索而形成的个性美：他不仅善于运用写实的手法构成实写的现实形象，充分地抒写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做到了外在客观形象与内在理性世界的完美统一以至融合；他也擅长运用浪漫主义或象征手法构成虚写的典型意象，以寄托或暗寓诗人对生活的憧憬和对未来的向往。从他的诗行所呈现出的意境中，我们读出了一个旧中国，读出了充盈着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交融，读出了苦难与希望俱在的丰富意韵。 那些卖艺人，那群行乞者，那个补衣妇，那架手推车以及悲哀的北方、迷雾的旷野、贫瘠的田亩……他写那些苦难意象，融渗在乌黑、灰黄、灰暗的冷色调中，造成的暗示性及带给读者一种阴郁、压抑之感，充分显示出一种美好东西被毁灭的悲剧式的伤感美和沉郁美，这是艾青爱国忧民情怀凝聚于土地上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也是他早期诗美风格和内质构成。 二、土地：一支深沉的爱之恋曲 1937年至1940年，当诗人投身于斗争的洪流，辗转于杭州、武汉、桂林、重庆、西安等地的三、四年里，走南闯北的生涯让诗人获得了大量丰富的生活素材，艺术上趋于成熟，先后出版了诗集《北方》、《他死在第二次》、《旷野》及长诗《火把》和《向太阳》等，形成了艾青诗歌创作的旺盛和高峰期。大量的作品表现出富有艺术个性特征的“艾青式的忧郁”。 《手推车》避开直接描绘经受贫穷与战乱的中国难民的具体形象，只有手推车构成的特殊意象痛楚地连接着人与土地：手推车发出的低沉的“尖音”和“刻画在灰黄土层上的深深的辙迹”，具象化地展示了北方人民流离失所的悲哀以及这悲哀印在人们身上的深深的伤痕。 《乞丐》让人看到的是一幅更加令人颤栗的失去土地的农民的苦难画面：“乞丐用最使人厌烦的声音/呐喊着痛苦/说他们来自灾区/来自战地/……/乞丐伸着永不缩回的手/乌黑的手/要求施舍一个铜子/向任何人/甚至那掏不出一个铜子的士兵”。而那些暂时没有失去土地的劳动者，生活又是怎样的呢？《旷野》正是描写国家民族不幸所造成的农村经济的衰败和由此带给农民的悲苦不堪的生活：“薄雾”像“雪”一样，是苦难笼罩的象征，它弥漫着“地大物博”的中国的旷野，那里现只有“乌暗而枯干的田亩”、“荒芜的池沼”、“褐色阴暗的山坡”，“贫穷土地上的人们在那些小屋里/过的是怎样惨淡的日子啊……”这些深植于土地上的苦难怎能不让作为“农民后裔”的艾青撕心裂肺呢？诗人艾青，不仅“因为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而且对土地挚爱直露地坦言：“我爱的”就是这“悲哀的国土”，这种对祖国与人民的深情眷恋，在不断地询问自己“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的同时，随着文艺思想的解放和对遭受苦难民众的痛心，逐渐转化为诗人内心一种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他“把忧郁与悲哀，看成一种力！”他要用“如炬”的诗笔“把弥漫在广大土地上的渴望、不平、愤懑……集合拢来……伫望暴风雨来卷带了这一切，扫荡这整个世界！”[6] 艾青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观点是“苦难比幸福更美”。这种对苦难美的追求，正是一个伟大的人民诗人爱国深情、民族“忧患意识”的自觉体现，也是诗人自我面对苦难时代的自觉选择。他说，“最伟大的诗人，永远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最高的艺术品，永远是产生它的时代的情感、风尚、趣味等等之最真实的纪录。”[7] 三、太阳：一支圣洁的光之赞歌 当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由民族危亡走向新生伟大历史转折时，诗人用敏锐的目光注视着时代的变化，发掘出“民族潜藏着的生命力，也是民族解放最深厚的伟力”[8]。在《向太阳》组诗群中，与众多苦难意象对立的光明意象群开始出现。如火把、火焰、号角、春天、曙光、黎明、太阳等，艾青诗美风格开始朝向对光明事物的歌颂，而成为诗歌创作主题的，是表达诗人对民族解放、民主自由的追求。 《向太阳》这首抒情长诗由九个组诗连成，带上前所未有的浪漫主义气息和豪放的格调。“我打开窗/用犯人第一次看见光明的眼/看见了黎明/——这真实的黎明啊！”诗人自觉地发出内心的喜悦与豪情，他欣喜地“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 / 太阳向我滚来” ，并且“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宽怀与热爱/我甚至想在这光明的际会中死去”。诗人艾青在明朗如瀑的太阳下沐浴，他狂喜地注视着那充满盎然生机与活力的世界，看见那些在阳光下笑得像太阳的工人、刚参军不久的农民、少女和伤兵，他熟练地运用排比短句： 比处女 比含露的花朵 比白雪 比蓝的海水 太阳是金红的圆体 是发光的圆体 是在扩大着的圆体 以及大量冠脱离阴暗、沉郁冷色调的字眼，而使用亮色和暖色调，全景式又多层面的表现方式，表达了诗人对抗战必胜的信念和对解放与自由的热烈憧憬，给读者光明与振奋的启示，从而呈现出艾青诗歌风格的豪壮、雄健之美。音调短促跳跃的音韵美使其诗具有豪迈、恢宏的气势，加上大量重叠排比长短句的描述，表现了诗人对象征自由、解放、博爱和智慧之“太阳”的热切追求。 四、乡村：散文化了的诗情律动 艾青不仅以诗人饱满的情怀去感受生活，表达自由解放的理念，在他朴素的诗行里，他又独特地运用他曾作为画家的眼睛，从散文和绘画当中汲取诗美艺术之精华。他的散文式的诗句常以长短相间，自由活泼地表现，无拘无束；加上鲜活朴实的口语，力求一种种随诗情而产生的“内在旋律美”，与诗行内在节奏、音律与意象相一致和融合的色彩感受；他的诗，意象愈发丰满，显得那般绚丽；诗体自由的新诗创作追求，亦是他一生诗歌事业的伟大贡献。 艾青诗美风格的“散文化”形式，使抒情自由而舒展，写景开阔而细腻，注重了意象感觉性、整体象征性和抽象内感化。其综合表现在三个方面： 广阔而自由的画面空间，创造出美之意境。艾青的诗可以说是散文化了的语言分行，是一个独立自足的艺术存在。他在诗句的字里行间，其意境的创造充分体现了他诗美的灵气，一首首精美的诗作艺术品，像是一篇精巧的美文，散发着诗人悲喜情愫的气息。如《献给乡村的诗》和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都显示了这一特色。他熟练地描绘出乡村的山水：“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你的关闭了的故居檐头的瓦菲/你的被曲押了一丈平方的园地/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石椅/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诗中有画，画中有情。其写景绘形绘神，饱和着诗人深切的思念与痛楚回忆，诗节前后的间接反复和诗行排比的形式使散文化得到了一定的约束，仍保持诗的基本特征，开创了散文与诗的渗透和融合。 诗节蕴含的音韵节奏之美，拨人心弦。音乐之美，是诗歌重要标志，它是诗人主观情愫与自然音响的和谐统一，神韵、气势与音响节奏的妙合无垠。艾青往往是根据不同的抒情对象，采用不同的节奏，或急促、或舒缓、或急管繁弦、或舒展悠长。“造成一种有规律的音流的呼吸”，如同吐呐珠玉的天籁之音，产生了一种和谐美感，使人与人之间产生心的交流，并为之陶醉和思索。如《礁石》采用四行一节一顿，韵律整齐：“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的一样/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这种音乐美是诗人对自然物象乐感的捕捉和赏玩，从而用语言表现意象的音乐色彩，融合诗人内心的情感，使之为之沉醉，又为之反思。 哲理性的诗，散发着“玫瑰”般的芬芳。英国作家史密斯在《小品文作法论》中说过，“伦理学在玫瑰丛中，身入其境，芳香扑鼻。”人们在欣赏艾青诗篇时，特别是艾青海外归来之后的诗作，往往能闻到哲理的芬芳。如名诗《鱼化石》中写道：“凝视着一片化石/傻瓜也受到教训/离开了运动/就没有生命”，诗人由“化石”的意象描写，向人生作哲理的开拓，使诗意含蓄而隽永。 但艾青诗歌“散文化”，从整体上说来，不如五四时期的诗歌自由奔放，在意象和语言的跳跃上不那么那么生动，散文化的铺陈影响了诗句的凝练，限制了诗篇内蕴的暗示性；其次，“散文化”的诗行，在讲究诗句字数和意象组合的方式上形式单调；再者，在后期的诗歌作品中，由于诗人在诗坛的地位的上升，使一些诗歌披上了政治色彩，存在着艺术力量不足的现象。特别是在经历了五十年代那场政治风暴后，客观上的限制和主观上的内审，诗人也许意识到了后期诗作内容上的浅薄和艺术功力上的停滞不。 在艾青后期诗中，真正能体现其艺术价值的，便是遵循着上述艺术规律而创作的抒情小诗，它们真正掺入诗人主观情感，使诗的“构图”既具有自然物态之形式美感，又聚集真实之感情和社会生活与人生经历之丰实的内涵。如佳作《给乌兰诺娃》——这是他观看巴蕾舞《小夜曲》后对美的体验： 像云一样柔软， 像风一样轻， 比月光更明亮， 比夜更宁静—— 人体在空间游行； 不是天上的仙女， 却是人间的女神， 比梦更美， 比幻想更动人—— 是劳动创造的结晶。 这不但是诗人对舞者精湛舞艺的高度赞美，对劳动创造的热情讴歌，亦是诗人以敏锐的诗感，凝练地运用排比短句，对美的瞬间捕捉，通过对情境的形象化素描，而形成的鲜活的独特意象。诗上节以实比虚，以云、风、月光和夜比拟舞美之柔、轻、亮和静的感受；下节以虚比实，以仙女、女神、梦和幻想比拟其舞美，这博喻的艺术手法，形象地构成了优美静谧的诗境，描绘出一幅渗入深情的写意画卷。在后期，成就较高的作品还有《启明星》、《鸽哨》、《珠贝》等短诗，它们或是寓含一种哲理，或是抒发一种情绪，或是描绘一种心态，精致和深刻是后人很难企及的。 新中国成立后，艾青决心“要为新的日子歌唱”[9]，要歌唱“祖国的春天”，歌唱“和平与民主的胜利”[10]。虽作品数量多，但更多的作品较解放前逊色些，缺乏一种生气。并不是因为诗人是曾经“写过无数痛苦的诗”，曾是以忧郁的基调写诗的，面对新的题材和新的诗美风格，表现一定程度上的水平滑坡，其根本原因在于对生活的全面和准确把握，这既是诗人主观上的问题，更多的还是诗人受到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 这一时期，质量最好的作品应算是国际题材的诗作。在写作上，以单纯而集中的形象来表达其反殖民主义、颂扬和平等重大国际主题。如《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 一个是那样黑， 黑得像紫檀木； 一个是那样白， 白得像棉花絮； 一个多么舒服， 却在不住地哭； 一个多么可怜， 却要唱欢乐的歌。 这首诗以黑人、白人肤色的不同以及情绪上的表现进行强烈而鲜明的对比，再现了白人剥削黑人的残酷现实。全诗先以沉缓的格调，表达对种族歧视下的黑人命运的同情与怜悯，只有在这样题材的诗作中，才依旧显示出他深厚和娴熟的艺术修养和功底。 注 释： 1．罗伯特·弗兰德（美）：《沉默的终结》，《中国文学》1979年第6期。 2．艾青：《诗论》，转引自《中国现代诗论》上篇第361页，花城出版社1987年版。 3．艾青：《艾青诗选》第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4．艾青：《艾青诗选·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论中国现代诗歌对古典意象的继承与改造【 作 者 】朱寿桐【作者简介】朱寿桐(—），男，江苏大丰人，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江苏省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著作有《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上、下卷）等多种。 一中国现代诗人对诗歌意象的认识和把握的自觉意识主要来自现代主义观念和作品的影响，但在创作过程中，他们诗歌意象的设计往往与中国传统诗歌意象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中国古代诗歌主要是“形象思维”的产物，但由于体格和制式的限制，在表现诗人较为复杂的思想情绪时，就不能靠简单的形象比喻来完成，而必须有赖于密切型的意象；同时，中国古代诗歌成就已有了两千多年的积累，作为历史沉淀，其为后世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精华往往都压缩在意象的光盘上，因而作为现代人唤起的对于古代诗歌乃至于古代文明的情绪记忆，便很自然地通过意象得以体现。 中国传统的诗歌理论中没有明确过“意象”的概念，但这并非说传统诗人们就没有总结过“意象”现象。其实，当古老的“比兴”说初露头角时，人们便可以从中得到有关“意象”揭示的信息。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解释“比兴”说时已较为明确地指出了“比兴”的意象内含：“比者，附也；兴者，起也。”而且说“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意即一比可指多义，正是意象化的特征。周作人在为刘半农《场鞭集》所作的序言中也承认，中国传统的“兴”可与西方的“象征融合，构成诗化意象。到了清代，诗批家们已经明白地发现了中国诗歌的意象化传统。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这样总结道：“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显然，这里的“烟霞”、“草树”已不是一般的形象，而是凝聚着诗人所体验的“山之精神”和“春之精神”等精神意含的意象了。这段话不仅说明诗歌创作意象化的普遍化，而且也揭示了在传统诗歌表现格局中，以及在传统表现语汇的限制中，诗歌的意象化表现乃是一种必然的取法。虽然作为现代诗歌文化基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反对旧文化、反抗传统为价值指向的，但任何一个偏激地反传统的诗人也不可能摆脱优秀的传统文化遗存的深刻影响，胡适的“放脚体”新诗中就有传统意象的闪现，“五四”时代的那批诗人几乎都曾像胡适那样为挣脱不掉传统意象的缧绁而苦恼过。更不必说在新诗创作面临着从最初得到解放时的粗暴发泄到建立新的审美规范的艰难选择时，诗人们的思维定势将不会像前述诗人那样拘囿在新旧文化对垒的框架之中，而只以是否有益于在新的诗歌形式下的思想情绪的表达为依据；何况现代诗人毕竟是喝传统文化的乳汁成长起来的，各种文化遗传信息显然会在他们不再对传统进行设防的自由心态中发挥作用。于是，传统诗歌的意象几乎就从未间断过在新诗创作中的影响，而在像李金发这样的超越了新旧对垒的文化价值观的现代主义诗人中，传统意象的出现更是屡见不鲜。李金发新奇怪异的象征诗最初出现的时候，一度引起舆论大哗。人们在惊疑于其语言风格的怪诞别扭之外，还极反感于它的凭借古语而又食古不化。“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遂隔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与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这是他《弃妇》中的开头，确实既泥古而又悖古，面目奇特而可憎。殊不知他正是在超越了新旧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进行诗歌创作的，既不是想张扬古代诗歌文化以向新文学示威，也不是想改造传统诗歌以适应新观念的表现，而只是本着有利于表现的原则，试图对诗歌的格式、范型作一种探索。他在《微雨》的“导言”中指出：“中国自文学革新后，诗界成为无治状态，对于全诗的体裁，或使多少人不满意，但这不紧要，苟能表现一切。”“苟能表现一切”是他的唯一依据，在这样的依据上他既可以运用传统的表达，又可以探索新异的诗路，于是他的诗歌便显得那么怪异。而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即能对这样的怪异抱宽容乃至赞赏的态度，尽管它未必理想，甚至未必妥当，因为真诚的尝试者和勇敢的探索者是不受谴责的。超越于新旧文化价值观念，李金发一方面带着“异国的薰香”，带着法国象征主义的审美原则，一方面又不敢贸然照搬这些原则，便在尝试和探索中自然而然地向传统语体寻求承载的途径，这使得他的诗歌表达显得那么古拙。更重要的是，象征主义那种“先锋”化的诗思对于最初的接受者和尝试得李金发来说，即使假借传统语体之力也还是难以把握的，在这样一种天地悠悠、茫然无措的情形下，尝试者和探索家的正常心态便是向前例寻证，以获得有力的心理支撑。于是，李金发较之他以前的任何一个现代诗人都更注意采用古典意象装点自己的现代诗思。他的充满古意的诗歌意象应该比他诗中时常出现的传统语体更有蕴味。他这样描写他所观察到的《秋》：“勾留片刻，你将见斜阳送落叶上道”。斜阳古道，西风落叶，是中国古代诗歌典型的秋肃意象，李金发信手拈来，不着痕迹，表现出较深厚的古代文化素养。他的《夜之歌》则唱道：“神奇之年岁，／我将食园中香草而了之”，也在仿佛不介意间借用了可追溯至屈原《离骚》的“香草”意象，量得古意幽幽，内涵深湛。许多“五四”时代的诗人都曾热衷于从古典意象中吸取灵感，由此写出别开生面的诗作。郭沫若所吟诵的火中凤凰、吞月天狗、天上街市等，无不借鉴或直接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意象，冯至最著名的叙事抒情诗《蚕马》即是想从古代神异传说中吸取养分的，蚕马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奇特的意象，给诗人和读者提供了许多想象的空间。到了闻一多、徐志摩等人的新月派时代，诗歌中的古典意象便呈示出相当普遍的趋势。闻一多的诗中多咏“红烛”、“红荷”、“红豆”，分别表现出对这些古典意象的浓厚兴趣，有时还直接借助古典意象转达自己的感受，如对太阳描写的“六龙骖驾”和“神速金乌”意象的借用。在《奇迹》一诗中，他写有这样的诗句：“我听见阊阖的户枢砉然一响，紫霄上／传来一片衣裙cuì＠①＠②——那便是奇迹——”为了表现神秘的异香，传达阊阖里“衣裙”之声繁缛雍容，诗人选用了“cuì＠①＠②”这一古雅的象声词，唤起人们对《离骚》中“纷cuì＠①＠②兮纨素声”的幽幽意象的忆念。徐志摩对古典意象的兴趣也颇浓厚，他的新月派同人发现，单就《康桥再会罢》一诗，便能寻找出十几个古典意象来。新月派诗人孙大雨对中国古典文学意象也运用得较为自如。他的《一支芦笛》吹奏起来简直是神奇无比，不仅能招引凤凰来仪，还能号召鹏鸟来朝——“自从我有了这一支芦笛，／从来我不曾吹弄过一声，／……我只须轻轻地吹上一声，／文凤，苍鹰，与负天的鹏鸟，……都会飞舞着纷纷来朝。”“文凤”和“鹏鸟”所代表的意象充满着神奇和高贵，饱含着悠远和华丽，运用了这样的意象，便使诗歌像是在述说一个古幽迷人的故事，抑或是忆恋一场七彩迷离的梦幻。戴望舒对古典诗歌意象的成功借鉴使他得以成为30年代首屈一指的诗人。也许是针对文学革命时期的“不用典”之论，戴望舒力图为运用传统意象进行辩护，认为“旧的古典的应用是无可反对的，在它给予我们一个新情绪的时候。”（注：《望舒诗论》，《现代》第2卷第1期。）这其实也表露了他在选用古典意象时的基本原则：一是对于旧典应不加忌讳地放手运用，二是从古典意象中孕育新的情绪，或将新情绪诉诸旧意象作表现。这样的观念使得他在诗思运作过程中常不经意地拈来古诗意象，从而使诗意显示出葱茏的古雅意味。他在《寂寞》中写到“园中野草渐离离”，一方面自己“寄魂于离离的野草”，另一方面由“离离”二字唤起古代名诗中“一岁一枯荣”的仓凉意境，委婉而精切地表现出“寂寞”凄惋的情怀。他的《我思想》一诗直接取用古代文化意象，分明告诉我们那原是他的灵感之源。固然这里不排除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西方传统哲学的影像，但激活戴望舒情绪感应的主要因素还是《庄子》中飘忽无定，彼此模糊的蝴蝶意象：“我思想，故我是蝴蝶……／万年后小花在轻呼，／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来振撼我斑斓的彩翼。”较之庄子的蝴蝶意象，诗中的蝴蝶所具有的哲学思辨色彩减轻了，而多了层勃郁的诗意和诗性想象的成分：幻想到万年后的小花的呼唤，体验着在“无梦无醒的云雾”中逍遥游荡的轻妙。如果不借助蝴蝶的古典意象，要抒述这样的情绪确实相当困难；古典意象的加入则使得诗人在表现自己的情绪时直有举重若轻，得心应手之感。何况，戴望舒写诗时也不光受他所说的“新情绪”驱使，他自己在情致中便有相当多的古雅趣味，诚如他在《古意答客问》中所言：“所问我的欢乐何在？／——窗头明月枕边书”。照着“窗头明月”，读着枕边闲书，雅静、幽闲、心旷神怡：悠悠的古意，悠悠的诗情，悠悠不尽的慕古情怀。有着这样的“古意”雅情，戴望舒几乎每一作诗，便沉陷于古典意象的包围之中。连连不断的古典意象启发着他，使得他比其他诗人多了一份灵感的源泉，于是他能写出《雨巷》这样堪称典范的现代诗，并由此获得“雨巷诗人”的雅号。《雨巷》属于戴望舒说的那种通过旧的意象表现新情绪的代表性诗歌。谁都能一眼看出此诗直接采用了古代诗歌中的丁香意象，但是，戴望舒没有简单地重复表现古典的丁香意象所包含的意绪，而是以古典意象固有的意绪作序引，借题发挥地表现自己新的体验，新的情感。在李商隐等古人的意象世界里，“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代赠》），南唐李jǐng＠③的《浣溪沙》词中更咏出“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他们所构筑的春风细雨之中丁香结愁的意象和意境，正是戴望舒此诗之所本。但戴望舒并没有把此诗真的写成“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或者‘稀释’”（注：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没有在“愁”字上大做文章，虽然他每每写到“愁怨”“忧愁”，可将这些传统意象的内容赋予了一位假想中的姑娘，这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实际上是他对古典诗歌中有关意象的复合印象的人格化体现，以她的恍惚出现又飘然而逝来表现诗人的“冷漠，凄清，又惆怅”的情绪体验。于是，在这诗中，“愁”不再像古诗中那样是表现的主要对象，“冷漠，清清，又惆怅”才是全诗表现的“新情绪”，“愁”连同包含“愁”绪的丁香意象，以及将这意象人格化的那位想象中的姑娘，只都成了借以表现这些“新情绪”的客体。这样处理的结果，传统的意象不仅没被破坏，而且，丁香作为喻体得到了更富有诗意的阐释：它不再单是“愁”字的写意，更像一位结着愁怨的姑娘；但诗歌又没有照搬古诗的意境，它将传统的“愁”绪当作审美对象，一唱三叹地感慨这种情绪的失落。当一位诗人连愁怨的意象都愿意在心中永远驻留，而不愿其流失的时候，可见他的凄清孤寂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同《古意答客问》中传达的情绪相联系，《雨巷》表现出了戴望舒对于古典意象和境界的由衷向往。他将古人已经用丁香意象美化了的愁怨情绪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美化，那便是幻想出了一个具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的姑娘，但对这新造的愁怨意象无论从感情还是从意绪上都毫无轻亵的表示，显示出对古典意象的虔敬与尊崇态度。中国古典诗歌意象之所以值得如此尊崇，是因为其中确实含有某种永恒的魅力。在任何时候都会牵动诗人的心犀，招惹起他们一唱三叹的兴致。戴望舒等现代诗人所乐于引用的古典意象一般都具有这样的魅力。这时，一位不怎么出名的诗人对这种古典意象的魅力却有出奇的感受力，他就是在《现代》杂志上时常揭载诗作的禾金，他的诗《一意象》就直接歌咏了这样的意象：“孤城落日之高原”，显然借剥了“一片孤城万仞山”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古诗意境，但没有像《雨巷》那样赋予古典意象以新情绪表现的内容。何其芳的《古城》则与戴望舒相仿佛，既借剥了古典意象，又用以表现现代人的感受。——他借用的是“邯郸梦”的传统意象：“邯郸逆旅的枕头上／一个幽暗的短梦／使我尝尽了一生的哀乐。”“邯郸梦”的意象仍被完整地保留着，但诗人主要表现的却是现代人生色彩较为明朗的感兴。提倡“意象抒情诗”的施蜇存，自述喜欢李贺、李商隐、黄山谷、陈三立的诗，他的诗歌创作则每常借鉴古诗意象，秋风落叶式的构思和天涯孤客般的情怀犹如珠光点点散落在他诸如《秋夜之檐溜》等诗作中。在他和他同时代的不少诗人的理解中，“意象抒情诗”固然与外国的意象派诗关系十分紧密，但与古典意象绝非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当然，现代诗人的意象构思毕竟挣脱了古代思维的樊篱，很少有人再安心于恪守古典意象的规定空间，尽管他们会对那个遗传空间顾瞻不已甚至留连忘返；但他们的思绪是开放型的，他们将致力于意象的创新和改造，即使远离了“五四”新文化的时代气氛，他们也仍会意气风发地对一种新的诗学世界孜孜以求。 二提起中国传统诗歌的意象，我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许多带着几千年历史文化沉积痕迹的固定话语，如写悲壮，则常用“风萧萧兮易水寒”和“大风起兮云飞扬”之类的“风”和“易水”的意象；咏悲惨则用“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和“鸿雁悲鸣红蓼风”乃至“蓼红苇白断肠时”中的“鸿雁”、“红蓼”等意象；说愁绪有“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和“清明时节雨纷纷”及“烟波江上使人愁”等烘染的细雨、烟波意象；言游子别绪则多采用“子规啼彻四更时”或“子规夜半犹啼血”的“子规”意象，更不用说抒命蹇而着“南冠”，叹荒凉而望“关山”，悲时序而伤落花，感兴亡而嘲“商女”或“西湖歌舞”，如此等等，难以尽述。 但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诗歌所提供的意象也还是相当集中的，如果做一些过细的工作，大抵不难总结出中国古典意象的基本类型。古代诗人一般都把为历史所认可了的意象视为典范性的表达而加以袭用，无论从理论上和习惯上都不提倡意象的创新，唐代皇甫shí＠④的话颇有代表性：“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意谓意象营造如果不守古之常而思创新，则必然显得怪异。“怪”在古代语言表述中可不是褒义。而现代诗人普遍的价值观念则锐意于意象的创新，即使不能创新，也至少要做到对旧意象进行翻新；墨守旧意象旧意境，一向被视为保守乃至无能的表现。朱自清在《解诗》一文中指出：“诗人的譬喻要创新，至少变故为新，组织也总要新，要变。”这当然是针对新诗人而言的，这样的观点在新诗人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几乎所有的新诗人都如此重视意象的独创，有的甚至通向一种偏见。直到80年代还曾有一些著名的诗人从这样的独创论出发偏激地否定戴望舒的《雨巷》充斥着“用惯了的意象和用滥了的词藻”（注：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丝毫不理会戴望舒在半个世纪以前所作的“旧的古典的应用”“无可反对”的辩白。现代诗人提倡意象创新，无论从其初衷还是从结果来看，都是为了新诗能够甩脱传统的缧绁并求得别开生面。特别是卞之琳等现代诗人在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鼓励下积极从事现代意象的营造之后，现代诗歌确实摆脱了旧诗的阴影而树立了自己的独立品格。诗评家李健吾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在考察了30年代现代派诗人注意意象创新的实绩之后，指出：“所以最初，胡适先生反对旧诗，苦于摆脱不开旧诗；现在，一群年轻诗人不反对旧诗，却轻轻松松甩掉旧诗。”（注：李健吾：《〈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作》，《咀华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显然对“轻轻松松甩掉旧诗”一语不能予以狭隘的理解，以为现代派诗人的诗与旧诗就没有了一点瓜葛。李健吾这段话实际上是表述了这样的一种事实：文学革命之时胡适等想摆脱旧诗，虽然语言形式上和思想观念上作了很多创新努力，但他们诗歌所运用的意象差不多都是旧意象的沿用，没有重视新意象的创造，而且他们一般还没意识到意象建设之于诗歌的重要性，这便导致最初的新诗即使形式上像新的，表述上也还是古意盎然；现代派诗歌兴起以后，诗人在意象创造方面享有高度自由，他们可以直接运用和改造传统意象，也可以随自己的感受按自己的意志创造新的意象，这时，即使他们也常表现古意，但那不过是有意为之，如果要与古典意象划开界限，这对他们会是相当容易的事情。当然，中国的现代诗人并不像他们的外国同道那样天生有反骨，特别是到了30年代之后，与传统的对垒早已不是新文学界的价值指向，故而也不会是现代诗人的基本目标，这样才出现了戴望舒等一批明显地趋奉古意的诗人。但是，现代诗人在现代生活感兴和外国诗歌潮流的作用下会不断调整自己的意象构思，新文化环境对他们的这种重新构思又颇多激励，于是在他们的笔下将会出现许多对于熟读古诗的人来说相当陌生的意象，更有意趣的是，许多传统的意象由于构思方式的不同正面临着内涵或色彩的改变。古代人构思意象纯粹由“象”出发，以“象”为主，附“意”于“意”，正如唐代皎然在《诗式》卷一“团扇二篇”中所提倡的“假象见意”。在这样的构思运作中，诗人们首先捕捉到“黄昏”的景象之美：那时明暗交错，彼此混沌，云里雾里，一派朦胧，或有细雨霏霏，则宁静绝俗，故常有“黄昏细雨”之叹；若夫日沉月初上，则牵动微妙幽思，顿生浪漫之想，遂多“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之唱。于是，黄昏之象的美引起了一系列美的意念，造成了传统的“黄昏”意象充满了美艳动人的光泽，“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音浮动月黄昏”的名句，其中最自然且最能令人神思飞扬的当还是“月黄昏”的意象。或许人们会引李商隐的《登乐游原》来说明黄昏意象被用来表现愁的意念：“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殊不知这一阙仍是感叹黄昏之美，黄昏之美将要掩去无限好的夕阳，这是用夕阳之好衬托黄昏之美。从首句“向晚意不适”也能分析出，此诗后几句都应是写意随景转，着意抒写“驱车登古原”后的“意适”，黄昏之象是诗人“意适”的高峰体验。理解这首诗，似不宜立足于“夕阳”而从“只是”的转折中总结出惋惜、惆怅的感叹。黄昏时分确实也容易勾起人们的种种愁绪，不过自古以来，人们宁愿将愁绪表现的任务交付给黄昏之后的皎皎明月或黄昏之前的沉沉暮日，唯独避开黄昏。曹丕有“仰看明月光”而“郁郁多悲思”之咏，古诗中有“明月何皎皎”但“忧愁不能寐”之唱，这些都直接促成了李白的那首脍炙人口的《静夜思》。白居易的《城上对月期友人不至》吟到“明月照西楼”，后接着的则有“不醉即须愁”之句，可见明月无论在什么情境下都可能挂连到悲思愁绪上来。至于用日暮的意象写愁绪，古代诗歌中也属屡见不鲜，陈子昂的《晚次乐乡县》有“日暮且孤征”的社会之叹，孟浩然的《宿建德江》有“日暮客愁新”的个人之伤。 现代诗人则毫不犹豫地将种种愁绪交付黄昏意象去表现。因为现代诗人的意象营构是“意”常先于“象”，产生了一定的“意”便酝酿到相当的浓度之后，才在“象”的世界寻找载体，结成意象，于是对于黄昏这样的古老意象，他们可以先不加以审美的理解，而将自己的现代感受和人生体验中的一些相应印象赋予黄昏意象作新的表现，这就改变了黄昏意象传统的内含，而使之呈示出迷茫、悲愁色调。现代的“黄昏”意象因而划出了与传统意象清晰的界线。鲁迅《野草》中的《影的告别》这首散文诗，最先十分明确地刻画出了现代的“黄昏”意象，——那是通过徘徊不定、彷徨无地的“影”凸显出来的：它界乎明暗之间，既不能得到光明的肯定，也不能接受黑暗的否定，而维持徘徊不定、彷徨无地的现状似也难能做到，于是陷入十分痛苦、哀愁的境地。黄昏便是痛苦、哀愁的意象体现。作为一个现代精英人物，鲁迅常常体验到这样的彷徨和徘徊的痛苦以及不能肯定也无法否定的哀愁，他曾多次将这样的痛苦和哀愁付诸各种各样的意象加以表现，如既不愿冻灭也不能燃烧的“死火”，既想抗争又陷入“无物之阵”的这“样的战士”等；当他出于现代人的思考迫切地想将这些痛苦和哀愁具象地表现出来的时候，他很容易唤起了对于黄昏时分“影”的联想，“黄昏”在他的诗心中属于怎样的意象便可想而知了。40年代的“新生代”诗人陈敬容把握住了黄昏那种“朦朦胧胧”、“半明半暗”的意象特征，但没有像鲁迅那样深刻地把握住它徘徊不定、彷徨无地，既不能肯定又不能否定的意象实质。作为一个在感情方面较为充沛的女诗人，陈敬容从黄昏意象中领略的还主要是对黑暗的“凄伤和恐惧”：黄昏是黑暗的预言者，是黑暗淫威先声夺人的具现；从这样的意义上，她给黄昏意象涂抹上了可诅咒的色调。在她的《冬日黄昏桥上》这首诗里，甚至黄昏的颜色将暮日也染得可怖了：“冬日黄昏的天空暗沉沉／将落的太阳／只增加入夜的寒冷……”黄昏的到来对于神经脆弱的诗人其意义便是黑夜降临序幕：“黑夜将要揭露／这世界的真面目／黄昏是它的序幕。”这样的黄昏意象没有什么美好可言，正像世界在黑暗中展现的真面目不会有什么美好的东西一样。诗怪李金发写过“黄昏的和谐”，似乎想为黄昏意象抹上一层温和的色调。但其实那里的和谐还是充满黑暗的展现。他的《黄昏》一诗虽然以象征主义的反语对黄昏所招致的黑夜进行了美化的描写：“黑夜之宫庭／将开着花了，……”但随后表现的主题还是愁绪与悲伧：当“山头最后的光影”残留着，那便是“聚哭是我们的时候了。／我酒入愁肠，／旋复化为眼泪，……”黄昏依然是愁怨和悲哀的意象。 现代主义基本上立足于人生和社会的负面开发诗思，故有消极、颓废之称：这样的思维方法也影响了中国现代诗人。他们在上述辩证法的思路中强调最力的当然是负面的东西，对于黄昏意象的揭示，也多在黑暗方面。就像现代派画家习惯于阴暗和冷色调地处理各种题材一样，现代诗人由于立足点有阴郁、灰暗方面，不仅将黄昏这样界乎明暗之间的意象往冷色和暗色方面处理，而且将一些本来是明朗色调的意象也处理成阴暗灰冷的风貌。本来“绿”属于生机勃勃的意象色彩，可在卞之琳《雨同我》一诗中，“我的忧愁随草绿天涯”，却将忧愁付诸绿色意象；常白的《看灯》甚至将红色和绿色都处理成愁怨的色调：“长街灯市，排开红绿的新愁。”在色彩意象的采用上，最能反映出古今诗人意象构思之不同的乃是“紫”色。传统诗人多愿从吉祥、和谐、富贵、安宁、纯洁等正面意义上处理色彩的意象内涵，无论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都分别赋予各自的正面含意，似乎只有对“黑”这样绝对化的颜色才付以反面的象征意念，如“黑云压城城欲摧”之类。其中的紫色常用作表示高贵、祥和的意象。高高在上的天堂被称为“紫宵”，李峤的《长宁公主东庄侍宴》中有“别业临青甸，鸣銮降紫霄”句；高贵地域的路径如宫中道路等被称为“紫陌”，刘禹锡有“紫陌红尘拂面来”之咏；紫色即使当平常的色彩也用于明雨鲜艳的描述，朱熹在《春日》中写有“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最为明丽的太阳也可用紫色去形容，贾至的《早朝大明宫》即有“银烛朝天紫阳长”之唱。然而，现代诗人偏于冷色调和灰暗心理的表现，紫色到了他们的笔下便完全消失了上述吉祥、高贵、明丽的意蕴，而呈示出诡秘、愁苦、恐怖、怨毒的色泽。艾青在《大堰河——我的保姆》等诗中将逝去了的生命形容为“紫色的灵魂”，就使得紫色成了诡秘的意象，李金发的《题自写像》中有“即月眠江底，／还能与紫色之林微笑”，也分明带有这样的诡秘意味；戴望舒在《夕阳下》写“远山啼哭得紫了，／哀悼着白日底长终”，这紫色便充满着愁苦和悲哀；新月诗人朱大楠则那么怨毒，将紫色用来描绘毒蛇的纹章，在《松树下》写道：“松树下有紫鳞毒蛇蟠踞，／野猪和獾兔都叫她美人。”对于古代诗人来说，一个成功的意象营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为它可能成为万代诗人借鉴的对象，成为一种经典；可在过分信奉“兴生于中，无有古事”之信条的现代诗人笔下，他们的意象造设无须像古代诗人那样求得普遍的共感，只要体现出现代感兴的独特性，而且，各种现代诗歌理论都在鼓励感受和表述的独创性，这使得现代诗歌意象的造设便呈现出随意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所揭示的结果便有两个方面。一是意象的繁多和重叠。与传统文论中所宣扬的“繁而不珍”（注：《文心雕龙·物色》。）观正好相悖，闻一多在《〈冬夜〉评论》中明确提倡现代诗歌须“有浓丽繁密而且具体的意象”，现代诗人一般都愿意以意象的繁密夸耀自己的构思，特别是现代主义诗歌，意象繁多常令人目不暇接。二是意象的个人性及对普遍经验的突破。现代诗歌，特别是现代主义诗歌，是建立在艺术个人主义化观念基础之上的，其理论往往只注重创新，鼓励意象的新奇，相对忽略了意象设计的普遍意义，造成许多“读不懂”的现象。这样的现象影响了中国现代诗歌意象的经典化。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纟加卒＠②原字纟加蔡＠③原字王加景＠④原字氵加是 （注：原文太长，有删减）

《艾青诗选》意象分析是：

诗歌风格上看：解放前，艾青以深沉、激越、奔放的笔触诅咒黑暗，讴歌光明；建国后，又一如既往地歌颂人民，赞扬光明，思考人生。他的“归来”之歌，内容更为广泛，思想更为浑厚，情感更为深沉，手法更为多样，艺术更为圆熟。

建国后出版的诗集有《欢呼集》《宝石的红星》《海岬上》《彩色的诗》《域外集》《雪莲》《艾青诗选》等。艾青以其充满艺术个性的歌唱成家，实践着他“朴素、单纯、集中、明快”的诗歌美学主张。

作者介绍：

艾青（1910年03月27日—1996年05月05日）是一位伟大的中国现代诗人。原名蒋正涵，号海澄，笔名莪伽、克阿等，浙江金华人，193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

1933年第一次用艾青的笔名发表长诗《大堰河 ——我的保姆》，感情诚挚，诗风清新，轰动诗坛。以后陆续出版诗集《大堰河——我的保姆》（1939）《火把》（1941）《向太阳》（1947）等，笔触雄浑，感情强烈，倾诉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情感。解放后的诗集有《欢呼集》《春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