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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高的人清朝的詹世钗，身高达到3.19米。 有史料记载 迄今“世界身高最高”的长人是我们詹氏的詹世钗，他的家乡是江西省婺源县浙源乡虹关村，现又发现世界最高男人詹世钗的照片。此照1880年左右摄于香港，黑白照片，总体无光，用手摸有凹凸感。 据了解，婺源县文物普查人员去年在浙源乡虹关村发现迄今“世界身高最高”的长人故居。长人故居祖居屋是明代建筑，门廊足有两米多，名为“玉映堂”，是世界长人詹世钗（小名詹五九）的诞生地，故称“长人故居”。《婺源县志》记载，清道光年间，婺源虹关有“长人之家”。父詹真重，身高八尺（约2.48米），二子世钟，身躯也达八尺；老四世钗，身高竟有十尺三寸（约3.19米）。他比已知世界最高的人——美国的桑迪．艾伦高0.88米，比现今世界第一巨人、22岁河南青年王峰军高0.74米。据史料记载，詹世钗曾在上海玉映堂墨厂做工，后被美国人重金聘请，周游世界表演，后入英国籍，娶英国人为妻，晚年客死英国。《夜雨秋灯录》卷四“长人篇”、《拍案惊奇》、《今古奇观》等，对詹世钗均有详细记载。目前，婺源县博物馆还保存长人詹世钗云鞋一双。
世界历史上最高的人清朝的詹世钗，身高达到3.19米.《婺源县志》记载，清道光年间，婺源虹关有“长人之家”。他比已知世界最高的人——美国的桑迪·艾伦高0.88米，比现今世界第一巨人、22岁河南青年王峰军高0.74米。据史料记载，詹世钗曾在上海玉映堂墨厂做工，后被美国人重金聘请，周游世界表演，后入英国籍，娶英国人为妻，晚年客死英国。其次是 籍贯：山西 姓名：张俊才 性别：男 身高：2．42米 目前身高2．42米，据国际互联网检索比吉尼斯纪录的保持者———巴基斯坦男巨人苏姆还要高出0．02米的张俊才，昨天在广州第一军医大学珠江医院成功进行了一项手术。 今年34岁的男巨人张俊才来自山西定县，此前因为身材太高导致心脏负荷过重，主要器官均出现衰竭迹象，而且体质较弱，浑身乏力，下肢肿胀，经专家确诊为脑垂体腺肿瘤。这种肿瘤会分泌生长激素，使人无限长高，致使心脏功能负荷逐渐加大，心律衰竭。珠江医院神经外科昨天采用目前最先进的立体定向X刀放射治疗方法，成功地为男巨人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治疗，目前病情稍见缓解。 最后 鲍喜顺，内蒙古人，2.36米，是目前世界上在世的身体各器官均无任何异常，没有患“巨人症”的世界第一高，已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
张俊才，男，1945年生，山西省临猗县人。196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现为河北师范大学学术带头人，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先后撰写了十本论著，发表了40多篇研究论文，承担4项省厅级研究课题，荣获各种奖项10次。
男，1945年生，山西省临猗县人。196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1983年毕业于山东聊城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为河北师范大学学术带头人，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思潮。
万历丁巳（1617年）刻本《金瓶梅词话》开卷就是欣欣子序，欣欣子序第一句话就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显然，《金瓶梅》的作者是“兰陵笑笑生”。“兰陵”是郡望，“笑笑生”是作者。所以该序最后一句话是“吾故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笑笑生”只是笔名，究为何人呢？该本欣欣子序后接着有一篇廿公《金瓶梅跋》，廿公跋第一句话说“《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则说是“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就是说，“笑笑生”是明嘉靖间“一巨公”、“大名士”。“一巨公”也好，“大名士”也罢，仍无真实姓名。这就为后人留下研讨《金瓶梅》作者的充分余地。《金瓶梅》作者成为《金瓶梅》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迄今已提出六十人之多。其广有影响者为：一、王世贞说。明屠本�《山林经济籍》与《万历野获编》最早透露出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信息。宋起凤撰于康熙12年的《稗说》与清初的《〈玉娇梨〉缘起》均指实为王世贞。其后清人陈陈相因，推波助澜，一时形成非王世贞莫属的舆论。此说20世纪30年代遭到鲁迅、吴晗、郑振铎等人的严重打击。1979年朱星重倡此说，并列举出十条理由：（一）王世贞是“嘉靖间大名士”；（二）他能写小说，另有小说传世；（三）他有能力个人完成宏篇巨制；（四）他有完成大作的足够时间；（五）他是大官僚，所以能写出官场大场面；（六）《金瓶梅》中的地名与王世贞经历相合；（七）他崇信佛道，正是《金瓶梅》所宣扬；（八）他好色醉酒，具有写作《金瓶梅》的情怀；（九）他祖籍山东，又做官山东，具有运用山东方言的条件；（十）他知识面广，能写出《金瓶梅》这样的百科全书。黄霖、徐朔方、赵景深等撰文商榷，此说重又混入诸说林立的迷茫之中。许建平《金学考论》、霍现俊《〈金瓶梅〉发微》再次举起此说大旗，从外证、内证两方面，重新全面予以论证，许建平甚至认为“21世纪《金瓶梅》研究应从王世贞研究作为新的突破口和起点”。二、贾三近说。这是20世纪新时期《金瓶梅》作者新人第一说。倡论者为张远芬。其《金瓶梅新证》提出十条证据：（一）兰陵是山东峄县，贾三近是峄县人；（二）他有资格被称为“嘉靖间大名士”；（三）小说的成书年代与贾三近的生活时代正相契合；（四）他是正三品大官，其阅历足可创作《金瓶梅》；（五）小说中有大量峄县、北京、华北方言，贾三近分别在这些地区居住过；（六）小说中有几篇高水平奏章，贾三近正精于此道；（七）小说中有些人物事件类似贾三近；（八）小说多有戏曲描写，贾三近有此生活积累；（九）他曾十年在家闲居，有创作的时间保证；（十）他写过小说。三、屠隆说。黄霖首倡。他发表了一组八篇文章，提出七条依据：（一）小说第56回的《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出自《开卷一笑》，作者即屠隆；（二）小说有不少浙江方言，与屠隆籍贯相合；（三）他祖籍武进，古称兰陵；（四）他潜心佛道，与小说主旨一致；（五）他以“淫纵”罢官，坚持写作“淫雅杂阵”，其情欲观正是小说的思想倾向；（六）他具备创作《金瓶梅》的生活基础与文学素养；（七）他与刘承禧、王世贞关系密切，此两人均有《金瓶梅》抄本全稿，当为屠隆所赠。四、李开先说。此说始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1962年版的一条脚注，是存疑的语气，1979年重印时便把“李开先的可能性较大”一句删除。据说这一条脚注系吴晓铃所加。吴晓铃1982年6月在美国发表《金瓶梅作者新考》讲演时重申此说。徐朔方因为是“集体累积说”的创始人，所以他主张李开先是《金瓶梅》的写定者。徐朔方的根据是：（一）李开先符合《金瓶梅》作者的基本条件，如为山东人，历任京官，创作有戏曲多种，其《词谑》、《诗禅》表明他对市井文学的爱好和修养，乃“嘉靖八子”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嘉靖间大名士”等；（二）《金瓶梅》本身证明了其与李开先关系密切，如第七十回〔正宫·端正好〕套曲五支，出自李开先《宝剑记》第五十出原文等；（三）《金瓶梅》与《宝剑记》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相似之处。日下翠（日）《金瓶梅作者考证》支持此说，并提出四点新见：（一）李开先的院本集《一笑散》，其命名词意与感觉均与“笑笑生”相似；（二）李开先的生日是八月二十八日，西门庆的生日是七月二十八日；（三）《宝剑记》使替身（侍女锦儿）死去，而主要人物（林冲之妻）继续发展故事，这种手法与《金瓶梅》同出一辙；（四）西门庆形象不统一，具有二重性格，原因是有李开先的“自我投影”。后来卜键觅踪章城，访书南都，发现《李氏族谱》，著成《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一书，从《宝剑记》与《金瓶梅》、李开先与西门庆、清河寓意、兰陵意旨等诸多内证，以及个人素质、作文风格、交游类群等一些资质，集此说为大成。五、徐渭说。最早透露这一信息的是明袁中道《游居柿录》。1939年阿瑟·戴维·韦利（英）在英译本《金瓶梅》的导言中首次提出，却闹了一个音近而误、张冠李戴的笑话。不期60年后，潘承玉《金瓶梅新证》却完成了此说剥茧抽丝、瓜熟蒂落般较为全面的论证。该书首先通过对小说中佛、道教描写的分析，把《金瓶梅》的作者定位为“一位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活动在嘉靖朝的人物”。接着“指出小说作者同时又是资料丰赡的戏曲学者、技巧纯熟的戏曲作家、素养全面的画家与擅长应用文写作的幕客”；“作者应该有边关甚或御敌的生活阅历”，“具有较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御敌卫国意识”；“作者有强烈的方言俗语爱好”；“作者必有以上各方言区（按指绍兴、山东、北京、苏州、山西、福建、广东等）的生活经验”；“有著书藏名于谜的爱好”。并通过《〈金瓶梅〉地理原型考》、《〈金瓶梅〉中的绍兴酒及其他绍兴风物》、《〈金瓶梅〉中的绍兴民俗》、《〈金瓶梅〉中的绍兴方言》等考证，“证明小说作者必为绍兴人”。然后逐一论证“徐渭符合《金瓶梅》作者的一切条件”。潘承玉还把小说诸谜如“廿公”、“徐姓官员”、“清河县”、“兰陵”、“笑笑生”等破解为“浙东绍兴府山阴县徐渭”，归结到“绍兴老儒说”。潘承玉还考索了《金瓶梅》的抄本，认为董其昌是流传线索中的中心人物，而陶望龄是传递抄本的关键人物，而“陶望龄手上的《金瓶梅》来自徐渭，而且极可能就是徐渭的原稿”。潘承玉还做有《金瓶梅文本与徐渭文字相关性比较》，“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徐渭文字是徐渭所写，《词话》也是徐渭所写”。他进而论证“绍兴士人与严嵩”、“沈练与严嵩父子”、“徐渭与沈练”，在《缘何泄愤为谁冤》一节中，认为“徐渭因感于乡风并激于沈练的死而写《金瓶梅》，而他握以行文的这支笔，则同时饱蘸了他一生的全部不幸”。严格地说，潘承玉才是徐渭说的创立者。六、王稚登说。鲁歌、马征提议。他们提出十三条根据：（一）他最先有《金瓶梅》抄本；（二）他是古称“兰陵”的武进人；（三）他对屠隆不满，因选其《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入小说，以示讥刺；（四）小说中的诗歌曲与王稚登所辑《吴骚集》相似；（五）王稚登《全德记》中某些内容、用语与《金瓶梅》相似；（六）他的诗文与小说诗文一脉相通；（七）王稚登熟悉小说中的一系列方言；（八）他与小说均有中原正统观；（九）他符合“嘉靖间大名士”；（十）他是王世贞的门客，故以小说为王世贞之父报仇；（十一）小说中王招室一家是王稚登家“豪族”丑类之再现；（十二）小说三次引用他感触深刻的诗句“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十三）小说反映的作者模样正与他的情况若相符节。此外还有汤显祖说、冯梦龙说、李先芳说、沈德符说、李渔说、赵南星说、卢楠说、李贽说、冯维敏说、谢榛说、贾梦龙说、薛应旗说、臧晋叔说、金圣叹说、田艺蘅说、王采说、唐寅说、李攀龙说、萧鸣凤说、胡忠说、丁惟宁说等，不一而足。尽管《金瓶梅》作者候选人名单越来越长，而且如黄霖关于屠隆说，卜键关于李开先说，鲁歌、马征关于王稚登说，许建平、霍现俊关于王世贞说，潘承玉关于徐渭说等，在当今《金瓶梅》研究成果中可以并称五大说，但平心而论，尚没有一说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
“兰陵笑笑生”只是笔名，究为何人呢？该本欣欣子序后接着有一篇廿公《金瓶梅跋》，廿公跋第一句话说“《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则说是“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就是说，“笑笑生”是明嘉靖间“一巨公”、“大名士”。“一巨公”也好，“大名士”也罢，仍无真实姓名。这就为后人留下研讨《金瓶梅》作者的充分余地。《金瓶梅》作者成为《金瓶梅》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迄今已提出六十人之多。其广有影响者为： 此说见于房文斋先生所著《金瓶梅传奇——兰陵笑笑生秘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该书指认《金瓶梅》一书为丁纯父子之作，兰陵笑笑生就是丁纯、丁惟宁。丁纯（公元1504—1576年），字质夫，号海滨，山东诸城天台人。27岁考中举人，做了20多年的“岁贡”，却屡试不第。直到50岁上，方才除授钜鹿县训导，后又升任长垣县教谕，成为一县学政的全权主持者。由他开始撰写《恶豪传》，后经其子丁惟宁继续创作，更名为《金瓶梅》。丁惟宁（公元1542—1611年），字汝安，又字养静，号少滨。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进士。后授保定府青苑县知县、山西长治县知县、巡按直隶监察御史、中宪大夫湖广副使。才华横溢，学富五车。主编万历版的《诸城县志》，年仅45岁退职后还家，居于九仙山山麓下（即今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丁家楼子村），现村中有丁公祠堂（文物保护单位）。丁惟宁在五莲县兰陵峪旁隐居二十余年，埋头撰写《金瓶梅词话》。后继其第五子丁耀亢（公元1599—1671年）增删、修正、校订、出版。兰陵笑笑生即丁纯父子之称。“兰陵”并非山东峄县之兰陵，而是山东五莲县九仙山之阳的一条深谷，原名就叫“兰陵峪”，乡民俗称“兰陵口子”，后改为“洗耳泉”。为《金瓶梅》写跋的“廿公”写道：“《金瓶梅》为世庙时一钜公寓言，盖有所刺也。然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继丁其伟、金亮鹏先生考证，“廿公”就是丁惟宁的第五子丁耀亢。“世庙时”，是指明世宗嘉靖朝。丁纯在嘉靖年间乡试中举后，被授为直隶钜鹿训导。明清时代的诸城一带，有以先人在何处做过官，便以其地冠称某公的习俗。这里的“钜公”，正是丁耀亢对其祖父之尊称。“欣欣子”为谁？即钟羽正也。钟羽正，字淑濂，号龙渊，青州钟家庄人。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进士，任礼科给事中，工科左给事中，曾主编《青州府志》。署欣欣子，暗寓欣然自得、欣然自适之意。笑笑生，“笑”什么？一则，笑对世事之荒谬坎欹；二则，笑对人生之祸福。“东吴弄珠客”，即董其昌也。董为晚明著名的大才子、书画家，是丁惟宁的挚友，称《金瓶梅》“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警世宝典”。这一学说得到金学界的高度关注，山东大学教授、山东《金瓶梅》学会会长王平认为，“丁惟宁说”的论点有很大说服力。来自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的专家也认为“兰陵笑笑生”之谜有望在诸城找到源头。按：《金瓶梅》的作者是否丁纯父子？“兰陵”是否山东五莲县九仙山庄之峡谷？“兰陵笑笑生”是否就是丁纯、丁惟宁？凡此种种，国内外金学专家正在进一步考证中，此说尚未有定论。 最早透露这一信息的是明袁中道《游居柿录》。1939年阿瑟·戴维·韦利（英）在英译本《金瓶梅》的导言中首次提出，却闹了一个音近而误、张冠李戴的笑话。不期60年后，潘承玉《金瓶梅新证》却完成了此说剥茧抽丝、瓜熟蒂落般较为全面的论证。该书首先通过对小说中佛、道教描写的分析，把《金瓶梅》的作者定位为“一位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活动在嘉靖朝的人物”。接着“指出小说作者同时又是资料丰赡的戏曲学者、技巧纯熟的戏曲作家、素养全面的画家与擅长应用文写作的幕客”；“作者应该有边关甚或御敌的生活阅历”，“具有较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御敌卫国意识”；“作者有强烈的方言俗语爱好”；“作者必有以上各方言区（按指绍兴、山东、北京、苏州、山西、福建、广东等）的生活经验”；“有著书藏名于谜的爱好”。并通过《〈金瓶梅〉地理原型考》、《〈金瓶梅〉中的绍兴酒及其他绍兴风物》、《〈金瓶梅〉中的绍兴民俗》、《〈金瓶梅〉中的绍兴方言》等考证，“证明小说作者必为绍兴人”。然后逐一论证“徐渭符合《金瓶梅》作者的一切条件”。潘承玉还把小说诸谜如“廿公”、“徐姓官员”、“清河县”、“兰陵”、“笑笑生”等破解为“浙东绍兴府山阴县徐渭”，归结到“绍兴老儒说”。潘承玉还考索了《金瓶梅》的抄本，认为董其昌是流传线索中的中心人物，而陶望龄是传递抄本的关键人物，而“陶望龄手上的《金瓶梅》来自徐渭，而且极可能就是徐渭的原稿”。潘承玉还做有《金瓶梅文本与徐渭文字相关性比较》，“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徐渭文字是徐渭所写，《词话》也是徐渭所写”。他进而论证“绍兴士人与严嵩”、“沈练与严嵩父子”、“徐渭与沈练”，在《缘何泄愤为谁冤》一节中，认为“徐渭因感于乡风并激于沈练的死而写《金瓶梅》，而他握以行文的这支笔，则同时饱蘸了他一生的全部不幸”。严格地说，潘承玉才是徐渭说的创立者。潘承玉《金瓶梅新证》出版于1999年，书中他详细论述了《金瓶梅》作者之“徐渭说”。河南大学文献信息研究所研究员邢慧玲在阅读了潘承玉此书后，特地从河南赶到绍兴。看了绍兴的城市结构，邢慧玲惊叹小说中所描写的“一府两县”格局和“县前街”、“东街”、“大街口”、“狮子街”、“灯市”以及“五里原”等等内外景观布置在绍兴城几乎全部找到实景。看完徐渭晚年故居“青藤书屋”，邢慧玲惊呼：“《金瓶梅》中西门府所在地就在绍兴！我要潜心研究，将毕生精力献给徐渭，献给《金瓶梅》的作者徐渭！”《金瓶梅新证》为何让邢慧玲如此信服？在《金瓶梅新证》中，潘承玉对《金瓶梅》文本进行了全面细致地分析，列表详细对比小说中关于佛教与道教描写前后的变化。通过对比，潘承玉提出：《金瓶梅》所写年代是由佛教长期失势转而得势，道教长期得势转失势的时代。小说所反映的时代跨嘉、隆、万三朝而以嘉靖朝为主，全书定稿约在万历十七年后，进而得出结论：作者非嘉靖或者万历年代人物，应当是一位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生活在嘉靖朝的人。《金瓶梅》中，涉及小曲27支、小令59支、散套20套30种，涉及《西厢记》、《两世姻缘》等戏剧作品24部。很多场合，人们应该说、骂、哭的时候，作者难掩戏曲创作的冲动，以“曲”代之，创作出众多戏曲；《金瓶梅》在人物描写上惟妙惟肖，巧妙运用了绘画中的白描技法，清代著名文学评论家张竹坡说：“读《金瓶梅》，当看其白描处。子弟能看其白描处，必能做出异样省力巧妙文字也”；除了诗、词曲、骈文等文学性文体，《金瓶梅》作者运用了部分非文学性应用文体，其中多为官场用文，如第四十八回曾御史的奏章，“违越光仪，倏忽一载。知己难逢，胜游易散。此心耿耿，常在左右……”。根据以上三点，潘承玉提出：《金瓶梅》的作者除了是位小说家，必定还是一位娴熟的戏曲作家、画家和善于写作官场应用文的幕客。关于小说的地理原型潘承玉也做了新的考证。在《金瓶梅》第一回中，清河县知县说武松：“虽是阳谷县人氏，与我这清河县，只在咫尺。”武松打虎之事“传得东平一府两县，皆知武松之名”。在明朝，“一府两县”在同一城的现象并不多见，小说中东平府含有两个县治，阳谷县与清河县，西门府所在地为清河县。小说中虽明确说明西门庆所住地址为“大宋国山东清河县牌坊”，但是明朝时，东平府并非“一府两县”的格局，由此认为小说所写故事的发生地即山东清河县的观点不严密。如果西门府不在山东，那么小说地理原型究竟在哪里？潘承玉查遍明代各史，发现整个北方地区仅有顺天、西安两府，南方地区有应天、苏州、杭州、湖州与绍兴五府，存在“一府两县”现象。为了确定具体原型到底是哪座城市，潘承玉继续寻找《金瓶梅》中的线索。小说第四十八回中写道：“(东平府)调委阳谷县丞狄斯彬，沿河查访苗天秀尸体下落”，“巡访到清河县城西河边”，由此得出两县治的具体方位是：清河在东，阳谷在西，两县中间有界河。明朝，在可查证的“一府两县”的府城中，两县治呈东西向排列于府治两侧，并以河为界，只有绍兴一府。通过对小说文本与明朝史实的研究，潘承玉提出颠覆金学界传统论断的新观点：《金瓶梅》中所描写的地理原型非山东清河县，而是浙江绍兴市。至此，小说中妇女唯一发型为“杭州簪”，向西门庆借银子的“杭州刘学官”又称“前边刘学官”等等，与小说第七十四回，薛姑子宣卷讲到：“这赵郎见词不能依随，一日作别起身，往山东买猪去”，与第九十四回，媒婆薛嫂听人说：“我那边下着一个山东卖棉花客人。”与小说地理原型为绍兴在逻辑上完全吻合。因为，只有是绍兴主人才会对朋友说我这边有个山东客人，山东主人没必要故意称对方客人是山东客人，只有在江南杭州附近满足“一府两县”格局的绍兴，才会称“杭州刘学官”为“前边刘学官”。既是绍兴人，又集画家、戏剧家和幕客为一体，明朝时哪位绍兴人士最有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呢？最终种种线索集中于一人，此人便是明朝绍兴大名士徐渭。2000年10月，吴敢教授在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长篇论文《20世纪〈金瓶梅〉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说：“潘承玉所作《金瓶梅新证》是所有《金瓶梅》作者研究成果中逻辑最为严谨、推论最为精微、行文最为典训、结构最为周到的一种。”兰陵笑笑生与王世贞有深仇大恨无论是《金瓶梅词话》，还是《绣像金瓶梅》，均可以发现其中有大量影射王世贞（1526-1590年）乃至太仓王世贞家族的内容，态度甚不友好。一，两个版本第十七、十八回，均出现了倒霉的兵部尚书王黼，因为保卫京师不力，致使敌军深入，被言官弹劾，五月下狱，被皇帝亲自判决秋后斩首。王世贞的父亲王忬(1507-1560年)恰好就是这样死的，死后也恰好被追封为兵部尚书。王世贞和亲友，极其忌讳此事。二，两个版本第六十五回欢迎六黄太尉的山东官僚行列中，出现了两个例外人物，他俩既不是北宋晚期的真实人物，也不是明朝正德、嘉靖年间进士。一个是“右布政陈四箴”，现据考证是影射万历十七年冒死上谏的大理寺官员雒于仁。一个是“青州王士奇”，现据考证是影射青州兵备副使王世贞和他的长子王士骐。同时出现的黄甲、凌云翼、狄斯彬同是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癸卯科江南省试举人，王世贞恰恰在这一科。而王世贞和凌云翼、狄斯彬、曹禾、黄元白都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三，两个版本中西门庆的官商事业继承人张二官名叫“张懋德”，王世贞的弟弟王二官名叫“王世懋”。如果是王世贞或者门客这样写《金瓶梅》，情何以堪？四，《绣像金瓶梅》敌视王世贞，进一步升级。第一回中应伯爵说“如今年时，只好叙些财势，那里好叙齿”，明显影射李攀龙、王世贞因为少年显贵而排斥老诗人谢榛的丑行。五，《绣像金瓶梅》第三十回回目“蔡太师擅恩锡爵”，明显犯了“王锡爵”（1534-1614年)的名字。王锡爵是太仓王氏的领袖，帮助王世贞升官，帮助王忬封赠。在《绣像本》看来，这都是“蔡太师擅恩”。六，《绣像金瓶梅》第七十二回王招宣府上“世忠堂”有对联“乔木风霜古”，这句诗本来是杨士奇的，后来被王世贞抄袭过。书中把这句诗挂在臭名昭著的王招宣府，讽刺可谓毒辣。王招宣府只有王三官，那王大官和王二官哪里去了？七，《绣像金瓶梅》第九十三回败家子“陈敬济”当了道士，取名“陈宗美”，成了娈童。王世芳(1503-1563年)，字济美，王世贞堂兄。王世懋(1536-1588年)，字敬美。王世贞，自己字元美。如果是王世贞或者门客这样写《金瓶梅》，情何以堪？可知作者兰陵笑笑生既是严嵩的仇家，又是王世贞的仇家。二者交集，现有作者嫌疑人中唯有徐渭符合这一条件。 究竟谁是《金瓶梅》的真正作者？书上所署笔名“兰陵笑笑生”究竟是何方人士？这个中国文学史和金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四百多年来一直困扰着专家学者和读者。2008年11月浙江学者陈明达推出长篇论文《（金瓶梅）作者蔡荣名考》，论文中解释《金瓶梅》作者为明朝黄岩人氏蔡荣名。蔡荣名（1559--？）字去疾，别字簸凡，明黄岩人。出身书香门第，习研古诗文。曾祖父蔡余庆，进士出身，曾任汀州知府。祖父蔡绍科，举人，曾任大理知府。叔父蔡宗明，进士出身，官至礼部郎中。蔡荣名少小聪慧异常，17岁时考中头名秀才。但他我行我素，偏激狂傲，不耐繁文缛节，多次赴省试均未中举。于是就纵情诗酒，醉中成诗。著有《太极注》、《芙蓉亭诗钞》。蔡荣名于24岁北上拜谒王世贞，深受赏识，延为上宾。留住在府。陈明达从八个方面考证：1，书中大量独特的黄岩方言证实只有黄岩人才能写得出来。2，蔡荣名的出身、经历和秉性符合写作《金瓶梅》的身份；《芙蓉亭诗钞》更是提供了直接的证据。3，王世贞鼎力相助蔡荣名完成写作《金瓶梅》。王世贞诗“袖携天台石，吐作弇山云”。“两年两扣先生门，沾沾所见惬所闻”及蔡荣名《弇山行》证实，《金瓶梅》初稿是蔡荣名的，也是蔡荣名在弇山园两年最后定稿的。4，王世贞“袖携天台石”；欣欣子序“吾友笑笑生为此，爰馨平日所蕴者，著斯传”；《金瓶梅》36回955页：蔡状元道：“学生蔡蕴，贱号一泉，”“泉”，水源也，黄岩话“水、书”同音，均念“xu”。意思就是蔡蕴书源也。三者均指《金瓶梅》书稿出处，证实笑笑生就是蔡荣名。5.“兰陵笑笑生”出自王世贞诗“吾怜蔡去疾，不去陶陶酒人疾”中的“陶陶酒人”，兰陵指代酒。“欣欣子”的“欣欣”出自王世贞诗“沾沾所见惬所闻”中的“沾沾”；6，欣欣子书于明贤里之轩”。“欣欣”的第二个含义是“欣欣向荣”，所以，整个署名隐含“荣名闲里书之于轩”。7，《金瓶梅》跋中的“钜公”指张居正。王世贞与张居正是同年，要影射张居正，必须让作者隐姓埋名，所以托名“兰陵笑笑生”。8，历来许多学者不解的疑惑在蔡荣名身上都能找到答案。如“三七”、“凤城”、“芙蓉亭”等的出处。 此说见《金瓶梅》满文译本序。该书卷首有康熙四十七年五月谷旦序：“此书乃明朝闲散儒生卢楠斥严嵩、严世蕃父子所著之说，不知确否？”卢楠，明代文学家，字少楩，大名浚县人。太学生，明末广五子之一，著有《蠛蠓集》等。他是王世贞的高足，富有才华，极为熟悉浚县、临清一带的社会风情、市民生活，具有创作《金瓶梅》的条件。王汝梅教授在《谈满文本金瓶梅序》一文中，申述了卢楠说，然无确证。 冯梦龙（公元1574—1646年），明代著名通俗文学家。字犹龙，别号茂苑野史、龙子犹、顾曲散人、姑苏词奴、詹詹外史、平平阁主人、墨憨斋主人等等，长州（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崇祯中，由贡生授福建寿宁知县。清兵渡江时，参加过抗清斗争。受李贽为代表的晚明进步文学思潮影响颇大，重视小说、戏曲和通俗文学。编纂话本小说集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民歌集——《桂枝儿》、《山歌》；笔记——《古今谈概》、《情史》；改写小说——《平妖传》、《新列国志》；散曲集《太霞新奏》；戏曲《墨憨斋定本传奇》等。冯梦龙是晚明一位极为活跃而多才、多艺、多产的作家。《苏州府志》卷八十一《人物志》中曾称赞他“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他幼年家贫，读书用功，对文、史、哲深有研究。曾在私塾里教过书，讲解《春秋》，所以后来能写出《春秋衡库》。中年时期，靠卖文为生，曾给苏州的书社（店）编写过大量的书稿、书籍。据《太霞新奏》中的有关记载和散曲，我们知道他青年时期曾经热恋过一位叫侯慧卿的著名歌妓。后来侯慧卿嫁了人，使他大失所望，遂绝迹青楼，结束了放浪的生活。可见冯梦龙曾经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放浪于青楼。由于他在青楼歌场、茶坊酒肆活动，使他对市民的社会生活十分了解，也使得他有机会观察和分析那些沉沦于社会底层的女性们的生活和心态。他做官是在56岁的晚年。台湾师范大学教授魏子云认为《金瓶梅词话》中的《祭头巾文》一文，在冯梦龙所编写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凡例”中，有“金陵游客”冯梦龙写《头巾赋》的记录，所以，《开卷一笑》和冯梦龙的《古今谈概》、《古今笑林》、《智囊补》等著作后，认为文句“不惟有其语态雷同处，且有引言惯用语”，可以“肯定《金瓶梅词话》是冯梦龙参与的改写本，连‘欣欣子’与‘东吴弄珠客’都是冯梦龙的化名”。陈昌恒先生则从考索冯梦龙的名号入手，得出“东吴弄珠客”、“兰陵笑笑生”、“欣欣子”等都是冯梦龙的化名。它三篇序跋，署名、尾语不同，但实为一文，倘排比研究，则构成一篇完整的《金瓶梅》研究论文。同时具体论证了冯氏创作《金瓶梅》的三个阶段。另有些学者指出，“崇祯本”《金瓶梅》词话亦宜出自冯梦龙之手。在《金瓶梅》的早期传播和成书过程的研究中，冯梦龙的特殊作用，应值得注意。专家们认为《金瓶梅》不一定是世代累积型的一种集体创作，但并不否定曾经有人系统整理或最后修定，而且这个最后修定，也难以确定是一次或多次，多次是指在一次初步完成后，又经同时或不同时代的人对作品进行较大的或最后的修定、写定。同时要解开《金瓶梅》作者之谜，还必须从三个框框里跳出来：第一，“嘉靖间”，第二，“山东人”，第三，“大名士”。才能比较科学地去探讨，而现存万历本，即丁巳年（公元1617年）刻本，应是初刻本，初刻即是新刻，也即是首刻，这与冯梦龙关系极大，最后修定者或写定的非他莫属。 此外还有李先芳说、沈德符说、冯维敏说、谢榛说、臧晋叔说、金圣叹说、田艺蘅说、王采说、唐寅说、李攀龙说、萧鸣凤说、胡忠说、刘修亭说、李卓吾说、汤显祖说、陶望龄说、丁耀亢说、丘志充说、袁宏道兄弟说等，不一而足。还有更早一些的“绍兴老儒”、“金吾戚里门客”、“某孝廉”等。据统计，这个名单截止到2013年已有60余众之多了。但这绝不是最后的数字，说不定哪一天，这个名单就要上升到三位数了。除此之外，还有“世界累积”型的“集体创作”说。而丁朗先生则认为，《金瓶梅》的原著作权，并不属于“兰陵笑笑生”。所谓“兰陵笑笑生”基本上是一个冒名顶替、欺世盗名的人物。他有可能是现存《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三和五十四这两回的修改者。更大的可能是，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人，纯粹是炮制序文的那位夫子为了满足出版商的需要，心血来潮，随手杜撰出来的一位“乌有先生”、“子虚真人”。丁朗先生主张“挂一张寻人画像在北京街头”，他给这位作者花了一幅肖像，认为他应具有这样一些特点：一、他长期生活于北京东部城区。二、他经常出入于“本司三院”之类的地方。三、他对武官生活的了解超过了他对文官生活的了解；他对京城知识的了解超过了对外地知识的了解；他对实际生活知识的了解超过了他对书本知识的了解；而他的书本知识（包括历史、地理知识等等）又主要来源于宋元活本和各种戏曲的戏文之中。四、他几乎没有什么诗才，甚至不大懂得诗词格律，而对流行歌曲及民间小调的爱好，非同一般。五、他与曲艺界关系密切。六、他同嘉靖朝失势一派的太监们观念一致，爱其所爱，恶其所恶。而且他本人极可能是个性无能者和性变态者。七、他同明嘉靖丁未科的某些进士有交往，同时可能与嘉靖皇帝有深仇大恨。（见丁朗著《金瓶梅与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11月版）尽管《金瓶梅》作者候选人名单越来越长，而且如黄霖关于屠隆说，卜键关于李开先说，鲁歌、马征关于王稚登说，许建平、霍现俊关于王世贞说，潘承玉关于徐渭说等，在当今《金瓶梅》研究成果中可以并称五大说，但平心而论，尚没有一说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同时以上所有说法均无直接证据证明兰陵笑笑生的籍贯与姓名。四百多年以来，学者们为了解开这个谜，作了多少深文周纳的辨析、研究，至今仍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因此，周续赓副教授曾幽默地说，除非哪一天地下出土了什么有关文物，否则这场争论便永远不会完结。
万历丁巳（1617年）刻本《金瓶梅词话》开卷就是欣欣子序，欣欣子序第一句话就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显然，《金瓶梅》的作者是“兰陵笑笑生”。“兰陵”是郡望，“笑笑生”是作者。所以该序最后一句话是“吾故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 “笑笑生”只是笔名，究为何人呢？该本欣欣子序后接着有一篇廿公《金瓶梅跋》，廿公跋第一句话说“《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则说是“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就是说，“笑笑生”是明嘉靖间“一巨公”、“大名士”。 “一巨公”也好，“大名士”也罢，仍无真实姓名。这就为后人留下研讨《金瓶梅》作者的充分余地。《金瓶梅》作者成为《金瓶梅》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迄今已提出六十人之多。其广有影响者为： 一、王世贞说。明屠本�《山林经济籍》与《万历野获编》最早透露出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信息。宋起凤撰于康熙12年的《稗说》与清初的《〈玉娇梨〉缘起》均指实为王世贞。其后清人陈陈相因，推波助澜，一时形成非王世贞莫属的舆论。此说20世纪30年代遭到鲁迅、吴晗、郑振铎等人的严重打击。1979年朱星重倡此说，并列举出十条理由：（一）王世贞是“嘉靖间大名士”；（二）他能写小说，另有小说传世；（三）他有能力个人完成宏篇巨制；（四）他有完成大作的足够时间；（五）他是大官僚，所以能写出官场大场面；（六）《金瓶梅》中的地名与王世贞经历相合；（七）他崇信佛道，正是《金瓶梅》所宣扬；（八）他好色醉酒，具有写作《金瓶梅》的情怀；（九）他祖籍山东，又做官山东，具有运用山东方言的条件；（十）他知识面广，能写出《金瓶梅》这样的百科全书。黄霖、徐朔方、赵景深等撰文商榷，此说重又混入诸说林立的迷茫之中。许建平《金学考论》、霍现俊《〈金瓶梅〉发微》再次举起此说大旗，从外证、内证两方面，重新全面予以论证，许建平甚至认为“21世纪《金瓶梅》研究应从王世贞研究作为新的突破口和起点”。 二、贾三近说。这是20世纪新时期《金瓶梅》作者新人第一说。倡论者为张远芬。其《金瓶梅新证》提出十条证据：（一）兰陵是山东峄县，贾三近是峄县人；（二）他有资格被称为“嘉靖间大名士”；（三）小说的成书年代与贾三近的生活时代正相契合；（四）他是正三品大官，其阅历足可创作《金瓶梅》；（五）小说中有大量峄县、北京、华北方言，贾三近分别在这些地区居住过；（六）小说中有几篇高水平奏章，贾三近正精于此道；（七）小说中有些人物事件类似贾三近；（八）小说多有戏曲描写，贾三近有此生活积累；（九）他曾十年在家闲居，有创作的时间保证；（十）他写过小说。 三、屠隆说。黄霖首倡。他发表了一组八篇文章，提出七条依据：（一）小说第56回的《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出自《开卷一笑》，作者即屠隆；（二）小说有不少浙江方言，与屠隆籍贯相合；（三）他祖籍武进，古称兰陵；（四）他潜心佛道，与小说主旨一致；（五）他以“淫纵”罢官，坚持写作“淫雅杂阵”，其情欲观正是小说的思想倾向；（六）他具备创作《金瓶梅》的生活基础与文学素养；（七）他与刘承禧、王世贞关系密切，此两人均有《金瓶梅》抄本全稿，当为屠隆所赠。 四、李开先说。此说始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1962年版的一条脚注，是存疑的语气，1979年重印时便把“李开先的可能性较大”一句删除。据说这一条脚注系吴晓铃所加。吴晓铃1982年6月在美国发表《金瓶梅作者新考》讲演时重申此说。徐朔方因为是“集体累积说”的创始人，所以他主张李开先是《金瓶梅》的写定者。徐朔方的根据是：（一）李开先符合《金瓶梅》作者的基本条件，如为山东人，历任京官，创作有戏曲多种，其《词谑》、《诗禅》表明他对市井文学的爱好和修养，乃“嘉靖八子”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嘉靖间大名士”等；（二）《金瓶梅》本身证明了其与李开先关系密切，如第七十回〔正宫·端正好〕套曲五支，出自李开先《宝剑记》第五十出原文等；（三）《金瓶梅》与《宝剑记》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相似之处。日下翠（日）《金瓶梅作者考证》支持此说，并提出四点新见：（一）李开先的院本集《一笑散》，其命名词意与感觉均与“笑笑生”相似；（二）李开先的生日是八月二十八日，西门庆的生日是七月二十八日；（三）《宝剑记》使替身（侍女锦儿）死去，而主要人物（林冲之妻）继续发展故事，这种手法与《金瓶梅》同出一辙；（四）西门庆形象不统一，具有二重性格，原因是有李开先的“自我投影”。后来卜键觅踪章城，访书南都，发现《李氏族谱》，著成《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一书，从《宝剑记》与《金瓶梅》、李开先与西门庆、清河寓意、兰陵意旨等诸多内证，以及个人素质、作文风格、交游类群等一些资质，集此说为大成。 五、徐渭说。最早透露这一信息的是明袁中道《游居柿录》。1939年阿瑟·戴维·韦利（英）在英译本《金瓶梅》的导言中首次提出，却闹了一个音近而误、张冠李戴的笑话。不期60年后，潘承玉《金瓶梅新证》却完成了此说剥茧抽丝、瓜熟蒂落般较为全面的论证。该书首先通过对小说中佛、道教描写的分析，把《金瓶梅》的作者定位为“一位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活动在嘉靖朝的人物”。接着“指出小说作者同时又是资料丰赡的戏曲学者、技巧纯熟的戏曲作家、素养全面的画家与擅长应用文写作的幕客”；“作者应该有边关甚或御敌的生活阅历”，“具有较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御敌卫国意识”；“作者有强烈的方言俗语爱好”；“作者必有以上各方言区（按指绍兴、山东、北京、苏州、山西、福建、广东等）的生活经验”；“有著书藏名于谜的爱好”。并通过《〈金瓶梅〉地理原型考》、《〈金瓶梅〉中的绍兴酒及其他绍兴风物》、《〈金瓶梅〉中的绍兴民俗》、《〈金瓶梅〉中的绍兴方言》等考证，“证明小说作者必为绍兴人”。然后逐一论证“徐渭符合《金瓶梅》作者的一切条件”。潘承玉还把小说诸谜如“廿公”、“徐姓官员”、“清河县”、“兰陵”、“笑笑生”等破解为“浙东绍兴府山阴县徐渭”，归结到“绍兴老儒说”。潘承玉还考索了《金瓶梅》的抄本，认为董其昌是流传线索中的中心人物，而陶望龄是传递抄本的关键人物，而“陶望龄手上的《金瓶梅》来自徐渭，而且极可能就是徐渭的原稿”。潘承玉还做有《金瓶梅文本与徐渭文字相关性比较》，“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徐渭文字是徐渭所写，《词话》也是徐渭所写”。他进而论证“绍兴士人与严嵩”、“沈练与严嵩父子”、“徐渭与沈练”，在《缘何泄愤为谁冤》一节中，认为“徐渭因感于乡风并激于沈练的死而写《金瓶梅》，而他握以行文的这支笔，则同时饱蘸了他一生的全部不幸”。严格地说，潘承玉才是徐渭说的创立者。 六、王稚登说。鲁歌、马征提议。他们提出十三条根据：（一）他最先有《金瓶梅》抄本；（二）他是古称“兰陵”的武进人；（三）他对屠隆不满，因选其《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入小说，以示讥刺；（四）小说中的诗歌曲与王稚登所辑《吴骚集》相似；（五）王稚登《全德记》中某些内容、用语与《金瓶梅》相似；（六）他的诗文与小说诗文一脉相通；（七）王稚登熟悉小说中的一系列方言；（八）他与小说均有中原正统观；（九）他符合“嘉靖间大名士”；（十）他是王世贞的门客，故以小说为王世贞之父报仇；（十一）小说中王招室一家是王稚登家“豪族”丑类之再现；（十二）小说三次引用他感触深刻的诗句“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十三）小说反映的作者模样正与他的情况若相符节。 此外还有汤显祖说、冯梦龙说、李先芳说、沈德符说、李渔说、赵南星说、卢楠说、李贽说、冯维敏说、谢榛说、贾梦龙说、薛应旗说、臧晋叔说、金圣叹说、田艺蘅说、王采说、唐寅说、李攀龙说、萧鸣凤说、胡忠说、丁惟宁说等，不一而足。 尽管《金瓶梅》作者候选人名单越来越长，而且如黄霖关于屠隆说，卜键关于李开先说，鲁歌、马征关于王稚登说，许建平、霍现俊关于王世贞说，潘承玉关于徐渭说等，在当今《金瓶梅》研究成果中可以并称五大说，但平心而论，尚没有一说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 问题在于，所有各说皆无直接证据，都是间接推论。譬如，不少人顺着从“兰陵人”中探查“嘉靖间大名士”的路子去寻绎等等。难免新说层出不穷，你既不能足以服人，我为什么不能另立他说呢？不可避免，新说中间标新立异、弄虚作假、东搭西凑、哗众取宠者，时见其例。因此，吴小如《我对〈金瓶梅〉及其研究的几点看法》呼吁：“在一部作品的作者问题无法彻底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应当把气力用在作品的研究分析上，而不宜只在那些一时无法得出结论的牛角尖里兜圈子。” 但知人论书却是文史研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从小说内证中去寻找作者，只能是一种启引与补证。应当在外证即直接证据上再下功夫。《金瓶梅》在明万历间刻板成书之前，以抄本形式广为流传，目前可知藏有抄本的多至12家，其中拥有全本的即达4家，而且均系当代名流，其蛛丝马迹，一定在晚明笔记丛谈中还有载录。说句笨话，遍翻明代嘉、隆、万年间史料，是不会没有收获的。这工作虽然不必趋之若鹜，但还是需要有人去做的。 前不久，江苏、浙江不约而同上报有电视连续剧《兰陵笑笑生》的创作计划。江苏该剧的创编，我是策划人与撰稿人之一。我们希望将“兰陵笑笑生”描绘成这样一种形象：出身基层，极具悟性，科举入仕，颇有政绩，于三教九流皆有交接，但官场沉浮，表面上嬉笑怒骂，骨子里忧国忧民，晚年隐居，乃娱以笔墨，独罪财色，遂成《金瓶梅》小说。 相信21世纪的《金瓶梅》研究，一定能撩开“兰陵笑笑生”的神秘面纱
房地产专升本毕业论文1.房地产经济走向：目前重庆，武汉，杭州等经济受到国家政策的打压房产的价格开始回落。2.房地产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房地产企业业绩影响因素研究现状运用线性回归的方法，选取流动负债率和长期负债率、有息融资率和无息融资率、长期借款率和短期借款率分别作为资本结构的衡量指标，而将总资产贡献率和总资产利润率分别作为公司业绩的衡量指标。研究结果表明:总体来看，各项指标相关性不显著，但是就所有指标而言，正负相关的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就这一实证结果，本文结合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实际情况，分别从房地产行业所处的阶段特征、政策面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结构方面进行了分析。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评价房地产上市公司绩效，关注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管理效率及资本配置总体效率的价值评判标准，以我国房地产业23家具有代表性的房地产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设立多输入和多输出的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找出相对有效的行业标杆，同时分析行业整体和单个公司的资源配置效率，并提出了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房地产上市公司绩效的途径。从我国上市公司绩效影响因素及货币政策、物价变动与绩效相关性的一般理论思考出发，揭示出了我国上市公司绩效受国家宏观政策影响的理论依据。(严格意义上来说绩效评价体系包括业绩目标、业绩辅导和业绩评价。但是现在一般都模糊了这种概念，把两者视为一样)从MM理论出发，引进货币传导机制理论和两权分离的相关理论，得出房地产这个行业的所有绩效指标都与货币政策、CP工存在一定相关性。得到物价上涨会对房地产这个行业的经济绩效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国家的宏观政策对地产行业影响甚微的结论。分析比较了目前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评价的主要方法，并剖析其存在的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引入因子分析模型，并构建评价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指标体系，然后应用该模型对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做实证研究，最后得出研究结论，并指出了由于会计信息失真等因素的存在，使得该研究方法存在一些局限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果的现实指导意义。《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实证研究》选取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数据支持，以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作为房地产行业发展的适合量度，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对我国房地产行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均衡关系作相关研究。结论是:房地产行业发展状况对当前GDP变动的影响并不是很显著，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认为人民币升值通过两种途径对不同行业产生影响。一是因人民币升值所导致的资本成本和收入的提升，将在长时期内改变我国的经济结构，重新赋予行业不同的成长速度，并使不同行业的企业业绩出现分化。二是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改变行业内企业的资产、负债、收入、成本等账面价值，通过外汇折算差异影响其经营业绩。最后认为人民币升值将使房地产行业受益。而从理论分析的角度得出人民币升值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有利好、利空两方面。利空影响:货币持续过度升值会导致经济减速(因为FDI下降、净出口下降)，外资需要下降，从而使房地产需求下降并会导致通胀水平下降，从而使房地产价格涨速下降。利好影响:第一，升值预期导致外资对房地产的投资需求加大。货币升值预期会导致外资的涌入，并大量投资到房地产上。从而增加房地产投资需求，推高房价，这是货币升值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第二，收入效应及财富效应导致国内房地产需求增加。张敏利用理论结合模型回归分析研究了股权结构的三个关键因素(股权集中度、股权属性及股权流通性)与公司治理绩效的关系。得到结论(1)房地产行业的股权集中度低于市场平均水平，而且股东之间的力量比较均衡，大多数公司的股权结构都呈现出多元共治的局面，并且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没有明显关系。(2)分析股权控制类型时，发现国有控股企业与法人控股企业、流通股主导型企业的公司绩效都没有明显的差别。(3)国有股比重、流通股比重与经营绩效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而法人股比重与公司绩效有着显著负相关关系。(4)控股股东相对控制权越大，公司绩效越差。采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现代经济学计量方法，对湖北省房地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湖北省经济增长是房地产业发展的Granger原因，经济的快速增长带动了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反之房地产投资对经济拉动作用却不显著。介绍房地产开发投资与GDP关系的研究方法，并通过近十年来浙江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和贡献率进行分析，以反映房地产市场发育程度及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风险性。应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技术以及Granger因果分析对我国房地产价格与GDP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的房地产价格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无论长期还是短期，我国的GDP波动都是房地产价格波动的Granger原因，GDP的走势对于房地产价格的涨跌起着决定性的影响，GDP的波动有助于预测房地产价格的走势;短期内经济的过热容易引起房地产价格的过快增长。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对三者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得出协整关系的结论。定量结果表明，GDP、FDI对房地产价格有正向的推动作用，但GDP是主要影响因素。这个结果基本排除了境外“热钱”对房地产市场的冲击威胁假说。选取一系列房地产价格指标与宏观经济指标进行研究分析，总体看，我国房地产价格趋于合理，居民的住房购买能力逐渐加强。房地产价格的增长速度已经受到来自其他价格指数增长缓慢的压力，开始进入调整阶段;随着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逐渐提高，房价收入比不断降低，居民的购房能力逐步提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房地产的需求仍将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房地产价格是基于宏观经济发展水平的平台上的，一旦价格增长过快，超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承受能力和消化能力，将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但价格下降，也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并不是越低越好。从资本结构、股权结构、公司规模和公司风险等四个方面选取了可能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多个指标变量运用因子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但在财务指标的选取上，只是建立在规范研究的基础上，对影响经营业绩的变量只局限于财务指标本身，一些与经营业绩有重大因果关系的变量未选人，比如说国家的产业政策、宏观经济条件、公司管理者的能力、职工的技能水平等等因此此文使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分析在实际指导方面的作用有所下降。从房地产市场的过度需求、产业结构不合理、法律法规不完善、政府的执行效率有待完善、地产信息不对称、人民币升值等方面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一些建议。建立我国近年来房地产价格宏观经济影响因素的线性模型，选取6个宏观经济指标作为方程初始导入自变量，与房地产价格进行初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解决自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而选取出两个自变量与房地产价格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并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在一个简单的局部均衡模型基础上，利用1999一2003年全国31个省市的房地产市场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结构和价格问题。从房地产价值的自然增长、市场供求关系和心理预期三个方面探讨了房价波动的构成、机制和影响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房价调控对策。运用2001一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分行业信息，研究了房地产类上市公司多元化水平与财务绩效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多元化水平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但是与用托宾Q衡量的公司价值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针对我国目前房地产泡沫膨胀可能波及金融安全的现状，提出了如何优化房地产业资本结构的问题，并根据2000一2002年深沪两地A股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料，对我国房地产企业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公司规模、经营业绩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资本结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关的建议。论文从影响企业的绪论硕一七论文外部因素入手，分析外部因素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程度。结合我国的物价变动、货币政策与对上市公司的绩效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性分析。并运用了实证分析法中的OSL分析法，得到上面的结论。这些结论可以帮助企业在我国当前的形势下如何提高自身的绩效与价值。可以为上市公司在物价变动时和当前货币政策条件如何利用财务杠杆来提高企业的绩效的目的提供帮助。通过聚类分析找出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差距大小，并将其归为几类，以此总结出影响房地产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因素所在，并提出企业发展对策和政策建议。论文由六章组成，本研究所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具体分为两个步骤，首先，在不明确房地产上市公司能够分为几类的情况下，为避免主观误差，采用系统聚类的方式，从SPSS输出的树状图直观的看出不同公司之间的距离;在此基础上，确定分为几类，然后采用快速聚类的方式，将房地产上市公司分类，找出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特点和共性。从房地产价格的相关理论出发，主要从房地产需求、房地产供给、房地产金融和房地产宏观调控等角度对影响房价的因素展开分析。以房地产统计数据为基础，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和统计分析方法，主要从实证角度分析各因素对房价的影响。首先，分析房地产需求各因素对房价的影响，明确了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城市化、房地产投机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因素导致的房地产需求扩张是房价上涨的首要因素。随后，从房屋建造成本、土地价格等角度分析供给因素对房价的影响，并以北京、上海和武汉三城市为例分析了房价和地价的关系。接下来，以房地产开发投资来源及构成为基础，分析了房地产金融对房价的影响，指出个人住房贷款推动了房价的上涨。未完……
关于房地产薪酬管理设计的论文两篇
房地产薪酬管理相对于HR中的其他工作来说，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特权性。薪酬管理作为员工参与最少的人力资源管理项目，一直是房地产企业管理者的特权。房地产企业管理者认为员工参与薪酬管理会增加房地产企业管理的矛盾，进而影响投资者的利益，所以员工对房地产企业薪酬管理的过程基本一无所知。其次是敏感性。因为薪酬管理涉及到每位员工的利益，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生活质量，而且薪酬是员工工作能力的现实体现，他们会通过薪酬高低来衡量自己在房地产企业中的地位，所以它是人力资源管理中最为敏感的部分。最后是特殊性。由于薪酬管理存在特权性和敏感性，所以各个房地产企业的薪酬管理差异很大。
一、房地产企业创新薪酬管理概述
房地产企业薪酬管理，从本质上讲，就是对人的管理，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自我管理权，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一个正确的，有组织，有纪律的领导和安排，有时候我们对自我的认知可能没有他人透彻，对自己的能力也可能没有别人那么清楚，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和别人一起接受合理的，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的安排。社会的发展始终是与每个个人的发展紧密联系的，我们既不应该一味的追求发展，也不应该只顾发展，而不顾实际情况的发生，房地产企业薪酬的创新管理是我们的房地产企业在追求进步的标志，也是我们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好的管理使得社会更加稳定团结，好的管理使得人与人之间更加和谐友好。
薪酬管理不仅仅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一项业务，而且对房地产企业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人才是房地产企业发展的重要要素，合理的薪酬管理能够提升房地产企业的吸引力，从而提升房地产企业的竞争力。薪酬是房地产企业与员工之间的价值认同，缺乏公平的薪酬管理，会对房地产企业的管理者、房地产企业的员工积极性造成严重的影响。科学合理的薪酬管理，能够将员工与组织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将员工个人发展与房地产企业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从而提升房地产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采取合理的薪酬管理，通过员工的贡献给予相应的报酬，能够达到房地产企业与员工的双赢。采用灵活而有效的薪酬管理，能够对员工进行激励，从而提升员工的积极性，促进自我价值的实现。薪酬管理是各种资源相互整合的过程，人力资源是房地产企业发展的重要财富，科学合理的薪酬管理，能够为人才发展提供良好的自我价值实现的机会，从而提升房地产企业的新引力，使房地产企业的竞争力加强。
二、薪酬沟通的步骤探究
1.明确薪酬沟通的目的
通常，房地产企业对原有的薪酬体系进行调整或彻底重新开发一个新的薪酬体系，总是意味着房地产企业在薪酬理念或薪酬管理方法上有了一定的变化。因此，一个人力资源管理者或薪酬专家进行薪酬沟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想方设法使房地产企业的各层级管理者和员工充分理解并最终接受新的薪酬体系，提升员工对薪酬体系的满意度，以达到推行新的薪酬体系的人力资源管理目的，激励员工在新的薪酬体系下更努力地工作等，从而满足房地产企业的总体战略发展需求。
2.创建薪酬沟通的氛围
一直以来，大多数房地产企业认为薪酬福利管理是资方的事，出于保密原则，房地产企业方尽可能避免与员工谈论薪资，同时规定员工在公司环境内也不允许相互讨论薪资。但薪酬福利恰恰又是员工十分感兴趣和关心的话题，得到满意的薪酬福利是员工积极工作的重要动力。因此，在完全避开沟通薪酬信息的氛围中，员工因无法了解什么样的工作绩效会得到什么样的薪酬福利，无法了解工作绩效和薪酬福利的相关程度，导致有时甚至会对绩效考核机制产生抵触情绪，从而使得房地产企业即便拥有一个科学的薪酬体系，也可能无法发挥该体系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因此，创建一个适度透明的沟通氛围可以使薪酬沟通事半功倍。
3.设计薪酬沟通的方案
为了保证新的薪酬体系的完美落实，设计一个周全的首次薪酬沟通方案以及后续的持续性薪酬沟通方案都十分重要。本文中仅对首次薪酬沟通方案的设计步骤做一个说明。至于后续持续性薪酬沟通方案可参照该步骤并依据房地产企业的具体性质和当时的情况做具体细致的规划。实践经验表明，通常来说，设计出周全的首次薪酬沟通方案大致需要以下这些步骤。
三、房地产企业现行薪酬制度存在的问题
1.房地产企业内部缺少公平性
房地产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谁拥有了人才并有效的使用好人才，谁就能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国房地产企业虽然高度重视人才，想积极吸引和留住人才，但人才流失现象依然较为严重。根本原因在于内部薪酬制度缺乏公平性。公平问题是贯穿整个企业与员工关系之中的一处重要问题，人们常常是根据同一参照群体中的其他人是如何被对待来理解公平的意义。在薪酬分配中，员工关心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工资水平，更关心与他人工资的比较，认为同样内容的工作就应该得到相同的薪酬。但是在一些企业特别是国有房地产企业，操作岗位和管理岗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劳动量相差悬殊，劳动报酬却相差无几，导致许多员工互相攀比，消极怠工。由此对薪酬产生的不公平感，员工通常采取降低努力水平与房地产企业“扯平”，不利于房地产企业组织目标的实施。
2.没有与岗位相匹配的薪酬结构
薪酬的结构是一个房地产企业的组织机构中各项职位的相对价值及其对应的实付薪资间保持着什么样的关系。薪酬结构比例应视从事不同性质工作的员工比例有所不同。例如有些房地产企业在薪酬分配中为了避免矛盾，薪酬的支付不考虑不同岗位的需要，实行不偏不倚的原则，极大地抹杀了员工的积极性。因为这种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非常不利于培养员工的创新精神，平均等于无激励。
3.外部公平性问题
薪酬是个人成就和得到社会承认的象征，所以人才的竞争首先表现为薪酬的竞争。当员工认为他的工资与外部同行、同地区人员的工资相差很大时，他的不满意情绪就会油然而升。一些房地产企业管理者只看到本房地产企业薪酬的提升，不愿意和同等房地产企业的高标准薪酬相比较，也就是不愿给员工特别是核心员工以比较满意的回报。员工会因为高付出低回报而降低工作热情，长期下去就会选择跳槽，而房地产企业外的人才也不会对房地产企业感兴趣。这些房地产企业薪酬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直接导致了激励的缺失。无法调动员工积极性，留住员工为房地产企业带来效益。随着现代房地产企业员工队伍组成越来越复杂，他们的需求和价值观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我国房地产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经验的积累时间很短，再加之房地产企业对这方面的管理工作重视程度不够，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性工作严重缺陷，房地产企业薪酬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薪酬制度需要不断更新。
四、房地产公司薪酬管理的对策
1.建立健全房地产企业薪酬风险管理机制
增强房地产企业薪酬管理风险意识是房地产企业做好薪酬管理的第一步。为此，房地产企业高层领导应该充分认识到薪酬管理风险防范的重要性，认识到薪酬管理风险防范也是房地产企业发展的重要步骤。房地产企业薪酬管理风险防范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帮助房地产企业获得更多的利益以及更多的房地产企业效益。为此，房地产企业在增强房地产企业薪酬管理风险意识的同时还应该坚决抵制薪酬管理短期利益行为，加强企业薪酬风险管理监督预警机制建设。另外，房地产企业可以成立专门的薪酬风险管理部门，增强薪酬风险管理部门对于薪酬管理风险的监测，提高薪酬管理风险的监测能力与水平。另外，房地产企业还可以实行薪酬管理风险责任制，提高房地产企业薪酬风险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以及主动性。加强薪酬风险管理队伍建设，增强他们的薪酬风险管理知识，提高他们自身薪酬风险管理水平与能力。
2.加强房地产企业薪酬管理信息化建设
随着我国计算机互联网的不断进步与发展，计算机互联网对于房地产企业的发展可谓是推波助澜，为此，房地产企业可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做好薪酬管理信息化建设。首先，房地产企业应该加大薪酬管理信息系统开发与研究工作，同时结合薪酬管理的实际，强化房地产企业薪酬管理信息化水平。另外，房地产企业应用计算机技术对薪酬管理进行监督管理，成立薪酬管理情报监督管理、多方合作的信息系统平台，提高薪酬管理质量控制的水平与能力。企业还应该加强对于薪酬管理信息化监督管理系统定期检查工作，同时对于检查结果进行考核。再次，房地产企业薪酬管理要实现科学化和规范化，房地产企业必须要建立薪酬管理激励以及约束机制，充分发挥房地产企业薪酬管理的作用。
3.打破平均主义，建立公平科学的薪酬制度体系
建立健全公平科学的薪酬制度体系是做好房地产企业薪酬管理的重要环节，也是做好房地产企业薪酬管理的关键和重点。为此，房地产企业应该加大对于薪酬制度体系建设投资力度，根据房地产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薪酬制度体系建设。在薪酬制度体系建设实际中，房地产企业应该注意薪酬制度体系建设的目标是为了雇用优秀的员工、挽留住优秀的员工以及激励所有的员工。因此，薪酬制度体系建设应该体现出房地产企业内部公平公正以及外部竞争性，这样才可以充分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以及主动性。这就需要做好房地产企业内部的岗位评价，合理地确定房地产企业内部不同岗位的相对价值，从根本上解决薪酬对内不公平。并且需要定期进行外部薪酬调查，判断房地产企业的整体薪酬是否远低于行业和地区的薪酬水平。如果薪酬确实远低于外部平均水平，则要进行薪酬调整，以达到薪酬的外部竞争性。
4.定期调整薪酬
薪酬体系运营一段时间以后，很有可能不再适应房地产企业的发展，如果此时进行合理的调整，既可以让薪酬体系更适应房地产企业的发展，对员工也是很好的激励和鼓舞。
5.建立绩效管理体系
科学的绩效管理体系可以将员工的工作业绩、工作表现与薪酬有机结合，进而发挥出绩效管理与薪酬管理的联动效果。
6.强化预算与控制
成本是房地产企业管理中不可缺失的重要环节之一。人力资源成本在房地产企业的成本比例中占据了较大的份额，也会成为房地产企业战略决策过程中的关键性问题，需要把薪酬预算及控制拟合公司的财务状况，市场竞争压力统筹考虑与分析，其预算数据是否能符合房地产企业在成本上的承受能力，也可说房地产企业是否有对员工报酬的支付能力。员工的激励、培养、培训、福利、人员配置、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等都需要通过预算进行权衡。尽管理论的薪酬管理体系做的再好，编制的多么完善，房地产企业的'市场、盈利水平、现金流量等未到达所希望的结果，那对员工来说“画饼充饥”的负面影响与打击给房地产企业的经营管理带来诸多不利。执行预算管理，注重控制。房地产的管理团队需要严谨、细致、认真地对加薪策略，加薪周期，加薪幅度、人员数量配置等与战略进程步调一致，更多时候应该超前与预前进行考虑制定应对方案。特别关注和控制年度总薪酬、薪酬费用比例、薪酬费用总额增长率、目标利润与实际利润差距、劳动力成本与产值比、员工数量变化等因素，合理应用好最低薪酬水平和最高薪酬水平。充分考虑非货币福利和激励的配比应用。
7.注重房地产企业文化
在房地产企业文化的系统结构中，房地产企业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需要房地产企业管理者在房地产企业管理中考虑进去。房地产企业的用人之道，自然要涉及房地产企业价值观、房地产企业伦理，员工就是房地产企业最大的财富，尊重从招聘开始才能在劳资关系、团队建设、工作效能等方面奠定人力资源发挥作用的基础。薪酬管理体系较房地产企业文化而言是硬件，而房地产企业文化是软件。房地产企业文化在房地产企业管理中可调衡硬性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的功能，决策文化、品牌文化、服务文化、产品文化、营销文化、沟通文化、管理文化等等恐怕都难以文本和纸质的方式完全来规定进行详细描述。制度和管理文本是贯彻房地产企业文化的载体和工具，房地产企业的“放心”与员工的“铁心”是薪酬管理体系与房地产企业文化交叉作用，互补发力才能达到的。
综上所述，现代房地产企业发展中，薪酬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房地产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如何构建良好的薪酬管理，最大限度的发挥薪酬管理的作用，是房地产企业必须面对的问题。采用科学合理的薪酬管理，能够激励房地产企业员工，吸引高素质人才，从而促进房地产企业的发展。
一、房地产企业薪酬特点
(一)员工有相对较高的薪酬。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速度日益加快，加速了中国房地产业的发
展，许多房地产企业抓住发展的大好时机，得到了飞速发展，企业的发展带给员工丰厚的回报，房地产企业员工的基本工资和奖金相对其他行业的员工明显较高。所以，很多大学毕业生选择了房地产企业，学历高的毕业生希望来到大的地产企业发展，因为那里有良好的锻炼平台，可以得到规范的培训，对于长远发展有极大的好处；学历低的毕业生则愿意选择小型地产企业，因为短期内可以得到丰厚的收入。
(二)不同部门的员工薪酬差别较大。房地产企业进行良好的运转，必须包括综合部、投资部、设计部、合约部、发展管理部、项目部、营销部、财务部等部门，而不同部门员工所从事的工作差异较大，有的从事技术性的工作，有的则从事管理性的工作，不同的工作性质和难易程度导致了不同部门的员工具有不同的收入。据调查，一般行政人员、投资专员、设计专员、会计、策划专员、土建工程师最高和最低薪酬水平差距在5倍以上，并且随着职位的升迁同一级别的薪酬差别将会更大。
(三)不同地区和企业薪酬差异较大。中国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别较大，而房地产业从业人员的薪酬待遇与当地的经济水平息息相关，所以大城市、经济发达地区企业薪酬水平比较高。在不同的房地产企业中，大企业人的普通和中层员工可以得到较好的锻炼，但薪酬待遇较低；小企业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会有比较高的薪酬待遇，所以大企业人的中层管理人员可能流向小企业人担当高级管理人员，获取高额的回报。
二、房地产企业薪酬设计原则
(一)薪酬设计的团队原则。房地产开发需要各个部门的不同人员通力合作来完成，团队的力量在开发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基于团队的奖励对于整个企业人的绩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设置团队奖励有助于提高各部门的协作能力，同时注意不要出现上下级之间工资差别太大引起的低层人员心里不平衡，以免影响工作积极性和效率。
(二)薪酬设计的公平性原则。薪酬设计过程中遵循公平性原则，这是绝大多数企业从事人力资源人员的共识。公平的薪酬设计可以对员工进行有效的激励，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同时可以大量引进优秀的专业和管理人才，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体在操作过程中，要对不同部门的员工，根据其工作性质来设计薪酬标准，同时要考虑不同性质的报酬，即金钱报酬和非金钱报酬，非金钱报酬属于隐性报酬，分为职业性奖励和社会性奖励，职业性奖励包括自我发展、晋升等，社会性奖励包括表扬、荣誉、成就等。总之，薪酬设计必须体现公平、客观、透明，使不同的员工获得应得的报酬。
(三)薪酬设计的相符原则。在任何企业薪酬设计过程中，都应该保持个人和组织薪酬相符合的原则，不能让两者产生冲突。在一个企业或组织中，个人和组织都有其薪酬目标指向，每个员工参与到企业或组织中，就是为了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相应的报酬，实现自己的薪酬目标，而对于一个组织来讲，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必定想通过各种办法节省开支，每个员工的报酬就包括其中，此时，个人和组织的目标就发生了矛盾，产生了冲突，两个薪酬目标之间就不相符。企业付出的薪酬不能满足员工的需求，造成员工工作效率下降，不能够按质按量完成企业分配的任务。所以，企业管理者在制定薪酬制度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员工的需求，让员工参与薪酬制度的制定，制定出企业和员工都比较满意的薪酬制度。与没有员工参与制定薪酬制度相比，让员工参与制定出来的薪酬
制度不仅令人满意而且具有长期激励的效果。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房地产企业薪酬设计方法与过程
房地产企业薪酬体系设计包括以下步骤：
(一)职位分析。职位分析是确定薪酬制度的基础，根据企业人业务发展的需要，合理地设置不同的岗位。职位分析是对职位进行说明，并形成职位说明书，明确职位与职能的关系。
(二)职位评估。职位评估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制定出来的薪酬制度在内部是公平的。所以对不同部门的员工职位，根据其重要程度，得出等级序列，确保公平、公正、合理地制定薪酬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建立统一的职位评估标准，使不同部门的职位具有可比性。
(三)薪酬市场调查。具有竞争性的薪酬是留住人才的关键，只有留住了人才，企业才有可能进行比较好的发展。薪酬调查一般要选择专门的咨询公司，对其他房地产企业的薪酬水平进行调查，制定出具有竞争力的薪酬。需要注意的是，在对其他房地产企业进行薪酬调查时，最好选择与本企业有竞争关系的企业，考虑员工的流失去向和招聘来源。调查其他企业的薪酬，最好可以找到其薪酬的增长情况、不同职位和级别的薪酬待遇、奖金和福利待遇等，确保取得全面详实的数据资料。
(四)薪酬定位。经过分析同行业与自己关系相对紧密的企业薪酬数据后，考虑企业的内外部关系，外部关系包括通货膨胀、行业特点、人才供应状况等，内部关系包括盈利能力、人员素质等，然后选择本企业可以采用的合适薪酬。不同的企业薪酬定位策略是不一样的，品牌响的企业有比较好的发展平台，不用付出很高的薪酬，仍然可以招到优秀人才，如中海、万科等，它们的员工薪酬不是最高的，相反，那些知名度欠缺的企业人则会抛出高薪吸引优秀的人才，壮大企业人实力。
(五)薪酬结构设计。薪酬结构设计具体来说是指员工薪酬的构成，不同的房地产企业所采用的薪酬结构是不相同的，有些企业采用固定薪酬和浮动调薪制度，固定薪酬则根据员工的职位情况，结合市场薪酬水平确定，不同的职位有不同的固定薪酬，浮动薪酬要充分考虑企业的利润水平和个人付出的情况综合而定；有些则综合考虑员工职位情况、个人技能情况和个人绩效，形成薪酬结构的三个部分：职位工资、技能工资和绩效工资。
职位工资结合市场薪酬水平制定，同时参考员工对企业的贡献。技能工资要看员工所拥有的技能能够给企业带来多大的贡献。一般来说，所具有的技能越强，技能工资相对就高，比如设计人员的工资要比一般行政人员的技能工资要高；绩效工资是员工所完成的工作量，完成的工作量越大，绩效工资就越高。
(六)薪酬体系的实施和修正。薪酬制度制定后，要严格执行。但制定好的薪酬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要经常和员工进行沟通，调查其满意度和薪酬制度能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其工作的积极性，同时要关注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市场薪酬水平的变化，不断合理地调整薪酬制度，确保企业长期健康发展。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剖析张爱玲的小说对读者来说想必已不陌生了，很多人都细致的描写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封建道德摧残女性的痛或多或少地读过她的作品。看过她作品的人可能会不约斥与愤恨以及对这些女性遭遇的叹息和同情。而同地发现一个问题，张爱玲爱写女人，尤其爱写 20世纪曹七巧，无疑是张爱玲作品中塑造的最典型的一个女三四十年代上海的女人，而且写得与众不同，栩栩如生，深性人物。她，原本一个健康、活泼开朗的姑娘，只因哥嫂的入骨髓。如她所塑造的许多特殊女性形象一样，张爱玲的贪财，姜公馆传宗接代的需要，在交易中就被无情地当做女性意识别具一格，独放异彩。一件物品嫁给了一个全身瘫痪，只有一息尚存的陌生男人，做起了生育的机器。从此，封建的道德使她失去了自一、作品背景由，家庭的纲常使她尝尽了他人的眼色，内心的真情得不张爱玲 1921年出生在上海，出身名门，从小就受到传到释放，时间久了，心理上发生了变化，人性开始变得扭统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接触过西方文学艺术。20世纪三曲，导致后来竟残忍疯狂地把封建伦理道德对她的毒害加四十年代的上海，虽然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得到了很好的发倍地转嫁到自己的一双儿女身上，以此来发泄自己的愤恨展，西方的文化与观念冲击了人民的生活，新文化运动也与不满。这样的行为无疑是让人痛恨的，这个女人也是让使很多女性认识到女性解放的深刻社会命题，但封建的伦人厌恶的。可在愤恨的同时我们又不自主地对她充满了理道德体系依然存在，仍然在某些范围内维持、发挥着它深深的同情。就如张爱玲在作品中描写七巧遭到姜季泽强大的威力。精神上，女性没有彻底地解放思想，没有完拒绝后的表现 : “她睁着眼直勾勾朝前望着，耳朵上的实心全走出男权社会的意识 ;而经济上，女性也没有取得独立小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 ———玻璃匣子里蝴蝶的的地位，离开男人，很多女人根本没有生存的能力。封建标本，鲜艳而凄怆。”曹七巧就像一只美丽的小鸟被套上了观念与习俗牢牢地禁锢着女性的思想，使她们在生活尤其一把 “金色的枷锁 ”，锁在了封建宗法制度铸造的笼子里，是婚恋问题上深深地受制于封建伦理道德的约束和男人永远喘不过气来。张爱玲痛恨封建的宗法制，可她并不是的摆布，严重的 “奴性心理 ”在她们的心里不断滋长，最终直接地痛斥，而是借七巧的口流露出对封建遗老遗少的蔑根深蒂固，扭曲了她们的人格和灵魂。视和憎恨以及对受迫害女性的同情。娇蕊，是张爱玲小说《白玫瑰与红玫瑰》里的人物，二、代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她，原来是一个开放热情、充满欲望的女人，把生活的所有张爱玲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而她，一个女人，都寄托在男人身上。她，以自己的美貌和妩媚身姿吸引了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敏感的心灵观察到了当时社会的黑众多男人的视线，让他们都围绕着自己。她天真地以为这暗，深刻地体察到了女性在封建道德和意识的毒害下身心样就展现了自己的魅力和价值，女人就是有了独立的地遭受的摧残和苦难。对此，张爱玲用自己细腻的笔触生动位。可不久她就发现自己错了，振保，这个自私、无情、虚地刻画了许多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女性形象，通过对她们伪、满脑子假仁义道德、不负责任的男人打碎了她原有的观念，让她清楚地认识到女人的世界不是只有男人的身影。振保的爱深深地伤害了她，可这个坚强充满活力的女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可以说，和曹七巧相比，娇蕊是张爱玲塑造的另一个典型的女性人物。张爱玲通过对她生活、爱情观转变过程的描写，向读者传达出对女性命运的深沉思索 :爱情不是生命的全部，女人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甘做他们的附庸，而是应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勇敢地追求真正的幸福。张爱玲塑造的典型女性形象远不止她们两个，但大多也都和她们相似，命运都渗透着不幸和悲哀，不论是戴着金枷锁的曹七巧、拥有温暖家庭的娇蕊、为爱情的葛薇龙，还是知识女性白流苏。记得张爱玲曾说过 : “生命是一件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其实，她自己及塑造的众多女性人物本身就是一件件华美的袍子，但不幸的是封建的纲常伦理、宗法制度却把这些美丽的东西撕坏了、弄脏了。张爱玲看清了这些，但她不堪忍受这样的残忍，所以她勇敢大胆地执起笔写出对封建伦理的控诉，流露出对不幸女性的丝丝同情，更重要的是她把笔伸向了女性生存空间的层次，启迪女性解放思想，挣脱男人的牢笼，争取独立的人格和地位，为女性命运的探索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三、作品人物的女性意识 1.女性意识的觉醒谈到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我们不能不从她的小说处女作《不幸的她》谈起。《不幸的她》是作者第一篇反映女性意识的雏形代表作。说她是呈现女性意识雏形的开端，是因为这部小说仅有 1 400多字，写法还很幼稚，刊登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年刊《凤藻》1932年第 12期上。在这部微型小说中，张爱玲运用跳跃式的叙事方式，向读者清晰地展现了当代女性生命的历程，而这个历程恰恰反映了女性纯洁美好生命被毁灭的过程。正如小说描写的那样， “她”在童年时代拥有着快乐和幸福，而当她长大以后，便开始成为社会的牺牲品，她被母亲许聘给了纨绔子弟。为了自己的自由，为了表示抗争，“她”最后离开了自己的母亲。而她的离开，也就意味着离开了“奢华的生活 ”，意味着漂泊的开始。在小说中我们发现作者是多么希望女性独立，尽管这种希望还是建立在女性反抗 “腐败的积习 ”基础上的，还仅仅表现在女性对婚姻自由追求层面上，还没有触及到女性生存世界的根本，但它还是流露出作者在其小说中首次表达的女性对自我的关注，因此，这种流露完全可以说是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的觉醒。张爱玲作品中的曹七巧和郑川嫦的命运是一样的，她们来到这个社会，却一天福也没有享受过，就连女性最起码的尊严都没有得到过，活的是那么不体面，所有的生存意识都被以男权主义统治为主宰的腐朽社会吞噬了。在张爱玲的笔下就是要借两位女主人公的死为代价，来唤醒成千上万的中国女性觉醒，激起她们强烈的女性意识。她号召中国女性要为自己争取平等自由，要有尊严地活着。 2.女性意识的成熟张爱玲和曹七巧、郑川嫦虽然同处在一个时代里，但张爱玲是一个勇于批判，敢于宣泄，并能够以文学为武器，向那些束缚着女性的陈规陋习挑战的人。通过塑造女主人公的悲惨命运，激发起那些被压抑的女性群体的反抗，号召她们向 “男权主义 ”进行抗衡，争取在社会地位上的自我解放。张爱玲笔下的娇蕊身上充满着孩子气，她以挑战男人为荣耀，表达了张爱玲想借助娇蕊探索女性价值的欲望。娇蕊本以为只有在男性社会才能体现女性的价值，以为凭借自己动人的身材就能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这些早期女性意识的反映在娇蕊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当她对佟振保彻底失望后，娇蕊的女性意识逐渐走向成熟，当她在爱情失败后还能够继续勇敢地去追求爱情的真谛，对爱的欲望还是那么强烈时，她的世界里开始不再只有男性，她能从依附男人中解脱出来，变得开始在男性世界里闯荡，她对爱的执著追求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女性所拥有的价值和幸福，自己有了一个温暖的家，丈夫对她的爱让她有了尊重感，并且爱得很光明正大。张爱玲所塑造的娇蕊是女性意识成熟的典型代表。她所描写的曹七巧、小艾、郑川嫦等，都是下层女性的代表，她为她们的不幸深表同情，通过对她们悲惨命运的描写唤起更多女性的觉醒，让女性群体能够得到她们应有的权利和自由。在张爱玲以后的作品中，从传统的男女关系出发去反思女性的生命存在，到书写男女两性的平等关系，再到颠覆传统男尊女卑关系书写男女关系的错位和倒置，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转向。它意味着张爱玲小说女性主体意识在逐渐膨胀，这种膨胀显然与张爱玲追求女性绝对独立的意识相关，它以张爱玲追求摆脱女性的男性附庸地位为起点，先是转向追求男女平等，进而转向女性对男性的超越。参考文献 :［1］朱爱莲．个体与组合的冲突———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主题矛盾探析［J］．作家，2012，( 2)．［2］欧芳．萧红与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对比分析［J］．作家，2009，( 4)．［3］毛正天，冉小平．独特深刻的女性问题思考———张爱玲“女性书写 ”的人性观念［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5)．［4］吴著斌．论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和人性关怀［D］．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5］苏丽．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在电影改编中的流变［D］．苏州 :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6］谢理开．论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的流变［J］．绥化学院学报，2008，( 2)．〔
论文关键词：张爱玲；小说；人性意识；悲剧 论文摘要：张爱玲的小说在对人性的探索中，饱含着深深的悲凉情感，它通过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演绎人生，诠释人生；用“审丑”的眼光，审视人性的虚伪；通过对“无爱”婚姻的描写，揭示了人性的丑恶。张爱玲小说中揭示出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被黄金光圈严重扭曲的、虚伪的人性．给人们以独特的心理感悟。 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20世纪40年代初，她以小说集《传奇》和 散文 集《流言》名震文坛，成为了红极一时的女才子，1952年，她悄然移居境外，似一颗彗星划了一条美丽的轨道，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论说与回味。海外华人学者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第一次高度评价张爱玲：“应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杰出的作家”“别的作家……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的观察的透彻和深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的确如此，当我们今天“借助古老的记忆”重新解读她的作品时，我们的灵魂仍被深深地震撼着，仍受到强烈的撞击，我们无法不惊叹于她的才华、她那颗“冷酷”的心、她留下的那些深远的启迪。本文试从张爱玲的经历、创作题材和她介人人生的切人点等方面谈谈她的小说的人性意识。 一、传奇生涯对张爱玲人性意识形成的重大影响 张爱玲出身于上海的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她有着显赫的身世，祖父张佩伦是清末“清流派”的重要人物，是李鸿章的幕僚，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但这一显赫的身份并未给她带来任何好处。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染有弄风捧月的旧习气，性格上则是暴戾乖张；母亲是一个受西方 文化 熏陶很深且清丽孤寂的新派女性。旧习气与西洋文化格格不入，这种水火不容导致最后的不和，直至离婚。这种生活使张爱玲过早地钡略到了生存的阴暗与没落的一面：“像拜火神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父亲的世界——腐朽、黑暗、冷漠而寂寥，而母亲的世界——洋派、光明、温暖而富足，母亲成了身处幽暗的她拼将全力抓住的一缕阳光。在母亲那里，她得到了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熏陶，但有着许多清规戒律的洋房也培育了张爱玲的内倾性格。在张爱玲的生活经历当中，有两件对她的写作乃至一生都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值得一提： 中学 毕业 那年，在一次“糟糕的讲演”中，后母动手打了张爱玲，她给予防卫，便遭到父亲的毒打，并且被囚禁达半年之久，她不仅丧失了自由，连生病也不能请医生，只能躺在床上想着那蓝色的月光，体昧着颜色的杀机、时间的苍凉和生命的暗淡．幻想着逃脱计划．像基督山伯爵、三剑客一样．最后，张爱玲在一个隆冬的夜晚，从那充满腐败气味的家庭逃走，从此再也没回去过。种种不幸，使得张爱玲变得敏感、沉静、庄重而忧郁，过早地接触社会，认识人生，使她产生出对人生的否定情绪和形成了浓郁的悲观气质。 此外，在香港读大三的时候，香港战争爆发，枪声、炮火给她的刺激是空前的，战争的恐怖已深深地渗入她的骨子里，战争给了她幻灭、虚无和绝望，她亲眼看到炸弹如何把“文明”炸成碎片，将人剥得只剩下本能，所以她坚信：“人性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基于这样的认识，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就具有了某种行为逻辑的一致性，太多坚定地把自身的生存作为第一需要和至高目标。如《十八春》中的曼璐，为了拴住祝鸿才的心，达到“跟定了他”的目的，她竞不惜牺牲自己亲妹妹的幸福，帮着祝鸿才设计占有了曼桢。《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要挽住“时代的巨轮”，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丑恶到荼毒亲生侄女，为满足自己的情欲，以侄女为诱饵来吸引年青人，人性变得何等得冰冷，何等得可怖。 正是由于张爱玲那传奇式的家庭和求学经历，使她对时代的观察、人性的剖析完全站在另一种人性的高度。 二、用人物形象的悲剧，演绎人生，诠释人性 张爱玲说：“写斗争，写壮烈，虽给人’兴奋’，给人‘力’，但投有美，‘缺乏人性’，也不能给人启示，写出来也不能成为好作品”；“我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自己的 文章 》)。在她的小说中，她总是以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来演绎人生，诠释人性。她认为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残酷的。所以在她的小说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这就是对人性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认识。她站在悲哀的基石上冷冷地掀掉华美的生命袍子，露出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 被傅雷称之为“我们文坛最完美的收获之一”的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是一出最为彻底的展示了在古老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的悲剧。主人公曹七巧是一个把自己锁在黄金里的性格变异的女人。她由一个小麻油店业主女儿的身份做成门第颇高的姜家的二奶奶，是因为她丈夫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不会要的“骨痨”身子。因此她正常的情欲难以得到满足，从而受到深深的压抑，但压抑并不能使情欲熄灭，相反，越是压抑得厉害，越是要通过反常的方式寻求出路。情欲的得不到满足导致她对金钱的疯狂追求。起初，她用黄金之梦来抵挡情欲之火，结果当情欲变相地借金钱之欲显形时，她丧失了人性。她的一生都为“金钱”而奋斗，沉重的黄金枷压得她心理畸形她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的财产，就在她爱上了风流少爷——小叔子姜季泽，当她的小叔子将祖上遗留的那份家产挥霍得所剩无几，跑到她家向她倾诉起“爱情”来的时候，起初她也感到一种“细细的喜悦”，然而转念一想：“他难道是哄她?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便立即警觉起来，暴怒起来，她把扇子向他掷去，打翻了酸梅汁，泼了他一身。她残酷地扼杀了自己的情欲和希望。她要报复，报复她为黄金付出的代价，不顾一切，不择对象，以至于无法容忍儿女的生命乐趣。儿子长白是个太少爷，他完全受着母亲七巧的控制。她给他娶了“不甚中意”的芝寿，扶正了绢姑娘，却不让他与妻妾同房，整夜陪她“抽大烟”，在她的折磨下，长白的妻妾相继离开了人世，“长白不敢再娶，只在妓院里走走”。她对女儿长安也是一样，给女儿裹脚，使女儿不能正常读书，安排女儿的婚姻，活生生地埋葬了女儿一生的幸福。 对于张爱玲，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而且这种认识，既不能给人带来安慰，也无助于现实处境的改变，相反，它将人放置于空虚、幻灭的重压之下。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是“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 三、用“审丑”的眼光，审视人性的虚伪 雨果说：“正是从滑稽丑怪的典型和崇高的典型这两者圆满的结台中，才产生出近代的天才。张爱玲在她的作品中不但以审美的方式观照世态，同时也以“审丑”的跟光介人人生，还原人性的真实本性。她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暴露出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角。在她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中，烧着一炉炉“性心理、性变态、情结、人格分裂”的沉香，牵动着读者心头上的一丝丝痛楚。 《花凋》中的郑先生是个遗少，“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尸骸”他“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养了一太群孩子；“全家不断吃零食，坐汽车看电影”，可是当女儿川嫦生病时却“不愿把钱扔在水里”，让其“一寸一寸地死去”，死去后，花钱在其坟头添个太理石的天使，碑上撰制着新式的行述：“川嫦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安息吧，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作者通过对一个没落时代家庭的叙述，揭露了一个虚假、做作的旧家庭，展示了在“家”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下，人情、亲情的虚伪、自私、做作。 《沉香屑第二炉香》和《金锁记》两书中的人物蜜秋儿太太和曹七巧经历相同，都是守寡之人，性格不同，但都为了自己失去的完美婚姻，破坏自己女儿的婚姻，有意霸占着自己的女儿，让她们过着与自己一样的生活。作品用深沉的态度，审视着“伟大母爱”隐藏下人性的虚伪。 四、写“无爱”的婚姻。揭示人性的丑恶 恋爱和婚姻是张爱玲的中心题材。她在《自己的文章》里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的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写……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张爱玲用“男女问题”作为主线，叙述了一个个牵牵绊绊的情爱 故事 ，但无法找到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爱，小说中男女的世界灰暗、肮脏，弥漫着窒息的腐烂的气味。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范柳原是毫无爱可言的，她之所以看中“被女人捧坏，从此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的范柳原，主要是范柳原的财富和地位吸引了她，用白流苏自己的心里话说，“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而范柳原更谈不上爱白流苏这个破落户中离过婚的少妇，他是一个讲究“精神恋爱”的男人，“他要地，可是他不愿意娶她”。在他们之间出现了“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浮面飘滑，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守战，遮饰着虚伪丑恶”。他们本无真心，只是进行一场恋爱的智斗。说到底，他们只是在互相利用互相玩弄。如果不是香港的战乱极其偶然地成全了自流苏，那么她最好的结局不过是成为范柳原长期而稳定的情妇。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男女之间都无真情．人人戴着面具在爱情的舞台进行着玩世不恭的精神游戏。如果说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写自流苏和范柳原还仅仅是一种“无爱的婚姻”，却用“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遮饰着虚伪丑恶”，那么，《心经》中的许 小寒 变态的恋父情结，那已是一种违背正常伦理的丑恶的道德的沦丧了。 《心经》里许小寒与她父亲峰仪之间存在着畸形的父女恋，她明明知道自己的真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但她因为恋着自己的父亲而一遍一遍扼杀掉健康的爱情。请听她对父亲的一番发自内心的“表白”：“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有一天我老了，人家都要说，她为什么不结婚?她根本没有过结婚的机会!没有人爱过她!谁都这样想——也许你也会这样想。我不能不防到这一天，所以我要休记得这一切。”可当她得知父亲因为“有钱，有地位”而与“人尽可夫”的绫卿同居后，出于报复宣布与龚海立订婚，并宣称“我需要一点健康、正常的爱。”她母亲提醒她并不爱他时，她又坦言：“有了爱的婚姻往往是痛苦的。”而她哆嗦着感到她自己已经“管不得自己了”。 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结果只能毁了自己。张爱玲就是这样通过写“无爱”的婚姻．揭示人性的丑恶的。 总之，在张爱玲看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是一种具有兼容性的人生态度。张爱玲正是用这种人生态度审视着加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的男男女女，给我们讲述“30年前还没完”的“传奇”故事的，她的作品揭示出的4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被黄金光圈严重扭曲的人性之虚伪、自私和丑恶，饱含深深的悲剧感，给人们以独特的心理感悟。
元代张之翰碑和碑座碑头有收藏价值，元代张之翰的碑首、碑身和碑座是有收藏价值的。三个部分组成分为功德碑，贞节碑等，一般是由皇帝亲批的，所以才雕有龙的图案并刻上“圣旨”、“皇恩”四字。很珍贵，为研究古代的雕刻技艺及民俗文化提供了实物，具有比较重要的研究和收藏价值。查看更多
现在的人，大多数有“名”，无“字”，所以当我们说到“名字”的时候，通常指的仅仅是人的名，或姓名。可是，在古代多数人，尤其是做官的和知识分子既有“名”又有“字”，有些人名、字之外还有“号”。 （一）什么是名、字 所谓“名”，是社会上个人的特称，即个人在社会上所使用的符号。“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与“名”相表里的，所以又称“表字”。《礼记·檀弓上》说：“幼名、冠字。”《疏》云：“始生三月而始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又《仪礼·士冠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君父之前称名，他人则称字也。” 由此可见，名是幼时起的，供长辈呼唤。男子到了二十岁成人，要举行冠礼，这标志着本人要出仕，进人社会。女子长大后也要离开母家而许嫁，未许嫁的叫“未字”，亦可叫“待字”。十五岁许嫁时，举行笄礼，也要取字，供朋友呼唤。 在上古，早期的人名一般都很朴实，如夏商两代留下的人名孔甲、履癸、外丙、雍己、盘庚、武丁、小辛等，都以干支人名，可能与当时人重视时辰的观念有关。后来随着社会的前进，语言文字的发展，意识观念的加强，人名越来越复杂，给人起名也成了一门学问。取名时，要对其所包容的内涵慎重考虑，反复斟酌。《左传·桓公六年》记载着春秋时代命名的五个原则：“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这是鲁国大夫申儒在回答桓公问名时提出来的，意思是：或根据其出身特点，或从追慕祥瑞、托物喻志、褒扬德行、寄托父辈期望等几个方面比照取名。并且提出七不：“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来取名。 古人命名重取义、重内涵的做法，几千年来一直延续至今。对于所生男孩、女孩，因其生理。性格以及将要从事的职业不同，所以取名也就有了差别。对男的取名多用威武勇智、刚强猛毅之字，对女的多选贤淑、艳丽、优美动听之词。 另外，取名还反映着时代特点，上面提到的夏商两代喜欢用干支人名就是典型的例子。后来在长期封建社会里，官宦富贵之家，多以忠孝节义、福禄寿康、升官发财之义来命名，所以叫仁、义、礼、智、信、得福、德贵、延寿、荣升、继祖、耀祖、续宗的人特别多。平民百姓也想过好日子，盼望多子多孙，上学念书，所以叫富贵、德福、进财、志学、平安、长顺、满仓、满囤、保成、金锁、栓柱等名字的特别多。 建国后又出现了许多新名，如建国、援朝、卫国、拥军、建军、支越、留苏、卫东、红卫、文革、学工、支农等。 开放以来，又兴起取外国名宇，这就不可取，不可提倡了。 （二）表字和名在意义上有何联系 古人取表字十分讲究，情况也非常复杂，但仔细考察、分析、研究，也是有规律可寻的。如常见的有按兄弟行辈中长幼排行的次第取字，如孔子排行老二，所以字仲尼，他还有个哥哥为老大，字孟跛。最典型的要属三国时东吴孙氏弟兄了。孙策为长子取字伯符；孙权为次子取字仲谋；孙翊排行老三，取字叔弼；孙匡排行老四，取字季佐。 还有在表字上用“子”的情况也很多，因为“子”在古代是男子的美称或尊称。所以人们喜欢用它，如孔桩，字子思；仲由，字子路；司马迁，字子长；曹植，字子健；苏轼，字子瞻；杜甫，字子美；袁枚，字子才。 这些表字虽然常见，但是与本名联系不大，实际上伯、仲、叔、季和子，还不是真正的表字，而它们后面的那个字如“策”、“权”、“思”、“长”、“美”等才是表字的主要成分。这个主要成分与本名意义是有联系的，下面分别作介绍： 1．意义相同的：即表字和名意义相同，相通，是并列关系，所以又叫“并列式”。如： 屈平，字原。广平曰原，意思相同。 颜回，字子渊。渊，回水也，意思相同。 宰予，字子我。予，我也，意思相同。 樊须，字子迟。须、迟都是“待”义。 张衡，字平子。衡、平义同。 陆游，字务观。游、观义同。 曾巩，字子固。巩、固义同。 班固，字孟坚。坚、固义同。 孟轲，字子舆。轲、舆都是车。 2．意义相近的：即表字和名意思相近，但不完全相同，可以互为辅助，称做“辅助式”。如： 梁鸿，字伯鸾。鸾和写都是飞禽，但不是一种，鸿雁和鸾凤可以互为辅助。 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星名，互为辅助。 郑樵，宇渔仲。樵是打柴的，渔是钓鱼的，常为侣伴，互相辅助。 李渔，字笠翁。渔翁常戴蓑笠。 陈琳，字孔璋。琳、璋都是玉石制品，互为辅助。 3．意义相反的：即表字和名意思正相反，这种情况可称为“矛盾式”，如： 曾点，字皙。点为黑污，皙为白色。 朱熹，宇元晦。熹是天亮，晦是黑夜。 刘过，字改之。改了就不为过错。 王绩，字无功。成绩和无功正好相反。 4．意义相顺的：即表字与名往往出自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为名的意思作补充解释或修饰，这种情况，可称做“扩充式”。如： 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曰：“非不伟其体干也。”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对名作了补充解释。 曹操，字孟德。《荀子·劝学》篇说：“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字和名在一句话里，合成德操，即道德操守，字对名作了修饰性解释和补充。 赵云，字子龙。《周易》说：“云从龙，风从虎。”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 陆羽，字鸿渐。《周易》日：“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字对名作了解释。 高明，字则诚。《礼记》日：“诚则明矣。”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诚是明的前提条件，明是诚的后果。 于谦，字廷益。《尚书》说：“谦受益。”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谦是前提条件，益是谦的后果。 5．意义相延的：即表率意为名字意思的延伸。这种情况可称之为“延伸式”。如： 李白，字太白。太白指太白金星，这是对太意的延伸。 杜牧，字牧之。牧之即放牧，延伸解释了牧的含义。 杨达，字士达。士达，即士进的意思，进一步延伸了达的含义。 丘锡，字永锡。永锡是“永锡难老” 的省约，出自《诗经·鲁颂》，延伸了锡的含义。 雷简夫，字太简。也是延伸强调了简义。 （三）古时怎样称呼名和字 在古代，由于特别重视礼仪，所以名、字的称呼上是十分讲究的。在人际交往中，名一般用作谦称、卑称，或上对下、长对少的称呼。平辈之间，只有在很熟悉的情况下才相互称名，在多数情况下，提到对方或别人直呼其名，被认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平辈之间，相互称字，则认为是有礼貌的表现。下对上，卑对尊写信或呼唤时，可以称字，但绝对不能称名，尤其是君主或自己父母长辈的名，更是连提都不能提，否则就是“大不敬”或叫“大逆不道”，所以便产生了我国特有的“避讳”制度。这里暂时不说，下边再详细介绍。 在古代名和字连起来称呼，也是为了表示尊敬。有两种情况，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种情况是在先秦时期，当名和字连称时要先字后名。如： 孔父嘉，孔子在宋国的祖先，“孔父”是字；“嘉”是名；姓为“公孙”。 叔梁纥（he），孔子的父亲，“纥”是名；“叔梁”是字；姓为“孔”。 孟明视，百里奚的儿子，“视”是名；“孟明”是字；姓为“百里”。 西乞术，蹇叔的儿子，“术”是名；“西乞”是字；姓为“蹇”。 白乙丙，蹇叔的儿子，“丙”是名；“白乙”是字；姓为“蹇”。 第二种情况是汉朝以后名字连称时，先“名”后“字”。如： “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场德进，东平刘桢公干…··”这是曹丕《典论·论文》中的一段话，提到“建安七子”名字连称，都是先名后字。 （四）别号 在古代有的人除名、字外，还有“号”。号是人的别称，所以又叫“别号”。号的实用性很强，除供人呼唤外，还用作文章、书籍、字画的署名。如卢仝《玉川子诗集》、杜牧《樊川文集》、《松雪六体千字文》、老莲《荷花鸳鸯图》等。如果我们不熟悉古代文人作家的别号，就很难知道这些作品的作者是谁。所以，对古代文人作家我们不但要掌握他们的名和字，而且还要记住他们的号。 1．号的来历 起号之风，源于何时，文献资料上没有详细记载，大概在春秋战国时就有了。像“老聃”、“鬼谷子”等，可视为我国最早的别号。东晋时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南北朝时代有更多的人给自己起了号，唐宋时形成普遍风气，元明清达到鼎盛，不但人人有号，而且一个人可以起许多号。如明朝画家陈洪缓有“老莲”、“老迟”、“悔迟”、“云门僧”等四个号。延至近代，用号风气一直不衰，如苏玄瑛号“曼殊”；齐磺号“白石”；何香凝号“双清楼主”。现代以来文人的号逐渐被笔名所代替。 2．“号”是怎样形成的 “号” 的形成有两种情况： ①是使用者本人起的。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尤其是文人雅士，总喜欢给自己起个号。正因为“号”是自己起的，所以它不像姓名、表字那样要受家族、宗法、礼仪以及行辈的限制，可以自由地抒发和标榜使用者的志向和情趣，因此出现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别号，但仔细分析，深人考察，仍可归纳出一些共同的特征： 甲，鲜明的时代印记，如： 唐宋时期，佛教在我国盛行，对中上层知识分子影响很深，所以许多人便以“居士”为号。李白号“青莲居士”；白居易自称‘香山居士”；苏轼号“东坡居士”，范成大自号“石湖居士”；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 元代崇尚道教，则文人以“道人”为号者尤其多。像冯子振号“怪怪道人”；乔吉号“惺惺道人”；任仁发号‘明山道人”；吴镇号“梅花道人”；赵孟頫号“雪松道人”。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宰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造成国家苦难，民族危机。反对侵略，爱国图强成了当时的主旋律，所以不少人就按这个调子给自己起号。像谭嗣同号“北飞”；黄少配号“黄帝嫡裔”；陈天华号“思黄”；秋谨号“竞雄”等。 乙，强烈的抒情色彩，如： 宋人郑思肖，宋亡后隐居苏州，自号“所南”，以示不忘宋室；词人辛弃疾，重视农业，做官时提倡力田，奖励耕战，晚年退居农村，“更从老农以学稼”，自号“稼轩”；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以抒发对他们的蔑视；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再加上他本人一老翁来取号，表达了典型的文人情趣；明朝风流才子唐伯虎，自号“六如居士”。“六如”，按他自己的说法即人生如幻、如梦、如泡、如影、如露、如电。正好是失意文人消极情绪的抒发；南宋诗人杨万里号“诚斋”，因为抗金名将张浚曾以“正心诚意”勉励过他，光宗皇帝又亲书“诚斋”二字赐之。这样“诚斋”不但表现了他在学习上的“正心诚意”，而且还包含着他对国家的“真心诚意”。 丙，深刻的寓意 明朝末年画家朱耷，在明亡时取号“八大山人”。“八大”二字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寄托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明末清初太原著名学者傅山，自号“朱衣道人”。明亡后，衣朱衣，居土穴中，清廷几次请他赴京应博学鸿词科试，都被他拒绝，坚决不与满清合作。“朱衣”表面看是红色的，实际上是明朝的象征，因为明朝皇帝姓朱，红是明的意思，寄寓着对明朝的深厚感情。南宋诗人戴复古，自号“石屏山人”，也寓含着一种精神。从他写的诗中可以看出来。《感遇》诗云：“人将作金坞，吾以石为屏。”“石”与“金”同样坚硬；“石”虽比不上“金”身价昂贵，但却素朴、古拙、气象峰峰，这正是作者人格精神的写照。北宋诗人张咏自号“乖崖子”，用他自己的话说：“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可见，“乖崖子”这个号寄寓着他的性格、志向、品操。 丁，特定名词的运用 古人起别号多用一些特定名词。称“先生”的，如“五柳先生”（陶渊明），“甫里先生”（陆龟蒙），“东莱先生”（吕祖谦），“龙川先生”（陈亮），“兰谷先生”（白朴）；称“公” 的，如“石公”（袁宏道），“眉公”（陆继仆），“任公”（梁启超），“剑公’（高旭）；称“子”的，如“幽忧子”（卢照邻），“知非子”（司空图），“归来子”（晁补之），“鹿非子”（黄景仁）；称“老人”的，如“少陵野老”（杜甫），‘老泉”（苏询），“千岩老人”（肖德藻），“黄华老人’（王庭筠），“西岩老人”（张之翰），“随园老人”（袁枚），“颖滨遗老”（苏辙），“滹南遗老”（王若虚）；称“翁”的，如“桑萱翁”（陆羽），“醉翁”（欧阳修），“涪翁”（黄庭坚），“放翁”（陆游），“笠翁”（李渔）；称“叟”的，如：“正斋叟”（关汉卿），“清痴叟”（陆采），“蝯叟”（何绍基），“蒙叟”（钱谦益）；称“外史”的，如：“海岳外史”（米芾），“会稽外史”’（王冕），“仇他外史”（梁辰鱼）；称“山人”的，如：“九华山人”（杜荀鹤），“少室山人”（胡应麟），“射阳山人”（吴承恩）；称“散人”的，如“湖海散人”（罗贯中），“顾曲散人”（冯梦龙），“清都散人”（赵南星）；称“渔和樵”的，如：“沂东渔父”（康海），“藕荡渔人”（严绳孙），“湖北桃花渔”（高濂），“雁宕山樵”（陈忱虎），“百子山樵”（阮大铖），“天目山樵”（张文虎）。 ②是他人所起得到公认的。这种“号”叫“外号”、“绰号”或“混号”、“浑号”。它有极强的表义性，不但可以增强人们对各类人物的记忆，是名、字、号以外的一种补充，而且往往是人物面貌性格特征的一种写照或折光。《水淋传》一百单八将惟妙惟肖的绰号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难忘的印象。黑旋风李逢、豹子头林冲、青面兽杨志、花和尚鲁智深、霹雳火秦明、插翅虎雷横、拼命三郎石秀、浪里白条张顺等绰号，形象而准确地描摹了人物的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 许多“外号”、“绰号”是在实际生活中相互戏滤开玩笑时起的，因而多含有讽刺讥笑的贬义，如春秋时秦国人们称百里奚为“五羖大夫”，这是因为他沦落楚国后，又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黑公羊）皮赎回秦国做了大夫的；唐高宗时人称李义府“笑中刀”，又号“人猫”。是因为他做宰相时表现得外柔内奸；在宋朝人们给王珪的外号叫“三旨宰相”，是因为他任宰相十多年中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 在农村，送外号的风气更盛，像“大个驴”、“二瓦罐”、“三黄菜”、“四鸽子”、“八狗子”、“红枣”、“桃奴子”。“大鸭梨”、“夹皮核桃”、“五大麻子”、“干粮”、“二胡杏”、“三棒糙”、“仙家”、“白秃”、“黄毛”、“鸭子板”、“靠不上”等这些外号非常普遍。当然还有比这俗气的，这里就不提了。 也有些外号并不含有贬义，如宋朝时人们因为宋祁写了“红杏枝头春意闹”的诗句，便称他为“红杏尚书”；唐代诗人温庭筠文思敏捷，八叉乎而成八韵，人们便称他为“温八叉”；大诗人李白才气横谥，下笔成章，人们便称他为“李谪仙”。在现代也有这种情况，诗人李季给冰心起绰号“余太君”，反映了这位文坛老祖母的崇高威望。这种“绰号”雅而不俗。 以上讲的是“别号”。 （五）富爵、地望 人际交往中，除了称名、字、号以外，还要称“官爵”、称“地望”。古人认为这是最能表示尊敬的。如称“官爵”： 杜工部、杜拾遗（杜甫）王右丞（王维） 蔡中郎（蔡邕）三闾大夫（屈原） 贾太傅（贾谊）张燕公（张悦） 高常侍（高适）张祠部（张继） 钱考功（钱起）张司业（张籍） 如称“地望”： 杜少陵（杜甫）韩昌黎（韩愈） 柳河东（柳宗元）孔北海（孔融） 岑嘉州（岑参）白香山（白居易） 王江宁（王昌龄）贾长江（贾岛） 韦苏州（韦应物）刘随州（刘长卿） 这样一来，“官爵”和“地望”又成了名、字、号以外的又一别称。 （六）少见的数字姓名 在我国古代，有些人用数字作为自己的姓名，数量虽然不多，但在古书中会遇到，所以这里需要提一下，引起我们的注意。以数字为姓名的有三种情况： 1．姓是数字的，如： 一善：明成化年间河北定州人，曾任蒿明县丞。 二直：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宫中任中尉。 三月八：在元代任云南行省右丞。 五梁：安南人，在三国蜀汉任谏议大夫。 七希贤：施州卫人，明代正德年间任永春县训导。 八通：在明代正德年间任礼部主事。 九嘉：唐代夏津人，在高祖武德年间做翰林学士。 十华：宋代乾兴年间进士。 2．名是数字的，如： 秦七：秦少游 黄八：黄庭坚 柳八：柳宗元 元九：元镇 崔九：崔兴宗 李十一：李构直 张十二：张贾 李十二：李白 韩十八：韩愈 李二十：李绅 白二十二：白居易 3．姓、名都是数字，如： 六·十七：清代人，《游外诗草》和《台阳杂咏》的作者。 七·十一：清代乾隆年间进士，《西域闻见录》作者。 八·十六：乾隆年间封的将军。 九·十：嘉庆时做广西提督。 用数字作名字，在唐朝就形成风气，清朝时满族人更喜欢这样取名。据不完全统计，仅乾隆年间写入官修史书中的数字名就有110个，民间尚不算在其中。如六十七、七十五、八十六等。那么这些数字名是根据什么起的呢？大多数是在小孩降生时，根据其祖父母的年龄或父母的年龄之和数，作为这个孩子的名字。 唐朝时，那些数字名则是表示同祖父母或同曾祖父母兄弟之间的排行。
字是用来解释名的，或与名的意思相近，或互补（相反）。
李治安，男，1949年生，河北邢台人。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先后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任历史学院院长，兼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哲学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会历史组成员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研究领域为元史和政治制度史，并招收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代表性学术专著为《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行省制度研究》。已在《历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地位》等学术论文五十余篇。其中,《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获1997年天津市优秀图书二等奖。《行省制度研究》2002年获教育部第三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目前承担国家哲学社科首届重大招标项目“我国历史上的社会建设理论研究” 国家哲学社科基金项目“元代北部、西部诸行省研究”和教育部社科基地重大项目“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等。为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古代史、政治制度史、史学概论、中国古代史通论、元史史料选读、元史研究专题、蒙古语、政治制度研究专题等。 （1）《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11月；（2）《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3）《元代政治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4）《忽必烈传》（学术传记），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5）《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增订本），中华书局，2007年4月；（6）《元代行省制度》，中华书局，2011年4月；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1）《元史学概说》（李治安、王晓欣编著），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7月；（2）《中国古代官僚政治》（李治安、杜家骥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3）《社会阶层制度志》（李治安、孙立群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4）《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元代卷》（李治安、薛磊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5）《元代华北地区研究——兼论汉人的华夷观念》（李治安等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 （1）《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主编兼第一撰稿人）；（2）《中国五千年中央与地方关系》，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主编兼第一撰稿人）；（3）《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多卷本丛书，天津古籍出版社，已出版8册；（4）《元史论丛：马可波罗与十三世纪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八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邱树森、李治安主编）；（5）《元史论丛：元代社会文化暨元世祖忽必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十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6）《元史论丛》第十一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7）《元史论丛》第十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8）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丛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9）中国思想与社会文丛[系列专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陈洪、李治安主编）；（10）传统社会与文化研究丛书，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11）《马可波罗游历过的城市：元代杭州研究文集》，杭州出版社，2012年（李治安、宋涛主编）； 《成吉思汗生年问题补正》，《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元代“常朝”与御前奏闻考辨》，《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元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考》，《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元中叶西北“过川”及“过川军”新探》，《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元代投下考述》，《民族研究》1989年第3期；《怯薛与元代朝政》，《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1期；《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元代封爵等级和王位继承问题》，《文史》第35辑，中华书局，1992年；《元代肃政廉访司研究》（上、中、下），《文史》第52-53-54辑，中华书局，2000-2001年；《元代上都分省考述》，《文史》第60辑，中华书局，2002年；《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2009年第6期； （1）《略论唐代征商制度》，《南开史学》1981年4期；（2）《忽必烈削弱宗藩实行中央集权》，《南开大学学报》1985年3期；（3）《唐代执法三司初探》，《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3期；（4）《元代质子军刍议》，《历史教学》1988年5期；（5）《元代中原投下封地置路州发微》，《蒙古史研究》3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6）《元代投下考述》，《民族研究》1989年3期；（7）《元代的投下户》，《南开学报》1989年5期；（8）《怯薛与元代朝政》，《中国史研究》1990年1期；（9）《元代的分封制度》，《文献》1990年1期；（10）《元代宗王兀鲁思分封考述》，《南开史学》1990年1期；（11）《关于元代镇戍江淮的蒙古诸王》，《安徽史学》1990年1期；（12）《元代云南蒙古诸王问题考察》，《思想战线》1990年3期；（13）《藏文雅隆觉沃教史节译》（译注），《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90年3期；（14）《元代的宗王出镇》，《元史论丛》第四辑，中华书局1992年；（15）《元代封爵等级和王位继承问题》，《文史》第三十五辑，中华书局1992年；（16）《元代におる蒙古诸王の中原居留に関する问题》，《爱知大学文学论丛》1992年99辑；（17）《元代晋王封藩问题探讨》，《元史论丛》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8）《ォゴタィ汗时期における小功臣の食邑民分封に関する考察》，《日本モンゴル学会纪要》24辑，1993年；（19）《元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述略》，《南开学报》1994年2期；（20）《元代蒙古人的等级结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21）《关于元中后期的奉使宣抚》，《祝贺杨志玖教授八十寿辰中国史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22）《成吉思汗生年问题补正》，《历史研究》1996年1期；（23）《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化和若干制约因素》，《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4期；（24）《修端“辩辽宋金正统”的撰写年代及正统观考述》，《韩儒林纪念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25）《元代行省制起源与演化述论》，《南开学报》1997年2期；（26）《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历史研究》1997年5期；（27）《漫话行省制》，《今晚报·日知录》1997年7月10日；（28）《元代宣慰司建置沿革与性质辨析》，《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29）《从运用藏文史料考订成吉思汗生年谈起》，《津图学刊》1998年第1期；（30）《元代社区捕盗官巡检司考述》，《东洋学研究》第四辑，韩国东洋学研究会1998年6月；（31）《元代行省机构组织考述》，《元史论丛》第七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4月；（32）《元散府钩沉》，《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33）《元代宣慰司职掌考述》，《纪念南开大学建校八十周年暨古籍所成立十六周年文史论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34）《元代路总管府研究》，《南开大学图书馆建馆八十周年纪念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35）《元代县官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36）《元代乡试新探》，《南开学报》1999年6期；（37）《元代河南行省研究》，《蒙古史研究》第六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38）《寰宇记中的乃颜之乱与马可波罗在华身份》，《历史月刊》（台湾）154期，2000年11月；（39）《元代肃政廉访司研究》（上），《文史》52辑，中华书局2000年；（40）《元代肃政廉访司研究》（中），《文史》53辑，中华书局2000年；（41）《元代肃政廉访司研究》（下），《文史》54辑，中华书局2001年；（42）《元世祖朝钩考钱谷述论》，《历史教学》2001年2期；（43）《元代行御史台述论》，《蒙元的历史与文化：蒙元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44）《元代乡试与地域文化》，《元代文化研究》第一辑，国际元代文化学术研讨会专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45）《马可波罗所记乃颜之乱考释》，《元史论丛》第八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46）《元代上都分省考述》，《文史》60辑，中华书局2002年；（47）《元代巡检司考述》，《来新夏教授学术研讨会纪念集》，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48）《综合性区域史研究前景美好》，《南开学报》2002年6期；（49）《元代“常朝”与御前奏闻考辨》，《历史研究》2002年5期；（50）《论元代的官吏贪赃》，《南开学报》2004年5期（被高教出版社英文版《中国历史前沿》2006年3号全文翻译为英语）；（51）《开展元代华北区域研究之我见》，《近代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52）《专通结合 厚积薄发》（访谈录），《历史教学》2005年4期，（李治安、刁培俊）；（53）《元世祖忽必烈漠北领地考》，《史学集刊》2005年7期；（54）《元中书省直辖“腹里”政区考略》，《元史论丛》第10辑，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7月；（55）《元世祖忽必烈与藏传佛教》，《佛教与辽金元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能仁书院2005年10月；（56）《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57）《中国古代史基本问题笔谈：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史学集刊》2006年1期；(58)《元代冗官述论》，《学术月刊》2006年5期（被《新华文摘》2006年15期全文转载）；(59)《元代政区地理的变迁轨迹及特色新探》(一)，《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1期；(60)《元代政区地理的变迁轨迹及特色新探》(二)，《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2期；(61)《元代政区地理的变迁轨迹及特色新探》(三)，《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3期；(62)《元初华夷正统观念的演进与汉族文人仕蒙》，《学术月刊》2007年4期(精简稿)；(63)《探寻专精与博通相结合的治史路径——李治安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7年4期（李治安,杨印民）；(64) 《探索元代文化教育发展的特殊路径》（代序），申万里著《元代教育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65)《华夷正统观念的演进与元初汉文人仕蒙》，载《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66)《张之翰诗咏胶州》，载《胶州历史文化初探》，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8月；(67)《“胶州历史文化初探”序》，载《胶州历史文化初探》，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8月；(68) 《宋元明清基层社会秩序的新构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3期；(69) 《宋明理学家对乡里社会新秩序的构思与探索》，《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6期(《新华文摘》2009年5期全文转载)；(70)《西方人视野下的忽必烈大汗》中译本序，（美）罗沙比著《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重庆出版社，2008年8月；(71)《元代岁赐定制时间考》，《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11月；(72)《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历史研究》2009年1期；(73)《元代甘肃行省新探》，《元史论丛》第11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6月；(74)《元世祖クビラィ草原领地考》，《早稻田大学モンゴル研究所纪要》第5号，2009年9月；(75)《元代云南行省的机构组织与官吏任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4期；(76)《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2009年6期；(77)《忽必烈与元帝国》，《大国》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78)《元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考》，《历史研究》2010年1期；(79)《元代四川行省沿革与特征》，《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0年2期；(80)《元巩昌汪总帅府二十四城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2期；(81]《元代陕西行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4期；(82)《元代四川行省初探》，《元史论丛》第13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9月；(83) 《一本从宋代乡役透视“富民、科第秩序”的力作——为刁培俊<官民交接:宋朝乡村职役研究>作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4期；(84)张娴征、阎秋凤著《许衡传》序，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85)孙慧君主编《隆化鸽子洞元代窖藏》序，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86)Li Zhi’an，Une nouvelle réflexion sur le séjour de Marco Polo en Chine， Chine · Europe · Amérique. Rencontres et échanges de Marco Polo à nos jours Le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Laval, 2010；(87)《关于秦以降皇权官僚政治与贵族政治的复合建构》，《史学月刊》2011年3期；(88)《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历史研究》2011年5期；(89)《元代西部、北部六行省与边疆控驭》，《河北学刊》2011年6期；(90)《元代云南行省驻戍军队新探》，《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中华书局，2011年8月；(91)《师从杨志玖先生学元史》，《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2年2期；(92)《唐宋前后南北地域差异的博弈整合论纲》，《光明日报·史学》2012年11月29日；(93)《元后期怯薛内外“爱马”、“各枝儿”考——以<至正条格>为重点》，《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6期；（94）谢咏梅著《蒙元时期札剌亦儿部研究》序，辽宁民族出版社2012年；（95）薛磊著《元代东北统治研究》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96）《元中叶西北“过川”及“过川军”新探》，《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