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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2年以来出版的著作有：⑴《刑事诉讼法学》，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⑵《刑法学》，参编，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⑶《法律基础－知识·习题·案例》，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自2002年以来发表的论文有：⑴《证明责任新探》，《法治时代（理论版）》，2002年秋季号，陈光中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2002年刑事诉讼法学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全文收录；⑵《论澳门检察机关的检察权》，《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⑶《澳门检察制度的基本特色》，《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⑷《严打与“重重轻轻”的刑事政策初探》，《金陵法苑（专家论坛）》，2003年第6期；⑸《证明标准的证据本体考察》，《东吴法学》（2003年卷），2004年9月；⑹《论法的不确定性与判例法的引进》，《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⑺《2003年江苏省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讨会学术综述》，《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⑻《侦查人员出庭身份探析》，《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陈光中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2004年卷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①版全文收录；⑼《论我国慎用死刑的程序保障》，《法制与社会（理论版）》，2004年冬季号，陈光中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2003年刑事诉讼法学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全文收录；⑽《我国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人的刑事程序保护》，《金陵法苑(专家论坛)》，2004年第4期；⑾《侦查人员出庭之我见》，《金陵法苑》（专家论坛）》2004年第6期；⑿《网络犯罪与电子证据》，《江苏省法学会刑法学与刑事诉讼法学专业委员会年会论文集》（2004年刑法学），2004年11月；⒀《检察机关初查若干问题研究》，《江苏省法学会刑法学与刑事诉讼法学专业委员会年会论文集》（2005年刑事诉讼法学），2005年11月；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形态实证考察》，《法制与社会（理论版）》，2005年第2期；⒂《检察机关没收权配置研究》，《第七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优秀论文集》，2006年4月。
（1）《中国法文化散论》，150千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2）《中西近代法文化冲突》，是我国系统全面研究中外法律文化冲突的第一部专著，计180千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出版，国家图书室收藏。（3）《中国检察制度考论》，是我国系统全面研究检察制度演进发展及其规律的第一部，计281千字，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国家图书馆收藏。（4）《法与司法的演进及改革考论》，计260千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 （1）《新中国检察审判制度演进研究》一书（`96学院优秀科研成果著作类一等奖），系与雷铣合著，本人单独完成第一章至第九章的全部，计377千字，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国家图书馆收藏。（2）《中国狱政法律问题研究》一书（国家“八五”社科项目暨中华社科基金项目），系与郭成伟等合著，本人单独完成第一章第一至第三节、第六章及第七章，计50千字，1995年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3）《司法教育的考察与比较》（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项目），副主编，80%作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 1、“峨眉鞠氏宗祠碑”，《峨眉文史》第五辑，第168---169页。2、“我国古代用法律保护文物的史实考述”，《四川文物》1987年第四期，第55---57转54页。3、“四川的东汉崖墓”，《上海文化艺术报》1988年5月20日，第四版。4、“论元杂剧与元代法制”，《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第79---88页。5、“建国以来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2期，第1---8页。6、“中国传统法文化的价值”，《人民日报（海外版）》1991年12月3日第2版。7、“我国古代对宝器的珍藏和保护”，《中国文物报》1991年9月15日第3版。8、“招标投标法律文件的编制及审查”，《法制日报》1993年4月25日第3版。9“银行贷款担保的法律意义及种类”，《法制日报》1993年5月2日第3版。10、“涉外贸易合同的承诺生效时间及其风险”，《法制日报》1992年1月27日第3版。11、“我国古代治吏惩贪得失谈”，《中国检察报》1991年12月5日第3版。12、“邱氏鼠药案”，《中国检察报》1993年2月24日第4版。13、“先秦的债考论”，《中原文物》1991年第4期。14、“中国近代新刑法体系建构及刑事立法冲突”，《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第41---48页。15、“新发现的清末京师城市管理法规研究”（上下），《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94年第2（第78---83页）、第3期（第76---80页）。16、“中国清末诉讼审判机制转变及其曲折”（上下），《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第4期。17、“澳大利亚司法考察”，《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第61---69页。18、“中国司法传统评析”，《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1996年增刊，第69---73页。19、“晚清社会法文化观念的冲突演变”的学术论文（`96学院优秀科研成果论文类一等奖），计19千字，1995年第1期发表于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主办、张岱年先生主编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国家一级杂志。20、 “法文化继承与现代化的几点思考”，《研究生法学》，1990年第2期，第55---59页。21、“官当制度考论”，《研究生法学》，1989年第2期，第75---78转第19页。22、“论中国封建法文化的结构、渊源体系及其运行规律”，《研究生法学》，1992年第1期，第69---74页。23、“中国法文化近代化变革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研究生法学》，1992年第2期，第72---75页。24、“司法审判民主化选择的理论与实践（一）（二）”，《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57---65页）、第2期（第34---44页）。25、“检察制度本源刍探”，《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第5期，第106---120页。26、“检察制度在中国的形成”，《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3期，第113---120页。27、“民国检察制度的演变”，《澳门检察》2001年6月第2期，第34---53页。28、“中国不能再乱说不”，《（日）联合新报》，1998年4月23日，第7版。29、“宋菊如、于恩英案件的法律问题”，《（日）联合新报》，1998年6月18日，第22版。30、“一党专制、党在国上与中国的现代化”，《（日）联合新报》，1998年7月2日，第7版。31、“日本的反腐败与中国的反腐败”，《（日）联合新报》，1998年7月16日，第6版。32、“中国民主制度选择的几个问题（一）（二）”，《（日）联合新报》，1998年8月6日，第6、第7版；8月13日第6、第7版。33、“中国司法考试制度建构的思考”，《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第130---136页。34、“中国司法改革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法律人才与司法改革——中日法学家的对话》，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第139---151页。35、“中国宪政必由之路——乡村基层民主宪政建设刍议”，《宪法论坛（第一卷）》，中国民航出版社，2003年，第299---306页。36、“日本对清末刑事制度改革的影响”的学术论文，已译成日文，计25千字，收于《日中文化交流丛书—法律制度》一书，1997年1月由日本大修馆书店出版。37、“The Report on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 China”,22千字，1998年5月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犯罪防止研究所第109期学术论会上发表交流。38、“司法审判民主化的理论与实践”（一）、（二），3万余字；学院学报2000年第1、第2期。39、“检察在中国百年的命运”，《检察实践》2000年第3期。40、“中国の检察制度”，日文，日本早稻田大学《比较法学》第32卷第1号（通卷第62号），1998年。41、The Corruption of Chinese prison staff and its effects on Criminal Re—education，发表于国际矫正学术交流年会1995，澳大利亚，霍巴特。42、“中国现行宪政问题及修宪改革的方向”，（日）《联合新报》，1998年7月9日第7版。43、“中国检察制度的创建与日本法律家”，（日）《日中法律家交流协会报》，1998年3月15日，第19号第32---36页。44、“中国的检察制度”，（日）早稻田大学比较法研究所机关志《比较法学》，1998年7月，第32卷第1号（通卷第62号），第315—327页。45、 “中国检察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检察理论研究集粹》，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第二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优秀论文奖（本届未设一、二、三等奖）。46．“清末预备立宪的史实考论”，与陈金全教授合作，《湘潭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47．“新中国审判制度曲折发展的史实考析”，《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48．“先秦债及其法律调整的源流探索”，与陈金全教授合作，《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49．“先秦时期债流转的史实探析”，与陈金全教授合作，《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50．“先秦儒家信的思想初探”，与车才洪合作，《政法论丛》，2005年第6期。51．“陪审制和参审制的考察与比较”，《西南民族大学（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2期。
这种大众化名字，肯定多了去了
国家检察官学院不是本科院校，而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直属的成人高校，是我国培养高层次、高素质检察人才的最高学府。
国家检察官学院高度重视法学理论特别是检察理论和实务研究，通过发布年度课题、举办学术沙龙、编报信息要报、筹备高级检察官论坛、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年会等。
着力推动教学、科研互相促进、协同发展，积极打造具有鲜明检察特色的国家法治建设高端智库，不断推动学院智库功能、培训教学功能与检察实务工作的融通融合。
学院创办的《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中国检察官》《检察论丛》等学术刊物，在深化检察理论、检察实务和检察改革研究，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在理论界、实务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当前，国家检察官学院聚焦世界各主要国家及地区检察文献和检察实务操作，着力打造以各国、各地区检察制度和运行机制比较研究为重点的检察智库平台。
国家检察官学院校训：进德修业，秉鉴持衡。
此院训的完整意思是：提高职业道德操守，学习研修专业知识和技能；秉承法律监督的宪法责任，维护公平正义和社会平衡。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国家检察官学院
1．《司法经费与司法公正》（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3期）荣获中国法学会第三届“中青年刑事诉讼法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2．《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必须突破的理论误区——与柯良栋先生〈修改刑事诉讼法必须重视的问题〉一文商榷》（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4期）荣获中国法学会第二届“中青年刑事诉讼法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3．《刑事案件庭前审查及准备程序研究》（与宋英辉教授合写，1.1万字），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2期；4．《论刑事诉讼中控方举证责任之例外》（1.1万字），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5期；5．《两大法系法官制度之比较》（9千字），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5期；6．《对我国死刑复核程序之检讨》（2万字），载《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4期；7．《大陆法系的刑事诉讼行为理论》（2.1万字），载《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4期；8．《中国减刑、假释程序之检讨》（1.3万字），载《法商研究》2007年第2期；9．《论辩护方当庭质证的权利》（1.3万字），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5期；10．《论辩护方以强制程序取证的权利》（1万字），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11．《论刑事诉讼的程序性制裁》（1.8万字），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1期；1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8千字），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6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2年第2期转载；13．《论直接言词原则与公诉案卷的移送及庭前审查》（1.7万字），载《法律科学》2001年第3期；14．《论侦查权的本质与特征》（1.4万字），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2期；15．《论刑事诉讼法的可诉性》（9千字），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16．《我国未决羁押的问题及其成因与对策》（1.8万字），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年第4期；17．《我国刑事鉴定制度改革与完善》（与樊崇义教授合写，1.4万字），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第4期，司法部内参《司法行政法制工作通讯》第二号转载，人大法学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0年第10期转载；18．《论我国刑事二审审理方式之改革》（9千字），载《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1期；19．《慎重对待沉默权》（7千字），载《政治与法律》2001年第6期；20．《论侦查公开》（9千字），载《政治与法律》2000年第2期，最高人民检察院内参《刑事法理与案例评析》转载；21．《论客观与诉讼关照义务原则》（1.1万字），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22．《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契合与背离》（1.7万字），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23．《论检察机关的性质》（1.7万字），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24．《侦查体制比较研究》（1.1万字），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获全国第四届中青年诉讼法学优秀科研成果论文类三等奖；25．《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检察机关之比较》（与宋英辉教授合写，1.4万字），载《中央检察官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人大法学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1999年第1期转载，《检察学论丛》2000年第1期收录；26．《公正：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最高追求》（与樊崇义教授合写，8千字），载《中国司法鉴定》2002年第2期。27．《检察机关参与行政诉讼比较研究》（4千字），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0第3期；28．《论陪审制》（与姜小川教授合写，5万字），载陈兴良教授主编：《刑事法评论》第7期；29．《刑事程序中公民权利的宪法保护》（3.8万字），载陈兴良教授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9期；30．《中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编第一章“任务和基本原则”的修改建议与说明》（与陈光中教授合写，1.9万字），载《诉讼法论丛》第11卷；31．《秘密监听之研究》（9千字），获首届“挑战杯”首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第八届研究生学术论文报告会二等奖，《诉讼法论丛》第5卷发表；32．《诉讼平衡论》（1.8万字），载《诉讼法学研究》第4卷；33．《论法律真实》（与锁正杰合写，2.2万字），载《诉讼法学研究》第1卷；34．《刑事证据前沿问题研究》（与樊崇义教授等合写，9万字），载《证据法学论坛》第1、2期；35．《交叉询问制度研究》（与樊崇义教授合写，1.6万字），载《中国司法审判论坛》2001年第1期；36．《对刑讯逼供的三重分析》（9千字），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37．《中国内地与香港刑事管辖冲突及解决》（8千字），载《山东法学》1998年第2期，人大法学复印资料《国际法学》1998年第4期转载，并获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第七届研究生学术论文报告会优秀论文二等奖，98年“华增”科研奖学生类三等奖；38．《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检警关系的影响》（4千字），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22期；39．《论建立证据展示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4千字），载《人民检察》2003年第8期，被评为《人民检察》2003年度优秀论文二等奖；40．《论侦查的期间限制与疑案处理》（4千字），载《人民检察》2002年第12期，被评为《人民检察》2002年度优秀论文一等奖；41．《论检察官的客观义务》（5千字），载《人民检察》2001年第9期；42．《交叉询问制度在我国的确立与完善》（与樊崇义教授合写，5千字），载《中国律师》2005年第12期；43．《历史视野中的刑事质证权》（8千字），载陈光中、汪建成、张卫平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司法理念与三大诉讼法修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44．《科技证据的法定化》（与樊崇义教授合写，1.1万字），载《南都学坛》2005年第2期；45．《国外陪审员如何“陪审”》（2千字），载《环球》2005年第11期；46．《对我国刑事诉讼相关问题之检讨》（3万字），载陈兴良教授主编：《中国死刑检讨》，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47．《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具体应用》（1.1万字），载《刑事司法指南》2003年第1辑（总第13辑）；48．《论补强证据规则及其具体应用》（7千字），载《刑事司法指南》2003年第2辑（总第14辑）；49．《论推定规则及其具体应用》（8千字），载《刑事司法指南》2003年第3辑（总第15辑）；50．《科技证据及其运用》（7千字，与樊崇义教授合写），载《刑事司法指南》2004年第3辑（总第19辑）；51．《从口供本位到物证本位》（与樊崇义教授合写，6千字），载《检察实践》2000年第3期；52．《论侦查终结》（7千字），载《湖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53．《论我国刑事立案监督制度的完善》（7千字），载《法大成人教育》1998年第4期，并被樊崇义教授主编的《刑事诉讼法专论》一书收录；54．《一事不再理与中国区际刑事管辖冲突的解决》（6千字），载《研究生法学》1998年第1期；55．《论反贪侦查模式的转换》（4千字），载《检察日报》2000年2月2日第3版；56．《论当庭认证》（3千字），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12月18日第3版；57．《错误该由谁证明》（2千字），载《南方周末》2000年6月23日第5版。58．《排除合理怀疑及其在西方面临的挑战》（1.7万字），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2期；58．《死刑与误判——从美国68%的死刑误判率出发》（2.4万字），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1期。
4. 《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保障》，载《法学杂志》1995年第2期；5. 《直接言词原则与庭审方式改革》，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6期；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变革》，载《月旦法学》第14期（1996年6月版）；7.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载《法学家》1996年第2期；8. 《国外规范律师辩护行为的立法与实践》，载《政治与法律》1996年第2期；9. 《起诉制度的重大变革》，载《中外法学》1996年第3期；10. 《集中审理与延期审理之研究》，载《两岸比较刑事诉讼法》，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9月版；11. 《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诉讼问题研究》，载《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文集——反贪污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中文版）》，红旗出版社1996年9月版；12. 《更新律师执业观念，完善律师执业制度》，载《政治与法律》1996年第4期； 14. 《保障〈刑事诉讼法〉正确实施的重要举措——试议全国人大法工委等六部门〈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载《中国法律》1998年第2期；15. 《略论刑事简易审判程序中的若干问题》，载《法学杂志》1998年第3期；16. 《公诉审查制度研究》，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3期；17. 《西方六国刑事诉讼制度》，载《法制日报》1998年4月25日；18. 《依法治国与刑事诉讼》，载《诉讼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19. 《关于建立我国证据规则的思考》，《法商研究》1999年第3期；20. 《英国对沉默权的限制》，载《比较法研究》1999年6月版；21. 《沉默的权利》，载《南方周末》1999年7月30日、8月6日； 22. 《起诉效力与审判范围》，《诉讼法学新探》，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版；23.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6期；24. 《起诉效力与审判范围》，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7期；25. 《美最高法院重申“米兰达警告”》，载《检察日报》2000年7月13日第8版；26. 《如实陈述与抗拒从严》，载《广州日报》2000年8月；27. 《诉讼证明概念辨析》，载《检察日报》2000年8月31日第3版；28. 《提起公诉实施问题研究》，载《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版；29. 《略论我国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11期；30. 《从起诉效力看刑事审判中的罪名变更》，载《诉讼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31. 《司法鉴定及其规范运作》，载《刑事司法指南》（2001年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3月版；32. 《论诉讼证明的相对性》，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33. 《规范我国司法鉴定的思考》，载《检察日报》2001年4月5日第3版；34. 《两大法系司法鉴定制度比较》，载《检察日报》2001年4月9日第3版；35. 《罪刑法定的程序价值》，载《检察日报》2001年5月8日第3版；36. 《为司法改革切脉》，载《检察日报》2001年6月5日第3版；37. 《诉讼证明：一个亟待重塑的概念》，载《证据学论坛》（第3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38. 《举证责任的承担》，载《检察日报》2001年11月29日第3版；39. 《主张责任与量刑建议的关系》，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3日第3版；40. 《主张责任的实现》，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6日第3版；41. 《关于举证规则》，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10日第3版；42. 《举证责任的转移、倒置及免证》，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17日第3版；43. 《控方应否承担通知证人出庭责任》，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20日第3版；44. 《证明标准的若干问题》，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24日第3版； 45. 《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载《诉讼法学研究》（第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月版；46. 《个案监督与审判公正》，载《法律适用（国家法官学院学报）》2002年1月刊；47. 《查明 证明 判明》，载《检察日报》2002年1月10日第3版；48. 《被告人证明责任研究》，载《法学论坛》2002年第3期；49. 《个案监督研究——兼论人大审判监督的合理取向》，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3期；50. 《刑事被告人证明责任研究》，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2年第4期；51. 《如何看待被告人有罪答辩——辩诉交易的一点启示》，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6期；52. 《综合各种力量解决问题》，载《检察日报》2002年3月1日第3版；53. 《个案监督与审判公正》，载《公正与效率的法理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4月版；54. 《困境与对策：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现象分析》，载《司法公正与律师辩护》，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5月版；55. 《论刑事证明的相对性》，载《司法公正与司法改革》，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5月版；56. 《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与转移》，载《诉讼法学研究》（第3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7月版；57. 《关于公诉制度的讨论》，载《司法改革报告：检察改革、检察理论与实践专家对话录》，法律出版社2002年7月版；58. 《论刑事证明的相对性》，载《诉讼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版；59. 《罪刑法定的程序性要素》，载《刑事法评论》（第11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60. 《证据法学三人谈（一）》，《证据学论坛》（第5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1月版；61. 《解析“辩诉交易”》，载《检察日报》2002年11月7日第3版；62. 《“证据展示”面面观》，载《检察日报》2002年11月21日第3版；63. 《如何看待公诉中的检察一体化》，载《检察日报》2002年11月21日第3版；64. 《如何看待被告人有罪答辩：辩诉交易的一点启示》，载《政法论坛》2002年12期； 65. 《中国刑事证据立法的基本理念》，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66. 《刑事证明主体新论——基于证明责任的分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年第1期；67. 《司法鉴定的基本属性与制度定位》，载《中国司法鉴定》2003年第4期；68. 《应审慎推进沉默权》，载《检察日报》2003年3月7日第3版；69. 《证据法学三人谈（二）》，载《证据学论坛》（第6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5月版；70. 《中国刑事司法的现代化图景——兼论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普遍性》，载《四川大学法律评论》（2002年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71. 《刑事犯罪的证明标准》，载《法学家眼中的中国法治》，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10月版；72. 《人民才是法律监督的源头活水》，载《检察日报》2003年12月22日第3版； 73. 《证据法学三人谈（三）》，载《证据学论坛》（第7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1月版；74. 《中国刑事辩护的困境与出路》，载《“3R”视角下的律师法制建设——中美“律师辩护职能与司法公正”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4月版；75. 《从我国刑事法庭设置看刑事审判构造的完善》，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76. 《行政许可法的出台对司法鉴定管理的影响》，载《中国司法鉴定》2004年第3期；77. 《“证据法的基础理论”笔谈》，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78. 《检察官：司法品性和职业素养同等重要》，载《检察日报》2004年10月29日第1版；79. 《执正义权杖 护法制尊严》，载《检察日报》2004年11月7日第1版； 80. 《论我国侦查程序中检警关系的优化——以制度的功能分析为中心》，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81. 《规范司法鉴定程序之立法势在必行》，载《中国司法鉴定》2005年第4期；82. 《关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的若干思考》，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13期；83. 《再论诉讼模式转型与证明观念更新》，载《证据学论坛》（第10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10月版；84. 《建构诉讼证明标准是“乌托邦”吗》，载《检察日报》2005年11月29日第3版； 85. 《See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riminal trial structure from China’s criminal courtroom arrangements (tribunal design)》，载《Frontier of Law in China》2006?Volume1?Number2?April；86. 《无罪推定与举证责任问题》，载《山西检察》2006年第2期；87. 《论司法鉴定的诉讼程序立法》，载《中国司法鉴定》2006年第4期；88. 《论我国检察机关领导体制和职权的改革与完善》，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89. 《诉审关系论辩——兼论对诉审关系异化的程序性抑制》，载《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5期；90. 《检察机关没有理由不介入死刑程序》，载《检察日报》2006年4月6日第3版；91. 《公诉案件终有证据标准可资参考》，载《检察日报》2006年6月11日第3版；92. 《保持特色不断创新》，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2期；93. 《人民监督员制度立法刍议》，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5期；94. 《重构被追诉人主体性权利》，载《检察日报》2006年10月16日第3版； 95.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展望》，载《中国法律》2007年10月号；96. 《被追诉人主体性权利构成论要》，载《金陵法律评论》2007年春季卷；97.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若干重要问题》，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98. 《论我国检察院组织法结构体系的立法完善》，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2期；99. 《迈向理性的刑事诉讼法学》，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100. 《鉴定机构性质辨析》，载《中国司法鉴定》2007年第2期；101. 《刑事诉讼中“诉”之辨析》，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8期；102. 《无罪推定原则及其在中国的适用》，载《比较与借鉴——从各国经验看中国刑事诉讼改革路径》，法律出版社2007年4月版；103.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背景和热点难点问题》，载《人民检察（湖北版）》2007年第12期；104. 《点评“坚持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统一”》，载《检察日报》2007年9月28日第1版；105. 《人物专访：刑事诉讼中如何实现权力和谐化》，载《检察日报》2007年10月11日第3版；106.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面临五大热点与难点问题》，载《法制日报》2007年10月14日第2版；107. 《以死刑案件为切入点建立程序制裁机制》，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23期； 108. 《刑事程序法治化的期待》，载《中国司法》2008年第1期；109. 《刑事程序中“诉”的功能思考》，载《刑事法前沿》（第4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110. 《西方司法证明科学的新发展》，载《证据科学》2008年第2期；111. 《行进中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关键词展开——2007年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述评》，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2期；112. 《优化侦查程序中的检警关系》，载《检察日报》2008年2月22日第3版；113. 《抓住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契机 推进我国刑事程序法治建设》，载《诉讼法学研究》2008年6月第13卷；114. 《媒体监督与审判公开》，载《法制资讯》2008年第4期；115.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与检察权的配置》，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116. 《论刑事诉讼中权力的和谐化》，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4期；117. 《陈光中：新中国刑事诉讼法学领军人》，载《中国审判》2008年第5期；118.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论要》，载《法学》2008年第6期；119. 《论刑事诉讼中权力的和谐化》，载《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与前瞻》（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07年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版；120. 《对话：侦押分离，打开律师会见之门》，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6月29日第3版；121.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回顾与展望》，载《检察日报》2008年7月17日第3版；122.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载《东方财经》2008年11月；123. 《构建刑事和解的中国模式——以刑事谅解为基础》，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6期；124. 《诉讼模式视角下的证明责任》，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检察业务考核工作中的问题研究论文
建立科学合理的检察业务考核机制，是一项系统的、长期的、严密的工作。客观、科学、全面地评价检察工作，保证考核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是考核的核心。合理制定考核内容，考核标准可以有效的促进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法律职能，从而高效正确地行使检察权。笔者在认同考核对检察业务工作具有现实意义及现实推动作用的前提下，通过分析现有考核工作中的利弊，寻求解决方法，以期使检察业务考核工作可持续性发展起到促进和保障作用。
近年来，各地基层检察院按照高检院的要求，积极开展争先创优活动，上一级检察院针对下级院各业务条线部门加大了考核力度，同时基层院内部也纷纷出台了本院各部门考核办法。考核本意就是规范业务工作中的执法行为，拓展工作新领域，真实有效的反映基层工作中好的做法和存在的不足，为进一步开展工作、制定计划提供科学的标准依据。同时也有助于对相对落后的基层院或部门认清自身不足，吸取经验教训，虚心学习先进院和部门好的做法，从而进一步推动检察业务工作的开展。检察工作业务考核应本着最大限度的调动一线干警的工作热情，考出士气，考的服气，其核心工作就是立足办案发挥职能，即便是创新工作也不能脱离检察工作。然而，当前有的考核细则或办法在现实中所引起的作用，是使得被考核对象过度追求分值、排名，出现了一些单位部门，不顾整体，各自为政的情形，量化打分看似精细、公允、便于操作，实则不然，其表现形式大致下述几种:
一、各自为政失大局
基层院的考核项主要来自上级院，由于上级院接触的实际工作较少，在制定考核方案时往往先拟制一个意见稿，征询基层院各条线部门的意见后再正式下发。但往往在征询当中，基层院或者抱着提出异议也没有用，或者考核方案针对大家的心态不愿意提，或者提了意见或建议上级院不予采纳。就此形成了考核方案中有些内容不符实际或不易操作。上级院在考核方案中过多的突出本部门职能，轻视其他部门，不是考虑整体。大量出现只有其他部门发生过错本部门才能得分、加分的内容。
由于上级院考核方案中存在以本条线为主的突出自我条款，实践中，基层院各部门之间就形成了只考虑或强调自我的重要性，轻视或忽视检察全局工作，进而产生了一些自相矛盾，数据失真，多部门共争同一分的现象。如:刑检部门为拿分或加分，私自与公安、法院讲明是考核需要，请人家给予帮忙配合。自侦部门查处的案件线索，多个部门均在申报材料中宣称是本部门工作中发现并各自申报加分。业务部门干警虽己经满负荷工作，但为了完成综合部门布置的各项指标任务，在不能给本部门或本人带来加分的情况下不得不敷衍了事加以应付。而综合部门也认为该项工作完成即可得到本部门的基础分，便无人敢寻根溯源，一怕露真相，二怕伤和气。再有就是各个考核中均对亮点工作、特色工作和经验材料有具体的数字和篇幅要求，有的细化到考核年内，有的是规定每季度，有的则指定每个月。业务部门的工作是严格按照相关法律和工作规范进行的，亮点工作、特色工作和经验都要在长期的实际工作经验中挖掘汇总并归纳形成的，不可能是每季、每月都能够出些新的招法。
二、工作只为多得分
检察机关的工作重心是发挥法律赋予的各项办案、监督职能，服务社会大局、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这些工作都是在具体的工作中来体现的。但由于基层院长期的案多人少的原因，在工作繁忙中普遍存在应付考核的现象。考核方案中要考的，就去做，没涉及的能拖就拖，再重要、再有意义只要没有分数可加，谁也不去做无用功。有加分的项目，就做到封顶，挣够分后叫停。有些考核方案不切实际，但不得不做的又有难度的，出现了工作不够文章来凑的现象。个别更有甚者，为了加分，出现了找领导要批示，找当事人要锦旗等情形。又如，按照倒排工期，一切工作向前赶的要求，如侦监部门立案监督，第一季度完成考核数，即便再次出现应该监督的案件也不再开展:自侦部门半年内若完成了全年立案数，下半年即便有了举报，有了成案线索，也要压到下一年度再查，以此来保证每年的考核有分可加并保持每年的立案数大概平均:有些部门找到一些关系单位，讲一堂课，到现场照几张照片，力求有图有真相，再发个信息或简报，至于后面有什么影响，达到什么效果便不再顾及了。
三、皆以数字论英雄
检察业务工作对应的是各种案件和形形色色的人，各案和各人均无可比性，业务人员对案件的认知也各有分歧，不能用机械的条条框框来衡量，如所有的`考核事事细化，有的细化到0.1分，这种追求精细化的后果可能造就了各级院考核中数字和分数年年增长，而工作却不见成效，只务虚不务实。而考核后就是量化打分和分排座次，各业务工作不同，各考核方案不同。综合部门就与业务部门有了更大的区别，但本院排名却一起来，或按照上级院的档次排名为参考，造成考核名目繁多，难以应付。如:对业务部门的考核，不仅有针对办案、监督等业务项，还有共同目标各种学习、会议、培训、宣传、帮教、交流、访谈、社会活动等等，业务部门同样也要参加，占用了时间和精力，影响了主要工作的效果。
经对上述检察业务考核现状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存在着一些弊端，因此，笔者认为，对基层院考核合理改革势在必行。
四、构建科学的考核体系
在设置考核方案时要充分考虑检察工作大局，要以检察工作规律为出发点，对综合部门的考核主要是为一线服务情况，对业务部门考核则侧重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执行情况。最大限度的体现检察工作的重点和核心，使考核在尊重检察规律、特点的条件下实施，尽可能取消量化计分的方式，如需设置数据指标也要慎重行事，要站在全局的高度来考虑，要使各项考核内容融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同时还要考虑到可操作性，各部门之间的业务关系、与地方公安、法院的考核工作衔接，尽量避免部门之间、单位之间因各自考核产生利弊而形成冲突。
五、修改存在争议的内容
取消各部门之间因对方过错而为己加分项，分部门具体予以规范。
(一)监所、预防、案管等部门，对其他单位或相关部门发放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案件评查中发现错误方面的考核。有些部门一年内发放几十份甚至近百份，以此给自己加分，试想如果真的出现了那么多的违规或违法，那么作为检察机关，以往的监督工作中是怎么作的?因此，应将考核中一些只片面追求数量的考核项目，转变为追求考核办案、监督的实际效果。
(二)控申部门涉及到办理刑事赔偿案件加分，如果没有这类案件就没有此项基础分或加分，只有出现了控告赔偿案件才算完成此工作。形成了出现了因本地执法办案不规范但考核多加分的现象。应修改影响整体工作成效、有悖工作常理的考核内容。
(三)对公诉、侦监部门撤诉率、不诉率、不捕率等等的硬性考核，己对实际工作产生了不利。甚至有的案件应不诉，但考虑到考核硬着头皮也要起诉。如一个地区长期没有撤回不诉案件，没有无罪案件，或不捕案件，不能说明所办案件质量高。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此类案件应在所办案件基数的前提下允许一定比例的出现，至于对与错则是案后评查工作的内容。
六、公开考核内容结果
上级院对基层院考核后，往往只通知该院部门在考核中的档位或名次，对其他院或部门的档位或名次不予告知，使得各院各部门之间欠缺交流，无法取长补短，吸取经验，改进不足。考核制度要有效的发挥功效就必须形成公开规范的执行机制。要坚持公开透明原则，建立起通畅的信息通道，注意基层院反馈的意见和建议，表彰脚踏实地的做法，批评和惩治弄虚作假，做到规范公正。要加强考核结果的运用，真实的反映检察工作中好的做法和存在的不足，为进一步开展工作制定科学的标准依据。同时对考评结果建立相应的奖励制度，坚决杜绝因考评带来的工作中“拔苗助长”现象出现。
总之，要通过改进考核办法、完善考核机制，使得考核工作真正起到鼓励先进、鞭策落后的作用，达到促进检察整体工作科学、规范、高效发展的目的。
（1）《中国法文化散论》，150千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2）《中西近代法文化冲突》，是我国系统全面研究中外法律文化冲突的第一部专著，计180千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出版，国家图书室收藏。（3）《中国检察制度考论》，是我国系统全面研究检察制度演进发展及其规律的第一部，计281千字，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国家图书馆收藏。（4）《法与司法的演进及改革考论》，计260千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 （1）《新中国检察审判制度演进研究》一书（`96学院优秀科研成果著作类一等奖），系与雷铣合著，本人单独完成第一章至第九章的全部，计377千字，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国家图书馆收藏。（2）《中国狱政法律问题研究》一书（国家“八五”社科项目暨中华社科基金项目），系与郭成伟等合著，本人单独完成第一章第一至第三节、第六章及第七章，计50千字，1995年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3）《司法教育的考察与比较》（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项目），副主编，80%作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 1、“峨眉鞠氏宗祠碑”，《峨眉文史》第五辑，第168---169页。2、“我国古代用法律保护文物的史实考述”，《四川文物》1987年第四期，第55---57转54页。3、“四川的东汉崖墓”，《上海文化艺术报》1988年5月20日，第四版。4、“论元杂剧与元代法制”，《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第79---88页。5、“建国以来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2期，第1---8页。6、“中国传统法文化的价值”，《人民日报（海外版）》1991年12月3日第2版。7、“我国古代对宝器的珍藏和保护”，《中国文物报》1991年9月15日第3版。8、“招标投标法律文件的编制及审查”，《法制日报》1993年4月25日第3版。9“银行贷款担保的法律意义及种类”，《法制日报》1993年5月2日第3版。10、“涉外贸易合同的承诺生效时间及其风险”，《法制日报》1992年1月27日第3版。11、“我国古代治吏惩贪得失谈”，《中国检察报》1991年12月5日第3版。12、“邱氏鼠药案”，《中国检察报》1993年2月24日第4版。13、“先秦的债考论”，《中原文物》1991年第4期。14、“中国近代新刑法体系建构及刑事立法冲突”，《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第41---48页。15、“新发现的清末京师城市管理法规研究”（上下），《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94年第2（第78---83页）、第3期（第76---80页）。16、“中国清末诉讼审判机制转变及其曲折”（上下），《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第4期。17、“澳大利亚司法考察”，《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第61---69页。18、“中国司法传统评析”，《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1996年增刊，第69---73页。19、“晚清社会法文化观念的冲突演变”的学术论文（`96学院优秀科研成果论文类一等奖），计19千字，1995年第1期发表于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主办、张岱年先生主编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国家一级杂志。20、 “法文化继承与现代化的几点思考”，《研究生法学》，1990年第2期，第55---59页。21、“官当制度考论”，《研究生法学》，1989年第2期，第75---78转第19页。22、“论中国封建法文化的结构、渊源体系及其运行规律”，《研究生法学》，1992年第1期，第69---74页。23、“中国法文化近代化变革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研究生法学》，1992年第2期，第72---75页。24、“司法审判民主化选择的理论与实践（一）（二）”，《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57---65页）、第2期（第34---44页）。25、“检察制度本源刍探”，《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第5期，第106---120页。26、“检察制度在中国的形成”，《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3期，第113---120页。27、“民国检察制度的演变”，《澳门检察》2001年6月第2期，第34---53页。28、“中国不能再乱说不”，《（日）联合新报》，1998年4月23日，第7版。29、“宋菊如、于恩英案件的法律问题”，《（日）联合新报》，1998年6月18日，第22版。30、“一党专制、党在国上与中国的现代化”，《（日）联合新报》，1998年7月2日，第7版。31、“日本的反腐败与中国的反腐败”，《（日）联合新报》，1998年7月16日，第6版。32、“中国民主制度选择的几个问题（一）（二）”，《（日）联合新报》，1998年8月6日，第6、第7版；8月13日第6、第7版。33、“中国司法考试制度建构的思考”，《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第130---136页。34、“中国司法改革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法律人才与司法改革——中日法学家的对话》，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第139---151页。35、“中国宪政必由之路——乡村基层民主宪政建设刍议”，《宪法论坛（第一卷）》，中国民航出版社，2003年，第299---306页。36、“日本对清末刑事制度改革的影响”的学术论文，已译成日文，计25千字，收于《日中文化交流丛书—法律制度》一书，1997年1月由日本大修馆书店出版。37、“The Report on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 China”,22千字，1998年5月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犯罪防止研究所第109期学术论会上发表交流。38、“司法审判民主化的理论与实践”（一）、（二），3万余字；学院学报2000年第1、第2期。39、“检察在中国百年的命运”，《检察实践》2000年第3期。40、“中国の检察制度”，日文，日本早稻田大学《比较法学》第32卷第1号（通卷第62号），1998年。41、The Corruption of Chinese prison staff and its effects on Criminal Re—education，发表于国际矫正学术交流年会1995，澳大利亚，霍巴特。42、“中国现行宪政问题及修宪改革的方向”，（日）《联合新报》，1998年7月9日第7版。43、“中国检察制度的创建与日本法律家”，（日）《日中法律家交流协会报》，1998年3月15日，第19号第32---36页。44、“中国的检察制度”，（日）早稻田大学比较法研究所机关志《比较法学》，1998年7月，第32卷第1号（通卷第62号），第315—327页。45、 “中国检察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检察理论研究集粹》，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第二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优秀论文奖（本届未设一、二、三等奖）。46．“清末预备立宪的史实考论”，与陈金全教授合作，《湘潭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47．“新中国审判制度曲折发展的史实考析”，《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48．“先秦债及其法律调整的源流探索”，与陈金全教授合作，《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49．“先秦时期债流转的史实探析”，与陈金全教授合作，《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50．“先秦儒家信的思想初探”，与车才洪合作，《政法论丛》，2005年第6期。51．“陪审制和参审制的考察与比较”，《西南民族大学（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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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是大势所趋，尤其在新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成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了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行列中（郭永清，2004）。国际会计准则一定会成为今后全球共同遵循的一种会计模式，但由于种种原因存在，这一天的到来还有一段时期，也就是常勋教授（2003）所说的实现各国会计准则与国际准则的趋同化，毕竟需要一个（也许为期还不很短的）过程。 一、国际会计准则是一种未来全球公认的会计模式 （一）各国最终将普遍接受国际会计准则——来自经济人假设和资源稀缺性假设的分析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按照这种假设，人是通过深思熟虑的权衡和计算来追求最大利益的人，而“这种私利就其狭义而言是由预测或预期的纯财富状况来衡量的”（布坎南1983）。通俗地说就是人们的基本行为方式是在既定的约束与限制下追求自身的福利，当面对能够带来不同福利效果的种种方案的选择时，人们更愿意选择那些能够给自己带来较多好处的方案，而不是相反。 其实，国家也是通过深思熟虑的权衡和计算来追求最大利益的组织，如果有可能，每个国家都将愿意把世界上的所有资源都聚集到本国之中。但按照资源稀缺性假设，相对于经济人“多多益善”的需要来说其资源的数量较少。于是，资源的配置存在竞争性；只有那些最有获益潜力，从而可以付出较大代价的经济活动才能够获得资源。这样，寻求更多使用资源的经济人遇上了资源稀缺的限制，就发生了资源如何分配和依靠什么样的机制实现分配的问题。可以说，国际会计就是一种通过文明的方式来协调和分配世界经济资源的最佳工具之一。 （二）国际会计准则全球化将有一段漫长的过程——来自各国现实差异的分析 1.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是制约和引发各国会计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哈德。穆勒教授（G.G.Muller）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将会计模式分为宏观经济导向模式、微观经济导向模式、独立职业模式、统一会计模式。后来，美国的另一学者雷蒙。芙伯（Z.Rebmsana Huber）又提出了资本市场发育模式，他认为会计和报告除侧重于提供可满足资本市场的现有及可能的公众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所需信息，还要满足政府与金融机构的管理职能需要。 2.不同的社会文化因素也是决定各国采用不同会计模式的一个主要因素。美国的著名学者吉尔特。霍夫斯蒂德（Geert.Hofstede）从个人导向和群体导向、权力疏密程度、不确定性、阳刚或柔顺时尚四个方面来分析社会文化因素对会计模式的影响。现在，许多国家都把这些属性的思想应用到了会计准则和制度的制定中。 3.不同的法律体系将影响和制约各国会计制度的制定和发展。美国会计学者莫斯特和萨特（S.Salher）指出既定国家的法律体系不同（如成文法体系或不成文法体系），对经营活动的法律规范形式或手段也不同，从而将影响各国会计制度的制定和发展。 （三）国际会计准则全球化将是未来的趋势——来自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 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它是社会博弈的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于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制度变迁是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制度变迁是一个由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双方相互作用、共同推进的过程。①各个国家的会计准则为什么会发生变迁，就是因为会计准则这个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超出了预期成本，制度变迁才有可能发生。②各种因素变化而产生的潜在利润由于各种原因在现存制度安排中难以实现，产生了对制度变迁的需求。③制度变迁是一个受文化、历史、信仰体系等因素影响的过程，有路径依赖特性。各国的会计准则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沿着既定方向不断强化自己。除非有很强的外力作用，否则很难改变原来的路径。④制度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典型的制度变迁是渐进的而非间断性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际会计准则这种制度变迁是在实行新的会计准则产生的外部利润和原来的会计准则路径依赖下，双方相互博弈，先由民间诱致性变迁需求，然后由政府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由于这些特性，决定了国际会计准则全球化不会是一个短期的一蹴而就的过程，一定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 （四）五大洲对国际会计准则的态度——国际会计准则全球化的有力支持 为了进一步的说明国际会计准则全球化，我从世界的五大洲中各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国家进行个案分析，以期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一些支撑我观点（即会计准则全球化）的材料。 1.美国对国际会计准则的态度——美洲的代表 多年来，美国当局认为美国的会计标准是世界上最好的。然而，安然事件等一系列财务欺诈的集中爆发极大地打击了美国当局对会计准则规则导向的自信。2002年7月30日布什总统签署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对会计、审计业务进行全面调整。同年10月底，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美国以原则为导向制定会计准则方法的建议》，开始了逐步向原则导向调整的新里程碑。这表明美国已开始对以多年来一直坚持会计原则导向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靠拢。这是美国会计准则制定者第一次在修改本国标准时，考虑引入其他会计准则。 2.欧盟对国际会计准则的态度——欧洲的代表 2001年11月21日，法国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会计财务总监PhilippeDan-jou在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上透露，欧盟决定最近颁布一项重要法例《2005年应用国际会计准则之规章》，确定在2005年1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国际会计准则。这是欧盟在统一共同体会计制度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国际会计准则推广应用的一大进步。 3.中国对国际会计准则的态度——亚洲的代表 多年来，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和发展，也一直把它作为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一个基础和参考蓝本。1997年，中国加入世界会计师联合会，并成为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观察员，参加了随后举行的各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理事会会议，并派人参加了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相关工作。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改组后，原财政部部长助理冯淑萍被选为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准则咨询委员会委员，并多次参加了准则咨询委员会会议，发表我国的意见。与此同时，我们还派专人前往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有关项目的研究与制定工作。现在已经制定出了16个会计准则，其中有些准则内容和国际会计准则已经很接近。 4.澳大利亚对国际会计准则的态度——澳洲的代表 澳大利亚财政部一直主张对澳大利亚会计准则进行国际协调，2000年他们专门建立了新的财务报告委员会（FRC）来参与会计准则整体战略的制定。FRC的主要目标就是加快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的速度，确保澳大利亚对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政策影响的连续性。近年来新的财务报告委员会（FRC）提倡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按照这种政策，从2000年10月到2002年10月，AASB修订了17个原有的会计准则，颁布了5个新的会计准则，以同IAS协调。为了协调澳大利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关系，澳大利亚政府规定2005年1月1日该国开始采用国际会计准则。 5.南非对国际会计准则的态度——非洲的代表 南非的证券交易所要求上市公司要么执行南非会计准则，要么执行IAS（不需要编制与南非会计准则间的差异调节表）。1993年南非特许会计师协会理事会和负责颁布会计准则的会计准则委员会决定公认会计准则应当以IAS为基础。此后，南非开展了一个在1979年他们就较早成立的一个协调与改进项目，力图以IAS为蓝本，修订先行的公认会计准则，并制定新的准则。南非的有关政策不允许与IAS发生实质性的背离。 冯淑萍（2003）指出，到2005年要求本国公司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国家将达到65个。2003年2月14日，全球六大会计师事务所联合发布一份最新调查报告《会计准则接轨——2002年全球调查》（GAAP CONVERGENCE 2002）。该报告显示，包括中国在内的59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有90%以上表示有意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接轨。其中72%的国家和地区已具备达到此目标的政策条件，而且绝大部分以上市公司为最初执行对象。58%的有接轨计划的受访国家和地区均要求上市公司采用IFRS取代国家会计准则。另外22%的受访国家和地区表示会逐项采纳准则，20%表示在可行的情况下将消除国家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差异。有57%的受访国家和地区是由当地政府或立法机构推动采用或计划采用IFRS，另有13%是由当地准则制定组织推动的。据统计，目前全球有35个国家全面使用国际会计准则，6个国家部分使用。澳大利亚、欧盟、日本和俄罗斯已宣布将于2005年1月1日全面采用国际会计准则。 通过上述那些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组织对会计准则国际化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许多国家在会计国际协调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目的就在于努力降低本国会计标准的制定成本，降低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筹资成本和交易成本，使本国企业在全球性的经济竞争和发展中处于优势。因此，会计国际化是各国经济利益驱使的结果。 二、中国和国际会计准则的比较——找出差距 （一）数量上的差距 国际会计标准委员会成立于1973年6月，到现在为止已经发布了编制和呈报财务报表的结构、当期净损益、重大差错和会计政策变更、研究和开发费用、按分部报告财务信息、反映价格变动影响的信息等41个会计准则。而我国从1993年7月开始实行《企业会计准则》，到现在总共也才发表了16个会计准则。 （二）质量上的差距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现在发布的41项会计准则，其范围已经包括了从简单的编制和呈报财务报表的结构，到较复杂的退休金计划的会计和报告、合并财务报表和对附属公司投资的会计等。这充分说明他们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会计框架体系，按利维特等人的话说是已经开始着手研究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和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了。而我国现在仅仅完成了一些制定和执行相对简单的会计准则，离建立相对完整的会计准则体系尚有差距，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工作重点还在着重研究财务会计的概念框架这些基础性的工作。 （三）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会计准则比较 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和欧盟已定于2005年1月1日全面使用国际会计准则，而我国连会计准则的体系都还没有建立好，离完全使用国际会计准则至少还有20年的差距。这充分说明了我国会计准则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差距是很大的。当然，这种差距主要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非洲虽然经济文化属于较落后的一个地区，但他们仍然积极的投身于国际会计协调的工作。在1979年他们就较早地成立了非洲会计理事会，非洲会计理事会（AAC）由27个国家的政府代表组成，负责非洲地区会计、教育和审计的协调。而我国这段时间正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经济改革工作刚刚开始的时期。 三、关注国际会计准则的最新动向——找准方向 由于在世界范围内接而连三地发生财务丑闻，用财务危机和财务沼泽地来描述当前全世界的财务工作是很恰当的，连布什总统都发誓要下决心修理那些会计造假者。这说明我们的会计准则是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下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全美财务会计委员会和美国证交会他们正在推进的财务报告和会计准则改革。（一）2003年7月25日，美国证交会向美国上市公司发出建议，要求对财报基本内容进行修改，因为现行会计准则可能是诱发2002年美国上市公司财报丑闻的原因之一 2003年8月21日，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发布国际会计准则修订征求意见稿，该稿实施后将使公允价值套期会计更易应用于规避投资组合利率风险的套期业务。 （二）对市价记账法的改革成为争议的焦点 赞同使用市价法的人士认为：消除账面价值与市值之差的方法是使公司“以市场为标准”，即应按市价重新界定企业资产负债，这样可在损益表中或通过股东权益表现出利润与亏损。反对使用市价法的人士认为：用市价记价将增加股东权益和企业利润的波动幅度。尽管有上述不同的争论，但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新规则规定，金融衍生品和所有以交易为目的的金融工具都将于2005年起按市价记账。从2005年开始，新国际会计准则将率先在欧共体内所有成员国的上市公司中实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主席戴维。推笛称所有资产负债最终都将按市价记账。 （三）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目前正在研究的项目 2001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进行了战略性改组，改组后新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设有管理委员会、理事会、咨询委员会和解释委员会四个机构。2001年9月IASB正式提出了需要立即着手研究的9个项目，这些项目按其目的不同，可以分成三类：①以发挥IASB领导作用、推进会计准则统一化为目的的项目，包括企业合并、业绩报告、基于股权支付的报酬、保险合同等；②使IFRS更加适用的项目：（1）首次采用IFRS（修改）；（2）金融企业的活动；③改进现行IFRS的项目：（1）IFRS前言的修改；（2）现行IFRS的改进；（3）IAS第32号金融工具等项目。 四、给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几点建议 （一）对当前我国会计改革的形势一定要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 会计理论和实务界对我国当前会计改革的评价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改革超前论。认为我们的会计准则制定工作步伐开展得太快，脱离了我国当前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能够承受的现实，是用发达国家的会计准则模式来要求发展中国家的会计队伍。二是改革滞后论。认为我们的会计准则制定工作步伐开展得还不够快，许多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准则都没有进行规定，如合并报表、外币折算、财务报告的列报、资产减值、银行基本业务、所得税会计、金融衍生工具会计等。在此我不想对这两种观点进行评判，我只用非洲这个无论经济、政治、文化都和我们无法相比的地区进行简单对比。非洲在1979年他们就较早地成立了由27个国家的政府代表组成的非洲会计理事会（AAC），负责非洲地区会计、教育和审计的协调工作。而1979年我国还在忙于收拾“文革”遗留下来的残局，经济改革工作才刚刚起步，对会计的研究还停留在会计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上，真正的会计改革还是从1992年的“两则”、“两制”的制定才开始。可以说，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定工作是在一个相当低的基础上开展的，能够用短短的10年时间走了其他国家几十年所走过的路应该说成绩是显著的。当然，任何国家会计准则的研究都是相对于经济活动是滞后的，这就更要求我们准则的制定和研究人员要多看、多听、多做。多看就是要多了解国际会计准则的当前及未来的动向；多听就是要在制定会计准则时尽量的和我国的实情相结合；多做就是要多做理论研究和调查工作，毕竟理论是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的。 （二）深刻领会国际会计准则改革的精髓以把握世界会计准则变革的动向 和国际会计协调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与国际会计作为参照物进行本国会计准则和制度的设计和改革（如中国）；二是将国际会计准则直接沿用于本国的会计工作中（澳大利亚、欧盟和俄罗斯已宣布将于2005年1月1日全面采用国际会计准则）。因此，了解国际会计准则现在及未来的动向对我们今后的会计改革工作是很有必要的。针对世界范围内财务丑闻不断的现状，有学者（Levitt）提出：加强会计监管、防范会计风险已成为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就显得十分重要。Levitt在1997年9月29日的一次演讲中阐述了一个主题：我们需要高质量的会计准则。Levitt明确指出，国际会计准则要获得普遍认可，必须符合以下三项目标：一是准则必须包括现有的会计文献中普遍接受的、综合性的会计基础概念中的核心部分。二是准则必须高质量。Levitt把高质量理解为能够导致可比性、透明度和提供充分的信息披露，利用这些信息，投资人在公司的不同会计期间能够有意义地分析公司的业绩。三是准则必须严格地加以解释和应用。如果会计准则满足了这样的目标——不论交易或事项是在何时、何地发生，凡相似的交易或事项均按照相似的方法进行会计处理，那么，全世界的审计师和会计准则制定者就应按照一致的口径严格地予以解释和运用。否则，可比性和透明性就会受到损害。IASB的诞生及高质量会计准则的产生，使世界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朝着统一会计准则的方向努力。IASB倡议并正在制定的项目，也是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需要迫切解决的课题，例如企业合并会计、保险会计、资产减值会计等。因此，正确把握国际会计准则发展动向，明确每个会计准则的变迁、制定或改革动因，了解和掌握具体操作方法，为我所用，是十分重要的。 （三）加快对会计准则的概念框架的研究 国际会计准则和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制定会计准则时均有一个概念框架作为参照，以起到指导作用。但我国目前还没有这样一个概念框架。对于采用成文法体系的我国而言，尤其需要采用一套系统、一致的方法去发展会计准则。因此，有必要对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等有关会计要素和其他一些会计概念进行科学界定。 （四）在进行会计国际化时要注意整体推进综合协调 目前需要加快推进会计教育国际化、会计理论研究国际化、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国际化、会计标准国际化、会计准则制定城乡国际化、会计准则体系国际化以及会计执行机制国际化等的工作（朱国泓、孙铮，2004）。 （五）制定我国会计具体会计准则改革的时间进程表 财政部刘玉廷（2004）司长指出“今后中国会计准则的步伐将大大加快，以实现2005年之前完成初建我国会计准则体系的目标”。根据财政部会计司2004年的工作要点，完善会计准则体系将是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从1992年11月30日我国发布《企业会计准则》开始，到目前为止，财政部已经陆续发布了16个具体会计准则。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借鉴国际会计惯例，刘玉廷认为我国尚需发布20个左右的会计准则。如：分部报告、外币折算、财务报告的列报、每股收益、政府补助和政府援助、企业兼并、合并会计报表、资产减值、银行基本业务、农业、保险合约、所得税会计、金融工具等。财政部原计划2005年要发布到40个左右，但从现在的形势分析，这个进度可能要推后，具体原因很复杂。但为了让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未来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定情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建议我国的会计准则委员会可以制定出一个大体的会计准则出台时间表，这一方面有利于会计实际部门和理论研究部门的同志充分了解会计准则的动态和工作进度，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督促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工作。这对政府部门、会计准则使用人及研究部门都是一件好事。 [参考文献] [1] 冯淑萍。中国对于国际会计协调的基本态度与所面临的问题[J].会计研究，2004，（1）。 [2] 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会计理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3] Frederick D.S.Choi.国际会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 郭永清。会计国际化[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3. [6] 朱国泓，孙铮。会计国际化的策略选择：会计信息质量视角[J].会计研究，2004，（3） [7] 王瑞华。国际会计准则的新趋势——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目前研究的项目及启示[J].财务与会计，2004，（1） [8] 侯明清。国际会计准则改革新动态[J].中国证券期货，20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