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研究贾谊的论文

王朝更替原因及启示除古代中国外，全球其他地区的王朝覆灭后往往意味着人种、文化、宗教的更替，古罗马、印度、拜占庭等都是如此。但中国的王朝却仅仅意味着座天下者的不同，其它一切照旧。这使中国文明获得了使西方史家十分称奇的连续性。使中国文明连续不断的原因是很多的，有制度、文字、宗教等方面的因素。但我认为最根本的一条则是汉人很早就在东亚大陆上确立了人口、文化方面的绝对优势。没有这些优势，中国像西罗马帝国这样早早彻底覆灭不是不可以想象。中国文明的的另一特点是具体王朝的年限较短。少的只有数十年，如秦、隋等；多也不超过三百年，如汉、唐、宋、明等。这与西罗马立国近千年，拜占庭帝国享国近千年相比实在显得太短。可见，中国文明总体连续性的另一面是频率较高的周期性振荡。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带来生灵涂炭，社会文化、经济则随之遭到严重破坏，有时甚至于因此遭到外族的奴役。在没有过于强大的敌国外患的古代，这种周期性的变乱还不至于有亡族、亡文化之祸，但在号称“新战国”的今天，再发生这样的变乱，则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中国文明的总体连续性与周期性的振荡有什么关系吗？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吗？以后的中国能在继续保持文明连续性的同时避免振荡或者减轻振荡的烈度吗？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搞清这种周期性的振荡是如何产生的。其实类似的问题前人也问过。黄炎培曾问过毛泽东：“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许多许多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黄炎培还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但都没能跳出这一周期率。他问毛泽东有什么方法跳出这一周期率？对此，毛泽东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显然，毛泽东认为腐败是造成王朝衰败的根源，而民主是扼制腐败的良方。毛泽东的回答真的找到了问题的实质了吗？我看却未必然。因为腐败是中西共有现象，而周期性动荡则是中国的特有现象，共有现象显然不能成为特有现象的原因。那么，这一问题的本质到底何在呢？其实只要大家翻翻中国史书，就可以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现象：中国历代王朝的中晚期总伴有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秦之陈胜、吴广，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唐之黄巢，明之李自成、张献忠等。而这些农民军的主力几乎都是流民。什么是流民？流民就是衣食无着被迫流亡的人。当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能得到满足时，起来与社会既成秩序作殊死对抗的可能是很少的。而王朝的中晚期有这么大的流民队伍出现，显然是有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生计成了问题。我们可以证明在中国古代专制体制之下，大规模流民的产生是必然的。因为传统中国一向崇尚多子多福，人口的自然增长几不能节制。按徐光启等的研究，在承平年代，大概每三十年人口就会倍增。而在特定的生产力条件下，全国的可耕地有限，粮食生产总有个极限。当全国人口数超过全国土地的极限供养人口时，流民的出现将不可避免。这与腐败、土地兼并及社会制度都无必然联系，只要耕地不能增加，人口增长速度不减，生产力不能进步，这问题始终会产生。可以作为上述理论佐证的是中国人口史上有一个现象：几乎每一个皇朝由盛由衰拐点也是该王朝的人口高点。如西汉平帝时全国人口达到西汉的最高点6000万，随后则有王莽篡位及改制以及后的绿林、赤眉大起义；如唐天宝年间全国人口数达到8000万，随后就出现“安史之乱”，如国泰民安，恐怕不会有这么多人跟着胡儿安禄山作乱；17世纪初（明朝的后期）中国实际人口达到破天荒的2亿之巨，随后就有李自成、张献忠的大起义；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全国人口达到了4.3 亿，随后就有太平天国大起义。中国历代王朝的最高人口数为什么会增加，这显然与耕地面积的增加、农业技术的进步有关，但就是这样，在特定时代，可养活人口总有个上限。①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一些所谓“盛世”的末期人口数实际上已超过当时王朝所能承受的极限，而一些风吹草动般的事件如兵变、外患、自然灾难都会成为压跨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展开剩余90% 0

记得第一次知道贾谊这个名字是在高中，那时在学他很有名的政论文《过秦论》。当时虽不能完全理解文中内容，但却被文章的气势和才气所感，每每诵读，都感觉胸中激荡，久久不能平静。从老师的讲授中，略略知道，贾谊是因为梁怀王不慎坠马，自伤而死。但其中更深的原因，并不很清楚,对贾谊也并没有特别的印象，在略带一丝不解的无知中，渐渐把贾谊忘到了脑后。不久前偶读苏轼的《贾谊论》，让我在对贾谊的自伤而死感到深深惋惜的同时，也对自己在追求理想中遇到的挫折和困难有了新的认识。苏轼开篇便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在苏轼看来，人应该有两种才能:第一是才干，就是智商要高，要有学识；第二是要具备充分发挥并利用自己才干的本领。苏轼认为，正是贾谊缺少第二种才能，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意思大致是说，一个人所追求的理想远大，必须有所等待；所追求的目标宏大，则必须有所忍耐。这也是苏轼一以贯之的主张，在评价张良的《留侯论》中:“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比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忍小忿而就大谋”，一个人必定要“爱其身”，要有“方今天下，舍我其谁”的自信和豁达，才可以逐渐实现自己的愿望、抱负，才可以没有什么怨恨。一个人“有所待”和“有所忍”，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善处穷”。这里的穷，并不单指经济上的困难，还包括政治上的不得志等不愉快的处境，也就是说一个人要学会在困境中生存，不因“穷”而懈怠，放弃自己的理想。应以古哲先贤为榜样，如“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应常以“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自勉，而绝不应“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苏轼哀贾谊道：“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这也是在告诫后人，一个人不但要有远大的理想，还要有宽广的胸怀，不但要有卓越的才华，还应审时度势，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非此不能“取远”，非此不能“就大”。

对于贾谊，大家都不会陌生。他是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极具才华。可是，有才华并不代表就能够仕途顺遂。贾谊在担任太中大夫时，受到大臣周勃和灌婴的排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虽然三年之后被召回长安成为了梁怀王太傅，但后来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因歉疚也抑郁而终了。  由此可见，贾谊的一生还是很坎坷的。怀才不遇，遭受冷落，眼看自己的才智抱负无用武之地，因此才会有以吊屈原来叹息自身命运的《吊屈原赋》。   贾谊的辞赋著作皆为骚体，形式趋于散体化，是汉赋发展的先声。最为著名的就是《吊屈原赋》了。   《吊屈原赋》是在贾谊被贬长沙时所作。贾谊在赋中对屈原的遭遇表示深深的悼惜，这其实就是对他自身的处境感到悲伤，因为他们的经历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因此他将对自己命运的悲愤不平与对屈原经历的忧愁悼惜结合在了一起，表达了他对世间能人怀才不遇而奸人小人得意的局面的不满。   那么，贾谊与屈原他们的经历到底有着哪些相似之处，使得贾谊选取屈原这个人物来作为自己感怀的对象？   首先，贾谊与屈原都是满腹经纶才华之人。贾谊十八岁便“颇通诸子百家之书”。在政论文和散文上都成就颇高。屈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他开创了新诗体—楚辞，为中国的十个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其次，他们都曾仕途顺遂过，前期没有坎坷。贾谊弱冠之时就被孝文帝赏识，此后一直官运恒通。屈原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   最后，他们都遭受到小人的污蔑，被贬谪。贾谊贾谊在担任太中大夫时，受到大臣周勃和灌婴的排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屈原因遭贵族排挤诽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   正是因为这些相同之处，才会使得贾谊选取屈原这一历史人物作为对象，来间接感怀自己。可是，从《吊屈原赋》中，我们会发现其实这篇赋的很多思想感情都与屈原的《楚辞》有很大的不同。《吊屈原赋》中贾谊描绘了一个善恶颠倒、是非混乱的黑暗世界，流露出对自己无辜遭遇的愤慨与对屈原的同情。但是他并不赞同屈原以身殉国的做法。贾谊主张的是“远浊世而自藏”以保全自己，这才符合“圣人之神德”。那么他们的作品表达的思想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呢？   这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生死观。屈原所怀的是儒家杀身成仁的思想，理想不能实现就不惜殉以生命。贾谊虽然也怀有儒家思想，但是除此之外，他还兼有盛行于汉初的道家的旷达精神。所以在《吊屈原赋》中，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并没有那么深沉，；对于自身理想没有实现上，贾谊也没有那么执着，反而更豁达，像是看破世俗，更加彻悟了。   虽然从《吊屈原赋》中可以感受到贾谊的豁达通脱，但其实细细品味，还是能够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他隐忍着深沉的悲哀。