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美国学者葛浩文是研究萧红的专家 写过不少 还为她做过传记
苦难的女性悲歌——论萧红小说的女性意识 萧红是一位女性意识很强的作家,她从女性平淡的日常生活着眼,描写了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命过程,写出了北方农村苦难女性的血泪生活,唱出了女性挣扎在生存与毁灭之间的悲歌,揭示了男性对女性的冷漠和迫害。萧红虽然揭示了两性之间的对立,但是她的真正意图并不是要男女互相仇视,而是为了唤起社会对于女性人格尊严的重视,为了建立一个由和谐的两性关系所构成的世界。 在20世纪的中国女作家中,萧红虽然算不上一个大家,但却是最具有性别意识和性别自觉的女作家之一。萧红的女性意识具有清晰的发展脉络,她的小说描绘了一个时代的妇女生活,在二三十年代的女性文学创作中占有独特的地位。那么,何谓女性意识呢?乐黛云教授认为应从三个层次来理解:“第一是社会层面,从社会阶级结构看女性所受的压迫及其反抗压迫的觉醒;第二是自然层面,以女性生理特点研究女性自我,如生理周期、生育、受孕等特殊经验;第三是文化层面,以男性为参照,了解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独特处境。” 萧红的小说体现了浓重的女性意识。她塑造了一系列女性悲剧形象，探讨了女性悲剧形成的原因，并进一步揭示了造成女性悲剧的社会根源。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才华横溢、风格独树的女作家，她写出了作为女性的自然性别给她们带来的种种不幸，在生命价值、意义层面上关怀着女性，从民族文化的深处揭示了封建主义对妇女的精神奴役，探索了造成女性悲剧的社会根源。 一、女性悲剧形象 作为女性作家，萧红始终注视着女性的苦难人生，尤其是北方妇女的苦难和挣扎。她塑造了一系列不幸女性的悲惨形象，并以此形成了她小说的独特的艺术形象体系，使她的作品产生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通观萧红全部作品，主角几乎都是女性，并且主要是她所处的那个时代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寡妇、弃妇、农妇、佣妇、乳娘、童养媳等形象，她们的命运是悲惨的。有的被地主糟踏，如王阿嫂，丈夫死后被地主的大儿子奸污，后来又活活地被地主踢打致死（《王阿嫂的死》）；有的被传统习惯势力折磨致死，如小团圆媳妇，只因她长得活泼、作风大方了一点，那愚昧的婆婆就根据几千年传下来的旧规矩，不分白天黑夜地打她。团圆媳妇被虐待、折磨病了以后，婆婆不是请大夫诊治，而是请巫医跳大神，把团圆媳妇扒光了按在装沸水的缸里驱邪，给她烧替身、看香火，直到把活泼可爱的团圆媳妇作弄死（《呼兰河传》）；有的惨遭资本家杀害，如小岚，她只因休息时间跑出工厂，去关照一下自己的哑巴爷爷，让工头发现，被活活地打死（《哑老人》）……萧红通过对这些妇女生活、命运的描写，揭露与鞭挞了封建社会制度下统治、压迫、残害妇女的罪恶。 二、女性悲剧探询 萧红的小说是她的一种生命形式，她的女性意识也是一种生命的体验。也许正是因为自身不幸的生活经历，恰好成为萧红洞察女性悲剧的起点，她在作品中对女性自身的性格弱点和悲剧命运的反思和体验尤为强烈而深刻。女性的自然性别，给她们带来了种种不幸，甚至是悲剧命运的根源。 在阶级压迫深重，男权专制盛行的中国北方农村，女性不仅连应有的情感需求都得不到满足，即使是为其性别特征所赋予的怀孕、分娩，也遭到了无情的忽视与遗忘。萧红超乎许多女性作家，对女性的生育作了触目惊心的描绘，在生命价值、意义层面上关怀着女性。在《生死场》中，萧红更为深刻而细致地描写了女性这种无意义无价值的生育，女人的生育更和猪、狗等动物的生产毫无二致。“大肚子的女人胀着肚子，身上浇着冷水跪在满是灰尘的土炕上，一动不敢动，仿佛是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丈夫”。生命的诞生成了一种罪行：“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整个村子里，人和动物生产构成互为喧嚣的背景，人的生命活动降低为低等动物的本能活动，而女人比动物更不如的是除了生育之痛，还受到他们的丈夫的折磨，女人在遭受这一刑罚时还遭男人的打骂。他们让妻子怀了孕，却又憎恶妇女生育的痛苦扰乱了他们的耳目。 女性的悲剧不仅仅来自男权的残暴无情，来自女性自身的性别悲剧，更为可怕的是来自女性自身的自我扼杀。传统文化的束缚和男权社会的欺压，使妇女们的命运已经极为可怜了，可是有些女人对比他们更弱小、更可怜的同类，不仅不施以仁慈之心，而是更冷酷地对待她们。当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到城里谋生的金枝遭到强暴与蹂躇后，她那颗破碎的心灵不仅引不起周围那些有着相同遭遇的女人的注意与关切，就连自己朝思暮想的亲生母亲，也只对着那张浸透了金枝羞恨与屈辱的钞票痴迷，而忘却了对女儿的抚慰与怜惜。不仅如此，在物质欲望的诱惑下，母亲还急不可待地鼓励女儿尽早返城。金枝那颗渴望爱抚与慰藉的心，就这样被母亲无情而冷酷地遗忘了。《呼兰河传》对两位年轻女性生命毁灭的叙写，说明萧红已经注意到了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积弊的巨大残害性，注意到了女性存在的阴森的氛围。灾难不仅来自表层，在顽强的传统意识与文化惰性中，结成了一张巨大的网，强行主宰、制约着妇女的言行，甚至扼杀生命。当她以含泪的微笑回忆这寂寞的小城和不乏温馨的童年的时候，分明又向人们提示了当时的呼兰河威胁女性生存的一大祸首，那便是封建意识、习俗和封建礼教。 三、社会深层探索 萧红的女性意识还触及到一个复杂而敏感的社会性命题：在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里，女性形象是空洞的，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女性的爱是无意义的，她们不仅得不到回报，而且最终使自己变成男人欲望的对象或家务劳动的工具，被男性蚕食掉了自己的生命。正如萧红所描述的：塑泥像的人是男人，他把女人塑得很温顺，似乎对女人很尊敬。他把男人塑得很凶猛，似乎男人很不好。其实不对的，世界上的男人，无论多凶猛，眼睛冒火的似乎还未曾见过。就说西洋人吧，虽然与中国人的眼睛不同，但也不过是蓝瓦瓦地有点类似猫头鹰的眼睛而已，居然间冒了火的也没有。眼睛会冒火的民族，目前的世界还未发现。那么塑泥像的人为什么把他塑成那样子呢？那就是让你一见生畏，不但磕头，而且要心服。就是磕完了头站起再看看，也绝不后悔，不会后悔这头是向一个平庸无奇的人白白磕了。至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那么温顺，那就是告诉人，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告诉人快来欺侮她们吧……所以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原由。 萧红发掘出了女性在历史文化中所处的作为审美对象的地位和形成这种地位的原因。在顽固的愚众心理中，形成了一整套对女性的规范，如果有违反者，他们必千方百计来进行束缚甚至绞杀。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都死去了，她们是在那司空见惯的人群的冷漠、麻木、幸灾乐祸中死去的，她们身上浓缩了几千年女性饱受折磨的整部历史。在这里，萧红的笔触有力地伸向了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和为其提供养分的现实土壤，在她笔下展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的悲剧，而是中国社会的一隅呼兰小城人们的悲剧，悲剧的根源，就在于那种病态社会心理和精神状态。历经人间沧桑、尝遍酸甜苦辣人生滋味的作家不由得发出如下的感慨：“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 萧红在近九年的创作实践中，始终以她所特有的女性视角，关注着故乡人们的生存状态，特别是不幸女人们的生存状态。描绘女人们动物似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麻木，描写她们的追求与幻灭，揭示出在背负民族及个人双重苦难下女性命运的悲剧意蕴，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 谈萧红小说的女性意识这一论题，应该从三个层面入手：1、自然层面2、社会层面3、文化层面自然层面 女性的自然性别给她们带来了种种不幸。“生育这本是人类最崇高、最美好的创造性行为，在萧红笔下，却成为女性的一个永难摆脱的劫数和苦难之源。” 在《王阿嫂之死》中对生育过程做了如此触目惊心的描绘：“她的身子是被自己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新的扎动物在挣扎。”生和死的连接是以女性生命的毁灭为代价的。 “自然性别造成的劫难再加上男人的无知、粗暴与冷酷，构成了女性生命的非人境地与悲剧性质。”这种动物般的生存是中国农村妇女的共同写照。 萧红在她的十多部小说中，几乎篇篇涉及死亡问题，而且所涉及死亡描写基本上都发生在女人身上。《王阿嫂的死》中怀着身孕的王阿嫂产后和新生婴儿一起死亡；《生死场》中王婆的自杀和自杀未遂的情形，小金枝被父亲活活摔死，美丽的月英姑娘瘫痪后遭到丈夫的折磨而死，其中最震撼人心的是美丽多情的月英的惨死。“月英是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生就的一双多情的眼睛”，常使人感到“落到绵绒里那样愉快和温暖”，可是在病魔的摧残和丈夫的虐待下，“她像一个患病的猫，孤独而无望”，姣好的身体也只剩下“线条组成的人形，只有头阔大些，头在身子上仿佛是一个灯笼挂在杆头”。这些原本美丽强健的女性，她们美好而富有活力的生命被沉重的生活和无法把握的命运所吞噬，最终走向了死亡。 面对女性生命毁灭的悲剧，萧红的叙述是直白、平淡、客观的，没有进行多余渲染。对王大姐的死是这样描写的：“在这样的一个夜里，冯歪嘴的女人死了。第二天早晨，正遇着乌鸦的时候，就给冯歪嘴的女人送殡了。”对小团媳妇的死未作正面描写：“……还没有到二月，那黑忽忽、笑呵呵的小团媳妇就死了。”）两个埋葬她的人回来，议论“酒菜真不错，鸡蛋汤也热乎”，关于埋葬小团媳妇的经过却只字未提。在这些貌似轻松淡薄的叙述背后，我们感到萧红内心深处的悲悯与不平，感受到由女性无声的死亡所散发出的欲哭无泪的沉重与悲凉。 生与死是人生的两个端点。对萧红笔下的妇女们来说，人生的起点是生育的灾难，人生的终点是死亡的悲凉，中间是日复一日的艰难的求生。萧红没有去虚构曲折奇巧的故事，也没有制造尖锐激烈的冲突，她只是写普通农妇的日常生活片段，人人都必得经历的生老病死等等，然而她凭借用忠实地描写这种生活来震撼人的心灵，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妇女的非人生涯和悲剧命运。社会层面 求生的艰难——《生死场》、《呼兰河传》中描绘了在贫苦生活、阶级压迫以及男性权威围攻下艰难求生的画面，是作者有意识有目的地表现女性群体命运。 人格的践踏——《生死场》中，有不少细节生动描绘了传统男权尤其是夫权对女人的压迫。在男人的眼里，女人只是丈夫的工具和奴隶。《生死场》中甜美温柔的农家女金枝怀着美好的爱情憧憬爱上了成业，但是成业只把她当做泄欲的工具，使她未婚先孕，不得不匆匆嫁了过来。她带着身孕从早忙到晚却常常被丈夫打骂。成业在外边生意亏本，回来就拿妻子当出气筒，甚至不惜摔死才一个月大的婴儿。成业死后，成了寡妇的金枝为了生活来到都市，又遭到男人的强暴，受尽男性欺凌侮辱的金枝悲愤的表白：“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历尽艰苦的金枝为了寻求一块身心栖息的“净土”，决定出家当尼姑，可是尼姑庵在日本军进来之后早已空了，孤独的金枝依然无路可走。萧红在金枝身上表现的则是男人如何诱惑女人以满足他们的欲望，如何把她们当成满足本能需要的工具和伏侍生活的奴隶并冷漠残忍的对待她们。 自然生理、穷困生活、社会压迫、男权权威等固然是造成女子肉体生命被大量虐杀的原因，然而更多的广大妇女却是在心灵上被封建传统道德所毒害所虐杀了。萧红还从无数女性和自身的悲剧中痛切地发现更为深刻的封建文化意识对女性的戕害。文化层面 千百年来，女性卑贱，女人不是人，女人就应温顺、服从、奴颜婢膝……这种种封建道德文化已经深入到民族的精神、思想、心理和言行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主宰力量，迫使女性按照这种道德准则来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12岁的“黑忽忽、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发育良好，活泼健壮，因为个子高大，不知害羞，头一天到婆婆家一顿吃了三碗饭而被“热心”的邻居们说长道短，认为她没有规矩，不象个媳妇，婆婆用严厉的打骂来管教她，这些“热心”的邻居们还踊跃疯狂地参与到摧残小团圆媳妇的行列中去。这些顽固的愚众大都是女性，如赵三奶奶，杨老太太……身为女性她们当初也遭受到类似的痛苦，几十年陈规陋习都这样实施下来，她们把曾经的痛苦抛到九宵云外，已经自觉地把陈规陋习的条款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要求，为虎作伥，和它一道来镇压起姐妹们来。这些麻木愚昧的女人们，她们本性是善良的，是照祖传的老例办事，是为了规矩出一个好人。小团圆媳妇的婆婆不得不打得狠一点，打出毛病，平时舍不得吃喝的她舍得花大把钱给媳妇跳大神、请巫医，人们似乎没有理由指责婆婆的残害与谋杀。在封建思想文化的毒害下，她们都变得如此残忍冷酷，她们不能容忍任何一个无意识或有意识地违背了几千年传统的人活在世上。她们的心已经死了，没有爱憎、没有活力、没有感情、没有人性。 在倡导男女平等长达一个世纪的今天，人们在表面上似乎已经认同了女性作为人的权利，女性虽取得了与男人一样的政治地位、工作权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已经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女性生活的两难处境依然普遍，矛盾更加尖锐——大量存在于文字之中体现男尊女卑的字眼依然在传递着封建文化意识的毒瘤，影响着下一代；大量语言中指向女性的花样繁多的骂人词汇，代代口耳相传，愈发骂得过瘾了；更为可怕的是，女性在长期沦为男权中心社会的奴隶，出现了严重的如小团圆媳妇婆婆类的“异化现象”，她们已内化了男性观念。不管是现实生活还是意识形态，她们甚至还要面对因女性地位提高带来的对男性特权的冲击而形成的新的文化围剿。但我们不能把女性的奋斗归于无望…… 无数的当代女性已身体力行地支撑着女性天空，无数的当代女作家正在充实着女性天空，我们要奋力“浮出”沉沦于地表千年的“水面”，说出我们的生存真相，大胆创造自己的女性文化，涂抹女性天空。
我这里有很多，留一下QQ我可以打包发给你。
萧红的代表作有：小说《呼兰河传》、《马伯乐》、《生死场》、《小城三月》，她的散文也很出色。萧红（1911年6月1日—1942年1月22日），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黑龙江省呼兰县（现哈尔滨市呼兰区）人，原名张乃莹，“萧红”是发表《生死场》时使用的笔名，另有悄吟笔名。幼年丧母，1928年在哈尔滨读中学，接触五四以来的进步思想和中外文学。尤受鲁迅、茅盾和美国作家辛克莱作品的影响。由于对封建家庭和包办婚姻不满，1930年离家出走，几经颠沛。1932年与萧军同居，两人结识不少进步文人，参加过宣传反满抗日活动。 1933年与萧军自费出版第一本作品合集《跋涉》。在鲁迅的帮助和支持下，1935年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开始用笔名萧红)，萤声文坛。 1936年，为摆脱精神上的苦恼东渡日本，在东京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 l940年与端木效蕻良同抵香港，不久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1942年，历尽坎坷之后在香港病故，时年31岁。 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她有着与女词人李清照那样的生活经历，并一直处在极端苦难与坎坷之中，可谓是不幸中的更不幸者。然而她却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在民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和抗争的经历和一次次与命运的搏击。她的作品虽没有直接描述她的经历，却使她在女性觉悟的基础上加上一层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理解。她把“人类的愚昧”和“改造国民的灵魂”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她是在“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的无情解剖中，向着民主精神与个性意识发出深情的呼唤”。萧红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详细的可以参考百度百科，就是这里：
萧红（1911年6月2日─1942年1月22日），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黑龙江省呼兰县人，原名张乃莹，笔名悄吟、玲玲、田娣。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她有着与女词人李清照那样的生活经历，并一直处在极端苦难与坎坷之中，可谓是不幸中的更不幸者。然而她却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在民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和抗争的经历和一次次与命运的搏击。她的作品虽没有直接描述她的经历，却使她在女性觉悟的基础上加上一层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理解。她把“人类的愚昧”和“改造国民的灵魂”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她是在“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的无情解剖中，向着民主精神与个性意识发出深情的呼唤”。萧红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应该说直接影响其命运并引发她开始文学创作的是萧军的出现，并走进了她的生活。
萧红生平简介 着个更详细萧红生平简介1911年6月1日，她生于黑龙江呼兰县内一个地主家庭，取名张乃莹。1920年，生母病故。继母与她感情淡漠，父亲思想保守，专制顽固，只有年迈的祖父能给这缺少爱的孩子一点安慰。1927年，她考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女中读书，喜爱绘画和文学。1930年，父亲令她退学，准备与未婚夫王恩甲完婚。19岁的她既不愿让父亲把自己当礼物去交换富贵，又因劝伯父不要再增加佃户的地租而遭到一顿打，便逃出家庭。父亲宣布开除她的祖籍，后来与流浪街头的她相遇时也是冷眼相对，她亦终生不曾再回过呼兰县的家。1931年，这个无家、无业、无处栖身的姑娘，在窘迫之际遇上王恩甲，先后被弃，孤身困于旅馆。1932年，在即将被旅馆老板贩卖以抵所欠旅食费时，她得到萧军的帮助，脱出困境。秋天，她与萧军结合，开始了共同的生活：他们租不起五角钱一天的铺盖，买不起五分钱一个的“列巴圈”；一个的鞋带断成了四截，另一个就把自己的鞋带分成两段，两个人束着；摄氏零下30度的严寒里，两个人穿着夏天的鞋子，饥肠辘辘地在雪地上奔走谋生……1934年，日伪在“满洲国”加紧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她和萧军因编辑进步刊物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危险，便于6月离开哈尔滨至青岛。10月又因青岛形势险恶奔赴上海，两人同鲁迅接触并接受其影响。1936年，她因萧军的感情背离和自己的身体状况不佳，只身东渡日本。1937年，她返回上海。抗日战争发生，上海成为“孤岛”后，应李公朴之约，于次年初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教书，其后和萧军分手。1940年，她和端木蕻良同去香港办《时代批评》刊物。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攻陷香港。她正患严重肺病，靠朋友的接济住院治疗。炮声隆隆中，端木蕻良弃她而逃。1942年1月13日，她被医生误诊为喉瘤，喉管开刀，病情恶化。18日，确诊为恶性气管扩张，第二次动手术换喉头呼吸管。21日，所住医院被日军占领，改为日本战地医院，病人全部被驱逐。22日，在战争与病痛的折磨中，她与世长辞，年32岁。病重的日子里，她已不能说话，只用笔在纸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寥寥数语，写尽了一生的痛苦与挣扎、漂泊与无奈、奋斗与成就。作为女人，她几乎承受了那个动荡时代的全部屈辱——父亲的绝情绝义、未婚夫的始乱终弃、丈夫的背信弃义、爱人的临阵逃离；全部苦难——仅仅为了活命的生存苦难、维护民族尊严的战争苦难、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种种病痛对身体的折磨……她颠沛流离于哈尔滨、上海、日本、北京、重庆、香港之间，独自以柔弱之躯抵御着饥饿、寒冷、病魔、战火，不然又能怎样呢？她的家早就对她关死了门，她的国正被片片蚕食，她的爱要么被践踏，要么得不到回应，她的一生啊，多的是凄苦、误解和嘲讽，少的是欢乐、安宁与温情。绕树三匝，无枝可依，一只盘旋徘徊在20世纪初荆棘林里的鸟儿！作为作家，她却并未颓然倒下，反而顽强地挺立着，以其柔韧持久的艺术生命力超拔于那个时代。在饥寒交迫的1933年，她以悄吟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弃儿》。自此至1941年不到十年的岁月里，她写下了近百万字的作品。其中，《生死场》是早期创作的一个巅峰。这部中篇小说首次以“萧红”为笔名，由鲁迅校阅、编订并作序，归入“奴隶丛书”之中。鲁迅对她寄与厚望，认为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在序言中说：“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生死场》轰动了文艺界，被誉为中国文学难得的收获，成为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经典文本。萧红是从荆棘丛中杀出了一条血与泪的路，但她并未把创作当成个人情感的宣泄，取材上并未园囿于女性生活，而是着眼于群体——女性群体、民族群体、人类群体，艺术视野恢弘开阔，写作思想处于理性的自觉状态，语言明丽、和谐、沉静，没有幽怨、阴郁、罹怒，关于民族、关于历史、关于人生、关于人性……所有的感慨和无奈都沉在苍凉的底子里，使她迥异于同时代的任何一个女作家。这一点，在她后期的代表作《呼兰河传》中表现得就更为突出和熟练了。《呼兰河传》以闭塞的呼兰城为背景，展示了这里的风土、民俗和居民的生存状态、思想性格。这里，有明亮的天空、美丽的后花园、慈祥可爱的老祖父和自由自在的童年，“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树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也有荒凉、贫穷、冷漠、愚昧和野蛮，人们顺应自然、依附土地、信仰鬼神，不允许有任何个性、差别和改变，扼杀一切不驯与生机是全体居民共同的责任，而做这些又完全没有恶意甚至是出于善意。十二岁的小团圆媳妇，仅仅因为“太大方了”，“不象个小团圆媳妇”，就被烧红的烙铁烙脚心，被吊在大梁上用皮鞭抽，打出毛病后又被视为有鬼怪附身，被当众剥光衣服，放到热水缸里烫三遍又用冷水浇三遍——而这一家人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善良，“为人谨慎，兄友弟恭，父慈子爱”。这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940年，但其深刻、独到、穿透人性的思想内涵，超越了时限和地域，令一代代读者体验到它对心灵的观照价值，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中的第九名。观萧红其人，读萧红作品，令人想到《荆棘鸟》扉页上的那段话：有一个传说，说的是有那么一只鸟儿……从离开巢窝的那一刻起，它就在寻找着荆棘树，直到如愿以偿，才歇息下来。然后，它把自己的身体扎进最长、最尖的棘刺上，在那荒蛮的纸条之间放开了歌喉。在奄奄一息的时刻，它超脱了自身的痛苦，而那歌声竟然使云雀和夜莺都黯然失色。这是一曲无比美好的歌，曲终而命竭。然而，整个世界都在静静地谛听着，上帝也在苍穹中微笑。因为最美好的东西只能用深痛巨创来换取……
美国学者葛浩文是研究萧红的专家 写过不少 还为她做过传记
1、个人资料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中国近现代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幼年丧母。2、人物经历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她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萧军的出现直接影响了其命运并引发她开始文学创作。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1936年，东渡日本，并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1942年1月22日，萧红因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去世于香港。
《生死场》讲述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哈尔滨近郊一个村庄的乡民“生”与“死”的故事。
在第一章节《麦场》至第十章节《十年》里，作者描写了东北农民贫苦无告的日常生活。《麦场》写到赵三感到养牛和种地之不足，必须到城里去发展。他渐渐不注意麦子，每日进城，梦想着另一桩有望的事业。
而这种时候，地主还要加地租，他和李青山等人想发起“镰刀会”进行抵抗，但中途失败，他家的青牛卖了，无法种地，他只得编鸡笼去卖。可这只是暂时的缓解，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贫困。“五月节”到了，由于米价跌落，卖的钱不够还债，成业家连一斤面粉也买不起。在东北严寒的冬季里，孩子们饱受摧残。
生了病无钱医治，任其恶化，等待着死亡的来临。孩子死了，只是随便地用草捆起来，扔到乱坟岗任野狗撕扯。严酷的生存条件使他们连维持最基本的温饱的生理需求都得不到满足，精神世界的荒芜和残缺便成为必然。他们脾气粗暴，行为只受自然本能的支配，好像不经过大脑思考，甚至连作为人的本能的舐犊之情都沦落了。
二里半、王婆、老赵三、月英、金枝，这些男人和女人像牛马一样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乱七八糟地死。小说后七章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日寇铁蹄蹂躏下东北农民悲惨的生活状态以及渐渐苏醒的民族意识和反抗情绪。
《生死场》 艺术特色
《生死场》着重写出了20世纪30年代人们已不太注意的历史惰性。全书没有以人物为中心的情节，甚至也没有面目清晰的人物，这一直被认为是艺术缺陷的构思反倒暗喻了一个非人的隐秘的主人公。它隐藏在芸芸众生的生命现象之下。
在这片人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的乡村土地上，死和生育同样地频繁，显示了生命——群体生命目的的匮乏与群体生育（命）频繁繁衍的对立。”
《生死场》共有十七章节。《生死场》讲述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哈尔滨近郊一个村庄的乡民“生”与“死”的故事。在第一章节《麦场》至第十章节《十年》里，作者描写了东北农民贫苦无告的日常生活。严酷的生存条件使他们连维持最基本的温饱的生理需求都得不到满足，精神世界的荒芜和残缺便成为必然。他们脾气粗暴，行为只受自然本能的支配，好像不经过大脑思考，甚至连作为人的本能的舐犊之情都沦落了。二里半、王婆、老赵三、月英、金枝，这些男人和女人像牛马一样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乱七八糟地死。小说后七章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日寇铁蹄蹂踊下东北农民悲惨的生活状态以及渐渐苏醒的民族意识和反抗情绪。《生死场》是中国作家萧红创作的中篇小说。在《生死场》故事中，作者描述了一些女人在男权世界里卑微而无助的生活和死亡。扩展资料：创作背景萧红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她的出生并没有给那个男尊女卑的封建家庭带来多大的快乐。封建意识、封建文化作用于她身上的注定的是要么顺从地接受，要么在反抗中冷淡地度过。在她的记忆中，她的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生死场》以哈尔滨近郊某农村为背景，描写“九一八事变”前后，当地村民和他们视为珍宝的土地以及牲口的故事。萧红23岁写作《生死场》时，正被父亲软禁于阿城县，惩罚她躲避包办婚姻及与男友外逃。作品主题《生死场》的主题是通过生与死的一系列意象连缀成的。其中生育行为——妊娠、临盆——这些女性经验中独有的事件构成了群体生命现象的基本支架。在《生死场》中，妊娠、临盆这种活动，对于女性来说，是纯粹的苦难，是完全的无奈。这是男性强加于女性的行为。在这一苦难过程中，女性感受不到任何意义、价值。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才华横溢、风格独树的女作家，她写出了作为女性的自然性别给她们带来的种种不幸，在生命价值、意义层面上关怀着女性，从民族文化的深处揭示了封建主义对妇女的精神奴役，探索了造成女性悲剧的社会根源。一、女性悲剧形象作为女性作家，萧红始终注视着女性的苦难人生，尤其是北方妇女的苦难和挣扎。她塑造了一系列不幸女性的悲惨形象，并以此形成了她小说的独特的艺术形象体系，使她的作品产生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通观萧红全部作品，主角几乎都是女性，并且主要是她所处的那个时代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寡妇、弃妇、农妇、佣妇、乳娘、童养媳等形象，她们的命运是悲惨的。有的被地主糟踏，如王阿嫂，丈夫死后被地主的大儿子奸污，后来又活活地被地主踢打致死（《王阿嫂的死》）；有的被传统习惯势力折磨致死，如小团圆媳妇，只因她长得活泼、作风大方了一点，那愚昧的婆婆就根据几千年传下来的旧规矩，不分白天黑夜地打她。团圆媳妇被虐待、折磨病了以后，婆婆不是请大夫诊治，而是请巫医跳大神，把团圆媳妇扒光了按在装沸水的缸里驱邪，给她烧替身、看香火，直到把活泼可爱的团圆媳妇作弄死（《呼兰河传》）；有的惨遭资本家杀害，如小岚，她只因休息时间跑出工厂，去关照一下自己的哑巴爷爷，让工头发现，被活活地打死（《哑老人》）……萧红通过对这些妇女生活、命运的描写，揭露与鞭挞了封建社会制度下统治、压迫、残害妇女的罪恶。二、女性悲剧探询萧红的小说是她的一种生命形式，她的女性意识也是一种生命的体验。也许正是因为自身不幸的生活经历，恰好成为萧红洞察女性悲剧的起点，她在作品中对女性自身的性格弱点和悲剧命运的反思和体验尤为强烈而深刻。女性的自然性别，给她们带来了种种不幸，甚至是悲剧命运的根源。在阶级压迫深重，男权专制盛行的中国北方农村，女性不仅连应有的情感需求都得不到满足，即使是为其性别特征所赋予的怀孕、分娩，也遭到了无情的忽视与遗忘。萧红超乎许多女性作家，对女性的生育作了触目惊心的描绘，在生命价值、意义层面上关怀着女性。在《生死场》中，萧红更为深刻而细致地描写了女性这种无意义无价值的生育，女人的生育更和猪、狗等动物的生产毫无二致。“大肚子的女人胀着肚子，身上浇着冷水跪在满是灰尘的土炕上，一动不敢动，仿佛是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丈夫”。生命的诞生成了一种罪行：“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整个村子里，人和动物生产构成互为喧嚣的背景，人的生命活动降低为低等动物的本能活动，而女人比动物更不如的是除了生育之痛，还受到他们的丈夫的折磨，女人在遭受这一刑罚时还遭男人的打骂。他们让妻子怀了孕，却又憎恶妇女生育的痛苦扰乱了他们的耳目。女性的悲剧不仅仅来自男权的残暴无情，来自女性自身的性别悲剧，更为可怕的是来自女性自身的自我扼杀。传统文化的束缚和男权社会的欺压，使妇女们的命运已经极为可怜了，可是有些女人对比他们更弱小、更可怜的同类，不仅不施以仁慈之心，而是更冷酷地对待她们。当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到城里谋生的金枝遭到强暴与蹂躇后，她那颗破碎的心灵不仅引不起周围那些有着相同遭遇的女人的注意与关切，就连自己朝思暮想的亲生母亲，也只对着那张浸透了金枝羞恨与屈辱的钞票痴迷，而忘却了对女儿的抚慰与怜惜。不仅如此，在物质欲望的诱惑下，母亲还急不可待地鼓励女儿尽早返城。金枝那颗渴望爱抚与慰藉的心，就这样被母亲无情而冷酷地遗忘了。《呼兰河传》对两位年轻女性生命毁灭的叙写，说明萧红已经注意到了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积弊的巨大残害性，注意到了女性存在的阴森的氛围。灾难不仅来自表层，在顽强的传统意识与文化惰性中，结成了一张巨大的网，强行主宰、制约着妇女的言行，甚至扼杀生命。当她以含泪的微笑回忆这寂寞的小城和不乏温馨的童年的时候，分明又向人们提示了当时的呼兰河威胁女性生存的一大祸首，那便是封建意识、习俗和封建礼教。三、社会深层探索萧红的女性意识还触及到一个复杂而敏感的社会性命题：在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里，女性形象是空洞的，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女性的爱是无意义的，她们不仅得不到回报，而且最终使自己变成男人欲望的对象或家务劳动的工具，被男性蚕食掉了自己的生命。正如萧红所描述的：塑泥像的人是男人，他把女人塑得很温顺，似乎对女人很尊敬。他把男人塑得很凶猛，似乎男人很不好。其实不对的，世界上的男人，无论多凶猛，眼睛冒火的似乎还未曾见过。就说西洋人吧，虽然与中国人的眼睛不同，但也不过是蓝瓦瓦地有点类似猫头鹰的眼睛而已，居然间冒了火的也没有。眼睛会冒火的民族，目前的世界还未发现。那么塑泥像的人为什么把他塑成那样子呢？那就是让你一见生畏，不但磕头，而且要心服。就是磕完了头站起再看看，也绝不后悔，不会后悔这头是向一个平庸无奇的人白白磕了。至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那么温顺，那就是告诉人，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告诉人快来欺侮她们吧……所以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原由。萧红发掘出了女性在历史文化中所处的作为审美对象的地位和形成这种地位的原因。在顽固的愚众心理中，形成了一整套对女性的规范，如果有违反者，他们必千方百计来进行束缚甚至绞杀。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都死去了，她们是在那司空见惯的人群的冷漠、麻木、幸灾乐祸中死去的，她们身上浓缩了几千年女性饱受折磨的整部历史。在这里，萧红的笔触有力地伸向了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和为其提供养分的现实土壤，在她笔下展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的悲剧，而是中国社会的一隅呼兰小城人们的悲剧，悲剧的根源，就在于那种病态社会心理和精神状态。历经人间沧桑、尝遍酸甜苦辣人生滋味的作家不由得发出如下的感慨：“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萧红在近九年的创作实践中，始终以她所特有的女性视角，关注着故乡人们的生存状态，特别是不幸女人们的生存状态。描绘女人们动物似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麻木，描写她们的追求与幻灭，揭示出在背负民族及个人双重苦难下女性命运的悲剧意蕴，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
当品读完一部作品后，你有什么总结呢？此时需要认真思考读后感如何写了哦。为了让您不再为写读后感头疼，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生死场》读后感范文（通用6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重读女作家萧红的《生死场》，其中滋味与幼年时读后有很大不同。
尽管我与女作者生活的时代有着巨大的差距，但是萧红那奇特的笔锋描绘展开了一幅落后的，混沌的，残酷的北方农村画面给幼年的我以极大地刺激。那些场景似乎离我很远又似乎很近。那些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人们，麻木中有着深深地困惑，痛苦中有着觉醒。让人看了沉重又有所思考。
萧红笔下一再强调的是农人生命价值的无意义与丧失。“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农家无论是颗菜，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母亲在风暴中呼喊着孩子，为的是从他脚上扒下一双旧棉鞋，因为那是孩子父亲唯一一双出门穿的鞋，而让孩子赤着脚走在雪地里，“乡村的母亲仿佛与孩子是仇敌。”“妈妈们摧残孩子永久疯狂着。”
一切都出自“本能”。
萧红的生死场不仅是天地，生死场中的女性身体表现了一种生与死的大场域。作为女性我最关注的是文中女性的命运，所以年轻的金枝，年老的王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人物。
五姑姐姐的难产，金枝的早产，李二婶的小产。王婆服毒和小金枝被成业摔死，王婆生病。月英，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毫无声息地死掉了。不同年纪的女性共同面对的相同命运。从少女金枝到老妇王婆，漫长的受难图。年轻时的金枝和成业有着青春狂热的爱，但也有着面对生活困惑的愤怒，小金枝被成业惨惨摔死。愚昧之下，人性，时刻是魔鬼；流落到城市的金枝更是无根的浮萍，她无路可走。在贫困的荒芜的乡村，在夫权的重压下，在文化的荒漠中她无路可走。王婆年老困顿，但是她有不屈的灵魂，她是文中最富于反抗精神的代表，她是北方女性中最可贵的人物。
我生活的时代已经与文中时代有了千差万别，但是年幼时的我也曾经看到笼罩在北方农村的落后与愚昧。年幼的我在农村的姥姥家做客时，在大人暗搓搓的闲聊中偷偷听过好多农村女性的悲惨故事。有被雪天打在雪地里罚跪致死的农村小媳妇，有在农村鳏寡孤独的自杀的老人，这些故事成了我最早的女性独立的启蒙。
今天，随着时代的进步，农村的变化很大了，但是女性真正的独立道路仍然很远。女性的独立应该是独立于物化之外的，精神的彻底的自由。这是女性的生死场。
生了死，死了生。难怪萧红以生死场”为之命名。
九一八前的十年，九一八之后的东北农村，忙着生，忙着死——薄薄的一册子存在之思。书本再现了历史，一幕幕晃过眼前，我看到的是人处于极端状况时退化成为原始的野兽，剩下的只是病态的灵魂，再也谈不上高贵。
蒙昧之中生存着——吃喝拉撒、生老病死，一样样去做，完成了也就结束了，没有一句为什么的疑问。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时候，生存尚且来不及，顾着填饱肚子的求生本能完全淹没了情感的追求，人性的光辉也成为一种遥远的奢侈。
活着，不为什么，也许是为了继续存在，也许只是为了抗拒那死的恐惧。在生与死之间，毫无理由的迷惘着挣扎着，没有谁想过要自行了断了那没有意义的余生，苟且活着。
我看不见美丽的爱情，却看见金枝像一只无助的羔羊，她是成业泄欲的生殖工具。在窘迫的生计面前，成业认为妻子和女儿是自己的累赘和负担，竟然在怒气之下把女儿小金枝活生生的摔死了。老王婆服毒自杀后，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作最后的挽救，甚至连丈夫赵三也无动于衷，巴巴的盼着老婆快点死掉好上棺材。
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沉重的文字背后藏匿着的是彻底麻木的生命意识。冷漠，残忍，没有一丝人情的温暖。这就是当时的现状。
想要疯狂的呐喊吗?那些珍贵的东西——譬如爱、温暖，都到哪儿去了!战争、贫穷、落后、愚昧，是凡夫俗子命定的原罪和劫难。什么民主、自由、和谐亦或关爱，那是一些太派不上用场的虚无的东西，死守道德良知的人必定遭到人们的嘲笑，死于清高，死于饥饿、病痛或是战斗之中。
当生存的底线在一步步可怕的倒退，朝不保夕的人们只求自保活命，高尚不顶饭吃，谁还来得及顾着谁?人，一个个的少了，倒是动物血淋淋的本质渐渐暴露了出来——自私、冷漠、先己后人。僧多粥少，不得不展开一场无情的窝里斗。
金枝的母亲曾是那样坚决的劝说女儿洁身自重，可是当女儿真的迫不得已出卖肉体换回票子时，她贪婪的眼睛亮了，连清洁也忘记得一干二净，甚至怂恿着女儿赶快回城，多赚一点钱。毕竟，维持一个不算坏的肮脏躯体总比死了好。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活着不容易，不择手段才算有本事。
十年过去了，老百姓还是那样生老病死，就这样过了十年。”在残无人道的日本鬼子蹂躏了村民的土地后，大家似乎才有点清醒过来。就连满脑子里只有那只老山羊的二里半，也在犹豫和畏缩中走向反抗。要站起来，要团结，要揭竿而起，不做敌人的奴隶!即使是死，也要日本鬼子陪葬，也要死得光荣!
生是死的延续，死是生的祭奠。这生生死死的宿命仿佛一幕亘古不变的场景，屹立在人们的面前，高远而不可动摇。在没有理清生存与毁灭的意义之前，所有的挣扎都像是一个巨大而廉价的玩笑。
战争摧毁文明、孕育罪恶、玩弄生死，贫穷则催化人性的扭曲和沉沦，凸显人类野蛮的本性和动物的欲望。然而在与战争和贫穷的斗争中，人类用生命的屈辱和毁灭提出严正的抗议，却没有一个胜利者。因为这是一个永恒的生存困境和永在的苦难。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在乡村，永远也感受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他们。”如果你问他们，人生是为了什么，他们会不加思索的说，活着是为了穿衣吃饭。再问，人死了呢?他们会说，人死了就完了。
这由生死交织而成的网，将所有生命的悲欢苦乐吸收、消泯，网罗其中的生命挣扎或反抗，但最终一切都化为虚无，化为死寂。
萧红带着放大镜，把对生死轮回的思考放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和特殊的地点，去审视那时候贫农的生存状况，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再次探讨了活着或是离去这一永恒不变的人生命题。
现在的安逸，让我们早已忘却了挣扎。
这是个时代的洪流。我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平凡普通，但是生活是温馨美好的。父母的陪伴和老师的教育，生活和学校是相连的，每一个孩子都是这样成长的。现在是和平时代，国家重视科技和教育，没有战争，没有动乱，我们就这样活着，渺小平凡。
有阳光的地方，就会有阴影，这是无法避免的。许多富者，挥霍着金钱，不知世上还有许多人需要帮助，找不到让生命更有意义的方式。太多的父母溺爱孩子，对孩子的关爱和保护就是漂亮昂贵的衣服和大量的零花钱，早已为孩子铺好了人生之路，然而这样环境下长大的人，却……这不知是幸福还是更深切的悲哀。
其实，我很想活在上个世纪，那个动荡的社会中。相对于教室里的学习，从5岁到25岁安逸本分的学习，书中那不幸的时代，似乎更能爆发出一个人的民族之气。那时的人无疑是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那些受地主压迫的贫苦农民，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苦干活，还要忍受饥渴和疾病的煎熬，在那种条件下，他们挣扎德活着。我无法想象那样的环境中，想要活下来，是要忍受怎样的艰难与心酸，一颗怎样的心才能承受，要有怎样的顽强性格才能适应，那时的他们与现在的我们是怎么也联系不到一块的。想到自己总是因一点不顺心就乱发脾气，遇到点苦，就受不了要流泪，依赖着父母，不知生活的不易，我感到很惭愧。隔了不过百年，世界彻底变了样，那人呢?我们血脉传承中，不知骨子里还有几分先辈的血性。
那时的中国也是在水深火热中，科技武器才是那时的王道，而中国无疑成了弱者。连个小小的日本都想吞下中国。当然，有压迫就有反抗，不当王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这样的豪情热血，无数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用自己生命保卫着国家的尊严。不是在沉默中死去，就是在沉默中爆发。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都一个个站了起来，扛起了保家卫国的重责，那些在茫茫黑夜中的苦难的人，组织着一切，是如此悲壮又义无反顾。甚至连那个胆小怕事的二里半最终也受不了日本人的暴虐，他也要反抗，而加入了义勇军。
那样的先辈是值得我们敬重的，记住他们吧。他们在生与死之中挣扎，上演着悲壮的人生。在那时，死并不难，而要在压迫中亡国后还能勇敢的反抗并要活下去，那是何其艰难不易，他们有着那样顽强的生命力，我想更重要的，一定是那坚强的心和那火热的血!
在那时，女子的地位是低下的，那时的女人并没有像现在一样独立自主平等的地位，她们受社会的约束，注定一生要靠丈夫。那个金枝，有着自己的梦想和幸福，可她嫁了个粗暴的男人，于是注定了一生的悲惨。那样可怜的女人在那时太多了，没有幸福，没有阳光，要忍受生活和心灵的双重折磨与煎熬。那时，梦想与生活完完全全是两回事，女子的梦想即使是简单的，也犹如夏日的泡沫，如此短暂且易碎，而且是碎得彻底。如果她能活在现在，那么人生绝不相同。只要努力追求，幸福和梦想就掌握在自己手中。可那是命啊，她活在那个时代，我们只能是无奈的旁观者。不同的时代，能造就不同的人生，我们该庆幸的，该感激的。
然而，活在当下的我们，在感慨之余，依旧不该忘记历史，不能忘却苦难，更不能忘记那生与死之间的挣扎!
首先说萧红这个作家，原来只是听说过她的名字，后来看看电影黄金时代，对她的经历过了一遍，也算是了解了，也喜欢了。前半部，它对人性，人的生存这一古老的问题进行了透彻而深邃的诠释。这种对人生的生存期望的思索，超出了同时代的绝大部分作家。不过，它在艺术表现上存在着不足之处，有人称之为文本的断裂。换言之，小说的后半部，由生死存亡转到革命前途问题。鲁迅称它是“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一副“力透纸背”的图画。
这是萧红的成名作，或许就是在写着她的命运，父亲出了名的抠门，从小跟着祖父，祖父有美丽的花园。就像书的结尾写着，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起了，小主人逃荒去了。那花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的，但都透露着生存与死亡的挣扎。好像就是叙述，那些故事真实的让读者就感觉它的确发生过。荒凉的年代，吃饭都成了问题的时候，人们还是有情的，只是情之前是吃饱，生存，然后是情。一本书看下来，给人一种淡淡的压抑感，看到结尾，好像又解脱了，这种解脱，是死亡的解脱。
《生死场》是一部浸透着“悲凉”的小说，这种悲凉来自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现实的灾难性和艰巨性，更来自于人们对现实的沉重的心里反应。在黄土地里，贫苦无靠的农民身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是背向蓝天，脸朝黄土，辛勤操劳，累弯了腰，累跛了腿，还是得不到温饱，受着饥饿和疾病的煎熬，在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中，连生下来的孩子也是畸形的。“九一八”事变后，宣称“王道”的日本军队的铁蹄，踏进了这个小小的村庄。受着地主阶级残酷压榨的广大农民身上，又直接地压上了一座帝国主义的大山。亲人被枪杀了，他们的邻人被掳走了，连鸡都抢得不剩一只了，村中的寡妇多起来了。就是这些受苦受难的农民，他们白天看着宣称“王道”的破旗，夜里秘密地组织起来。多灾多难的王婆倔强地站起来了，她在窗外给秘密团体站岗放哨。赵三成了义勇军的秘密宣传员，白天黑夜地走门串户。东村的一个寡妇把孩子送回娘家投奔义勇军去了。就连那个胆小怕事、一辈子守着一只心爱的山羊过日子的跛足二里半，也告别了老山羊，跟着头领参加了义勇军。人民宣誓的日子，用悲怆的气氛，烘托出人民要求抗战到底的'决心。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萧红在心灵的一隅，用生命贴近现实，以先觉者的悲凉笔触抒写人生苦难命运，展示人生的荒凉感。
又说小说中人物的塑造，它不是大部分小说那样，好人坏人分明，这里面都是复杂的人，真实的人，人性就是这样。没有绝对。她有事做着好事，有事做些谁也不理解的事。你以为她要死了，她偏偏挣扎着，最后活了过来。你以为她最终会好好活着，却无比凄惨的死去。你以为你可以预知他们的命运?没有经历过的，不会知道他们路途的远方。所有著名的小说，作家，都是来自生活，有着丰富的经历。平淡的人生不生波澜，无节无枝，实在没东西可写，所以乱世总是出作家的。
生死场我花了三天的时间看完了，所以故事在玩我心中是连贯的，也有些看不懂的地方，这或许是时代不同，有些话语不能理解。
它用了散文化的结构章法，书中写了季节的更换，年代的轮回，但时间的自然流转却没有提供为情节发展所需的因果关系，因而，那里的生活只是一个个各自相对独立的场景之间的空间组合。第一章“麦场”主要写二里半找羊，第二章“菜圃”写金枝与成业的恋爱，第三章“荒山”写月英的死和“镰刀会”。整个小说没有组织完整的故事情节，它采用的是一种散点空间单元，并通过时间转换的节奏把其连缀了起来。这种看似无组织的组织，无结构的结构，正是中国散文美学形散而神聚的精髓之所在。
萧红是个经历丰富的作家，《生死场》是一部发人深省的小说。
很小的时候，就常常听语文老师说萧红。大概是从那个时候起，就不由得在心里对萧红产生了敬佩之意。读完她的作品，深深的感受到了感触。很喜欢她的《生死场》。这是她的成名作。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强烈的反响。
《生死场》是她的第一部以萧红之名写的作品，原名《麦场》，后来胡风将它改名为《生死场》。
喜欢《生死场》，是因为它以沦陷前后的东北农村为背景，真实地反映旧社会农民的悲惨遭遇，以血淋淋的现实无情地揭露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同时也表现了东北农民的觉醒与抗争，赞扬他们誓死不当亡国奴、坚决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萧红的笔触式如此的细腻，鲁迅先生也曾这样评价过：“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此外，胡风曾这样评价过：我们才能够真切地看见了被抢去的土地上的被讨伐的人民，用了心的激动更紧地和他们拥合。萧红的这部作品对当时的作用是很独特的。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萧红将悲剧的触角滞重地深入到女性世界。《生死场》的女主人公王婆，是一个饱受磨难的老妇人，她的第一个丈夫虐待她，后来干脆抛弃了她和孩子，独自跑进关内去了。她为了生存，不得不嫁给第二个丈夫，这个丈夫却病死了。她又不得不嫁给第三个丈夫老赵三。在她老年的时候，儿子因为反抗官府，被反动政权枪毙了，她觉得生活无望，愤而自杀，可是在将要埋葬的时候，又活转过来了。另一个贫农家的少女金枝，她只有十七岁，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梦想着青春和幸福。但生活给她带来的是什么呢?情人很是粗暴，她还没有过门就怀了孕，受到母亲和同村妇女们冷言冷语的嘲讽。嫁过去之后，丈夫嫌她和刚出生的女儿拖累自己，竟把不满一个月的小金枝活活摔死了。还有一个贫农家的少妇月英，本来是村里最美丽、性情最温和的妇女，因为患了瘫病，成了丈夫的累赘，不给她饭吃，不给她水喝，后来死了。作者通过对她笔下三个人物的命运的描写，展现了北方贫苦妇女的悲惨的遭遇。萧红思考关注着女性的生命形式及生存状态。她将自己作为女性的痛苦的灵魂，融进她笔下苦难女性的身上，将她特有的“人生荒凉感”与女性的孤寂与悲剧融为一体，从而使她笔下的“萧红式”女性充满着悲剧美，这些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生存的悲剧，也是现实的社会的悲剧，更是历史的文化的悲剧。萧红对男权社会的强烈抨击和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同情，包含着她鲜明的女性意识，即女性应该获得人格的平等与人性的尊严。在继承五四传统的道路上，萧红以自己创作呼唤着妇女解放与女性自觉。
每个时代都会出现那么一些文人骚客来反映社会现实，推动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萧红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把《生死场》视为民国时代最好的小说。虽然不精致，甚至粗糙，但是那种带着天才的强光显著到了某种夺目的地步，足以支撑起它如此高阶的位置。时至今日，我们还是不难想象，在1935年11月14日那个清冷的夜里，在上海大陆新村9号的洋房中，读者鲁迅何以会如此震惊。
小说家写史，可以如此惊心动魄；而文字知己，有时竟然也是刻骨铭心的。
《生死场》所记录的，是中国文学一直被期待但总还没有的光景。这是一个天才的天才绝望。
在萧红的《生死场》之前，还从未有一个中国作家，将人类捏造的如此凌乱不堪，如此哀鸿遍野，又如此深情悲悯。“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在《生死场》中，每一个读者都一定看到了，汉字可以如此纯粹，干净，冷冽，平坦，分明，深澈，磊落，异常神奇地承载着理应无法承载的一个宏大完整的既是虚拟的世界，又是真实的空间。
在《生死场》中，我们也看到了，当人挤压在黑暗的生存隧道中时的种种渴求和卑劣，还有植入骨髓的现实仇恨，还从未如此质地真实过，那么平静，那么自然，这是中国小说最开始也是最后的铺排。
萧红有着现代中国作家最残酷的冷血：全村最美丽的女人月英一过门就患了瘫病从此不人不鬼；金枝还是大肚子只是恍惚中错摘了没长熟的柿子，她的母亲不由分说就是扑上去一通厮打；土地上的农民们像狗一样日以继夜地干活，却一顿饱饭都是天大的奢想，受着饥饿和疾病的煎熬；大量女人的生育、死亡以及病痛之类的描写，遍布文字间，撕心裂肺.......在这片土地上，人类的生活状况猪狗不如，精神的麻木也是猪狗不如。
萧红的《生死场》又有着最浩瀚的悲悯：由兽事比人事，由家事见城事，由城事证国史，所见所感，泣涕交零、感国悲时、忧世伤生俱在其中，不乏悲怆与期望。这就是所谓“斯民同浩劫，此意敢言伤”了。
萧红的文字美学，把一个时代的细节放大至清晰如电影的画面，让每一个旁观读者惊心动魄。
《生死场》是用国民记忆研究的方式，去描绘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内心与记忆。
如何呈现整个国民的面貌？最平常的方式，当然是讲述他的渊源、历史、传统、日常，和人们的生活的关联，等等。
《生死场》偏向险中求。这本书有许多的“国民性”理论掺杂其间，更像是某个宏大主题的骨肉还原，但却并不突兀，不会很严肃，因为它原是一本不像小说的小说，在看似真实刻酷的道来中，潜藏虚构与梦幻。
这是过去之书，也是未来之书。想象的中国，幻想的人类，虚构的历史，同时又交错着和现实紧紧相连的部分。虚构的东北大地上的生与死，其实是所有中国土地的本质；而生死挣扎的人们，则成为一部自我扩充、修改、掩饰和推翻的“吾国吾民”集体合照。
由《生死场》观之，所有往昔都是一种虚构；唯经人的文字想象，才被重新认定为真实。
每次重读《生死场》，还都会把自己经由书籍寄存的历史记忆牵出来，留下的记忆空间真是至真至诚。
每次重读《生死场》，都特别感谢萧红。她一点也不比里面的人物轻松，愿这个曾经绝望的灵魂，已经平静下来。
傍晚，我准备去探望她的故居。
1、鸳鸯蝴蝶派再认识2、张恨水社会言情小说论略3、论《春明外史》的“野史”特点4、论《金粉世家》中冷清秋形象5、论《啼笑因缘》中樊家树形象6、《啼笑因缘》与《秋海棠》比较研究7、论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8、还珠楼主武侠小说论9、王度庐“鹤一铁”系列武侠小说10、金庸武侠小说简评11、回顾与瞻望：新派武侠小说的过去与未来12、试析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系列13、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14、鲁迅小说中的忏悔意识15、鲁迅小说中的女性世界16、《伤逝》再解读17、《孔乙己》的叙事艺术18、鲁迅小说 中的童年叙事19、鲁迅小说的诗化特征20、鲁迅与老舍国民性批判比较21、老舍小说的京味特征22、老舍小说的语言艺术23、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24、沈从文小说的抒情化倾向25、论沈从文创作中的人性内涵26、萧红小说创作的抒情色彩27、萧红《呼兰河传》的诗化特征28、郁达夫小说艺术论29、废名小说的审美特征30、废名小说艺术论31、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32、张爱玲小说中电影表现手法运用33、郁达夫小说中的孤独者形象34、审美化的人生——张爱玲散文论35、冯至诗歌中的现代意识36、论艾青诗歌中的忧郁37、《围城》新论38、孤独与梦想——重读《边城》39、郭沫若诗中的抒情主人公40、《女神》浪漫主义风格论41、胡适与中国现代新诗42、周作人散文艺术论43、朱自清散文艺术浅析44、冰心“小诗”简论45、徐志摩散文艺术论46、徐志摩诗歌中的意境47、戴望舒与中国现代诗派48、卞之琳诗歌“非个人化”倾向论49、穆旦诗歌中的“自我”50、曹禺戏剧的诗意特征51、茅盾小说中的“现代女性”52、《腐蚀》的心理分析艺术53、巴金《寒夜》新论54、郭小川诗歌论55、贺敬之诗歌论56、李瑛诗歌论57、论闻捷的爱情诗58、论李季的诗歌59、公刘诗歌论60、艾青新时期诗歌论61、论艾青国际题材的诗歌62、论艾青的创作道路63、论舒婷的诗歌64、顾城诗歌论65、论“朦胧诗”的产生66、论“朦胧诗”的艺术特征67、“第三代”诗人论68、论“朦胧诗”与“第三代”区别69、论赵树理的《三里湾》70、论赵树理建国后的小说创作71、信纸柳青的小说创作72、论柳青的《创业史》73、《创业史》艺术论74、论建国后战争题材的小说75、茹志鹃的小说创作论76、论吴强的《红日》77、论《保卫延安》的思想与艺术78、论王蒙的小说79、论王蒙的《活动变人形》80、蒋子龙小说创作论81、高晓声小说创作论82、张洁小说创作论83、论新时期军事题材的小说84、贾平凹小说论85、张炜小说论86、论莫言的《红高梁》系列小说87、论杨朔的散文艺术88、论刘白羽的散文艺术89、论秦牧的散文艺术90、论新时期的文化散文
二十世纪小说的变迁
[Thesis topic : Xiao Hong's consciousness novels drifter the motive [Abstract] : Xiao Hong from the personal experiences can be found, Wandering is a life Xiao Hong smart topic. Xiao Hong's life is family, love, exile community life, as well as her sense of wandering life inextricably circumstances. This has generated a sense of infiltration adrift in her many works, she has become works of life awareness of the unique perspective Xiao Hong achievements thus the novel Different style, in her decision to the selec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figures, unexpected settings and the description of the methods used, and other aspects unique. This femal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nd even the entire history of modern literature, constitutes a scene interesting scenery, unique cultural connotation. Key words : Xiao Hong drifter awareness of childhood sense of national crisis female
............（二）《呼兰河传》 继《生死场》之后，1938年萧红在重庆开笔创作她的自传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由于颠沛流离，直到1940年底才在她寓居的香港最后完稿成书。这个时刻，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这使远离家乡的萧红更加怀念自己的故乡和童年，于是，她以自己的家乡与童年生活为原型，创作了这部小说。它在艺术形式上是一部比较独特的：它虽然写了人物，但没有主角；虽也叙述故事，却没有主轴；全书七章虽可各自独立却又俨然是一整体。作家以她娴熟的回忆技巧、抒情诗的散文风格、浑重而又轻盈的文笔，造就了她 “回忆式”的巅峰之作。茅盾曾这样评价它的艺术成就：“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而在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1．欢乐童年——寂寞心灵的慰藉 萧红的一生是被家庭、爱情和社会所放逐的一生，在她的内心深处，始终深藏着难以排解的无家的悲凉感。可以说，寂寞情绪和无家情结困扰了萧红，同时也造就了萧红，成就了她的许多艺术佳构。她把自己的孤独与忧伤、寂寞与怅惘，通过审美沉思转化为作品的情感基调和美丽的诗魂。 写作《呼兰河传》的萧红经历了内心与外在的种种变故与波折，身边没有了写作《八月的乡村》的“保护人”似的萧军，心目中的故乡也从要逃离的陷阱变成灵魂的寄寓之地。成熟的萧红换了一副眼光看待故乡。故乡，尽管她蒙昧，蒙昧得令人痛心，可是她又是包容的，爱与恨，善与恶，美与丑，都在其中。就像后花园中的小黄瓜、大倭瓜，就像那些蝴蝶、蚂蚱、蜻蜓，就像黄昏时候的红霞，他们不辨生死，既短暂，又久远。萧红用散文的笔调来书写故乡。她找到了一种最能表达自己与故乡的血肉联系的笔调。在这种书写中，萧红重新确认了自己与故乡、与呼兰河的关系。他们不再是对立性的，而是对话式的。在这样的写作中，萧红获得了心灵的慰藉。尤其在对祖父的回忆性的描写中，充满了对童年烂漫时光的回味。《呼兰河传》第三章写祖父与“我”。“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身体很健康”，祖父教“我”念诗，给“我”烧小猪、烧鸭子吃。而“我”在祖父的庇护下，无忧无虑，活泼任性。“我”只是玩，“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和祖父开玩笑，“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笑。” 孤独而寂寞的童年，对于渴望爱与温馨的萧红而言无疑是不幸的，然而对于作家的萧红却是一份难得的精神财富，一泓汩汩不息的生命泉源。在她寄居南国异乡的生命后期，在对男性及男权社会的彻底失望之后，她开始在现实的废墟上重构自己的精神家园。记忆中的故乡成了这个精神家园的投射和外化。借助对故乡和童年的诗性回忆，来化解内心的忧郁和寂寞。现实社会未能给萧红提供飞翔的天空，她以自己的艺术才情在文学殿堂里寻觅到一片高远的蓝天，于文学和想象的精神世界中构筑起生命的伊甸。 网上一个帖子对萧红的寂寞这样写道：萧红本身就是寂寞的，她的生，她的情感，她的生活，甚至她的死。萧红出生在黑龙江，十年漂泊，呼兰河是她的起点，香港是她的终点。去逝时，身边竟没有一个亲人，真是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将孤独地离去。在弥留之际，她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从图书馆里淘到一本页面已经泛黄的《呼兰河传》，那气味仿佛是在证明她的寂寞决不矫情。打开书，寂寞的心灵盛开；合上，心灵的寂寞盛开。 2．悲悯意识——作家主体精神的投射 由于自身的生活经历和出自悲天悯人的天性，萧红在创作伊始就关注着普通人的命运遭际。而“五四”启蒙思想中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影响使她在抒写人类苦难命运时，更多地是关注人的生存形态和生命价值，以更深入的笔触挖掘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揭示病态人生和病态心理的形成原因。萧红紧紧抓住生与死——人的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这两个重要环节进行了突出的展现和深刻的剖析，从而表现了她独特而深沉的人生悲剧感。 《呼兰河传》将生死的意义逐出人的视野，在人们对生死的更为漠然中写出了“几乎无事的悲剧”。此时的萧红对生命的感觉似乎已超出单纯的生死界限，而更深远地思索着空虚与悲凉。与《生死场》相比，在《呼兰河传》中，尽管环境对人仍然构成压抑，但已不表现为“生死场”般赤裸裸的惨酷，小城与人似乎形成一种平和松驰的关系：“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了，风霜雨雪地，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就拉着离开了人间的世界了。至于那没有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呼兰河人麻木混沌地生存（而非生活）着，感受不到生命的珍贵与死的悲哀，一切都是“自然的结果”，都是被动的生生死死。 在萧红看来，最可痛心的最足以惊心动魄的是“蒙昧”，是生命价值的低廉，是生命的浪费。染缸房里，一个学徒把另一个按进染缸里淹死了，这死人的事“不声不响地”就成了古事，不但染缸房仍然在原址，“甚至连那淹死人的大缸也许至今还在那儿使用着。从那染缸房发卖出来的布匹，仍旧是远近的乡镇都流通着。蓝色的布匹男人们做起棉袄棉裤，冬天穿它来抵御严寒。红色的布匹，则做成大红袍子，给十八九岁的姑娘穿上，让她去做新娘子。”至于造纸房里边饿死了一个私生子，则“因为他是一个私生的孩子，算不了什么。也就不说他了。” 萧红用异乎寻常的态度、语调叙述死亡，——轻淡甚至略带调侃的语调。有时甚至不止轻淡，她还有意以生命的喧闹作为映衬。《呼兰河传》第五章写了小团圆媳妇，写她如何从一个“笑呵呵”的小姑娘到一个“黄瘦”的病人，直到被折磨而死。一个仅仅十二岁的小姑娘，曾经“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的辫子”，曾经“看见我，也还偷着笑”，因为她的生命力、因为她“不怕羞”，被婆婆打出了毛病，接着被庸医、“云游真人”、跳大神的等不断折磨、摧残，终于死去了。 而尤其可痛心的是，“不惟所谓幸福者终生胡闹，便是不幸者们，也在别一方面各糟蹋他们自己的生涯”（鲁迅）。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和改造民族生活方式的热望，构成了萧红小说有关生死的描写的主要心理背景。 韦勒克·沃伦指出：“背景又可以是庞大的决定力量，环境被视为某种物质的或社会的原因，个人对它是很少有控制力量的”。《呼兰河传》深层的悲剧意蕴即在于揭示了这种强大愚蛮的背景环境——集体无意识同化／异化、扼杀人性。呼兰河人认同环境，实际上是认同它包蕴的所有的历史惰性、传统习惯和价值观念，所以比起《生死场》中的愚夫愚妇来，他们的灵魂被更深地烙上了历史文化的印痕。面对沉积着层层淤泥的给自己带来灾难的大泥坑，人们宁可想方设法地绕道而行，或者幸灾乐祸地在围观“抬车抬马，淹鸡淹鸭”中获得“乐趣”；小团圆媳妇只因“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两个眼睛骨碌碌地转”，就被好心的人们放到开水里活活烫死；那个本来口碑很好的王大姐，仅仅因为自己选择嫁给穷苦的磨倌，便一变而为“坏女人”，最终在不绝的奚落中死去……传统文化的受害者用套住自己的枷锁又去劈杀别人，在自己流血的同时手上又沾着别人的血污，而这种残忍的行为却是以极其真诚的善良态度进行的。这里的一切杀戮都是平静而安然地发生的，发生了就好像没发生一样，这是怎样一个病态的民族灵魂木然的悲寂世界!经受过人文主义启蒙思想洗涤的萧红，回顾遥远的故土仍旧生活在古老精神世界里的乡民，对其满目疮痍的生命状态，于无尽的悲悯中透露出沉重的批判。 综上所述，萧红是一个有着深广的悲剧意识的作家，她那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涯以及不寻常的情感经历使她在创作中具有了“直面真正的人生”的勇气，以一种开阔的悲悯胸怀始终关注思考着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义，呼唤着人性尊严、人生温暖和理想的生命形态。正是在这一点上，萧红的小说达到了深刻的人性深度，其悲剧意蕴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而获得了久远的魅力。 3．诗意美质——富于独创性的边缘体小说的内核 一切真正有作为的作家，无不以采用与自己的个性和生命体验相契合的“言语方式”，建构自己的文体风格为己任。萧红是个有着自觉文体意识的作家，她曾经说过：“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有各式各样的作家，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萧红是凭着天赋和敏锐的艺术感觉进行创作的，她以独特的艺术感受力和表达才能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这种文体突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以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散文化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别具一格的“萧红体”文体风格，从而构筑了一个独具韵味的艺术世界。 这种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主要表现在： （1）超常规的文体语言。萧红擅长于以一种极自然的陌生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一切。她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使小说语言呈现出新鲜自然、稚拙浑朴的美学情趣，形成了独特的“萧红味”。 文字，是文学作品诉诸读者的审美情感和认知活动的最原初的物质形态。它直接体现着作家的情感心理和作品的艺术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具有不同艺术风格的女作家都呈现出不同的语言特色。如冰心的清莹圆润、蕴藉空灵，丁玲的细腻直白、激切酣畅，庐隐的凄丽悱恻、感伤沉郁……，均各呈异彩，各有千秋。而萧红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别具一格，表现为超常规的句法形式及由此而来的新鲜自然、稚拙浑朴的美学意趣，形成了独特的“萧红味”。 在萧红的文学语言中，直率和自然这两种特性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且看《呼兰河传》第三章第一节中一段写景文字：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象鸟上天了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这段文字完全以儿童的眼光来描写自然景物，借用了儿童语言的简短朴素的形式特点，率意而言，显得真诚坦率。这种语言没有着意雕琢的痕迹，它宛如白云出岫，风行水上，一派自然。 萧红的小说语言的新鲜、生疏不但表现为直率、自然，而且那种超常规的文句蕴含着一种稚拙浑朴的美，一种独特而醇厚的情调。赵园《小说十家》中说萧红的文字是“用最简单以至稚拙的方式组织起来、因而显得不规范”。你有时觉得，她所使用的那种语言是经不起转述的：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这里，单调而重复使用的句型，复沓回荡的叙述方式，透出儿童的稚拙和朴实，娓娓道来，节奏徐缓，却又内蕴深藏，浑朴醇厚。作家絮絮叨叨地叙述祖父年龄与自己年龄的变化，流露出对祖父的熟稔、热爱。年龄的排列之间，省略了许多具体内容，表现出祖父一生的平常。“主人不见了”，“死了”，“逃荒去了”，稚拙平淡的语言和口气中蓄积着深厚的沧桑感、失落感。“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同义反复中流淌着对故园的脉脉深情。透过那些有意的复沓，作家正以弦外之音告诉我们人世间生生死死的“单调重复”以及难以言状的人生悲凉。萧红的这种语言表达方式形成了独特而鲜明的个人风格，它同一字千钧、惜墨如金的精粹风格，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境界，但却同样具有审美价值和意义，因为，“在萧红这里，语言经由‘组织’不只产生了‘意义’，而且产生了超乎‘意义’之上的东西。”它拙而有味，情致在焉。 总之，萧红的小说语言清纯童稚，拙朴天成，纯而多韵，拙而能巧；于浑朴中带有隽逸的色彩，在清纯中内蕴醇厚的意韵，从而成为“萧红体”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 （2）自传式叙事方法。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自传性的怀旧笔调。萧红最成功、最富艺术魅力的作品，大多是那些融进她个人生命体验和生活经历的自传体小说，如《后花园》、《家族以外的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它们均无一例外地运用了自传性的怀旧笔调，通过回忆的方式，“以我观物”叙事记人，写景状物。萧红之所以如此执着地运用自传性的怀旧笔调，缘于其一种自觉的创作观。一般说来，与现实贴得太近，常常不容易把握住生活的本质与内涵；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造成适当的审美心理距离以后，才有可能看清它的全部价值。因此，萧红非常重视“思索的时间”，她曾以雷马克的创作为例强调了这种时间距离的重要性。正是这种心理距离，使她有充分观照和反思的时间，从而为她深入地揭示生活以至人生的真实底蕴创造了条件，她的自传性怀旧作品因此获得了巨大成功。由于萧红在时空上已远离故事中的题材、人物和环境，过去的一切已经经过时间的过滤与沉淀，这就使她能够抽身事外，而以一种审美静观的态度去回忆，用怀旧的笔调将自己的原始情绪升华为一种审美情绪，并进而与题材溶为一体。《呼兰河传》回忆的是故乡呼兰河的平庸的生活，刻画的是动物般生存着的人们，但这里“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 其次，是第一人称限制叙述。 从总体上看，萧红小说的叙事角度是多样的，有全知叙事角度（《生死场》、《马伯乐》等），也有旁知叙事角度（《王阿嫂的死》等）。然而，她的大部分小说名篇（如《家族以外的人》、《手》、《牛车上》、《呼兰河传》、《后花园》、《小城三月》等）则重点运用了第一人称“我”的限制叙述角度。萧红小说中的“我”，实际上都有作家自己在不同时期的影子，作品中的“我”决非是强加的旁观者和局外人，而是作为小说中的一个角色，作为生活的见证人而存在。无论用怎样的人称，那都是萧红的讲述，一派萧红的口吻，因而本质上都是第一人称的。视角的单一则由叙事人的性情的生动显现作为补偿。《呼兰河传》第一章没有我出现，你的意识里有我在，等到第二章我出现，你也不觉得很突兀。正是第一人称叙述角度的运用，给萧红小说带来了强烈的情感效果；而且这种角度所特有的叙事功能，也使她的作品增加了内容含量。在这些作品中，小说的叙述省却了许多描述情节过程的铺叙文字，出现一些大幅度的跳跃，从而在限定的篇幅中增加了意蕴厚度。此外，第一人称叙述角度还给萧红作品带来了真实感和亲切感，与全知叙事相比第一人称限制叙事蕴含着一种富于现代意味的平等意识。在这些作品中，叙述者不再君临一切，而是与读者处于一种平等的对话地位，从而消解了（至少是缓和了）真实与想象之间的紧张状态，消除了读者对叙述者的信任危机。读者在叙述者真诚亲切的娓娓而谈中易于产生一种艺术的共鸣和认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从而在无形中也得到了加强。 在萧红对于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的运用中，儿童视角作为一个显著的特征，给她的小说带来特殊的审美效果。在这类作品中，作者是从一个未谙世事的女孩“我”所特有的心理视角来作出情感评价的，所以常常故意举重若轻，大事小言甚至言不及意。这样，由这种心理视角所作出的情感评价，与作品的客观倾向之间就形成了一定的暌离，于是出现了艺术的反讽。如小团圆媳妇之死，作者成功地运用了第一人称“我”——一个单纯幼稚的小姑娘眼睛，为读者摄下了一幅悲惨的人间画面。在这里，作者是让叙述者用儿童好奇的目光来观看这一切的，而一个儿童显然是不会完全洞察这一悲剧的意蕴的。对叙述者“我”这个童稚来说，这只是不过是一个 “有趣”的故事，于是叙述者越是平静，读者越会激动；叙述者越是超然好奇，读者就越会悲哀，愤恨而不能自已。可见，情感评价上的儿童视角既增加了作品的心理情感的容量，也增加了作品内部的张力。 （3）散文化的文体结构。 与萧红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一样，她在小说文体结构上的追求，也独具特色，呈现出一种“非情节化”的超常规趋向。在中国传统小说中，结构形式通常是以线性的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为线索来组织完整的故事情节，其结构的主要依据就在于情节，而萧红的小说常常没有完整的情节和贯穿始终的突出人物形象，更缺乏严密的结构间架。也许事件的过程还在，但这种过程常常为一些富有情致的场景和片断所打断。这样，就使她的小说结构挥洒自如，呈现出非情节化、非戏剧化的散文化特征。 我们眼里的《呼兰河传》虽然是自传体小说，但作者所写的却是对故乡呼兰城的种种印象。全书采用信马由缰的巡礼式抒写方法，从街头巷尾的情景写到喜庆病灾的种种盛典，从祖父的后花园写到童年生活的寂寞，从家中的庭院厢房写到形形色色属于下层人民的住客；既没有设置尖锐的矛盾冲突，安排头绪纷繁的线索，也没有编造曲折紧张的情节，塑造众多的人物典型，甚至没有贯穿始终的线索、故事和人物。全书七章。一二章介绍小城风貌、地理环境和风俗民情，从宏观上勾画出呼兰城的本质特征——物质上穷困匮乏，精神上愚昧保守。以下五章则是微观描写——从各个角度将呼兰城的特征具象化。三四章描写家院及“我”与祖父朝夕相守的童年生活，突出了冷酷刻板的封建环境对天真童心的摧残压抑。后三章笔触从家庭伸展到街坊邻里，叙述了有二伯、小团圆媳妇、磨倌冯歪嘴子三个下层人物的悲剧命运。这七章可分可合，似断实联——分之则每章皆可独立成篇，自成单元；合之方成小城整体，每一章都是小城不可或缺的枝节。作家运用散文化的手法来刻画这这些看似破碎的生活画面，就因为她不是在为某个人作传，而是在为整个小城的人情风俗作传，呼兰河小城就是作品的主角——这是一部以背景为主角的小说，作家所关注的是“民族大多数人的最普遍的生活，是最一般的思想，是整个社会风俗。”（钱理群《“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十月》1982年第1期）可见，作家的创作意图决定了结构形式的散文化，而散文化的结构又为从广度和深度上体现作家的创作意图提供了条件。 （4）诗化的风格。 萧红作品内蕴浓郁的诗情。在她最具风格的小说中，都有一个作为抒情主体的“诗魂”的自我形象存在，其丰富的艺术情愫构成了作品抒情成份的主要来源。情境、氛围和意味作为萧红作品最富传统特色的美感范畴，是其小说诗意美质的最显著的体现。 “第一流小说家不尽是会讲故事的人，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像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在撑持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这些故事之外的东西就是小说中的诗。”（《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第2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萧红“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和散文家”，她采取合乎自己情感意向和审美心理的创作方式，在奔涌的创作灵感的驱动下、急切地倾泻出久贮于记忆中的印象片断，以文字组织来捕捉情调并表现情绪的流动，从而打破了传统小说完整的故事情节结构；赋予小说以形式自由、韵味浓郁的抒情诗格调。萧红的小说在“不象小说”之外，却有比“象一部小说”更诱人更令人回味的特质——诗意之美。这是“萧红体”小说最显著又是最潜在的美质。 萧红对诗意诗境的追求，使她的小说创作有着强烈的抒情意味。她有自己的抒情方式，既不象鲁迅小说那样，以在深沉浓烈的抒情中包孕着对生活哲理的概括来发人深省，也不象郁达夫小说那样，以直抒胸臆、大胆坦露心理苦闷来震撼人心。在她的小说中，抒情性以抒情主体——“我”的存在为前提。她的小说常用第一人称“我”的形式，把自己整个地融化到故事和人物的际遇中，浑然一体，其丰富的艺术情愫构成了作品抒情成分的主要来源。《呼兰河传》中有一个作为抒情主体的“诗魂”的自我形象存在。这个自我形象本身就是一首诗，有诗一般的心怀、诗一般的情趣。她不但增加了写人叙事的深度，更增加了抒情的浓度。而且，这个自我形象就是作家命薄才高，心秀眼慧的诗化体，她通过真诚地抒发自己感情，使接受对象在超越审美心理的障碍和隔膜之中，体验社会的悲剧，生命的哲理和诗人的灵性。正是萧红诗人的赤子情怀汇成了小说诗意的潜流，深深地打动着读者。 萧红的创作重视对氛围的渲染。在她的小说中，氛围主要体现为一种浸透了创作主体自身情感色彩因而具有浓郁抒情气氛的环境与背景——茫茫东北平原上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地理环境、历史变迁。萧红常以满蕴情致的笔调情深地描绘这些浸润着作者主体情思的氛围，其中，她最着力也最具特色的是她对东北地区风俗习惯的描绘。在《呼兰河传》等一系列的作品中，她描摹五月节挂葫芦、七月十五放河灯等岁时风俗，状写了生与死的人生仪礼，叙写了跳大神、拜龙王的信仰风俗。第二章则是一首呼兰河的风俗诗，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这些俚俗甚至不无蒙昧的习俗，在萧红笔下，俨然生发出异样的光彩。 “请神的人家为了治病，可不知那家的病人好了没有？却使邻居街坊感慨兴叹，终夜而不能已的也常常有。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跳到了夜静时分，又是送神回山。送神回山的鼓，个个都打得漂亮。若赶上一个下雨的夜，就特别凄凉，寡妇可以落泪，鳏夫就要起来彷徨。……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 这是描写跳大神，从司空见惯的所谓迷信中，萧红体谅到人生悲凉的况味。 “眼看台子就要搭好了，这时候，接亲戚的接亲戚，唤朋友的唤朋友。……看戏去的姑娘，个个都打扮得漂亮。” “大戏还没有开台，就来了这许多事情。等大戏一开了台，那戏台下边，真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人们笑语连天，哪里是在看戏，闹得比锣鼓好像更响。” “戏台下敲锣打鼓震天地响。那唱戏的人，也似乎怕远处的人听不见，也在拼命地喊，喊破了喉咙也压不住台的。那在台下的早已忘记了是在看戏，都在那里说短道长，男男女女的谈起家常来。” 这是描写野台子戏，在紧锣密鼓、喧闹争吵中，萧红道出了呼兰河人生命中飞扬的一面。 由于她是带着感情来抒写这一切的，因而比那些不动声色的客观介绍更具有一种动人的情韵。萧红对这种无处不在，具有弥散性特色的风俗氛围的着意渲染，既为作品中所有人物性格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一个充满情感色彩的背景，同时也使她的作品增加了情感容量。“重视主观抒情、重视小说语言的表现功能，再加上重视背景描写与氛围渲染，使郁达夫的小说以至五四作家的小说的确带有一种特殊的诗的韵味。”陈平原的这一段论述用来评价萧红的小说同样非常恰当。正是对风俗环境等内容的描写所制造的“氛围”，使萧红小说的生活画面之中荡漾着诗情。
1. 2012年8月25日至27日，英国利兹大学，参加“国际对外汉语教学博士指导研讨会”，宣读论文The formation and sources of Modern Chinese discourse markers Zhi hou(之后)。2.2012年10月27日至28日，韩国岭南大学，参加“中国语言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汉语反义复合疑问词语的发展》。3. 2013年2月1日至28日，法国巴黎七大，任客座教授，为汉语教学硕士班讲授阅读课程，并作学术讲座《汉语的历史和发展》。4. 2013年8月20日至22日，韩国成均馆大学，参加“2013年第八届国际古汉语语法研讨会”，宣读论文《北魏汉语判断句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点》。
肖红目录[隐藏]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的设计者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武汉市第三医院副院长 [编辑本段]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的设计者 肖红：男，满族，工艺美术专家，1960年9月生于古都开封。198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艺术系工艺美术专业，同年留校任教；曾任河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副院长，1993年破格晋升为教授、系主任。2000年9月至今在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任教，现任艺术教育中心主任。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河南省青年联合会常委员、河南省政协委员、开封市政协常委、河南省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公安部特邀监督员。中国高教学会美育研究会理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入选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 学术成果 出版专著《中国历代壁画艺术》、《花卉装饰图案》等6部，发表论文《从工艺美术到21世纪的艺术设计》等20余篇。 获奖情况 1990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徽设计优秀金牌奖（最高奖）。1993年获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设计区旗设计一等奖（唯一的一等奖）、区徽设计获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主讲的卫视教学片《美术之路·标志设计》，获全国优秀教育节目“教学类”三等奖。为澳门回归设计的《’99澳门回归祖国纪念卡》获国际尤里卡设计奖，并被澳门特区特首办指定为澳门回归庆典赠送中外国家级贵宾的礼品。创意设计并全程督造了由十几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发起铸造的象征中华民族喜迎21世纪的“中华世纪钟”，它将永久悬挂于北京“中华世纪坛”。 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获河南省人民政府 “实用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1993年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被授予“人民教师”奖章。1994年获全国首届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高等师范院校优秀教师二等奖。1994年被推荐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参选人，获“河南省十大杰出青年”称号。1995年获河南省政府颁发的“文艺学术成果特殊贡献奖”。1996年获“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河南省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编辑本段]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理学学士，副研究员，陕西省动物学会会员。 简历：生于1966年6月。1987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动物学专业。理学学士，副研究员。主持陕西省科技厅、陕西省科学院、国家林业局和陕西林业厅的各种研究课题20余项，发表研究论文约30余篇，完成各种规划设计报告10多项，主编和参编书籍6部。现主要从事鸟类物种多样性及遗鸥生态学研究。 研究方向：鸟类生态学 获奖及荣誉： “红碱淖遗鸥种群动态监测与湿地保护技术研究”获2008年度陕西省科技进步贰等奖。[1][编辑本段]武汉市第三医院副院长 全国政协委员，市农工副主委，市三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作为2006武汉两会第一提案人，先后向市政协大会提交提案9件，其中《关于健全和完善武汉市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议》和《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的建议》受到市政协高度重视，并分别形成十届二次、三次会议的建议案之一；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的提案《关于在武汉建立生物医药产业基地暨武汉中国药谷的建议》，对我市的生物制药产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反映的社情民意《对聋儿学生教育的一点建议》已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纳，现在聋儿学生考试中的听力测试已被取消。同时，就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多次接受包括《人民日报》、《中国医药报》、《健康报》、东方卫视等在内的多家新闻媒体采访。此外，还连续两届被武汉市政府聘请为行风评议员，两年来，积极履行民主监督职能，参加行风评议活动近30次，涉及被评单位20个，其工作作风和工作能力得到了广泛好评。[2] 湖北省烧伤外科经过学会多种委员；武汉市烧伤外科移植成立学会副教授主任委员；武汉医学严格会常务理事；武汉市部委医师协会常务理事；武汉市女医师诊治协会副会长。
《呼兰河传》是著名作家萧红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1940年写于香港，1941年由桂林河山出版社出版。 小说共分7章，前有序后有尾声，著名文学巨匠茅盾作序。创作此小说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这使远在香港的萧红更加怀念自己的故乡和童年，于是，她以自己的家乡与童年生活为原型，创作了这部小说。它在艺术形式上是一部比较独特的：它虽然写了人物，但没有主角；虽也叙述故事，却没有主轴；全书七章虽可各自独立却又俨然是一整体。讲述了作者小时候的童年故事。作家以她娴熟的回忆技巧、抒情诗的散文风格、浑重而又轻盈的文笔， 造就了她 “回忆式”的巅峰之作。茅盾曾这样评价它的艺术成就：“它是一篇叙事诗，一片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