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碑论文答辩

太夸张了，中国文字也不过3000多年历史

揭开浙江省造光绪元宝“楷书”版银币之谜

关于这枚钱，钱币学者孙浩介绍说：浙江地处沿海，通行洋银甚早，清季虽已设厂造币惟大量产制银元是民国以后的事。由于筹建较迟，光绪二十五年浙局开铸后即奉旨停工，机器拆迁他处；营运期间所出银币数额不多，因正面采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碑文的书法，俗称“魏碑”。然而存世另有一种铭文为楷体之“浙江楷书”，极罕见。惜国内文献记载欠缺，故早年藏界对其出处及年代的说法纷纭，莫衷一是。“楷书”版在多数钱币书籍之记载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如大陆出版之钱屿《金银货币鉴定》、董文超《中国历代金银币通览》、李晓萍《中国近代金银币图典》、台港之张惠信《中国货币图录》、林国明《中国金银币目录》等，包括由杭州市钱币学会编辑出版之《浙江钱币》一书皆如是说。

浙江首座正式的造币厂是在浙江巡抚廖寿丰向朝廷准设浙江银元局后，自德国购置机器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开铸。而后来清廷却以各省设局过多，成色重量参差、不便商民使用，荼靡经费，于该年四月下令除特许外均停铸银元，因此其即于是年七月奉旨停工，设备拆运至北京，作为筹办“京局”之用，后京局造币厂在次年毁于八国联军战火。浙江当局因此也没有再继续生产银币。因此“浙江省造光绪元宝”银币实际流传下来的数量相当稀少。

本人三十年前有缘得到一枚浙江省造光绪元宝楷书（缶宝）七钱二分银币，当时不知其价值，近来从网上查询得知其珍稀。该币从网上查询之档案完全吻合，该币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浙江省在尚未筹办好造币厂之前，国内湖北银元局（背面英文证明）代铸样币。该币楷书端庄秀丽、铸工精良，龙图及楷体字口深峻，镜面版底精铸，均匀淡彩银光，精美绝伦。从实物痕迹中可看出当时同批铸品可能销毁（流通过程中无法形成此痕迹），因浙江银元局正式开铸（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没有采用楷体（采用“魏碑”字体）。从实物中看出该币银色滋润，光泽柔软，声音脆而洪亮，柔和悦耳，余音悠长，淡淡墨色呈油汗状物包浆，层次色泽十分丰富，流通磨损痕迹自然，边齿规整均匀，齿内包浆十分明显，币面币背机铸纹（特别是“江”字周围机铸纹理）清晰可见。该币正面整体金黄色（镜面版底精铸）呈样币形式，而反面色泽并不匀称则以普通流通币形式出现，因浙江银元局当时只需正面币模（样币正面即可，后面来历说明）。该币因何原因流落民间不得而知。直径，厚度，重量克。

结论：由于筹建较迟，浙江省在尚未筹办好造币厂之前，委托湖北银元局试铸了该款（楷体）样币，浙江银元局打破了各省千篇一律、千钱一面（楷书体）样式，选择了“魏碑”字体。注“魏碑”版的由来（即浙江光绪银币由来）：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1897年1月），浙江巡抚廖寿丰请准后向德国购置机器，订购设备时包括样币和模具（二十三年浙江省造，来自德国奥图·拜赫厂档案揭露），由于交付时（奥图·拜赫厂档案记录：1898年2月16日即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交付）正面币面上所标示的“光绪二十三年造”与实际年份不符，故正面币模弃用。浙江银元局需要正面币模（背面币模随德国设备而来），只好委托当时国内铸模工艺比较成熟的湖北银元局设计，而湖北银元局只是将自己的正面币模去掉“湖北”加“浙江”并铸成样品呈浙江审核（即：背面无作用，只是镶配上去才能铸成正面样品），浙江银元局审批未通过，重新要求湖北设计另外一种款式（“魏碑”字体，见：2015-07-19，新浪博客深谈『1899年浙江省造魏碑体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币试铸样币』的特征及防伪设计）。最终正面采用湖北“魏碑”模具，反面采用德国“二十三年造背面”模具。（见2018年5月30日，孙浩：【史海钩沉】浙江“二十三年”与魏碑版光绪元宝银币）

(本图片本人实物拍摄并填补了百度百科“浙江省造光绪元宝缶宝七钱二分”空白)

摘自网上各位专家对该款国产样币的评论：这枚浙江省造光绪元宝整体呈金黄色，熠熠发光的钱币造型给人一种贵族之气，也同时展现出它距今年代的久远。钱币的设计非常精致，不仅图案保存完整，刻字还异常的清晰，这在当今的钱币市场中已经变得并不多见，小而精的造型更是让众人大开眼界。楷体字磅礴大气、镌刻细腻、分布匀称、字体清秀挺拔、笔画刚劲有力，端庄秀丽、犹如石碑。整个币面的造型非常和谐美观。背面中央精刻着全身舞动的飞龙，神龙目光炯炯有神、身姿娇健、霸气威武、纹路清晰、如刀刻所成。整器历史留来的沧桑感清晰可见，品相完好、币面干净、字迹清晰、色泽温润、包浆纯正、小巧别致、异常精美，具有非常高的艺术观赏价值、考古价值和收藏价值。

关于揭开“浙江楷书版银币”谜底的来由：浙江“楷书”如此，本人百思不得其解，近来看到2018年5月30日孙浩：【史海钩沉】浙江二十三年与魏碑版光绪元宝银币的文章，才解开谜底，而此币图册2018年5月30日之前已上百度（6月17日更正为1898年）。

关于“浙江楷书版银币”改刻问题的释疑： 改刻必有痕迹，流通币与样币不同（样币版底为镜面Proof），还可用高倍放大镜检测或用超声检测字体内部结构，再说改刻者也不可能改刻如此无隐蔽、离谱的东西。而该币正面版底为镜面Proof、“江”字周围机铸纹理、包浆、秀丽字体都证明是原币无疑。

答：北碑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碑刻莫过是魏碑。魏碑书法的风格雄强矫健，与南方飘逸俊秀的书风迥异。它那种方棱分明、锋铩铦利的笔画十分特殊，用目前通行的五字执笔法来写魏碑是很 近年来书学研究有长足的进步，对于笔法发展的认识，也有较大的突破。其中沙孟海先生的《古代书法执笔初探》（注1）和王玉池先生的《从高昌砖志谈魏碑》（注2）这二篇书论堪称杰作。若去对照分析研究，魏碑写法之谜会豁然开朗。 沙孟海先生在《古代书法执笔初探》一文中认为：写字执笔方式古今不相同，主要是随着坐具不同而移变。他根据晋代习俗是“席地而坐”，又以多幅古画中的人物执笔姿式为据，得出了唐代以前书法执笔是斜执笔的结论。令人遗憾的是，他没有把这个科学的结论用以分析魏碑的笔法，而在《碑与帖》一文中说：“北碑戈戟森然，实由刻手拙劣，信手切凿，决不是毛笔书丹便如此。”（注3）使这个见解没超过一般学者的范围。 王玉池先生在《从高昌砖志谈魏碑》一文中，根据《高昌砖 —————————— （注l） 见《中国书学研究交流会论文选集》 （注2） 见香港《书谱》1984年二期 （注3） 《高昌砖集》中《画承及妻张氏墓表》前五行已刻，后三行只书丹，未刻。沙先生根据刻书不合，而认为北碑戈戟森然，实是由刻手造成的。但是，沙先生忽略了北方刻工之所以会有这种固定的刀法，是因为他们长期刻魏碑书的结果。由于形成了习惯性刀法，即使是写的一般字，也会刻出如魏碑书的效果。《高昌砖集》中保留了不少北碑笔法的墨迹，这个事实能雄辩地说明魏碑的方整不是主要靠刀刻出的，而是毛笔写出来的。 集》里保留着不少典型的北碑写法的墨迹，而这些墨迹书写的年代与中原北碑兴起属于同一时期，因此他认为：毛笔是能够写出魏碑中那种见棱见角的字来，虽然有刀刻使字变方整的现象，但不是主要因素。他以为魏碑这种方饬的笔画，可能是古人用一种现在已失传了的笔法来写的，并推想这种失传的笔法是“偃笔侧锋”，把笔杆、笔锋同书写面保持斜角、譬如四十五度角，很容易写出魏碑那种犹如刀刻般的书法效果。 沙孟海先生虽然得出了唐以前是斜执笔的科学结论，但是他没有用这个结论去认识魏碑的写法，遗憾地被刀刻的因素所迷惑；王玉池先生虽然认识到魏碑方饬的笔画，可能是用“偃管侧锋”的笔法写出，而刀刻不是主要因素，但是，他把这种认识也遗憾地停留在推想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